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本书出版有几个月了吧，但我一直没买，对作者是否能真实的评价仇和存有疑虑，前几天在某书城终于买了一本，回去就看了。看了就放不下了，一晚就看了一半。书中描述的案例乃至人物都是真实的，除了几个名词有点错误外，该书是真实回顾了仇和在宿迁的真实执政历程，其中的很多内幕我还是第一次接触。作者不愧为新华社的记者，跟踪仇和10年，10年磨一剑，真实的还原了仇和的并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该书描述的仇和的执政经历对当今的基层执政者应该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对仇和，很多国人被南方周末04年那篇《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给误导了,真实的仇和实际并无的争议,无论是省委中央还是当地老百姓对仇和是真心欣赏和拥戴的,那些批判仇和的多是些做在象牙塔里正事做不成但却长了一张大嘴的脑残者.评价一个地方官员,最权威的莫过于老百姓的口碑,在仇和执政过的沭阳,宿迁乃至现在的昆明有几个人对仇和有负面评价的?仇和无论是操守还是能力都堪为当今官员的榜样,清廉.勤政,爱民能办事.与曾经的几个榜样型基层干部如孔繁森,牛玉儒比，仇和的能力要强很多,而在操守上一点也不差,仇和这个人善不胜书.若干年后,相信仇和会得到更高的评价,而不是"争议".
转:媒体对该书的报道
前几天在北京举行的200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政道——仇和十年》从上千册新书中脱颖而出，成为各图书经销商关注的亮点。该书的主人公仇和，是中国官场的先锋人物。他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他的为官故事，精彩伴随着惊险。云南的读者，对他还有一知半解，对全国的读者，了解他，就是了解一个“宿迁模式”后的中国转型期的改革者活标本。
《政道》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周末将登陆昆明。出版社责任编辑叶国斌说，读者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面对一个长期处于混乱的重灾区，仇和是怎样使之在短时间内实现由乱到治的；仇和靠什么手段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实现了由自卑自弃到自强自立的重大转变；同时还可以看到10年来，一直以推进改革而屡受争议的仇和。
“改革之星”的改革故事
据了解，《政道》写作历时两年，而作者追踪、采写准备时间长达近10年。书中的“宿迁模式”，以及昆明对话，对仇和这样一个励精图治的改革者人物，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还原。作者是两位新华社记者，一位是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包永辉，一位是新华社上海分社副总编徐寿松。由于职业的原因，两位作者与仇和、与宿迁有着较多的接触。当仇和已经成为一个蕴含丰富、众人解剖的活标本和政治符号时，他们觉得不应仅仅用新闻来说话，还应用图书的形式，将一个更为全面、更加真实的仇和告诉读者。
实际上，作者早在1996年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之初，就把目光锁定了拥有174万人口的被称作江苏省“谷底”的沭阳，锁定了具有鲜明施政特点而又充满争议的仇和。
书中故事共12篇章，文字多以叙事为主，不作议论，还原大量媒体过往报道的事实真相和背后，文中小标题看点频出。“一年求和，两年求饶，三年求逃”曾被形容沭阳县当时的为官者情形，而仇和是在这“瘫痪的沭阳”大干了多年。“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顶住重重压力，仇和的整顿行风不仅在官吏，还在民风。《沭阳县志》中记载，清朝时曾任沭阳县主薄的袁枚这样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每闻此言，仇和都忍不住发火：“明明是官风不正带坏了民风，却反而栽赃百姓，天下哪有此理？”仇和到沭阳不久，提出了“四风建设”，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求天求地不如仇和》作为第三篇章，追溯往事“千人会场怒斥‘警匪一家’”、接下来“铲除公安局长”反腐转向原县委书记“公安局长的五封串供信”等，仇和一系列整顿行风引来媒体争议。
《仇和“布道”》中提到，他的“每周一课”“睡觉前必须读完40页书”“向人情开刀”，他还掀起“审计问责风暴”，他“看准的事情，砸锅卖铁也要干”，他的“求解殖民化经济”中，用到“十二道金牌抓招商”“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他还“引来焦点访谈的日子”。5年改革，顶着风险，从百日维新，到内部股份制改造，形成“宿迁教改：比特区还特的‘仇和市’”，“没有授意的公推公选”，使得宿迁政坛“地震”。
该书编辑力图通过此书让读者看到，这是一本提供改革经验的书，但不是一部歌功颂德的作品。仇和10年施政的过程中，既险象环生，充满坎坷，又惊心动魄，动人心弦。付出巨大，艰辛备尝，又收获颇丰。
作者和编辑认为，这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历史，而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的历史。仇和在宿迁10年进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是一场经济欠发达地区如何实现稳健有序的社会转型的实验，它的标本意义，必将对中国更为稳健的改革有所启发。
昆明经济书店董事长刘国俊作为该书的云南总经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告知，前不久在北京举行的“2009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该书成为上千本新书上市中的最大亮点。出版社首次付梓出版2万册，云南便一口气订下1.2万册，将铺货到昆明各大书店。昨日又得到消息，宿迁加印2万册。
■摘选精彩句子
穿插形象生动的大鼓词
文中多处穿插的大鼓词很有特点。鼓词是一种曲艺形式，长于抒情，善于叙事，曲句俚质，通俗易懂，其句法结构基本上是七字句，有时也运用五字句及叠板等形式，一般由韵文、道白相间而成，有唱有说，以唱为主。
在《沭阳：仇和登场了》的篇章中，一段控诉沭阳干部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大鼓词，这样写道：“长的是鳝鱼扁的是鳖，干部个个都爱吃，口口都吃农民肉，个个都喝农民血。”
《仇和打电话》大鼓词这样写道，“仇书记，想到此处主意定，你看他，桌上抄起电话机，按照那，七十六名单挨着打，第一个，就找这位李书记……仇书记，七十六电话打到底，这时间，天光大亮六小时。这就是，仇和半夜打电话，也不过，工作作风提一提。”
叶国斌编辑告诉记者，文章保留了一些“仇和语录”，比如“要让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收拢五指，形成拳头，集中力量，建设市区，扩大载体，打开通道，富集要素，提升人气，众星拱月，形成体系”等。
殊荣
2008年9月，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当选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11月获得影响中国改革30年“改革之星”称号，他是在任的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和省会城市书记中获得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奖的唯一人选。
■专访作者包永辉
10年采访近百人推出改革佳作
本书的作者撰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完成书稿的过程是怎样的?作者又是如何保证本书内容的真实性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电话采访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包永辉。
采访近百人构建真实性
云信：此书完成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你采访仇和多少次？
包永辉：那是1997年，我从新华社河北分社调到江苏分社，在此之前，我对沭阳一无所知，到了江苏后，我偶然看到《沭阳日报》对仇和的系列篇，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领导干部，他的言行作风一下子吸引我去关注。因为工作关系，我接触的领导干部很多，但是像仇和这样与一般领导干部形成差别的领导还真少见。我用了近10年时间，接触仇和，深入沭阳调研，对他的正式采访大概有10多次，而聊天插话情形的次数也不少。
正是悟透了仇和的任官之道，我才有勇气来写此书。其实，写此书是为了从仇和身上探索中国改革者的思想与观念。动笔写此书，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年又借到昆明调研的机会，又约了仇和采访，写出了《对话昆明》部分。
云信：书中的故事，怎样保证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包永辉：这些都是有消息来源的非虚构的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有经历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们还纠正了一些媒体对仇和的一些事情报道的出入。我这样说吧，100%真实，没有一个故事是虚构的。也有一些故事，是主人公身边人的叙述。自始至终，我严谨地采访了近百人，这些都是严格把关，核对翔实的。
一篇放长的新闻作品
云信：书的特点，写作上有哪些创新？
包永辉：读者也许认可此书是报告文学，可我更愿意把它归为“长篇报道”，因为它的最大的特点，是像报告文学一样有故事的生动性，且每件事情、每个人都是真实全名。这种真实性是报告文学没法超越的，所以叫长篇报道，它是一篇放长的新闻作品。
云信：仇和看到此书了吗？那么多次对他的采访感觉怎样？
包永辉：我跟踪仇和，面对面采访也好，聊天采访也好，是他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我。每次采访都存在顺利与困难。困难在于他的排比句多，语速快，学识渊博，他的理论概念，不容我们打断，仇和总是让听他说话的人觉得自己的学识不够。仇和不摆海归派的做派，不言必称希腊。
云信：书中所涉及的人，都是真实的，仇和主人公，还包括仇和的前任，被双规的原沭阳县委书记、宿迁市副市长黄登仁，原沭阳县公安局长姜正成等，还有沭阳县纪委书记王益和，这些人是真实的，他们看此书后如果有异议，你有担心吗？
包永辉：记者就是记录历史，要有史学家的情怀，这是我以人为善和写书的态度。自不用说，这本书出来肯定得罪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的治学态度，让我容不得用模糊的人名，而且新华社也从没有习惯用张三李四的模糊概念和名字，我们在忠实于历史，记录历史。
对仇和书记，我在等待，书已寄给他，如果他默许就是对我的书的认可。
还仇和一个历史的真实
云信：作为媒体同仁，你提出了“媒体仇和”观点，仇和的真实故事与媒体报道为什么会有出入？你既然在书中有更新更正之实，那你从什么角度来“正”？
包永辉：我们所知道的并非“媒体仇和”，人们在议论仇和的事后，对他忽略了很多。比如说，忽略了他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忽略了他在党内民主层面的实验，从而忽略了他对转型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价值。为保证公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知情权，他在沭阳县率先搞起了任前公示；为保证一般干部拥有平等的参与权，他在宿豫区率先搞起了公推公选；为保证一般干部的被选举权，他在泗洪县率先搞起了乡镇书记直选；为保证民众在干部选拔中的监督权，他在泗阳县率先搞起了勤廉公示。这些不是声张的实验，在外界可谓鲜为人知，而人们通过报道看到的，总是他那些被戏剧性放大了的某一个侧面或者某一个细节。我们于是决定写写我们所知道的真实仇和，还仇和一个历史的真实。
云信：浙江人民出版社在与你的沟通出书中，有哪些共识？
包永辉：仇和书记还在任上，我们传递的声音，是一个高角度、扩视野的做法。之前，也有过写仇和的书《执政者》，还有专题片《美丽中国结》，但是这些并未看高一线地解读，并且不能确保真实性。以至于我们出书后，畅销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期待这本书能做一个读本。对云南来讲，这个读本也相当的有借鉴性。昆明是仇和改革的第二个地方，这里的前景，我们觉得肯定比宿迁更有前途，这里有东南亚的前沿阵地，需要有开阔视野的人来打开局面，这在发展型资源需求下，在国际视野的全局观下，云南的改革开放，重在“开放”，潜力无限。
云信：读者看此书，你希望他们能从中理解、了解到什么？
包永辉：我在书中提到，我们对仇和的褒奖，并不代表新华社的官方立场。如果你从这本力图以客观公允为宗旨的书中看到了褒奖，那么，我们不希望你认为，这是对某个人的褒奖；如果你真的认为我们褒奖了他，那么，还是请你从“转型中国的宿迁实验”的角度解读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