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横光利一长篇小说《上海》译言
李振声
略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的三十年代，上海小说界有过一个流星般一闪而过的新感觉派，中坚核心有短寿的穆时英、刘呐鸥，以及年届九旬依然笔耕不辍、几年前刚刚离世、民间口碑“北有钱钟书，南有施蛰存”所美誉的施蛰存先生。
由于时运际会的辐辏，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有过一段短暂的物质繁荣。仿佛一夜之间完形的商业文化的声色之障，给人造成了一种空前巨大而又全新的经济乃至文化审美上的幻觉。三十年代上海的新感觉小说，便是这一幻觉直接刺激文学想象力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一奇异的文学现象又与当时世界性的现代艺术主流趋于同步。从文本渊源和影响源来讲，上海新感觉小说的灵感，很大程度上即源自于二十年代盛极一时的日本新感觉派，这从它的命名便可一目了然。左翼作家楼适夷，本是从贬义上来揭示这层关联并启动这一命名的第一人，但星换斗移，物是人非，新感觉，新感觉，如今已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头，当初批判性的命意，差不多早已让人们遗忘在了历史的旮旯里了（本欲毁之，反以誉之，无形中又为黑格尔“历史狡黠”说添加了一道例证）。有人称道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甚至要比茅盾的煌煌巨构《子夜》更能抓住城市的灵魂（如白先勇），但上海三十年代新感觉小说的始作俑者却无疑要推刘呐鸥。刘毕业于日本青山学院这所东京知名的贵族大学（据施蛰存先生回忆，刘的中文底子要比他的日文差许多），他把自己耳濡目染的日本新感觉派，通过论著译介和小说写作，率先向上海小说界作了转输。
横光利一（1898—1947）出生于日本福岛，1916年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后因病休学，创作最先受到菊池宽的提携。1922年在《新小说》上发表长篇《日轮》，一举确立其新锐作家地位。1924年与片冈铁兵、川端康成等创办《文艺时代》，成为日本上世纪二十年代新感觉派的核心中坚。在对待和处理外界事物时，新感觉派力主作家主体对外部世界的强烈驾驭和渗透，与川端万物有灵论式的体察、谛视现实人世的观点相应和，横光更看重将作家精神生命个性存活到对象之中的策略和过程，也就是说，对象除了须得接受来自作家视觉、听觉等直感印象在它身上的表达外，还得接受作家神采飞扬的感悟灵性的全面浸润。《上海》一上来的那组奇妙短句，依照我在后面将要引述的GregoryGolley的说法，几乎可以读作新感觉小说的一种经典表达，它们经由某种隐喻性力量，将起伏的摩托艇艇首之波、栈桥的腿、湿润的苦力以及河流，集约在同一个影像之中，在以名词终结句子，并将机械、自然力、身体作了俳句般凝缩的文章内部，句子和句子彼此缠绕融合，从而对上海这一国际都市的场景作了集成式的表达。日本新感觉派在上世纪的1925、1926年间的日本文坛盛极一时，嗣后遂告消退星散。横光则一度转向新心理主义，最后倒向传统主义。
横光利一著述甚丰，有影响的小说除了上面提到过的成名作《日轮》以及《上海》外，还有《机械》（1930）、《纹章》（1934）、《旅愁》（1937）等等。
那么横光利一究竟有些什么特色呢？暂且先容许我不急于回答这一提问。
从文学史上看，一般说来，一部杰作的出现，便意味着天下从此多了道难以逾越的坎，它似乎向人昭示了文学的某种限度，告诫人们文学某一方面的可能性已经被人先行穷尽，因而一个明智的作家，一旦遇见这样的情况，除了在它面前稍事伫立并嗟叹片刻之余，便会知趣地绕道他行，另去别处垦荒播种，谋求新的生计和出路。除非他有非凡的自信，坚信自己身上拥有足以逾越眼前杰作的实力，他才会当真当着它的面，扎下营盘或建起山寨，就像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待见过东巡途中秦始皇的赫赫威仪，准备一秀自己“彼可取而代之”的身手。面对近代小说之父福楼拜那部颇负盛名的历史小说《萨朗波》，横光不愿甘拜下风，振笔写下了自己的《日轮》；而眼看马尔罗当时几部以中国大革命作背景的小说《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的命运》在西方十分走俏，横光又当仁不让与之叫板，写下了以“五卅”上海为背景的《上海》。平心而论，横光在同时代日本小说家中，大概还算不上是最有腕力的，但却绝对算得上是当时最不怵于与世界文学一流高手较劲儿的勇者。他这几部挑战叫板之作，可能并不足以对它们的对手构成真正的挑战和叫板，但他那份堂·吉诃德勇战风车的气度和魄力，一如屠格涅夫有意将汉姆莱特和堂·吉诃德作对比较时所下的考语，值得我们敬佩。屠格涅夫不喜欢犹豫、延宕的汉姆莱特，却高度赞赏勇于行动的堂·吉诃德，固然有他对自己，也包括同时代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反省和自我批判，显然别有会心，此处不便展开。眼高手低固然不免让人觉得遗憾，但无论如何总要比眼光低下而手上功夫却也不见得有多少高明的人，强上不止十倍。像横光这种随时随地瞄住世界一流水准作冲击状的心态，先不去说别的，单单跟咱们这里小说可能还写得不怎么样、却先学会了埋汰人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偏心眼儿的人相比，眼界孰高孰低，也就不用费词了。
无须我再作絮叨，这下你大概明白了吧，横光利一的特点该在哪里？
具体到《上海》的释读，恕我偷懒，干脆再摘译一段日本讲谈社1969年版《日本现代文学全集·横光利一卷》河上彻太郎氏的作品解说：
横光氏昭和三年（1928）为期一个月的上海遊，是他头一次海外旅行。当时的上海，就好比是当时世界的一个象征，是个杂乱无章的都会。政治上，共产党的暗中活动，与财阀的自私自利及亚洲主义者的理想，纠缠错杂，阴谋、暴动和暗杀成了家常便饭，市民对死尸和枪声习以为常，劳资冲突最趋尖锐，奢侈品充溢店家，赌博欢乐之巷，所有的恶之花竞相绽放。另一方面，饥饿和贫困却充满了大街。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大体上也是以同一时期的上海作为背景。这是个足以牵引一个西欧现代进步作家的魅力四射的魔都。《上海》以就职于开设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的职员为中心，里边的女性，则由消费性日本女人，中国女共产党，直至白俄卖春女，形成国际化组合。小说在一种独特的、光怪陆离的色彩中，对这个国际性都市的野性、刺激和颓废，一一作了勾描。作为日本新感觉派的执牛耳者，那种人为追求的色彩感，自然也在这部小说中铺陈延展了开来。尽管横光此前的作品，结构上有意为之者居多，但横光的第一部长篇《上海》，却是将未经人为剪裁的第一手印象，栩栩如生地描写而成，直到后来，横光在追述感怀的时候，仍将这部小说列为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
当时的中国，正处在蒋介石北伐，国共分裂的前夜。蒋的势力强盛，意图也十分单纯，他四处奔走着，要把国际势力撵出上海，在对租界无所措其手足的情况下，着手启动收复租界这一庞大的都市计划工程。另一方面，围绕租界进行的国际资本的争霸也愈演愈烈，上海的木材、棉花市场对欧美市场直接造成很大的冲击。出现在小说中的日资纺织工厂大罢工的场面，固然是由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但就寄同情于被压迫阶级的人，以及拥护自己的民族资本这一点而言，对中国人来说，这场罢工也为他们所认同，而个人的利害关系则又当别论。此外，战前的租界设有工部局这样的实权机构，在对中国方面无所凭借的情况下，单独筹措着从土木工程到社会治安的一系列事务。事实上，日资工厂一旦出现罢工，与其说竞争对手英国将从中坐享渔翁之利，还不如说，他们首先将会惊恐万状地作出共同防御，一起扑灭这燃起的火星。这里还出现了印度志士，这是个大亚洲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小说里的日本人山口，即属此类人物，此派人物将诸如头山满、宫崎滔天之流国士型支那浪人招集在自己麾下，虽然意欲通过孙文和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但从一开始他们便不具备政治方面的实际势力。
当时的上海，无论政治还是经济，是彻头彻尾靠物质来驱动和运转的所在，精神性的动力则无从谈起。不，人情的世界，就连恋爱，也都可以说是靠物质来驱动的。初次来到海外的日本人，于此说不定还会反弹性地滋生出一种强烈的解放感来。对栖居在战前上海的日本知识分子阶层说来，他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仿佛丧失了自我精神内核之轴的民族。这在这部小说里有很好的描写。主人公参木成了个虚无主义者，但虚无主义在这里不是一种本有的性格，而是一种习得性的东西。另外，小说里的男女在金钱方面的观念都显得很稀薄，这一特点则来源于魔都的性格和栖居上海的日本流浪者根性这两个方面。也许有些读者并不需要如上所作的一番解释，可我还是要给战前上海的特殊情况加上若干注释。
总而言之，当时的上海是这样一座都市，你只需将映在眼帘里的事物杂然纷陈开列起来，便会成为一首散文诗的。成堆沾满尘埃的地摊正闹腾着。捞在笊篱里的煮鸡蛋。凌乱陈列在摊儿上的鸡头，变质的豆腐，扎在辣椒堆里让人耍着的猴，随脚步声不断震觫的猪油，在绽着口子的破鞋堆里打滚的芒果，放出光亮的煤，打碎的鸡蛋，悠转在鼓胀的鱼泡中的缠足女人。长着一张中古时代勇士般白皙明敏的脸的参木，靠木材获得数百万财富的来自新加坡的甲谷，便周旋穿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在杂沓的街巷里、河岸上、旅馆、舞厅和土耳其浴室间，四处游走。与之做伴的女子，则是曾在土耳其浴室里追逐过、终至堕入风尘的杉儿，美艳出众的女工、共产党芳秋兰，让山口蓄财般蓄养着的蓄妾奥尔嘉，她们与其说是人物，毋宁看做是画在舞台上的一幅幅布景。扣人心弦的场面，则有与罢工结伴而来的暴动，以及后来的在排日气氛激荡的街头独自行走等等。这中间，对参木痛苦奔走的神情，虽描绘得过甚其词，但作为小说人物，参木却既没有什么特别的悲壮，也没有什么特别哀婉动人的地方。当他藏掖起手枪，在动荡不安的工厂里巡回时，甲谷的哥哥则在一旁嘀咕道：
“我说，你在这工厂里转上一圈，就会发现，敏锐和明快是个忌讳，只有懵懵懂懂而又豪放不羁的虚无主义，才是带动一切前行的火车头。你使劲儿推上它一把行不行？你要思忖一番的话，那会误事的。”
这种二十世纪初头的行动主义和颓废思潮，便贯穿在这部小说里。在横光氏的一生中，两次海外旅行的产物《上海》和《旅愁》，恰好成了他的代表作。倘若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阅读，你会意外地感觉到它们之间存在着相通的一面。这相通性便在于，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人，眼中放出好奇的光亮，游走在当时屈指可数的世界级魔都般的大都会里，他自然会着眼于从消费的一面，来勾描这些都会。当时的上海，与其说是东亚人的一个好去处，还不如说更是欧美人捷足先登的所在。而不大有机会享得海外渡航之惠的文人墨客，也就乐意前来上海，过上一段十足西洋风味的生活。尽管如此，但无可否认的是，当日本开始掀起马克思主义暴风骤雨之际，前往风雨飘摇中的上海作第一次海外之旅的横光，正年方三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氛渐趋浓重之际，旅居巴黎途次的横光已年届四十，面对异文化的一番心情，中间自然会有不小的差异。尤其是，在《上海》那里，你是压根儿感觉不到旅愁这种情感的。这部小说，通体就好比初期新感觉派的那份感受性在大地间的运作，而这种感受性同时也在这部小说里打上了自己的休止符。
河上彻太郎的上述解说，屈指算来，已是三十多年前的解说了。较晚近的有关《上海》的意义释读，就我有限的阅读范围言，当以前田爱的《SHANGHAI1925——作为都市小说的〈上海〉》一文最见出色，此文是日本学界有关横光利一《上海》研究中征引率最高的一篇文献，我已将其译出，作为附录收在本书中，读者可以参考。美国年轻的横光研究者GregoryGolley《栖居在殖民都市上海的身体》（《思想》1997，第12号，日本岩波书店）一文也有新意。《栖居》着力探讨横光小说《上海》之于都市身体的揭示、想象及其表达。GregoryGolley从都市身体的多面性，人物身体在上海这一殖民都市里所蕴涵的地理政治学意义，横光为书写而书写的形式观与后来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相类相通，以及身体作为一种符号，身体装置的价值系统等众多角度，展开颇有想象力的评说，最后还推论，《上海》是横光由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最终回归到传统主义（《旅愁》为其代表作）的一个契机。理由是：身体作为观念肉体化的场所，具有灵物二元的暧昧性质，情形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连续体颇为相类。暧昧也是现代主义与生俱来的一种根性，因而根本无从指望现代主义会有消解暧昧的灵丹妙药。两弊相衡取其轻，相比之下，还是归心传统来得保险些。
横光利一想象和思考的身体，既是使观念肉体化的场所，反过来又是使物体精神化的所在。与此同时，只要作为人类肉体的身体不属于稳定不变的物质，而是属于物质性的现实时空的连续体，它便是相对的，不安定的。这一复杂的二元身体论似乎可以看做是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象征。横光守持着科学观点，将语言所无法表述的灵魂从小说世界那里驱逐了出去。毋宁说，他意欲勾勒出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相关性。横光所定义的身体，既非完全自律的，也非完全受制于物质世界的。这一既非客观又非主观的身体现象，必然导致政治／艺术，或物质／精神的抗衡与冲突。出现在小说《上海》里的这种身体的不安定，则与现代主义的暧昧有着关联。
横光文学在追求唯物的同时，不断憧憬着诸如人的内在面、精神、独立之类 的唯心之物。只要追求唯物，《上海》唯心的一面便自然会与物质性的世界生出干系来。和众多的日本文学家一样，横光最终是让唯心论与日本直接联结了起来。这一回归日本的做法与现代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关系。小说《旅愁》（1937）是横光归心日本的一个显在表征，这一归心即与192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危机直接相关。身体问题一直从《上海》绵延到了《旅愁》，从中似可找出横光由唯物论转向唯心论的线索。
不过说穿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学术性的释读罢了。对此本无多大兴致的读者，大可不必在意。诗无达诂，小说同样也没有定于一尊的解释，自具心眼的读者，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致、嗜好和阅读习惯，自自在在读去，无须舍己耘人。
http://www.housebook.com.cn/200904/20.htm《书屋》二〇〇九年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