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应该重新认识和评价北洋政府
笔者起初写《南口兵城》是只想说说1937年发生在南口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南口保卫战”，那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正义战争。南京国民党政府汤恩伯将军率领的10万中国军队，在南口消灭了日寇5万军队，这是北京城曾经发生的大事。
其实，1926年在南口还有一场几乎把詹天佑一手打造的南口铁路枢纽扫为平地的“南口战役”，是中国人打中国人，对阵双方是北洋政府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部队，与冯玉祥率领的北方国民军（其实是西北军）。
这次战役以冯玉祥惨败而结束。现在对这次战役的意义说法不一，当初笔者想避而不谈为好。不过现在时过境迁，许多八十年前的历史档案已经解密，笔者转摘三篇从不同角度来阐述1926年那段历史的文章，供网友们分享。
1926年国民军的南口大战三个月，双方动用了70万部队，有飞机、军舰、坦克和大炮，牵制了北洋政府吴佩孚的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广州南方国民军北伐，使北伐军顺利攻下武汉，史书说有积极意义。
1928年冯玉祥在纪念南口战役中死去的几万国民军将士大会后，在南口火车站竖立一个五层高的“追魂碑”，冯玉祥手书的碑文“国民军南口大战烈士纪念碑”刻在纪念碑的正面。这是一座六面塔，它顶是尖的，下边呈葫芦型，镀铜闪闪发光。该塔在1966年“文革”中被造反派拆毁。
当时出席在北京南口龙虎台村追悼会的有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汤恩伯等北伐军将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辞说“……当革命军自粤出发，未几下桂趋湘，彼时正值西北革命同志，与反革命者激战南口。赖诸烈士之牺牲，直军不能南下守鄂，北伐军才长驱北上，冲破长岳。后日西北同志，先退绥甘，而北伐大军已以破竹之势，消灭反动势力，建立政府于武汉。是北伐成功多赖南口死难之烈士。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
1912年至1927年的北洋政府
所谓北洋政府，又称北京政府，是指民国初年由袁世凯及其继任者于1912年至1928年建都于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翻开历史教科书，可以发现，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历来都偏低，说它“黑暗”、“反动”、“卖国”的都有。例如，《北伐战争史》的开篇即是“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辞海》没有“北洋政府”词条，但在“北洋军阀”词条中明确说它“出卖国家主权，压迫人民”。应该说，对北洋政府的评价偏低是有原因的，但是评价偏低是不正确的；现在，是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北洋政府的时候了。
一、对北洋政府评价偏低是有原因的
北洋政府时期确实表现得很“混乱”。它一直把政权操控在北洋系军阀内部，不愿意通过议会选举乃至全民普选的方式与国民党、进步党等各党派分享，并且在遭遇全国痛骂痛击以致称帝失败的袁世凯死后，因为丧失了统摄整个北洋系军阀的核心人物，导致出现了由各位实力最强或号召力最大的军阀先后出任总统或总理，但是又随时都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上台或下台的局面。
据统计，在北洋政府执政的16年间，先后担任过总统或类似于总统职务的就有14人之多。尤其在袁世凯死去后，北洋军阀集团发生了分裂，各派系为了争夺政权，攻战不已。政坛更迭频繁，短短的13年，就有38届内阁，最短的两届只有六天。
北洋政府时期的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而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治，例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时的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老百姓饱受战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在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先后发生过袁世凯、张勋两次帝制复辟和曹锟贿选的丑剧，虽然他们都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还绞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虽然这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接近崩溃的晚期。
但是，这些都不是对北洋政府评价偏低的根本原因。
北洋政府之所以又称为北京政府，这是相对于孙中山等国民党势力在南方成立的广州军政府而言的。国民党人一直认为，辛亥革命是他们领导成功的，中华民国是他们建立的，是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果实当上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他们才因此发动了“二次革命”并在南方数次建立对抗北京政府的政权。
严格地说，袁世凯确实是合乎程序“选举”产生的总统，说不上是“窃取”。辛亥革命时，南北双方有约在先，不是袁世凯逼孙中山让位；其次，孙中山自己也对袁世凯的功绩和才能大加称赞，视袁为当然的总统人选。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在参议院以全票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参议院在致袁世凯的电报中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之第一之伟业，共和之幸福，实基此日。”孙中山在致袁的贺电中，也有“民国大定，选举得人”的话。所以，袁世凯继任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程序上完全合法，“世界之第二华盛顿”的赞誉不是空穴来风。据此，北洋政府作为中华民国的政府是完全合法的，公认的。
可是，由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发起，有中国共产党参加和支持，由蒋介石组织的针对北洋政府的北伐战争，最后是取得了成功，并且是重新建立了由国民党掌控的建立在南京的又一个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国历来有“胜者王侯败者寇”之说。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撰写的。北伐的口号就是“打倒军阀除列强！”不将北洋政府说得“黑暗”、“反动”、“卖国”，北伐战争就师出无名，推翻合法政府更是“政变”。所以，北洋政府就是国共两党以及后来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共同的革命对象；也因此，尽管国共之间长期互为敌人，口诛笔伐，枪炮对峙，但对于北洋政府的描述，两党党史则是高度的一致：反动、残暴、卖国。
很不幸，当国共两党的宣传家用很多“事实”来证明北洋政府、北洋军阀的反动、残暴、卖国时，当时尚“残存”的几个北洋系人物，只能当寓公而不能去与说史者争是非了。
不过，历史毕竟是客观的，虽然北洋政府在它的统治时期确实不可避免地出现过许多问题，然而说它“黑暗”、“反动”、“卖国”确实是言过其实了；不仅如此，如果尊重客观事实，从全面的而不是个别的方面去考察，还不得不承认：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最民主共和最资产阶级化的时期。北洋政府对外是“硬”，与列强态度强硬，拼死抗争，在外交和边防上是于中华民族有大功的时期；北洋政府对内是“软”，在各项施政措施上都相当宽容和人性，从而让当时的社会波澜壮阔，风起云涌。这样的“硬”和“软”，是值得肯定的。
二、“硬”——北洋政府在外交上拼死抗争
作为民族革命的辛亥革命，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推翻了帝制，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对中国的外交，中国的边防形势都有重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产生的北洋政府，改变了清政府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长达70多年、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腐败屈辱历史，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均取得巨大成就，作出的是伟大的史无前例的历史贡献：
在北洋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加入协约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北洋政府通过对德国及奥匈帝国宣战，废除了它们的治外法权，终止了向它们支付清朝签署的庚子条约赔款，还赢得了暂停向协约国支付庚子赔款的5年期限。开了突破了不平等条约防线的先河。
1919年10月，北洋政府乘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大将徐树峥出兵收复外蒙古。1919年11月17日，历史永远记住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呈请取消“自治”，废除中俄“蒙”一切条约、协定，外蒙古全境归还中国，回到中华民国怀抱！同时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徐树铮将军队派驻外蒙各地，如买卖城（今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完成了对外蒙古的收复！尤其是唐努乌梁海，被沙俄渗透达多年，终于回到祖国怀抱！11月22日，北洋政府以《中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废除《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北京政府在库伦设立“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由徐树铮部在外蒙古驻防。
徐树峥此举，连当时在南方的孙中山护法军政府亦致电庆贺。孙中山因此赞许徐树铮“于旬日间建此奇功”，并谓：“外蒙纷争，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欣鼓舞之不已。”
“一战”的胜利不仅使中国获得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荣誉，而且因此成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后来还被选为国联行政院六个非常任会员之一。首次进入就成为国际社会重要成员，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然而，巴黎和会最后达成的凡尔赛和约却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交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强硬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中国拒签和约是巴黎和会的首创，后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也仿效中国，拒签和约。这多少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因巴黎和会引发的“国民外交”运动，使中国首次站了起来，再也不被当成殖民地国家一样看待。它奠定了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
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两次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4年5月31日，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即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也叫《中苏协定》。主要内容：废除中俄间一切不平等条约；苏联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租界、租地；苏联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苏联取消帝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中东铁路同意由中国赎回；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中国在外蒙古有完全的永久的主权。
巴黎和会之后，北京政府开始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高潮。1921年8月，美国为了挽回巴黎和会遭挫折的世界目标，发起召开华盛顿会议。在答复是否参加华埠会议时，中国便明确表示要在华埠会议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并要求解除英日同盟，以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除租借地问题外，中国其他提案均以签署条约或协议书形式形成文件，日本不得不吐出部分“战利品”：中日民四条约（即“二十一条”）、对德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被推翻！这是晚清以来对日本的一次重大胜利。
华盛顿会议还签署了《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从文字上规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完整”。[6]问题还在于，华盛顿会议限定了日本军事力量，这对于受日本威胁最严重的中国，无疑是有利的。这次会议扭转了巴黎和会拒不讨论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傲慢态度，西方列强首次全面而且具体地讨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这次会议也是中国第一次没有丧失反而挽回了某些权益的外交活动。
1925年6月24日，北京政府正式再向各国政府发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照会，要求召开华盛顿会议确定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同年10月26日，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共13个西方国家参加。11月19日会议第二委员会通过决议，主要内容是：各国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除各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之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7]是北洋政府的努力，让1929年该条约生效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白白享受果实。
从以上事例完全可以认为，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拼死抗争，从而在坚定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在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提高国家地位方面，是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是终于让世界知道中国已经不再是完全软弱的国家了。
三、“软”——北洋政府的管理最人性化
就政府管理的人性而言，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北洋政府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北洋政府对内管理的宽容和“人性”，那么，就没有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没有《新青年》和《湘江评论》，没有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甚至也没有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了。前不久热映的红色电影《建党伟业》，对这些状况就有某种程度的印证。
北洋政府对于教育具有宽容的心态。教育是百年大计，北洋政府为办好教育，是只认管理者的能力而不管他的思想和宗派。先是任命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干部周诒春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校长，后来更是“出格”，把具有国民党人身份、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已为敌对阵营骨干成员的蔡元培请去做北京大学的校长，而且一做就是十余年。正是在蔡元培治理下，北大兼容并包，延揽了政治观点、学术思想各异的人才，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辜鸿铭、梁漱溟等，他们当中有的是激进党人，有的是新派人物，有的是守旧分子。正是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北大、清华在上个世纪才为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学术自由，培养和聚集了一大批民族精英；甚至可以说，近代历史中绝大多数的科学家、文学家、哲学家......都是在这个时期崛起的。
北洋政府时期，较少有对报刊出版发行的限制，对于媒体总的是持开放态度，使言论自由有平台，有保障。当时的报刊杂志种类繁多，而且发行量都很大。《中国近现代出版史》说：1920年，全国的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没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在杂志方面，著名的有胡适的《独立评论》,鲁迅的《语丝》，陈独秀的《新青年》,伍联德的《良友》画报,戴季陶的《星期评论》,张东荪的《时事新报》，毛泽东的《湘江评论》，等等。在报纸方面，著名的有《申报》、《时报》、《晨报》、《晨钟报》、《大公报》等当时比较著名的报纸，都是民办的。那时的时评人很爽，对政府不满，可以谴责政府，对领袖不满，可以抨击领袖，没有任何人去指责你、纠缠你。这样的报刊杂志，当然就有众多的读者。
北洋政府时期，政治管理较松。“主义”是可以自由倡导的，无论是在大学讲坛，还是在酒楼茶肆，只要你有兴趣，什么君主立宪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可以拿来作为谈论、演讲的话题。游行集会更没有限制，诸如“二十一”条、巴黎和会、“八国最后通牒”等国家利益受损的消息传来时，愤怒的国民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抗议，举行集会或示威游行，只要有人登高一呼，群情激奋，大家就上街了。像中国历史上唯一胜利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学生闹得那么凶，政府也没有采取什么强硬手段予以镇压。北洋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一面颁令“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一面又不得不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承认他们“纯本天良”。虽然抓了几个学生，但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一斡旋，被捕学生就立即释放了。
当然，北洋政府时期也发生了军队对示威群众开枪，酿成刘和珍等人被杀害的“三一八”惨案这样严重的流血事件。1926年的3月18日因此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对于这一天的黑暗，段祺瑞无疑是要负责任的。事实上，段祺瑞确实以行动承担起了执政者应负的责任。他并没有给学生戴上“暴徒”、“暴乱”的帽子，借以强调军队是“忍无可忍，迫于自卫”，相反，当他得知学生罹难后，迅速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凶手受到惩办，死难者家属得以抚恤。面对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有进一步对受害者加以清算，更没有对参加游行的学生发配边疆，而是默许了人民的各种抗议活动。
“三一八”惨案，还让“统治者一贯正确”的神话被打破。在政府不义行为发生之后，也只有在北洋政府时期才能伸张正义。能让政权认错，这在北洋政府时期是常有的事情。在此前此后，中国统治者很少能像北洋政府一样，统治者敢于向被统治者让步。当然，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不能说是建立在自愿和自觉的人性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力量制约之上的。但是，强大的舆论监督和强大的民间制约力量，难道不就是来自于北洋政府的宽容和人性化管理吗？
在北洋政府时期的统治者应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明的统治者，人民不仅有广泛的言论自由，而且还可以组织政党。正是因为宽容和人性的缘故，孙中山才得以多次起来革命并在广州建立与北洋政府相对抗的政权组织。尽管在革命的炮声中，北洋政府失败了，可是，北洋政府对人民的宽容和人性，足以让历代中国政府感到羞辱。这样的政府虽然不够专制和强权，只能说是小政府，却无疑是最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政府，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不仅是在外交上，在国家和社会的其他方面，也都发展得很迅速。
四、北洋政府领导者的个人品质
北洋政府之所以在对外、对内的执政理念上有“硬”有“软”，这不得不归结于的北洋政府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北洋政府的核心是起于袁世凯小站练兵而后发迹的北洋军阀。须知道，袁世凯小站练兵培养的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人。作为优秀的军人，在事关国家外交、边防等主权问题上，从来就不应该软弱。北洋军阀时代的领导人，又多是出身于绅士大家，有的还留过洋，接触过西方文明，知道什么是民主和共和，所以执政以后，一般都不太残暴。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有高尚的品格和政治理想，尊贵的民族精神以及远大的抱负的。
北洋政府领导者的个人品质有许多是值得肯定的，如：吴佩孚以统一国家结束纷争为念，为租界之耻辱而发誓一生不踏进租界，反对签署任何卖国条约，反对将故宫拆除改议会；冯玉祥一生追求真理，为找到救国之路而奔波不断，为抗日他当尽家财，常不食荤而以大饼充饥；吴佩孚、张作霖誓不愿作日本的走狗，被日本阴谋杀害；徐世昌宁愿病死也不上日本人控制的医院就医；曹锟与高林蔚等汉奸划清界限，宁死也誓不降日；连张宗昌这种人也奔国而回不替日本卖命……
下面重点说说段祺瑞和吴佩孚：
段祺瑞在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经显赫一时，但他更以人称“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而著名。他是继袁世凯之后控制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首领，却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相对的清廉。“三一八”惨案彻底改变了段祺瑞的人生，政治生涯就此终结，而且为了表达对死难者的忏悔，他当时就立誓：终生吃素，以示忏悔，至死未曾破戒。这样的态度和心志，在中外政治家中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如果有人给段祺瑞送礼，他总是要把礼物细细地看上一阵，然后只选一两样不值钱的留下，其余的一概璧还。有一次江苏督军齐燮元送他一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围屏，他的家人喜欢得睡不着觉，好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半夜爬起来摩挲。可他只轻轻一挥手，就叫人把东西抬出去了。只有冯玉祥送过他一个大南瓜他全都收下了，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把南瓜再切一半还给冯玉祥。段祺瑞这个总理之家，居然常常会像平民小户一样，有经济周转不灵的时候。实在挺不下去了，段祺瑞也会写张白条，到金城或是大陆银行去借上个千八百元的。这一笔笔的账段祺瑞记得十分清楚，等到他有了钱去还款时，哪家银行想“赖账”都没门。
段祺瑞在台上当政时还有地方借钱，等到他下野隐居天津后，他家的经济状况就彻底窘迫下来。他已经住不起“公馆”而只能住“私宅”了。段祺瑞开始亲自过问日常开支，亲自审查日常详细账目，想办法尽量节约开支。他的一日三餐多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衣着均为布制。他家的仆人也已减到了最低数，多亏魏宗瀚邀约一些当年的老兵，自愿轮流前来站岗放哨并帮助料理些宅内杂务，宅中才不至于到黄叶满阶无人扫的地步。
段祺瑞在最后的日子里保持了作为中国人的尊严。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一行抵沪，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三年的岁月。他在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表明了自己抗日的态度：“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唯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唯有自救耳。”日寇想引诱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在天津成立所谓“中日密教会”，谎称段祺瑞为会长，更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四处活动，组织便衣队，扰乱社会治安，助纣为虐。段祺瑞深感倘若谣言四处传播，危害必大，于是就请《立报》记者把往来的电文公布于众。他的这一爱国举动，深得人们的赞许。
毛泽东主席曾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章士钊说过：“段祺瑞其人有功有罪，已经化敌为友了嘛。”并要求好好对待段的遗产。应该说，这是对段祺瑞的人品和保持民族气节的表现的肯定。因此，解放后，章士钊等段祺瑞生前下属以个人名义把段祺瑞的遗骨安葬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吴佩孚本人是个秀才，属于白面书生，因在家乡主持正义得罪当地豪门，无法安身逃到了北京。起初，吴佩孚住在老乡在崇文门外开的小客栈里，白天在手帕胡同东口设一替人写家书的小桌子。一天，袁世凯小站部队做后勤的一位军官到北京公干，偶遇吴佩孚，他原来是吴佩孚的表哥。在表哥的劝说下，吴佩孚弃笔从戎，走上了从军之路。吴佩孚的书法在民国时期是非常有名的，曾经“洛阳纸贵”。此外，吴佩孚一生有“三不”，一不娶妾，二不盖房，三不搂钱。吴佩孚死在东四什锦花园“吴公馆”，那是北京城首富马家送给他住的，马家与吴家是表儿女亲。
在“九一八事变”日寇扶植溥仪搞伪满洲国后，吴佩孚公开通电反对。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加以拒绝并愤然作色说：“自治者，自乱也。”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仪。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失声痛哭。1938年12月，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当了汉奸。汪精卫为壮大声势，极力拉吴佩孚下水，表示愿以在野党的身价，支持吴佩孚出山，搞“汪吴合作”。汪精卫派陈中学去说服吴，没料到吴“啪”地一拍桌子，毫不容情地破口大骂：“谁跟汪精卫合作，这人必定下贱！”
吴佩孚不与日寇、汉奸合作的坚强态度，使日本人把吴佩孚当作了一个侵略中国的绊脚石，欲除之而后快。1939年11月24日，吴佩孚在吃饺子时，饺馅里的肉骨头渣子卡在牙缝里，疼痛异常，几日后竟越来越严重了。在医院里手术时，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寺田，只一刀下去，就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一代豪雄终死于日人的奸计之下。
吴佩孚之死，在北平引起轰动，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他出殡的那一天，北平万人空巷，从东口大街一直到神路街口，密密层层，排满了人群，都是自愿为吴佩孚送行的老百姓，脸上净是悲愤的表情。连领导北伐推翻吴佩孚的蒋介石也为吴佩孚的死感到震惊，亲自写了一份电报，极为动情：“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辉，海宇崇钦。”
吴佩孚有“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果然，他一生没破此“四戒”。在那个纷纷借重洋人的时代，敢公然向国人作出这样承诺者，绝无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董必武曾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提出重新认识和评价北洋政府，并不是说要去怀念那个时代。那毕竟是一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国家贫弱的时代，而今天需要的是和平、安定、富裕，当然不应该再回到北洋政府时代。指出北洋政府的某些“优点”和“贡献”，不是要“追寻”它，也不是要歌颂它，而是要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在历史上的表现给予客观的评价，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北洋政府是武夫当政，但在保障人民政治权利和自由方面，是可以给后来的文官政府某种启示的。
上文转自《文史杂志》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