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卢新华(1954--)
卢新华，江苏如皋人。中共党员。生于1954年。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72年应征入伍，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文汇报》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就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曾在纽约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讲述的是一个生理残疾的女子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尽管自己早已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文学创作
1978年在文汇报上刊登的《伤痕》1978年8月11日，上海的《文汇报》破例以整版篇幅，登出他的那篇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短篇小说《伤痕》。这个年仅24岁的复旦中文系学生，一夜成名。而由此发端的“伤痕文学”也成为此后一个时期中国文坛的主流。流着泪写完《伤痕》。30年前初春的那个深夜，当年轻的卢新华在未婚妻家小小的阁楼上熬夜写作自己的小说处女作《伤痕》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的命运会从此发生巨变。时针指向次日凌晨两点，那篇不到万字的小说大功告成。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是成功的。我深信罗曼·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这是一个与亲情和爱情有关的故事:女青年王晓华，在“文革”中和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多年来对母亲心存怨恨。为了改造自己，也为了能够脱离“叛徒”母亲，她选择了上山下乡，到渤海湾畔的一个农村扎下了根。在她的自我改造过程中，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始终不能融合到主流的“上进”行列。恋人又由于自己的家庭问题而不能上大学，被迫中止往来。8年后，重病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一面。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终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我并没有王晓华的经历。但我相信，现实中的王晓华们很难有勇气写这样的东西。因为《伤痕》发表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文革”尚未被否定，“黑五类”的子女仍似惊弓之鸟，不可能去主动惹火烧身。另一方面，我在现实中确实也看到或听到过大量发生在王晓华们身上的故事。可以说，‘伤痕’一词是‘文革’留在我心灵中最深刻的印记。”卢新华如此阐释《伤痕》的创作初衷。
个人足迹
1986年春天，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汪逸芳征得社领导的同意，破例为一名作者预支了1000多元钱的稿费，即将出版的读物是长篇小说《森林之梦》。汪逸芳并不知道作者为何急等钱用，更没想到自己与作者从此断了音信。对于《森林之梦》这本长篇小说来说，汪逸芳是责任编辑，她的理解是：该书为作者的生平传记。尽管当时作者还属于青年梯队。这个青年作者叫卢新华。事实上，他是那个时期的中国著名作家。当他还在大学的课堂坐着听课的时候，中国文学史便已经把他的名字刻上了汗青。
因为有了卢新华，中国文学史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伤痕文学。其实，这仅仅是一篇短篇小说，变成铅字铺在《文汇报》上，只有一个版面。小说的题目是《伤痕》。现在的年轻人大多被时尚的作家们吸引，的确，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个充满生机、令人欢乐的美好时代。很少有人谈起当年的卢新华了，甚至没有多少年轻人知道卢新华和他文学成就。
2004年底，卢新华带着他的新作《紫禁女》重新浮出水面的时候，人们开始想起了他，许多人这才知道了他。1977年底，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正是“文革”之后恢复高考不久，大多学生都有或工或农或兵的实践经验。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从山东曲阜某部五连侦察班退役，分配到江苏南通柴油机厂做油漆工时，卢新华就喜欢读哲学书籍和写新诗，并经常向报刊投稿了。当他考入复旦大学后，决定将兴趣转向小说创作。大学正规的教育开启了卢新华的心智。那是拨乱反正的年代，他和大家一起反思：过去的十年“文革”，摧残了一个时代，但更具悲剧的是它对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精神上的伤害。卢新华突然来了灵感，奋笔疾书。于是，小说《伤痕》诞生了。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卢新华的这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时间，卢新华成为红得发紫的人物。
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一夜成名，成为“文革”后首批中国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上海市青联常委、第四届全国文代会代表……1982年2月，卢新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与他有着深厚渊源的《文汇报》社工作。谁都没想到的是，他不久便辞职离开了工作条件优越的报社，到深圳创办了一家实业有限公司。尽管此前已经有了文人“下海”的先例，但是，鉴于卢新华的名气，一些媒体还是把“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的称号赋予了卢新华。卢新华说，自己永远喜欢文学创作。所以，“下海”的他依然惦记着小说，没有赚到什么钱的他居然在商业活动中写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卢新华揣着从浙江文艺出版社预支的稿费，赶紧去上海外国语大学念托福，这时他很需要钱。他决定赴美国留学。
新华一直记得刚进大学时看过的美国电影《阿波罗登月飞行》，他当时特别好奇，想知道资本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同时，也想从一个新的视角阅读中国文化。当卢新华凑足了500多美元，便于1986年9月飞到了大洋彼岸。同后来出现的一些出国题材小说所描写的情节相似，卢新华在美国机场未能见到原来答应接机的同学。好在飞行途中，卢新华结识了一位杭州小伙子。小伙子领着卢新华住到自己亲友家，这一住就是一个月。
在杭州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又得到杭州小伙子的帮助。卢新华觉得自己同杭州市颇为有缘。在过去的近20年里，卢新华数次回国办事，虽然时间紧张，他都会抽时间到杭州看一看，到西湖走一走。实在是因为来去匆匆，卢新华没有打扰这里的朋友们。卢新华认为，人杰地灵的西湖是不能不瞻仰的地方，这里给了他无数精神上的涤荡和灵感的支持。卢新华甚至多次一个人坐在苏堤上与古人“对话”，他在这里将大自然、将圣贤当成了毫无拘束的老友。1996年秋天，卢新华悄悄地漫步西子湖畔，感怀之下，随手写了一首十分通俗的小诗：“瑶池秋日雾蒸腾，恍入芬兰浴室门；挹尘最数堤柳好，西湖绝妙洗澡盆。”
到美国的头一个月，白吃白住在杭州小伙子亲戚家的卢新华很不好意思，他下决心搬到学校附近去住，这样也好有时间打工。身上的500元美金即将用尽之时，卢新华当上了“骆驼祥子”，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踩三轮车。卢新华所读学校附近有个小镇叫西木村，人称“小巴黎”，那里有十几家电影院，游客如织。正在无比沮丧和绝望的时候，他听到有人朝他大声喊叫。卢新华明白生意来了，他兴高采烈地把车骑到马路对面去。后来，客人给了他25美元车费，另加20美元小费。卢新华笑了。卢新华踩三轮车时通常喜欢再加一个拖斗，最多时可以坐12个小孩子，当三轮车从斜坡上滑冲下去时，有时，卢新华会撒开把儿，高举起双手，做出百米冲刺的姿态，于是引逗得满车的孩子一阵惊呼……当然，当他躬着腰吃力地踩着车子时，孩子们也会商量着从车斗里一起跳下来，一下子作鸟兽散，分文不给……只留下卢新华停在当地，一脸的茫然，继而是苦笑。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有时赶到西木村，好奇地打量踩三轮车的卢新华。卢新华早就习惯了这些目光，此时的他已经放下作家的“架子“，卸下身上所有的光环，以一个自然人的身份生活着。
评价
“尽管伤痕文学对当时民众造成的精神创伤给予了控诉，并使文学回到了人学的正常轨道，但由于作家与时代的局限性，‘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寿终正寝。”在京举行的新书《紫禁女》媒体见面会上，卢新华在重审二十余年前曾经繁荣的“伤痕文学”后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978年，卢新华因发表短篇小说《伤痕》轰动文坛，并由此掀起“伤痕文学”思潮。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实际上是对极左政治思想运动给一个普通家庭造成的伤害的深刻揭露，尽管它使当代文学重新回到“人学”的正常轨道，并摆脱了“假、大、空”的浮泛创作风气，从而备受推崇，但由于它过于注重情感的宣泄，篇篇作品充满了悲情主义色彩，再加上特定时期的社会现实，“伤痕文学必然是短命的。
作者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我脑子里涌现起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帮’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逐渐凝结成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见到母亲已离开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汇报）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卢新华的这篇习作，是张贴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
卢新华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核心提示：三十年前，他以《伤痕》开启了一段文学史篇章；三十年后，他携《伤魂》归来，继续书写时代之痛。他说作家就是要悲天悯人、保持批判。当下社会大道流逝、术数猖獗，如果说前面那个时代的伤痕是权力造成的，那么今天的伤痕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参与的，是源自对财富的一种贪恋。卢新华独家对话凤凰网文化《年代访》，讲述一个作家的观察与忧思。
伤痕文学曾被批缺德 胡耀邦干预才未继续
凤凰网文化：卢老师您好，欢迎做客《年代访》。提起卢新华这三个字，首先就知道是一个作家，但是您又不同于其他的当代的中国作家，就是“卢新华”这三个字已经是具有了一种文学史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您的那篇著名的《伤痕》，可以说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这样一个伤痕文学的篇章，但是我在看您的资料当中，您提到过说您不太愿意再谈《伤痕》，为什么？
卢新华：这样讲吧，不是不愿意谈《伤痕》，主要是谈《伤痕》谈得太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厌倦了，而且《伤痕》作为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起步的起点，所以说以后逢五年逢十年不断的要有电视台方方面面来采访都要谈这个话题，谈得有点没有兴趣了，没有兴奋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离我越来越远了，而且看那个时候的东西也不是很理想，因为受到方方面面的影响还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大概就这样吧。
凤凰网文化：外界都把卢新华这个名字和《伤痕》总是放在一块儿，您在后面的写作当中会不会心里老是有一个伤痕文学的包袱或者干脆就说您自己的这部《伤痕》作品的包袱在？
卢新华：其实我可以这样说，这个《伤痕》从写完以后它对我已经早就离去了，而伤痕文学在我脑子里也不大想这件事情了，这一点你们从我的经历大概也可以知道。写了《伤痕》以后我还写过一些短篇，还写过一部《魔》，写过一部《森林之梦》，然后我就下海了，就经商去了，当时的中新社他们发的通稿里面都讲我是“中国文人下海第一人”，尽管这个说法我觉得我自己不敢苟同，因为我知道在我之前还有其他人，但是他们也许把我作为一个符号，说我是文人下海第一人，然后我也很快又出国留学了。
其实对于我来讲，我的一个个性是喜欢常常把自己归零的人，所以我是在《伤痕》之后其实我一直在要求自己要把《伤痕》这个包袱放下来，如果我觉得我自己脑子里念念不忘《伤痕》的话，我觉得我不能再往前走了。所以《伤痕》给了我很多的荣耀光环，也使我为很多人所知道，甚至《伤痕》出来以后洛阳之贵，全中国人眼泪流成一条河，这个我都相信，因为我这个小说写出来包括我的母亲，我们家没有这种经历的，包括我的表姐很多人他们看了这个故事都是热泪盈眶的，流了很多眼泪，所以我知道凡是读过它的人不流泪大概很困难的，除非铁石心肠。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讲，我曾经在《伤痕》写完以后一段时期里面，我反复思索这个《伤痕》对时代的意义，它也产生了伤痕文学，然后引领了一个伤痕文学的思潮，它的意义很明确，我也很清楚，我也知道，因为我在大学里还在读书的时候《伤痕》已经写入文学史了，我在读当代文学史的时候已经读到我的章节了，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当时想，文学史的意义我清楚了，但是对于我个人有什么意义，我当时分析了几个情况，一种情况我说可能将来我这个人无非是给中学的语文老师在讲中国的成语的时候做一个注解，比如说他讲到江郎才尽，有一天可以讲当年有一个写《伤痕》的卢新华，24岁那时候如日中天的，全中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是后来就江郎才尽了，就再也见不到写文章了，我可能就这样的一个角色；还有也可能说是有人讲昙花一现，也会讲到有个卢新华，这个人当时大名，后来就昙花一现，就不见了，再也不见他了，这也是一种可能性。所以我当时想了很多负面，我很有可能就这样一个角色，在历史上在文学史上有一笔，就像我们读到江淹的《别赋》《恨赋》，真是江郎才尽，这就是我就完了，然后这可能就是我的定位。
但是后来又想也许还有其他的，上天还有其他的想法，可能说卢新华你24岁你从来没接触过小说，你写一篇小说就能有这样的成就，这样你努力，你在文学上的前途不可限量或者是你对这个时代确实要派你做什么，你要做某一个方面的知识分子的或者某一个方面的代言人，你要做一个东西，上天要交给你，还要更艰巨更伟大更宏伟的工作，还有更有意义的工作让你去做的，但是你要努力，你不能躺在你的荣誉和光环上面，就从此开始就这么就像昙花一现的人物一样过去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苦于当时的一种气氛，你们可能太小不知道，那时候有一个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就是批判伤痕文学的，是河北的一个李剑这样一个人，写《歌德还是“缺德”》，“伤痕”被贬称缺德的文学，这个后来是因为胡耀邦讲的话，冷风没有再继续吹下去。但是我知道再继续对文化革命那个时代再进行反思，再揭示它的创口的话，这已经不可能做的事情了，我想以我开创了伤痕文学的时代这样一个引领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我都不能做，就可想而知，所以我后来个人也讲伤痕文学是短命的，是讲这个意义上短命，不是作家们不写，也不是他们不想写，而是他们写了以后最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的，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所以以后慢慢慢慢到一定就沉积了。
鲁迅只看病不开药方 我既看病也开药方
凤凰网文化：那具体说来“伤痕文学”最早是怎么提出来的？是谁定义的这个概念？
卢新华：据我所知，“伤痕文学”这个定义并不是国内定义的最早，开始说一个贬义的一个词，国内的文学界那时候也没接受它。应该是我当时看到的最早的是美联社还是路透社，应该是美联社，当时因为《伤痕》在中国引起这样大的轰动，他们发了个新闻，美联社他们发新闻说上海复旦大学有个24岁的年轻学生叫卢新华，写了一部《伤痕》，怎么怎么样，由此在中国可能要引起一个伤痕文学的一个运动。然后这个“伤痕文学”这个词后来被我们的文学界接受了，慢慢就接受了。
凤凰网文化：文革之后的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最大的特点或者说追求就是反对之前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但是像伤痕文学这种带有明显的政治上的诉求的这样一种形式的作品，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算为另一种政治服务？或者为另一种政治意图政治想法。
卢新华：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政治人物怎么去利用这个文学，这是政治人物做的事情，我自己在写这个《伤痕》的时候，我没有为任何政治服务的这种念头。这是我觉得我从小跟我父亲犯冲的，他是典型的极左路线思潮的产物，他的一切东西都是跟党跟报纸跟中央文件完全合拍的，他有时候我觉得不可理喻的，他都是和报纸和文件和上边的宣传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也完全的相信那东西。所以他对人性的东西他做事情也常常我觉得我父亲不讲人性的，不可理喻的，所以跟他一直发生冲突。他总是认为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他一直用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帽子来扣我，所以我觉得特别反感。我觉得这都是人之常情的东西，但他就认为你这个要么是洋思想，要么资产阶级思想，他对我看不惯。后来等到这个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就发现我是对的，我父亲是错的，至少在家庭我跟父亲的关系上，我发现我是对的，他也认识到自己这方面过去太相信党太相信毛主席太相信江青同志说的话都是对的了，他开始反省。
这个时候我觉得文化革命那个时代确实是把很多东西都搞乱了，它把人们的正常的一种亲情感情的因素都破坏掉了、都抹杀了，只要你一心一意跟党走，人的七情六欲你都否认掉了，这个东西不符合人性的、是不对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当时还是很欣赏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等于说我个人在写《伤痕》的时候，我主要是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错误的时代，这方面绝对错误的时代，唯成分论，我确实看到一个地主富农家的孩子，是一个当地高材生，他应该考重点大学的，但是就因为家庭出生就不让他考，很斯文的样子，戴着一副眼镜挑着粪桶在田间地头跑来跑去，这个人到现在我一说他，他的影子就在我面前晃，我觉得我想到他心里很难过，这些一个有才华的人就因为家庭出生问题就埋没了，还看到很多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
所以我觉得我对那个时代确实给很多人的身体心灵都种下了伤痕，这是我的一个亲身感受，我觉得不是为政治服务的。当然到后来，因为我写《伤痕》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前，我是4月份初写的，它应该是在6月左右，因为当时《文汇报》把我的小说拿回去，当中我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时候我很高兴，我觉得有这样的东西出来了，思想界有这样的东西出来，文学界应该《伤痕》也可以发表的，那时候发表的压力很大，要冒很大的风险。
所以后来等到最后《伤痕》发表的时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也出来了，所以思想解放运动和伤痕文学运动很合拍的到一起去了，好像形成一种为政治服务的一种感觉，但是我相信如果以后有人去写这样的东西是有意要为政治服务的，那我不清楚，我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我在写它的时候我没有想为什么政治服务，只是想表达一下我对那个时代的思索。
凤凰网文化：除了表达对于那个时代的思索和批判之外，您当时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文学史的意识，就是要在文学作品的形式上、表达上承接或者接续某种传统，还是说只是因为心里有这么一个故事，强烈的想把它写出来而已。
卢新华：当然这个小说如果没有进复旦大学的话，我也写不成这样的小说，因为复旦对我的文学理论方面的熏陶还是蛮重要的，因为那时候我们学过典型概括的理论，以前写小说就写人物写个什么故事的，但这个要概括很多的人物身上的特质，有共性和个性的结合，这个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但这个理论不纯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也跟巴尔扎克他们创作是有关系的，巴尔扎克的创作、雨果的创作、莫泊桑的创作还是有典型的概括的内涵在里边的。
所以在前面也已经谈到我的一些经历，所以在创作《伤痕》的时候，我已经比较自觉地考虑要用典型概括的方式概括那个时代，要通过这样一个画面能够成为概括了很多很多人的特质，然后把《伤痕》这样一个故事可以成为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一面镜子，这样一个想法。另外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上来讲肯定是，后来《伤痕》发表以后有很多的评论文章，都讲我突破了很多东西，这个有很多突破的当时讲，突破了爱情的禁区，突破了人性论的禁区，突破了还有写了社会时代的悲剧，这个是以前没有人写过的，然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写作方式，一大堆突破，《伤痕》突破了什么东西。后来其实我个人讲，我说我卢新华真的没有突破，因为你们看那个阶段、看文化大革命那个阶段的文学和我的《伤痕》，你看到我是突破，但是你再往前看，我不是突破我是继承，《伤痕》的文风是继承了类似于像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样的题材，像鲁迅的《祝福》这样的一种创作手法，是一种写实的批评主义的手法来写的。所以等到我在北京得奖的时候，曾经跟几个作家包括孔捷生包括还有王亚平还有几个人，谈到我们说我们来谈一个口号，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我说句老实话，当时我们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要是发表以后肯定成为批判我们的重要内容，但是我们当时谈过这个话题，我们的创作是本着这个来的，我也知道孔捷生在以后的创作当中他还是这样做的，他的《在小河那边》就是这样写的。
而且当时还有一些很知名的老作家，很著名的老作家可以这样讲，他们都很老道的，对世事的了解比我们要深刻多了，他们后来以一种讪笑的方式开玩笑，他就知道你怎么能去谈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呢，我们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但是现在我说句老实话，我现在禀承的，你看我的《细节》也好，包括《森林之梦》也好、《魔》也好、《紫禁女》也好，我现在秉持的还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我可以说不是19世纪的那个批判现实主义，我是一个还可以说社会主义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我对现实认为如果不持批判的态度，这样的作家对于我来讲，别人我不敢谈，你说你们可以去娱乐可以怎么的，我无法反对，但是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觉得自己不把自己对时代的思索思考、我的想法传达出来，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对我个人来讲我也不愿意写，我宁肯不写，我要写就要写一些东西有思想的，有我对时代的看法的，哪怕是错误的，哪怕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当然我自己自认为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而且有时候我还想，鲁迅当年讲他说他的写作态度是要解除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就看病，他不开药方，你有病了我告诉你这个病，鲁迅是不开药方的。我有时觉得我可以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也可以是一个游方的郎中，我要帮人看病，看了病我不开个药方也不对的，药方开了管不管用，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药方你要认真服用了以后会管用的，你不服也没办法的，就像后来我写《财富如水》谈到和天道和人欲，你这个药方你不做，你不平衡自己的人欲那也没用的，但是我相信你在做了，按这个方子吃了，人生会善始善终全身而退，你会有更多的喜乐和快乐愉悦，幸福会多一些，这是肯定的，但是人们常常讳疾忌医，有了好药又不肯吃，这是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人性的使然。
创作灵感源自毛泽东像和鲁迅《祝福》
凤凰网文化：《伤痕》在文汇报发表的时候做了很多处的修改，而且加上了一个光明的结尾，我想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您原来的结尾是个什么样子的？
卢新华：这个修改其实里边有几处我印象最深的。
第一处修改：我写的第一句是“除夕的夜里，车窗外墨一般的漆黑”，后来编辑要我修改的意思就说这样写不行的，《伤痕》本身我们要发表都很困难，会让人家认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很多东西要出来的，所以这样的话你一开头第一句就讲墨一般漆黑，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认为这是影射，影射了社会主义建设，现在1978年了，要把它区分开来，所以后来加了一句，“除夕的夜里，车窗外远的近的红的白的灯火时隐时现”，然后后面还加一句“这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了”，要跟以前区隔开来，这个时代的局限性现在看来很有意思、很好玩的。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我写到王晓华在农村里不肯回家，跟她妈妈决裂了，她妈妈寄什么信包裹都原封不动的退回去了，然后一个人在乡下过年，我说“邻居的大伯大娘都关心她，看望她给她吃的”，后来说这个东西不能这样写，邻居可以是地主富农也可以来吗，所以这个一定是贫下中农来看她，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时候四人帮都粉碎了，改革开放了，1978年了，那时候的文艺上还有这么多的局限性痕迹。
还有我记得你讲的光明的结尾，这个因为后来编辑跟我谈，他说整个通篇太压抑了、太沉闷了，要给人一点亮色，后来我就想到鲁迅在《药》那篇小说里边，最后在坟头上放一个花环，给一点亮色，本来我作品的最后也就是王晓华和苏小林在外滩的防护地水泥墙上看她妈妈的日记，看了以后心里很激愤地讲了一句话，“女儿不会忘记你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来的”，就这样结尾，仇恨在心中要发芽，会这样的，所以原来结尾是这样的，后来改成现在这个，“他们转身，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踏步的走去”，南京路灯火通明，象征是光明的明天。
凤凰网文化：其实原版的结尾更具有一个悲剧意识。您刚才也提到过您并没有小说主人公王晓华的经历，可能只有插队的经历是相似的，那您在写作的时候怎么做到感同身受？
卢新华：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我感同身受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我对那个时代是感同身受的，对那个时代的人、受迫害的人，在家庭划清界线，我都会体会到他们母女之间那种关系那种创伤。你想我后来写的《紫禁女》也一样，《紫禁女》其实我没有认识过一个石女，但是我写了一个我觉得从医学上来讲没有任何一个妇科医生认为我写的这个石女是不准确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世间的万世万物——我当年写完《紫禁女》的时候才看到过一段话——释迦牟尼讲的，他说万世万物万千变化，尽在一徇之躯，有时候我们从自己的身体这个宇宙可以领略到整个外在的宇宙，有时候我们从外在这个宇宙这个空间，我们会领略到内部是怎么一回事情，会返照出我们内部，外面的宇宙也是我们心灵的一种返照。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从我对时代的思索多了，它慢慢的凝成一个具体的形象在那儿，比如一个紫禁女的形象在那儿，我后来寻找文化的思想的历史的时候，就发现就对应了一个石女的身体的形象，就出来了。
《伤痕》可能因为我感受了那个时代的太多的唯成分论、动不动就划清界线等等等等这样一些东西，而且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我当时当然写这个作品的时候是因为受到鲁迅《祝福》的一个影响，当时主要是我们老师在谈作品分析课的时候，一个女老师她后来就谈到许寿裳先生讲过一句话，对鲁迅《祝福》的一句话：人间世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我们同班同学都听的，因为我一直在思索文化革命当中，很自然的就想到文化大革命对这个社会最大的破坏不是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是给每个人的身上心上都戳下了伤痕，这个命题马上就出来，像闪电一样就出来了，然后我就创作的冲动一下不能自制，下课的时候我沿着校园里边的南京路走过去的时候，走过毛泽东像，突然就出来一个，我要写这样一个故事，悲欢离合的一个故事，来表达这样一个主题。
艺术要讲真善美的话 重点在真
凤凰网文化：很多评论家都指出伤痕文学存在着诸如情节结构比较简单、故事比较相似、在技巧上形式上略显陈旧、叙事者作为作者的主观表达意图在作品中比较明显等等这些问题，包括反思和批判比较表面化、不够深入等等。这样一些缺陷，您作为伤痕文学早期的作者，您觉得原因在哪？
卢新华：我第一个这样讲，因为你讲的很多，我一下不能记得那么清楚，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一点，就是伤痕文学对那个时代的解剖也好反思也好，如果说它是表面的话，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那个时候的作家还是脱胎于那个时代的，他们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庐山面目还不能完全看清楚，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有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们也不一定在那么短期内就能很深刻地看透彻文化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情，能造成文化大革命不是这前面的十年八年，也不是前面的50年、60年、100年，可能还要往前几千年都要看透彻，才有可能把文化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会产生（想清楚），思想的文化的历史的，然后纵的横的因素，诸种因素你要考虑清楚，这是需要时间的，这是一条。
还有呢，也有可能会比较深入的涉及到比如说体制，很多话题都可以出来的，因为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些话题已经出来了，这时肯定也会有，这一点是当时的出版界是不可能允许的，我们的政治环境也不允许的，创作环境是不允许的，所以他只能在这个位置上，他不可能再深入下去。
但是我觉得比如说陈旧这话这是今天这样讲的，我们必须要历史的看，在当时我可以讲说，伤痕是如一股清风的，那个时候看的作品，你如果有兴趣把文化革命时代的作品找来看看的话，《伤痕》绝对是一股清风，它不是任何陈旧，特别新鲜的，而且看着觉得特别真实，真实才有它的生命的力量，作为艺术作品、文学作品，如果没有真实作为底蕴的话，就不可能感染人的。所以我一直很相信罗曼•罗兰的话，就说“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伤痕》是我真正的出自内心的，而且我写它的时候，流着泪哭着把它写完的，写完之后我觉得可以死掉了，无妨了，那时候我也知道这本小说能发表它会轰动的，这是我当时的感觉，它会震撼人心的，我知道，因为它震撼了我，而且我相信它的文风也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文风的.
所以现在看它陈旧，实际上按现在的一个眼光，也可能现在在写作手法各个方面来讲，它不那么新不那么时髦，我们也可以看到对艺术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追求，我认为艺术要讲真善美的话，重点在真，形式是一个外套，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再怎么打扮她都是漂亮的，她就穿一件50岁的衣服、穿一个很陈旧的衣服，她还是掩盖不了她的美的，但是可能她不符合这个潮流，但自有欣赏她的人，这个是我对你说的表面或者陈旧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凤凰网文化：在所有的伤痕文学作品当中，您个人觉得最好的是哪位作家的哪一篇？
卢新华：我当然说《伤痕》是最好的，我不会说其它是最好的，因为《伤痕》的影响力，有人说它稚嫩也好，有人说它青涩我是不同意的，当时看它的时候特别流畅，一气呵成就完成了，艺术主要是看它的感染力，能够有这样震撼力的这样影响力的，我在其它方面我可以是低调的，但是我认为《伤痕》是最好的，它的影响力放在那，它当时也那么短小精悍，不再多说了，就这意思。其他人也有写得很不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重放的鲜花》，包括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艺术上形式上来讲可能也挺不错的，可能在文学的形式在表现手法上技巧上会更多一点，但是能够那样就说很清纯的很天然去雕饰的，我认为还是《伤痕》。
人生要读三本书 “回头是岸放手如来”
凤凰网文化：张爱玲说过“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写《伤痕》的时候您还只是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可以说是绝对的年少成名，那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感受到这种痛快的快乐？
卢新华：这种痛快你说没有也不大现实，24岁的人，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同班的同学里边原来不起眼的一个人忽然一下子把全班的同学都甩得远远的了，因为他们可能一生都达不到这个成就，当然自己还是有一些感到比较痛快的、比较开心的。但是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因为很多压力就来了，因为你知道不能就躺在上面一辈子，所以我给自己定了一些新的其他的一些人生目标。
凤凰网文化：刚才说过在毕业之后的职业选择上，因为喜爱文学所以选择了不远离文化的职业，而且您当时可以说在中国人人尽知，您都说过您自己读文学史能读到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事，可能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但是为什么在一个如日中天的时候您没有选择乘胜追击，而是选择离开国内到了外国去，而且从事的还是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的职业？
卢新华：这一点很多很多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前面已经谈到了，第一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伤痕》的解剖，对这个时代全面的一种理解，我还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空间，我知道我一直待在中国的话，我整个的文化的思想的氛围、政治的氛围都这样的话，我可能就是有心想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话可能还很难做到，就希望自己能够独辟蹊径，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这里想到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这里我要谈一个题外的话，我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文章，叫《论三本书主义》，这个三本书主义是我秉持的一个人生的理解。什么是三本书？过去我们讲一本书主义，不是讲三本书主义，文化革命时期，比如像杨沫写《青春之歌》都是一本书成名的，然后就躺在这本书上一辈子了，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等我的《伤痕》发表的时候，有人给我讲你是一篇小说主义，而且是一篇短篇小说你就可以吃一辈子了，那个时候很容易就这样。但是我的这个三本主义跟它完全不是一个意义，我认为人生需要读三本书，特别作家要读三本书，第一本书是指书本知识，广义的书本知识，但这个书本知识不是每一本都去读的，要找那些契合于你个人实际的兴趣爱好的经典、那些比较优秀的作品来读，因为你的时间、经历有限，不是什么书都能读的，这些书可以帮你入门，可以对你有一些启发作用。但所有的书本知识只不过是前人或者别的人他们的生命的体验的结晶，代表不了你自己，所以你自己、你的生命还需要去读另外一本书，这就是那个书本知识的本原——自然和社会，它是最初的原本，书本知识是它的摹本，我们开始是读的摹本，所以读万卷书是读的摹本的书，行万里路是读的最原创的原初的书。
在那个时候是想这两本书，没想第三本书，因为我觉得需要去读自然和社会，而且我们过去中国古代的大诗人们有一句名言，叫功夫在诗外，文学不是每天就写的，文学在文学之外，如果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他没有哲学、艺术、历史、甚至天文地理方方面面的这种知识，他写出来的文学一定比较浅薄的，也可能只能去娱乐，可以写个故事让人家笑笑就好，但不会引起你的思考，也不会对人类的精神提供一些新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当时的考虑主要是还要行万里路，要把文学更上一层楼，也要把自己归零，从生活着手，去读自然和社会这本大书。这本书我认为比读书本知识还要重要，最原初的。我想到释迦牟尼当年成道的时候，他是先接触到当时的一些宗教方面的书籍，跟佛教相关的一些书籍，他读了以后他觉得受到启发，觉得人生无常，围着城走一圈看到生老病死的景象，看到晚上陪着自己饮酒作乐的那些宫女们本来那么漂亮的，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一个个流着哈喇都是丑态毕露，觉得生命很多东西都没有一个真相，都是空的，所以才开始出家，寻求道路，开始在丛林里边走，苦行，跟自然山川一边走一边在化缘，跟贫苦的人，这个自然社会让他自己领悟了很多很多东西。最后也是我所讲到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我知道还有一本书，更重要的书，第三本书就是读懂我们自己的心灵，所以释迦牟尼是在菩提树下读自己读了七天七夜，他这时候把外在的宇宙和内在的宇宙完全融汇贯通了，他知道世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凡有所相皆是虚妄，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些话都是他通过这样一种对自然社会的关照，对心灵的一种反省反思、一种沉静状态下才产生的。
所以我知道我们对时代和社会是一样的，一个时代你要看见自己的面目，你要看清外在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情，然后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比如像我们中国一样，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政治体制我们各个方面这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会反省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我们要看到对照外面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像我现在写的《伤魂》里边的频道论，我们在国内官场有官场的频道，我们说文件报纸都是一个频道，很多人一上班一到办公室就用这个频道说话了，一做报告都是用这个频道来讲话，可这个频道如果到外面去跟外面的世界交流的时候，你根本不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回到家就是另外一个频道，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又是一个频道，跟自己在一起有一个频道，跟情人情妇二奶在一起又是一个频道，然后跟做生意的在一起又会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频道。
所以我说这三本书主义，谈到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会《伤痕》以后有一段时间不写作了，应该讲我从1985年发表《森林之梦》到1997年发表《细节》中间隔了有12年，这12年其实我在读另外一本书，我在读踩三轮车接触美国社会，金融期货我也读了，赌场发牌阅人很多事情我也做了，然后从自然方面我也经历了很多东西，过去美国对我们就像星球一样遥远的一个地方，去了解那里的人、那里的国家、那里的制度、那里的人性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很多东西，这个读完了以后我才慢慢的才会再把它回味过来以后，才会有《细节》，特别是《财富如水》，因为没有赌场发牌的经验，我根本不会有《财富如水》这个思维跳出来。
凤凰网文化：除了出国是为了读那本行路之书之外，是不是也受到了当时的国内的出国潮的影响？
卢新华：出国潮这个影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我就想看看世界，我不能坐井观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看不清中国，我需要换一个角度一个视角，我也需要到美国去，所以这个是我更主要的想法。至于出国潮出去想挣钱，也许有一点，如果出去以后比如说读书，然后挣了一些钱我经济上可以更独立更自由，我当时曾经想有五万美金回来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工作了，我就可以自己做专业作家了，这个想法也是有的，也是形成一个部分，但是不是个最主要的部分。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并不把在国外的那种磴三轮车在赌场发牌的日子看成是一种苦？
卢新华：我认为这是我特别快乐的、做得特别对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像三轮车对别人来讲就是简单的三轮车，它对我的意义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情，它帮助我放下荣誉的包袱，帮助我归零，帮助我接触美国社会，帮助我训练外语，我觉得真是太好了，我现在没办法找到三轮车，我只要找到那个三轮车我宁愿把它买下来，我把它供起来，我当时开的一个汽车有一个牌照，最后我太太把那个车子卖掉了，我说你怎么也要把牌照给我拿下来，我要纪念它，因为这个车子我觉得特别对我有帮助，我买它的时候花了5600美金买这个二手车，它一直帮助我，每发生一次小的车祸它就要赔钱给我，最后这个车帮我赚了两万多块钱，我说这个车子对它太有感情了从钱的角度的话，三轮车那个更了不得了，一个人能够放下重新归零，我从这个地方起步的，而它也确实当时帮助我挣到了学费，这个太重要，所以我很感谢这个三轮车。而且三轮车你知道吗，我跟地讲一些事情你不一定相信，不可思议的，三轮车是我到那儿去才有的，当我离开那儿就不存在了，没有了，我也想冥冥当中好像有上天就是安排给我的，就是给你卢新华一个挑战，你就要踩这个三轮车，你荣誉光环放下了，你的心智会大大的提升，然后你的生活费也会有，你会挣到钱，也可以把太太孩子接来美国，而且你的英文也可以迅速的提升，很多很多，这个东西就是为你安排的，本来做这件事情全是美国的学生做的，只有我一个东方人在做这个事情，他们骑三轮车完全不是和我们想就是一个农民工和劳力一样，我们讲黄包车夫的感觉一样，他们都很开心的，而他们把它当练身体的工具，一边挣钱一边玩，他们很开心，大学生干的事情，美国人所有的大学生包括也在餐馆里洗碗的，也要端盘子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件好像是丢脸的事情或者感到好像是羞辱的一件事情，这个都很正常自然，所以我也很快融入他们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卢新华能写《伤痕》，我做过油漆工，我当兵的时候挖大粪干什么事情，我一样干，比这个苦多了重多了，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他不能把自己随时归零，这样的人是对自己没有自信的人，我相信如果我说我当时卢新华你能把这些事情做下来以后，你就一定能够还重新起步，你可以走得更远，这是后来我谈到一篇文章叫《自家的车库自家清》谈到这样一个体会一个想法。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时候，常常会出去散步，特别傍晚的时候出去散步，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人家家户户都小别墅一样的房子，门前一片草地，然后在这个房子的右后方都有一个车库，车库他们也常常翘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车库里都放些什么东西，我经常看到车库里放的垃圾，车库里不放汽车，宝马、奔驰的好车放在外面破道上，日晒雨淋，而车库里堆什么破桌子破板凳破箱子破纸盒，都是那些东西，我当时就想，按道理车库是要放那些珍贵的汽车的，你宝马、奔驰日晒雨淋，你放那些有什么意义呢，但是人家为什么就不愿意放进去呢，后来我发现人类的精神领域同样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常常在我们心灵的车库里边堆垃圾，阳光就照不进来了，你堆满了东西放不进去了，所以我看到美国人他们经常把这个车库的东西卖掉，在草地上摆摆放放，一毛钱一个，或者一块钱几块钱随便卖掉处理掉，处理完了以后呢车子还不放进去，他又有其他垃圾堆进去。所以我也提醒自己，我们每个人心灵也是一个车库，财、色、名、食、睡很多垃圾，我们还讲贪嗔二毒，也可能把毒品堆在自己的心里边，堆在自己的车库里边，最后可想而知。
我曾经还有一次跑到福州的涌泉市，当时一个画家朋友陪我去参访，下山的时候在那个坡道上，他们去刚修的九龙壁拍照片问我去不去，我说我不去了，后来我就这么忽然一抬头一看，我在那个牌坊下面，上面四个大字，“回头是岸”，那时候我已经在赌场发牌了，开始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可以挣钱养家，我可以阅牌阅人，我有空余的时候可以读书，我大量的经典的哲学的佛教还有很多优美的小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天文地理乱七八糟的书都在那儿阅读，休息的时候我可以虔心的读书，所以这次看到回头是岸的时候，当时挣钱也不错了，我记得在赌场打工到后来做高级发牌员的时候，差不多收入可以到一个教授的至少双倍，教授的工资只能拿到我的一半了，我当时还想快速的挣钱，挣好钱我就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我的创作道路上来。在发牌当中有一天突然有《细节》的想法的时候，我是迫不得已请了几天假，一个星期以后把它完成掉的，实在这个创作压抑不下去，才完成掉。所以在看到“回头是岸”的时候，我也很担心自己被财富拖累了，因为那个钱太容易了，每天去上班，几百块美金就回来了，那时候跟国内比起来差很远，那时候做一天可以抵中国人做半年的，所以这个也会对你有诱惑力，所以你也要放下的，所以当看到“回头是岸”的时候我知道我好像就像那个三轮车一样，看见这四个字的时候我觉得老天这次又在告诉我了你该回头了，你不能再去行万里路了，行多了你要回到正道上来，所以开始写《紫禁女》。我后来下山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我想给“回头是岸”配个对子，后来我们到城里吃饭，大概要开半个小时，二十几分钟，到了城里停车的时候，画家朋友就问我说你想出来那个对子没有，我说你一问我倒有了，他说哪四个字，我跟他讲说“放手如来”，这个“放手如来”也是我自己对于生命、对自己个体的生命经验的体验、对时代社会的一种看法和想法，我觉得就像前面讲的车库，要不断的清理一样，要让智慧放得进来一样。
所以这个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这样做的，在精神领域里面同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身上背了很多精神的垃圾、包袱，你肯定走不远的，什么垃圾是包袱呢，也就讲欲望的五个部分，就是财、色、名、食、睡，财富、名、女色就是性，还有吃饭睡觉，这些东西很可能都成为我们的人生的包袱，你不放下的话你不可能走更远，特别我们搞文学的，有思想的，自认为对时代社会肩负责任，所以你必须要经常这样检讨自己。
中国主流文化七零八落 权谋文化大行其道
凤凰网文化：后来您又回来了，重新拿起笔，重新回到文坛，但是跟您走之前的环境不太一样了。80年代对于中国文学来讲，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期，那一个阶段的写作可以称作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探索写作；90年代，文学逐渐的被商业化，甚至被边缘化了。不知道您再回到文坛再重新写作，有没有一种不适感？同时作为亲历两个时代文学环境的人，您怎么去评价这两个时代的文学？
卢新华：我个人认为文学的状况有这样一些变化也是很正常的，也是跟大气候、政治的经济的环境是同步的。一个不很宽松的甚至越来越紧的政治环境下面，不允许出有思想的作家，只允许出一些娱乐性的，或者是歌功颂德的主旋律的作家，所以这一点慢慢的有一些思想的有一些自己的见解的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就会发现跟现实发生冲突，他们要么写了就放在抽屉里，要么就不写，要么就写一些另一类的文字。所以我觉得后来的身体写作、娱乐化的倾向，一个是跟时代的追逐财富物欲横流的大的时代社会的环境有关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跟我们的政治环境有关系。
我们的政治环境对于创作者来讲对于写作者来讲远远不及改革开放初期、80年代初期那段时间，那一段时间我认为在胡耀邦当政那段时间，相对于建国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对作家们来讲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期，尽管那个时期有它不很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相比较而言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所以知识界、普通的人民群众很多人还是很怀念那样一个时期，作家们更加怀念那样一个时期。我记得开文代会的时候，那时候赵丹发现有癌症了，记者采访他，在《人民日报》，他最后有几句话，对文艺的领导提了一个建议，“管的太具体文艺没有希望”，这个话已经讲得很有保留了、很有分寸了，就不要管的太具体了，管还是可以管的，但你别管的太具体，其实在我想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的政府组织机构来管理文学的创作，作家应该本着他们的良心来写作，他们的东西能够为社会为大众接收，他有他的受众，他有他存在的理由。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事情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有过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的基础奠基都在那个时期，所以那个时期不是靠周天子管出来的，不是靠任何人管出来的。所以对于后来的写作越来越低俗、娱乐化、商业化这样一种倾向，写他的作家们要负起责任，但是我认为更主要的责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在我们的当政者在对文艺的这个态度上是采取了一些政策和促使，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你的思想的文化的真正的建树（是不行的），而这个思想文化的建树你要让西方也能接受你，你才能说你自立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什么思想文化可以拿出去，可以称得上自立的，我们过去还可以讲我们有儒道佛三家，儒从打倒孔家店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到现在拿孔子出来只是做一个敲门砖，我们办孔子学院都是教文字的，我们没有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孔子的仁义思想，我们都不做的，我们现在再看道家，道家的《道德经》里边最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它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我们也没有继承，道教现在允许恢复存在了，但道教的面目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情，佛教呢，佛教真正的是要帮助人们去放下屠刀，什么是屠刀，贪嗔是那个屠刀，你放下那个屠刀然后要回头是岸，这个社会才能走上一个健康的轨道，可是我们的佛教我们现在不想去诽谤或者贬低我们很多高僧大德，但是我看到佛教界的现象，庙里边去求的或者庙里边的僧人们脑子里一心想的也是在发财，也是在聚敛财富，进去的人是求财，庙里用这个机会给空洞的许诺，然后可以聚敛钱财，盖更多的庙，这个已经违背了佛教的本意了，更何况我们对佛教采取这种态度，还并没有让它去真正的好好的宣传它的真正的思想和文化，而是形式。
那么我们还有什么文化呢？我们现在大行其道的就是《伤魂》里面谈到的，继承的是法家、兵家、阴谋家的权谋文化，你到地摊上去看看，我们真正的卖得好的书，《官场宫心计》、《三国演义与企业管理》、《孙子兵法与经营战略》，都是这样的，然后怎样对付老板、怎样对付员工，而且我们的电视剧你去看吧，《宫心记》什么都是宫廷里边的搞阴谋搞权谋这些东西的，连后宫里也都这样。我们津津乐道的特别感兴趣的就这样一些文化，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到心痛的一件事情，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没有了，而你所继承的文化被称为是最有智慧的文化就是在权谋文化的智慧，不是大道的思维，这是一个术数的智慧，大道流逝而术数文化猖獗盛行，这是我在文化思想领域对中国的一个看法。
时代环境变了 严肃作品不像以前受关注
凤凰网文化：《伤痕》之后的几年您也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出了像《魔》这样的中篇、《森林之梦》这样的长篇，后来回归文坛之后您又写了《财富如水》、《紫禁女》、《细节》，一直到今天的《伤魂》，也不能说都是一样的，有一些也是很受读者欢迎、受文学界批评界重视，但是反响不能说太好，那不知道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您曾经那么的辉煌过，有没有怀疑过自己在创作上的能力？
卢新华：我可以这样讲，在创作上的能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因为你刚才也说到了，我相信我的《细节》、我的《紫禁女》、还有《财富如水》都有相当广泛的读者，但这个读者正是因为跟《伤痕》那个时候是不可以比拟的，这个比拟并不是因为就是作品写得不好了，作品各方面反应都认为是很有趣的作品，但是我们的时代的环境变了，我们的人心浮躁了，这样严肃的作品有时候不像以前能帮助你马上去挣钱、马上去发财，不是更受欢迎的消遣的纯粹娱乐的，它是需要用脑子去想的、去思索的。
所以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说，我自己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而且我知道我的大量的作品目前还都是用虚构的方式做的、概括的方式做的，我还没有真正去（写实），如果我有一天不得不拿生活里的实际的故事来写的话，那我可能对我的创作能力已经怀疑掉了，所以包括现在的《伤魂》，我都是对一个时代的对一个社会的一个整体的概括，然后具体到个人写出来的，写出来我发现没有人认为我写的这个事情是虚假的，他们都认为是真实的，所以这一点我对自己的创作能力有很强烈的自信。
凤凰网文化：您的这些作品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表达需求或者说连续的思路呢？
卢新华：如果有一个连续的思路的话，那我就是说要不断地接触社会、时代、个人的病灶，引起疗治的注意，同时尽可能的开出我自己的药方，这是一以贯之的，每一篇作品都有这样的一种意图。所以其实在《伤魂》和《财富如水》再前面的《紫禁女》，这三部作品如果纵观起来看的话，尽管它们两部是用小说的形式，一部是用思想随笔的形式，但它们贯穿在中间的都是对现实的一种分析、批判、思索，大道流失、术数文化猖獗、人心浮躁，对财富的贪恋和执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另外一道伤痕，这是一以贯之的。我总在试图寻找这个社会的病灶，这个社会在什么方面出了问题，当然我主要指的是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什么问题。
文革是权力造成伤痕 如今是自身贪欲造成
凤凰网文化：这一次您又有一本新书带给我们，名字叫《伤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30年前的《伤痕》，我不知道您在取题目的时候是不是就有这个意图？更或者我可不可以把它称作是一部姗姗来迟的《伤痕》的姊妹篇？
卢新华：我觉得《伤痕》和《伤魂》肯定有联系，“伤”这两个字本来就有联系，但是这两个时代所表现的伤痕是不一样的，前面那个时代的伤痕可能是因为嗔恨因为嫉妒因为阶级斗争的理论影响所造成的、权力的作用造成的，今天的伤痕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参与的、是我们自己本人每个个体自觉地参与做的一件事情，对财富的一种贪恋，人有五欲，这个五个欲望当中对财富的贪恋和执着这种欲望是放在第一位的，没有财后面不会有四个问题，你没有钱你色的问题就不存在，你没有财你就贪利你也贪不到，食、睡肯定都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在这五个当中它是纲，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主要是一个贪财的时代，对财富的贪婪和执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它们是一以贯之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这个伤和那个伤的意义还不完全一样。因为“伤痕”是一个名词，那个“伤”也是个名词，但是“伤魂”的“伤”同时是名词、形容词和动词。我们可以讲这是魂上有伤，或者可以说我在感伤或伤悼一个失魂落魄的时代，所以这个“伤”有点像鲁迅的《伤逝》那个“伤”的意思。如果说有区别的话。
所以你说它是姐妹篇，我觉得可以，因为它们都有一个伤字。也有人说是新伤痕文学，也可以，因为这是对照这个时代的伤痕的，旧的伤痕文学是那个时代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而这个伤是针对我们现在的现实的，针对我们现实而有感而发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也有人跟我说，可能你这是新伤痕文学。
凤凰网文化：拿到您的这本新书之后，我一口气读完了，可能打破了我个人阅读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速度记录，边看哈哈大笑同时也深深思索。我更愿意把您的这本书称作是一部当代的《官场现形记》，因为你写的主人公就是一个混迹于官场的这么一个人物，其中毫不避讳地揭露了一些时代的、政治上的、官场上的虚伪、可笑和黑暗，非常的有勇气。可是我想问您的是，当年您写《伤痕》的时候，毕竟处在一个格局未定的状态，而且后来我们的政治上的确是否定了之前那么一个时代，但是您现在写《伤魂》这部书的时候，外部环境并不是那样的，您个人对自己没有担心吗？因为这本书有没有惹上什么麻烦？
卢新华：你能坦率地问我这样一些话题，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久违了这样的一些话，这些话本来是不应该在访谈里面做的，这个私下里朋友之间可以这样问的。
我说第一我对中国的前途我还是乐观的，持乐观态度的，尽管现在的外部环境还有一点迷离莫测，还看不透彻，但是我根据我自己的分析，因为我不喜欢从现象去做，我喜欢从本质去做，我相信这个时代总是往前走的，民心民意将来一定会推动我们的政府往前走。如果整个的民心民意对比如官场的贪腐、对权谋文化盛行术数文化盛行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大局、影响民族的生存的时候，我想我们的政府不可能眼见着这个民族一天天就这样衰败下去、垮下去，然后不采取任何措施，而且政府里面也没有一些精英人士和一些比较有先见之明的人士来纠偏，我不相信。就像当年毛泽东以那样的一种声望，死后马上就开始纠偏，纠正那个航向，那个时候当然是邓小平破例来做这个事情。我们当然不是期待，我从来不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寄托于任何个人身上，但是我认为时代中整个世界的文化思想的氛围是一个民意，中国国内知识界、工人、农民、战士、农民工也有广泛的一个民意，这个民意一定会推动着历史往前走的，真正推动历史往前走是靠这个民意的。
历史会走些弯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政治的、政权的、政府的力量会显得很强大，但是我知道我们只要仔细地读过历史的人都会清楚，无论多么貌似强大的政府机构，一旦它不适应民意往前走的时候，垮台很快的，刹那之间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我们中国也有很多的有识之士，包括政界的、包括经济界的、包括文化界的、包括思想界的，大家都看到了这些现状，这个现状也需要整个社会一个正的能量，也需要这样一些有先见之明的我们说知识分子、文化界的人士、思想界的人士、政界的人士、经济界的人士甚至包括我们工人、农民形成一种合力推动着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向健康的方向走。至少我相信从上到下不会有哪一个政府哪一个个人认为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健康的，我们的社会的现状是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我说这样的话我并没有说一些很出格的话，我只是把中国社会一个不健康的现象成为我这样一个《伤魂》给你们看，我要提供给你们思索。这里边你们说我写假了吗，我是恶意的诽谤了吗，我是造谣了吗，你们生活里面都存在的，甚至很多比我写的小说里边的这些人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担心什么呢，我也觉得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这个社会竟然在这个时代里边我本来认为创作的环境还不够宽松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作品是可以发表的、可以出版的、可以在这儿来讨论、来做访谈的，所以这一点更加加强了我的自信。
我认为社会正义的力量、健康的力量总是有一天会压倒邪恶的力量的，尽管有一个时期它们可能处于下风，但是人心是自然界的天道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里子和面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凤凰网文化：刚才您说过，《伤痕》的灵感来自鲁迅先生《祝福》当中的一句话，这一次的《伤魂》我在后记当中也看到您提到孔乙己，而且在您刚才的访谈当中很多次的提到鲁迅，您是对鲁迅先生情有独钟吗？
卢新华：当然肯定的，我是特别喜欢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觉得也是我的座右铭，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继承鲁迅先生的遗风。所以我的作品包括《伤痕》、包括《紫禁女》、包括《细节》，可能仔细阅读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他的文风的影响。
这个《伤魂》的影响当然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评论界的大腕、一些圈子里的朋友们，他们看的时候有人就觉得我书当中的龚合国这个人物身上还有阿Q的影子，阿Q有一个精神胜利法，龚合国有一个龚式频道，这个人物也很好笑，但笑完以后你有时候觉得还要落泪，你会想很多很多东西，他是个很可笑的人物，当然也有人看到后面龚合国的日记的那一部分，他们认为很像《狂人日记》那种东西，所以我说也有人说等于说这部书兼有了《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的遗风，这是圈子里边朋友的一些评论，可以不作数。
但是我想读者读的时候，你既然问到我这个话题的时候，我相信因为我自己很喜欢鲁迅，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受到他作品的影响。
凤凰网文化：下面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在您的这本书的第55页，就是写到龚合国装修他那两套房子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说“一个里子一个面子”，那“里子”和“面子”这两个词这两年其实是有一点小火热，为什么呢？年初的时候香港导演王家卫的新片《一代宗师》里就借赵本山饰演的一代宗师之口说出了里子和面子这两个词，然后在去年和今年南京大学有一部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也是在讨论面子和里子的问题，而且还相似的是这三部作品谈论这两个词语都是以一种特别轻的口气来讲出，但其实这两个词是很重的词。
卢新华：我同意你的说法，这两个词是很重的词。
你也知道龚合国这个人他是相信频道说的，他自己甚至要写一本专著来论频道的，他在生活当中也身体力行，所以里子和面子其实是我们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里子和面子，我们的政府也有政府的一个面子、也有政府的一个里子，我们一个企业会有一个企业的面子、一个企业的里子，一个人出去探亲访友、出去游学他会有一个面子，但是里子里面是另外一套东西，这已经长期以来已经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不光是文化还有民族个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我们如果讲中国人比较聪明的话，我们常常会在“面子”和“里子”这两个频道里边可以游刃有余，可以很自如的来往。其实我写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是在90年代中期我曾经接触过一个领导干部，他算一个朋友，他对我很了解，才请我去他家里，我去他家里的时候一进家门，我很感动，说这样一个处级干部家里这么清贫，一张农村用的八仙桌，条凳，还有一张床铺搭在那儿挂一个蚊帐，我说你这么清贫、这么朴素，现在共产党干部里很难看到你这样的，那是1995年的时候，我说也不多了，他后来看到我笑一笑，不出声，他说来来来，然后他就从我看上去很白的墙壁上他忽然轻轻一推开有一个门就走进去了，里边可是金碧辉煌的。
凤凰网文化：等于小说这个情节其实是真事。
卢新华：这个情节是真事，所以里边的细节是真实的，这个人物可能组装到一个人身上去了。所以我想这个龚合国的频道说是跟我们的历代的兵家文化、法家文化、纵横家文化、阴谋家文化包括和三十六记都有关系，他觉得就要这样给一个面子，弄一个里子，里子是让我生活得很舒适的，面子是给人看我是一个人民的公仆，我很朴素、我很俭朴，我是一个清官，要这样。
出污泥而不染是以人的所好决定 大错特错
凤凰网文化：在《伤魂》当中主人公龚合国有一套“频道论”，在之前的小说《细节》当中主人公郗杰有一个“糊涂教”，实际上这两个东西都是您借人物之口创造出的一套理论，那它的本质其实就是小人物在强大现实当中不断的碰壁、不断的受到打击，然后感到无奈之后创造出的一套处世哲学，但我在您的文字当中感觉您对这两套处世哲学态度似乎不太一样？
卢新华：那肯定的，“糊涂教”我其实里面讲郗杰这个人是糊涂教教主，那如果讲教主的话肯定是我肯定不是他，而且那个时候我把“糊涂教”是作为一种很正面的态度来写的，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不是说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我是反其道而行之，大事要糊涂的，小事可以不糊涂，细节的事情要具体去做，每件事情都尽力的做好，大的事情要糊涂的，因为没一个真正的指向告诉你是正确的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我们时空的观察点不一样，所以我们有对错的区别，其实从整个历史发展长河整体观察的时候，它没有对错没有善恶，也没有说正义非正义的，就是人类经历的那么一个过程。
所以昨天我在跟一些朋友们在谈一个话题的时候，就谈类似的话题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说周敦颐有个《爱莲说》，其中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叫“出淤泥而不染”。周敦颐这个人是有些佛学的一些修养的，修养蛮高的，但这句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出污泥而不染”这里已经有分辨性，这个分辨性是污泥是污浊的、是恶的、是不好的，荷花是善的、是好的、是美丽的，我从恶的地方出来但是我很美丽，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污泥是这朵荷花的母亲，是它的子宫，它从这诞生出来的，所以那个污泥就是这个荷花，这荷花就是那个污泥，它们分不开的。但是我们以我们人的所好去决定荷花是美丽的，污泥是污浊的，这叫大错特错。我们看到土壤泥土都是觉得污浊的，可是长出来的庄稼我们都吃的，我们靠它生存的，我可以说我们吃的是泥，没有错，我们每天都要吃泥巴。
“糊涂教”是作为一种对时代对社会对现实的一种抗争，不配合不合作，用糊涂教这种方式我自得其乐、我不跟你合作我就这样子了，这还有它的一些积极意义。但是“频道论”这个也不说它没有积极意义，我说句老实话我有时候挺难过的，有不少青年人看了以后他们对这个龚合国的日记他们最欣赏的，他们人生的教科书他们认为，他们学了这个理论以后他们可以去应付这个人生的很多事情了，这是我没想到的一种负面作用，但是我在作品里面我对它是批判态度的。
为了让作品更真实 我常常把自己放进去
凤凰网文化：我个人读完《伤魂》之后，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您写到主人公龚合国在乡下和那些孩子玩游戏时，孩子们因为他这个名字比较特殊，然后总是用文革时候的那种口号去喊，以此为乐，可是整个故事看下来其实发生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那也就是说这些孩子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来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其实基本上可以说95%以上的人他们都根本不知道文革的存在的，那您在设计这样一个情节的时候，让他们以文革式的口号做游戏，这个情节是不是稍微有一点不那么合理？
卢新华：你提出这个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这里想要说的是，文革尽管从我们的电视、小说很多地方好像也抹去了，但是其实是抹不去的，因为我们还是有些作品，光电视剧里边还会有这样的场景，而老一辈的人也还会有这种记忆的。孩子为什么做这事，肯定是受大人的影响，一定有大人在做这个事情，而且很可能就是龚合国之前跟他们玩过诸如此类的游戏的，龚合国本人他是那个时代过来的，他对游街这个东西肯定是耳熟能详的，所以他可能跟孩子们在一起做游戏的时候，以前可能比如说孩子们骂他龚合国害了旧社会，他把一个小孩子就绑起来了，你再骂把你绑起来游街，他就是这种语境，孩子们长大了就慢慢跟他学了，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孩子也可能看了一些表现文革的电视剧，也可能有的，而且我想更多的可能是龚合国自己本人就跟孩子，他跟孩子们经常会在一起搞着玩的，玩玩就打倒什么东西，然后以后孩子就跟他学，他自己神经病了，也就是疯子了，来玩他。
这里如果说需要的话，将来在再版的时候会添一笔，孩子们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是因为他以前跟他们玩过诸如此类的游戏，如果他没玩这个东西，今天的孩子想不起来玩这个东西，你讲的很好，证明你读得很仔细。
凤凰网文化：还有一个问题是。整部书开篇和结尾，这两端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进行叙述，中间的整个故事是以第三人称“他”来叙述。可是我感觉整个小说当中有一些关于现实的议论、思考等等很多东西，讲得似乎过于直白了，而且甚至有的地方，您明显的跳出来了，就是脱离了小说自己的那个叙事角度，变成了一种直接以作者的这个“我”来进行议论。
比如说最后结尾，您有这么一句话，这就太明显了：“如果不是我心血来潮要写这部《伤魂》，这世界、这人生、这龚合国，本来既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的。”我想问的是，这样一种处理会不会担心它有损于整个作品的文学性？
卢新华：这个事情是想过，这个小说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现在很多地方都讲本片纯属虚构，我这个也是虚构，但是我想把它做成一个让人认为是不虚构的东西，而是我确实认为这个作品不是虚构的，从一个广义来讲，它是写实的，完全实的，所以这里边也想对一种创作方法做一个尝试，看看读者是怎么接受这个事情的。
另外我跟你讲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后记》这一部分我曾经遇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因为我们出版社的编辑在看到这个稿子的时候，他们就曾经提出来说要我签一个协议，说清楚，这个书如果要找麻烦不能找出版社，要找我自己，我要文责自负的。所以后面我讲了，这不是虚构的，这是纯粹真实的，而且说这个已经惹到麻烦了，人家在找我要打官司，他们就怕官司要缠上他们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很好笑也很荒唐，但我也很高兴，因为连编辑他都把这个事情当成一个真事情来理解的，小说就是要真实。还有这个小说主人公叙述者，我也不想让他跟我本身的身份距离太大，作者就是第一叙述的主人，就是卢新华在叙述，我想就是给人家这样一种感觉，这样才有真实性。如果我写了一个主人公是另外一个人，卢新华以他的第一人称来写的，可信度反而不大了，就是我卢新华碰到的事情，尽管不是这样一个名字，这样的人生活里是遇到过的，“我”就是以卢新华的这个身份进去的。像鲁迅也写祝福里边那样一个“我”，你也可以说他不是鲁迅，是他创造叙述者的那个“我”。但是我们也可以想像，他也很大的程度上还是鲁迅自己，大部分还是他，你说《故乡》写闰土，大部分是他自己，但是不全部是他，他这里边大部分是真的，有些地方可能有一点虚构。所以我也想这个作品的效果，就是大部分的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作者不要是什么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就是我自己。
凤凰网文化：除了在题目上和《伤痕》很像，我感觉在结构上形式上也很像，比如说两个故事都是一种回溯式的，由现在来回想到过去，然后一点点把这个故事又讲回到现在；还有比如说，整个的结构相对来讲比较封闭，不是完全标准的算作是一个单向性的进行。包括您的其他作品，比如说《细节》也是这样，也是由现在开始回想，最后又讲回到现在等等。我不知道这种形式、这种结构是不是您已经探索出来并且内化为自己的一种比较轻车熟路的模式？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什么原因？无意识的还是怎么样？
卢新华：我想这样一种方式，其实它们有它们相近的地方，但其实你仔细去看看是不完全一样的，《伤魂》的结构和《伤痕》的结构还是有区别的，但是我们不想再多谈这个话题，我想无论如何一部作品，它的结构的方式、它的叙述的方式、它的手法，最重要的就要达到一个“真”——真实的感觉，这个曾经考虑到好几种结构方式，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结构方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当时给他看过的时候，他就给发了十六个字的评语——结构精巧，深刻厚重，出类拔萃，实为杰作，他这个信息到今天我还留着，看完以后很激动地就给我发来这样一个信息。
这个结构用在《伤魂》当中，我觉得还是恰当的，当然以后再写其他小说，我也会考虑用更好的符合那个的，量体裁衣嘛。我们要看到，比如说像鲁迅、像契科夫、像莫泊桑，他们作品里面也有很多大量的结构，我发现他们的方式要让作品更真实，他们常常把自己放进去，西方的包括像海明威他们很多人也这样做，经常要把自己放进去，作者要放进去，在里面参与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更增加了可信度。
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是有区别的
凤凰网文化：谈到了手法、形式、技巧，其实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探索、实验，也吸收了很多比如像西方现代主义等等的这些经验，形成了很多潮流，您作为一个写作者，对这些潮流怎么看？
卢新华：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把现代派、现代主义很多潮流都已经阅读过了，都了解过了，但是每一种东西，因为我秉承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所以我对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也很欣赏，但是那个不适合我，我要表达的更多的是关注思想的、文化的、精神的这样一些元素的东西，所以我对形式方面的东西不是特别在意的，我觉得属于次要地位。
我觉得任何一个写作者，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谈他们对于潮流的一些理解，可是我个人认为，潮流不是跟随的，我希望是能够引领潮流。因为我们这些潮流，我知道潮流这些浪花都怎么溅起来的，我们常常在无法思想、无法思索、无法批判，就像石头压着竹笋，它没有办法，只能曲里拐弯地长出来，所以它形成它那种形状，这种形状是自然的压迫的产生的，我们有些潮流，像我们现在说身体写作、娱乐化、低俗，很多东西也是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的产物。
所以我们如果写作，就是为了写作，就是为了比如出名，就是为了要有很多著作可以卖很多钱，这是一种写作方式、一种写作方法；还有人，我觉得是一种形式的美，可以的，就像贝多芬的音乐和莫札特的音乐，他们是有区别的，也可以说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这两点是有区别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凤凰网文化：也就是说，您没有受到什么潮流上的影响。
卢新华：而且我特别提醒自己，不要去受潮流的影响，一个人只要用心地坚持你自己走的道路，你自己会成为一个潮流。
悲天悯人是作家最重要的素质
凤凰网文化：您好像特别喜欢用谐音的名字，无论是《伤魂》当中的龚合国还是《细节》里的郗杰，包括《紫禁女》当中的常道、石玉、吴源，为什么？是特别偏好，还是说就是为了表达？
卢新华：很自然的为了表达，很自然就想到这些名字，就像我们取名字也一样，生活里我们取名字常常也都有点意思，多一点意涵会更好一点。
凤凰网文化：不会觉得它似乎过于直白了吗？
卢新华：有些可能会直白一点，但是有些我觉得挺好的。
凤凰网文化：其实这样传统在《红楼梦》那里也用过。
卢新华：像龚合国，我觉得他也不一定取这个名字，我觉得生活里面确实有这样的名字，这种名字很多的。
凤凰网文化：在您的小说当中，我们经常看到《金刚经》、《心经》，很多的佛教用语，您刚才的访谈当中也经常引用一些佛家之语，还知道您在美国堵场发牌工作的时候，也经常捧着《金刚经》在看，我不知道您是信佛还是怎么样？
卢新华：有很多人问我这个话题，其实我是喜欢一切的宗教，我对所有宗教都有一种特别亲近的感觉，基督教也好，但伊斯兰教比较疏远一点不熟悉，比如说道教佛教，而且我也很多的朋友，包括台湾的星云大师都成为朋友，很早就结识的，所以这也给我很多影响。
另外我自己也读了大量的这些经书，自己也试图用我读到的经书里面的一些理论来理解这个世界，我觉得还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我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的本源应该讲还在东方不在西方，因为我后来发现，从叔本华到康德，他们的哲学就是把东方哲学形成一个体系，因为像康德当初最早就特别喜欢两本书，就是《老子》、《庄子》、释迦摩尼，叔本华这个不用谈了，受佛教的影响更深。
所以我是喜欢哲学的这样一个原因，然后接触到佛学，而佛教给了我特别的一种印象，就是佛教是两个轮子推动的，像一部车，一个轮子是慈悲，一个轮子是它的哲学。有几句话，像恩格斯也讲过，他说“佛教徒处在理性思维的最高阶段，人类到释迦摩尼时代，辩证法才成熟”；爱因斯坦也讲过一个话，他说“能有一门宗教与现代科学相依相存、相互补充，那门宗教必定是佛教”，佛教哲学这一块东西特别有意思的，这也不是我们访谈里面完全能谈清楚的。
因为我喜欢哲学，我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悲天悯人是做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一个素质，你不悲天悯人，你怎么做作家，就是因为悲天悯人，才有那些想救世、想帮人看病，才会产生的，所以我这个素质里面天性的就继承了母亲的容易悲天悯人，这个可能适合做一个作家，又喜欢哲学，所以很自然的就会喜欢佛学。
文革是走到极端的点 有个性所以容易记住
凤凰网文化：您的几部作品，几乎都有文革的因素在里面，作为那一辈的作家，文革是不是已经成了你们创作上的一种精神胎记？
卢新华：可以，从客观来讲我觉得可以，因为那段时间，特别像我是在少年时期的一个特别深刻的一种记忆，而且那个时候也特别有意思，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只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把人变得那么的疯狂，不是疯狂，是狂热，为了领袖、为了主义可以那样狂热。
所以我想你也一样，对少年时代发生过这件事情，可能将来都会忘记不了的。
凤凰网文化：文革里头的很多东西天然的就有一种故事性在里面。
卢新华：故事性，而且文革是我们的文化走到一个极端的那个点，这个点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发展史，对探索这个时代发展的轨迹特别有意义的。我想一个特别有个性的人物一定会让你记住，文革这个时代特别有它的个性，特别有它的特殊性，它很特别，所以很容易记住，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就比较深刻了。而且我们要剖析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脉络的话，它是很自然的，它没有办法越过去的。
凤凰网文化：它对于您这一代作家个人意味着什么？
卢新华：财富。
凤凰网文化：文革是财富？
卢新华：对我们来讲，意味着是创作的财富，因为没有一种苦难不是财富，也可以说是苦难，但是确实是财富。我只从一个角度讲，我讲的是财富，不错的，你也可以讲苦难，我们十年没有书读只能在社会上晃，但是没有一样东西是有意义的或者没有意义的，就看你自己的心灵怎么去把握它，你心灵把握这个正确的方向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有人因为文革可能沉沦了、可能颓废了，可能这样那样。
（对话人：徐鹏远）
卢新华：时势造就《伤痕》
时间： 2010-05-2518:32:45 来源： 南昌晚报 江叶辉 发表评论>>
内容摘要:1978年，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了《伤痕》一文而震惊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而卢新华也以“伤痕文学第一人”的印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烙下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伤”之痕。那一年，卢新华才24岁，可《伤痕》却给他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名誉与地位。
1978年，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了《伤痕》一文而震惊了当时的整个文坛，而卢新华也以“伤痕文学第一人”的印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烙下了一块不可磨灭的“伤”之痕。
那一年，卢新华才24岁，可《伤痕》却给他带来了无法想象的名誉与地位。
记者不由想起了张爱玲，25岁时，她曾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再版的序文中写道：“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写下这段话时，她大抵也没有想到，她随心所欲的一句话在沉睡了34年之后，居然能有人将之诠释得如此完美。
Ａ只有出自内心的东西才能进入他人内心
卢新华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在写《伤痕》之前，他插过队，参过军，也做过工人，但当高考制度刚一恢复，他就抓住机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在进入复旦的第二个月，卢新华就完成了《伤痕》的创作。据卢新华后来回忆，《伤痕》的灵感产生于某个星期四上午的一节作品分析课上，当时，老师讲到许寿裳先生评鲁迅先生《祝福》的一段话：“人世间的惨事不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
“这话像一道闪电一样给了我极大的触动和启发，一个类似的命题也在我心中轰然炸响――‘文革’的‘惨事’不惨在极左思潮将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惨在它在每个人的精神和心灵都种下了无法磨灭的伤痕。”就在那一刻，卢新华决定要以“文革”为背景写点什么。
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夜，不到万字的短篇小说《伤痕》终于大功告成，当卢新华终于松了一口气，放下手中的钢笔时，他才发现，自己竟然哭成了泪人，两眼模糊得竟连眼前的稿子也看不清了。
“流着泪写完的瞬间，我就感到作品一定很有感染力，是能够打动许多人的。因为我深信罗曼�9�9罗兰的话，‘只有出自内心的才能进入内心’，我甚至觉得，这一刻即便自己死了，只要能留下这部作品，也值得。”大哭的那一幕，即使过去多年，仍是那么刻骨铭心。
Ｂ《伤痕》影响了一个时代
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的卢新华，曾兴冲冲地捧着“新鲜出炉”的《伤痕》请几位老师和同学指教，结果他们都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要想发表很难，政治因素太敏感。
这就像一盆冷水，一下子就浇灭了卢新华心中的热情之火，但他不死心，尝试着给一些报刊杂志投过稿，全都石沉大海，于是心灰意冷之下就把文稿锁进了抽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去理会。
又过了一段时间，班级要出墙报，负责出墙报的同学找到了卢新华，让他给写个稿子，他当时没空写，顺手就把《伤痕》交给了那个同学。该同学将文章放在最引人注目的左上方头条位置。“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处理在角落里，虽然也还能吸引许多同学的目光，但肯定会大打折扣。当时墙报贴在4号宿舍楼的一楼，最初的阅读者除了本年级的同学外，很多人其实是住在3楼和4楼的外系的女生，女生们一看就哭了，再经过大家口口相传，在学校引起了一定的轰动，而这种全校师生争相围观墙报的现象最终引来了《文汇报》的关注。”
《文汇报》虽然把文稿要了去，但当时谁都知道，若发表这样的作品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幸好，对于这样一篇能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突破文革期间文学创作“假、大、空”的小说，编辑部还是持肯定态度。1978年8月11日，经过四个月广泛地征求意见，《文汇报》最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独家发表《伤痕》。
小说发表后，当天的《文汇报》一时洛阳纸贵，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含着泪读完《伤痕》的，《伤痕》讲述的仿佛就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仅一个月时间，报社就收到一千多封读者来信，后来小说又以广播剧的形式经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伤痕》一经发表就奠定了卢新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在当时掀起了一股“伤痕文学”之风，影响了一个时代。
有人说是《伤痕》造就了卢新华，也有人说是卢新华成就了《伤痕》，但卢新华自己却认为是“时势造就了《伤痕》”，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时代背景，如果《文汇报》没有用一个整版来刊登，如果这篇小说没有写出大家的心声，就一定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Ｃ多年来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在昨日举办的“首届中国小说节名家见面会”上，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读者对卢新华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伤痕》真的写得很好，当时把我们全厂的女人都看哭了，既然写得这么好，后来为什么没有再写作了呢？”
其实不只她一个人这么认为，很多读者都只看到卢新华的“昙花一现”，甚至有人说卢新华是“江郎才尽”，不敢再写了。其实卢新华真的很冤，在《伤痕》之后他还曾创作过长篇小说《魔》、《森林之梦》等作品，但也许是《伤痕》的光芒太过耀眼，竟然掩盖了他后来所有作品的光辉，实在令人扼腕。
从复旦毕业后，卢新华进入《文汇报》做了一阵子记者，再然后又毅然放弃一切，赴美生活。在美国，他做过三轮车夫，也做过赌场发牌员等，一切都只为了生存。对国内读者而言，他就这样消失了。直到1998年，长篇小说《细节》在《钟山》杂志发表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以及2004年，他携《紫禁女》再度出现在国内读者的视野内，众人才知道，原来他从不曾离开。
卢新华说：“如果说，《伤痕》着眼于反思‘文革’浩劫的十年，那么《紫禁女》审视的则是我们民族漫长久远的历史，我希望将中华文化和国家历史作一个整体反思。从这个意义上，《伤痕》是滴着血的创口，《紫禁女》则是结了痂的烙印。”他还表示，尽管自己曾经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Ｄ难忘南昌滕王阁
早在2004年，卢新华就曾来过南昌，参加当时举办的“首届移民作家会议”，对南昌的滕王阁、八一大桥以及“八大山人”遗址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中国现在有许多的‘节’，但至少之前从未听说过‘小说节’，这很新鲜，也很让人期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远在美国的卢新华毫不迟疑地坐飞机回到了上海，紧接着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南昌，来参加本次“首届中国小说节”。
来到南昌后，他果然没有失望。在昨天上午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名家见面会上，三十多名书迷一直热情地与他探讨着各种文学方面的问题，直到见面会结束，依然意犹未尽地留在原地与他合影或讨要签名。
“此行无憾，如果没来我一定会后悔。”最后，卢新华还亲笔给记者写下这样一段话：“人生应读好三本书：1、书本知识；2、自然和社会；3、自己的心灵。我愿以这番话和南昌的朋友们共勉。”
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赏析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青年作者卢新华写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发表后，被全国二十多家省、市广播电台先后播发。新华社、中新社先后播发新闻，法新社、美联社的驻京记者对外报道说：“文汇报刊载《伤痕》这一小说，说明中国出现了揭露‘文革’罪恶的‘伤痕文学’。”一篇短篇小说，为何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当时我是文汇报的总编辑，发表这篇小说的前前后后，勾起我许多回忆。作者卢新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小说《伤痕》的主要内容是：女主人公王晓华，九年前对张春桥定她妈妈为“叛徒”的冤案、假案信以为真，痛苦而无奈地和她妈妈“决裂”、“断绝关系”，初中还没有毕业就上山下乡了。在农村生活和劳动中，和她建立了亲密关系的男青年苏小林，又由于小王的家庭成份问题不能上大学，一对青年被迫相互中止往来。在漫长的九年里，王晓华一直在孤独、旁徨和痛苦中熬煎。粉碎“四人帮”后，被严重摧残而患了重病的妈妈，经上级领导部门甄别后，彻底平反了。她渴望着见上女儿一面，可当小王赶回家探望时，妈妈已离开了人间。作者描写王晓华母女生离死别和她与小苏爱情生活悲欢离合的情节，有力地控诉了“四人帮”对老干部和年轻一代的迫害，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和人民在“四人帮”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难。妈妈在临死前给女儿的信中说：“虽然孩子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王晓华在痛苦地回忆这些年的不幸遭遇后，也默默地想：“亲爱的妈妈，女儿永远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是谁戳下的。”作者在文汇报上谈他写这篇小说的体会时，说了这样一段话：“鲁迅在《祝福》中说，人世间的惨事，不惨在狼吃阿毛，而惨在封建礼教吃祥林嫂。这句话引起我的深思。我脑子里涌现起无数个受‘四人帮’精神上毒害的青年形象（其中也包括我）以及被‘四人帮’路线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形象，逐渐凝结成‘四人帮’给我们社会留下的最深的伤痕，还是在精神上思想上心灵上。当我构思到晓华离家九年，而回家见到母亲已离开人间的时候，泪水打湿了我的被头，我被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悲剧感动了。”（见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文汇报）粉碎“四人帮”后，复旦校园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卢新华的这篇习作，是张贴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上旬中文系一年级同学办的《百花》墙报上。它是众多作品中吸引读者最多的一篇，轰动了全校。“伤痕文学”概念所指称作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 “文革”如一场梦魇，醒来之后依然无法抹去记忆中的伤痛，尤其是20 世纪6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曾那样地震憾过中国乃至世界，无数热血青年卷进了这场本身就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庄严与荒谬，美好与丑恶的运动中，并在肉体和心灵上亲历了人情冷暖，亲历了严酷与温馨交混，希望与绝望相杂。生与死擦肩而过，笑与泪顺颊而溢。“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这一场许多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事件，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作为“伤痕文学”之滥觞，较早就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是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 1977 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2）甚至有些论者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六十年前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3）而“伤痕文学”名称的源出则与另一部受到广泛阅读和争论的短篇《伤痕》。这部小说的作者是卢新华，小说刊登于1978年8 月11日的《文汇报》。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宋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等大墙文学，以及冯骥才早期在“伤痕文学”中艺术成就相对较高的《铺花的歧路》、《啊！》、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为代表的农村“伤痕文学”等。一些论者认为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也应看作是属于这一范围的作品。（4）从艺术内容来说，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渲泄，“表现祖国在动乱之中的巨大灾难，表现道德良心在悲剧时代里的沦丧，表现青春、生命在非常时期内所遭到的凌辱与毁灭，表现爱的痛苦与失落，表现人的非人遭遇，成了文学的神圣使命。”（5）这一切都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从艺术审美来看，早期的“伤痕文学”艺术成就不高。刚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诉说，情绪激动，感情过于浓烈，叙述过于急切，揭露曝光丑恶的功利性过强，说教味浓重，艺术上的幼稚、矫揉造作，斧凿的痕迹较明显。从“伤痕文学”的滥觞至今，对其评说争论从未停止过，它甚至引发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著名的文艺争论。“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斥含义的称谓。这些作品的感伤的、悲剧性的情感基调以及揭露性的取材趋向，被一些批评家看作是五六十年代“暴露文学”“写阴暗面”等在80年代的重演。（6）因此，围绕《伤痕》等作品，在1978年夏到次年秋天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的社会功用等命题得到的重新辩论与争鸣。1979 年 1月陈恭敏在《戏剧艺术》上发表《工具论还是反映论——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同年4月《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说》，两文都有力驳斥了文艺纯粹为功用政治附庸的说法，对“伤痕文学”暴露性描写给予了肯定。然而，有意味的是当我们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我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7）。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也围绕现实主义“真实性”诸方面展开了讨论，并在相关作品的具体分析中逐步深入。现实主义复归的事实是当时审美“言说”的方式，这一言说对“历史”（文革）的审视，对自我的探求（反思），对未来的追求和前进（改革文学）都与当时政治言说是高度一致的。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否认了文学作为政治传声筒的附属地位，却也明白，文艺在与现实相接的时刻不可能完全摆脱政治、权势话语的囿限。即便作为思潮存在的“伤痕文学”离同时，“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80 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时代的代价不可能是单维度的，它在一个方面使我们失去了许多，也许会在另外的地方给我们补偿。
《伤痕》（作者：卢新华）
除夕的夜里，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远的近的，红的白的，五彩缤纷的灯火，在窗外时隐时现。这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了。
晓华将目光从窗前收回，低头看了看表，时针正指着零点一分。她理了理额前的散发，将长长的黑辫顺到耳后，然后揉了揉有些发红的微布着血丝的双眼，转身从挂在窗口的旧挎包里，掏出了一个小方镜。她掉过头来，让面庞罩在车厢里谈白的灯光下，映在方方的小镜里。
这是一张方正，白嫩，丰腴的面庞：端正的鼻梁，小巧的嘴唇，各自嵌在自己适中的部位上；下巴〔亥+页〕微微向前突起；淡黑的眉毛下，是一对深潭般的幽静的眸子，那间或的一滚，便泛起道道微波的闪光。
她从来没有这样细致地审视过自己青春美丽的容貌。可是，看着看着，她却发现镜子里自己黑黑的眼珠上滚过了点点泪光。她神经质地一下子将小镜抱贴在自己胸口，慌张地环顾身旁，见人们都在这雾气腾腾的车厢里酣睡着，并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刚才的举动，这才轻轻地舒出一口气，将小镜重新回挎包中。
她有些倦意了，但仍旧睡不着。她伏在窗口的茶几上还不到三分钟，便又抬起头来。
在她的对面，是一对回沪探亲的未婚青年男女。一路上，他俩极兴奋地谈着学习和工作，谈着抓纲治国一年来的形势，可现在也疲倦地互相依靠着睡了。车厢的另一侧，一个三十多岁的城市妇女伏几打着盹，在她的身旁甜卧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儿。忽然小女孩蹬了几下腿，在梦中喊着："妈妈！"她的妈妈便一下子惊醒过来，低下头来亲着小女孩的脸问："囡囡，怎么啦？"小女孩没有吱声，舞了舞小手，翻翻身复又睡了。
一切重新归为安静。依旧只有列车在"铿嚓铿嚓"地有节奏地响着，摇晃着。——那响声仿佛是母亲嘴里哼着的催眠曲，而列车则是母亲手下的摇篮，全车的旅客便在这摇篮的晃动中，安然，舒适地踱入恍惚迷离的梦乡。
她仍旧没有睡意。看着身旁的那对青年，瞧着那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一股孤独，凄凉的感觉又向她压迫过来，特别是小女孩梦中"妈妈"的叫声，仿佛是一把尖利的小刀，又刺痛了她的心。"妈妈"这两个字，对于她已是何等的陌生； 而"妈妈"这两个字，却又唤起她对生活多少热切的期望！她想象着妈妈已经花白的头发和满是皱纹的脸，她多么想立刻扑到她的怀里，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痛苦地摇摇头，晶莹的泪珠又在她略向里凹的眼窝里滚动，然而她终于没有让它流出来，只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两只胳膊肘支在茶几上，双手捧起腮，托着微微向前突起的下巴，又重新将视线移向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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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了。——她痛苦地回忆着。
那时，她是强抑着对自己"叛徒妈妈"的愤恨，怀着极度矛盾的心里，没有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的。她怎么也想象不到，革命多年的妈妈，竟会是一个从敌人的狗洞里爬出来的戴愉式的人物。而戴愉，她看过《青春之歌》，——那是一副多么丑恶的嘴脸啊！
她希望这也许是假的，听爸爸生前说，妈妈曾经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在炮火下抢救过伤员，这么可能在敌人的监狱里叛变自首呢？
自从妈妈定为叛徒以后，她开始失去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家也搬进了一间暗黑的小屋；同时，因为妈妈，她的红卫兵也被撒了，而且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歧视和冷遇。所以，她心里更恨她，恨她历史上的软弱和可耻。虽然，她也想到妈妈对她的深情。从她记事的时候起，妈妈和爸爸像爱掌上的明珠一样溺爱着她这个独生女。可是现在，这却像是一条难看的癞疮疤依附在她洁白的脸上，使她蒙受了莫大的耻辱。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限。她需要立刻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
在离开上海的火车上，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瓜子型的脸，扎着两根短短的小辫。在所有上山下乡的同学中，她那带着浓烈的童年的稚气的脸蛋，与她那瘦小的杨柳般的身腰装配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年幼和脆弱。
她独自坐在车厢的一角，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没有一个同学跟她攀谈，她也没有跟一个同学讲话。直到列车钻进山洞时，她才扭头朝上望了一下行李架上自己的两件行李：帆布旅行袋，一捆铺盖卷，——这是她瞒着妈妈一点点收拾的。直到她和同学们上了火车，妈妈还蒙在鼓里呢。她想象着，妈妈现在大概已经回到了家里，也一定发现了那留在桌上的纸条：
我和你，也和这个家庭彻底决裂了，不用再找我。
晓华一九六九年六月六日
她想象着，妈妈也许会哭，或许很伤心。她不由又想起了从小妈妈对自己的爱抚。可是，谁叫她当叛徒的！她忽然又感到，不应该可怜她，即使是自己的母亲。
车上渐渐地安静了。这时，她才注意到周围的同学：有的靠着坐椅睡了，有的在看书。她对面的座位上，一个年龄和她相仿的男同学，正拿诧异的目光愣愣地望着她。她有些羞涩地低下头。然而，那男同学却热情地问她："侬几届？""六九届。"她抬起头。"六九届？"那男同学显然有些奇怪："那——您？""我提前毕业了。"她说完这话，明亮的眸子忽闪了一下，仿佛是感谢他对自己关切的询问。而且，瞅这空儿，她也勇敢地审视了一下这个男同学的容貌：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白皙的脸蛋，清秀的眉毛下，一双天真活泼的眼睛。她问他："您叫什么？"
"苏小林。您呢？" "王晓华。" 她回答了他的反问，脸上不由又掠过一股羞涩的红晕。
听了他们的谈话，几个看书的同学便也插进来问："王晓华，你怎么提前毕业了？"她愣了片刻，想随便支吾过去，可她从不会撒谎，止不住红着脸将实情告诉了他们。她说完，低下头，一种将遭冷遇的预感便涌上心来。然而，同学们却热情地安慰了她。苏小林更激动地说："王晓华，你做得对。不要紧，到了农村，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她感激地朝他们点点头。
于是，在温暖的集体生活的怀抱里，她渐渐忘记了使她厌恶的家庭，和一起来的上海同学们在辽宁省临近渤海湾的一个农村里扎下了根。
她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填写了入团志愿书。可万万没想到，因为妈妈的叛徒问题，公社团委没有批。
她了解到这点后，含着泪水找到团支部书记说："我没有妈妈，我已和我的家庭断绝了一切关系，这你是知道的……"苏小林和其他几个同学也在一旁证实道："去年，她妈妈知道她到这儿来后，衣服、吃食寄了一大包，可她还是原封不动地给退了回去。而且，她妈妈哪一次来信她连书都不看，都是随时收到随时打回的。""但是，"团支部书记显出为难的样子，摊开双手："公社团委接到了上海的外调信，而且，省里一直强调……"他脸上显出一副哭笑。
她茫然了。
大抵到了第四年的春天，她才勉强地入了团。但她的一颗火热的心至此已经有些灰冷了。
春节又到了。这是她最感痛苦的日子。一起的青年都回家探亲了，宿舍里只剩下她孤独的一人。外面，迎春的二踢脚在响，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火药香，听得见孩子们在欢乐地跳呵，喊，唱，锣鼓也在"冬冬锵锵"地响。
虽然节日里，她可以从一些热情地大伯大娘家里获得一点节日的快乐，但一回到空空无人的宿舍，她便感到有无限的痛苦压迫着她。
她能获得一点安慰的是，这里的贫下中农是那样真诚地关心她，爱护她，为了她的入团问题，曾多次联名写信要求公社团委批准，而且，还有小苏经常来看她。他们在几年的生活和劳动中，建立了越来越深厚的革命情谊。小苏喜欢她那种纯洁、质朴的心地和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的精神，她也把他看作自己最可以信赖的亲人，常常向他倾吐一些内心的苦闷。特别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她和小苏从海边谈心回来以后，更这样想了。
他们沿着海边走了很久以后，并排在沙滩上坐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月光下，海风正轻盈地推涌着海浪"嚓——嚓"地朴打着沙岸，送来阵阵海腥味。他们沉默了片刻，小苏突然问："晓华，你想不想家？"她愣了一下，抬起头："不！ ——你怎么问起这些？"小苏低了头，缓缓地说："晓华，我看你还是写封信回去问问，林彪迫害了许多老干部，说不定你妈妈也在其中呢。""不，不会的。"她两手搓弄着衣角，痛苦地摇摇头："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可是不会的，我听说过，妈妈的问题是张春桥定的案。不，不会的。"她依旧摇着头。小苏不由叹了口气，忿忿地自言自语道："毛主席说过，要有成分论，而又不要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我们这儿倒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有些凉意了。小苏不由看了看晓华身上单薄的衣裳，问："你冷吗？""不，你呢？"她抬起头来，深情地望着他，"我还好。"他不由低了头，又静静地望着月光下波光粼粼的大海，深沉地说："晓华，你说革命者会是一个丝毫没有感情的人吗？"她没有回答他的问话，想起自己的一切，止不住心上又是一阵伤痛。小苏扭过头，看到泪珠又涌在她的眼眶里，便安慰她说："晓华，不要难过。"可是，他自己忍不住也擦了眼角渗出的泪珠。终于，他让自己心内久巳积压着的话儿吞吞吐吐地吐了出来："晓华，你也没有亲人，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就，就让我们作朋友吧……""真的？你不——？" 她的心怦怦跳个不停，吃惊地瞪大了含着喜悦的双眼怀疑地问："真的。"小苏肯定地点点头，向她伸出了友谊的温暖的手说："晓华，相信我吧！"她激动地望着他，不由冲动地扑倒在他的怀里……
她的脸上重新有了笑容，宿舍里、田间又有了她的清脆的歌声，而且面庞上也有了微红的血色，更显出青春的俏丽。
第二年秋天，因为身体不好和工作的需要，她调到了村里的民办小学任教，而小苏也调到公社工作了。
一个下午，她在公社参加教育工作会议后，来到小苏的宿舍。门虚掩着，屋里却空无一人。她从小苏的铺上收起他换下的衣服，准备给他洗一洗，扭头却看到床头柜上的日记本。她随手拿过来翻着，却看到昨天的日记上这样写道："……今天，我感到头疼。上午，李书记对我说：县委准备调我到宣传部去工作，正在搞我的政审。他说，我跟晓华的关系，县委强调了，说这是个世界观的问题，也是个阶级路线问题，要是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调宣传部的事还要再考虑考虑。我真不明白……"
看到这里，她竟像木头一样地呆住了。
她猛然合上本子，旋即离开了那间房子，昏昏沉沉地回到了学校。
当她躺到自己宿舍的铺上时，她再也止不住伤心地哭了。
第二天，起床梳洗时，她觉得太阳穴在隐隐作疼，眼眶也鼓了起来。
吃过早饭，她请了假，到公社找到公社书记，异常平静地对他说："李书记，我和小苏的关系从今往后完全断绝了，请不要因为我影响了小苏的前途。"
这以后，她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先前更沉默寡言了，表情也近乎麻木起来。虽然，小苏为了她而没有同意调县里工作，仍旧那样真情地爱着她，但她对他却有意避而不见了。
她现在似乎已经真正理解了她所处的地位和她的身份。虽然她和家庭断绝了联系，但她是始终无法挣脱那个"叛徒妈妈"的家庭给她套上的绳索的。而且，她也清楚了，如果她爱上一个人，那么；这根绳索也会带给那个人的。为了这点，也正是出于对小苏真诚的爱，她觉得自己不应该连累他。虽然她有一种"小叶增生"的胸疼的病，医生多次讲婚后有可能好，但她现在宁愿牺牲这一切。她已经决定：要永远关上自己爱情的心窗，不再对任何人打开。
从此，她只是把自己残存的女性的感情捧献给学校的孩子们。她平时省吃俭用，却拿出自己津贴费很大的一部分为孩子们买学习用具。晚上，还经常到孩子们家中帮助温课。她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感情，使她暂时忘记了以往的一切。
又是两年过去了。她的瓜子型的脸盘，随着青春的发育已经变得方正，身体的各个部位也丰满起来。她已是一个标准的青年姑娘了。特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她感到自己精神上逐渐松了些，于是嘴角有了笑纹。参加群众自发组织的大游行回来后，她感到自己的心情从来也没有这样激动和兴奋过。然而，当她陷入沉思的时候，脸上仍然挂着一股难言的忧郁。
一天，她正在批改作业本，忽然一个教师递给她一封从江苏寄来的信。谁写的？她纳罕地拆开一看，竟是妈妈写的，她改写了地址。这在以前，她也许会一下把信撕掉，但现在她却止不住读来下去——
晓华儿 ：
你和妈妈已经断绝了八年联系了，妈妈不怪你。在这封信中，妈妈只想告诉你，在党中央领导下，我的冤案已经昭雪了。我的"叛徒"的罪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达到他们篡权的目的，强加给我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
孩子，感谢党中央，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我的身体已经被他们摧残得实在不行了。我现在不仅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但我还是决心用我最大的努力为党多做工作。
孩子，我们已经八年多没见面了，我很想去看看你，但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因此，我盼望你能回来一趟，让我看你一眼。孩子，早日回来吧。
祝你近好。
妈妈 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日
她读着手中的信，不由呆了。"这是真的？ 真的吗？"她的心一下子激烈地颤动起来。
晚上，快十点了，她手中还捏着妈妈的来信，她躺在床上看着，想着，恍恍惚惚，她已经回到家中，推开门，见妈妈正趴在写字台上写着什么，见她回来，惊奇地喊了声"晓华"便朝她扑过来。她也百感交集地扎在妈妈的怀里。好久，她挣出头。擦着眼泪问："妈，你在写什么？""没，没写什么。"妈妈脸上忽然一阵惊慌，忙去掩桌上的纸头。于是，她疑惑地一步抢过去。夺在手上看时，上面却分明写着几个大字："关于我的叛徒问题的补充交代。"她两眼盯住她，忿忿地骂了声："可耻！"转身便往外走。"哪里去？""你管不着！" 可是，妈妈已经抢先一步披头散发地拦在门口了。"啊！"她惊叫一声，从梦中猛醒，蓦地坐起在铺上，止不住双手按着怦怦乱跳的心。"回不回去呢？"她有些犹豫不决了。
直到除夕前两天，她又收到妈妈单位的一封公函，她才匆忙收拾了一下，买上当天的车票，离开了学校。
现在，她坐在这趟开往上海的列车上游心情又怎能平静呢？她激动，她喜悦，但她也苦痛和难过。
清晨六点多钟，列车冲过春节的晨曦，长嘶一声昂然驶进了上海站。
下车后，晓华帮一个妇女抱着小女孩出站台并送上了公共汽车，这才背着黄挎包，拎着旅行袋，赶乘18路电车回家。
在车上，她望着小时候常走常见的马路和楼房，心跳得异常地快，重踏故土时那种难以形容的特殊的喜悦布满了她的全身。今天是春节，妈妈在家里干什么呢？妈妈是不爱睡懒觉的，她一定已经起了床。当她突然地出现在门口时，也许妈妈正背着门吃早饭呢。于是，她便轻轻地喊一声"妈！"妈妈一定会吃惊地转过头来，"呀！晓华！" 而惊喜的眼泪一定涌在妈妈脸上。
她这样兴奋地想着，下车拐进了954弄。她数着门牌号码，16号，18号，20号。她停住了，顿了一下，走进那记忆犹新的暗褐色的家门，按捺着极度紧张、激动的心情，伸出食指和中指，在门上"的的"轻敲了两下，没有回音。"妈妈还没起床？"她于是又让手指在门上加重了一点力量。仍旧没有回音。她有些急了，用拳头"彭彭"地叩了起来。可屋里还是死一般沉寂。
"你找谁啊？ 阿姨！"忽然一个小女孩站在她的身后，手里捧着蛋糕，边吃边瞪着大眼向她。"哦，小妹妹，这屋里的人呢？""搬走了。大前天才搬的。"小女孩咂着薄薄的嘴唇说。"搬到哪儿去了？" 晓华紧接着问。"嗯……"小女孩眼睛朝上翻了翻，忽然扭身跑进了屋里。片刻，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出来。"噢，你找王校长。她搬到816弄1号去了。"那妇女说完，疑惑地问："你是她什么人？" 晓华顿了一下，含笑对那妇女说："我找她有点事，谢谢了。"便匆匆走了。
她找到816弄1号，这是一座新盖的公房。1号房间门口，花盆里栽着一株蜡梅花。一看这花，她便知道这是她的家了，因为妈妈是最喜爱蜡梅花的。
黄漆的门也照旧关着。她想起妈妈的身体不好，也许还在休息，便又走近屋门，曲起手指去叩门。还没敲，却听得2号门前一个正在刷牙的中年人扭过头来，闪烁着热情的两眼说："找新搬来的王校长吗？屋里没人。昨天她发病住到医院去了。" 她吃了一惊，忙问："什么科？ 什么房间？" "还不清楚。"中年人微微摇摇头。她忙说："同志，这只旅行袋先放您屋里一下。" 便急火火地往医院赶去。
因为是春节，医院走廊里空荡荡的。她跑到值班室，一看没人。扭头见前面走廊拐弯处走来几个穿白衣服的医生，边走边说着什么。她便迎上去问："医生，王校长在哪个病房？"一个戴眼镜的瘦瘦的医生盯着她看了一下，像想起什么似的，忽然亮着手中的纸条说："哦，正好，你是王效长学校来的，是吧？那好，麻烦你拍个电报告诉王校长的女儿，这是地址，告诉她，她母亲今天早上刚刚去世了，让她……"
"什么？ 什么？"晓华脱口惊叫了一声，瞪直了眼睛。突然，她拔腿就往前跑，跑了几步却又猛然站住，回过头来用发直的眼神，有些口吃地问："什——什么房间？几——号？" 仍旧是那个男医生，诧异地朝她挥挥手： "内科2号。往前走，向左拐！"
她发疯似地奔到2号房间，砰地一下推开门。一屋的人都猛然回过头来。她也不管这是些什么人，便用力拨开人群，挤到病床前，抖着双手揭起了盖在妈妈头上的白巾。
啊！这就是妈妈——已经分别了九年的妈妈！
啊！这就是妈妈——现在永远分别了的妈妈！
她的瘦削、青紫的脸裹在花白的头发里，额上深深的皱纹中隐映着一条条伤疤，而眼睛却还一动不动地安然半睁着，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妈妈！妈妈！妈妈……"她用一阵撕裂肺腑的叫喊，呼唤着那久巳没有呼唤的称呼："妈妈！你看看吧，看看吧，我回来了——妈妈……"
她猛烈地摇撼着妈妈的肩膀，可是，再也没有任何回答。
许久。当她哭干了眼泪后，她才痴呆似地站起来，望着这一屋的人们。——他们也都陪着她在流泪。忽然，她在这人群中竟发现了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中等的个儿，白果型的、沉着隐重但还带着孩子气的脸和那双显然也哭红了的眼睛。"苏小林！"她差点脱声喊出来。马上，她就听见她那熟悉的嗓音在说："晓华，不要难过……"
第二天晚上，妈妈的遗体送龙华火葬场火化了。回家的路上，晓华带着哭得水蜜桃般的眼睛，和小苏一起来到了小时候常走的外滩。
夜已经深了。黄浦江上阵阵吹来冷丝丝的风，她第一次倚持在他的身上走着，让他那青春的深深的呼吸温暖着自己冰凉的沉重得快要窒息的心。她感激他，当他探亲期间，听到妈妈已经平反，还特意去看她；而且，除夕的夜里，他又冒着严寒赶到医院去护理妈妈。想到妈妈逝世前能看到小苏，而且小苏也代她看到了妈妈，她的心里得到了那么一丝安慰。
他们在路灯下默默无言地走着。忽然，小苏从身边掏出一本日记本，他翻到写着字的最后一页，递给晓华说："晓华，这是妈妈前晚写下的。"她急忙接过来，借着淡白的路灯的光看妈妈的熟悉字迹：
……盼到今天，晓华还没有回来。看到小林，我更想她了。虽然孩子的身上没有像我挨过那么多"四人帮"的皮鞭，但我知道，孩子心上的伤痕也许比我还深得多。因此，我更盼望孩子能早点回来。我知道，我已经撑不了几天了，但我还想努力再多撑几天，一定等到孩子回来……
她的眼睛模糊了。她猛然挣开小苏的胳膊，登登跑到江边。她伏在江岸边的水泥围墙上，痴痴地望着江面上繁星般的灯火，望着灯光下微隐微现的江面……
好久好久，她抬起头来。她的苦痛的面庞忽然变得那样激愤。她默默无言地紧攥着小苏的手，瞪大了燃烧着火样的眸子，然后在心中低低地、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道："妈妈，亲爱的妈妈，你放心吧，女儿永远也不会忘记您和我心上的伤痕谁戳下的。我一定不忘党的恩情，紧跟******，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毕生的力量！"
夜，是静静的。黄浦江的水在向东滚滚奔流。忽然，远处传来巨轮上汽笛的大声怒吼。晓华便觉得浑身的热血一下子都在往上沸涌。于是，她猛地一把拉了小苏的胳膊，下了石阶，朝着灯火通明的南京路大步走去……
链接1——卢新华
卢新华，江苏如皋人。中共党员。生于1954年。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学毕业后赴农村插队务农，1972年应征入伍，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文汇报》记者。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8年，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新生卢新华因发表《伤痕》而一举成名，“伤痕”一词之后成为追溯文革记忆的文学思潮的名称。大学毕业后不久卢新华就下海经商，随后赴美，事业上几起几落，曾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以发牌为生。
他2004年推出的新作《紫禁女》讲述的是一个生理残疾的女子和三个男人的情感故事。作者坦言：“尽管自己早已远离文坛，在美国办公司、做金融，甚至蹬三轮都和文学没有丝毫关系，但内心从未对文学忘怀。”
链接2——伤痕文学
较早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的“伤痕文学”是四川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的《班主任》。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有的认为该篇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与当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发出的救救被封建礼教毒害的孩子的呼声遥相呼应，使小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启蒙精神。
然而“伤痕文学”的名称，则源自卢新华刊登于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的短篇小说《伤痕》。它也在“反映人们思想内伤的严重性”和“呼吁疗治创伤”的意义上，得到当时推动文学新变的人们的首肯。随后，揭露“文革”历史创伤的小说纷纷涌现，影响较大的有《神圣的使命》、《高洁的青松》、《灵魂的搏斗》、《献身》、《姻缘》等知青创作，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