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惊为天人张文江
大概翻阅了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这本老书，写得灵气十足。作者已经过世18年了。
“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水急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满天风雨下西楼。”
张文江的《西游记》讲记，当年我在网上读到，惊为天人。张文江对钱锺书、《易经》、禅宗等，都颇有研究，难得有一股古文人的风流雅韵。
这次出远门，带上了张文江的《古典学术讲要》，我将这本书都快翻烂了，可谓读书破一卷。张文江名气不大，但他读书读活了，读通达了，是我很喜爱的学者，我封他为“小钱锺书”，哈哈！
另，张文江和胡河清是朋友。
以下是一些背景材料：
作者在2005－2007年间选取中国古代一些比较优秀的典籍，在研究生班上试讲，参与者有复旦大学的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硕士，以及各行各业的朋友。“古典学术讲要”就是这一课程的名称，根据部分讲稿组成本书，由《学记》、《史记·货殖列传》、《五灯会元》、《套数·秋思》、《风姿花传》、《西游记》讲记组成。作者精通国学和佛教，学贯中西，力图发掘这些典籍的深刻内涵，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
《学记》讲记
《史记·货殖列传》讲记
《五灯会元》讲记：无著文喜
《五灯会元》讲记：兜率从悦
《五灯会元》讲记：丞相张商英居士
马致远《套数·秋思》讲记
渔樵象释
《风姿花传》讲记
《西游记》讲记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从张文江先生《古典学术讲要》谈起
大概在2006年上半年，我打算考陈思和老师的博士，于是开始系统阅读陈思和老师的文章和著作。陈老师在一篇散文中提及，曾到一位朋友家听庄子，感觉极好，读罢陈老师的文章，当时无限向往，不知道老师这位朋友是谁。隔了几天，一次我和刘志荣先生聊天，说道，在复旦西学我可以听张汝伦老师的课，但中学苦于无明师，不得其门而入。志荣说，暂时可以不必着急，以后应该有机会去张文江老师家上课。当时方知，陈老师的这位朋友就是张文江先生。2007年春天，我有幸开始去张老师家上课，其时正讲《尚书·无逸》。我与《尚书·无逸》颇有缘分，2008年9月，我去哈佛访学，行前写信向张老师辞别，张老师回信写道：“临别赠人以言，传一篇刚改定的《无逸》给你吧，也许能起一点励志的作用。”其后，在美国一年，我也“无逸”，未敢“关起门来煮牛肉”。《古典学术讲要》所收录的两篇讲禅宗的文章和《〈货殖列传〉讲记》都在课上听过；《古典学术讲要》结集之前，我曾反复阅读过全部单篇文章，结集之后又通读一遍，故不揣简陋，谈一点阅读体会。
在《古典学术讲要》之前，张文江先生出版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1993年）、《管锥篇读解》（2000年）、《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2006年），整理过潘雨廷先生大量著作，譬如《周易表解》（1993年）、《易与佛教、易与老庄》（1998年）、《易学史发微》（2001年）、《易老与养生》（2001年）、《读易提要》（2003年）、《道教史发微》（2003年）、《易学三种》（2005年）、《周易虞氏易象释、易则》（2009年）等，校点过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1997年）等。从张文江先生的著作、整理和校点的书中，大体能见出其为学的方向和志趣，其人之大体亦略能显出。
一般而言，学问进路往往先从同代人入手，在师友的帮助下，或能上出，尚友古人，因此钱穆曾写过一本《师友杂忆》。张文江先生的著与述，今人主要涉及到两位——钱钟书先生和潘雨廷先生。钱钟书先生曾经给张文江写过一封信（我见过原稿），大意谓，今人著作不必多下功夫，应往上走，多读古典著作。张文江先生后来走的路大体上遵循了钱钟书先生的教诲，走的是“尚友古人”之路。在课上张文江先生屡次说起钱钟书先生这句话，可见对其影响之深。对于钱钟书先生，张文江写过《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前书是其传记，讲钱钟书的人生和成长经历，这是在总体上解读钱钟书；后书解读《管锥篇》，选钱钟书先生最难的、也是最艰深的一个局部讲解。因为这两本书，很多年，张文江先生的形象隐藏在钱钟书研究专家里面，世人罕有深知者。
其实，就张文江先生学问格局而言，钱钟书先生是其显，潘雨廷先生是其隐。如今，钱钟书先生几乎家喻户晓，其学问号称钱学；但是知潘雨廷先生者甚少，世人理解潘先生尚需时间。潘先生的形象藉张文江逐渐显现，潘先生是不世出的好老师，张文江是不世出的好学生。有这样的好老师，一生夫复何求；有这样的好学生，绝学才不致于失传。潘先生生前张文江曾随侍先生读书，潘先生去世后张文江不遗余力地整理了潘先生大量的著作。整理著作，一方面成就了潘先生，如此潘先生方有文字传世；另一方面，也成就了张文江。张文江先生曾讲过罗马时期哲学家普罗提诺的《九章集》，该书由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编纂而成，除此之外，波菲利还写了一篇《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一方面介绍老师生平，一方面研究了老师著作的顺序，并写了提要。张文江先生讲波菲利的文章或有道志之意，或许他在普罗提诺身上看到了潘先生的影子，在波菲利的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普罗提诺幸亏有波菲利这样的好学生，波菲利幸亏有普罗提诺这样的好老师。张文江先生以《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为主，结合《九章集》内容，讲了普罗提诺的学术和人生。张文江先生颇喜《希腊名哲言行录》，曾讲过此书中的毕达哥拉斯篇，波菲利的《普罗提诺的生平和著作顺序》与《希腊名哲言行录》格局相似，既讲学术又讲人生。张文江的文章能见大处，研究一个人既研究其学术，又研究其人生。张文江的两篇文章《曾国藩的学术和人生》、《王国维的学术和人生》，就是这个思路；《营造巴别塔的智者——钱钟书传》与《管锥篇读解》两本书若合而观之，就是钱钟书的学术和人生。除了大量整理潘先生著作之外，张文江尚著有《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该书尚未出版，但单篇文章曾在《文景》和刘小枫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刊发过。《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是张文江和潘先生之间的谈话，潘先生俯仰之间，尽显风流。《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更近古人制作，柏拉图著作，《论语》等皆是对话。生活本身就是学问和修养，因此日常生活更能显出一个人的境界和风采。
谈话很难，因此伟大的人物往往是独白，只能说给后来者听，因此柏拉图的著作中尽管纷纷纭纭，众声喧哗，但主角往往只有一个。《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相对而言是对话，这本书里有两个主角：潘先生和张文江。《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一方面记录了潘先生的言行，另一方面展现了张文江的成长和进步经历。
《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出版于2006年，此书收录的是张文江自己文章，但这本书可谓是张文江懂了潘先生之后的读书心得。《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内容庞杂，谈文学、哲学、文字学、戏剧、地理大势等，又多涉及近人，谈曾国藩、王国维、鲁迅、徐梵澄等。《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有“一年而野，二年而从，三年而通”之象，由此可略窥张文江先生二丯十年来的进步路线。
在《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后记中，张文江先生说：“本书是我写作二丯十年的文集，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记录，或许更确切地说，是我不努力工作的记录。二丯十年走过的路，歪歪斜斜，留下的脚印，稀少而凌乱。”二丯十年只此一本文集，似乎真是又慢又疏懒。但是，张文江先生几十年相应的是另外一个节奏，他沉潜于中西学术中，故显得慢，但厚积薄发，其能量方慢慢显示出来，《古典学术讲要》则能见出。《古典学术讲要》较之《渔人之路与问津者之路》已经更上了几层楼，《古典学术讲要》直接面对经典，一句一句地解读。写论文简单，如果懂了经典中的一句，都可以洋洋洒洒数万言；解读经典难，因为即使有一句话不懂，都过不了这个槛，也不敢贸然去解读。敢于直面经典，说明蓄势已足；也惟有日日浸染于经典之中，能量方能大而无当。
《古典学术讲要》没有序言，只是以《诗经·风雨》冠诸扉页。作者所引者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四句。颇能见其怀抱。近人频频征引《风雨》一诗，盖有忧患也。黄遵宪写毕《日本国志》，有诗言“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鲁迅“铁屋子”意象，或亦是此诗之变。
《古典学术讲要》共有九篇文章，诚如作者所言，阅读古典是“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故所谈尽管是古典作品，但都关乎现实，有所为而发。作者在《后记》中又言：“有生命的古代丯文化永远是接触现实的，从现实中汲取营养，并滋养现实。”诚哉斯言。《〈学记〉讲记》、《〈西游记〉讲记》、《〈风姿花传〉讲记》《〈五灯会元〉讲记：无著文喜》、《〈五灯会元〉讲记：兜率从悦》、《〈五灯会元〉讲记：丞相张商英居士》都是研究这些人的学术和生平，其实这就是教育。张文江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古典学术讲要》的主题还是在于谈教育，此教育应理解为人在天地之间，小而言之在当今社会中，何以自处。”《〈史记·货殖列传〉讲记》谈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基本上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路，三十年过去了，如何理解经济，如何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何理解经济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都需要反思。教育与经济，自古及今皆是最重要的问题，于今为烈。教育问题尤重要，可谓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就是哲学。
《古典学术讲要》这部书只能显出张文江先生的一个局部，本书收录范围唯在中国部分古典学术，西方古典学术尚未收录。张文江先生在何处非我所能见到，但就我所见可以猜测一下，他是走三教合一加上哲学之路，既是其学术志趣，也为应对时代。比如曾国藩倡宋明理学，且身体力行，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已经不能应对那个时代；其后蒋介石尚曾国藩，服膺王阳明，倡宋明理学，亦不能应对那个时代。今人甘阳有所谓“通三统”之说，颇能切中时弊，但是尚不足应对这个时代。《古典学术讲要》儒、释部分较为明显，此外张先生尚整理过《道藏书目提要》（2003年）等，张文江先生对于《庄子》颇为心仪，他讲过庄子内七篇、外篇和杂篇的部分篇目，文章发表在《文景》或刘小枫先生主编的《经典与解释》上。其程度，我不敢妄言，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西方古典学术部分，就我所见所闻，张文江先生讲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罗提诺，莱辛、黑塞、施特劳斯等，部分文章发表于《上海文化》和刘小枫主编的《古典研究》之上。我不知道张文江先生何时出下一本文集，即使出我也不知道他如何编纂，或许在以后的书中其总体形象能大体显现出来吧。
《古典学术讲要》是“讲记”，一般而言，张文江先生先在课堂上先讲某篇文章，所谓“讲”也；之后根据上课录音整理成文，然后反复修改，所谓“记”也。讲记介于述与作之间，孔子言“述而不作”，庄子言“重言”，可是近人走了相反的路，于是作而不述之风大盛，故全集、文集动辄几十卷，梁启超是典型，盖欲“新民”、启蒙。“作”或有宣传之意，讲记偏在讲，尚是讲给“有耳能听”的人，有隐晦教导之意。
《古典学术讲要》的后记，可见张文江先生的怀抱。据说，后记的部分内容是张文江先生在病床中写下的。2004年，张文江先生大病，幸天不丧斯文，其后张文江先生大病痊愈，于是复出讲课、写作。大病之中写下的是其念兹在兹的话，最能见其志，亦能见其平日修为。我不敢妄加评论，可以抄录一部分，读者自己判断：“大约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试图理解中国古代的部分典籍，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从更大的背景上来说，这也同时意味着寻求中华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厘定其特殊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工作不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的。”
记亡友胡河清先生【作者：张文江】
鲁迅曾经说过，收存亡友的遗文就好像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室难安，给它设法流布的。我觉得王晓明等友人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极力筹划胡河清书籍的出版是做了一件大好事，不如此不足以告慰亡者之灵。不如此也不足完成生者对死者的责任。近年来，文学界多有中断自己生命的事情发生，社会对此有所议论。但河清性格光明磊落，和他们中的一些人有天壤之别，他没有伤害周围的人，只是伤害了自己。在我看来，尽管有种种原因，河清还是不该走这条路的。他的死使我们想起了一些深远的东西。
我和河清是读书上的朋友，他对我极信任也极好，感情上相当亲近。河清秉性正值，疾恶如仇。他最突出的优点是对学术、对朋友非常真诚。和他相处，这两个优点使他非常吸引人，也深深令人感动。我们平时见面不多，大约半年左右见面一次，有时我去，有时他来，见面必谈学术。他常谈起他的家世和情感，他对神秘文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我感觉到他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尽管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并不相 同。我早年曾经喜爱过金庸，有次向他推荐，他果真就此读了全部金庸，写了一组文章，我至今还记得他找文章给我看时的欣喜心情。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王朔，他就把新买的王朔全集让我带回去，我周围的人也都传看了河清的书。河清去世后，我还没有把书全部还清，有时睹物思人，真有不胜沧桑之感。
我们见面中印象较深的一次大约就是河清和晓明来我家了。那天下着细雨，但河清兴致勃勃。他对稍稍有点古色古香的环境非常欣赏，却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现代色彩的摆设。我们谈了鲁迅，谈了金庸，也谈起了当代大学问家潘雨廷先生。河清在我家看了潘先生的照片，深有感触，回去后就写了一篇文章，也就是现在收入《胡河清文存》（上海三联版）的那篇《潘雨廷法相记》。潘雨廷先生学究天人，实在是不出世的大学者之一，但世尚罕知。河清从来没有见过潘先生，却能认识潘先生的价值，充分体现了一个青年学人的热忱和敏感，也体现了他的识力。文章虽然还有部分技术性错误，但仍不失为认识河清思想和感情的佳作之一。那天我们讨论金庸却发生了争执。河清说他最憎恶《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中国的事情就是他们搞坏的。我说我读大学时也不喜欢，我最喜欢的是《天龙八部》的乔峰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但踏入社会以后阅世阅人渐多，才逐渐明白《鹿鼎记》是金庸看懂中国社会后写的，对韦小宝甚至抱一种欣赏的态度。对此河清坚决不能同意。河清为人宁折勿弯，如此看待韦小宝正是他爱憎分明之处，但是不是说明他多少还有些偏激呢？河清的死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绝不单单是学术问题，但也绝不是和学术完全无关的。
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由于联络河清的一部书稿，河清离开世间的前几天我们还是见面谈了一次话，也许这里有一种缘。那天我去他家，进门以后，只见烛光摇曳，我吃了一惊。一段时间未见，河清人脱形了，神志也有些恍惚。我有点着急。我问他是不是受了民间习俗的吸引，赶快停止。我要他尽快找电工来修灯，不要把房间搞得阴湿晦暗的。有病去治病，有困难说出来大家商量。我说生命有其意义和美，就是退一万步放弃搞学术写文章又怎么样呢。我们还能教学生，我们能自己养活自己，怕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春天的花，看看春天的树，看看枝上的小鸟，看看路边的女孩。就是走在路上的陌生行人冲你一笑，你也会感到自己没有白活。那天我说了很多，河清静静地坐在长桌边，很愿意听的样子，不时插上几句：“哦，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啊！”临走时，他支撑着送了我出来。他说他还有许多话想对我说，过几天约时间来看我。然而几天后却传来了噩耗，河清那天送我的一程竟成了永诀。死生有命，河清是不是能在朋友的帮助下渡过他的精神危机呢，我不知道，也许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河清是一个非常需要温暖的人，如果我们能多尽点力，河清是可能再轻松一点的。我感到沉痛和内疚。
对河清的死，一段时间来，我非常愿意保持沉默，有些精微的意思和细节在纸上其实是讲不清楚的，近似于“心丧”的态度也许是最好的纪念方式。但我终于还是写了几句话，为我们的交往留下一点痕迹。从更深广的意义来说，生命和时间皆属变化之象，过去其实没有凝固，它本身还在变化，就如我们本身还在变化，我们其实还能做些什么。
一九九六年七月
文章摘自《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作者：张文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