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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时代的官员是需要宣泄快感的。带给他们快感的是京戏及其名角儿。皮簧是声，名角是色。由于法律严禁宿娼狎妓，官员便以狎优为替代品。最高统治者慈禧喜好京戏。本为寻常的耳目之娱。但官员则借助于“上有所好”，不断将精神层面的娱乐向物欲层面转变。从同治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封疆大吏到以年轻的翰詹词臣为主体的“清流”们，“选歌”为表，“征色”为实。绕过律例的约束而合法腐败。以声色为媒介而夤缘攀援。这是纵情声色的实质。尽管“清流”以其文学才华为狎优贴上了风雅的标签，将燕饮赏戏和问学议政混为一体，形成了京师官场的新风尚，但风尚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法纪松懈、人心无定的新现实。中兴的同光。也是“声”与“色”的同光。
一、慈禧与京戏
从清初诸帝到同冶幼主，文本上的严防声色诏令，从未有过间断。煌煌《大清律例》，厉禁文武官员“娶乐人(妓者)为妻妾”、严惩文武官员“宿娼”，哪怕“挟妓饮酒”，律亦不许。这也就是说，狎妓狎优，宿娼纳妾，都在严打之列。其效应，自是不坏。如果皇帝不带头破坏规矩，清代官场要比以往干净许多。然而，那位风流天子乾隆开启了清代放纵声色之风。这股风气至咸丰达到高潮。咸丰帝本人“以醇酒妇人自戕”。表征出宫廷以声色废政务的高度；而外臣“挟优宿娼，日夜纵酒”的狂欢场景，又呈现出其的广度。
作为咸丰的遗孀之一，慈禧应该深知声色对政务的危害；作为年轻的女主，她宫闱严谨，政务不废，也有能力整饬积习。奇怪的是，正是在慈禧实际秉政的同光两朝，轰饮征歌反而愈演愈烈，狎优狎妓成为不合法下的“合理”存在。
一切都是源于慈禧的个人爱好——她是个戏迷。最高统治者爱看戏。看戏就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娱乐享受；女主沉醉京剧皮簧而不能自拔，便引发了整个官场娱乐消遣趋向的转变，进一步引发了官员交往奔竞方式的改变。同光中兴，首先导致的竟然是声色之兴！这恐怕是喜听京戏的慈禧所始料未及的。
清代供男性享乐的，有妓，还有优，妓为女性，优为男性。女人的身份，杜绝了慈禧狎妓宿娼的可能性；要有，也只剩面首一途。慈禧不置面首，那么，看戏赏优，就是很正常的有声有色的耳目之娱。对于二十六岁就守了寡、同时又登上权力顶峰的慈禧来说，看戏，是一种娱乐；与优的近距离接触，则是一种享乐。享乐而不加节制，必然引人瞩目，带来官场娱乐的新风气：
自慈橹秉政。乃大变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慈禧观戏处名“阅是楼”。在“养心殿”右，距慈禧寝官约数十步。……厅廊四壁被以金色缎，录《万寿赋》，字如胡桃大，皆南书房翰林手笔。
其实，康熙、乾隆已经为皇家娱乐设立了一套制度：“南府”——作为政府部门正式的戏曲管理机构，“内学”和“外学”——即太监戏班和外边召进的优伶——定期为宫内演出。道光改“南府”为“升平署”，咸丰因国难而削减“外学”规模。多少年来，帝王之乐，都是在有组织有纪律的体制内进行。慈禧好观剧本无可厚非，祖制在前，不算逾越；再说呢，皮簧二调的风头逐渐盖过雅部昆腔，这也是民间娱乐的趋势。慈禧利用“外学”力量推动官场欣赏趣味由雅向俗的转变，多少也算是顺应民意之举。
问题出在“大变其例”上。追溯“大变”的源头，始于咸丰十年(1860年)，慈禧酷嗜俗乐，“取都中各戏班角色之佳者，使之授其技于内监，而美其名日教习”。到了光绪九年(1883年)和光绪十九年(1893年)，慈禧又两次变更康熙帝的规矩：“盖自光绪九年恢复民籍教习后，演戏始繁，但仍只挑选数十名辈。进内应差，迄十九年六月，更有命外边全班人内承应之例。”
将整个戏班召入宫内，这是对康乾“南府”制度的根本性变更。清代重祖制，破坏祖制是要担负巨大政治风险的。垂帘听政，已经破坏了一次祖制，为了大权在握，慈禧不得不如此；而仅是为了耳目之娱，再次破坏祖制，就有些不同寻常。作为枢臣的翁同稣，已经感觉到这一异常：
自初五日起，长春官日日演剧，近支王公内府诸公皆与。医者薛福辰，汪守正来祝，特命赐膳赐观长春之剧也。即宁寿宫赏戏面中官搋笛，近侍登场。亦罕事也。此数目长春官戏八点钟方散。
此为翁同稣在光绪十年(1884年)的一则日记。该年他还多次记到慈禧看戏，字里行间，颇有微词。这一年。中法危机逐步加深，兵戎相见之势难免。而此时慈禧正忙于张罗五十岁的万寿节庆典，庆典的重点，正是外班的京戏演出。好热闹的慈禧，不甘一人乐，于是广召王公枢臣同乐：
查内务府关于在宁寿官听戏的王大臣名单，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由妻事处抄出，九月二十日奏准，十月初八、初九、初十、十一日进宁寿宫听戏的王大臣。东边照料有：悼亲王、醇亲王、惠郡王奕祥、载澄、载滢、戟澍、奕谟、溥伦、载泽、溥侗、礼亲王世铎、壤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许庚身、灵桂、恩承、徐桐、崇绮、毕道元、乌拉喜崇阿、翁同辑、松淮、孙家鼐、张家骧……
名单实在太长，这里不作全引。过度谓之淫。慈禧的过度“耳目之娱”，虽尚不致引起宫闱秽乱，但外班名优宫内走红，同时意味着太监内班遭冷落。慈禧身边的内侍红人李莲英就以精通音律，“号称第一”。这是慈禧好花部曲调在宫内的效应，李莲英的走红，还有皮簧助力。现外来优伶势头大盛，自然招致包括李莲荚在内的太监内班的不满和怨恨，各种传闻相继而起：
慈禧既立光绪帝，权力浸炽，驯至公然与诸伶谈宴，恬不为怪，惟尚不敢使憨安知。……(慈安)既入，慈禧横卧榻上。一男子似伶人服装者，为之抚膺捶腰，意甚狎亵。
以京戏为媒介，与男性优伶接触，是女性最正常不过的心理。但宫闱之内年轻女主与俊美男优的周旋应酬，自然要引起人们过多的联想。上述引文所描述的情形，是否为受冷落太监的造谣，已不可考。此文的作者许指严曾为南社会员，晚年卖文为生，其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决定了他所描述的晚清掌故，很难保持客观中允的立场。传闻在民国的继续，就是慈禧不断被丑化的继续：
她爱看的戏，大部分是低级下流的淫戏。……这些戏，如《翠屏山》《盘丝洞》，并不全是坏的，但慈禧只欣赏其中色情的表演，只要演员对其中低级下流的语言和动作表演得越露骨、越细致她就越高兴。
此文的作者为20世纪3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冯叔鸾。引文内容的确如“鸳鸯”与“蝴蝶”，不知从何说起。民国时期报刊杂志界普遍存在的晚清掌故热，推动了作家的文学想象和编造热情。其实慈禧看戏只“选歌”而未“征色”，或者说是重艺轻色。从现存档案看，慈禧在光绪前期首次传差进宫的名优，李燕云二十四岁，陈得林(德霖)二十九岁，时小福三十八岁，孙菊仙四十岁。杨月楼四十岁，谭金(应为鑫)培四十二岁——如果是为了“征色”，慈禧所选的，应当是二十岁左右青涩俊美的优伶才对。
再说，清官所演剧目有严格规定，也不容慈禧为所欲为：
在前清时代。凡淫靡斗狠各戏，均在禁演之列，其禁演情形，则定自道光二年。……余只存有同治二年内务府之告示两件，一系关于淫靡斗狠者，一系关于奸邪残忍者，均在禁止之列。
引文中的“余”，为京剧史研究权威齐如山。他收藏了由主管戏曲的内务府所颁布的两件告示，告示的年代：一为同治二年(1863年)，另一为光绪二十年(1894)。这是京戏在京城走红的时代，也是朝廷重视规范和管制戏曲的时代。光绪年间的告示，明确开列了禁演的剧目：
梨园演戏，优孟衣冠。原使贞淫美刺，触目惊心，有裨风化也。如徽目中之逼官等戏，久经禁演。至如昆目中之所演建文逊国故事，惨睹、搜山、打车等戏，一并禁演。
娱乐而不忘政治，历代如此。与其说慈禧关注戏曲的移风易俗功能，毋宁说她更警惕戏曲特有的借古讽今功效。正因为观剧关乎政治，慈禧看戏从来都不马虎，而且越到晚年越认真，光绪后期京剧大腕如王瑶卿和杨小楼都有幸进宫当差，慈禧在享受“耳目之娱”的同时，还显示出丰厚的戏剧教养和才能。听到技痒难熬，甚至亲自动手改剧本、定唱腔。据孙菊仙回忆：
老佛爷(印那拉氏)非常懂行，别说文戏唱错了听得出来。武戏少打几下，少翻一下，她也瞧得出，因此常有演员受责的事。
问题不是出在慈禧看了什么戏，而是慈禧酷好皮簧所引起的效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是王朝政治源远流长的大传统。女主痴迷于京戏，王公大臣以及近侍书吏能不起哄跟进吗？当时在京的大名士、浙江人李慈铭，就观察到了这种异常：
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郡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一二年来诸邸有好之者，士大夫遂相率盛行，其价顿贵数倍，衣冠宴会非此不欢。优人益变其音为促急繁乱以娱众耳。其声噍杀以悲，非祥征也。闻道光以前朝士燕集。无不演昆腔者，后渐尚摊黄腔，谓之二簧，其音嚣俗，爨演亦恶。元、明院本已成雅乐，今则二黄为立部伎臭。风气愈下，即此一事，而变迁如此。
弃雅从俗，这是慈禧的文化程度所决定的。官场趋好，总是自上而下。先有王公“诸邸”的热衷，再有士大夫的“相率盛行”。“风气愈下”，李慈铭所指，还只是欣赏的“风气”，实际上官场逢迎的“风气”，又何尝不是“愈下”呢？而“非祥征”的异样感觉，似乎在预言即将到来的政治灾难。
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不仅仅是来自南方、对昆腔有天然亲近感的李慈铭，比李慈铭稍晚出道的满族文士震钧，则发现皮簧、梆子的流行，已经从慈禧的内官蔓延到了整个士大夫圈子：
光绪初忽竟尚梆子腔，其声至急而繁，有如悲泣，闻者生哀。余初从南方归，闻之大赋，然士大夫好之，竟难以口舌争。
无论是南方人李慈铭还是北方人震钧，都流露出对“士大夫好之”的不屑和厌恶。但他们没有悟出，弃雅趋俗的娱乐选择，正好照射出捐纳和军功出身的各级官员的文化程度和欣赏品位；而唯上是从的官场积习。又将新宠皮簧二调迅速推广到官员的日常娱乐之中。慈禧的个人享乐口味，竟然影响到整个官场士大夫的趋好。
二、同治帝的声色生活
在慈禧的熏陶下，同冶也成为花部曲迷，这是京剧史已经认定的事实。而成人之后的同洽，带着青春期的叛逆精神，由好皮簧而狎优伶，由狎优伶而养成断袖之好，这是慈禧所始料未及的：
又花旦某。具国色，某御史姬之甚。一日，穆宗召花旦入官已数日矣，不令外出。某御史遂折奏至尊不应与优伶戏，穆宗于其折上批狗夺骨头，其言也丑云云。盖穆宗亦知御史之媛某旦也。
这仿佛是宋代徽宗与周彦邦。君臣醋”一幕的重演，只是狎妓狎优的法律环境和君臣的文学修养有所不同，与宋代相比，同治帝显得过于直露和粗俗。正因为没有艺术情调。同治的叛逆就变成了赤裸裸的纵欲：把优伶请进来，着夜行衣走出去，宿妓狎优，如家常便饭。乾隆偶尔出宫冶游，民间已传得沸沸扬扬；同治频繁光顾下等妓院，把冶游的成果——梅毒——也带进了紫禁城中。官场无人敢言，个别人只好私下发点感慨：
“弘德殿，广德殿，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指王庆祺也。庆祺之召入弘德殿，外间传言以尝在广德楼歌院唱曲，遇穆宗微行识之。又素与内监交结，遂得供奉。惟日写里俗曲本进御，且时以市画春册献。既圣躬不豫，人无不归咎庆祺者。
同时代人李慈铭的记载表明，同冶帝的堕落，是从享受“唱曲”——皮簧二调——开始的，“声”为诱饵。“色”是正果。既然皇上有此一好，翰詹词臣就觅得拍马的途径，文学才华自然也就用到“写里俗曲本”上了，接着再献“春册”。于是，从广德楼到弘德殿。王庆祺一步登天，升官的奥秘就在于此。
皇帝的老师竟然导天子以淫，这算得上是天大的丑闻了。从乾隆到嘉庆，尽管狎妓狎优之风不断，但作为文学精英和公辅储备的翰林尚不至于闹出大的生活丑闻。翰林的声色享受，要顾及法纪约束。还要兼具文士雅趣，他们绝对不会涉足下等娼妓麋集的八大胡同。王庆祺导淫事件表征出，同冶朝的法纪松弛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妓优双狎，一堂同欢，反映出声色享受的狂热程度。王庆祺在声色场所邂逅皇帝并得不次之擢，当然不能作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例证。恰恰相反，它所指向的，是庸才夤缘奔竞的事实：在职位紧缺、仕途拥挤的同冶朝，官员的升迁已不再单凭文学才华和政治才干。
王庆祺并不具备政治和文学上的优势。同冶五年(1866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他在翰詹大考中位列三等，被罚俸半年，就是明证。但他的两大优势。却是可以傲视同僚的：“美丰仪，工度曲，擅谄媚之术。”在一个皮簧二调风行的时代。“丰仪”和“度曲”都是夤缘进取的绝佳条件，更何况此人还兼具“谄媚之术”呢！这就不奇怪，王庆祺竟然在翌年获膺湖南乡试正考官。更令人咂舌的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庆祺终获弘德殿行走之差，名列担当同一职位的翁同稣之后。
优伶只会唱曲，写曲还得依赖文学侍臣，所谓“顾曲者亦多文人雅士一。说得就是京剧走红宫廷之后，文人雅士跟进献曲的情形。官场如戏场。官员如倡优，历史总是重复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王庆祺给天下官员和士子的示范效应是：欲升官发财，要走捷径。
王庆祺与同治帝故事反映出新形势下声色追逐的新特点：狎妓的粗俗化和甲优的精致化。换句话说，狎妓成为粗才俗吏的宣泄渠道，狎优则成为词曹清秩的特别爱好。这里，既有政策上的考虑——狎妓毕竟违法，还有情趣上的追求——唐宋官人文士的风流倜傥仍然是晚清翰林企羡的对象。“清流”热衷狎优，即是这个道理。
同冶微行冶游引发的病和死，无疑是给“中兴”招牌泼墨涂黑。如何遮掩此污点，并力争把污点修饰为亮点，就成为摆在慈禧面前的难题。目前学术界对同治死于梅毒还是天花尚有争议。可能性非常大的是，慈禧有意将亲生独子冶死了。这是无可奈何之举，谁让他是皇帝呢！皇帝家丑尤其不可外扬，天下耳目更需努力掩盖。慈禧不来掩盖，谁还敢掩盖？谁还有能力掩盖？
既然要掩盖，行事就不免心虚，躲躲闪闪。同治死后，王庆祺立遭整肃：“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可是，他被革职的理由，却与同治的病与死无关。这是官场惯用的掩盖真相的手法，也说明积习已久，难以扭转，朝廷的本意，只在掩盖真相，无意整饬吏治。于是，在同冶皇帝死后，甲妓狎优之风未见熄灭，相反愈来愈炽，至于光绪，伴随着“清流”在政坛的崛起，官场又掀起新一轮的声色征逐。
三、潘祖荫、翁同稣的风流
光绪五年(1879)，在慈禧广开言路的号召下，“清流”以道德化身和官场良心的姿态出场，以揭发封疆大员和大老枢臣而令人侧目。然而，场面上一套，私下里又是一套，要升官，就需要走门路，“清流”也难以免俗。就在“清流”渐成气候的光绪七年(1881年)，被“清流”不甚看得起、以军功而跻身封疆的刘坤一已感叹“近日奔竟成风”奔竟是需要媒介的，“清流”的媒介与粗才俗吏当然不同：燕饮酬诗是一种，把玩金石也是一种。不管哪一种媒介，总是脱离不开美味醇酒，因而也就脱离不开把盏侑酒的年轻女子。风尘女子不可沾，一沾就有狎妓之嫌。尽管大多数情况下，狎妓并不追究，但一旦追究，《大清律例》的相关条文还是很可怕的。
于是，“清流”选择了优伶。这样既不违背政纪，又可凸显风雅。或者说，这样既不脱离俗流。又异于俗流。光绪年间的京城部吏何刚德清楚记得官场声色享受的不成文规矩：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融，而挟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同，麇集一隅，地极湫秽，稍有自爱者绝不敢往。而优则不然，优以唱戏为生，唱青衣花旦者，貌美如好友，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
既然挟优“尚可通融”，优伶就成了官场应酬的必需品，尤其是优伶中的青衣和花旦，则成了炙手可热的紧俏货。既然风尘中的花样女子不可接触，那么，“貌美如好友”的青衣花旦就充当了替代品。今天的“相公”为贬义，那时不是。同样是生活在光绪年间的朱克敬，对相公的情形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京师旦脚日相公，所居之寓日某堂，知其堂，知其人，知其人住某堂，始能点其戏。”这就是说，与优伶的交往，多以相公住处为场所，交往不到。看戏就无从谈起。看戏，是慈禧好皮簧引发的娱乐效应。“清流”与优伶交往，亦是跟从时尚，未必都是色相交易。比如被“清流”奉为文坛领袖的潘祖荫便与一优伶交往颇深：“尝闻潘文勤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及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
朱莲芬为京城最有名的所谓“同光十三绝”之一。据说曾是咸丰皇帝的男宠。潘祖荫从同治元年(1862年)就进入部臣行列，一直到光绪五年(1879年)，流转在各部的侍郎位置上。这也就是说，在进人高官之前，与优伶的交往是绝对安全的。之后的交往，则费思量。事实上，潘祖荫并没有中断与朱莲芬的来往，只是更加小心而已。名士配名伶，这是官场的新时尚：
莲芬名延禧，江苏人，生于道光十六年，初只演昆腔，后则兼演皮簧。……他不但戏演的好，文学也不错，写的更好，常与潘文勘公代笔。按文勤为吴大激的老师，乃有名的大写家，与他代笔，自非易事，与文勘也为莫逆交，文勤给他写的东西当然很多。樊樊山先生告诉我，潘文勘小楷最难求，惟与朱莲芬则常写，故彼时士大夫都说，着想得潘伯寅之小楷，只可在朱莲芬家求之。
王朝时代文学名臣与有修养的名妓多有交往，唐宋尤其如此。这样的交往，史章多以才子佳人笔调书写，不仅合法，而且令人艳羡。清代禁止狎妓，则中断了这一传统。慈禧好皮簧，无意中又为士与优的交往铺平了道路，此时名优所扮演的角色，则相当于彼时的名妓了。色而不淫，色中有雅，追逐者就不会是潘祖荫一人了：
(朱霞芬)吴人，唱昆旦。骨俊神妍，娟好如处子……文人以其吐属隽雅，人又如秋风海棠，均推为丙子花榜，所居曰云解堂，一时盛名，与梅巧玲之景酥堂并称。或云与当时某朝贵有关。因两伶之堂名，均含一稣字。
晚清官员名字中含“稣”字的，当然不只翁同稣一人，但职位最高且名气最大的，则非翁同稣莫属。同光时期的翁同铄和潘祖荫在政坛和文人学士圈子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清流”亦乐与之往还，“潘翁”并称，表征出京城的政治动向和娱乐方向。所谓政治动向，就是以“清流”为主力的对外主战和攻击洋务能臣的言论；所谓娱乐方向，就是混燕饮、金石和优伶为一体的交往形式。声色之中有政治议论，有学问漫谈。有炫耀，也有做秀。时代的“中兴”，具像于一景。
“潘翁”并称的含义，除了地望相同、道德学问相似之外，两人还有一惊人的共同点——天阉。这本属于个人隐私，不该妄议，但潘祖荫本人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点，这就有些异乎寻常了：
尚书天阉，与常热同。一门生不知，初谒时，询问老师几位世兄。尚书曰：“汝不知我天阉乎？”
“尚书”指潘祖荫，“常熟”指翁同稣。门生无意的寒喧。引出潘祖荫的有心一答，“汝不知我天阉乎？”这一答案明朗的反问，似乎不在责怪门生的唐突，而是重申人所共知的事实。潘祖荫欲显露的，是怎样的心情和信息呢？在狎优盛行的同光时期，天阉之士亦时有人出，且多在翰詹。这。不会都是巧合吧？
于晦若侍郎、文芸阁学士、梁里海京卿，少时至京，居同寓，卧同一土炕。人心与其面皆不相同，虽圆颅方趾，而大小各别。三人冠履，可以互易而无不合，人情无不妒。三人中，惟学士如常，侍郎、京卿皆有暗疾，俗称天阉，不能御女。然三人狎游，尽以恣学士一人之淫乐而无悔。及得交志伯愚将军，益称莫逆。将军非惟嗜好与三人同，其暗疾亦同，可谓奇事。四人分别为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和志锐，都是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翰林出身的官场要角。尤其是志锐，他是光绪所宠的瑾、珍两妃的哥哥。这样的隐秘，正史不着一字，野史则多止于叹奇。狎优盛行下的难言之隐——天阉，尽管难言，也不该回避。中国官场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处，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常“策”常新。正如盛世时的康熙不许抽烟的效应是日后鸦片走私的盛行，中兴时的不许狎妓的效应，则是挟优的盛行。而狎优盛行的效应，是否也包含着官场同性恋的因素呢？如果是，那么，穿梭于朱门的优伶。除了唱戏。是否还有别的作用？文坛领袖、前后“清流”的“暗疾”，对晚清政治、对世风和士风。发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与优交往密切的，还有李慈铭。“清流”已经成为道德和政纪的监督，李慈铭时时在监督“清流”，如此清高自傲的人，竟不避与优伶的交往，目的何在？
昨霞芬言数日前明善之子巳革内务府大臣。文锡夜宴。恭邸于家招之侍饮。且演软舞。恭邸语度芬之师蕙仙曰：比观一阵风演出，嫌生旦脚色不多，以后演时，尔当分半班来此。柄国之经济也。又言前日大学士英桂之弟英朴，以江苏粮道督运至京，邀步军统领、侍郎荣禄及左右翼总兵成林、文秀三人夜饮，招霞芬等五六人达旦始罢。
引文中的霞芬，即朱霞芬，京城名重一时的“霞郎”。对于李慈铭这样的大名士兼小部吏来说，与“霞郎”的交往，除了耳目享受之外，还有官场信息的透露。“霞郎”足迹所至，从王公府邸到枢臣庭院，随便聊聊，都是李慈铭做梦也想听到的内部消息。都是狎优，各有各的目的。翰詹词臣与优伶的交往，就如同他们追逐“金石热”一样，自有其政治意图在内。那么，“清流”——包括潘、翁——与优伶的交往，就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了。
并非所有的清班翰林都具备潘、翁的气质和修养。与优伶的交往，就由雅向俗转变，由精神层面向欲望层面过渡。《孽海花》里的“清流”事迹多为演义，且多张冠李戴，将梅巧玲的堂名置于朱霞芬名下，即为一例，但曾朴的描述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雯青一时没看清脸庞，看去好像是个相公模样，暗想是谁叫的呢？转念道。不对，今天谁还有工夫叫条子呢！嗄。不要是景稣堂花榜状元朱反芬吧？他的名字叫菱云，他的绰号叫小表嫂。
雯青隐指洪钧，他虽未被且为“清流”，却与“清流”关系密切。状元与优伶交往，乃时尚之极，但洪钧的境界，不能与“潘翁”相提并论。洪钧娶赛金花，即为明证。赛金花的素质和修养，相去名优朱莲芬、朱霞芬何止千万里？与优交往由雅向俗的特征，就是由重艺轻色转为重色轻艺，这应该也是李慈铭所说的“世风愈下”的一个表征吧！
引文中的其他几位是洪钧家乡苏州来京赶考的文士。京师狎优流风延转，竟然发展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士子期待着金榜题名，相公盼望着洞房花烛——这是王朝“中兴”的表征，还是官场和社会腐烂堕落的真凭实据？
外省士子来京的，首先效仿京城文官交往应酬的方式。《孽海花》多有描述，这一描述的真实性，得到与“后清流”的张謇(季直)、王仁堪(可庄)等交往密切的郑孝胥的证实，其日记中留下了大量直白的狎优记录：
饭毕，同往四喜班听戏，以简速季直，亦至。晚，至福降堂，廉孙先入城，爱苍等强呼歌伶，为季直呼怡云，为余呼顺林。复至熙春堂素云离设酒。素云，希实、爱苍所召也。傍晚，入城至聚宝堂食点心。夜，俱过胜堂紫云宅，紫云，同治中名旦，当时称绝，今年三十臭。可庄命置酒，呼诸伶佐饮，顺林不至。二鼓归。
文中所记的“福降堂”、“熙春堂”、“聚宝堂”。都是相公的居所，按照朱克敬“知其堂，知其人”的标准衡量，这几位“后清流”的干将不仅与诸多相公交往密切，而且都达到了“点其戏”的程度。一个晚上赶场似地从此“堂”到彼“堂”，且以交结名旦为荣幸，这样的后“清流”，仅是随时尚的大流，还是借助时尚的幌子而纵情声色？而这一时期的法律，还依然保留着厉禁的空文。晚清世家子弟刘声木显然上了文本的当，以为此时政纪还很严谨：“凡狎妓宿娼者，谓之行止有亏，官吏革职，其严如此。”其实，那时的严“律”，早就被松弛的“例”化解掉了。尽管“例所不许”，但终究“尚可通融”。色可以通，钱可以通，关系可以通，一通百通，最后，还有什么不可以通？
王朝体制下京师的商业经营，总是以官员为中心。官场的动向，官员的軎好，当然都在商人的密切注视之中；相应地，商人就会设计出一套新的经营模式，给官员提供安全舒适的享乐。声色，声色，“声”总是要过渡和落实到“色”。既然官场翰詹名士的场面应酬最多，那么，如何给他们提供最雅致、最方便的服务就是不能马虎的事情了。潘祖荫、翁同稣的学生，“与晚清重大事件亲历人物都有深切交往”的王伯恭对此有一段亲身见证：
京师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向皆小班所聚，似妓非妓，专以歌曲侑酒，概不留髡，故名目“清吟小班”。游客大率王公贝勒。退朝时往往有朝衣朝冠而至者，小饮闲坐而去。南城士大夫往游。则置酒宴客，流连竞夕，天明始散。
妙就妙在“似妓非妓”四字，而“概不留髡”，说明这些“专以歌曲侑酒”者，皆是男优。这应该是慈禧宫廷赏戏在大内之外的效应吧！“南城士大夫”即指翰詹词臣。他们大多居住在宣南的南横街，因而被戏称为“南横党”。宣南名士，竟然比邻流莺，翰詹词臣，竟然“流连竟夕”，这折射出与优伶的交往，处在由雅向俗、由精神层面向欲望层面的转变之中。一旦这一转变完成，优与妓也就相去不远、甚至合二为一了。要不然，优伶的居所，怎么会由宣南向娼妓麇集的八大胡同转移呢？
嘉庆以前，伶人多散居南府附近。成同以后，始逐渐迁移城南。数十年来，如韩家潭、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等处，为伶人私寓最密之所。该地几有一二百家之多。
这是优伶的黄金时代，在同治初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这一时期也正好是慈禧沉迷京剧的前半阶段。朝廷还欲有所作为，狎妓的政治风险还依然存在。所以，优伶走红的奥妙，正在于不许狎妓，本来是娼妓的“市场份额”，统统都归属到了优伶的名下。而到了慈禧痴迷京剧的后半阶段，即外班进宫奉差阶段，狎妓已经非常普遍，优伶的替代作用立即丧失。娼寮兴盛之日，就是相公私寓衰落之时：
相公下处，其址在八大胡同，与妓寮杂居。而陈设独清雅，字画亦可观，京僚多于是寻乐焉。今则妓寮盛。而下处巳绝。亦可觇世交矣。
何刚德所看到的情景，已是妓盛于优。正好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前清流”的神话破灭已久，“后清流”还尚未成为气候。京城的声色趋于粗俗，这让缅怀前辈风流的小京官生出感慨。世事变迁，一旦形成风气，便非任何人力在瞬间可以扭转。随着妓盛优衰局面的出现，是政治愈发腐败而不可问——谁说声色与世运没有关系？
四、声色里的“清流”
并非所有的“清流”都热衷于与优伶进行“潘翁”式的懦雅交往，狎妓的吸引力，也许正在于“不许”。因为“例所不许”，狎妓才会遇到一些周折和意外，也许这正是狎妓的魅力所在。至于狎妓之后，是否可以化解后遗症，则要看个人官场人脉背景和朝廷政策宽松尺度的掌握。同一件事，有的人干了没事，有的人干了是小节。有的人干了则丢乌纱帽。什么原因？官场机缘加个人运气而已。
吴可读属于运气好的人。与少年新进“清流”相比，他是前辈。事实上“清流”也很愿意自视为“可读精神”的继承者，张之洞、张佩纶、宝廷与他一直保持着很好的私人交往。吴可读的名声很大，而且出名很早。早期出名是因为爱嫖，京城“吴大嫖”的名号，是年轻时赢得的：
初，计偕入都，日遨游北里中。会试被摈，乃留京候再试，实则恋某妓，不忍言别也。数月后，资渐罄，其座师某公，劝使出城，僦居九天庙，……甫三日，郁郁不自得。俄而起日：“人生实难，何自苦如是！”即日入城，仍宿其妓所。久之。金已尽，妓亦稍不礼之。渐至衣食不给。乡人士始资以金，而要以仍居九天庙，否则不与金。侍御不得已，始快快去。都下人皆呼侍御为“吴大嫖”。
吴可读中进士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其风流史自然都发生在此之前，似乎与同光时期无关。但他的死却是在光绪年间。其影响，当然不只局限在“尸谏”所展示出的忠君精神，“吴大嫖”的风流旧事，再次被提起。这涉及到盖棺论定：“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这种心情和思路，与唐代名士有相同之处。孟郊的《登科后》是这样吟唱的——“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在同光时期官员的眼里，生活作风也是小节，未仕前的荒唐事属于“昔日龌龊”——是贬义，能不声张，就不声张；人仕后的狎邪游则属于“今朝放荡”——是褒义，令人回味，令人神往。这种道德观也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故慈禧给吴可读的盖棺定论是“孤忠可悯”在人欲横流已成为官场常态的同光时代，皇帝衡量天下奴才的首要标准是“忠”，只要在“忠”字上无可挑剔，其他都是“尚可通融”的事了。“清流”的同时代人沈宗畸发现，“清流”们不遗余力地褒扬已逝的朋友吴可读：“其时‘清流’竞以气节相高，乃鸠赀立祠私祀之”。“清流”是在发覆老朋友的“孤忠”，还是集体向慈禧表忠心？
尸谏，为老名士吴可读赢得了后世芳名，其年轻时的荒唐事也就渐渐流变为名人轶事。对于后辈的翰詹词臣来说，吴可读是他们心目中的楷模，除了尸谏不可模仿外，其他方面都与“清流”的行为方式气息相通。因此，“鸠赀立祠私祀之”的意图，就不仅仅是悼念逝者。寄托追思，同时也是标榜“气节”。在“悯忠”等同于“气节”的情况下，狎妓狎优，也就等同于名士风流和文人雅趣了。但吴可读这一名士模式并不能毫无风险地简单复制。光绪八年(1882年)突发的宝廷狎妓纳妾事件及其后果表明，虽然狎优已是官场默认的通例，但狎妓的政治风险还是存在的，如果有人较真上折弹劾的话。作为“清流”中的大名士，宝廷的光芒太过炫目，容易招致嫉妒；宝廷的锋芒又太过外露，容易得罪同僚。再说，京城高官纳妓为妾，这在清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为警示计，朝廷也不会像对待平常狎妓场景那样熟视无睹。宝廷两任学政。实施了两次狎妓纳妾行为：同治年间一次被妓女欺骗，赔了如夫人又折了银子，属于那个时代官场的轻喜剧，其仕途未有损伤；光绪年间如愿狎妓纳妾，携妓返京，则引发出仕途上的悲剧。李慈铭评论道：
宝廷素喜狎游，为纤俗诗词，以江湖才子自命。都中坊巷日有踪迹，且屡娶狭邪别蓄之，故贫甚，至绝炊。癸酉典浙试归，买一船妓，吴人所谓“花蒲稷头船娘”也。入都时，别由水程至路河。及宝廷由京城以车亲迎之，则人船俱杳然矣，时传以为笑。今由钱塘江入闽，与江山船妓狎，归途遂娶之。鉴于前失，同行而北，道路指目。至袁浦，有县令诂其伪，欲留质之，侍郎大惧，且恐疆吏发其事，遂道中上疏……
李慈铭不喜“清流”，故对宝廷的诗才评价不甚公允。宝廷早期贫困，是所有翰林官的境遇，这与朝廷的俸禄太薄直接相关。癸酉为同治十二年(1873年)，宝廷是宗室兼仕宦子弟，又是进士出身兼有名气的诗人，不至于初下江南，就头脑发昏吧？然而南方女子的魅力无法抵挡，与妓相约佳期，“人船俱杏”，显示出宝廷的名士气和书呆子气。此事在京师“传以为笑”，宝廷没有受到任何责问和处罚，说明同治朝不仅狎优狎妓习以为常，纳妓为妾没有成为事实，朝廷也不予追究。皇帝本人在声色场中尚且忙得不亦乐乎，那里顾得上臣子的风流韵事！
壬午为光绪八年(1882年)，宝廷出任福建学政，再次遭遇浙江有名的江山船妓。九年之间，两任学政，两次狎妓，两种结果，说明了什么？《大清律例》里严禁官员狎妓狎优的规定未见修改，光绪时狎妓狎优的风气未必见得比同冶朝有所改观，大环境实际上有利于官员狎妓并纳妾。宝廷同冶时不出事而光绪时出了事，那只能怪自己的运气不好，而运气不好的根源，则与他的“清流”身份有关。
这原因，就是仕宦弟子刘体智所发覆的——“以平时风骨，颇结怨于人”。所谓“风骨”，指的是宝廷上奏折弹劾他人的姿态和劲头，此时的宝廷已被人目为“清流”中的“四谏”之一，风头正健，下笔也狠，当然得罪了不少有头有脸的“粗才俗吏”。报复的目光随时都在，此时纳妓为妾，正是授人以柄。作为道德良心的“清流”恰恰在道德良心上出了问题，轰动效应是可以期待的。刘体智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这件事，分析平实可信。相反，宝廷的好友、同为“四谏”之一的陈宝琛，从“清流”的悲惨结果来倒推宝廷纳妓为妾的“微言大义”，则很难让人信服：
大梦先醒弃我归，乍闻除夕泪频挥。
隆寒并少青蝇吊，渴葬悬知大鸟飞。
千里诀官遗稿在，一秋失悔报书稀。
黎涡未算平生误，早羡阳狂是镜机。
此诗作于中法战争之后，“清流”中除了张之洞，其他人尽遭贬斥，蛰居家乡的陈宝琛痛定思痛，思念旧友，“大梦先醒”、“阳狂”和“镜机”之类，难免掺以想象的成分。此诗与其说是对宝廷纳妓为妾政治动机的再发现，倒不如说是对自己未能避免仕途失败的悔恨。退一步说，这个“醒”。既可从政治层面上解，也可从人生感悟层面上解。诗无达诂，拘泥于一家之言，容易掩盖住历史的实相。黄涪为陈宝琛的同乡兼好友，他全盘接受了陈宝琛的诗意，并将宝廷纳妓的动机定性为“自污”：
竹坡当日以直谏名天下。阙后朝局变，亟以纳江山船妓案白污，遂弃官入山，贫病以死。鉴于陈宝琛在民国的影响和黄涪笔记在史学界的地位，“纳妓自污”说在政学两界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认同。宝廷纳妓一事不仅成为值得赞赏的智者政治策略，而且其个人命运也成为值得洒泪同情的名士风范。而另一些人的“证词”则被忽视了，李慈铭的记录被忽视还情有可原，而宝廷的学生兼同乡、对其诗歌推崇备至的陈衍的叙述，实在不该视而不见：
先生嗜酒耽诗，好山水游，归途坐江山船，买榜人女为妾，自劾落职，福建典试差囊可得六千金，先生到手立尽。次年春，家君公车入都往谒，则著敝组袍，表破殆尽锦见焉。
这里有两个细节不能放过：一是六千两银子“到手立尽”，本来是一辈子花不尽的钱，宁愿一刻千金，掷于温柔乡中，后半辈子面对粗食敝衣，这是真名士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在他刚被解职之后再次表露出来：
宝廷坡侍郎自解任后遍请亲友大开筵席，名日挂冠会。酒数巡，命如君干席问见客。问客曰：“侍郎佳乎？抑此女佳乎？”名士风流，诚足为一时佳话也。
也正因为是真名士，做事就容易率真随性，不会瞻前顾后。事实上，宝廷就从未表白过自己有“大梦先醒”的预见。相反，在大儿子中举之后，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赋诗相赠。显露出的是悔恨之意：
老病疏家教，惭闻子举乡。
国恩今始受，父过汝休忘。
这里的“父过”，应当是指纳妓而丢官的事。既然向儿子承认是过错，那就不可能有“阳狂”的算计。再率性的真名士，也难以忍受无尽期贫穷和白眼。在同一年所写的“偶成再示寿富”诗里，甚至出现了“人生须早贵，显扬方及亲”这样的诗句，那是在警示儿子，千万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这样的入世随俗，同样也是真名士的表现，大雅大俗，一人两面。纳妓为妾。于宝廷事属必然；而纳妓为妾演化为一场政治事件，则完全事出偶然。同样是狎妓狎优、纳妓为妾，宝廷事发撤职，大多数的人其实安然无恙。比如宝廷的同年洪钧：
洪钧通籍后，请修墓假。在金闻微服作狎邪游。一日昏然醉，夜四渭，踽踽归家。路遇巡逻者，诘其何故中宵踯躅，洪怒，掌其颊，巡逻者出绳缚之去。洪倒卧地甲家，黎明始醒。大骇呼地甲至，地甲识为洪，叩头请罪，洪无言出，盖恐人之传播也。
洪钧丁忧期间，由狎优而纳妾，赛金花在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如夫人身份随同洪钧出洋欧洲。同样是纳妓(或纳优)为妾，宝廷丢官挨穷，洪钧则升官发财，说明了什么？
洪钧并不属于那个时期翰詹词臣里运气最好的，而且他的好运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他不属于“清流”，没有得罪人，是他纳妾无事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既享受了。清流”红火时期的好处，又逃脱了“清流”倒霉之后坏处的著名“清流”人物，只有一个张之洞。而此时的张之洞，早已蜕去了“清流”的装饰，变成了一个经世的方面大员，其行事风格，也就混同于曾被他看不起过的“粗才俗吏”了：
而置国事于不问者，尤莫如南皮相国。往戏园观剧，是其日日功课，谓某伶色佳，某伶技佳，某旦昆曲佳，某生二簧佳，是其日日议论。
由“清流”转为大吏，享受声色的风险，同样为零。“清流”与妓优的纠葛，实际成为权力斗争的手段而已。到了“清流”烟飞灰灭的光绪后期，翰林官自己赋诗作对，将“妓女”与“翰林”对举，实在耐人寻味：
上斋翰林，寓西城。下直必出西华门，再出西安门。门外有酒馆，日万福楼。与予寓相近，每邀予作陪。某日清晨饮罢，下午又在此聚饮。曹殿撰引聊斋书一对，嘱予对之，其出联曰：妓女出门访情人，来时万福，去时万福。”予急切无以应，乃曰：“翰林下直唤酒保，你饮一杯，我饮一杯。”
对举并非只是文字游戏，而是直指事实。此时的狎妓，显露的只有欲望，风雅则荡然无存。一路酣嬉下去，至于光、宣时期，“外省奔竞之习输入京师，侈然以声色货利相尚，而前辈淳雅之风几于扫地矣。”妓、优都可以直接以金钱买断，成为贿赂上级官员的商品。如杨翠喜案；乡绅可以夤缘官府，公费嫖妓，如王闻运在无锡；叶德辉甚至在妓院给学生上课。……时隔无几，大清帝国就寿终正寝，这怨得了谁？
五、结语
同光时期官场的声色征逐，典型地反映了一个王朝的盛衰因缘。在经历了康乾盛世和道成危机这样过山车式的动荡巨变之后。国运风雨飘摇，官场法纪松懈，仕途人心无定。于是，官员的升迁，只好倚重两件法宝——银子和关系。前者翰林没有，后者可以钻营。由狎妓狎优所形成的放纵声色浪潮，反映的正是官场腐败的全景。这一景，李慈铭早在同治四年已经通过翰林蔡寿祺事件看破，将官场升迁的诀窍总结为：“挟重赀为内膺，善夤缘而外任。”对于银子不多的翰林官而言，求官也就剩下“夤缘”一途。幸好“清流”赶上了广开言路的好时代，手中的一支笔，也成了开拓仕途的新捷径；但事实证明。仅凭一支笔而没有“夤缘”，仍将一事无成。于是，与优伶的交往。就成为“清流”夤缘攀进的一种手段。
并非所有的翰林和“清流”都趋驰于一途。吴可读和宝廷就有些异类。在“夤缘”者看来，吴可读的尸谏和宝廷的狎妓纳妾，一定可笑之极，因为在一个文酣武嬉的时代，吴可读以一死证明了忠君、宝廷以自劾落职证明了不欺，这两点恰恰具备理学的底蕴，而这二人又恰恰因此而倒运。在这个时代，好色好德者，行不通；好色无德者，则可行。如果宝廷能够拉下脸面，如同其他人一样，“同以门面语自欺而欺人”，他那点事，很有可能也就不是什么事了。在一个纸醉金迷、奔竞成风的时代，官员还想以“不欺”立身混世，已属不可能。
晚清的世风士风，以恣意声色为特征；明末以柬书不观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为特征。放纵的形式相同，而心情不同，明末是末世的绝望，晚清是中兴的快意，是集体的狂欢。
在一个以洋务自强为特征的“中兴”时代，俗吏无耻，儒臣亦无耻。后一朝的人看前朝。一清二楚。光绪时的小官朱克敬说：“咸、同以降，理法寝微”。在一个不讲“理法”，只重“经世”的时代，考量官员的标准就向功利和实效倾斜。当“经世”成为整个社会的唯一风向标之后，官员的通观达变，很快变成不计操守、唯求货利的嗜欲。枢臣、俗吏和“清流”。都是如此通观达变的。于是。“清流”所代表的“儒学刚性”渐变为政治作秀，直言极谏也成为“奔竞捷径”。“清流”尚且如此，这就难怪前后“清流”之后的世风、士风更加不可问了。京剧皮簧二调所经历的由俗向雅的过程，伴随着官员道德品行和政治操守腐败堕落的过程。也就是半个世纪的时间，天翻地覆，王朝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