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个人的道德成长究竟从哪里开始，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几年前，曾听过朱小蔓教授不只一次地讲到，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通过文化人类学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羞耻心是人类道德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始材料之一。当时我的心为之一动，直觉告诉我这是对的。在以后的时间里，我也注意就留心有关于此的更多证据，结果发现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都将羞耻心看作是道德修养的原始起点。
孟子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有了羞耻的心，就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了。孟子又言：“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可以没有羞耻之心，没有羞耻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
在佛教中，“一阐提”是指那些没有一点善根、无法度化的人，其特征之一就是没有丝毫的惭愧羞耻之心。《大般涅槃经·梵行品》上说：“诸佛世尊常说是言。有二白法能救众生。一惭二愧。惭者自不作罪愧者不教他作。惭者内自羞耻。愧者发露向人。惭者羞人愧者羞天。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佛遗教经》又说：“惭耻之服，无上庄严。”惭愧心好似名贵的衣服，最能庄严身心。
其实，从我们自身的体验来看，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我们做了错事而不知羞愧，必然会一犯再犯，无可就药。然而，如果我们只看别人的可羞耻之处，而不反观自照，那么就又走向另一个反面。无论中外的圣贤，所都强调的都是要看自己的过错。即使是看到别人的过错，也是为了反观自照，自己有无这个过错。更究竟地来说，他人的过错其实无异于自己的过失，因为自己没有能力去教导他们。这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那么，在学校教育实践当中如何去培养学生的羞耻之心呢？我们能不能看到孩子犯了错误就斥责他们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孩子所感受到的只是恐惧、害怕甚至是叛逆，而不能真正在心中对自己所做的错事感到羞愧。
所谓“童蒙养正”。在小学阶段，必须要从根本处来教：教孩子孝亲，教孩子尊敬师长，教孩子感恩，教孩子仁慈，教孩子礼貌，教孩子诚信。给孩子们讲古今中外那些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其实，孩子的天性纯真，比成人更容易受到这些故事的感染。一旦正面的榜样在孩子们的心中树立起来、正确的观念在孩子们的心中建立起来，他们同时也就知道什么是假、丑、恶了；当自己做错事、说错话的时候，也就自然能生起羞耻惭愧之心了。
除此之外，教师的言行无疑是最佳的教材。为人师者最要对谨慎自己的言行。我们所教的，我们自己必须先建立信心，我们自己必须先要认真力行。自己做错了事，说错了话，也要勇于在学生面前承认自己的过失。如此言传身教，孩子们怎能不见贤思齐。
再者，我们还要给孩子们更多道德实践的机会。否则，缺失了生命的体验，道德的教化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孩子们的心灵。教孩子孝道，就要鼓励他们做孝子孝女，感念亲恩，多为父母分忧，自觉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教孩子礼貌，就要在学校和家庭生活当中学习体会……等等。
就笔者个人看来，小学阶段最好的道德教育的教材是《弟子规》，中学阶段最好的教材是《论语》。《弟子规》全是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细则，而《论语》则就事辨析，广大精微。当然，我们的德育必须以国家德育大纲为指导，这并不矛盾。因为以上两本教材是经典，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做人的基础。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一点，再响亮的口号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惭耻之服
一念惭愧、一念反省，高贵的品格、清净的自性就能升华起来。
世界上最名贵的衣服，不是珍珠衫，也不是羽衣裳；更不是绫罗绸缎、貂皮大衣，而是“惭耻之服”。惭愧知耻是最美的服装、是最好的化妆品；一个人心中如果懂得“惭愧知耻”，自然能够散发高贵庄严的气质，所以佛经说：惭耻之服，无上庄严。
所谓惭愧，惭者，怕对不起自己；愧者，怕对不起他人。惭愧就是对自他不好的行为、心念，感觉羞耻，知道忏悔、改正。有了惭耻之心，可以激发一个人奋发向上。曾任六国首相的苏秦，因为“耻”于父母不以其为子、嫂嫂不以其为叔，感到功名无成，因此悬梁刺骨，发愤苦读，终于成就不世伟业。蜀主刘备，因为“惭愧”自己身为汉室宗亲，却无力匡扶天下，因此奋起，号召天下英雄起义兴汉，终于创下“三分天下”的局面。
一念惭愧、一念反省，高贵的品格、清净的自性就能升华起来。一个人如果能够时时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人，则此人的道德梵行就几近于圆满了。反之，一个无惭无愧、恬不知耻的人，往往因为道德良知被贪心物欲、被瞋恨嫉妒所蒙蔽，因此无恶不作，自然就失去人格；没有人格的人，则如树木无皮，无皮之树，怎能开花结果？
现在社会上经常听到有人不满国家社会对自己照顾不周、怨怪亲人朋友对自己不好；然而自己何妨想一想：我们对国家又贡献了什么？我们对亲人又有什么样的照顾？假如我们能够懂得惭愧反省，念及国家的保护、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亲人的关怀、朋友的支持，我们除了“惭愧”外，感恩尚且不及，那敢去怨天尤人？
儒家有谓：“知耻近乎勇。”有一念的惭愧，就有一念的善根。一个人不怕能力不如人，也不怕曾经犯错，只怕消极颓唐、自甘堕落。曾经有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只因衣服上不慎掉了一颗钮扣，遭到老师当众责罚，假如当下能够反省，品学必然更加增进；但是此生却从此自暴自弃。所以，今日的教学方式，老师也应该以养成学生的自尊心及自我处罚的惭愧方式，来重新评估价值。
有惭愧心的人，自能改过向上，自能敦品励行。假如每一个人从小都能培养惭愧知耻的心，经常“惭愧”自己的无知、惭愧自己的无德、惭愧自己的无能、惭愧自己的不足；能够把“惭愧”培养成为自己身心思想的全部，把“惭愧”表现在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中，必定能够增长德业，无往不利。
做人要从知耻开始
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不能忽视“耻”的教育，关键是要从学生道德生活与道德发展的实践中，确定“荣”与“辱”的内容。
王殿卿教授连续12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大中小学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北京、山东等7个省市和20余所大学，对60余万名大、中、小学生进行了中华美德教育实验。他与他的团队，结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和实验学校的实际情况，以“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八种道德为基础，建构了当代中华美德教育德目体系。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
荣辱观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华道德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开发利用前人所创造的这种道德智慧，对当今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积极意义。
荣与辱，是个体道德修炼与发展的内在心理机制，是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一旦国民能够“自律”、“有耻”，就会自觉自愿地按照“格”——社会规范和法律，调整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与安定。历史一再证明，一个不辨荣辱、寡廉鲜耻的社会，就难有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今天，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中心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建设，正适应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的需要，它是当代治党治国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荣与辱，是一种价值判断与导向。凡是利人、利民、利国的行为都属于“善”，凡是害人、害民、害国的行为均属于“恶”。“八荣八耻”指出了当今社会最需要倡导的八种“善”，也点出了对社会危害最大的八种“害”，它为当今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设，明确了特定的具体内容，而“八荣”：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就是当今中国人民需要建立和坚持的共同价值观。这种荣辱观教育与建设，一旦形成社会正气，就能够“化民成俗”，强化人们“积小善，成大德”的意识，从而为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准开辟一片新时空。
对未成年人进行中华美德教育，不能忽视“耻”的教育。关键是要从学生道德生活与道德发展的实践中，确定“荣”与“辱”的内容。有的学校曾经用一年的时间在全校进行“知耻”教育，他们针对学生的道德状况，提出了“说脏话和骂人可耻，不讲卫生随地吐痰可耻，抄别人作业和考试作弊可耻，好逸恶劳浪费粮食可耻”等。越是贴近学生生活的教育，越是效果显著。
从传统文化看荣辱观的养成
青少年荣辱观的教育，要解决他们人格培养的基本问题：懂得明辨是非，懂得什么是人格和国格。这里面既有涉及国家荣誉、国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有涉及个人修身、道德品质的具体问题。
《光明日报》教育周刊：中国人自古注重荣辱问题：“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古代文献中，有关荣辱观的论述还是很丰富的。
衣食足而知荣辱
彭林：荣辱观，就是怎样看待荣与辱，以做怎样的事为荣，以做怎样的事为耻，有其鲜明的道德指向，实质上是价值观问题。历史上，最早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的是周公。商纣王以为自己的权力是天佑神授，所以为所欲为，暴虐无道。结果牧野之战，顷刻覆亡。克商之后，鉴于殷商覆亡的教训，作为政治家的周公，对商朝的政治做了历史性的总结，认为商人覆亡的根本原因是失德，因而提出了把道德建设作为政权建设核心的主张。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说，周公纲纪天下的宗旨，是“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礼）之本意，实在于此”；王先生还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周公之后，德治问题成为孔子、孟子、荀子等知识精英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作为毕生崇尚道德、追求完美的君子，一生应该怎样度过，怎样趋荣避辱，怎样对社会有所贡献？他们的论述，我们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示。
《管子·牧民》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维”的意思，大致与“纲”相同，所以古人经常“纲维”连用。社会的安定与进步，要靠道德的引领。礼、义、廉、耻，是道德的四大纲纪。人一生不做坏事，不是慑于法律，而是出于人的良知，当这样的教育成为大众的普遍意识之时，国家才会有长治久安。
“礼”，就是人与人交往时的最合于道理的行为方式，所以《左传》上说：“礼者，理也。”社会要走向和谐，就要克服混乱无序的状态，人人懂得互相尊重、彼此谦让，这就需要礼来引导。
“义”，在先秦语汇中，是适宜、合理的意思。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解释说：“义者，宜也。”人见到合理的事情，即使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甚至很危险，也应该挺身而出，以维护公道，声张正气，即后人常说的“见义勇为”。
“廉”，是廉洁。古代的士，都把清廉作为重要的操守来对待。清廉与否，是官声好坏的主要指标。官员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如果不能清廉自守，一心奉公，就会成为社会的蛀虫，危害一方。
“耻”，是耻辱、羞耻，孟子说人有四种善端，“羞恶之心”是其中之一，即对于害人、害己的坏事，有厌恶之心，羞于去做，哪怕打死也不能去做。这是有是非观念的表现。
在孔子的学说中，仁是最高境界。孔子提倡“仁”，仁者对大众有强烈的爱心，对社会有至诚的关怀。人一生的荣辱，都与是否行仁密切相关。《孟子》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可见，在孟子看来，荣辱是与道德相互依存的。道德高尚者，如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坚定的理念，为万人所敬仰，自然会有荣光。即使在世时不得志，为权势所压抑，但也会有身后之荣。相反，悖逆仁道，多行不义，即使得逞于一时，但终究要受辱于世。荣辱与个人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论语·学而》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诚信，有礼，自然就远离耻辱了。反过来说，没有信誉，无礼，当然要徒自取辱。
在儒家的学说中，荣辱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儒家提倡孝道，其中就渗透着荣辱的问题。如果做子女的在生活上能够尽心照料父母，可是却去做辱没父母名声的坏事，使父母蒙羞，这同样被视为不孝。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因为自己的名声是与父母、家庭不可分割的。《礼记·内则》说，“父母虽没，将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将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意思是说，即使父母故去了，如果想做善事，想到这会给父母带来好的名声，就一定会去做。反之，如果想去做坏事，但想到会给父母带来羞辱，就一定不会去做。在《礼记·祭义》里，把“居处不庄，事君不忠，莅官不敬，朋友不信，战阵无勇”，都看作是“灾及于亲”、有辱于父母、有辱于门庭不孝行为。
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考虑是荣、是辱的后果，这是劝人向善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不同的身份，荣耻的内涵也是不同的，地位越高，相应的要求也越高。例如，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尸位素餐，就是耻辱。《论语·宪问》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拿着俸禄；国家政治不清明，你不去努力改变它，照样白吃俸禄，就是耻辱，因为你没有社会责任心。《论语·泰伯》也有类似的话：“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国家政治清明，政策很好，可是你不知努力，依然过着贫贱的生活，这是你的耻辱。相反，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你的耻辱。此外，官员要忠于职守，要能出色完成任务。《论语·子路》说，子贡请教孔子：怎样才能称为“士”？孔子把“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作为士的条件之一。个人的荣辱，总是与祖国的荣辱息息相关的，因此，不使国家的声誉受到影响，历来是荣辱观的重要内涵之一。
教育周刊：《南史》记载了陶弘景的一句话：“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可见对自己的要求之严，反观现在高校出现的诸如学术腐败、学术标准丧失的现象，令人深思。您如何看待荣辱观念与人格塑造的关系？
修身当先知耻
彭林：我想，问题出在两个方面。第一，把为学与做人分割了。儒家的学说，以修身为基础，《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无论职位高低，修身都是每天必做的功课。而修身当先知耻。《孟子·尽心上》上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人不能没有耻辱之心，没有耻辱之心的无耻是最大的无耻。古人读书为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而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或者猎取功名富贵。两种不同的为学目的，必然导致两种不同的学风和两种不同的结果。
第二，趋荣避辱的途径不正当。在当前高校的竞争机制之下，各种待遇与职称、成绩挂钩。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为了达到“胜出”的目的，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最后声名狼藉。失去了道德引领的竞争，哪有不出问题的？我们不妨读读《荀子》，里面谈荣辱之处触目皆是，有一篇的篇名就叫《荣辱》。荀子说，“好荣恶辱”是人类的共性，君子与小人都有这种愿望，无可非议。问题在于，“所以求之道则异也”，如何趋荣避辱，君子与小人却是大相径庭。小人巧言令色，好行诈骗，却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试图以此来博取荣名，结果适得其反，只能徒自取辱。君子不同，君子从提高自身做起。对于学者而言，要通过提升业务能力入手。所谓“一物不知，深以为耻”，反映的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的学术态度，终身不知疲倦地钻研问题，经由此途而得到的学术荣耀，是真正的荣耀。如果急功近利，一本书没有读完，就想写几本书，耍小聪明，甚至剽窃，这都是没有耻辱之心的表现，注定要失败的。
时下有些读书人，把书本当做谋生的工具，读书与做人是两张皮，甚至连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某些学者也不能免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认知的本体，从根本上来说，人一生的追求，都是为了提高自身的境界。如何提高？要靠学习，包括对真知的亲身实践。离开了实践，功夫就是不完整的，或者是假的，因为知和行必须是合一的。所以，孔子要求学生做“君子儒”，不要做“小 人儒”。小人儒把学问挂在嘴上，说的和做的可以完全是两回事。君子儒把学问放在心上，言行是一致的。作为高校的教师，同样要解决荣辱观的问题，什么是耻？怎样才能远离耻辱？一定要从修身的问题上抓起。
这些年，我们的社会从贫困走向富裕，在这一过程中，上上下下比较多的注重物质利益，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个永久的现象，随着经济水平的大幅提升，一定要加大道德教育的比重。《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定要在教师中展开荣辱观的教育。只有教师都有强烈的道德自尊和自律，反对学术腐败才能成为学术界的自觉行为。孔子把知、仁、勇作为人的三大美德，他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一个人只要好学，差不多就是个聪明人了。懂得一个道理，能够身体力行地去做，几乎就是仁者了。人不是圣贤，会做错事情，但只要能引以为耻，迅速改正，可以说就是勇敢了。孔子的这些话，对于我们在学术界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依然有积极的意义。
教育周刊：总书记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提出了个人如何处理好与国家、人民、社会等方面关系的准则。很久以来，我们都提出要注意青少年的思想品德教育，荣辱观的提出，可以使原有的教育更加深化和具体，更有时代性。
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彭林：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思想行为如何，预示着国家的前途，因而不能等闲视之。青少年涉世未深，心灵比较单纯，识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差，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各种信息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复杂，如果不很好注意，将来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在我们的传统教育里，十分注重培养经国济世之才。这种人才的培养，是要从修身做起的，而修身则要从儿童时代抓起。我国古代的儿童教育，人格教育是第一位的，让孩子成为一名合格的社会成员，然后才是知识教育。古代童蒙教育的成功，表现之一，是有许多优秀的教材，《礼记》中的《曲礼》、《少仪》、《内则》，《大戴礼记》中的《保傅》和《曾子事父母》，以及《颜氏家训》、《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弟子规》等，都是名扬四海的童学教材。其中，朱熹对童蒙教育倾注的心血尤多，建树也最大。他认为，南宋之所以朝纲不振，是因为朝廷缺乏栋梁之才；而朝廷之所以缺乏栋梁之才，是因为童蒙时代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因此，从国家的前途考虑，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童蒙教育。而童蒙教育的核心，是“培其根”、“固其本”，使之“正”，树立正直的品性。儿童思想单纯，身上坏习气比较少，只要引导得法，好的品行不仅与日俱增，而且根植于心田，正如孔子所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如果全社会都同步进行，那么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指日可待了。朱熹“童蒙养正”的理念非常正确，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
童蒙教育能否“养正”，检验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是否培养了孩子的廉耻之心。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辱”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全国人民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到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体，应该有各自的侧重点。我认为，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如此，切忌大而化之，当做口号，贴在墙上了事。青少年荣辱观的教育，要解决他们人格培养的基本问题：懂得明辨是非，懂得什么是人格和国格。这里面既有涉及国家荣誉、国民利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有涉及个人修身、道德品质的具体问题。后一类问题，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最为现实，最容易见效，尤其要精心设计。要通过荣辱教育，在学生的心理机能中培育抵制恶言、恶行、恶事的能力，耻于做不善、不正、不诚、不敬之事，一心向善。使青少年从小懂得怎样爱惜自己的名誉，努力为家庭和祖国增光，这样就可以把思想道德教育落实到孩子身上
经典嘉言解荣辱
“研究生要成材就要做学问，而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是隋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
又是一个周一的下午，北京工业大学隋允康教授和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围坐在一起，开始了每周一次的例会。前十几分钟，隋教授和学生们继续学习清代学者李毓秀的《弟子规》，一位同学主讲，其他同学谈体会，隋老师最后进行讲解与阐发。你很难想象，这是工程力学专业汇报和科研指导的例会。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就已成为隋老师每周例会上的“必修课”，并一直坚持至今。为了强化学习效果，隋老师每次都要求一位同学做记录，三年多来，他和学生们已经一起学完了《弟子规》、《中庸》、《大学》，如今已经积累了三摞完整的记录。
“研究生要成材就要做学问，而做学问首先要学做人”是隋老师经常讲的一句话。作为计算力学专家、国家级精品课程《材料力学》责任教授，隋允康教授不仅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而且一直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他努力探寻着如何使学生德、才均衡发展的方法。
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隋老师发现，有些学生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十分浮躁，急功近利。他感到指导做学问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指导做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瑰宝，里面有很多做人的道理，正是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的“利器”。
开始，有的同学并不理解隋老师的做法，他们觉得学习传统典籍浪费时间，怀疑是否适应现在的社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很多同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学习过程中，隋老师的解释和阐发，不是照搬书本，而是与学生们的情况与当前的实际相结合。如学到《中庸》中讲“诚”的一段，他就联系韩国黄禹锡学术腐败事件，告诫学生们做学问要讲诚信，连读书人都不讲诚信的社会是很悲哀的。有不少博、硕生来自农村，他们看到家乡与北京的反差，心理不平衡，在学《弟子规》中的“惟德学，惟才艺，不如人，当自励。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时，隋老师勉励大家做人、做事不要太在乎外在的东西，而应该注重内在的东西，现在努力学习，将来才有本事用自己的双手把祖国的农村建设得富裕起来。
三年多来，学生们的变化令隋老师欣慰。守时、有礼貌、做学问踏实、学生之间互帮互助，这是其他老师对隋老师学生的普遍印象。曾是隋老师的博士生，如今已是北京工业大学讲师的叶红玲深深觉得，这种学习已经给了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再浮躁，科研的思路也更加开阔。
如今，隋老师的学生们已是自觉、自愿、满怀兴趣地接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诲，在这种教育中，他们明是非，辨荣辱，道德素质得到了提升。最近，总书记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也成为隋老师与学生们学习的内容，他结合着《中庸》中“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句话，与学生共同讨论“八荣八耻”，号召学生“在好学、力行中，做尊荣知耻的勇士”。
通过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教育学生如何做人，隋老师的教育方法得到了学生的认可，他的言传身教更是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正如一位学生所说：“老师关心学生的方式不一样，问一句话是关心，让学生切身得到好处也是关心，而最重要的关心是让学生端正思想、净化心灵，这样他们在以后乃至一生的工作、生活中都会受益匪浅。隋老师就是在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指导着我们”。
知耻——感恩”教育
知耻是道德认知之基础，感恩是道德情感之基础。
面对违纪学生，我们在剖析学生违纪的心理动因时发现，有些学生之所以“恶习”难改，并不是他不想学好，而在于他的荣辱观、是非观、善恶观及美丑观等方面认知的失误；在于自我中心，情感冷漠，不明荣辱，不知感恩，失却了道德建构的底线。
我们深入调查、认真探讨，开始了以“知耻—感恩”为核心的基础道德教育。
知耻是道德认知之基础，感恩是道德情感之基础。“知耻”与“感恩”是个体道德建构的内在心理机制，是道德素质之底线，也是法纪素质之基点，是德法同源的主要交汇处和整合点。学校德育要抓基础，就是要从“知耻—感恩”教育抓起，以知耻心和感恩心培养构建人格教育之大厦。
“知耻—感恩”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构建系统高效的学校德育工作操作模式；通过唤醒学生的知耻心和感恩心，进而培养和完善学生的道德和法纪品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知耻—感恩”教育系列活动的主要内容为：知耻辱，明礼仪；感恩惠，图回报。
“知耻—感恩”教育操作策略为“学校统一部署、年段协调设计、班级具体安排、学生自主建构、多方合力培养”。即指学校制订活动的总体方案，确定教育总体目标，拟定活动的规模与范围，提出评价的总体要求，对活动提出指导性的意见；以年段为单位安排活动的时间，组织班级间交流，明确评价的具体内容，及时调整活动的进展过程；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教育，设计活动的载体，组织学习、辩论和实践活动，做好评价工作；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检索传统道德中有关耻德、孝德培养的名言，学习前人的高风亮节，进行耻德和孝德的体验和实践，培养在知耻心与感恩心养成的基础上完善和建构道德品质的能力；以学校为依托，综合社区、家庭各方的力量，完成对学生的知耻心和感恩心的培养。
“知耻—感恩”教育实施步骤为：调研基本情况、明确目标方向、制定教育规划、取得试点经验、全面推广提高。具体指通过对学生违纪现象的分类、归纳，通过学生问卷等，调查因知耻心和感恩心缺失引起违纪的状况及心理情感错位的实际，为教育方案的制订提供依据；明确建立一个务实高效的学校德育体系，抓学生基础性的品行的培养，构建系统高效的学校德育工作操作模式；依据“积累经验，稳步进行”的原则，制订“知耻—感恩”教育的总体和长期的规划；本着德育改革要“摸着石子过河”，踏实稳妥进行的精神，先在部分班级中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在部分班级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推广到年段，到全校。总结经验，互相交流，不断提高。
“知耻—感恩”教育的培养模式为“学习、辨识、感悟、践行、建构”。“知耻—感恩”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设计一系列载体进行知耻心和感恩心的培养，具体的有：“诵名言，承传统”读书活动，“学榜样，正气节”读讲故事活动，“定标准，辩是非”主题班会，“论世情，识美丑”知耻感恩辩论会，“知善恶，积善行”知耻感恩实践活动，“记进步，谈收获”知耻心与感恩心培养评价活动，“求新知，育双基”道德建构等活动。
耻之于人大矣
知耻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的护栏。故古人曰：“耻可以全人之德”。
耻，是人培养德行的基础。《说文解字》上对“耻”的解释为：耻，辱也。从心、耳声（“耻”字原写为“恥”）。“恥”是一个会意字，有闻过心生惭愧之意。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因耳为听闻的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恥”从耳声。当人心生惭愧的时候，不觉会面红耳赤。《孟子》上说：“耻之于人大矣！”意思是说，“耻”这个字对人而言太重要了，为什么重要呢？人如果一有恶念，便生羞耻之心；一行恶事，就有愧恐的感觉，又耻又恐，一定会因此而停止自己的恶念恶行。因此知耻是保全人的思想、行为不离道德的护栏。故古人曰：“耻可以全人之德”。
在明朝袁坤仪先生教导儿子的四篇家训中，把孟子的“耻之于人大矣”这句话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了凡四训》）。因为得到了这个字的人、也就是有羞耻心的人就能够成为圣贤人，而失去了这个字的人、没有了羞耻心的人就堕落为禽兽了。他接着说：“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
这句话的含义深邃，极具教育意义：让我们想一想古代的圣贤人，如孔老夫子、孟老夫子，他们与我们同样都是人，他们为什么成为百世师表，到今天不分种族、不分国籍的人仍然在向他们学习。可是我们为什么一身瓦裂呢？瓦裂，是指陶制的器皿，但是这个陶制的器皿却破碎了，结果一文不值；耽染尘情，是指过分地贪图欲望的满足或感官的享受；此外，偷偷地做一些不仁不义的事情，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将要堕落为禽兽，自己却不知不觉，还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凡人与圣人之间如此大的差别呢？差别就是圣人知耻，有羞耻心，而有的人却把“耻”这个字给忘掉了。
人如果没有羞耻心，干什么都无所谓，久而久之，不仅人会沦为衣冠禽兽，而且国家也会随之败亡。因此《礼记》上讲：“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正是为了使人区别于禽兽，圣人才制礼作乐，以此来节度和引导人的行为。由此可知，中国古人对人合理的自然欲望并不否认。但是，他们同时看到，任何对自然欲望的过分追求，都会导向危险的境地。因此儒家特别讲究礼节。所谓“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度不正确的、过分的欲望的意思。可见，“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因此，《国语》上讲：“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树立一种正确的荣辱观，对我们个人而言，获得的是一种道德智慧，由于这种道德智慧与我们每个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幸福生活密切相关，它不仅可以让人免于堕落为禽兽，使人活得更有人的尊严；而且对于解决我们的人生意义、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等问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重要的原因之一。
儒家传统文化中的荣辱观
孔子提出的荣耻观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从人类第一次用树叶遮身，羞耻之心便已萌生。自古以来，荣辱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就是一股不同凡响的激流，尚荣知耻、弃恶从善，从来就是为世人所称颂的优良美德。儒学的经典《论语》里，有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如果能用道德来教育百姓，同时又用礼法来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就不但具备羞耻之心，而且能够改过向善。可见，孔老夫子把知耻的分量和作用看得很重很大，已经提升到治国安邦、惠泽百姓的高度上来了。这一点的确具有先见之明。
其实，早在孔子之前，周公就明确地意识到尚荣知耻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殷亡，周公总结其教训，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无德无道，满朝文武，寻欢作乐，欺压百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此，他力主加强道德建设，大倡荣耻之心。在东征胜利之后，于政务倥偬之余，周公花去大量时间和精力制作新的礼乐制度，史称“先君周公制周礼”。其中包括嫡长子继承制、爵与谥之制、条律之制、驭官之制、礼乐之制等，形成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此，天下百姓折服周朝，君臣有礼，巷民互敬，举国稳定，周代一直延续了500年。
孔子对周礼作了精深的研究，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很高的水平。打开一部《论语》，孔子与弟子对话，最精彩、最深刻、最集中的部分，就是如何做人的道理。仅是对于知耻，前后就论及13处之多，在此不妨作一些例举：
开篇的《学而篇》：“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是说行为只要恭敬合乎礼节，就能够免遭耻辱。因为“敬人者，人恒敬之”。《泰伯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是说国家繁荣昌盛，你却不思进取、流于贫困，那是一种耻辱；如果国家动荡不安，你却聚财自富，贪图享乐，那也是一种耻辱。
孔子的荣辱观念是何等鲜明、何等清澈、何等高远。千百年来，这些精辟之见，警世名言，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代代相传。
至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在社会舆论上居于主流地位。孔子提出的荣耻观如鱼得水，大行其道，影响了中国几千年。苏武牧羊，是以守节为荣；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以勤政为荣；文天祥视死如归，是以爱国为荣；杨震拒金，是以清廉为荣；郑板桥咏竹，是以爱民为荣；林则徐不治家产，是以俭朴为荣；莫不是受了儒家荣辱观念的浸染陶冶而成就了自身完美的人格和事业辉煌的业绩。优良传统是一笔财富，古为今用为明智之举。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过程中，在伟大的治党、治国实践中，已经成功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宝贵的遗产。在倡行“八荣八耻”的今天，我们仍有必要借助古人的智慧，汲取历史沉淀的精华。
历史上著名人物的荣辱观
苏武牧羊。苏武，西汉出使西域、尽忠守节的著名人物。作为出使西域的使者，苏武尽忠守节，在被匈奴扣押的19年中，他含辛茹苦，受尽折磨，宁死不屈。面对匈奴的威逼利诱他不屈服，面对北海恶劣的自然环境，他仍然不屈服。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堂堂正气。苏武牧羊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并为后人仿效。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三国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千古良相”的典范。父母早亡，由叔父抚养长大，后因徐州之乱，避乱荆州，潜心向学，淡泊明志。后受刘备三顾之礼，助蜀汉建立，拜为丞相。刘备伐吴失败，受托孤于永安，辅佐幼主。为完成统一中原、兴复汉室的大业，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享年五十四岁，谥曰忠武侯。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敬仰和怀念。
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南宋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把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南下攻城略地，两年不到，便攻至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使元被拘，敌人劝降，他想到过自杀，以示忠心；战败被俘，他面无惧色，从容镇定，说：“事既如此，不必多言，快快取我头去”，言辞干脆，充分体现了为国捐躯的壮士气概。其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历史名句。
杨震“拒金”。杨震，东汉人。少好学，知识广博，当时被称为“关西孔子”。杨震当荆州刺史和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曾受杨震举荐的昌邑令王密，黑夜私自拜访杨震，送上十斤黄金。杨震当场拒收。王密说没有别人知道，杨震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怎可说无人知道？后世把拒收贿金称“四知金”。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从不接受别人的私自请托。子孙们常常吃素食，出门也是步行。有些亲朋故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肯。他说：“让后代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把这个留给他们，不也是很丰厚的吗？”
郑板桥开仓赈济。郑板桥，清朝人。曾任曹州县吏。“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题画小诗，表达了郑板桥关心百姓的虔挚情感。任官时，一次辖区发生灾害，出于对灾民的关心，郑板桥开仓赈济，却触犯了贪官污吏的直接利益，被诬告而遭罢官。在他离职时，只有三条毛驴，一是他自己乘坐，二是驮他的书籍、阮琴，另是他仆人乘的。可谓“两袖清风”、“一官归去来”。当时官场上的腐朽和黑暗，促使郑板桥下定了“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的决心，他愤然绝意宦途，重返扬州，以卖画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