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作兵现象”刍议
在我们国人的语汇“芯片”上，“不治而亡”这个词，历来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医治无效而死亡”。甚至是“集结一流专家、使用最好药物竭尽全力也医治无效而死亡”的缩略语。总之，不会也没有过是对病人“不予治疗，任其死亡”的谴责性诠释。久而久之，“不治而亡”就成了想尽一切办法、使尽所有力量——“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而没能挽回生命的代名词。
事实上，“不治而亡”这个词组的关键词，就是“不治”。而这个“不治”往往就是行为上的分野——是救治无效还是不予救治，与病人最终的死活无关。而一贯看重“态度”的国人，几乎“集体意识”地强调：但凡对病人，尤其是对自己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父母，必须实施不惜代价的积极主动治疗，哪怕是违心的、甚至是极不情愿的和倾家荡产的救治，也在所不惜。因为，在国人看来那是“善道”、“仁道”、“爱道”，甚至是“孝道”的最高体现。远比理性的、甚至是自愿停医和理性放弃的救治，在国人心目中要高尚多少倍。于是，国人也就习惯于这种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铸造而成的道德范式和社会习俗。似乎也唯其如此，才能外不受谴责、内不受自责。
几乎在谴责加自责的声浪中，被网民海量点击着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医学博士拒绝医治临终父亲”。乍一看，是一条典型的负面新闻，“孝道”竟然沦落到了如此地步，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予救治、任其死亡，更何况还是医学博士的“弃父之举”，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先是义愤填膺了一阵子，等“读懂”了这则新闻的来龙去脉和背景事实以后，才缓缓释然了胸中的愤懑。原来“在得知父亲陈有强身患恶性肿瘤晚期的陈作兵医生，把父亲送回浙江诸暨老家。陈作兵还向母亲交代，万一父亲出现昏迷或呼吸心跳停止，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如果可能，就适当用镇静催眠，让父亲安祥地离开人世。正如所料，陈有强安安静静地、没有痛苦地离去”。
原来，是陈作兵父子颠覆性地给“不治而亡”这个词组更换了新内涵——理性不予施救，任其自然死亡。
原来，陈作兵医生是用“大爱和大孝，理性地改变了人生存的目的和人死亡的状态”。
正如舆论的核心观点说的那样：如果医生都能像陈作兵一样，对病人讲清病症或其他不治之症的道理，让病人自主和理性选择治疗还是不治疗，而不是鼓动病人用最好的但实则是无效并有毒副作用的药物，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医闹”和医患矛盾了。事实上，这种观点的付诸实施，就牵扯到了需要改革的医疗体制问题。
“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余秋雨先生在谈到礼教时的断言，我想既适用于严苛刚性的各种“制度”，也更适合宽松温润的社会“风俗”。设想，一种有损于社会、有害于人群的行业制度和世俗风气，无论多么根深蒂固，只要它“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扭曲人们理性地奉行“救死扶伤”的原则和行为，它的存在，就一定会被“科学发展观”所革除。换言之，理性哲思的“救死扶伤”，才是当今时代的必须和未来社会的必然。
救死扶伤，尤其是对重疾缠身、久卧病榻的父母亲的救治，往往显得更为复杂。因为，这种治病救人的行为，其中掺杂着传统礼教中的伦理道德、孝悌观念、仁爱思想和恻隐意识呢。文化学人启示众生：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重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份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相反，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后的内核。君可见，“父母去世时”都已被上升为你是“孝道”的卫道者还是叛逆者的大是大非问题。“父母救治时”，世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行为，还不好理解吗？
于是，“由病致贫”、“因病 返贫”的社会现象，正逐渐向社会的健康肌体袭来。究其原因，“社会糖尿病”惹的祸——在“孝悌”中、在“仁德”下，无视病情地救死扶伤，不论病况地耗钱治疗，甚至是倾家荡产地“烧钱救人”的仁爱观，在其中起着“主导发酵”作用。似乎非如此不能慰藉生者的心灵和死者的亡魂。其结果是，被“化学阉割”的仁爱核心理念，以及只强调良心、忽视良知的做法，使生者的生存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力所不及（能力、财力）的救治，不单有布德沽名之嫌，还有欺生蔑死之过——病人撒手人寰之时，便是活人人财两空之日。
笔者在经常听到某人之父、某君之母久卧病床已逾数年时，便油然而生恻隐之心。也似乎从陈作兵博客中看到了那位瘦骨嶙峋、痛苦不堪的陈父，以及听到了他对主治医的那段倾诉：“我实在不愿再看着儿女这样奔波劳累，也不愿意自己变成别人那个样子，你们让我安乐死吧，如果你们不这样，我自己想跳楼”。其实，这样的痛苦告白，无不是那些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人，在痛苦治疗中的共同“呻吟语”。我甚至想，病人这时最大的愿望不是痛苦地延续生命，而是尽快地结束病痛的折磨。而已被前沿医学宣判了“死刑”、且久治无果的病人，恐怕唯有安祥地离开人世，才是最佳的解脱办法吧。一边是痛苦地活着，一边是自然地死去，我们为什么要拘泥于礼法观念和世俗风气，选择前者——以“大把花钱”的救治，使病人痛苦地、甚至“欲死不能”地活着呢？因此，笔者常常想到了立法严谨、操作严格的“安乐死”，让病人“我的生命我做主”地自主选择。不但是对病人病痛折磨的解除、无效救治的终止，也是对病人人格尊严的尊重。愚笔自道，果能如此，不啻是最大的人道，也是最大的孝道！因为，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有责任，让每一个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人，不再哭着离开这个世界。
看看养生保健专家是如何提示我们的：“对待疾病，你可以放弃治疗，不可以放弃知情”。诚哉斯言！当我们知晓了自己是小疾微恙，还是“晚期癌症”，不但给自己一个交代，还可从中作出抉择。以“靶向疗法”避免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无用功。有人会说，不把“死马当活马医”地大胆探索，何以把死马医活？没错，但你毕竟得承认终极结果是“死马”，只不过你暂且把它当作“活马”来试验罢了。而且，根据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起死回生”这样的难题，估计在短时间内还根本无法破解。更何况，通过高新技术手段和严密逻辑判断得出的“必然”结论，在没有匪夷所思的奇迹发生的情况下，意外的“偶然”几乎“零发生”。因为“必然中产生偶然极难，偶然中出现必然较易”。
生活中，我们常常在犯错误后，以“交学费”而为自己开脱。那么，面对明知不可救而救之的患者，我们多数人是在“上无愧于天，下不怍于人”的思想支配下，情愿和不情愿地交“爱心费”或“孝道费”。与其如此，莫如直面患者的病情做理性和客观的分析判断：救治有望就要全力以赴、绝不轻言放弃；无力回天就要及时放手、回归生命自由。设若，我们非要交“爱心费”或“孝道费”不可的话，不妨让我们拿着这笔“费”，去悉心研究一下如何消除这种“病灶”的感染，如何避开这类“渊薮”的扩散。更应该对“必死无疑”的癌症晚期患者及时说：“不”，以使患者在获得精神和肌体最大自由时空的境况下，有尊严地在西方极乐世界“软着陆”。相反，那种置严酷病情于不管、置科技能力于不顾，“一根筋”地大把花钱无效救治，于国、于民、于病，只能事与愿违、只会南辕北辙、只是劳民伤财。
陈作兵医生就是在确诊父亲已进入癌症晚期，并且自己作为研究和治疗癌症的专家已经“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与老父亲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放弃治疗的。陈作兵的“晓之以理”，与老父亲的“动之以情”产生了和谐的共鸣，理性明智地做出了“减轻痛苦，自然死亡”的生命抉择。陈作兵父子之举，不仅是为“医患关系”做了破冰之旅，也是为化解“医患纠纷”开了先河。尤其是陈作兵医生，无愧是医学博士，他冲破了“孝”内涵中的糟粕礼法和陈规陋习，以“三真”——真心和真爱来真正行孝，最终获得了患者、医生、国家、资源的“四赢”结局。笔者在此斗胆放言：“行医当如陈作兵”！
生活中，我们常常受到“善和爱、仁和孝”的观念的支配。但是“爱有多销魂，就有多伤人”却是不争的铁律。不妨且听余秋雨先生的哲言：“善和爱永远是互相的事。因此必须是自由互馈、信心互增、光辉互照。这样构建起来的整体氛围，几乎就是天堂的降临。善和爱，是一场代代相传而又艰苦卓绝的接力赛，只是为了把人类拉出无边的黑暗和痛苦”。
然而，当人类“至高礼遇”——善和爱、仁和孝的实施和授受，对抗击“顽疾”和“沉疴”都完全无效时，最有效的选择，恐怕还是陈作兵医生的那句坦言：“有些疾病，只能顺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