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推背图》之迷说：《推背图》在人们心目中曾经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好像它真的包含着什么"天机"，预言着未来的社会变迁，而且有诗又有图，在中国大陆以外被一些人称为"中国七大预言"之首（注一），所以在我们没有见到它的时候，倒是颇能耸动一些好奇心。但是建国以来，《推背图》一直被当成禁书，不要说市面上不能出售，就是家里收藏也是违法的。人们有一种毛病，越是不让看的东西就越是感到神秘，一来二去，不少人心里真的以为《推背图》中藏着什么天机，不然的话，为什么政府不让我们看呢？记得在"四人帮"快垮台的那年，有人就对我说过："那伙人快完了。某县某村里有位老先生，用《推背图》推出来的。"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推背图》并没有关于"四人帮"的"信息"。但当时人们可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民众对"四人帮"的灭亡已有预感，二是正因为谁都不知道《推背图》是什么东西，所以才可以用它来做"证明"。尽管民众仇恨"四人帮"的情绪是合理的，但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终究还是不对头。事情很明显，这种谁也不知何物的《推背图》是谁都可以利用的。要破除人们对《推背图》的迷信，制止一些人利用它图谋不轨，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大家知道《推背图》究竟是什么东西。近几年国内的书摊上陆续出现了几种版本的《推背图》，大多是从港台"引进"过来的，一时很抢手，但一哄而后，便被冷落，看过的人不禁恍然：原来不过是这样！这就证明它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老百姓也不是那么容易上当的。
但是如果只是把《推背图》印出来，那还是不够的。国外已经有了专门研究《推背图》的专家，他们当然不是想从中找出什么"预言"，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我们眼下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版本的《推背图》我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想看一看了。所以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只能"将就材料"地介绍一下《推背图》的知识，这样比单纯地用一句话把它骂倒更合情合理一些。
说起《推背图》的缘起，倒是很神秘。唐朝有个叫李淳风的术士，精通天文历算，曾经因为预感到不久将有武则天乱唐的灾难，便推算起来。他推算得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被另一位术士叫袁天罡的推了一下后背，道："天机不可泄漏！"他这才罢手。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李淳风便把他推算的成绩，写成诗歌，又画成图画，通过袁天罡上奏给唐太宗。这种事关国家机密的东西当然是不能再让别人看的，可是不知怎么泄漏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这《推背图》不仅把有唐数百年，而且连此后的宋辽金元明清的治乱兴衰都预测得分毫不差。真是前无诸葛亮，后无刘伯温！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它那一幅幅图画，把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外服饰也都预测出来了，满清的花翎马褂，洋人的西服革履，全部画得维妙维肖，如果再描绘得细致一些，完全可以供时装设计师做流行预测的根据了。
但是，如果再细心地看下去，问题就会出来了。吹毛求疵的读者要问："满清的人穿马褂是不错的，为什么唐朝时的胡人也是顶戴花翎？这不成了唱《四郎探母》，辽国的公主和大清国的格格一样了？莫非李淳风是近视眼，千年之后洞若观火，百年之内却一塌糊涂，连自己穿什么衣服都搞不清了？"还有的读者更爱叫真儿，从地摊上买了几种，对照来看，竟然发现几种并不相同，不但图不同，诗也不同，预测的下限自然也不一样。有的预测到清朝初年，有的预测到日本侵华、八年抗战，甚至还可以找到对"文化大革命"的"预言"。据说，海湾战争打过去不久，关于海湾战争的"预言"就已经在《推背图》中发现了。（"飞者非鸟，潜者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飞的不是鸟，是飞毛腿和战斧巡航导弹，潜的不是鸟，是核潜艇。这不就是海湾战争么！）
这结论只能有一个：这些《推背图》中未必有真，肯定有假。
心急的读者当然急于知道究竟哪一种是《推背图》的真本，可是这实在"说来话长"。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回答，那只能说：可以说全都是真，也可以说全都是假。
1998年10月我购到有《推背图》内容的千古人豪刘伯温锦囊秘集一书的翻版本（2008年元旦后我才学会、开始上网，就看到《推背图》之谜，3月5日复制、粘贴），经过几年时间研读，就从《推背图》之谜提出的问题开始，谈谈个人对《推背图》的一些浅见。《推背图》之谜首先提到的是：记得在"四人帮"快垮台的那年，有人就对我说过："那伙人快完了。某县某村里有位老先生，用《推背图》推出来的。"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推背图》并没有关于"四人帮"的"信息"。但当时人们可以这么说，一是因为民众对"四人帮"的灭亡已有预感，二是正因为谁都不知道《推背图》是什么东西，所以才可以用它来做"证明"。尽管民众仇恨"四人帮"的情绪是合理的，但用这种方式来证明终究还是不对头。事情很明显，这种谁也不知何物的《推背图》是谁都可以利用的。要破除人们对《推背图》的迷信，制止一些人利用它图谋不轨，最有效的办法是让大家知道《推背图》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样我就从《推背图》四十二象谶曰第三句的：长弓在地和第四句的：危而不危开始来分解《推背图》是否是预言"四人帮"垮台的信息内容。在这里长弓是指长矛和弓箭，长矛和弓箭在古代是军人杀敌的进攻性武器。天子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一文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掌握武器的人民称为民兵，因此地字在这里是代表民兵。"四人帮"横行时的张春桥虽然是1975年1月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他是调动不了一兵一卒的，其他（她）三人就更没有调动一兵一卒的权力了，"四人帮"阴谋想夺取政权就是民兵，预言与现实是相勿合的。
长弓在地。危而不危是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和汪东兴，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被抓之后，中央稳住了上海，不久又改组了上市委。"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一起，被中央隔离审查，不费一枪一弹，化解了一场危机，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预言的灵验，就值得研究了。
"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由来已久
"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抓枪杆子的图谋，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71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过：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以后王洪文一直想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6月14日，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借解决上海、浙江问题为名，跑回上海，一住就是105天。他在上海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抓民兵，布置检查"第二武装"力量。9月18日，他对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说了一通私房话，强调："你们民兵很重要，将来要准备打仗的，你们要警惕，你们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要听民兵指挥部的指挥，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准备，人家一个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不是站得住。"1976年9月20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前的半个月，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听取徐景贤的汇报。张春桥点拨徐景贤要抓好民兵。后来在清查中发现：上海为了把民兵搞大，花了很大的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上海财政局有一个资料：从1974年到1975年9月，"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购置的枪支达48462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以及40多万步机枪的零部件。他们打算要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团，配备一三O火箭108枚、高射炮782门。9月28日，张春桥特地派他的秘书到上海，指示说，阶级斗争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严重的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如何联手除“四害”
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与叶剑英在天安门城楼上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就拿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来说，把他们捉起来，周总理不会，小平他也不会。我就没有想到！这一招是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记述当年这一过程的文章有很多，然而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其实，促成这段历史的是我的父亲熊向晖。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熊蕾
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
这次批判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将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很多人在揪着心，看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熊向晖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谁也说不上来。
初识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去世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那一伙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熊向晖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1976年4月。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彻底下台、华国锋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就在这时，杨振宁要来北京。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的熊向晖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熊向晖向华国锋汇报了此前邓颖超会见杨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见了他，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17日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熊向晖印象极为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作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熊向晖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作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叶帅施韬晦之计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熊向晖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熊向晖，熊向晖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熊向晖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这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熊向晖和四位老帅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熊向晖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熊向晖的意见。熊向晖说，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熊向晖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熊向晖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
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熊向晖去谈话。熊向晖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熊向晖说，虽然王震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熊向晖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熊向晖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熊向晖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熊向晖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有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熊向晖这里来，沟通消息。
熊向晖向叶帅挺华
熊向晖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熊向晖。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熊向晖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熊向晖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选基说，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熊向晖答应约个时间去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熊向晖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熊向晖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叶帅说，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说话，从来都是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熊向晖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熊向晖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熊向晖想起这件事，才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他把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插话。
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不能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熊向晖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
熊向晖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熊向晖给叶帅讲了两件事。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谋杀。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熊向晖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他发现，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熊向晖，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熊向晖的老战友。
熊向晖说：他病了。华问罗青长住在哪里。熊向晖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熊向晖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听了这话后，华国锋站住了，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会堂外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就这样，罗青长住进了北京医院——至今健在。
熊向晖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叶帅听了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熊向晖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人物名片
“一人可顶几个师”的中共情报英雄
熊向晖(1919年4月-2005年9月9日)[1]，男，安徽凤阳人，1919年4月生于山东掖县(今山东莱州)。原名熊汇荃，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后三杰”之首（申健和陈忠经是另二杰）。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
熊向晖同志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一直从事党的地下秘密情报工作，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特殊贡献。
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美国留学。之后不久，胡宗南知道了熊向晖的真实身份，气得暴跳如雷。1949年11月，熊向晖接到周恩来的邀请，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当他走进勤政殿时，看见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国民党高级官员也在里面。这些人见熊向晖走进来，亲切地问：“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哈哈大笑，说：“他可不是起义，他是归队。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一是和你们聚聚，谈谈心，二是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大家坐定后，周恩来指指熊向晖，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说完，周恩来爽朗地大笑。众人大为惊讶。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战斗在党的统战和外交战线上，为党的统战和外交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62年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 1967年1月，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70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1971年和1972年，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理，参加了中美重大外交活动。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任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1972年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1978年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1982年后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党组书记、副董事长。1993年离休。
熊向晖同志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2005年9月9日，熊向晖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熊向晖同志逝世后，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等领导同志以不同的方式，对熊向晖的逝世表示哀悼，对其亲属表示慰问。
熊 蕾：熊向晖之女，新华社高级编辑，对外部中国特稿社副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1981年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美国东西方中心杰斐逊学者。除负责组织对美国《科学》、香港《南华早报》等报刊杂志的供稿外，自己在美国、英国、法国、韩国、菲律宾、印度以及中国香港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英文报刊杂志发表。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策划实施、粉碎"四人帮"过程
华国锋、李先念秘密会面
华国锋说：（华国锋1921年2月16日出生，山西省交城县人，原名苏铸，1938年投身抗日战争，华国锋取意于"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其儿子苏姓。）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6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认为华国锋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又打又拉。华国锋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华国锋也是两人。而且19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华国锋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师休息这么一句，华国锋估计这和"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师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人帮"以为邓小平同志遭批判了，总理或代总理的职务非张春桥莫属了。上海为了制造舆论，已经贴出了大标语，要求张春桥当总理。毛主席知道后，一方面批评上海，要求覆盖大标语；另一方面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主席处于弥留状态时，政治局委员分组去向他告别。吴德和叶帅、先念同志是一组，毛主席当时还有意识，他们报上自己的姓名时他还知道。吴德记得当时毛主席的手还在动，好像要找眼镜或什么东西。向毛主席告别后，他们刚退身到门口，毛主席又让叶帅回去一下，吴德和先念同志也没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门口了。吴德看见叶帅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好像要说什么话，但已经说不出来。叶帅停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个夜晚，他们谁也没有离开，吴德记得我们都在毛主席住的房子的走廊里看心电图监示器，一直看到监示器上的图形没有任何变化、任何跳动为止。我们在极大的悲痛中意识到毛主席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毛主席逝世，举国悲痛。1976年9月9日，凌晨2时许，政治局在毛主席住地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治丧问题。江青在会上大哭大闹，说毛主席是被邓小平气死的，要求政治局继续批邓并立即作出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决定。江青闹得很厉害，致使会议没法继续讨论问题了。后经与会大多数政治局同志的抵制，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认为治丧问题是当务之急。这样，会议才没有讨论江青提出的问题。
会议接着研究，如何解决毛主席的遗体保留问题。"四人帮"这时躲开了，他们不参与这件事情是存心找茬儿。如果不保留毛主席的遗体，"四人帮"就会将它作为指责中央和华国锋的一条罪状；保存遗体的技术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如果要保留，一旦遗体出现了意外的情况，那就更是逃不掉的一条罪状。"四人帮"居心险恶，因为这件事，华国锋还同江青吵过。
1976年9月10日，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和华国锋，在中南海紫光阁擅自开设"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并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在毛主席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有些解决不了的、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各省、市、自治区的报告和请示，要直接找被指定的值班人员（他的秘书）。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认为情节可疑，便立即打电话报告了华国锋。经汪东兴查明情况上报中央后，华国锋、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同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通了气，大家极为震惊，并立即采取两点紧急措施：
一是，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知王洪文，立即关闭未经中央同意开设的"中央办公厅值班室"。
二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打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军队系统，凡重大问题，均应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请示报告。
毛主席逝世后，被"四人帮"控制的北大、清华都有活动，姚文元、迟群等人还动员很多人向江青表忠心、写劝进信。当时还传出风声，说有些地方在准备庆祝，会有特大喜讯等。种种迹象使华国锋认识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只有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才能挽救危局。
1976年9月9日凌晨（丙辰年八月十五中秋节的下半夜，往年中秋之夜广州市的天象是秋高气爽，月亮圆又亮当空高悬，供人们尽情的的欣赏，而当天晚上月亮从初升就是灰蒙胧的笼罩着天空，使人的感觉是灰黄色的天空阻隔了视野，人们谁也不会想到毛主席现已处于病危，天象是这样是否是巧合，还是上天巧安排），异人（集伟人、诗人、哲人于一身）毛泽东主席逝世，江青集团认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时机到了，因此更加疯狂发难，密谋策划，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华国锋警觉到江青集团的严重危险。在毛泽东治丧期间，华国锋于9月10日下午借去北京医院看病为名，紧急到西黄城根9号李先念住处，事先也未打电话通知。
李先念对华国锋的到来感到有点突然，把他让到办公室，关好门。两人坐下后，华国锋说，我在守灵，是借出来看病到你这里，只能坐10分钟。接着谈了当时"四人帮"发难的简要情况。并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特请你亲赴西山代表我去见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问一问叶帅的意见并请叶帅考虑采取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也请你考虑这一问题。李先念以惊喜的心情表示，完全支持和赞成华国锋的看法和意见，一定尽快去见叶剑英。两人谈话不到10分钟，华国锋看了一下手表说："我该回去了。所以李先念在1977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说："去年10月，粉碎'四人帮'，这是经华国锋同志提议并征得中央多数同志同意后实施的。"
华国锋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华国锋与叶帅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华国锋去参加了见面。叶帅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华国锋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华国锋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特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
华、李谈话后隔一天，李先念到叶帅处转达华的委托。为了避免被"四人帮"发现，李先念同志也采取了跟华国锋相似的办法，李先念对工作人员说，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心。车子快到植物园时，他突然对司机和警卫说，去西山叶帅处，到了门口才叫警卫人员打电话，说他要见叶帅。叶帅感到非常突然，因为他们曾有"约法三章"。李先念进院。叶帅正在楼前等他。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叶帅问他，你怎么来了？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来？两人就没有再说什么。叶帅将李先念让到屋里。两人坐后，叶问李：你来是公事奉命还是老交情看望？李答：都有。这时叶剑英打开收音机，以防有人窃听。叶帅耳背，又加上收音机干扰，李先念说话，他听不清楚。两人商议用笔写，然后烧掉。
当李先念写了"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时，叶剑英写下了"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李先念写了"请你考虑时机和方式"，叶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叶帅写了陈锡联的名字，打了一个问号。李先念写："完全可靠，请放心"，并简要介绍陈锡联两次同他谈话的情况，两个人连写带谈不到30分钟。
李先念从叶剑英处回来，当天就把同叶帅谈话的情况和叶帅的态度报告了华国锋，并告诉华，为了保密和联络方便，要搬回中南海住，还约定每天晚上用都能明白的语言在保密电话中通报情况。后来李先念曾几次表扬39局，说粉碎"四人帮"这么机密的事，没有任何泄漏。李先念搬回中南海后借谈工作之机分别和一些领导人谈话，了解动向和对"四人帮"的态度。同他谈话的人，都是忧心忡忡，表示对"四人帮"不满。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与此同时，李先念和陈锡联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李先念去洗手间，陈锡联随后也跟着去了，在洗手间，陈锡联对李先念说，那几个人可能要动手，要当心。李先念急忙摆手不让他说下去。
共商大计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华国锋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他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挑选可靠人员（汪东兴当时在中央高层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8341部队政委兼党委书记，整个中央首脑机关以及一些重要的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都是由汪东兴负责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这个问题上，华国锋是希望取得汪东兴的支持，取得汪东兴的参与。一开始华国锋也心里没底，后来通过跟汪东兴商量这件事的时候，汪东兴非常赞同，而且是积极支持，当时粉碎“四人帮”有两个组，一个叫宣传组，由李鑫负责，另外一个组叫行动组，这个组由汪东兴负责。据吴德回忆，整个行动组一共是50多个人，50多个战士，这些战士都是由汪东兴一个一个亲自挑选和审定的。对于这个行动组，对于“四人帮”逮捕的行动具体方案，也是完全由汪东兴具体商量和策划确定下来的，从一开始商量，一直到最后实施这个行动，也是完全由汪东兴来直接指挥的。所以，在粉碎“四人帮”这个事件当中，应该说汪东兴所做出的贡献，汪东兴所发挥过的特殊作用，不应该被埋没，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吴德说过，实际上在这样一个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当中，汪东兴的功劳并不在李先念之下，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史的事实。）华国锋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
筹划粉碎"四人帮"，既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又关系到参与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只能由华国锋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几个人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分头进行。
在国务院，华国锋和李先念商定利用看电影作掩护，进行秘密磋商。毛泽东治丧活动结束后，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开始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有时电影放映开始后或结束后，几个人就到小礼堂旁边的武成殿会议室通报情况，商议事情。所有服务人员送完水都不能再进去。
毛主席吊唁仪式的第二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参加吊唁和守灵。中间休息的时候，叶剑英副主席到了福建厅，他一见到汪东兴就说："一方面我来看看你，一方面来听听你对形势的看法。毛主席逝世是一件很不幸的大事，我们都很悲痛可是还有人不顾大局多方干扰。江青在讨论毛主席丧事的会议上，闹着要开除邓小平同志的党籍。姚文元跟着起哄，不必去说它了。而政治局中竟有人毫无根据地说主席脸色发紫，怀疑是医生害死的，弄得医生们很紧张。好在王洪文、张春桥都参加值班，不然又要颠倒是非了……"
叶帅接着问："现在江青他们还在中南海活动吗？"
汪东兴回答："江青这两天在中南海跑到毛主席住地，要看主席那里的文件，被拒绝后江青大为不满。她又要闹事了。主席逝世后，他们的活动更加频繁，更加明目张胆了。"
叶帅说："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好，我们隔天再谈。"
9月15日，叶剑英和汪东兴由吊唁的北大厅，来到东大厅南侧的一间办公室里，又开始了交谈。
汪东兴把近日江青要华国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主席处文件处理的问题，并且提出她、姚文元、毛远新和汪东兴都要参加常委会的事情向叶帅做了汇报。
叶帅听后说："他们气势逼人，向华国锋出难题，逼他表态。"
汪东兴说："那天因为夜已深，没有打扰你。国锋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改为，中央常委会听取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对毛主席处文件处理意见的汇报。"
叶帅插话说："好主意，我们不能上当。他们正在挖空心思向华国锋施加压力，向中央常委会要权力，想挤进中央常委会内。想不到今年我们党先后有三位领导人与世长辞了，'四人帮'乘机作乱，中国革命处于危难之中。"
汪东兴说："江青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他们的斗争是势不两立的。主席生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讲过周勃、陈平平吕氏之乱，巩固汉室的这段历史，我看主席这话是有所指的。"
叶帅点头说："'四人帮'的罪恶比吕氏尤甚他们迫害致死多少老同志啊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眼下我们不得不防啊！"
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
一
华国锋同志告诉武健华（武健华同志是粉碎“四人帮”的亲历者之一，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当时叶剑英同志非常谨慎，他没有与李先念同志商量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同志还对武健华说，他还在11日找了汪东兴同志商量此事，汪东兴的态度很明确，表示了坚决支持华国锋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华国锋约李先念和吴德谈话，交换对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吴德表示支持华国锋同志的意见和所下的决心，并说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一是抓起来，二是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用投票的办法解除他们担任的职务。吴德偏重主张用开会的办法来解决，说我们会有多数同志的支持，反正他们最多只有四张半的票。这个半票是指跟着"四人帮"跑的吴桂贤，吴当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表决权。
李先念插话说：你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上台的吗？
吴德说：当然知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是少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多数。赫鲁晓夫借助朱可夫的支持，用军用飞机把中央委员从各地接来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的人占了多数，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遭到失败，被打成反党集团。
随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分析和估计了当时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情况。他们认识到：在政治局开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员会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们没有把握。"十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许多属于他们帮派的人和造反派的头头塞进了中央委员会，如果召开中央委员会，在会上投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是要冒风险的，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他们一直讨论到第二天早晨5点，认识一致了。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庆活动。由于毛主席刚逝世等原因，政治局决定：不举行游行、联欢等庆祝活动，只是召集一些工农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会；政治局的同志可分头到工厂、农村去看望工人、农民。
9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的会议由吴德主持，会议的气氛从一开始就显得很紧张。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等进来时脸都拉得很长，其他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包括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是这样。会议先由工农兵代表发言，而后，吴德说请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这时，其他的人还没有讲话，华国锋就急着站起来发言，并且讲得很短。吴德意会到华国锋这样做是要快点结束会议。华国锋一讲完，吴德就起来宣布散会，避免在这样的会议上发生什么问题。从当时会场上的形势看，"四人帮"是准备了要发言的。
会议散后，我们到国务院小礼堂看了一场电影。看过电影后，华国锋、李先念和吴德在小礼堂旁边的小会议室又商谈了解决"四人帮"的时间和可能发生的问题。李先念同志积极参加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前期工作，但对"四人帮"何时采取行动，他是不知道的。他当时非常关心，曾多次打电话给华国锋，询问有关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江东兴同志也是出了大力的。
华国锋、叶剑英找汪东兴谈过几次，具体研究了解决"四人帮"的办法。当时成立了两个小班子，一个准备有关文件，由李鑫负责；另一个负责对"四人帮"实施隔离审查，这个班子的人员是由汪东兴亲自从中办和中央警卫团挑选并个别谈话后组织起来的，大概五十多个人，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一个组负责抓一个人。
10月2日，华国锋到吴德的住处，就解决"四人帮"问题与吴德进一步商议。华国锋要吴德深思：把"四人帮"抓起来后，全国党政军民会有什么反应，应采取什么对策；北京市如何配合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
华国锋当时还问吴德："四人帮"在北京市有什么爪牙。
吴德说有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也该隔离。华国锋同意。
华国锋问：首都不能乱，首都一乱，全国就有可能发生大问题。稳定首都的问题，由你负全责。
10月3日或4日，吴德到华国锋处商量事情时华国锋提出，叶帅告诉他北京军区在昌平有个坦克六师，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常去那里活动，叶帅对这个师的情况不放心。
华国锋问吴德如果这个部队违抗中央的决定，支持"四人帮"把部队开进北京市区来，北京市有没有力量把它拦住。
吴德对华国锋说：有无把握，我得问一问北京卫戍区。
华国锋问：北京卫戍区靠得住靠不住?
吴德说：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对"批邓"是不满的，对"四人帮"很反感。我是卫戍区的政委，了解吴忠的思想情况，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我相信吴忠是会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和我们一致行动的。
吴德和华国锋谈完话，就去找了吴忠，向他谈了中央解决"四人帮"的考虑和决心。
吴忠向吴德保证说：北京的卫戍部队有能力保卫首都安全，请中央放心。
吴忠告诉吴德，在坦克六师旁边，北京卫戍区驻有一个坦克团，如有情況可以起作用。
与吴忠谈话后，吴德立即将情况向华国锋作了汇报。
华国锋说：新华社、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飞机场、邮电局等单位要由卫戍区控制起来。他说卫戍区的部队要交由吴德负责，让吴德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解决北京卫戍区部队调动的问题。华国锋说，陈锡联是比较好的同志，他支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吴德马上就找到陈锡联。陈锡联说情况他已知道。陈锡联随即打电话，向吴忠交代：卫戍区部队一切听从吴德的指挥。并要吴忠立即到吴德的住处具体商量。
吴德踏进家门，见吴忠已在他家中等候。吴德与吴忠在1971年执行中央的指示，共同处理过"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他们根据1971年稳定首都的经验，商量了具体措施，共同部署了北京市内紧外松的戒严工作。叶剑英当时担心的事情，一件是前面说的坦克六师的问题(后来实际表明，这个师毫无问题)，另一件是要防备学生、造反派从清华、北大等学校冲出来，造成混乱。为此，他们在清华、北大附近都部署了相当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冲，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堵回去。10月6日的那天晚上，北京实际上实行了暗中戒严，外地进京的所有路口都被监视，防止外地的部队进北京。
吴德把与陈锡联、吴忠商谈的情况和部署报告了华国锋。华国锋又亲自与吴忠谈过一次话。
可能是10月4日，华国锋又找吴德去到他的住处。正谈着，汪东兴打电话来说，江青提出要到石家庄去，指定专列的车头要用二七车辆厂生产的内燃机车头，还要请二七厂的一些工人陪同她去。汪东兴请示华国锋是否同意她去。
华国锋拿着电话，既问又答地同吴德说：江青去石家庄要干什么?她可能是试探，还是稳住她，同意她去。
吴德点点头，同意华国锋的意见。
华国锋当即答复汪东兴说：允许她去，关于调车头及找工人陪同的问题由吴德去安排。
后来知道其实专列没有到石家庄，开到保定的一个道岔上就停了下来。江青下火车扭扭摆摆采了一些野花，呆了一段时间就上车了，在车上又和陪同的工人、干部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就回北京了。江青没有找当地的造反派或三十八军进行活动。看来这次江青外出活动，正如我们所料，完全是个试探。
10月4日5点多钟，吴德刚到家，华国锋又来了电话，要吴德马上到他那里。吴德急忙赶去，汪东兴也在华国锋家里。这是粉碎"四人帮"前的最后一次汇报了。
当时商定：一、按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议定的方案，抓"四人帮"由汪东兴负责。二、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等人的隔离审查，由吴德和北京卫戍区吴忠同志负责解决。三、中南海内如果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问题，由吴德组织卫戍区的部队支援。四、由北京卫戍区把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机关以及由迟群、谢静宜控制的清华、北大等单位，用内紧外松的方式戒备起来，要再检查一遍落实的情况。华国锋要求吴德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与他保持联系。
10月6日，吴德与市委第二书记倪志福、市委常务书记丁国钰、市委书记兼卫戍区司令员吴忠一起守在电话机旁。
不到9点钟的时候，汪东兴来电话说一切顺利。
二
江青对毛主席的丧事不关心，不过问，连应该参加的吊唁活动也不到场，却忙于到中南海"202"毛主席原住地争夺文件。
9月14日凌晨，江青给华国锋打电话说："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华国锋说："讨论什么事情？"
江青没好气地说："你还不知道吗？要讨论的大事多着呢！"
华国锋说："这次要讨论什么？"
江青说："主席那里的文件由谁清理？由谁保管？这些都要常委会定下来。华国锋说："我要同常委们商量以后再定。"
江青不耐烦地说："有什么可商量的，都是急需要办的事。"
华国锋坚定地说："我们商量以后再说吧！"
江青又说："开常委会，我、文元、远新，还有汪东兴都要参加。"
华国锋没有表态，把电话挂断了。
9月1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召开。会议一开始，江青抢先说："主席处的文件清理保管工作，因汪主任忙于主席的丧事，无暇顾及。我提议把所有的文件、手迹、文稿及各种材料的清理保管工作统统交远新负责，远新有时间，又熟悉那里的情况。"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同意，并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
他们讲完之后，汪东兴发言："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材料以及各种信件，历来都是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发、保管、存档。从中央苏区长征出来一路上直到延安，从西柏坡进城到如今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主席这里的文件、文稿、手迹、信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只能由党的有关组织来保管，不应交任何个人来负责，毛主席生前确定的这些正确原则，现在仍应继续坚持。因此，毛主席处的文件、档案以及所有的材料，我认为仍应由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鉴于目前大家都在忙于主席的丧事，我建议现在暂不处理，先把它们封存起来，任何人不经中央批准，不得翻阅和取用。"
华国锋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相继明确表示：同意将毛主席处的文件、手迹、文稿以及各种材料，按惯例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清理和保管。目前汪东兴同志的确很忙，同意先把它们封存起来。华国锋同志最后又补充一句："没有什么意见，就这样决定了。"
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见没有人再发表什么意见，只好默不作声了。
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的决定，9月17日晚上8点多钟，汪东兴和秘书高成堂一起，来到毛主席生前的住处，把毛主席卧室和书房的进出大门，贴上了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公章的封条。
加封的时候，汪东兴向张玉凤交代："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把毛主席这里的文件全部封存，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规定。"张玉凤说："这样我就好办了。"
当晚10时左右，江青由钓鱼台来到中南海"202"，看到主席的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条封住，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她质问张玉凤："这是谁干的？"张玉凤回答说："是汪主任带人来封的。"
江青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江青回去后，马上给华国锋打电话。
她气急败坏地说："汪东兴搞突然袭击，把主席的卧室和书房都加封了。这种行动是对我们的不信任。"
华国锋说："今天下午常委会不是已经作出决定，可以先封存起来。"
江青说："为什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加封？"
华国锋对她说："汪主任执行常委会决定，不需要再打招呼。"
三
9月16日，"四人帮"根据他们的需要，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篇文章里，伪造了"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篡改了毛泽东的原话，并大肆宣传。
10月2日，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拟在联合国大会第31届会议上的发言稿时，批示："稿件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张春桥看到了华国锋的这个批示，怕他们的阴谋被戳穿，在这个文件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中称："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矛头指向华国锋。
9月29日夜11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主要讨论如何安排好毛主席逝世后，第一个国庆节的各项活动。同"四人帮"就毛远新去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坚决支持华国锋提出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意见，唇枪舌剑，寸步不让，狠狠打击了江青一伙的嚣张气焰。这次会议表明，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通常的做法不行，必须采取特殊办法。会议开到很晚，看样子短时间还不会结束，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因身体欠佳，请假提前告退。
正当会议正常进行中，江青突然站了起来，尖声地叫嚷："散会了！散会了！"
委员们都莫名其妙，东张西望，不知如何是好。江青见大家依旧坐在那里不动，她又大声以命令的口气说："春桥、洪文、文元留下，我们要同国锋同志谈话。"其他委员这才缓缓离开会场。
汪东兴没有动，仍坐在离华国锋不远的位置上。
华国锋对江青一伙的恶劣行径，极为愤慨，但是为了大局，稳住阵脚，他不动声色端坐不语，待蛇出洞。
空荡荡的大会场只剩下6个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一字摆开坐在华国锋、汪东兴对面。
又是江青打"头炮"，她无视党的纪律，不顾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以毛主席处文件、档案应交毛远新清理、保管，作为她"逼宫"抢权的突破口，以无赖的丑态，继续纠缠华国锋表态；并且她还要华国锋同意，将中央办公厅办理的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和材料，交由他们在"北大"组织的人去处理，妄图假"人民群众"的名义，作她"女皇美梦"的文章。"军师"张春桥想拿毛远新这样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的人物，继续给华国锋出难题。
王洪文也鹦鹉学舌，姚文元抢着帮腔。
然而，4个多钟头过去了，"四人帮"一无所获地吵得有气无力，会场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华国锋依旧微闭双眼，斜倚在高脚扶手椅上，"稳坐钓鱼舟，任凭风浪起"，最后，不屑一顾地由汪东兴陪同走出会场。
1976年国庆节，因毛泽东刚逝世不久，未举行大型活动，只是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有40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一结束，华国锋、李先念、吴德就到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看完后，3人就到武成殿会议室开会。华国锋通报情况说：反复考虑研究，对"四人帮"要实行隔离审查。李先念接着说：我们想到一块了，这正是我想说而未说的话，无论怎么样先抓起来再说，吴也表示赞成。在特殊的情况下，只能采取特殊的方式。
四
10月2日下午3时许，叶剑英来到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的办公室。叶帅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进门时，他把身边随员留在大门外，自己一个人上了楼。
汪东兴给叶帅冲了一杯龙井茶，对叶帅说："请坐下来谈吧。"
叶帅坐下来说："最近形势很紧张，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中国人常拿'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来比喻首恶不除，祸乱不止。我看'四人帮'不除，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没有出路的。"
汪东兴说："为了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挽救党的事业，我们有责任粉碎'四人帮'这个反革命集团。"
叶帅探着身子、压低声音问汪东兴："你考虑好了吗？"
汪东兴用肯定的语气说："我认为形势逼人，不能再拖延，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叶帅坚定地说："对！他们的气势发展到如此地步，该摊牌了，不能失掉时机，兵贵神速，乘人之不及！"他停顿了一会儿又说："至于斗争的结局是喜剧还是悲剧，待见分晓。"
叶帅接着说："9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我同先念、向前请假先退席了。江青竟然擅自宣布散会，留下'四人帮'围逼华国锋，你留下来陪同华国锋一起对付他们，做得对！"
汪东兴说："当时我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反常，他们简直就是在质问华国锋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叶帅异常激动地说："看来他们已经开始下手了！他们是在逼华国锋摊牌，交权！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由来已久，想把他们的帮派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妄想！我们要立即找华国锋同志谈，要加速采取果断措施！"
10月2日晚9时，汪东兴去了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在华国锋办公室，汪东兴对他说："今天下午叶帅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们谈了一个下午，主要讨论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华国锋回话说："叶帅刚才来过。你们谈的意见原则上和我想的一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具体化。刚才我和叶帅商议过，由你先提出一个执行办法来，我们再来议定，你看这样好吗？"
汪东兴说："我回去考虑一下，拿出一个方案，明天我再来汇报。"
实际上在此之前，汪东兴送走叶帅后，在办公室来回走动，盘算了一会儿，让值班的高成堂秘书通知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和时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的武建华等人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开会。到场之后，汪东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对'四人帮'要采取行动。"他一面说，一面用手划了一个圈，五指并拢攥紧了拳头，示意要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他说："你们先琢磨出一个行动方案，我要到华国锋那里去，等我回来后，咱们详细讨论行动方案。"他特别强调："要严守机密，不能有丝毫疏忽。"
在讨论行动方案时，我们考虑到以下一些重要因素。
一是，把握"四人帮"的心理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张春桥处心积虑想把出版毛选的权抓到手。他曾经让李鑫向他汇报过关于出版毛选五卷的情况，并向李鑫索要过几份稿子去看。利用张春桥对出版毛选五卷工作的关注，如果把常委会议内容确定为：研究毛选五卷出版问题，应该对张春桥是有极大吸引力的。
二是，按惯例行事。中央研究毛选的出版问题，特别是涉及稿子问题时，历来都是在怀仁堂正厅开会，因为中央曾有过规定：凡属毛选稿件，不得带出中南海以外的地方研究。对这些规定，张春桥、王洪文都是知道的。
三是，抓住研究涉及毛主席的重要问题，如研究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作为常委是必须参加的，这样使张春桥、王洪文不能托词不到或因故请假。
四是，在怀仁堂这里采取行动，较为方便有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提出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内容为：一、《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问题；二、建造毛主席纪念堂选址问题。
在这个方案中确定，解决"四人帮"的顺序是：在怀仁堂解决王洪文和张春桥两个人的问题之后，再依次分别处置江青和姚文元的问题。毛远新与"四人帮"区别对待，对他采取的处理方法是就地监护审查。
在这个行动方案中，还对行动时间、力量的组织、隔离地点、保密措施、战备预案以及同北京卫戍区的分工和配合问题，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实施细则。
我们对行动方案的研究和制订一直到10月3日凌晨4时许才结束。
10月3日晚9时，按约定的时间，汪东兴和华国锋在华的办公室又见面了。汪东兴向他详细地汇报了具体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
华国锋听完汇报后说："听了你们制订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办法是可行的。我考虑时间是否再缩短一些，争取提前解决。"
汪东兴说："我看这个主意好，免得夜长梦多。时间越长，保密越困难。还要提防他们铤而走险先动手的可能。"
华国锋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你再约叶帅谈谈，看他还有什么新的意见。如果叶帅先来我这里，我和他谈；如叶帅先去你那里，你就同他谈。"
汪东兴说："那好，我再向叶副主席去汇报。"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署名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四人帮发出了明确的夺权信号，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党中央。叶剑英认为不能再拖延了，应该以快打慢迅速解决四人帮。他再次来到了时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汪东兴的住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也分析了党的形势。最后，他说那我们就这样子定了，不要变了。
10月4日下午，叶帅如约来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办公室。
叶帅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听汪东兴汇报。汪东兴把行动部署和实施方案，一一做了详细汇报。叶帅听得很仔细。听完之后，他沉思片刻说："兵法上有这样的话，'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凡谋之道，周密为宝'。我看这个计划比较成熟，安排也相当周全了。照这个实施方案执行，必会成功。"叶帅接着又说："当然，还要特别注意保密啊因泄密导致失败的历史事件太多了。同时警戒要严密，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现场，一定要把紧这一关。"
汪东兴很赞成叶帅的意见，他强调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行动人员务必切实做到。"停顿了一会儿又说："按照部署，到时还请叶帅和国锋同志到场坐镇。
叶帅幽默地说："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中央已经决定由你指挥，国锋和我听你调遣，遵命行事嘛！"
汪东兴急忙说："叶帅戏言了，我才是奉命行事呀！"
叶帅说："基本上准备好了，应抓紧睡个好觉，保持精力充沛，士气旺盛，保证打好这一仗！"
汪东兴说："请叶帅放心。"
10月4日晚，华国锋、李先念、吴德、陈锡联在国务院小礼堂看完电影又继续开会。华国锋通报解决"四人帮"问题采取隔离审查的方式和10月6日动手的时机，并讲了主要部署，与会者表示一致赞成。随后研究了解决"四人帮"在北京两个亲信问题的具体措施。为分散"四人帮"的注意力，还按已商定的意见，陈锡联去唐山视察地震灾情。
10月5日凌晨2时，汪东兴再次来到华国锋的住地，向他汇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落实情况。
五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一。这一天是普通的一天，也是难忘的一天。整个上午都很平静。
下午3点30分，武建华通知4个行动小组的全体同志，集中在南楼汪东兴办公室外面的几间屋子里，等待接受任务。
汪东兴向大家宣布了两条纪律：
第一，要绝对保守机密。万一失密，败坏了党的大业，那就非同小可，要给以最最严厉的制裁。从现在起，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活动，组长负责，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第二，要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任何人不得擅自开枪我们要争取不响枪、不流血解决问题。这是上策。
今晚具体集结时间，集结地点，车辆配备，以及如何相互协同的问题，由武健华同志分别向你们布置交代。
下午5时，武建华又在中南海东八所小会议室，紧急召开今晚参加行动的其他一些同志的会议。
下午6时，暮色已徐徐降临，接受行动任务的同志们，都照常在中南海东八所食堂就餐。武建华看到大家都在进行战前的自我"补给"，沉着自然。
晚6时半，汪东兴乘车到达怀仁堂门前。行动小组准时集中于指定位置。临战前静穆浓重的气氛，缓缓袭入每一个参战者的心田。
为了不暴露意图，怀仁堂大门前，公开可见处的警戒部署一律照常。形式上内紧外松。
停车场内，将工作用车及机动应急车辆，大部隐蔽在西门里北侧空场。怀仁堂大门口上停放与会者的几辆车子。做到宁静如常，整齐有序。
随身警卫人员今晚一律不准进入怀仁堂，依照过去大型会议活动时的规矩，都安排在怀仁堂斜对过的"五间房"休息。汪东兴责成警卫处长丁志友在怀仁堂前厅警卫值班处切实执行，严格把关。
执行拘押王洪文、张春桥的两个小组，此间正在怀仁堂大礼堂舞台帷幕后，进行临战前的演练准备。他们有的在进一步检查和擦拭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械具以及放在车上应急使用的速射武器。有的在作类似运动员入场前的伸腰扭胯，活动腿脚，熟悉着擒拿解脱的动作。最后汪东兴鼓励即将出战的突击队员们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战斗，只能取胜，不能失误。党中央的决心要靠你们去实现，千钧重担落在你们的肩上。"
大家立时收敛了笑容，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个个斩钉截铁地回答："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汪东兴在检查了警戒部署、行动小组之后，又回到今晚的"主阵地"——怀仁堂正厅。
晚7时20分，叶剑英元帅到了。
晚7时40分，华国锋款款走进怀仁堂正厅。他见叶帅、汪东兴都在，没有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东兴同志，一切都就绪了吧？"
汪东兴痛快地回答："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华、叶、汪三人站成一个品字形，时而挪动几步，时而停立相视，倾心攀谈。
粉碎"四人帮"这一壮举，从思想酝酿，到定下决心，直至策划行动方案，运筹的全过程，都在高度警惕，绝对保密，铁的纪律等一系列的措施下进行的。就是最高决策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也是遵纪行事，独来独往，当面约见，个别交谈。在此期间，他们三个人，从未同时会面共同商讨过。
今晚——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三个人，在行动前，汇集怀仁堂，继承毛主席的遗愿，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实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的隔离审查。此刻他们镇静自如，只待时机到达，一场决战就在眼前。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傍晚7点整，叶剑英准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与华国锋一起在正厅就坐，而汪东兴则隐蔽在屏风后面，具体实施指挥现场行动。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每人配备了武器弹药，手铐毛巾，分别在各自的集结地待命。
当时华国锋和叶剑英、汪东兴精心的安排了一次特殊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张春桥、王洪文。为了解决姚文元，以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通知他也参加会议，江青另行解决。
7点55分，王洪文首先出现，武健华在正厅正好踫到王洪文，他们就按，按不住，武健华就照着他的腿给了一脚，给他按在地上就拉出去了。张春桥随后出现，警卫团冲上三人将他双臂架起，架起来以后他就惊呼：你们干什么？我们当时首长都在眼前，我们也不好说什么，你们干什么？惊呼、大叫：你们干什么？
8点15分，姚文元出现，他在被捕过程中反抗激烈，并企图呼唤自己的警卫，前面有一个人堵着，我们上去三个人把他抓住了，抓住以后他吵吵嚷嚷叫他的警卫员，"小朱小朱"一直喊叫，我们跟他说你不用叫，叫了也没有用，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住在中南海201号楼的江青听到张耀祠宣读的隔离审查令时，正坐在沙发上。她似乎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没有给她戴手铐，没有像传说中的那样，有人向她扔纸团、吐口水，坐的还是专门为她准备的红旗保险轿车。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毛远新被抓时说：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胆敢发动政变）、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华国锋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从当晚7时55分，迅雷不及掩耳"突击"王洪文，到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向华、叶、汪报告，奉命完成拘押姚文元的任务，正好是10月6日晚8点30分。也就是说，解决"四人帮"的全部行动过程，只用了35分钟。
事后叶帅自己评价这件事情，用了一句毛泽东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
10月6日晚，李先念就告诉随身警卫，今晚有事，让司机准备车。按照事先的安排，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还有陈永贵、吴桂贤几个政治局委员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
李先念按照约定来会议厅休息室等汪东兴电话。会议刚开始，汪东兴来电话，李先念亲自接，只听汪东兴说，他只哼了几声，随后要纪登奎通知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于是，各自乘车去玉泉山5号楼。
晚9时15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离开坐镇指挥的怀怀堂，急赴玉泉山。
晚10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准时在玉泉山9号楼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了中共中央已对"四人帮"采取了行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施了隔离审查。到会同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接着他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所要解决的方针政策和重要工作问题。他提议先请叶帅讲话。
叶剑英同志向大家报告了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叶剑英说："'四人帮'这个提法，是毛主席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我们清除'四人帮'不是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毛主席在世时，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粉碎'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全场再一次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英明决定。
华国锋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换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
会议通过了各项重大决议，于凌晨3时胜利结束
"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 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推荐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９日凌晨1点了。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0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推背图》之迷说：《推背图》的缘起，倒是很神秘。唐朝有个叫李淳风的术士，精通天文历算，曾经因为预感到不久将有武则天乱唐的灾难，便推算起来。他推算得忘了情，一直推演下去，直到被另一位术士叫袁天罡的推了一下后背，道："天机不可泄漏！"他这才罢手。但这时他已经推到千年之后了。李淳风便把他推算的成绩，写成诗歌，又画成图画，通过袁天罡上奏给唐太宗。这种事关国家机密的东西当然是不能再让别人看的，可是不知怎么泄漏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推背图》。这《推背图》不仅把有唐数百年，而且连此后的宋辽金元明清的治乱兴衰都预测得分毫不差。真是前无诸葛亮，后无刘伯温！而且最为难得的是它那一幅幅图画，把此后一千多年的中外服饰也都预测出来了，满清的花翎马褂，洋人的西服革履，全部画得维妙维肖，如果再描绘得细致一些，完全可以供时装设计师做流行色预测的根据了。
《工具书辞渊》1955年版写道：《推背图》预言历代变革事故的书，唐朝袁天罡与李淳风合撰。《辞海》1999年版，2000年1月第一版：《推背图》书名。传为唐贞观中李淳风、袁天罡所撰。一卷。凡六十图象，以卦分系之。每象之下有谶语，并附有"颂曰"诗句，"预言"后代兴亡变乱之事。第六十图象（最后一像）颂曰："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故名，此书，此书传本不一，诗句多模棱两可。
《推背图》的第一至第三十九象诸葛真人在抗日战争胜利三十周年的1975年“千古人豪刘伯温秘囊锦集”一书已作了注解。诸葛真人还认为：谶颂上面的图画，当然是越来越离奇了。为何呢？因人类的服饰，从1900年以来就开始有了大改变。中国人的服装，除少数怀念中华文化的人之外，已经西装革履，洋装迷你裙，将来（大约第四十一象以后）又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而图绘里所登载的依然是中国古装，一直到第六十象时依然如故。
服装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一，《推背图》从有穿着服装的第三象至到第六十象服饰没有什么变化，多模棱两可。袁天罡、李淳风两位大师在这里是通过
服装文化来暗示祖国的传统文化是代代相传的。通过中国历史悠久的服装文化来说明中华传统文化是珍贵的历史遗产，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永远不会因历史的前进、政权的更替而萎缩、过时、衰落、消亡，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即使出现浮沉、兴衰、起伏、断层也是只暂时的，不会被历史遗忘、淘汰；由于中华文化的烙印已经深深地刻在中华儿女的脑海里，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世世代代相传，永远不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随着历史的高歌猛进，更加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充满玄机的辉煌成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将随着中华民族儿女的移居各国和文化的交流而传播世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东方文化瑰宝，而嬴得全世界的倾慕，也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所用，深深地影响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永远不会被其它文化所取代，相反，中华传统文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如：儒家、道家、风水（国内对风水的排斥始自近代，清末屡战屡败的惨痛结果使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失去了信心，尤其是"五四"以后，文化界人士全力以赴向"赛先生"学习，凡是与西方科学技术观念相违背或不一致的传统文化都被打成封建迷信，中医和风水被视为"文化糟粕"，遭人摒弃。建国以后至现在，风水一直被批判和质疑。在中国人视为权威的《辞海》中，对"风水"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亦称'堪舆'。一种迷信。但近年来国家一些权威部门对风水作出新的解释，正如国家住宅与环境工程中心颁布的《2004年健康住宅技术要点》所明确指出的："住宅风水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对人们的意识行为有深远的影响，它既含有科学的成分又含有迷信的成分"。这是对《辞海》等工具书对"风水"一词不准确解释的纠正。）、易经、孙子兵法等被各国广泛应用，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如雨后春笋的创立、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各国推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我的中国心，歌词是；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静，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清，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中华儿女身居何处，是忘却不了中国这个根。同样，世界各民族文化随着地球村的形成，也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相互促进、发展的作用。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一向以孝道为本。自舜帝的“孝感天下”，至今已有4000多年，中国人从来就讲孝。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现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孝文化等传统文化的浪潮。
截至2009年8月，已在全世界八十三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68所孔子学院和71个孔子课堂。我国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民间组织、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学习《弟子规》等传统文化，使之成为规范企业行为、员工道德的重要准则，帮助员工成就幸福人生。原国家图书錧錧长任继愈先生曾指出，文化要从娃娃抓起才会有根，不能急功近利。我国中小学教材中，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当代的人物中关于忠、义、孝、廉、耻的优秀故事都已编入，培养中小学生从小学会孝敬父母，待人接物等礼仪和规范，引领他们健康成长。
2011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有关文化传统部分：
韩国文化广播公司记者：我们非常关心“十二、”规划中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内容。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请问中国将如发挥这种优势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在文化领域有什么具体策和发展方向？
温家宝：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国民素质、文化发展和道德情操上。我们国家有着5000多年的文化传统。在世界上，历经劫波而现在还保存完整传承下来的文明古国中，中国是一个典范。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传统更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扬祖国的文化传统，同时我们也懂得，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的文明。只有这样，才能使祖国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也就是我常说的，只有开放包容，才能使国家强大。
在“十二五”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都要把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放在重要的位置。加强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文化队伍，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使中国文化有一个大发展和大繁荣。我们还要善于把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吸收借鉴外国的先进文明结合起来，使祖国文化再展辉煌
下面是我对《推背图》中与当今有关句、象粗浅的初步看法：
第一象至三十九象诸葛真人作的注解中。其中他在第三十五象颂曰第四句"中兴曾见有奇才"这句他认为这一阵子有那位人物是真正称为"奇才"的，除了曾国藩之外，可以说没有了。我的理解是：中兴是指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兴将相"集团和中国开始复兴的两个跨时代的含义。在曾国藩这个同时代出现的奇才就是马克思，马克思的贡献就是共产主义理论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第二是在中国开始复兴的时候，曾国藩同时代出现的奇才──马克思主义会传播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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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象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两合两分的预言。
其中颂曰第四句：生我者猴死我雕。生我者是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猴死是代表孙中山逝世；我雕：孙中山的逝世，（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作出的评价的预言。
“2010年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幕，在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上，年逾古稀的广东社科院前院长、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张磊演讲之余，滔滔不绝地向海峡两岸的学者、记者讲述孙中山。有生之年看到又一次高层次的两岸交流，看到这么多来自海峡对岸的友好人士,张磊老人很兴奋。
张磊今年77岁，他从1956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研究孙中山，直到现在。当年他22岁，至今已经55年了。张磊说，孙中山是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人物，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可谓是近代史的缩影。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在公认的伟大革命家之外，还应该加一个评价，那就是‘建设者’！”张磊说，孙中山是一个政治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左中右”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化前驱,等等；他领导的革命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并不影响他的伟大。“是他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才有了后来的五四运动，才有了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个一生都在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为何称为建设者？张磊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中国近代的贡献不容低估。“只要看过他‘实业计划’的人，都不会怀疑，那是何等的宏伟！”张磊说，他规划过黄埔港、电白港。“孙中山一生都离不开地图，有时间就在上面写写画画，计划建设铁路、桥梁、港口──可惜的是，他一生都在战斗，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不多。”
孙中山是个伟人，他提倡“博爱”、“天下为公”，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生追求全人类的幸福；他一身浩然正气，两袖清风。张磊说，连纪委都提出要在中山故居纪念馆设置廉政研究室。
孙中山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有何现实意义？张磊说，在目前的海峡两岸关系上，“孙中山”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山精神的实质，就是要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所以开展中山研究在两岸民间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求同存异、友好交流，可以为以后的真正统一奠定民意基础。”张磊如是说。
生我者猴死我雕这句预言时间垮度很长──将延续到第三次国共两党合作（国家的统一）时止。这时，《推背图》四十象的预言方可划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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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象颂曰第三句：九十九年成大错是对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预言，这句话高度概括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九十九年分解开便是九和十九两组数。对照历史十位数的九是指中共"九大"，党已作的历史结论是：中共"九大"路线是错的。十九年成大错是指1957年反右派开始至毛泽东主席1976年逝世是十九年3个多月的时间。毛泽东主席这晚年的十九年是大错，而不是全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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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象此乃《推背图》最后一个预言，是李淳风、袁天罡在1300多年前提出来的——无城无府，手执签筒拔去竹。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提出了消灭政府、政党。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预言
两个预言相距1200多年，题目名称不同，目标一致，内容吻合、相同，充满了玄机，真是太神奇，太难得了。
两个预言是人类消灭三大差别的预言，世界大同之像，是个大圆满的结局，应该就是马克思说的世界大同了。推想机制可能像目前的联合国，只不过它替代了各国的政府成为唯一的世界生产管理机构。
无城无府：无城是代表消灭城乡差别、无府是代表消灭政府和政党。
毛泽东：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大会上说：一九四九年的七月一日这一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像一个人一样，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和老年。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小孩子，也不是十几岁的年青小伙子，而是一个大人了。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力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专政的国家权力，就是这样的条件。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没有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刚才进党的青年同志们，也许还不懂得这一条真理。他们必须懂得这一条真理，才有正确的宇宙观。他们必须懂得，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资产阶级所以不欢迎这一条真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人们推翻。被推翻，例如眼前国民党反动派被我们所推翻，过去日本帝国主义被我们和各国人民所推翻，对于被推翻者来说，这是痛苦的，不堪设想的。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为着说清我们在下面所要说的问题，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类进步的远景的问题。
2003年温家宝答记者问
美国有线新闻网记者：在开场白中您谈到您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当中度过的。在您二十几岁的时候，您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您能否谈一下“文化大革命”的这段经历对于您对中国国内问题、国际问题的一些看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关于伊拉克问题，您的这段孩提时代的战争经历是否使您成为一个反战的积极分子？对于一触即发的伊拉克战争，您是支持还是反对？
温家宝：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走过辉煌的道路，也曾出现过严重的曲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曲折。
但是我始终相信，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是不会枯竭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只有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完善。这个时间要很长，需要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
无尔无我：没有城乡区别，无国界之分，也没有各国政府了，世界不分你我，真正实现了“天下一家治臻大化”。
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一人为大世界福：这时候将有一个人为人类谋幸福的人出现，他将为全世界带来福份。
手执签筒拨去竹（是代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签筒和竹签都是竹制品，是一种竹简。签筒装占卜或赌博用的签子，竹片刻上文字或符号就是竹签。在旧中国文盲遍地，解签是代表脑力劳动者，手执签筒是代表从事体力劳动者。
红黄黑白不分明。世界四大种族肤色人种的人不再分彼此，这将超越种族、民族及国度的界限，把和睦带给整个世界。也可能指各种族的人早已混血融合了。
“东南西北尽和睦”。世界已经消灭政党、政府，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再无战争，天南地北的人都和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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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象这是回顾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谶曰：一阴一阳。无始无终。
终者自终。始者自始。
一阴：一阴是代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
一阳：一阳是代表科学共产主义社会（港台地区研究《推背图》的人称是世界的末日到来）。
无始无终：科学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终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人类最终的社会，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具有高尚的思想觉悟，人们的集体主义观念高度发达，生产资料公有，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你想要啥就拿啥，劳动成人们日常生活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社会也没有货币的存在，也没有阶级的存在，所有人一律平等，是绝对理想的社会形态。
共产生义社会发展上分两个阶段，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无始终之分的，那时，只是说人类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
终者自终：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自然而然的消亡的预言。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资料过剩，就出现了私有制，同时阶级成分就出现了，掌握生产资料最广泛的人就是等级最高的，像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都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存在，称为阶级社会。
但是他的消亡则各地参差不一。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产品的剩余之后，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原先的共同分配和共同劳动的关系被破坏，而被阶级社会所取代。
始者自始：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预言。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个民族没有经历过原始社会。人类出现，原始社会也就产生了。
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原始社会，原始社会的人一律平等，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获取食物，有饭同食，有衣同穿，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平等的时期，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用学术语言讲就是生产资料归全体原始部落的人所有，不存在任何人的私有。
谶曰：一阴一阳。无始无终。
终者自终。始者自始。
以上谶曰四句，是李淳风、袁天罡对人类历史社会长河中各个社会历史阶段的高度概述：人类社会只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始者自始，终者自终。科学社会主义社会是自然而然建立的，是无始无终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共享物质财富、才能是长治久安的和谐的社会，其它的阶级社会、政权的更迭正如天子毛泽东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的一段话。它是针对当时“中派”所谓农会举动“过分”的言论而讲的，其本意在于告诫人民群众，革命不能温文尔雅，必然坚决彻底。
马克思根据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将人类社会划分六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后者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颂曰：茫茫天数此中求。
世道兴衰不自由。
万万千千说不尽。
不如推背去归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茫茫：没有边际看不清楚。
天数：迷信的人把一切不可解的事、不能抗御的灾难都归于上天安棑的命运，称为天数。
此中求：茫茫天数在《推背图》六十象可找到答案。
贴身护士孟锦云回忆毛泽东的最后时刻：中国古代有“天上一颗星，地上一盏灯”，和“流星陨落，灯灭人亡”的说法。中国的闰历又有“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之说。
第一个说法无疑毫无科学根据，第二个说法也很容易被简单地归结为“迷信”。然而如果你统计一下历史数据，或许会惊人地发现在闰八月的年份里发生的“天灾人祸”平均下来有可能就是比其它年多。远的有“五胡大闹中华”之说，近的最令人惊奇的莫过于1976年（闰八月之年）3月8日下午在东北吉林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其中三块儿大的都超过了100公斤，而最大的一块儿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世界最大陨石的重量（1078公斤）。而就在这一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先后与世长辞。也是这同一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几十万人丧生。
中国的历法是月历，是根据地球和月亮的相对位置而计算的，而它们之间的相互位置直接控制潮汐，或许也影响气候，甚至地壳的构造运动……中国的一些说法或许有它经验之谈的一面。过去我们所说的历史上胡人侵入中华和世界上许多落后民族对文明古国的大规模入侵，以及历史上一些民族大迁移，现在发现很多是和气候的剧烈变化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是为自然所迫，谋求生路。而我们中国的历法或许恰巧和这些变化更紧密。老人、病人当然对这些变化更敏感。这或许算推理，或许算猜测……
据孟锦云回忆，那天她给毛泽东念了那段陨石雨的消息。毛听得非常认真。听完后，他让小孟停下来，扶他到窗口。他望着夕阳渐落的天际很久，望得出了神。“主席，天上怎么会落下那么多石头呢？也怪了，还没伤人。”“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啊。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就更多了。”主席又讲：“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天人感应’，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呢。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小孟说：“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您真信吗？”毛没有马上回答，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是回答？还是提问……
“林彪事件”后，黄永胜曾大发感慨：“武将不敌文人，林彪之死是天意”。
十大元帅风水传说中关于林彪的风水。
林彪：得凤凰之气，只能为臣
林彪曾位居国家领导人第二位，可谓官贵至极。但后来却落得个折戟沉沙，葬身荒漠，身败名裂的可悲下场。其大起大落、大成大败的曲折人生，民间有种种传说。
林彪出生在湖北省黄州市回龙镇林家大湾。关于回龙镇和包围林家大湾的白羊山，林家大湾的人如是说：“林家祖坟葬在凤凰口，要发财。林家祖屋坐落在宫山垴，代代不脱官。林家新屋坐落在神仙垴，神仙垴连着白羊山，白羊山上有白虎星，白虎赶白羊，猛虎下山梁，才会出了个林彪。”
据林家后人说：房子修建后，果真发了很多大财。另外，据说林彪曾祖父林犬静去世后，林家托精通风水的祖舅公黄道静勘寻坟地，凤凰朝阳，是风水宝地，定下了穴位。
后来，林彪“出事”后，民间有这样的说法：“林家大湾的宫山垴为凤凰宝，龙为阳，凤为阴，得凤凰之气，只能为臣，难以称帝，要想称帝，是‘自取灭亡’。
世道：指社会状况。
兴衰：兴盛和衰落。
自由：（1）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已意志活动的权利：自由平等。（2）哲学上把人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叫做自由。（3）不受拘束；不受限制：自由参加。自由发表意见。
《推背图》六十象是李淳风、袁天罡两人易经知识智慧的结晶、是易经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精髓、是东方文化的瑰宝、是一部绝无仅有而且是不可再多得的、字字句句充满玄机的、深奥难解的、绝世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杰作、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典藉，绝不是一部模凌两可、充满迷信色彩的书，我们要加以珍惜、保护和研究，使《推背图》早日享有应得的历史地位。”
注一：《推背图》相传由初唐司天监李淳风和袁天罡合著，推算大唐以后中国2000多年的国运盛衰，与《乾坤万年歌》、《马前课》、《梅花诗》、《藏头诗》、《烧饼歌》、《黄蘖禅师诗》并被“中国大陆以外称为七大预言书”，堪称传统文化中最具独特魅力的一部奇书。
《推背图》因其预言的准确性，一直被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平民百姓奉为经典，以各种手抄本形式在大陆的民间广为流传。它堪称是古代先知留给世人的启示，帮助人们在前路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不至迷失乃至消亡。
与西方预言家诺查丹玛斯所著《诸世纪》不同，推背图并没有打乱历史的顺序，而且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它与《诸世纪》预言的悲观世界正好相反，它预言世界大同，未来世界其乐融融。或许这是一幅更值得我们期待的人类前景图。
注二：本文汇集的文章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李先念与粉碎四人帮、粉碎四人帮绝密档案：北京卫戍区的斗争、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实施过程、四人帮被擒后的上海市委等。
破解“推背图”四十象预言的简释
张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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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曰： 一 二 三 四。
一二三四是代表一个四划字，这个四划字是井字，就是代表井冈山。故事是从1926年5月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起至毛泽东引兵上井冈山，（国共两党第一次从合作走向分裂），建立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的这段历史。
谶曰：无 土 有 主。
无土：土地是万物、众生生长和生存的根本条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地方、是中国革命的摇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蒋介石先后发动了数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和会剿，都被毛泽东率领的红军打破，然而彭德怀由于犯了轻听轻信湘赣特委书记朱昌楷的严重错误，而误杀袁文才、王佐。袁文才和王佐一死，他的老部下上诉无门（引者注），马上反戈，投奔国民党部队。井冈山的群众，大都跟袁文才、王佐及其老部下有种种亲属关系，也随之反目。井冈山的根基，从此动摇！红军无法再在井冈山立足。
国民党大军反复征剿，也未能从井冈山上铲除红军之根。可是，误杀了袁文才、王佐，却使井冈山在1930年3月中旬落入国民党之手，直到1949年！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此言用在袁文才、王佐事件上，非常确切。
毛泽东得知袁、王被杀，连连顿足！
彭德怀后来在我的自述中回忆这段往事，承认自已“犯了轻听轻信的严重错误”。
彭德怀失去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只得率红五军于1930年3月重返湘鄂赣边界，在那里另辟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是中国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人，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大将、上将以及中共高干的比比皆是，然而内中真正井冈山籍的几乎没有──错杀袁、王，使一批井冈山本地的干部、战士离开了红军。
朱昌楷在亲手枪杀袁文才之后，翌年8月，他自已也被作为“AB团分子”误杀！
毛泽东在袁、王被误杀后，明确提出：“杀错了”，“要平反”。
1956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又念及袁、王，亲自在山上接见了袁文才和王佐的遗霜，表达了自已深深的怀念。如今，袁文才和王佐的青铜像，高高矗立在井冈山上。（引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叶永烈著）
有主：是指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军连续三次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他的声望在红军、苏区频高，1931年11月19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六十三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那时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毛泽东当选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产生国家主席之后，接着选举总理、副总理（那时称“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依然是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这样，毛泽东成为国家主席兼总理，亦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毛主席”之称，始于此时。从此，人们对他的称呼，从“毛党代表”（红四军党代表）、“毛委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改为“毛主席”。此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但这“主席”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
1943年3月20日起，这“主席”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6月19日起，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此后直至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他从1937年8月洛川会议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后来改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成为十八年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预演。（引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叶永烈著）
谶曰：小小天罡
天罡 ：古书上是指北斗星，也指北斗星的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第三场的万水千山朗诵诗是：革命正在胜利前进，红色根据地正在蓬勃发展，机会主义者却把革命的航船引入了崎路，人民的事业又面临着巨大的威协；
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里想起你有方向，迷路时想你心里明。井冈山，你首创革命根据地，工农掌权好威风，赣江边，你率领我们反“围剿”，杀败蒋家百万兵，红军是你亲手创，战略是你亲手订，革命战士怀念你。
谶曰：垂拱而治
垂拱而治：古时称帝王安坐而致太平，管治国家。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置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直至夺取全国的胜利，建立和管治中华人民共和国。
颂曰：一口东来气太骄。
一口：毛泽东的结发妻子姓罗，没有名字，只称罗氏。罗与箩是同音字。箩是竹子或柳条等编织成的，有圆口或方口，但其底部均是方口（正方形），这里用一个口字来代表罗氏夫人。一口的另一个意义是罗氏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
东：东字是代表毛泽东。
来；来字是代表周恩来。
气太骄：毛泽东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中，热情赞美其亲爱的夫人杨开慧为“骄杨”。这里的骄字是代表杨开慧。
颂曰：脚上无覆首无毛。
脚上无覆是代表朱德。无履就是脚没有穿鞋或袜，脚没有穿鞋袜就是赤脚，按中文解释赤就是朱也，朱这里是代表朱德
首无毛是代表蒋介石。首就是头，蒋介石的头是秃顶（光头），所以称首无毛，首无毛是代表蒋介石。
颂曰：若逢木子冰霜涣
若逢：遇到的意思。
木子：木子合并起来就是李字，李就是李宗仁。
冰霜涣：指在寒冷的冬天（多指晚秋或冬天）改朝换代和消散或离散。
金圣叹批评：“此象有一李姓能服东夷，而不能图长治久安之策，卒至旋治旋乱，有兽活禽死之意也。”
在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当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4个月零19天，歼灭敌人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万人。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到来。现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政策，业已自食其果，众叛亲离，已至不能维持的境地。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其美国政府：国民党政府应该改组，蒋介石必须下马。继而美国政府支持的副总统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1948年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向蒋介石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地位。在白崇禧指导下，伪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不将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
1948年12月30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的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毛泽东这句话，何等自信，何等雄辩！说这句话一个月后，傅作义就把北平城门的锁匙交到了解放军手里。
1949年元旦蒋介石在的《元旦文告》中，除了求和，还曲曲折折地透露了他的下野之意。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里面提出“惩办战犯”、“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在国民党的阵营引起山崩地裂的震动，致命地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星期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提出“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他本人只作为党的“总裁”，离开了首都南京。日记里他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
蒋介石在政坛多年，已练就一身能进能退的功夫，这是第三次“引退”，其实到幕后，既指挥嫡系部队，也调物资撤向台湾。
1月21日国民党中央社为蒋介石下野发布消息，说蒋介石“因故不能视事”而“引退”，称李宗仁为“李代总统”。
21日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美龄”号专机起飞。他特地嘱咐，专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一圈，让他多看一眼。
金圣叹批评：“此象有一李姓能服东夷，而不能长治久安之策，卒至旋治旋乱，有兽活禽死之意也。”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的身份致电中共，表示愿以毛泽东在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1月23日，蒋介石回到故乡溪口。
1月24日，李宗仁命行政院执行以下指令：
一，把全国剿匪总司令部改为军政长官公署：
二，取消全国戒严令：
三，裁撤戡乱建国总队：
四，释放政治犯：
五，解除报章杂志禁令：
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
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
平心而论，李宗仁的这些措施，表明了他想改变南京政府的形象。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张学良。他派出自已的政治秘书程思远前往台湾，交涉释放囚禁在那里的张学良。只是由于张学良属于保密局主管，而保密局直属蒋介石，他人无法过问。李宗仁只得作罢。
1月29日起孙科把行政院迁到了广州。
这样，国民政府也就一分为三：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在广州办公。就连李宗仁，也不得不称此为“一国三公”。
回到故乡溪口的蒋介石虽说下野，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的总裁，而且还是暂不“视事”的总统。电话、电报不断，又有两架专机往返穿梭于奉化和南京之间。蒋介石在下野时说：“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蒋介石在幕后，依然操纵着一切……。
李宗仁在南京，依然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虽说他也并不完全听命于蒋介石，李宗仁实际被架空，致使国民党南京政府出现“一国三公、政出多门”的僵局。
毛泽东于2月15日，为新华社写了评论《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全面和平”？》，对乱糟糟的国民党政局，进行了评击：
“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的声明，致命击破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使蒋介石在一个星期以后不得不‘引退’到幕后去。虽然蒋介石、李宗仁和美国人对于这一手曾经作过各种布置，希望合演一出比较可看的双簧，但是结果却和他们的预期相反，不但台下的观众愈走愈稀，连台上的演员也陆续失踪。”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在溪口、李宗仁在南京、孙科在广州，“一国三公”，各唱各的调：
“蒋介石在奉化仍然以‘在野地位’继续指挥他的残余力量，但是他已丧失了合法地位，相信他的人已愈来愈少。孙科的'行政院'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它一面脱离了它的‘总统、’“代总统”，另一方面也脱离了它的‘立法院’、‘监察院’。孙科的‘行政院’号召战争，但是进行战争的‘国防部’却既不在广州，也不在南京，人们只知道它的发言人在上海。”
毛泽东勾勒出李宗仁的窘境：
“这样，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底吴楚，眼空无物’。李宗仁自上月二十一日登台到现在下过的命令，没有一项是实行了的。”
1月22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以毛泽东在1月14日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的电报，受到孙科的反对，乃在意料之中。（1948年4月在竟选副总统时得到美国支持的李宗仁，在七天内前后经过四次投票，以一千四百三十八票，险胜蒋介石原本内定的孙科，孙科与李宗仁芥蒂甚深，从分庭对抗到公开反对）。然而，2月9日，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却也在上海声称，要求“平等的和平，全面的和平”，不然“不惜牺牲一切，与共党周旋到底。”
一个国防部政工局和国防部互相矛盾，又可以和它的代总统互相矛盾。这些反动派是今天中国实现和平的最大障碍。
早已和李宗仁矛盾重重的孙科，在广州稳定后的3月7日，坚决辞去院长的职务。
3月12日，当上代总统的李宗仁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没有蒋介石的同意竟然无效。后经李宗仁、张治中反复劝说，蒋才改变主张，到3月17日，才对何应钦予以追认。
1月21日接替马歇尔成为美国新国务卿的艾奇逊说道：“他（指蒋）在辞职以前，已把中国的外汇和货币储备全部搬往福摩萨（即台湾），并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这就使李将军既无经费又没有军事装备的来源了。”
后来，据中央银行稽查处长李立侠回忆，抢运黄金共分三批：
第一批，也是主要的一批，是1948年12月1日午夜由上海装运，总数为二百万零四千余两，运往基隆；第二批运走五十二万二千余两，运到夏门，再转运台湾；第三批是俞鸿钧辞职后，刘攻会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由汤恩伯亲临央行运走十九万八千两，这时离上海解放已不到十天了。前后三批，共抢运黄金二百七十七万五千余两。同时运往台湾的还有一千五百二十万银元，另有一千五百三十七万四千美元则存在美国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户。蒋介石作这样的战略部署，李宗仁并不知道。
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进行谈判。北平和谈期间，周恩来决定抓紧时间对李宗仁、白崇禧作最后的争取工作。
张治中受命为首席代表，深知和谈方案，未得蒋介石点头是万万不行的。这样，他先是在3月3日去溪口，和蒋介石谈了五天。张治中显得很谨慎，在飞往北平前夕，又于3月29日由南京飞往溪口，向蒋介石作了请示。临走时，蒋介石对张治中说：“你这次担负的是一件最艰苦的任务，一切要当心！我愿意和平，愿意终老故乡！”
中共的情报非常灵敏。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得知，张治中在来北平前竟两赴溪口。这样，当国民党代表一到北平，便受到了冷遇。
按照国共过去多次谈判的惯例，国民党代表团以为，在到达北平机场时，必定会受到中共代表团的迎接。令国民党代表团吃惊的是，机场上空荡荡的，不仅没有周恩来的身影，连其余五位中共代表也没有露面。前来迎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全是陌生面孔。
4月1日下午3时，南京派出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住在六国饭店。晚上6时，中共代表周恩来设便宴招待。
在宴会上，周恩来约张治中、邵力子谈话，张治中这时才解开心中之谜。周恩来的第一句话，便责问张治中：“你为什么在离开南京前要到溪口去见蒋介石？”在双方会谈时，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提及张治中两赴溪口，质问道：“你们代表团究竟是代表南京，还是代表溪口？”
现在除邵力子先生外，其余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惩治战犯”这一条不能接受。这是什么话呢？明天，黄先生回南京去向李宗仁问个明白。
第二天，在黄敬汉临行前，周恩来又在六国饭店单独接见黄，说“内战基本结束，剩下的不过是毛主席所说的打扫战场而已”。请你回去告诉李宗仁、白崇禧两先生，在和谈期间，人民解放军暂不渡过长江；但和谈后，谈成，解放军要渡江，谈不成，也要渡江；希望李先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南京，能够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同留在南京更好。考虑到李的安全，他可以调桂系部队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到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
4月6日中共邀请李宗仁、白崇禧组联合政府。中共为了“拉李、白，孤立蒋”委托刘仲容、黄敬汉转告白崇禧、李宗仁，如果他们真心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那么，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中共也不动它，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毛主席也亲自出席；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到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以后一旦成立了联合委员会，由毛泽东出任政府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同时向刘也转告李济深的口信，要李宗仁把总统印带在身边，无论在那里签署和议都可以。
4月6日刘仲容回到南京向李宗仁、白崇禧汇报说：“毛先生说”：国共两党打了这些年，该歇手了。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战争。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广西部队只有10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了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当国防部长，让他指挥30万军队，白先生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可以再退到长江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划江而治，南北分裂，将来于国于民遗害无穷。
4月9日张治中致信要求阻碍和谈的蒋介石出国。蒋说：我不出国。
这一回的国共谈判，与往日那么多回的国共谈判截然不同。如今，中共是占了绝对的优势，以居高临下之态势跟国民党代表谈判。用周恩来的话来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蒋军主力歼灭殆尽，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剩的任务只是打扫战场而已！
往日的国共谈判，以“马拉松”著称。这一回，“速战速决”，中共代表团经过十来天的谈判于4月13日早上，向国民党代表团正式提交了《国内和平协议草案》。这一草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周恩来起草的。
国民党代表团一看，大吃一惊。因为国民党方面希望通过谈判，达到“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目的，而“草案”简直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书，是要求国民党政府举起双手的“投降书”。
国民党代表们面面相觑。好在那文件上标着“草案”二字，表明尚有商榷的余地。于是，国民党代表花了一天多时间进行修改，这修改无非是把过分刺眼的字句加以改动而已。
4月15日晚7时，周恩来把标明《国内和平协定》字样的文件，送交张治中。张治中一看，已无“草案”二字，而内容与“草案”相差无几。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
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张治中的困惑，特地强调了一句：“这是最后的文本”。
张治中当即反问：“也是‘最后通牒’，对吗？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治中无可奈何道：“也好，干脆！”
确实干脆，当夜9时，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全体会议。他们在一张长方桌两侧坐了下来，而长桌两端则坐着双方的首席代表。颇为有趣，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坐在一起，竟大都是光头的，跟他们的委员长保持一致。
会议的主角是周恩来，他对《国内和平协定》作了详细说明。最后，周恩来出语惊人！
这个协定是定稿，不能再作任何修改。南京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如果南京政府不签字，到本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就要横渡长江！
周恩来的话，不折不扣，是最后通牒。毛泽东下的这一步棋，完全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划江而治”、“南北对立”的美梦。
当夜，国民党代表团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翌日立即飞往南京，把《国内和平协定》送交李宗仁，并急送溪口蒋介石。
4月17日晚上，李宗仁约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等在傅厚岗会议室，听取黄绍竑的报告。黄说，李宗仁签署和议有下列的好处：（一）李可以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二）广西的子弟兵可以保存下来；（三）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地改革。黄力言广西与蒋决裂是必要的；因为蒋还可以依靠台湾苟延残喘，而我们则没有这种条件。可惜，李宗仁、白崇禧不听黄绍竑的忠言。
白崇禧说：“中共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
黄绍竑又说：“毛先生说了，我们来个君主协定，只要桂系不出击，他们三年不进广西”。
白崇禧说：“就是不能过江，除了过江什么都好商量？硬要过江，只好奉陪到底”。
白崇禧认为，毛泽东的话不过是中共的缓兵之计，意在各个击破，信了就会上当。他说：“所谓广西在近期内不致有大变化，那不过是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象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被吃光”。
聪明反被聪明误，结果，这位小诸葛亮“放弃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机会。上了蒋介石的贼船。”
《协定》当与蒋桂集团的愿望相距甚远，所以李宗仁视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处置”，一直在幕后操纵和破坏和谈的蒋介石不伦不类地骂张治中“文白（张治中的字）无能”、“丧权辱国”，其实这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条件呢？唯一的指望也就是那场打不起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时候还幻想共产党“政治过江”，“划江而治”，实无异于痴人说梦。
蒋介石一锤定音，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
国共谈判，也就告吹。
张治中倒说过一番识时务的话：尽管（共产党）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解“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中共对桂系可谓仁至义尽，一再给桂系优越条件，争取他们向人民靠拢，孤立蒋介石，尽快实现和平。可惜他们小处精明，大处糊涂，最终还是上了蒋介石的贼船。被称为小诸葛亮的白崇禧，这一次变成了“小迷糊”，根本无法体会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他的“划江而治”，桂系占半壁江山的迷梦，此时还未醒，等到他醒过来，他的桂系大多变成了枪下鬼，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了。
4月20日，在国民党反动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以后，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进军。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21日零晨，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五百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彻底摧毁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二十二年来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渡江之战，是在4月20日子夜开始的───完全是按照毛泽东公开宣布的时间表进行。仅仅依靠“木帆船”，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仅仅用葫芦和竹筒做成的“土救生圈”，那“固若金汤”的“天险”顷刻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与往日作战不同，向来讲究奇袭，出奇不意的毛泽东，这一回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渡江日子───4月20日，早早地公开宣布了。这表明，毛泽东对于横渡长江，充满着百分之百的把握。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的同时，李宗仁派专机飞往北平接和谈代表团回南京。但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全体留北平不返。
4月22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张群在杭州笕桥机场开会，提出成立“非常委员会”，总揽党政军大权，商讨“最后一仗的作战计划”和决定“总统府、行政院”于23日从南京迁往广州办公。蒋介石强调，“天险”长江虽已被中共突破，但仍要坚守宁、沪、杭；而李宗仁提出，应当再发起“国共和谈”的建议，却被蒋制止了，会谈不欢而散。当晚，李宗仁回南京，下令总统府和行政院次日迁往广州，自已却不干──回桂林去了。
4月23日上午，李宗仁的专机“追云号”在南京起飞，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去时多飞了一圈，向南京投去了最后的一瞥。在飞机起飞之后，李宗仁嘱咐驾驶员改飞桂林，坚决不往穗赴任。在桂林他还表示：“决不回广州，绝对不糜烂广西”。对此，蒋介石表示“不胜骇异”。1949年5月2日、3日、4日，阎锡山、居正、朱家骅、白崇禧等人不断向李宗仁游说，劝李速往穗支持残局，李却表示蒋在幕后操纵一切，自已无权无枪无钱，只能“激流勇退”了。5月7日，在蒋介石“交出兵权、财权、人事权、五年之内也不复过问政治的许诺下，于第二天往穗赴任了”。
阎锡山在5月26日，与吴铁成、朱家骅、于右任、陈立夫，一起从广州又飞到台湾，蒋介石表示“德邻（李宗仁）兄凡有垂询，无不竭诚以答”，但何应钦曾要求从台湾运一些黄金、白银到大陆应急，却被拒绝。所以，何应钦只好辞职。
6月3日广州开立法会议，结果以200票赞成对50票反对，通过了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一职。
从此李宗仁的日子更不好过。蒋介石着手离间李、白，他先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然后又给他戴高帽，说如今局势，只有他和白两人联合，才能挽救。白崇禧竟被打动，拍电报要李宗仁下台让蒋复职。李、白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李手中仍然无权，想调兵来粤防守，调不动一兵一卒。7月份，蒋亲自来广州视事。广东军阀张发奎本是汪精卫旧部，向李建议趁机以武力将蒋扣留，李竟存妇人之仁，不予采纳。
李宗仁在结束了短暂的三个月的代总统生涯。后来，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南京解放后，接着，解放军又分路向南挺进，于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5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
毛泽东和蒋介石，已进入“残局之战”。至6月，国民党部队被歼总数达五百五十九万人！国民党剩余的部队，只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了。如毛泽东所说：“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毛泽东本着“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频频发出继续进军的命令，不让蒋介石有喘息的机会。
5月14日，林彪、罗荣桓等同志领导的第四野战军，在武汉以东团风至武穴间一百余公里的地段上，强渡长江。5月16日、17日，解放华中的重镇武昌、汉阳和汉口。接着又南下湘南。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4日宣布起义，湖南省和平解放。第四野战军在9、10间进行衡（阳）宝（庆）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军的主力以后，又向广东、广西进军，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进行渡江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领导的华北各兵团，4月24日攻克太原。彭德怀、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第一野战军，在5月20日解放西安后，同华北两个兵团继续向西北国民党统治区进军，8月26日攻克兰州，9月5日解放西宁，9月23日解放银川，全部歼灭了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军。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省主席鲍尔汉宣布起义，新疆省和平解放。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同贺龙、李井泉等同志领导的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和第一野战军一部，于11月初开始向西南进军。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候、潘文华等人宣布起义，云南、西康两省和平解放，12月下旬，进入西南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成都战役，全部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军，27日解放成都，到1949年12月底，人民解放军已经全部歼灭了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部中国大陆，取得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首都北京，三十万人在天安门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引自广州日报）
冰霜涣：
国民党败逃台湾日程表：
1949年9月7日国民党宣布“政府”迁往重庆，实际在广州办公。
10月12日南下解放军接近广州，李宗仁宣布“国民政府”迁往重庆。
10月15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办公。
11月29日“政府”迁设成都。
12月7日蒋介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迁设台北，并在西昌设总指挥部。
12月8日“国民政府”正式在台北办公。
12月10日下午2时，蒋介石在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四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从飞机上往下望去，眼底已是茫茫大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22年间，虽说蒋介石从未统一过中国，但他始终是左右政治局势的中心人物，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现在他飞离大陆的时刻，一个蒋介石统治时代，从此结束。1975年4月5日晚上（中国清明节）11时30分许在台北病逝。安厝于台北南面六十公里的桃园县慈湖。他的遗体经过防腐处理，放在黑色大理石棺之中。据云，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从台湾迁往南京，葬入他生前选定在南京钟山南麓的一块墓地。那里东邻中山陵，既有国父之光，又有帝王之气。1947年春，那里先建一亭，蒋介石题写了“正气亭”三字。另外，蒋介石还题一联：“浩气远连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
1949年11月4日，蒋介石策划复位逼代总统李宗仁“劝进”，李宗仁软硬不吃，以胃疾借口，飞昆明、香港，后赴美国做手术，一去不返，置蒋介石就要丢失的西南不顾。
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大的争斗不下五个回合，蒋利用自已特殊身份和他在党政军中的势力，老谋深算，使李在争斗中总处于下风。李宗仁对蒋政府失望之极，不愿“劝进”，情急之中，想到三十六计中最后一计，以代总统身份一走了之，倒也置蒋于十分尴尬境地。1954年，他被蒋介石免去副总统职务，成为流落异乡的一介平民。（引自网上）
颂曰：生我者猴死我雕。
生我者：生我者是指第一次国共合作。
猴死：猴死是指孙中山逝世。
我雕：我雕是指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之际，他在《遗嘱》中指出，为了完成国民革命，“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俄遗书》中，他表示希望中苏“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的逝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共产党人发表许多论述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的文章，对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和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朋友表示深切的悼念和敬意。国共两党组织民众进行哀悼活动，广泛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一时在各界民众中形成大规模的革命宣传运动。（引自党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与历史贡献作出的评价。
“2010年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州中山大学开幕，在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上，年逾古稀的广东社科院前院长、孙中山基金会副会长张磊演讲之余，滔滔不绝地向海峡两岸的学者、记者讲述孙中山。有生之年看到又一次高层次的两岸交流，看到这么多来自海峡对岸的友好人士,张磊老人很兴奋。
张磊今年77岁，他从1956年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研究孙中山，直到现在。当年他22岁，至今已经55年了。张磊说，孙中山是近代史研究绕不过的人物，重大事件都和他有关，可谓是近代史的缩影。
“对于孙中山的评价，在公认的伟大革命家之外，还应该加一个评价，那就是‘建设者’！”张磊说，孙中山是一个政治现象，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左中右”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高：伟大的爱国者，民族英雄，中国近代化前驱,等等；他领导的革命虽然没有最终成功，但并不影响他的伟大。“是他打开了中国近代化的闸门，才有了后来的五四运动，才有了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一个一生都在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为何称为建设者？张磊说，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对中国近代的贡献不容低估。“只要看过他‘实业计划’的人，都不会怀疑，那是何等的宏伟！”张磊说，他规划过黄埔港、电白港。“孙中山一生都离不开地图，有时间就在上面写写画画，计划建设铁路、桥梁、港口──可惜的是，他一生都在战斗，真正平静下来的时候不多。”
孙中山是个伟人，他提倡“博爱”、“天下为公”，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一生追求全人类的幸福；他一身浩然正气，两袖清风。张磊说，连纪委都提出要在中山故居纪念馆设置廉政研究室。
孙中山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有何现实意义？张磊说，在目前的海峡两岸关系上，“孙中山”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山精神的实质，就是要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所以开展中山研究在两岸民间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双方求同存异、友好交流，可以为以后的真正统一奠定民意基础。”张磊如是说。（引自羊城晚报）
生我者猴死我雕这句预言时间垮度很长──将延续到第三次国共两党合作（国家的统一）时止。这时《推背图》四十象的预言方可划上圆满的句号。
中华人民共国成立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推背图》四十一象、四十二象、四十三象、四十四象及烧饼歌都已预言，有缘再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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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推背图》四十四象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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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象的预言：是概括了国民党在1949年内战失败退守台湾后，国共两党从长期的对抗到破冰之旅的和解进而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三个全过程。
马英九的连任问题，苗元一会长说：双羽四足的双羽是代表习近平、四足是代表马英九。我的看法是百灵来朝，双羽四足是祖国统一普天同庆时，文武百官齐集秦州（北京——解释放在称王只会合秦州），中国统一大业是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不是一个人打江山、坐江山。双羽四足是代表两个人，是两个人的一双手、一双脚，两个人的手脚加起来便是两双手四只脚。
否极泰来九国春的九字是代表马英九。
否极泰来是六十四卦之一。字典解释否极泰来此卦是坏卦、是不稳定的卦，坏到极点之后泰（平安）就来。否极两字预言的含义高度概括了台湾地区、两岸关系紧张的麻烦制造者李登辉、陈水扁称“天子”后，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陈水扁疯狂大搞“台独”活动，妄想从中国的版图分裂出去，最后落得遗臭万年的可恥下场。随着台独分裂分子陈水扁下台，马英九上台执政，国共两党、两岸关系才会逐步朝着和解、平和的方向发展，直到在马英九第二任内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2001年4月我与几个战友在一起聚会时谈及两岸形势时我就说：马英九会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是实现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参与决策者。当时马英九正在担任台北市市长。
中国是伟大祖国的名称，中国对现代世人并不陌生，中国的崛起（注）对世界充满好奇和崇敬，每个炎黄子孙无不为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而感到自豪。
“中国”一名虽有三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但它仅仅是一种地域观念，从夏、商、周开始直至清末，从来没有一个王朝或政权曾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中国”正式作为国名，始于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RepublicofChina，简称China（“中国”）。至此，“中国”一名才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1949年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将“中国”概念完善、充实到今天的含义。
（《推背图》释疑六十象）说：唐朝贞观年间，江湖奇人、术数大师袁天罡、李淳风受唐太宗李世民之命，一起研习后世千百年之娈局。经两年的精心研究，他们写出了《推背图》一书，该书六十幅图，每图都配有诗，图为工笔画，配诗有五七言，诗与画隐晦不直言。让人们去猜测其意。每幅画，每句诗都隐含一件将要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事情没有发生时谁也摸不清他的含意，但事情一旦发生，人们才恍然大悟，惊叹术数大师们的的天算……。1300多年前李淳风、袁天罡两位大师采取了与其他象不同的手法，把现在“中国”的国名堂堂正正、直言不讳、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在《推背图》四十四象，充分印证了大师的预言，真是太神奇了，真是太灵騐了。
2012年1月27日上午10时30分已发全文到海南中华传统文化研究院
注：对中国的崛起澳大利驻华大使芮捷锐说：与其说“中国崛起”，我更加愿意说中国“重新取得了原有的地位”。在长达2000年的历史中，中国曾经是世界舞台的主导力量，是世界一个主要的文明发源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