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也许是因为这次的回顾涉及到了更加翔实和丰富的视频资料；或许是因为和第一次了解这个实验时相比，今天的自己有了那么几年的工作经验和更多一点的生活阅历；抑或两个原因兼而有之；总之，在再次回顾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之后，让我有了一些从前没有过的启示。
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加深了对于环境影响力的认识。诚如津巴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所说，面对着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件的被告，他觉得更加有必要批评的，不是这些出现非人行为的士兵，而是造就了这些行为的机制。因为斯坦福监狱实验已经证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无论你在此之前是如何善良的人，一旦你进入到那样的环境中，不用多久，你在那个环境里的心理和行为就会产生足以令你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变化。
工作多年，多少在过几个公司，也看到了不少身边人的经历和际遇；总结之后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不论在何种形式或者性质的组织中（商业公司、事业单位或者公务机关，抑或NGO或其它民间团体），我们总能找到一些处于权力层的人，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多少有些扭曲。当太多太多的普通职员在抱怨这些人的所谓“变态”的不合理信念和行为时，却往往忽略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并不是这些人在主观上有强烈的意愿想要扭曲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而是因为环境的影响。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以及它的现实版本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揭示给我们的事实那样：扭曲的机制最终造就了扭曲的人性。所以，如果可能，与其去批判人性，不若去改善造就这种人性的环境。
而这一点，也给了众多如我一般正在从事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辅导的从业者们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个体的心理问题或行为障碍，也许不是仅仅从个体入手就能解决的。尽管我们无力去改变社会或者大环境，但在实施咨询、辅导或者治疗的时候，不应该忽视了来访者的生活环境对其心理和行为造成的影响。诚如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其中必然不会缺乏家庭环境或者学校环境的原因；而有效的咨询、辅导或者治疗，更不应该遗漏了在可能的范围内对环境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比如，家庭治疗的介入，或者教师、监护人的面谈等。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2010年发生在昆明的，轰动全国的“云秀暴力”事件。虽然无法介入到事件当中，但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把这种行为仅仅归咎于施暴学生的“道德问题”、“心理问题”或者“行为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当大众惊讶于这种暴力行为和施暴者年龄的巨大反差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之间，由于物理、生理以及心理条件、人际关系构成的环境因素对这次暴力事件最终成形的影响（据媒体报道，受害学生 平时人际关系就不怎么好，经常与人斗殴。从这一点来看，当她遭遇别人的暴力时，环境，当然，主要是身边的同学，会更加倾向于放任不管。就如同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模拟狱警对模拟囚犯施暴也不会遭到干涉类似）。由于无法深入了解，所以很难确定这次暴力事件的环境构成。但是，不论怎样，“云秀暴力”事实上也可以视作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一个变体版本（在这里，模拟预警换成了施暴的男生；而模拟囚犯换成了缺乏人际支持和社会支持的受害女生）。所以，再次理解：扭曲的机制最终造就了扭曲的人性。
其次，斯坦福监狱实验揭示的事实，是作为一个从事心理治疗或者心理辅导的从业者尤为须要注意的（个人观点），那就是处于咨访关系中的咨询师，应该有相当的自觉和自我抑制能力。
在由相对封闭的空间、特定的时间、专业性权威等因素构成的咨询环境中，咨询师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这个环境的权力主导者（不论你是采取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行为矫正抑或人本主义疗法）的角色。这意味着，也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我们已可能经成为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模拟狱警。就像我们很容易在中小学的课堂上看到教师对学生表现出来的，旨在满足自己维护所谓秩序（根据津巴多教授在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这种“为了维护秩序”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性阴暗面的借口”）的攻击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体罚、精神性惩罚、隐私侵犯、财产侵犯等。而作为拥有咨访关系主导权的咨询师，也许也无可避免地会受到这种主导权的影响。
就像在接受采访时，津巴多教授提到了在1971年实验当时，在他自己身上出现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模拟囚犯在实验过程中邀请自己的亲属到斯坦福监狱实验室参观时，他正巧也在实验室（据津巴多教授说，一般情况下，作为实验的研究者他很少到实验室现场，更多的时候，他是通过设置在实验室的摄像器材记录的影像资料进行研究）。而他的一个细微的动作恰巧被摄像机记录下来。那就是，他走在了前来参观的人群前面，并且双手背在后面。
“这是军队首长或者政治领导阅兵时常有的姿势。所以，看到自己也这么做了，我就意识到，在不知不觉当中，我把自己当成了斯坦福大学鉴于实验的监管人。”津巴多教授是这样评价了自己的行为。事实上，即便是他意识到自己已经由一个“研究者”变成了一个“监管人”之后，他依旧没有停下这个实验，直到他过去的一个研究生来进行参观的时候。那个研究生看到了视频记录中模拟狱警对模拟囚犯实施的各种暴力行为后，表达了相当的震惊和愤慨。这时的津巴多教授才意识到自己坚持这样的实验是多么地不人道（事实上，这也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受争议的地方。因为这个实验已经触动了伦理的底线）。
正是因为身为整个项目的研究者，津巴多教授拥有了主导实验的权力，而这个实验环境中的权力，最终让他自己也表现出了几近丧失人道的举动。幸而得到了提醒，并且由于模拟囚犯的要求，原本计划两周的实验仅仅持续了6天就宣告结束。
然而，仅仅只是6天的实验，却也足以证实人性的罪恶，受到环境的影响是如何之深，以至于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抗拒。而这一点，也正是作为心理咨询师必须充分自觉的问题：在以咨访关系为主体的咨询环境中，我们是否在不经意间已经开始违背了伦理道德呢？例如：（出于满足自己好奇心的需求）过度探究无关紧要的隐私信息，或者因为有额外的好处（例如自我膨胀的满足、虚荣心的满足）而对本应处理的移情放任不管，抑或对难以处理的阻抗（因为这可能严重违背了我们对来访者会表现出配合行为的预期，也可能违背了我们预设的咨询目标）表现出攻击行为等等。类似的情况在当今的医患关系中显得尤为普遍，当然，也包括我们都很熟悉的各种个人信息的出售行为（例如私人电话、私人电子邮件等“被外泄”）。
斯坦福监狱实验（或者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案）已经无可置疑地揭示了这样的事实：不论出于何种原理（一种比较具有可能性的解释是，潜意识的学习和选择，在实质上影响着我们意识层面的心理状态和行为特征，斯坦福大学的教授Robert Zajonc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家JohnBargh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以证明人的选择并不总是理性和有意识的），环境（事实上主要是构成环境的机制）对身处其中人们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影响巨大的。也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在咨访关系构成的咨询环境中，心理咨询师更应保有相当的自觉和自我抑制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