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电视剧彭雪枫中，我们看到了老革命家邓子恢平易近人的形象。
邓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于福建龙岩。1917年考取公费留日到东京留学。1927年冬，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1928年3月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福建临时省委决议，参与领导龙岩后田暴动，建立了闽西第一支游击队，创建了闽西苏区。任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因抵制“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被免去特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务，调离闽西，以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巡视员名义，派往闽中、闽东、闽南等地开展白区工作。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长，并兼任代理土地部长。1933年又兼任国民经济部长。他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中央苏区财政税收的政策和法令，对统一中央苏区财政、巩固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等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曾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批判，降职为中央财政部副部长兼没收征发局工作。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邓子恢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4月回到闽西，组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先后任宣传、财政兼民运部长，副主席兼财政部长，同张鼎丞、谭震林、方方等一起，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1938年1月6日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开展皖东故后游击战争。1940年春率部取得半塔保卫战的胜利，奠定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当选为津浦路东人民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和参议会议长。皖南事变后，任军部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第四师政委兼淮北区党委书记，和四师师长彭雪枫一起，坚持并扩大了淮北抗日根据地。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5年9月邓子恢任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1946年10月后，参与组织了涟水战役，宿北战役，此后转入山东作战。1948年5月9日，任中原局第三书记兼中原军区副政委，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1948年冬率中原局机关进驻开封。当选为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5月任华中局第三书记、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
坚持实事求是，多次被毛主席斥为右倾，小脚女人。
1952年 10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要负责领导农村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道路倾注了毕生精力。在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然而这些正确主张，在当时却一再被斥为“右倾”、“小脚女人走路’、‘划单干民”，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出于一个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深入调查研究，向党中央直抒己见，从不考虑个人得失。
靠边休养期间还向毛主席直谏，保住了亿万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毛泽东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曾想取消它。这年6月，他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邓子恢时，突然提出这一想法。邓子恢认为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他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决意给毛泽东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第二天这封信急送中南海，毛泽东阅后感到言之有理，从此不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后来三年灾害的历史实践证明，这一点点自留地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生存的“救命地”。
痛斥浮夸风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他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实事求是搞调查，制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受到毛主席表扬。
农村生产形势的大起大落，引起了中央领导层的忧虑和深思。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
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为避免调查的片面性，他不顾劳累，又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开展调查。
调查后，他深感南方北方的人民公社虽然天各一方，相距遥远，但都同样存在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成风，瞎指挥严重，问题成堆，群众不满；亟需制定一个管理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制度化，公之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邓子恢在无锡立即指挥工作组埋头起草条例，经过反复推敲，连续奋战40多个昼夜，终于完成了《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共有66条，所以人们又俗称其为66条。
为慎重起见，他又邀请部分省委的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报送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后交口赞扬，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看到66条后，立即批示将其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1961年3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问题。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随即又出人意外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是谭震林同志他们有份，他没有份。
接着毛泽东还以责备的口气对大家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并大声询问：“邓老来了没有？”
谁知邓子恢那天身体不适，稍微迟到了一会儿，就在会场的后排找了一个位子坐下，离主席台较远，加之耳朵有些背，起初没有听清主席的讲话，当人们突然都冲着他哈哈大笑时，他甚感莫名其妙，随即问坐在身边的叶剑英：他们笑什么？
叶帅乐哈哈说道：笑你哩，毛主席表扬你啦!
毛泽东声音洪亮地说，农村工作找谁啊？还是要找邓老!他有很多意见是正确的。
过去，毛泽东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解。如今，毛泽东在大会上公开表扬他是正确的，这是人心所向，大家都情不自禁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看来，毛泽东已认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也认识到邓子恢意见的正确性。有些省委书记立即把会上的这一新动向当作特大喜讯，连夜用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本人也深受鼓舞，感到毛泽东毕竟是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他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通宵向毛泽东推荐包产到户，毛主席表示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形势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生产积极性不高。加之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依然极端困难。
穷则思变，面对贫穷和灾荒，各地群众都自发地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广西、湖南、陕西、甘肃等则有“分田到户”。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
1961年秋，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带病率工作组南下调查。他坚信群众是英雄，实践出真知，希望通过深入调查，从群众实践中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度过难关的办法。他从河南转到江西，最后到达家乡闽西革命根据地，所到之处的群众都要求包产到户。两个多月的农村之行，使他知道了许多真情实况，听到了群众的呼声，心中逐渐有了底数。
年底到了，他准备结束调查返回北京，中途路过安徽合肥决定作短暂停留。他早就听说安徽农村搞包产到户，因“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巧妙地称为“责任田”。这次他也想了解一下情况。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他作了汇报：安徽农村也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产量增加，群众满意。这是邓子恢首次接触责任田，他历来务实、求实，从安徽责任田的实践中，他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当场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
谁知第二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竟严厉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的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顿时，已经兴起、且受群众拥护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该省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为民请命，上书邓子恢反映：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深受基层干部和群众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请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他们继续试行。
此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正在当涂县调查责任田，他也写信向邓子恢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和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还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邓子恢读了两封信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什么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不公正的对待？
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宿县符离集区调查，同当涂县进行对比研究。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杂粮区。尽管两地作物不同，地域不同，但实行包产到户责任田后，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县委、区委、公社党委一致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路子，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的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理论性的陈述，列举10大变化、7大理由论证它方向对头，效果明显，利国利民。
邓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一并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坦言：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黄(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恰巧，此时中南局的陶铸、王任重对广西龙胜县的包产到户作了调查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批示：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从短短批语连用两个马克思主义的新情况中，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思想可能有新变化，于是决定抓紧时机，趁 1962年7月一天夜里，他约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驱车进中南海，面见毛泽东趁机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他手摇芭蕉扇，滔滔不绝陈述各种理由和数据，不厌其烦地汇报包产到户的优越性，从深夜到凌晨，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起初只听不说，最后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
回到万寿路宿舍大院时，天已经亮了，有人不安地问“谈得怎么样？”邓子恢乐哈哈地说：“同意啦，可以试一试!”这一天，他轻松惬意地睡了个好觉。
因积极倡导包产到户惹怒了毛泽东
我国60年代初期农村的天灾人祸，一度震惊海内外，全国上下议论纷纷，思想混乱。因毛泽东讲过农村工作还是要找邓老，许多中央机关都先后派人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情况，请邓子恢释疑解惑。
他不顾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毅然带病应邀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团校、中直机关等单位做报告，他客观分析农村形势，实事求是承认困难和问题，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赞扬和支持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认为它给解决农村的暂时困难带来了希望。
那时，尽管毛泽东私下已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在公开场合并未改变其基本态度。加之有人经常向他畅谈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都劝邓子恢对农村形势和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泽东明确公开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他感到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机会难得，决心起早贪黑，以争朝夕的姿态为会议准备有关资料。
7月17日，他再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依然汇报安徽的农村情况，继续保荐包产到户责任田。毛泽东照旧一声不吭，耐心听着，始终不表态。直到邓老起身欲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周围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准备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决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从四面八方赶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的秀丽风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谈包产到户，包产到户顿时成为谈论焦点。邓子恢目睹人们热情如此高涨，深感包产到户是人心所向，精神为之振奋。他顾不上休息，立即兴冲冲跑到毛泽东住处面谈。他想给老战友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其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风向突变不接受批判，提出辞职休养。
然而，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的主意已定。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毫无这个意思，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不欢而散。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讲话，大批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出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他严厉批判邓子恢等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１９６２年８月党中央召开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和９月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两次会上对邓子恢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观点的批判，认为邓子恢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是“支持农民闹单干”，提倡包产到户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等等。中央农村工作部也因此以“十年来没办一件好事”而被撤销。
邓子恢推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连续减产的困境，谁知却引来这么多批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面对强大攻势，他心底无私天地宽，严正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他脾气确实“犟”，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子恢不屈服、不检讨，9月份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又对他进一步开展批判，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批判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他刚正不阿，10月5日又进中南海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对他的种种批判。他还郑重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回福建龙岩老家去休养安度晚年。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而是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在广西四清期间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1962年底，我国农村正处于困难时期，邓子恢在广州哪有心思休养，经常约请广东省委有关同志同他一道到花县、从化、汕头等地了解农村情况。
中央安排他在国家计委分管银行工作，他正好可以名正言顺到农村了解金融财务情况。在花县，他对那里试行耕牛折旧、存放款办法产生兴趣，深入调查后认为它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保值、增值、扩大再生产的理论，也是反对刮共产风、制止公社剥夺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有普遍意义。后来，他让人民银行派工作组去花县作专题调查。
无独有偶，1964年元月，邓子恢从四川省委的文件中发现：该省资中县同样有耕牛、大农具折旧的经验，内心充满了无比的喜悦。他当即伏案给党中央写报告说：“从花县、资中县的试点情况看，举办耕牛、农具折旧、存放款，不仅可以保证当前农业的生产力永不衰退，保持农业的持续再生产，而且可以有效地保持生产队的公共积累，巩固集体经济。”他建议各地搞试点，逐步推广，形成制度。然而报告发走后，却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邓子恢后来得知北京、陕西、河南等地也有类似做法时，再次提笔给毛泽东、邓小平等写报告。他从经济学的角度严肃指出：“没有提留折旧金，耕牛、农机具在每年生产中所消耗的价值应该得到的补偿部分，被社员分掉了，到了该更换时就要借贷负债，所留公积金有的不够弥补，这对巩固集体经济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邓小平感到他言之有理，当即批示：印发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但因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农业规划，当然顾不上研究这一问题。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不久，邓子恢去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见到了毛泽东。他趁机向毛泽东谈起农村建立耕畜、农机具折旧制度的情况，以及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谈了很久，想引起毛泽东的重视。谁知毛泽东一如既往静静地听着，始终不吭声。此时此刻他正考虑在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清除“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
有人劝邓子恢怡养天年，不要再为农村操心。然而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同年11月，他竟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而且呆了近两年之久。
1964年11月至1965年7月，邓子恢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又转到桂林地区。由于他多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上级部门特地谨慎通知地委领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然而，地委领导对这位年迈体弱、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依然充满了无限崇敬和信任之情，处处热情接待。
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强调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要求编入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在基层实行同吃、同住，不搞特殊化，不给地方添麻烦。
为便于工作，邓子恢化名李建中，以科委干部身份参加“四清”。他经常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家常聊天，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季节，懂得耕、耙、种、收，农民误认为他是农业技术员，或者当作农业教授，谈话更为随便。
这期间，他在农村目睹社员“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拨轰，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大家实话实说：最好是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这是农民的心声。但毛泽东多次批判包产到户，怎么办？邓子恢提请“四清”党小组讨论，实际是借此统一思想，发动群众。党小组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不能闯，但田间管理责任制可以搞。因为毛泽东批过包产到户，也赞扬过工业责任制。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怎么搞谁也不知道!
党员思想统一了，邓子恢决定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韦树辉知道邓子恢的用意，也了解农民的心意，表示支持。为确保试验不受干扰，双方商定暗中试验，只做不说，对外绝对保密，不走漏风声。于是，玉林地区一场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在邓子恢的策划下，借助于“四清”的旗号悄然展开。
他是在为民造福，但也是在冒政治风险。为了亿万农民的利益，他既大胆勇敢，又谨慎细致。他让秘书经常骑着破自行车到试验点上了解生产情况，搜集[]反映，反复强调要联系产量承包，即联产承包。他曾对地委书记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起来是难包的。要解决生产一窝蜂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最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不联产不行。”
为鼓舞包产到户秘密试验的士气，增强信心，有一次邓子恢特地拿了一份广东搞包产责任制的内部资料给韦树辉看，并说：“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是联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邓子恢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先是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了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有一次，分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霍泛，见到韦树辉关切地询问此事，韦私下悄悄透露了一些情况。霍泛是邓子恢的老部下，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任过处长，一向敬重邓老。他了解此事后，同样守口如瓶，对别人保密。20多年后，他回忆此事总是感慨地说：“邓老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敢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确是错误的。”
包产到户的秘密试验极为成功：1965年，4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既符合农民心愿，又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深受当地群众欢迎，他们都由衷地感谢那位领导搞试验的“科委干部李建中”，希望来年扩大试验范围。
然而，第二年“文革”风暴骤起，邓子恢奉命回北京参加运动，群众要求扩大包产到户试验规模的愿望，由此成了泡影。事后，广西一位领导不无遗憾地说：“邓老的试验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极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知识渊博，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德高望重，被毛主席、陈毅等尊称为“邓老”。
解放前后，中共党内对一些年长且德高望重的领导人，往往习惯尊称为“某老”，如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吴老（吴玉章）、谢老（谢觉哉）、林老（林伯渠）。邓子恢也是其中之一，连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人，在各种场合讨论有关问题，或是见到邓子恢时，也都亲切地尊称他“邓老”。
“邓老”这一称呼，最早是陈毅在抗日战争时期带头喊起的。当时，陈毅任新四军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众多领导干部中，邓子恢年龄最大。因他曾经东渡扶桑，留学日本，知识渊博，加上为人厚道，作风正派，德高望重，颇有兄长风范，所以，大家都跟着陈毅尊称邓子恢为“邓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邓子恢在中南局担任第二书记。１９５３年，被调回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参与领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林伯渠和邓子恢夫妇一起把才生下不到一个月的儿子，分别托付给会昌的两对堂兄嫂抚养。解放后几经周折找回孩子时，两家却认错了。后来发现后，邓子恢仍将有残疾的范宜德留在身边抚养。邓子恢和林伯渠易子互养的事在中南海传为佳话，被评为模范家庭。
在天安门城楼上还不忘向毛主席建议允许私养耕牛。
1965年1月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计委财经工作。
1966年７月底，邓子恢接到中央通知，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此前，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已经被打倒。凭着以往的政治经验，邓子恢预感形势不妙，忧心忡忡。一回到北京，他立即参加了８月１日至１２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批判了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还突然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林彪升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中央领导班子如此大幅度的升降调整，邓子恢不但感到突然，而且很不理解。
“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邓子恢甚感茫然。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他干脆公开宣布自己要退休，想过老百姓的平静日子，开始学习如何安度晚年生活。
８月１７日，邓子恢突然接到中央通知，让他１８日到天安门城楼，陪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那天，毛泽东面带笑容，拉着他同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陈云一起合影留念。８月３１日，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外地来京红卫兵时，邓子恢又一次参加了。一年前，他在广西曾经就耕牛折旧问题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过报告，中央一直没有表态。这次他感到机不可失，于是再次向毛泽东建议允许农民私养耕牛。当时毛泽东正一心一意发动“文化大革命”，致力于抓“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对邓子恢的话题当然不感兴趣，一直只听不吭气，直到接见结束时也没有表态。邓子恢并不灰心，还想另外寻找合适的机会，同毛泽东重谈这个事关农业生产发展的话题。家里人知道此事后，都大为吃惊，认为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大谈耕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可是，邓子恢却不以为然地说：“允许农民养牛，对生产有利，对国家有益。凡是利国利民的建议，就应该提嘛！”
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硬是不检讨，家人只好代写检查过关。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场大劫难，许多领导人都先后身陷困境，历遭磨难。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也不例外。然而，这位久经考验的革命老人，在汹涌的“文革”政治风浪里，依然一身傲骨，正气凛然，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大雪压顶松不弯”的气概。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后来家人代他写了一份检查交了上去，才得以过关。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闭幕大会上，毛主席说“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其实，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除了陈少敏不举手，不少像邓子恢一样的老革命家都是违心同意通过大会决议的。
盖棺定论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敬佩其敢说实话，称赞他“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特意送了花圈。
1981年3月 9日，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彻底平反，文件中说：“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邓子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卓越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邓子恢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充分肯定和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