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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
——真实的红岩故事
何建明著
第四章另一种背叛(8)
在“红岩故事”里，从上面这些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上，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政治和思想意识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有家庭的影响，成为了坚定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名字因此也永远地镌刻在革命的丰碑上。
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之间的较量，其实就是忠诚与背叛这两种精神意志的较量。而信仰的力量和个人价值观的取向，常常是决定一个革命者与一个反革命者最终选择高尚与可耻的两种不同人生命运的分水岭。
在阅读和感受“血染红岩”那种惨烈和血腥的屠杀场面时，我们一方面会对那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必定异常仇恨那些残暴杀害烈士们的刽子手。这些人的下场是必然的。从已知的材料上看到，那些杀害革命烈士的刽子手，除了一些提前逃往台湾的以外，都先后被人民政权所镇压。比如参与了杀害车耀先、杨虎城和“11·27”大屠杀的特务杨进兴，解放后化名伪装成“老实的农民”，潜逃到乡下数年后，仍然被公安机关抓捕，于1958年5月16日枪毙。另一位特务徐贵林，在解放后同样伪装成平民，企图逃脱 革命政权的惩罚，最后还是被公安机关侦获抓捕，枪决于刑场。
读者也许很关注徐远举这个“红岩故事”中起着指挥和决策作用的大特务的命运。是的，惩罚和处决这样的刽子手是历史的必然。可以说，在所有“红岩故事”中，对革命事业破坏程度最大、革命者最恨的一个人就是“徐鹏飞”徐远举了！但大特务徐远举的命运则又让我们想到了其他许多，因为在解放后，他不仅没有挨上人民专政机关的枪子，相反成了人民政府保护的对象。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个大特务在漫长的重新做人的改造征程上，获得了灵魂上的自我拯救，彻底背叛了他曾经效忠的反动阶级和反动集团。
徐远举在完成“11·27“大屠杀后，与国民党军队一起撤到了成都，然而没几天成都又和平解放，于是这个落魄的国民党大特务又逃到昆明，正准备再逃往台湾时，却被云南爱国将领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后关进人民监狱，徐远举由他人生的顶峰陡然沦落为成为阶下囚。他被捕的时间是l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徐远举是作为国民党战犯被捕的，所以他的命运比起那些参与“11·27”屠杀的小特务们要好得多，至少没有立即被押到刑场执行枪决。
1951年，徐远举作为战犯从云南押送到重庆，关在西南公安部战犯管理所，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拘押地正是他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者的白公馆，他与其他一些高级战犯关在楼上。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徐远举坐在白公馆大牢里，感慨万千，心情久久无法平静。这里的一切他多么熟悉呵，多少往事顿时涌到他心头：不到一年前，他还在这里发号施令，别人的生与死任凭他一句话。如今他自己却沦为阶下囚，像一只被关进笼子里的狗，坐以待毙。如果说被关在云南的时候还不清楚共产党如何处置自己，现在到了白公馆这个与死亡连在一起的地方，杀人如麻、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他，怎不知自己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等待枪决！于是起初，他对狱方的管理和审讯，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抵制态度。
白公馆的楼道口设有岗哨，按规定战犯可以通过楼道口到院坝活动，但出入必须向哨兵报告，征得同意后才行。徐远举他们这些过去长期作威作福、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高级战犯，刚开始总挂念着“想当初八抬八座，到如今是肩挑背磨”，心理上难以承受，很反感，与哨兵对抗的情况不断发生。徐远举最为突出，他经过哨位有时不报告或故意压低声音，哨兵令他站住他竟然故意不理睬，昂首便走，哨兵既不能离开岗位去拉他，更不能鸣枪，弄得很难堪。这还不够，徐远举甚至向管教干部提出“取消哨兵，出入自由”的要求。听了管理所的报告后，西南公安部第一处处长、老红军段大明来到拘留所。
“谁是徐远举?”老红军明知故问。
“是我。”徐远举见进来一位穿斜纹布的解放军，站起来一个立正。
段大明的目光在徐身上扫视了几秒钟，然后坐在徐对面。短暂的对视和沉默，气氛显得有点紧张。看着面前这只凶恶的狼，想到成百上千革命者的惨死，段大明不由得火起，他指着徐远举，厉声质问道：“听说你吹胡子瞪眼睛的要什么自由。你徐远举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你自己清楚，人民政府清楚，老百姓也清楚。在这里，人民政府给你们按中灶标准开伙，你过去对关在白公馆、渣滓洞的共产党也是这样的吗?你给他们多少自由?你还要我们给你什么自由。”老红军停下来，顿了顿接着说，“我是泥巴脚杆出身的江西老表，同你们国民党打了20年仗，好多战友都牺牲了。要是依我的脾气，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留，抓住就该枪毙。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胜利者，你们是失败者。失败的原因很清楚，你们是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卖命，遭到了人民的唾弃，你们还有什么不服输的?”段大明一席话，打击了徐远举等的嚣张气焰，也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罪犯地位。
一天，一位20出头的预审员提审徐远举。
“我是少将处长，你是才参加工作的毛头小子，别说是要你们西南公安部部长，也该由你们处长来问我。”在审讯室里，徐远举不等预审员讯问，便操一口湖北腔扯开喉咙，拒绝回答审讯。
第二天，在这位主审的年轻预审员身旁，坐了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陪审。他是接替段大明职务没多久的于桑处长。善于察颜观色的徐远举，与于桑处长对视片刻后，在于桑眼镜后射出的锐利目光下，顿感底气不足，往日的傲气也提不起来了。
“你这位军统少将，是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府官员，预审员虽说是普通一兵，排连级干部，但他代表人民政府。彼此所处的位置不同，但共同点却落在一个‘清’字上。他的责任是帮助你交代清历史，你的任务是向政府坦白历史。你不服从他，就是抗拒人民政府!”于桑处长语调平和，柔中有刚，老奸巨滑的徐远举不得不低下头。
徐远举自以为长期与共产党打交道，对共产党的政策了解得很，但他根本不了解共产党对他们战犯的政策就是以改造为主，从一开始就制订了对战犯不应简单从肉体上消灭，而应通过改造成为新人的方针。人民政府对待战犯的诚意和人道精神，慢慢让这位杀人如麻的大特务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一是徐远举在监狱的日常管理中，亲身体会到了管教干部对犯人不打不骂，不刑讯逼供，而是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维护犯人正当的人格尊严，使犯人感受到极大的人道关怀。另一件事更让徐远举触动了灵魂。有一天，几千名自发来白公馆附近烈士死难现场搞纪念活动的群众，振臂高呼雷鸣般的口号，那口号声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就像是冲着白公馆而来。徐远举等怀疑是政府有意组织这些群众来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想到自己有可能死于群众的乱拳之下，徐远举等战犯一个个吓得面色惨白，缩成一团。然而，过了一会儿，口号声渐渐平息了，再没有啥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徐远举一边用袖子擦着汗，故作镇定，一边慢慢站起来向窗口张望，他看到监狱大门和侧门依然紧闭着，再从门前长长的石阶上往下边的公路上看去，除增加了很多解放军战士的岗哨外，什么也没有变化呀！原来愤怒的群众并没有向他徐远举和战犯冲来嘛！明白了真相后的徐远举，再也禁不住两眼溢满悔恨的泪水……他在内心第一次深深地感叹道：共产党就是比国民党讲人性！讲义气！
还有一件事也很让徐远举很感动。那是被关进白公馆不久，他徐远举患了肛门蜂窝组织炎。这个病由细菌感染引起，发病后可迅速蔓延到腹膜后组织、腹股沟、腹壁、会阴和股部，因病情急骤，发展迅速，容易引发败血症而危及生命。管理所及时组织救治，经上级批准，以何炳洲的化名，将徐远举送到沙坪坝中渡口第二工人医院住院治疗一个多月，管理所派了一名干部前往照管，公安警卫部队也派了6名战土日夜站岗守护，以防万一知道真相的愤怒群众伤害徐远举。后经动手术治愈出院回所，徐对此感激涕零，一再表示共产党救了他的命，是他的再生父母，说今后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报答共产党恩情，就算最后枪毙了也没有怨悔。
通过这件件亲身经历的事，徐远举开始反思了：过去自己对待革命人士，是那么野蛮残暴，而今天人民对待我们如此宽宏大量；过去在这里听到的是一片愤怒的斥责与苦痛的呻吟，今天听到的，则是琅琅读报声和谈笑声……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与蒋介石国民党大搞特务恐怖统治的反动政权，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人家共产党是讲人性，讲进步，讲文明的党，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党，对待曾经是敌人的犯人也有情有意嘛！从此，徐远举就像彻底换了个人似的，严格遵守监规，配合公安审讯，认真学习时事政治，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主动交待当年犯下的各种罪行。他还对其他犯人说：以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而言，杀一个共产党是死罪，杀百个也是死罪，不如痛痛快快、一下子交代清楚更舒服些。所以他在交代罪行时，常常受到审讯人员的表扬。
但徐远举毕竟也是人，是人就会怕死。他一直认为自己欠共产党的血债太多，不杀难平民愤。特别是当他读到报纸刊出的公审中共叛徒和被处以极刑的消息后，如坠冰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他想，那些与他“合作”过的中共叛徒都见了阎王，他这个大特务还能活多久呢?
离第一个“11·27”大屠杀周年纪念日的日子越来越近，徐远举估计自己的死期快到了，于是他越来越惶恐不安，像一只惊弓之鸟。凑巧，l950年11月25日晚上，一个预审员把徐远举从监房里提出来对笔录。在搬动桌椅时，预审员不慎把一只茶杯打落在地，徐远举当场吓得面容改色，“你，你要干什么？”后来笔录完成后，徐远举在签名和盖指纹时，双手一直在发抖。晚上，徐远举仍心有余悸，睡着后几度惊醒坐起，他认为笔录后就是为了赶在“11·27”要处死他。然而时过多日，他发现仍然没有人要杀他，他甚至感到不可思议地问审讯员“为什么不杀我”？监狱工作人员奇怪地反问他：“你在这儿改造得蛮不错，为啥要杀你？”徐远举楞在原地，百思不解。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人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想杀他嘛！是希望他接受改造，戴罪立功，重新做人！
徐远举真正开始思考如何重新做人的道理和行为了，在以后的教育改造中，他都能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交待历史问题，认识自己的罪行。然而，徐远举毕竟是个特务出身，其性情暴躁，情绪容易激动，思想反复也大。l956年初，人民政府组织战犯参观时，出于安全考虑，派了便衣警卫。在参观重庆人民大礼堂时，徐远举又发起牢骚来，说：“既然要我们出来参观，何必派带枪的跟着，不相信，怕我们逃跑!”在旁的工作人员当即反驳道:“当年先生抓到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除了种种酷刑，能举出组织参观的先例吗?就是你们的住地，原军统乡下办事处，‘11·27’大屠杀一次就杀了200多人。你们制造那么多孤儿寡母，如果群众出于义愤，活活把你打死，该是你自己负责呢，还是我们工作失职呢?”“失言!失言!”工作人员的一席话，说得徐远举羞愧难当，哑口无言。
1956年初，有一天所长找他谈活，说为了更好地改造他，上级决定明天送他去北京，并找来理发员为他理发。他是个络腮胡，理了好半天，他始终笑眯眯的，喜形于色。回房后他高兴得像小孩子一样，对同组人说他明天要去北京改造了，当晚又没睡好觉。当时战犯们的心态是：能到北京改造是幸运，认为那是中央所在地，至少说明政府重视他。另外还认为北京改造条件一定比重庆好，管教干部政策水平更高，好像只要能到北京改造，就等于迈向新生的第一步。人人都盼着这一天。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的编号是l2号。在这里，他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l966年4月，已特赦了6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际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但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自己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竟然高兴得拍起手来，因为他心里在想：一旦自己从战犯管理所出去后，也可以毫不避讳地放心对人说他就是“徐鹏飞”。与沈醉分手时，徐远举十分激动地拉着对方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代材料《我的罪行实录》，l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徐远举曾经一度很悲观，后来慢慢又恢复了信心。他坚持熟读毛主席语录，练就自己的记忆力。1971年9月，林彪外逃事件发生后，党的优良传统又开始回到监狱管理中，使战犯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徐远举也不例外，精神又显得乐观起来。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给自己劳动任务，并在报告中注明是体力劳动。军管人员问他为什么要争取额外劳动呢?他回答说：“我是犯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经他再三请求，军管人员便分配他打开水和送饭。打开水要挑着大铁桶来往走两里路，送饭要过9道门坎，还要爬上3层楼。他不但干得乐呵呵，还夸口说：“我从此可望练成劳动人民的本事，否则哪里能叫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呢?”他还在生产劳动中抢重活脏活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抢装砖瓦时，由于窑温太高，有3人休克，其中就有徐远举。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文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地写得像一回事了。他曾写了l00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
人间无永寿，
天地有常情。
盼赦如饥渴，
忧忧不欲生!
真可谓，当年杀人如麻，而今亦能柔情求做人！此时的徐远举，已经彻底地从昔日的恶魔，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狱中平民。
但，这位生性脾气急躁的人，并没有以平常心对待一些日常小事，竟然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命亡归天：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开始在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未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为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病故后，由其侄子徐兴楚领回其骨灰，安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1991年3月，徐远举在海外的女儿徐继蓉回大陆，请求有关方面开具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亡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户口并申请抚恤金。她的请求得到了满足。
一代奸雄，两种人生。解放前后的同一个徐远举，其思想和灵魂上的变化，也折射着另一种人生的“忠诚与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