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特转载以供读者阅读，同时表达我们的哀思。
1948—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历史教科书说：国民党因为反共反人民，贪污腐败而被人民推翻了。现在中外学者分析了更多的原因，最流行的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非常全面，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国民党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1949年3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1](p.44)。毛泽东后来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2]毛泽东说的是事实：在国民党军内，特别是中央军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曾入上海大学，系黄埔二期生，1933年留德三年学工兵，通德、英文，善诗律，也是抗日名将。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为什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创造了奇迹。
一、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
首先从实力对比上讲，国共双方悬殊较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数量有450万，共产党军队只有 127 万[3](p.108)。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军队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国民党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政府军有可起飞的飞机344 架，并有海军船舰 240 多艘[3](p.107)。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中共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
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蒋介石轻视共产党军队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 年 9 月 23日，蒋介石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3](p.110)，而实际上共产党军队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3](p.109)，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介石更不把中共放在眼里，他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4](pp.128~129，131)。6月17日，蒋介石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5](p.645)。
老百姓在抗战胜利后的一个阶段，普遍将国民党和蒋介石视为“正统”，没想过国民党有可能被中共打败。抗战胜利，中国进入“五强”，蒋介石的声望达到顶点。前福州军区政委江拥辉的回忆说，八路军从山东到东北，“那感觉是天冷，人也冷。有时老百姓也围着你，那是看热闹卖呆的。四平保卫战后北撤，到吉林时又饥又渴，想买点东西吃，路边店铺关得紧紧的，怎么敲门也不开……我们前脚出城，国民党后脚就进城了，老百姓都拥到大街上，有的还挥动着青天白日旗，欢迎国民党”[6](p.277)。
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泽东在 1944 年 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5](p.517)。但当时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里愿望。几年以后，毛泽东才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地方实力派也没想过蒋败毛胜。傅作义等在1946年公开批评毛泽东与中共，以此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苦战之后，一致渴望和平，而毛泽东的路线，却是全面掀起战争，号召人民参战参军，长期战争”，“一年以来，国家就在商谈不断而战乱无已的情况下，胜利的光彩退色了，国际地位降落了，全国人民陷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境！这个罪恶的责任，谁应该担负呢？”[5](p.650) *
1945年后，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拥护到不满的变化过程。1943年后，随着经济状况恶化及国民党官僚腐败的越演越烈，在大后方高校中，左倾思想逐渐传播，但当时多数知识分子是中间派。1943年4月 4日，蒋介石前往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视察，受到数千学生欢呼，使蒋颇为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彼等亲爱热烈之情景，非可言喻，似有无限感情，而不知如何表现者，平生之乐，惟此而已。”[7](卷五上，p.300)
1945年12 月 16日，蒋介石在北平的太和殿会见两万多名大、中学生，又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讲话毕，即往场中巡阅，初时学生尚有秩序，余与其中数人握手以后，其他学生离队前来，使余受围不能前进，余乃登坛答礼，正向西阶步出时，未下阶，学生又拥挤而上，以后愈挤愈紧，一时乃至不能吐气，侍卫心慌，拥余向外，而愈不能出，余欲立定亦不可得矣！如此拥挤在群众之中，或进或出，局促于一圈之内，足有一小时之久，此为从来所未经历之情景也。青年之热情有如此者，能不为之感奋乎？”[7](卷五下，pp.903~904)
美国学者胡素珊的研究证明，40年代后期，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只是限制它的权力……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中共统治中国的想法”[8](p.52)，她例举了当时的调查资料：到 1948 年 12 月，学生中只有 3.7%的人赞成共产党政府，而72%的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8](p.98)。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有批评也有期待。胡适、傅斯年等则是公开国情国民党，更多知识分子抱观望的态度。
国民党方面虽然知道经八年抗战，中共军力已大为扩充，但是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中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中共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和高调的国民党相比，这个时期的中共对外十分低调。虽然中共军队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中共也有独特的优势，这就是经过八年抗战，生聚教训，中共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1.在1940 年“百团大战”后，在继续和敌军作战的情况下，重视军力的发展和保护。
2.思想统一，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明确。
3.党、政、军完全军事化，指挥统一，轻装上阵。
4.经过土改，扩大并强化了中共的社会基础，使得中共军队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使中共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10 万部队就扩大为 30 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9] (pp.199~200)。林彪的“四野”有4000日本人，大多从事医务和技术兵种，从东北直跟到华南。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
5.中共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没有负担。国民党军队则要支付巨额军饷，蒋介石在 1949 年 4 月 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10] (p.88)。
6.中共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 年 6 月 8日日记中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第一条[10] (p.86)。
7.进入东北后，得到苏军的巨大支持，包括军火方面。苏军占领下的北朝鲜也给了东北民主联军许多援助和便利。1946年 7月后，中共东北局在平壤设有办事处，在其他四个城镇设分办事处，对外称“平壤利民公司”，老资格的中共党员朱理治任全权代表，仅平壤办事处就有工作人员近百人。北朝鲜曾援助东北民主联军两千车皮的军火物资[11](pp.457~463)。
8.由于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东北自卫军（后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他在1946 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还弄不清楚运动战应当怎么打[5](p.637)。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6](p.87)。9.中共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现在看，国民党在 1945—1946年的骄傲是虚火上升。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都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军打日本侵略军常有重大战果，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军队就节节失败了，蒋介石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其标志就是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二、1947年，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军事战略指挥严重混乱，军事失败导致国家经济形势极度恶化
1947年，导致国民党由强变弱的关键因素是蒋介石的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蒋介石的致命的绳索是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1947年后，他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7](卷七上，p.33)，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国民党军费巨大，军队官兵要发饷，要开饭，这是一笔巨大的支出。蒋介石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12](p.590)。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内战，局势无法平稳，致使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5](p.653)。
1947年12月25日国民党开始行宪，次年4月举行第一届总统、副总统选举。南京各派系你争我斗，好像战争远在天边。蒋介石本应知道军事的重要，可是却在大战之际，没把军事放第一，相反却把许多精力放在开“国大”，选总统，而此时国内危机已到了爆发的临界点。1948年2月，甚至出现“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伴捣毁社会局”[7] (卷七上，p.28)等事件。蒋介石在2 月 11日的日记中慨叹“经济窘迫，人心动摇，军事失利，环境险恶极矣”[7](卷七上，p.33)。情势如此恶化，为什么还要举行“国大”，是蒋要虚名？还是要政治合法性，凝聚全国朝野的反共意志？
将介石对推行民主宪政有兴趣也意愿，即使是半心半意，也给中共提供了机会。1945年秋天，毛泽东在重庆通过和蒋介石的几次长谈和近距离的接触，看穿了蒋实际上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回延安后，毛泽东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 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13](p.422)毛泽东看出蒋和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蒋介石是局中人当然不知此理，当他悟出此道时已经太晚。
1948年 5月，蒋介石就任总统，其时正内外交困，东北战局濒临绝望，西北、华北也陷入困境。上海的物价指数已涨到战前的三百万倍，法币已如废纸。8月，王云五主持币制改革，以旧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一元，初始情况不错。蒋介石日记称，“一星期下来总共收入一千八百多万美元，仅上海一地就有三百万美元之多；对于人民如此拥护改革政策颇感意外与欣慰”。实行10天后，就收到二千七百万美元[10](p.85)。
但很快金圆券也失败了，是什么原因？国统区经济崩溃是由东北战事引发的。在东北被困的国民党四五十万军队，因东北地区偏远，军需补给消耗惊人。战后国民政府的支出，65%~70%用于军事，而军事预算中，东北战争消耗了大半。最后长春等城市被围，只有靠空投救援。1948年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告诉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三分之一的国家预算都用到东北去了。
蒋介石后来总结大陆失败教训时提到，当初“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7](卷七下，p.395)。这是事后话，放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他怎么可能不派军队去接收沦亡十四年的东北？国民党在东北战局的失败更多是和军事主帅的错误指挥，以及未能及时施惠于民众所关。随着中共在东北大搞土改，原先那些抱“正统观”想法的东北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在“保卫土改果实”的口号下，他们积极参军，被源源不断地补充进了“四野”，从而使“四野”在东北获得了对国民党军压倒性的优势。
在国统区，由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再引发学潮，如此恶性循环，当时的一般社会大众都感到人心惶惑，舆论普遍憎恶国民党贪污腐败。
金圆券的失败造成人心大崩溃，但这主要是心理上的巨大危机，而不是老百姓真的要饿死了，此时银元（“袁大头”）已成为流通货币。当局对一些军、公、教人员还实行实物配给。解放军打下天津，某团驻在一中学教员家，房东“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6](p.136)。
为什么造成如此局面？当然是因为仗没打好，但是为什么打不好仗呢？
最重要的是蒋介石得不到民众支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成都郊县为美军的“空中堡垒”修 9座机场，45万老百姓自带干粮，男女老幼，肩挑手提，用最原始的人工，几个月就修成了机场，这种场面，谁见之不感动落泪？那个时候，政府对底层民众没有关怀、照顾，大家以“抗战第一”多予谅解，但是内战爆发后就不一样了，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国民党忙于和中共争夺地盘，而共产党以土改争取农民支持，国民党为反制中共的土改，也制定了诸如《修订土地法草案》等条令，但是并未实行。
国民党政府在内战爆发后，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
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戡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蒋介石在1951 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7] (卷十，p.208)。
国民党对美公关也很差。美国支持蒋介石，但又附加不少条件，美援一旦不来，国民党上下“顿失信心”[14](p.489)，精神几乎崩溃。1948 年 2 月18 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援蒋 5.7 亿美元财政援助，后修订为其中 1.2亿美元为军用物资，4月 3 日获国会通过，但到淮海战役打起来时，美援第一批军火才到中国[14] (p.445)。
蒋介石对内整饬更不行。在大陆时期，蒋介石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 年 3 月25日的日记中以蔑视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像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3](p.278)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 战场上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
蒋介石感叹国民党不能做到毛泽东的一元化。在被解放军追得东奔西跑的 1949年，他在日记里不是骂毛泽东，而是赞毛泽东。1949年 6月 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看毛泽东所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颇有益于我也”[10](p.90)。他特别欣赏中共善于“检讨、研究、批评、学习、坦白”[10](p.86)。说到底，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他的对手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介石的大眼光是正确的，只是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介石却不能坚持。1948年 2月，蒋介石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听之任之。蒋介石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得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介石也就同意了[6](p.32)。
蒋介石的指挥非常僵硬呆板，他一向喜欢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介石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介石的指令有错也执行[15](p.416)。白崇禧当时就批评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16](pp.462~463)。何应钦则批评部队团长以上人选皆由蒋介石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崇禧等的上述意见，蒋介石完全拒绝。1948 年 8 月 17日，他在日记中加以辩驳道：“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3](p.280)
内战初，蒋介石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部署”[3](p.113)。这样的指令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介石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的语言。相比之下，林彪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他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6](p.19)。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蒋介石很少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将领。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淮海战役是关键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蒋介石仍然没有章法，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毛泽东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意见，1946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是国民党军中少见的统帅型将领，因不是蒋介石的人，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介石重用胡宗南几十年，但关键时胡宗南却让蒋大失所望。国军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任何作用。1946年 6月内战爆发之时，在美国的压力下，国民党开始学美军，从军中撤出党部，军委会政治部改为新闻局，另外成立国防部监察局和民事局，将原政治部的职能一分为三。党部退出军队后，政工人员在军中更无地位，普遍被视为“卖狗皮膏药的”，使军队更无凝聚力。内战后期，国军官兵谈论国军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直到大家都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至于虚报战功，蒙骗上峰，在国民党军中已是常态，以至于1949 年 10 月 25日，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几年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还怀疑消息是否有假，因为“前方报案之不实几乎每每如此”[10](p.93)。
三、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上成功的情报渗透
抗战前，在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事例，1931年 4 月顾顺章叛变，自此之后就不再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经常得手，到 1933年初，中共中央机关已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足，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17](pp.272~273)。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在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对共产党确实比较亲密和友善。“中统”原来是全部对付中共的，但抗战后，“中统”将对共产党工作压缩为一科，只有五六个工作人员[17](p.272)，原来专事反共的一些前中共“转向”人员，如中共六大中央委员余飞、王云程、袁家镛、汪浩等，都允许其离开各奔前程[17](p.310)。1939年后国民党开始全面反共，是受了张浩《党的建设》小册子的刺激[17](pp.130~131)，以及由敌后八路军的发展、扩张而带来的两党关系的磨擦，但是国民党的“反共”“限共”又受到苏联、英美和国内社会舆论的相当的牵制。
1938—1939年，是中共向国民党党政军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苹、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到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周恩来、董必武等在重庆建立了一系列情报关系，重点针对国民党党军政大员和国民党的要害部门，以及在渝的英美人员，对地方实力派，对文化界人士、工商界人士，也积极做统战和情报收集的工作。总之三教九流，全面撒网。这些人中有“东北总会”的阎宝航、白崇禧的秘书谢和庚，以及黄慕兰、董竹君等等。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为党做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分。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18](p.47)。中共西安情报处庞智（王超北） 系统下的中统陕西站主任李茂堂，1926年参加中共，1935年被捕，次年自首，后加入“中统”，从 1941 年开始为中共做情报工作，直到 1945 年 10月后才作为特例，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入党，并由康生代表中央，当着王超白和李茂堂的面，任命王超北为“中共中央西安情报处”处长，李茂堂为副处长[18](pp.96，101)。争取李茂堂为党工作，对保卫陕甘宁边区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有资格出席由胡宗南亲自主持的极机密的、出席者均须化名的“党政军警宪特联席会议”，李茂堂将每次的会议记录“都按期交给西情处”，“最重要的是，他曾把中统的电报密码告诉我党中央，中央因此破译了许多敌人的重要军事情报”[18](p.48)。
为什么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要害部门发展中共情报人员很不顺利，但在 1938年后，许多人不为名利为中共做事呢？我分析有下列原因：
1.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国统区许多人敬慕八路军；
2.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腐败严重，很多人转而钦慕中共；
3.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反感，中共反而显出吸引力；
4.中共有平民形象，根据实施的一些社会改革获得很高的社会声望，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的民粹情绪；
5.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左翼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6.地方实力派害怕蒋介石以“抗日”为名兼并自己，他们要联共以制蒋。
而这一切在1937 年前是不存在的，或是不明显的，中共在抗战后高举民主和民生这两面旗帜，让中共站在了制高点，吸引了不少人。
从技术层面而言，国民党也是比较容易渗透的。国民党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里非常“中国化”的党，早年号称学苏俄，但始终学不会。国民党“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施政、办事十分“人情化”。蒋给其部下黄埔学生的电报，多称对方为“弟”就是一例。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垮，军队虽有政工部门，但形同虚设，作用十分有限，只要一人在军中任要职或带兵，他的同乡，同学、七叔八侄皆可引入军中。如此情况下，国民党的情报和机要部门就如大门洞开，中共地下人员渗入极为便利。
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19]。事实正是如此，甚至蒋介石的身边也有中共情报人员：沈安娜从1938年就潜伏在蒋的身边，一直到1949 年才安全脱身[20]。
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都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21](p.40)刘为章即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斐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斐的关系，不要被刮利用，他才意识到刘斐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15](pp.385~386)。
郭汝瑰身居国防部三厅厅长的要职，深受蒋介石和陈诚的重用，抗战后期就萌生归队意识（郭原为大革命时期党员，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脱党），曾几次秘密和中共情报工作首脑之一的董必武见面，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要他为党提供机密情报，作为党对其的考验。郭汝瑰在淮海战役刚打响的关键时刻，将9份绝密情报带出交给联系人，希望尽速交给解放军，因交接情报的渠道不畅，联系人被抓，情报被毁，郭汝瑰未及暴露[15](pp.389，434~435)。郭汝瑰后在宜宾率七十四军起义，即向李大章提出入党要求，李回答：阶级队伍，谈何容易[15](pp.386~387)。建国后论功行赏，郭汝瑰名气虽大，但未起决定性作用，并非如台湾国民党方面认为的，是导致党国崩溃的“罪魁祸首”，所以郭汝瑰只任南京军事学院普通教员，郭汝瑰写信给董必武要求入党，董回信要他接受组织的长期考验，1957年郭汝瑰还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直到1980 年，历经 35 年的考验，才被吸收为中共党员[15] (p.388)。
现在有资料显示，前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在抗战中就曾和中共方面有秘密接触[5](p.465)。1947年卫立煌从法国回国之际，曾向中共表示“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22](p.647)。1948 年 1月，卫立煌就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急电巴黎，将老友汪德昭召回国内，让汪担任他的秘书处长，以便和解放军取得直接联系[22](p.649)。1948 年 3月后，东北战事已十分危急，蒋介石“急令卫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以解放军已占领锦州沈阳间的要隘沟帮子、国民党驻沈部队须经相当时期的整补方能投入战斗为由，拒绝了蒋的命令”。“1948年 5月初，蒋介石再次电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他决心将主力撤到锦州，成立机动兵团以随时准备行动。但卫根本不同意，阳奉阴违使事情不了了之”[23](p.12)。
在国民党军队中位居要职，却为共产党做事的还有一位韩炼成。他于 1942年加入中共情报系统，1947年 2月莱芜战役时，在中共联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华东野战军前线部队的一个师部。韩炼成本拟率四十六师战场起义，由于他的僚属多系白崇禧的亲信，条件还不成熟。中共联络人员按照陈毅司令员的指示精神，劝告韩炼成突围时，秘密离开部队，退出战场，使所部自溃。这个建议被韩炼成接受了。果然在华东野战部队发起总攻后，韩炼成离队使四十六师失去指挥，造成七十四军长李仙洲被俘及李部五六万余人被歼灭，21名将级军官被俘。事后韩炼成又谢辞陈毅的挽留，表示愿回南京继续为中共工作，陈毅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后，与韩炼成串联，编好说辞，让他假装败仗后只身逃脱。为保障韩炼成的安全，陈毅下令，被俘的四十六军营级以上军官一个也不能释放。韩炼成曾在中原大战时救过蒋介石一命，再度潜回南京，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举行军事会议，研究战局，甚至飞赴各个战场，韩炼成常在随行之列。送蒋介石看的战报要经韩炼成之手，蒋介石批出的命令也先经韩炼成过目。韩炼成将刺探到大量情报送往上海交中共地下党接头人员，并利用其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有意误导国民党的剿共战争[24]。
蒋介石用人有强烈的主观性，他对一些和自己有渊源的人，往往“用人不疑”。蒋的这个特点被周恩来、董必武等抓住，特别为他和他所重用的部属胡宗南等量身定做了一些情报人员，派在他的身边。这些人虽被国民党情治人员多次举报，蒋介石和胡宗南等对彼等的信任仍不改变。例如：韩炼成回南京后，莱芜战役被俘的一个受伤团长也逃回南京治伤，对韩有所怀疑；华东野战军有个干部叛变，都谈到韩炼成在莱芜战役中的反常表现，从而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和军事高层的注意。中统局长叶秀峰对韩炼成旁敲侧击，杜聿明向蒋介石密报，说韩有“通共”的嫌疑，但是蒋介石都听不进去，只是在1948年 4 月改派韩任甘肃省保安司令。1948 年10月，何应钦确切掌握了韩炼成在莱芜战场“通共”的证据，调韩炼成回南京，准备向他下手。韩炼成在友人的帮助和地下党的掩护下，利用国民党上层各派系的矛盾，取道香港秘密北上，于1949年 1月辗转到达河北省平山县，受到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的单独接见。毛泽东对韩炼成说：“蒋委员长身边有你们这些人，我这个小小的指挥部，不仅指挥解放军，也调动得了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哪！”[24]
韩炼成、刘斐等潜伏在国民党的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军进入共军包围圈，蒋介石焉能不败？
四、淮海战役后，蒋介石无力“补天”
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虽还有半壁河山，也得到世界各国承认，但是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中共胜利大局已定。
1949年1月21日，蒋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引退”。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介石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
1949年 4月下旬，解放军打过长江，攻下南京，5 月 23日占领上海后，国民党已没兵可打了，中共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毛泽东最清楚，把国民党军队吃掉，天下就拿到了。毛泽东原以为用五年时间才能打败国民党，到1948年 11月，毛泽东改说：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但毛泽东的“五年说”在国民党内部盛传为，中共预定以五年时间夺取全国，他们拿这句话当救生圈，侥幸以为还有两三年时间。
解放军渡江后，“四野”南下，直扑华中、华南“：二野”大踏步包抄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只剩下两个主力军团：白崇禧还有5个军团，约25万人，占据着湖北和广西；胡宗南集团，占据川、陕、康等地，下辖 3 个兵团，共 12 个军[25] (p.76)，总兵力40万。
至于湖南的程潜，有号召力却无实力。毛泽东给林彪等的电报说，“可考虑予程潜以高级名义，例如南方招抚使之类”[6](p.209)，熟读史书的毛泽东顺手拈来一个古代官职，用于对他当年从军时的老长官搞统战，但在对部下的电报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使程潜、陈明仁“就范”[6](p.214)。毛泽东两手并用，很快实现了程潜和陈明仁的起义，从背后给了白崇禧沉重一击。
毛泽东指示用大迂回的战略战术，包抄白崇禧的后方广西，消灭白部。1949 年 9月，“四野”在衡宝战役中消灭白部精锐第七、四十八军的 4 个师，约 4.7万多人，极大挫败白崇禧部的锐气，使白崇禧退出湘西、湘南，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随后，“四野”寻机在广西消灭了白崇禧的主力，白崇禧残军逃往海南岛。
胡宗南部则由“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解决。蒋介石多年重用胡宗南，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介石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胡宗南未敢[26](pp.322~323)。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从解放军渡江后的 1949 年 4—12月，蒋介石奔波各地，部署军防，但此时国民党军已是“兵败如山倒”，任何努力也无济于事了。进入 10 月，大陆河山已大半易手。11月，蒋介石亲临重庆，口称保卫大西南，却让阎锡山内阁财政部长徐堪从台北直飞成都，提走了四川省银行仅有的周转资金 80万银元。此时蒋介石已众叛亲离，手下都做叛蒋起义的准备，蒋介石心中全知。
1949 年12 月 6日，“二野”刘伯承、邓小平指示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而后合围敌于成都地区，以军事进攻和分化、劝降两手，争取胡宗南部部分起义、投诚。1949年12月 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他同参谋长罗列等人由成都凤凰山机场乘飞机去西昌，起飞后因西昌气候不好改飞海南岛[27]。飞往海南岛后，胡宗南没有立即飞往西昌，致使所部群龙无首，此时解放军大军压境，加之成功策反，胡宗南留在四川的3个兵团，共20多万全部战场起义。陈立夫晚年曾议论，他说，胡宗南是嫡系，又是配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真不为人谅解。一直跟随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周宏涛也说，胡宗南过早离蓉，使其几十万部队不战而降，使他“感到愤慨”。
至此，国民党在大陆的主力军队全部被消灭，中共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土地。
1949年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林彪在武汉，彭德怀在西安，他们都没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战争很快结束，开国将帅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任务，林彪先在广州后在北京休养，刘伯承主动辞去在重庆担任的西南党政军第二把手的职务，来到南京担任军事学院的院长。在这之后，“刘伯承看电视从不看战争的场面，一旦电视上出现战争场面，他就赶紧把电视关掉”，他说打了一辈子的仗，打仗，总是要死人的，特别是在不与外国侵略者作战，而是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死伤的双方，都是农民的子弟，他实在不忍看[28](p.112)。刘伯承宅心仁厚，堪称“儒帅”，也应了那句名言：自古知兵非好战。
以枪杆子夺天下，自然需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1946 年 3 月 23日，在四平保卫战中，毛泽东指示林彪，要“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5](p.623)，“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4 月 6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党内若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5](p.625)1949 年 7—8 月，“四野”南下两湖两广，东北的老兵不堪南方的热暑，仅十五兵团在9天中就热死 25 人[6](p.226)。“四野”在 7 月，仅病亡就有 652 人[6](p.236)。几年战争，特别是三大会战，双方死伤都重，无数士兵的牺牲，成就了革命胜利的基石。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共计九点[10](p.95)，其中之一乃是“军队投机、投降”，“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29]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共产党马上得天下，继而马上治天下，中国的历史由枪杆子翻开了一页。
【作者简介】高华，男，1 954年生，南京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大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2]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月）[R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碟[M/ CD].2006.
[3]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探讨[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3.
[4]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 7册）[M].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5]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6]张正隆.枪杆子：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M].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
[8]胡素珊.中国的内战[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9]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战役（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李黎.最是仓惶辞庙时：蒋介石 1949 年日记[J].印刻文学生活志Ink(61)，2008.
[11]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
[12]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回忆四川解放[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1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修订版）[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1.
[15]郭汝瑰.郭汝瑰回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6]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 8册）[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17]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M].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
[18]王超北口述，师宁编写.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
[19]人民日报，1988- 9- 14.
[20]百度百科“沈安娜”条.http：/ / baike.baidu.com/ view/1082448.htm.
[21]陈三井访问，李郁青记录.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熊丸先生访谈录[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22]严如平.民国著名人物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23]本书编写组.辽沈战役亲历记[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24]韩兢“.要党员不要上将”的韩炼成[J].百年潮，2005(7).
[25]高纯淑.胡宗南与东南沿海作战———以《胡宗南日记》为中心的检讨[A]“.国史馆”.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00.
[26]陈立夫.成败之鉴[M].台北：正书书局，1994.
[27]国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战.http：/ /bbs.cqzg.cn.[28]王凡，东平.红墙医生：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9]黄清龙.大溃败的前夕———1949 年的蒋介石[N].台北：中国时报，2008- 8-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