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之死 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

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 、《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5]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邓广铭如是说

1966年夏,北京大学一片炙热,成为全国的焦点。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了出来,迅猛地形成一股热浪,由北大传往全国。此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云。康生的意图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于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报,马上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8]如此一来,虽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批驳,也受到中央不少领导同志的抵制,但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在北京大学,因为翦伯赞是毛亲自点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仅排在陆平、彭云两位校领导之后,接受严厉的批判。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样批评?……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发言,煽动群众的情绪,大声地喊着:五十多天来,没有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斗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来到北大,康生在发言中仍念念不忘翦伯赞,又在叫嚣: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云又怎么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7月28日,康生在北京大学接见部分高校来访同学时的讲话中,又指示:斗争有的学校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校合拢起来,有的学校先斗当权派,再斗学校“权威”。例如北大先斗陆平、彭云当然就要轮到斗翦伯赞、冯定……

在一次次的点名后,在政治浪潮一浪高于一浪的狂热形势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何况翦伯赞。虽然他曾据理力争,但他等来的已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要武斗不要文斗”,是由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他听到: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浩大声势,数不清的造反派在喊:“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翦伯赞在临近70高龄的时候,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场运动。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浩劫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声音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生命也显得如此渺小。

翦伯赞之死 中国史纲要 翦伯赞

燕东园28号住宅内一片凄风冷雨。在这个树阴掩映下的灰色小楼内,翦伯赞曾写下多少宏篇巨制,发出多少爽朗的欢笑。可是,现在,这儿是一个悲凉的所在。翦伯赞已老病缠身。刘大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医院的走廊,“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

翦伯赞的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提道: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说:“(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聂、孙们煽动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背拽到屋中。

可以看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许多无知的人被利用了,当了帮凶。

同时,这场政治运动还使一些人被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邓广铭先生是一位勇于面对历史,勇于面对自己的人,他公开提及:在翦老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承担起编写《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翦老主动承当主编,而且后来他也确实起到了主编的作用。“其所以要编这本书(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纲要》),就是为着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树立一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是引几句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作‘镶边’之用,不是这样,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穿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执笔的,在编写中没有真正达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把这部书当作‘大毒草’,在报上公开批判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并把‘罪状’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写进书里。有没有这个话呢?有这个话。不过,翦老是说,你们不要说马、恩、列、斯怎么论怎么说,你只要在论述历史当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行了,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在大字报中,宣布翦伯赞的‘罪状’,这就是一条。”

在种种莫须有的“罪状”中,翦伯赞身心均受到严重的摧残,苦度时日。

“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此时,已有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冠以“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

毛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开始的时候讲:“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末尾时则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还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现在有他的说法: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其中确实有妖啊!

此次会议,毛泽东还特地提到翦伯赞,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终于再次见到阳光,生活得到改善,住宅也变了。他们被安排在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老两口的生活。翦伯赞连夜写信给毛,表示感谢。据说,毛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如此一来,翦伯赞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夫妇俩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参加落实政策的大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70岁高龄的翦伯赞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没过几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历史系的几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翦伯赞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批准《审查报告》自然是错误的),刘案已经结束。专案组的成员何以还要大做文章?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呀?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白,并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翦伯赞的解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但翦伯赞仍然坚持着,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翦伯赞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15]可是现在,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敢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16]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不如死,他开始考虑如何解脱了。

我实在交不去来

从搬进燕南园,到当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为达到目的,专案组成员无休止地威胁恐吓,进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赞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赞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晕倒,自杀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坚定。他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了。翦伯赞叹一口气,对旁边的人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当天晚上,翦伯赞夫妇向人世告别。为了不引起守候他们的杜铨的注意,10点多钟的时候,翦伯赞特地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请工人在明天早上为他买几根油条。

12点多,翦伯赞夫妇从床上起来,郑重地穿上新衣新袜。

杜铨此时除负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外,还被派给随时监视并提防他们自杀的任务,听到响动,也要起床。

翦伯赞平静地对他说:“您不要起来了,我只是想喝点牛奶。”翦伯赞的夫人也说:“他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火炉还好着呢,就不麻烦您了。”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翦伯赞的夫人说道:“喝点就行了,赶快睡吧。”此后,杜铨再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第二天早晨,当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所写的杜师傅就是守候他们的杜铨。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的反响。毛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即便如此,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过程很费周折。

如今,我时常会去燕南园看看,免不了也会见到翦伯赞住过的燕南园64号。那儿的风景依然美丽,绿树环绕,鲜花盛开,古式的房屋渗透着平和的气息。人们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谈论,早忘了这儿还曾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祝愿这样的生活永远持续。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说一声: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历史。历史使人警觉,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旧错,使人不断进步!

(本文转载自凤凰网http://culture.ifeng.com/special/jinianxueren/wendang/200907/0719_7312_12569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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