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各国开始着手从全球大背景出发来整体设计课程体系，组织和分配知识结构，建构具有世界水平的课程(worldClaSScurriculum)。对中国来说，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需关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课程目标要体现全球精神。目标是课程的灵魂，它体现着对学生素质的基本要求。由于我国课程目标的全球化取向不清晰，所以在课程内容的体现上就比较散漫、随意，全凭教师对原有内容的阐释和新的可用于全球教育资源的开发，如果对教师的上述行为再缺少必要的激励机制，那么所谓的“全球化课程”就会流于形式甚至落空。在全球化时代，不加强全球化教育，培养国民的国际素质，使我国现有的素质教育向新素质教育扩展，中国就会在新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我国全球开放战略的落实。
同时，要合理摆正课程的全球目标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为了让学生学会对地球负责、获得全球竞争能力，课程目标中必须要有全球取向；另一方面，为了让学生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形成社会主义精神，课程目标中也少不了国家取向。实际上，全球目标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就像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一样，既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我们应按照“和而不同”的原则去寻求两者之间的整合，同时也要警惕过分的商业主义倾向对全球目标的侵害。
其次，课程结构要保证均衡发展。全球性知识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要带来课程负担的加重，如何在保证全球性知识的获得与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之间保持恰当的平衡，是中国课程改革的一个难题。在我国，课程负担过重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外延性的课程负担过重，即学生课业门数过多，容量过大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它是线性思维的结果，即在课程改革上只有加法而无减法，把社会需求与课程设置一一对应起来，觉得什么都重要，什么都不可少。另一种是内涵性的课程负担过重，即前后知识之间跨度太大、坡度太陡所造成的负担过重，它是“学术中心”的结果，即在课程改革上只注重知识的逻辑顺序而忽视了学生的心理顺序，没有把知识的序列与心理的水平统筹起来，造成课程太深、太抽象，学生缺少直接经验的支持，难于理解。
再次，课程管理要张扬权力分享。在基础教育领域，学校自主的课程管理倾向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学科结构运动”失败的反思。在反思过程中人们认识到，那种由专家决定的下派给教师的课程，实际是人为地割裂了课程决策与课程实施之间的有机联系，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无法清楚地了解新课程的意图和课程目标中每一个细微的革新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