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中心主义的“人本”文化体系，自先秦形成伊始，就特别强调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并且把它作为基础环节，与“治人”密切联系起来。而到了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的解释，关于道德修养的宗旨和程序也就进一步学理化，复杂化了。这典型地反映在经其改定和解释的《大学》经文及传文中，不但整理认定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样一条环环相扣的长链，而且对“修身”在其中属根本性环节以及它与其他诸环节的关系原理进行了发挥性阐释，其大旨是从“格物”到“正心”四个环节，都属以修身为归结的必须过程，而“修身”对于“齐家”、“治国”、“平天下”来说，又是根本和前提。
天地之间的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包括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物”，推究其“理”所在就是“格物”，这属于与“致知”相连贯的事情；而按照所知去努力实行不存欺饰，便是“诚意”。这两者并进而不偏废，不论是“下学”还是“上达”便都做到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曾国藩是把包括格“书”在内的“格物”界定在对事物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的意境；“诚意”，则不仅仅是限定在意念上，而特别推衍到按格物所获知的道理去力行方面，要达到“知”与“行”的统一。
曾国藩所“格”明的格重要理则，就是认定要特别重视“敬”、“静”二字的修炼功夫，将其作为主要课程。对所谓“敬”，曾国藩即把它界定在“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的意境。稍后，更要言不烦地释为“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可见，“敬”与“静”是相互连通的，“静”乃“敬”的一种内在属性，即要达到心思专一，不虚浮躁动的境界。
纵观成就大事者，儒学思想的精髓多少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诚然，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多少还与环境、人际关系有关。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同样有一定关系，但在10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过去，人们全盘否定曾国藩，把这种因素夸大其辞，如皇帝召见一事；出自稗史。其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曾国藩个人的努力。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10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太严格了！他的老师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但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就是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其评价都非常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恶狼，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努力，才使他成功，决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其深入的程度。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讲，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在日记中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真正是“灵魂深处闹革命”了，当今社会，大家若能这么要求自己，实在是了不起的了！
曾国藩十分注重传统道德和社会伦理修养，因此，特别重视修身。他一再强调，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一定要身体力行。他认为，只有将道德付诸行动的人，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才能让志向成为现实。他说：“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曾国藩的立志、修身，并不是空口说白话，而是真正身体力行地践行自己的理论，他确实将自己投入到了艰难异常的实践中。正是在立定大志的前提下，他才能够战胜人心的欲望，走出内心的困境以及世俗的陈规，成就后来的一番伟业。为了达到宏远的目标和理想，实现个人的志向和抱负，曾国藩还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修身计划，行之以恒，曰日课十二条。其内容是：
第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骛。
第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修身之道，最难在于养心，东方古典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佛家也好，都强调一个静字，即万象放下，心无杂念、豁达光明、冲融虚廓的心境。内而专静纯一，方显外而整齐严肃。养浩然之气，心胸豁达，是成大事的必备条件，纵观古今，代代圣贤，成功人士无不虚怀若谷。
第三，早起：黎明即起，决不恋床。天道酬勤，勤字之本在于早。
第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决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第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毛主席说过：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治学无方，则百无一成。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其生平为人处世的成功，正是他秉承须臾不离读书，广泛涉猎，由博转约，格物正心，治学有方的善果，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第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居高位者尤其如此。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曾国藩自勉，恒守清慎诚勤四字，而尤以诚字为重。与李榕书云：“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乎大戾，免于大败，愿与足下共勉之。”
第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第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故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
第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第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第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决不留待次日。
第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他的自省日记是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初开始正式记起的。一天下来，对曾有过的邪思邪念、妄言妄行，都要检查一番记录下来。他所订的“十三项课程”中特意加上“写日记”一项，就表示了对此举的重视，并作有这样的具体注释：“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可见当时的决心之大。从他一段时间里的表现看，似乎也做得相当到位。
曾国藩严格恪守，为了坚定自己的修身意志，他还特别注重戒烟。他说：“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平生言之，30岁前，最好吸烟，片刻不离，直道光壬寅（184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吸；46岁以前，做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拿曾国藩的话说，一个人的脾气本性原本是很难改变的，如想要有所变化，就必须先要坚定地立下志向，才能有所为。就拿我这一生来说吧，30岁之前，我最喜欢吸烟，简直到了嗜烟如命的地步，半刻都不能离开，直到后来我立下志向，一定要戒烟。因此从道光壬寅（1842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那天起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吸烟。再比如，我在46岁之前，做什么事情都半途而废，因为没有恒心，使得很多原本可以成功的事情都最终失败，这几年我深刻领悟到了这一点，因此告诉自己，不管大事小事，都一定要坚持做到底才可以。如今，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很好地做到有始有终。由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出，人只要有志气去改变，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古时候人们都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曾国藩原来有抽水烟的嗜好，不过，他意识到吃烟太多，故致困乏的危害，为保身计，决心戒烟。然而，曾国藩平素吸烟成瘾，甫一戒烟，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戒烟初期，曾国藩时感六神无主、精神恍惚，犹如婴儿断乳般难受。他一方面告诫自己断不能复吸，另一方面拼命找朋友下棋、聊天，防止戒烟失败。
关于这一段痛苦经历，他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即宜守规敬事，乃闲谈荒功，不溺情于弈。归后数时，不一振刷，读书悠忽，自弃至矣。乃以初戒吃烟，如失乳彷徨，存一番自恕底意思。此一恕，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急宜猛省。”
戒烟中期，曾国藩的烟瘾时有反复，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每到这种时候，曾国藩便不能静坐，只好出门。曾国藩忍受着戒烟的煎熬，在一个月后，终于成功地把烟戒掉了。
那时的大烟与现在的香烟不能比较，那时的大烟是毒品。我们深知戒毒的艰难与痛苦，然而，曾国藩却能够自己坚持戒烟，可见他的意志力是何等坚强。
有人认为，曾国藩的窒欲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表现出厌世观。其实，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他并不是把人的一切欲望绝对禁止，只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而已。
曾国藩是理学名臣典范，自然恪守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然而，曾国藩也是凡人，也和其他人一样有七情六欲。
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曾国藩的挚友陈源衮新纳美妾，人皆赞貌若桃花，曾国藩羡慕不已，借故意欲一见。陈源衮拗不过曾国藩，只好从命。曾国藩见美妾后窘态百出，出言调戏，狎亵大不敬。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曾国藩在好友汤鹏家中又故伎重施，对汤鹏的两个姬妾谐谑为虐，绝无闲检。除调戏友人姬妾外，青年曾国藩还经常出 入声色场所，无事夜行，心贪嬉游。
按照原来的品行发展，曾国藩恐怕根本就成不了后世的楷模。后来，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就伟业，就在于其能够节制欲望，以理学为圭臬，修身养性。
一日，曾国藩应邀赴宴，看到进士同年美妾如云，心中顿生无限游思，目屡邪视，回家后又闻妻子病榻呻吟，心中无端烦躁。入夜静思，他顿感理学功夫大减，反省云：真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无论是出于养生定性，还是出于个人修身，节制欲望都是大有必要的；无论是名利欲望，还是情色欲望，都需要节制。欲望过度，不仅有伤身体，扰乱身心，还会干涩前途，毁掉人生。因此，做人修身应该节欲。
为了提高自身修养，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苛刻。大家熟知，懒惰让很多人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人生中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尽管很多人很努力、很上进，但是难免会有惰性，曾国藩也是一样。不过，与众不同的是，一旦发现自己偷懒了，有了惰性，曾国藩就会严格反省自己的怠慢行为。
有一次，曾国藩发现自己在一个月中有十三天未能早起，心里很不安。为此，他不断地谴责自己，谴责自己是禽兽，是懒鬼，并把自己睡懒觉、不愿意起床那一刻的想法写在日记上。他说，我以为别人不知道，我睡懒觉就睡懒觉，可清醒之后便想：难道仆人不是人吗？难道仆人就见不到我睡懒觉吗？既然天知、地知、别人也知，那我为何还这么虚伪呢？他就是这样不断地鞭策自己。
曾国藩这样做，在大家现在看来，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对自己犯过的错误，都要进行反思，不要轻易原谅自己，给自己的行为找借口。事实上，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少有借口的人，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只要大家认真地去观察曾国藩的行为，就会发现他的成功之处。他每日六点必起，未尝稍歇。起后，开始早课：写家书，练毛笔字，沉思。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就凭着这种坚持，也让人们折服。
在翰林院工作期间，曾国藩就把修身当做他日常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归纳起来，在修身方面，他主要把握有五个字。
第一个是诚，即诚实、诚恳，为人的表里一致，自己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要修炼自己的诚。
第二个是敬，所谓敬，就是敬畏，人要有畏惧，人不能无法无天，要有敬畏，表现在内心就是不存邪念，表现在外就是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是静，是指人的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是谨，指的就是言语上的谨慎，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是恒，是指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曾国藩通过对这五个字的把握和修炼，从而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是慎独。慎独是什么意思呢？慎独就是人应该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也就是指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按照最高准则来对待。换言之，就是从自律到自觉，这是修身的最高境界。
为了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曾国藩慎独的手段是每天记日记，对自己一天言行进行检查、进行反思，对自己在修身方面作检讨。曾国藩就是这样来检讨自己、责备自己，通过检讨和责备，不断的向圣人靠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