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宗世林的“松柏之志”
宗世林，名承，生活于东汉末年与三国初期，这个人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大的作为，所以《后汉书》《三国志》都没有他的传。《世说新语·方正》有一段故事：
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及魏武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世林既以忤旨见疏，位不配德。文帝兄弟每造其门，皆独拜床下。其见礼如此。
由于和曹操搭上了边有了过节，所以宗世林总算“青史留名”给了后人一块咀嚼品味的馍。
我很佩服宗世林与人交往坚持原则不动摇的一贯性。据刘孝标注引《楚国先贤传》所载，宗世林年轻时“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在当时当地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大家要注意的是，东汉末年皇帝昏聩，宦官专权，朝政黑暗，大批以荡涤天下、匡扶社稷为己任的“婞直”之士与奸佞谄邪们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抗争。“三君”““八俊”“八及”“八顾”就是其杰出的代表，当时社会的舆论民情几乎一边倒地倾向于这些品德修养高尚的士人，把他们目为心中的英雄。尽管乱自上做，但民心并没有散，道德的大坝并没有溃决，东汉之季并没有蹈入大厦将倾之际世风日下的辙印。“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谭嗣同诗所言不虚，《后汉书·党锢传》那一串串铮铮响的名字正是那个时代最光彩照人的道德与人格的符号。我推测，生逢其时的宗世林无疑是得到这种时代风气的浸润的，尽管他可能没有挺身而出、“战斗在一线”的勇气与激情，但他注重道德修养，以此为标的择友授徒，我想应是希冀通过这样的氤氲能够对社会的发展多多少少产生一点儿有益的影响，起码儿也要做到独善其身、不与宵小卑鄙顽劣之徒握手相交。
曹操是小字儿辈，他“弱冠”的时候，宗世林已经名满南阳。年轻的阿瞒很想与宗世林有“亲密接触”，可能是出于年轻人对名人的崇拜心理，也可能想通过与名人的交往，借名人的仙气给自己“宦竖之子”的出身来一条围巾，但“屡造其门”“捉手请交”却被宗世林“拒而不纳”。原因很清楚，宗世林对曹操处世为人的态度“甚薄”，相当的鄙薄、看不起。其实年轻时曹操为人的“致命缺陷”，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远不是道德品质的问题。《三国志·武帝纪》言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曹操从小就是个另类，既不按照人们所认可的修身标准约束自己，也不规规矩矩地搞些正经营生过太平日子，所以宗世林不想与这样的人交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你我声、气皆不同，坐在一起也是话不投机，没有共同语言，有交往的必要吗？
可以 想象的出，当时阿瞒内心的失落、尴尬及心里的窝火，也许宗世林的拒绝恰恰成为曹操个人奋斗、成就日后功业的动力之一，你不与我交往，不就是看不起我么，老子就是要争口气，等将来我发了，我出人头地了，看你不上赶着巴结我。二十多年后，建安元年(196年)，42岁的曹操官拜“三公”之一的司空，总揽朝政，大权在握(包括生杀大权)，“可以交未？”不是祁求，而是得意与踌躇：总么样，哥们儿，现在我做你的朋友够格儿了吧。“松柏之志犹存”，不卑不亢的几个字把曹操打懵了。怎么回事儿？这老家伙莫不是有病吧。松柏傲霜凌雪而不凋残衰败，你清高自守，你坚强不屈，把我阿瞒看成什么人了？但此时的曹操早已过了冲动的年龄，宗世林的这几个字突然之间让他明白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比松柏、比钢铁更不易改变的东西，叫操守。
用现在有些人的眼光来评判，宗世林够迂的，迂到了极点。这么一个大人物来与你结交，换个人早就拱手长揖笑脸相应了，你还真把你那个名士的虚衔当回事儿，那东西值几个钱？什么道德，什么人格，什么操守，一旦脑袋搬家，统统化作青烟飞散。好好与曹大人周旋则个，高官、厚禄、府第、仆从……想一想都让人留口水。有奶就是娘，这曾被抨击几千年的“厚黑”之道如今被某些聪明人捡起来擦洗干净奉为至宝。没有原则，没有标准，没有是非，不讲操守，这些人高举着实用主义的旗帜在物欲泛滥的潮流里把船划得飞快。如果宗世林活在当下，保不住要成为孤家寡人啊！
曹操与宗世林最大的区别在于，宗世林以成为圣贤为目标，而曹操则是以英雄来自命，人生追求的差异，使得二人找不到一个切磋的交叉点。宗世林不会为自己所用，曹操心里明镜一般，所以宗世林“位不配德”我认为不是因为“以忤旨见疏”，而是他根本就不想做曹操的下属。但拥有天下的雄霸之心，让曹操能很理性地找到了宗世林这类人的软肋，即你不为我服务可以，但我要让你“发自肺腑”地为我的儿子、孙子奔走。于是，才有了曹丕、曹植兄弟二人对宗世林的礼贤下士。以宗世林的通达，应该能看出这兄弟二人幕后的推手是谁。但曹魏代汉后，宗世林还是做了魏文帝曹丕的直谏大夫。
卢嘉锡先生这样评价宗世林前后的“表现”：“宗承少而薄操之为人，老乃食丕之禄，不愿为汉司空之友，顾甘为魏皇帝之臣。魏晋人所谓方正者，大抵如此。东汉节义之风，其存焉者盖寡矣。”似乎对宗世林的“方正”颇有“保留意见”。
方正，指人的行为、品行正直无邪。我的理解，方正有两个层次：一是家国天下角度的“大方正”，指的是那些为官耿直、不畏权势、不事谄媚的大小官员；二是人品格修养角度的“小方正”，指的在为人处世上秉性刚正、行为不苟的士人。汉末朝政动荡，宗世林不愿出仕，“征聘不就”，他从本质上或者说他的人生观陈蕃、李膺、杜密等人不在一个集合内，他不会为“澄清天下”而不顾个人及家族的安全，甚至也不会像郭太、贾彪、蔡邕那样慷慨激昂地批评朝政，做一个“横议”的“处士”、“抗愤”的“匹夫”。对朝廷的极端失望情绪使他与汉家皇权有一种心理上的疏离，他只想做一架避祸全身、逍遥自适，坚定地在自己奠基的轨道上前行的牛车而已。“不愿为汉司空之友”，只是因为你这个司空与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而“甘为魏皇帝之臣”，一个“甘”字可见卢先生对宗世林的鄙薄与不以为然，好像宗承与那个先为汉家臣后做魏司徒、被孔明“骂死”的王朗是一路货色，这样的人是绝对称不上“方正”的！对宗承的仕魏，我想有两种解释：一是曹丕当年多次“独拜床下”的礼贤之举产生了效果，在宗承的心目中，曹丕堪称内圣外王的君主，能够一匡天下给苍生带来久违了的安定与太平；二是天下已归曹氏，曹氏是不允许宗世林这样修德雅正、颇有名望的贤达散落在野的，“唯才是举”“九品中正”可不是说着玩儿的。可能因其一，也可能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宗世林的出仕，没有背叛汉朝的成分(他既未做官，心理上又与汉有了疏离)，也没有抛弃自己一贯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他属于“小方正”，秉性刚正，行为不苟，至于其出仕后为官如何，无史料可稽，但他做的是直谏大夫，以他的为人之准则，以曹丕为君的作风，他想尸位素餐当花瓶都是不可能的。
一个时代士风的形成，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但人精神追求的向善性与一贯性无疑是决定因素。无论何朝何代，有“松柏之志”应该是一个高尚的人、大写的人的精神标签，而让“松柏之志犹存”需要的是对自己心灵殿堂的不断装裱、对精神之树的细心浇灌。名利的诱惑、生存的忧惧、外在之“场”的催化，都可能让人怀疑、动摇，产生“我还有必要坚持下去吗”的天问。这是人之常情，但无论如何不能让眼睛聚焦于现实的物质诱惑、让精神戴上沉重的名利之锁。因为这样的闸门一旦开了一个小的口子，汹涌的欲望之潮就可能冲毁堤坝，那样的话，宗承离世几十年后西晋时那种“士无特操”“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浑浊的场景就有可能在今天的舞台上愈演愈烈，甚至成为当红的大戏。
人，可能成不了叱咤风云的、登高一呼天下响应的风云人物，可能成不了特立独行、海雨天风独往来的逍遥高手，但人应该有一片开阔的、澄澈的精神空间，有合乎天道人伦的操守，有一以贯之的处世为人的准则，我想，这应是常怀“松柏之志”的宗世林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