爱华网“射雕”是金庸小说在结构这一要素上臻于成熟的里程碑之作（其实“射雕”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这部小说在金著中处于“分水岭”的地位），也就是说，在“射雕”之前的金庸的长篇作品在结构上都存在着问题（之所以特别强调“长篇作品”，是因为“雪山飞狐”这部短篇的结构精巧细致，是成功的，需要把它排除在这一批评之外），而到了这部“射雕”，则完全解决了以往存在的结构问题。
正如陈墨所形容的那样，“射雕”中自郭靖出场后，就好像有一个摄像镜头，始终紧追着他来移动。表面上看，此书使用的是第三人称这一“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但实际上郭靖的视角就是读者的视角，读者只能见郭靖所见，闻郭靖所闻。没有直接与郭靖发生关系的人物、场景，统统以补叙的形式来处理，而不进行直接的描写。（当然，这只是一个大原则，事实上此书有些段落是使用了郭靖、黄蓉同为平等主角的双主线结构，这一点在后面评论到明显使用了这种双主线结构的“大唐双龙传”时再作分析。）这就提供了一个什么人物、情节需要详写，什么人物、情节只需略写的清晰原则，从而使小说的“情节”详略得当，“人物”主次有别，“结构”也就清晰稳定了。
陈墨谈及“射雕”的结构时，甚至使用了所谓的“三维结构”来进行分析，即以郭靖为主角的主线是从人生故事、江湖传奇、历史视野这三个维度展开的。我倒觉得他这个分析过于复杂，反而模糊了小说本身的结构框架。其实此书的主线就是郭靖的人生故事，江湖传奇和历史视野只是这个人生故事中的两个侧面或两项内容。从逻辑上说，它们的地位是不能与“人生故事”并列的。正是这一主线所包含的内容的多样性，使这部小说的结构虽然只有单一主线，但不至于像“隋唐英雄传”那样显得有点单薄。
要提到“射雕”的主题，很多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确实，这是“射雕”此书最明显而直接的主题，读者形成这样的条件反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主题的清晰明确。这么看来，“射雕”这一主题与“隋唐英雄传”的主题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为什么前者的表达如此成功（以至于在读者中形成了条件反射），后者的表达却是失败的呢？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主角这一“人物”的塑造之上。
“射雕”中的郭靖也是一个“高大全”人物，这似乎与“隋唐英雄传”中的秦琼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二者其实有着天渊之别，从而决定了二人形象塑造的成败。最重要的一点是，郭靖的“高大全”的形象是通过大量情节的铺垫、描写而变化、发展，最后树立起来的，而不是作者从一开始就将一个凛凛然的大侠形象推到读者面前，硬要读者接受。也就是说，主线的“人生故事”并不是简单地将一连串情节铺衍联接，而是有意识地一步步描写郭靖的成长。因此，准确地说，这部小说的主线是郭靖的“成长故事”。
我们来详细地看一下具体是怎么做的。郭靖刚出道江湖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就拥有崇高的思想境界。事实上，书中反而是写他年纪尚轻，又长居蒙古，对于南宋的家国之痛感受不深。这种描写是合理的，那时的郭靖不过是个愣头愣脑的傻小子，又在蒙古长大，对于南宋受金国欺辱自然是缺乏切身感受的。如果这时就写他已经有那么高的思想觉悟，这傻小子就不是傻小子，而是“先知先觉”了。因此，这时的郭靖不但是武功低微，未窥武学之门径，更谈不上登堂入室，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也是处于浑浑噩噩的混沌状态。他只是天性纯良、正直而已，却没有什么“为国为民”的自觉的侠义意识。他一路追杀完颜洪烈，只是出于个人恩怨，要报杀父之仇。
然而，就在他追杀完颜洪烈的过程中，他增加了一项保护“武穆遗书”的任务（呵呵，我这么形容，搞得倒像是在说RPG游戏一样）。也正是在这过程中，他知道了岳飞的事迹，受到了他“精忠报国”的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武学上，他屡遇明师，功力日深；在思想上，他于不知不觉间已经拜岳飞为师，不仅成为他的兵书的传人，更是他的精神的传人。于是，个人恩怨的杀父之仇渐渐地升华为大义之道的国家之恨。
但这时的郭靖仍然只是在思想境界上“积聚功力”，他的人生道路还没有经受过真正的考验，没有转折点，就没有突破口。直到他多年后回到蒙古，突然之间面临与杨康相类似的两难困境（杨康的困境是要在“生父”和“养父”之间作选择，郭靖的困境是要在“祖国”或“母国”和“养国”之间作选择，杨康的故事是郭靖的故事的对照和象征）。一时之间，他也犹豫了，但其母李萍的自杀殉难、舍生取义，最终诱发了他在思想上的飞跃。
当然，即使是在李萍死后，郭靖的选择也并不就是自觉的行为，而是成吉思汗已成杀母仇人，自然而然不能听从于他。郭靖在最终达到思想成熟、坚定之境之前，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迷茫和困惑，而这时洪七公的以身作则，就成了另一次促成他思想飞跃的契机。李萍之死促使他自觉地思考有关的问题，但未能使他马上明白，洪七公的警恶惩奸才真正使他从迷惑中求得正果。
由此可见，郭靖在思想上的成熟是经过了漫长的摸索：从最开始的懵然无知，到中间的若有所悟，再到后来的迷惘动摇，最后才是清晰、坚定。因此，他虽然是一个“高大全”人物，但这一形象如同从小苗成长为大树那样，在读者的眼皮底下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树立起来的。大量的情节铺垫、细致的过程描写，使这一人物形象丰满完整，因此能使读者心服口服（至少跟绝大部分的“高大全”人物相比是如此）。人之常情，是所谓的“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再离奇的东西，只要是亲眼所见，就会相信。正因为郭靖的“高大全”形象是在读者的关注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大家不觉得假，不觉得虚。
“天龙八部”的最后附有著名旅美文学批评家陈世骧写给金庸的两封信函，其中有这么一句：“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这里论及的郭靖形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克服文类困难”的例子。前面已经谈到过，“高大全”人物可以写好，但难以深刻，这一弱点制约了一部以“高大全”人物为主角的小说在“主题”要素上的深度。然而，“射雕”之主题非常深刻，并不仅仅是大多数读者条件反射下所认识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简单。当然，天才并不止金庸一人，前面我们也提到过，一部作品要结构清晰稳定，就必须有主角，有主线。然而，天才的施耐庵却可以在没有明确主角、多条线索地位并驾齐驱的条件下写出前半部结构完美、全书主题深刻的“水浒传”。因此，上述陈世骧的话，大可略作修改而转赠于施耐庵：“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的困难，‘水浒传’于结构与主题上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准确来说，“射雕”的主题并不仅仅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只是它的一个小主题。即此书有一个更大的主题，“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服从于这一大主题之下的一个分支。那么，“射雕”的大主题是什么呢？那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观、价值观的演绎。这从郭靖的性格和武功特征上就可以看出来。从小说的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郭靖的性格可以用“大智若愚，无欲则刚”来形容。这“大智若愚”并不是现在这个词汇发生了转义之后，所含有的那种“扮猪食老虎”的富于机心的意思，而是其最初的本意。正如一些金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书中的郭靖和黄蓉，前者是大智慧，后者是小聪明。所谓大智慧，不是指头脑灵活、机变百出，而是指在大关大节的重大问题上有原则、有分寸，明辨是非，黑白分明。所以，小事上黄蓉作主，一遇到大是大非，无不是郭靖说了算，黄蓉自觉地追随于后。这并不是一般言情小说中那种女子没有主见，只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庸俗设计，而是为了与主题若合符节、处处呼应，所必须进行的对“人物”、“情节”作出的相应安排。
而与“大智若愚”一词相类似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无独有偶也在周伯通向郭靖讲解“空明拳”时提到了。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作者的刻意所为。因为对应于郭靖的“大智若愚”的性格特征，安排他学习的武功也就必须有一部分来自于道家。那就更不必说“九阴真经”的哲学源头，明明白白就在道家那里了。
至于“无欲则刚”，当然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现了。儒家讲究堂堂正正做人，光光明明行事，这正是“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所在。与郭靖这一性格特征相配套的正是以刚猛无俦、毫不取巧为特征的“降龙十八掌”。“降龙十八掌”是纯粹的力量型武功，没有半点花巧在内，与黄蓉的机灵百变完全是两种风格。但正如洪七公所指出的那样，郭靖要胜黄蓉，根本无须与之见招拆招地缠斗，只需一招扫过去，多么变幻花巧的招数也自然而然被破解。这正是董千里所说的郭靖的“拙而真”压倒了黄蓉的“巧而真”。而郭靖早在大漠跟马钰学武时，就已经是因为心无杂念，而虽然愚鲁却对全真派的内功心法掌握得很迅速。这正是儒家所主张的不投机、不取巧，依正道行事的价值观的体现。
因此，郭靖的性格及其武功（武功本身就对性格具有象征意义，因此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刻画性格）是融合了儒家和道家这两个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的特征的。要特别注意的是，为了不让人物的性格有矛盾，出现人格分裂的危险，作者是有意选取了儒家和道家中最相近的特征来结合的。真正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构成都很复杂，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作者显然是经过有意识的取舍，特别选择了这两种思想中能够融合在一起的部分，倾注到郭靖的身上。像前述的“大智若愚”和“无欲则刚”，对于常人来说，“无欲”不正是“愚”吗？但对于英雄来说，其“刚”不正是其“大智”的表现吗？
上述所说的都是郭靖的性格特征与儒、道思想在价值观层面上的契合，而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实不过是儒家思想应用于人生实践时的一个具体的道德原则。因此，如果说“无欲则刚”是儒家思想的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就是儒家思想的用。或者用一个比较西化的哲学术语来说，“无欲则刚”体现的是儒家思想的形而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体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形而下。这就是为什么前面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全书的一个小主题，因为它只是“以儒为主”这一大主题的形而下的层面。
至于说为什么是“以儒为主，以道为辅”，这也是很明显的。在实用的层面（即形而下的层面），郭靖一直遵循的是儒家积极入世、救国救民那一套，而不是道家消极避世、追求自我的那一套。因此，虽然郭靖身上综合了儒道两家的人生价值观，但更主要地起作用的，还是儒家。
倪匡曾比较郭靖与萧峰二角，说郭靖假而萧峰真。这样的比较，对郭靖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郭靖是“高大全”人物，萧峰是“圆形人物”，一个成功的“圆形人物”当然要比一个成功的“高大全”人物要显得更真。如果一个“圆形人物”显得比“高大全”人物还要假，那么这个“圆形人物”肯定是失败的。因此，若只放在“高大全”人物中进行比较，郭靖的形象可以说是最真的了。
另外，前面盛赞金庸写郭靖，不是一开始就推出一个武功高强、神威凛凛的“高大全”人物，而是细致地描写他是如何逐步地成长起来的。有人或者会说，那么萧峰又怎样？金庸可没有细致地写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而是他一出场就已经是一个武功高强、神威凛凛的人物。确实如此，但这是因为两部小说的主题不同。“射雕”是演绎“儒道合一”的人生价值观，因而着力于描写在这样一种价值观的熏陶之下，郭靖是如何成长起来的；而“天龙八部”要反映的是命运对人的播弄，哪怕你是英雄豪杰、帝王将相，都概莫能免。因此，重心不是写萧峰如何成为英雄，而是写本来已经是英雄的他如何在命运之中挣扎浮沉，于是他的成长过程一概略去，一开始就从他已经是一个成名人物写起。而且，即使是这样，金庸也不是将一个英雄形象硬推到读者面前，“杏子林平叛”的前半部分已经足以将萧峰的霹雳手段、侠骨柔肠的形象刻画得呼之欲出。
由前面对郭靖的“高大全”形象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树立起来的分析，再比较“隋唐英雄传”中的秦琼形象，就可以知道“高大全”人物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把人写成神。这是一个刻画“高大全”人物的通病。梁羽生的小说就多有此通病，书中主角个个丰神俊朗、锦口绣心、武功高强、机智勇敢……总之是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于一身。这样的人物形象，第一次见到可能是眼前一亮、仰慕不已；第二次见到也还钦羡之极；第三次见到就不免觉得无聊；第四次再见到可能就变成讨厌了。（有些网上的观众就说觉得此剧中的秦琼讨厌。）这就是所谓的“审美疲劳”吧。
前面详尽分析了“射雕”中郭靖的人物形象及该书的主题。然而，有关的分析仍然是不够的，这里还需有所补充。
郭靖的“高大全”形象因为有详细的长成过程描写，及深刻的主题作支持，因而能突破一般的“高大全”人物的虚假、缺乏深度的困境。应该说，在武侠小说乃至通俗文学之中，“射雕”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主题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但如果在更广阔的文学艺术领域中进行审视的话，这部小说的主题仍显单薄。原因其实前面已经提到过，那就是真实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构成其实很复杂，有相辅相成的一面，也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作者为了使郭靖这一主角的形象符合“高大全”的标准，刻意地有所取舍，选择了儒家和道家中比较相近的内容来融合。这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必要的，但对于主题来说，就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主题的深度（尽管在通俗文学领域，这样的深度已经很了不起，但在更高的艺术层面来看，这样的深度还是显得浅薄）。因为，这样演绎出来的“儒道合一”的人生价值观，是片面而非完整的。不但郭靖的人物形象本身是“高大全”，就连主题本身也带有了“高大全”的色彩，这样的人生价值观似乎只有优点，没有缺点。
这一主题的深度有限，最明显地表现在此书中的杨康、包惜弱等形象受到严重的压抑。在“射雕”主题中的那种人生价值观的观照下，像杨康的失足、包惜弱的失贞都是一种严重的失德行为，只能从道德的角度加以审判，而无法从人性的角度对其成因进行深刻的揭示。尤其是杨康这一形象，本来他的人物性格的设定是非常有利于将他塑造成一个有深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的“圆形人物”的。然而，在郭靖的“高大全”人物形象的压抑之下，在“射雕”主题的泛道德性质的制约之下，这一人物形象并没有得到太深入的挖掘和开发。杨康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简单地处理为“贪图富贵”。他选择养父完颜洪烈而抛弃生父杨铁心的心路历程中所应该有的痛苦、犹豫、动摇、挣扎等天人交战的场景，本来是刻画“圆形人物”的绝佳题材，在“射雕”中却基本上是一片空白，顶多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当然，金庸毕竟是金庸，尽管在这样的人物与主题的压抑之下，仍然有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泄露”出杨康的个性中复杂的一面。像郭靖在牛家村密室中见到杨康为完颜洪烈披衣而大为气恼和不解那一段，就是相当精彩的灵光一闪之笔。正如前面已经一再引用的那一句“细节里出魔鬼”所揭示的那样，对杨康这一微小动作的简单描写，已经将杨康对完颜洪烈所怀有的复杂心情“泄露”出来。如果杨康仅仅真的只是为了贪图富贵而巴结完颜洪烈，他是不会在完颜洪烈睡着而无知无觉的时候为他披衣的。这样的“讨好”，完颜洪烈又不会知道，他所为何来呢？如果不是打从心底里爱这个养父，又怎么可能有这种细心体贴的呵护之举？这细节描写里还写到郭靖的气恼和不解，那就更妙了，这简直是关于杨康形象深受全书主题的压抑的一个象征。在郭靖那只有单维度的道德观念的心中，又怎么可能理解得了杨康这份矛盾复杂的痛苦心情？
另外，铁枪庙中杨康之死那一段，他在临死时精神失控、意志崩溃下骂完颜洪烈的那一番话，也是揭示其性格的复杂与内心的痛苦的神来之笔。这番话流露了杨康内心其实对于生父杨铁心未必完全无情，对于自己抛弃生父而“认贼作父”其实也有着深深的惶恐与不安，他的灵魂其实一直受着良知的无言煎熬而苦痛不堪。
总而言之，这寥寥几处的细节描写，就像一道道闪电短暂地划过黑暗，在那一闪之间照亮了隐没在这黑暗之中的杨康的内心和灵魂，向读者透露出这一个人物的心灵的悲哀和隐痛。只可惜的是，在郭靖那光芒万丈的“高大全”人物形象和风格昂扬激越的主题的压抑之下，杨康形象的悲哀无奈并不能得到充分的舒展。他不是主角，金庸花在他身上的笔墨甚至不如东邪、西毒、北丐等人。缺乏大量详细情节的描写，只凭少数几个精妙细节的刻画，虽然他的形象也树立起来，但与他的形象所能包含的丰富潜力相比，这样的挖掘实在是太吝啬了。
由此，我们要面临一个问题：金庸这样写杨康，是不是失败了？一个本来可以大加发掘的宝藏，就这样白白浪费，是不是暴殄天物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又要回到前面谈到过的施耐庵与金圣叹对于是否要腰斩“水浒传”的那个分歧上去。如果纯粹从结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水浒传”应该被腰斩；但如果要综合地考虑各个要素，尤其是腰斩对主题这一要素的影响，施耐庵的选择是更为高明的。同理，对于“射雕”来说，如果纯粹从考虑塑造杨康这一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金庸是太浪费了；但如果从整体来考虑，情况就大为不同。
试想，如果金庸大力挖掘杨康这一人物形象的丰富的悲剧意韵，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无疑，这样的挖掘将使杨康的形象上升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圆形人物”。前已述及，一个成功的“圆形人物”一定比一个成功的“高大全”人物要真，艺术价值也肯定更高。于是，杨康的形象轻而易举就会压倒了郭靖的形象，主角就会变成是杨康，而不是郭靖了。郭靖的主角地位一旦动摇的，其后果之严重是非同小可的。首先，整部小说的结构就会随之被动摇，除非金庸作大幅度的修改，使主线变成是描写杨康，那个一直追着郭靖的摄像镜头变成是始终跟着杨康，否则这部小说的结构就会走向失控。其次，小说的主题也会因此而遭到颠覆。主角是承载主题的灵魂，一旦主角变成杨康，那所谓的“儒道合一”的人生价值观的主题就会显得离题千里、言不及意。总而言之，金庸若加大力度写杨康，整部“射雕”就会完全乱了套，结构、主题无不岌岌可危。因此，唯一的选择也就只能是牺牲杨康的形象了。
金庸显然是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以几个细节描写来向读者“泄露”杨康形象的复杂性和悲剧色彩，显然不是无巧不巧的偶然之举，而是他心中明白杨康的形象本来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问题是“射雕”的主角、主线、主题都已经确立，不能为了一个配角而将这一切导向毁灭。唯一的办法，就是另外写一本小说，以类似杨康那样的角色为主角，全心全意地塑造、舒展这个人物形象，而不是在“射雕”这样一部早就大局已定的作品中三心两意地抬高杨康的地位。显然，金庸是这样选择的，其后的“神雕侠侣”就是这么一部作品。可以猜想，“射雕”中的杨康形象备受压抑成了金庸的一块“心病”，他写作“神雕侠侣”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化解这一块“心病”。杨过是杨康之子这一身世的设定，本身就充满了象征的意味。
如果“射雕”倾尽全力去挖掘杨康的形象，这一形象因设定上的先天优势，再加上金庸的生花妙笔，想必会十分成功，但这一形象越成功，“射雕”的主题如果维持不变就反而会越显得文不对题，也是尴尬之极的。
由此我们又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训：文学影视作品的创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讲究的是多种要素的融合贯通和综合平衡。首先，作者编剧要尽量使各个要素（尤其是中观层面的三要素和宏观层面的主题要素）之间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形成合力，指向同一方向，而不是互相矛盾、互相制肘，反而分散甚至抵消了彼此的力量。其次，有时不可避免，会出现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冲突的情况，那就是要作综合的考虑，压抑哪一方来迁就另一方，会造成失分最小，综合分最高。也就是说，作者追求的不是单一要素的得分最大化，而是各个要素的综合效果的得分最大化。
这一点，对于成功的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我曾考虑过，为什么金庸是如此难以超越？长久思考后的答案就是：因为金庸是全能冠军！网上写小说的真可谓是人才济济，在某些单项上逼近、甚至胜过金庸的，并非没有。但要在每一个单项上都达到金庸的高水准，综合平衡非常好的，我可以肯定地说，迄今还没有。这种同时成功驾驭多项要素的综合能力，并不是单项能力简单相加就可以获得的。所谓“1+1<2”就是这个道理吧。
前面提到，“射雕”的主题如果放在更为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审视的话，仍然是略嫌单薄。然而，这只是就“射雕”一书而言。事实上，众所周知，“射雕”是“射雕三部曲”中的一部。因此，它的主题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层面，必须要放到整个“射雕三部曲”中观照，才能得到清晰的体现。如果只着眼于“射雕”本身，它的主题是单薄的；但如果放到整个“射雕三部曲”中看，它的主题就足够宏大，不但不在金庸后期的作品之主题之下，而且就是与其它文学类型的经典作品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也就是说，“射雕”本身的主题，只是“射雕三部曲”的整体大主题下的一个小主题，它必须服从于“三部曲”的大主题。如果将“射雕”放到整个“三部曲”的大背景下看的话，它的主题就一点都不显得单薄了。其道理就如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一主题如果是单独存在的话，那么它是非常单薄的。但它只是“射雕”的一个小主题，服从于一个统辖全书的大主题。依托于那个全书的大主题，这小主题就不再显得单薄了。类似地，当“射雕”一书的大主题依托于统辖整个“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时，这大主题也同样不再显得单薄。
那么，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先依次看一下这“三部曲”中三本书的主题分别是什么，这个更大的主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前面已经指出，“射雕”本身的主题是关于“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演绎。此书特别选择了儒家与道家中思想相近的部分融为一体。然而，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其实还有着互相冲突对立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演绎，正是由“神雕侠侣”一书来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射雕”的主题笼罩之下，杨康的形象深受压抑。金庸为此特别另开一书，以性格类似于杨康的杨过为主角，尽情地刻画和舒展这一类型人物的性格。杨康的形象之所以受到郭靖形象的压抑，就是因为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一面。杨康“认贼作父”，仅仅是因为贪图富贵吗？还是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不能如此轻易地弃之若蔽履？也就是说，在杨康的性格中，“重情”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重义”的一面。杨过作为杨康之子，不但在相貌上，更是在性格上继承了父亲。当然，金庸在杨过身上倾注了比杨康更多的适合于演绎道家思想的内涵，如他的追求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道德的束缚、纵情任性等，因而其个性比杨康更张扬，更鲜明，也更丰满。
与“射雕”一书强调儒家与道家的融合大不相同，“神雕”一书更强调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为了使二者产生冲突，金庸有意地使郭靖身上的儒家精神和杨过身上的道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都走向极端，从而难以互容。郭靖在“神雕”中的形象，一方面比“射雕”中更进一步地辉煌高大（“射雕”中的郭靖虽然是“高大全”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人”，但在“神雕”中已进化为“神”），另一方面比之“射雕”中的敦厚和善良，“神雕”中的郭靖却多了几分僵化和固执。这种变化一方面使郭靖的形象既有“高大全”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加入了几分“圆形人物”的味道。
作者这样的安排，不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人物的形象，更是为主题上的转变服务。“射雕”中的儒家思想只有美好的一面，但“神雕”中的儒家思想却一度走向极端，实际上蜕化成宋代的理学。因此，郭靖性格的变化，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一种模拟或象征。前面提到过，“射雕”中郭靖身上的儒家思想体现为“无欲则刚”。然而，“无欲”如果仅仅是郭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那是伟大的。但若然郭靖把这种“无欲”的要求向外推广，强迫别人也跟他一样“无欲”，否则就斥之为“不道德”，其结果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是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了。儒家的极端化，就是如此逻辑地蜕变成理学。
不但儒家“无欲则刚”的思想在郭靖身上一度走向了极端，道家追求自我（自由）的思想也在杨过身上一度走向极端。书中描写杨过一段天人交战的经典场景，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杀害郭靖。他想杀郭靖，其一是认为郭靖对他有杀父之仇；其二是受情势所逼，需要杀他来换取情花的解药。然而，他同时 也明明知道郭靖是守卫襄阳的“长城”，一旦他死了，襄阳就指日可破，全城官民将无一幸免。在私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杨过摇摆不定。最能反映他一度有失足之险的，是他见到蒙古士兵以尖矛举着婴儿，一方面他气愤，但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受苦的时候，除了小龙女，何曾有人关心过他？于是仍然决心入襄阳、杀郭靖。
这也反映了道家的追求自我、淡化道德的思想走向极端时，将会滑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危境。这跟儒家的“无欲则刚”僵化顽固成“灭人欲，存天理”虽然是背道而驰，在性质上却是奇怪地相通的。写到这里，不由得要赞叹一句西谚“Extremesmeet ends”（译作“两极相通”或“极端相连”）的深刻性。
然而，“神雕”中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演绎，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它们的冲突，更描写它们冲突的结果并不是反目成仇、两败俱伤，而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就是说，杨过的力抗世俗之见的道家思想，对郭靖的儒家思想的僵化顽固有消毒之功（郭靖最终是默认了他与小龙女的师生恋关系）；而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家思想，也对杨过的纵情任性的道家思想有匡扶纠正之效（杨过最终被郭靖的大仁大义所感化，宁可自己和小龙女毒发也不肯杀郭靖）。因此，儒道两家在“神雕”中虽然一度严重冲突，但最后即使不能说是达到“射雕”那样的水乳交融的融合之境，但至少也是和平共处了。于是，“神雕”的主题就变成了“儒道冲突，以道为主，儒道共存”。“以道为主”是显然的，因为主角是杨过，他最后虽然也适逢其会、躬逢其盛地参与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与郭靖的决心与襄阳共存亡的坚定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的是携小龙女归隐古墓，过逍遥世外、享受自我的生活，而这当然是典型的道家作风了。
因此，“神雕”的主题虽然与“射雕”的主题，从一部分来看是针锋相对，但到最后则不无相通之处（一者是“合一”，一者是“共存”）。这决定了两书的风格都属于“正剧”.
至于到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情况又变得比较复杂。
首先，“射雕”与“神雕”的故事情节联系很紧密，“射雕”中的人物关系网大致上仍然在“神雕”中存在。而郭靖与杨过二人的性格对比也很明显，一者为“正”，一者为“反”。主题上的联系也很清楚，一者是“儒道合一”，一者是“儒道冲突”。但“倚天”呢？“倚天”与前两部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三部曲”中的地位是什么？若说情节上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很微弱的。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两部小说之间在情节上有这样微弱联系的并不止“倚天”与“两雕”。如“碧血剑”中的阿九就是“鹿鼎记”中的九难，这个人物在两部小说中地位都不弱，但这两部小说显然没有任何主题或人物上的联系，连这个人物的性格在两书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从阿九到九难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性情大变”。又如红花会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都出现过，但反而是后者成为“雪山飞狐”的“外传”而不是“书剑恩仇录”的别传。还有，独孤救败在“神雕”和“笑傲江湖”中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幻想不已的“隐形人物”，两书却也并不相干。所以，以情节来作为勾连“倚天”与“两雕”的线索，那是远远不够的。
陈墨也曾为此问题论辩过一番，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因为三者的主题都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都是行侠仗义，所以联结而成“三部曲”。这一说法显然也影响了“天人五衰——《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的作者，因此文中一开头就这样比较“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正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经历着‘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立，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反。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绝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高士在《天龙八部》逃不过恐怖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曲里侠义至上的怀疑……”。
然而，从前面对“射雕”的主题的深入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白，陈墨对于“射雕”的主题的把握是失之浅薄的。行侠仗义的主题只是“射雕”一书的大主题中的一个形而下的层面，而不是全部。而在“神雕”之中就更没有这个主题的份。前已述及，杨过虽然也兴之所及、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那为的是反映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有匡正的一面。至于说到“倚天”中的张无忌，他当然也有行侠仗义之举，但金庸小说中哪一部没有这样的行为？“飞狐外传”中的胡斐的行侠仗义难道不比张无忌的更彻底？“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众英雄的所作所为，难道就不算行侠仗义了吗？因此，这样的理由太薄弱，不足为据。
其实，只要我们把握到“射雕”和“神雕”的主题特征，“倚天”的主题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既然前两书的主题都是演绎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倚天”作为“射雕三部曲”之一，当然也不出这个框架之内。那么，“倚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从三部小说的主角的不同性格特征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已经画龙点睛地一带而过了。三部小说的主角的性格特征如果都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显然郭靖是“正”，杨过是“反”，张无忌就是“合”了。“倚天”所反映的主题，其实是儒家与道家的再次融合，但这一融合并不是“射雕”中的那种融合，而是在另一侧面的融合。
审视张无忌的性格，同样是儒家和道家的综合。例如，他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忍”，这显然是来自儒家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思想。张无忌劝阻灭绝师太不要杀魔教的人（灭绝其实是郭靖性格的极端化，而又没有杨过的道家思想来抵制、消毒的情况下的表现），其原因是他想到自己孤儿的身世，不忍心看到这些人的孩子也受这样的苦。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身上其实也有着墨家那种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事实上，墨家不但是儒道两家之外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中的第三大家，而且其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的，因而很容易与儒家融合。
除了这“不忍”之外，张无忌性格特征中最明显的儒家思想就是“有容乃大”（宽容），这与郭靖的“无欲则刚”本来就是一对的。这在他的武功中也就表现为既修练了“九阳真经”等道家正宗，也学习了“乾坤大挪移”、“圣火令武功”等外来的所谓邪派功夫。这种中外并蓄、正邪兼修，本身就是对其性格包容性的一面的象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张无忌学的“九阳真经”也好，“太极拳”、“太极剑”也好，都是典型的道家武功。他身上也有着随遇而安这非常典型的道家气质的性格。
总而言之，“倚天”中对张无忌的描写，也是选取了儒家和道家中比较人性、柔和的一面来融合的。跟“射雕”中选取儒家和道家中比较正气凛然的一面来融合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射雕”还是“神雕”，儒道两家无论是“合一”还是“冲突”，这两书所反映的都可以说是这两家思想中阳刚的一面。郭靖的“正气”乃至“顽固”，杨过的“激越”乃至“偏激”，风格都是高昂激烈的。而张无忌的性格却可以用“阴柔”来形容之。而当儒道两家如此“阴柔”地融合后，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效抑止了两家在阳刚一面走向极端。如前所述，“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反映的是郭靖性格极端化而又无杨过式的道家思想消毒时的可怕情景，而张无忌有效地阻止了她的作恶。另一方面，被人称为“魔教”的明教，其教中的人物的性格又都与杨过非常相似。（尤其是杨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竟也是姓杨的。而纪晓芙的“不悔”不正是没有受道德约束、自由地舒展自我的穆念慈吗？）在没有张无忌主持大局时，教内诸人互相不服气，弄得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明教四分五裂，几乎亡教。但张无忌出任教主后，明教不但是日益兴盛，更与武林其它名门大派走向和解，可谓从“旁门”重纳“正道”，从“边缘”回归“主流”。
这些的情节设计，都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而是无不指向小说的主题——儒道在阴柔的层面上再次实现融合。如果说“神雕”中的儒道在激烈冲突后还谈不上融合，只是互相默认了对方存在的权利，不再争夺你统治我、还是我压制你，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在“倚天”中，儒道两家是真正地再次走向了融合。而且，如果说“神雕”中儒道的互补更多是一种互相约束，以一方好的一面制约另一方走了极端时坏的一面的话；那么“倚天”中则通过两家的融合而完全消除了其中一方走向极端的可能性。
这才是“倚天”真正的主题，从而也就响应了“三部曲”的宏大主题——金庸一直在这三部小说中探讨着儒道这两大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如何冲突，如何互相制约，如何和平共存，最终又如何融为一体。“三部曲”按着“正—反—合”的逻辑顺序，梳理、反省、从而演绎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彼此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这三部小说自身的主题，无不服从于这一宏大的主题。
虽然“三部曲”是三本小说，而不是一本，因此其结构之松散，即使比之以松散著称的“天龙八部”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从主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本小说之所以能结合而成“三部曲”的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的。所谓以主题来稳定结构，这里又是一次精彩之极的示范。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为什么陈墨会在探究“倚天”的主题上犯下大错。原因在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张无忌定性为所谓的“佛之侠”。陈墨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他把郭靖定性为“儒之侠”，杨过为“道之侠”，张无忌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佛之侠”。但是，如果说前面对郭靖和杨过的定性虽然有失之偏颇（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郭靖还是杨过，虽然有“以儒为主”或“以道为主”的区别，但并不是那样纯粹地只有“儒”或只有“道”），但若只抓主体不及其余的话，还不能算是错的。然而，把“佛之侠”的名头派到张无忌身上，可就是“谬以千里”了。虽然佛家的思想在小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有所抬头（表现为谢逊听到张无忌使用“圣火令武功”到精微入妙之处时有走火入魔之象，急念佛经化解其魔性），但基本上对这本小说没有多大的影响。
诚然，金庸在写“倚天”的后期开始信仰佛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深知一部小说写到最后，是到了大局已定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改动主题，以致动摇根本。他在“射雕”中明白杨康的形象深受主题之压抑，却也能有意识地回避过份抬高杨康的地位而破坏小说中早已构建好的框架，更何况“倚天”中的主题设定同时还要受到“三部曲”的宏大主题的统辖，根本就不可能有表现佛家思想的余地。因此，金庸写完“倚天”之后，意犹未尽，赶快又写了部比较短的“侠客行”，其用心恐怕就跟他写完“射雕”后又来一部“神雕”是差相仿佛的吧。也就是为着要了结一下不能在前一部小说中一舒畅快的主题“心病”。
“射雕”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一个小主题，它依托于一个统辖全书的更大的主题。而这个全书的更大的主题，又进一步依托于一个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宏大的主题。这样的层层依托，使“射雕”的主题的深刻性大为拓深，有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单就“射雕”一本小说而论，它也许仍然不免显得单薄。但由于它依托于整个“射雕三部曲”，是这“三部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再显得单薄了。
因此，就整个“射雕三部曲”而论，它与金庸后期的多部经典之作，如“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相比，其主题之宏大深刻是足以并驾齐驱的。“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是“正剧”，“笑傲江湖”属于“性格悲剧”（“红楼梦”也是属于“性格悲剧”），“天龙八部”属于“命运悲剧”，“鹿鼎记”则是以喜剧为表、悲剧为里。总而言之，都是各有千秋，可谓“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正是金庸作品的主题具有如此的宏大、深刻而又多样性，才能出身通俗而最终侪身经典。这些，都是其它武侠小说所不可能比拟的。古龙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无疑是精品，但在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加以审视，就显出小家子气来了。黄易的作品更是尚欠时间的考验，其流行地位虽然得以确立，但它能否与古龙之作比肩，不再过十年都仍属未知之数，更谈不上挑战金庸。打个比方吧。金庸是大山，古龙是孤峰，黄易呢？现在盖棺定论还早就哩。等它变成化石了，再来判断它是钻石还是煤炭吧。所谓“大浪淘沙”，经典是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得到公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