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是否还拥有全民财富？
张工
2012年中国内地首富，娃哈哈集团公司董事长宗庆后说过一句话：“民营企业名义上是私人企业，实际上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国有企业说是全民的，但我认为没有一个老百姓认为这个财富自己是有份的”。政府代表全民掌控国企，国企是全民的财富，人人有份，这是小学生的常识，为什么会出现“没有一个老百姓认为这个财富自己是有份的”？
宗庆后的这句话代表的是一种现实。现在不要说没人敢理直气壮地认定国有资产他有份，连西方国家动不动就以纳税人身份表达自己意见的行为在中国也极少见。是公众的愚昧忘记了自己的主人翁身份，还是权力者的聪明事实上已经剥夺了公民的这项权利。当然，不会有任何一位权力者会承认他们已经成为了事实上、举足轻重的全民财富的主人。国资委的招牌照样高高挂起，带“人民”前缀的机关、银行一直在黑天白昼地“为人民服务！”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翁”，这句话在70年代以前是流行语，使它成为陌生话的大概是在“领导阶级”大量回家待岗以后，“领导阶级”下岗以后就意味着必定会有另一个阶级来领导我们，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既然管理者已经声称要坚持这条道路上走下去。从此，聪明的人就得注意自己被重新确定的地位，配合讲一些符合身份的话语。如果记性无碍，也就从那时起，我们再也鲜见有百姓提及国家的财富人人有份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全世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们有钱了”！如果你要判断自己是否已经达到了和整个形势与时俱进，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粗略公式：中国自1990年广义货币（钱）总量1.53万亿，至今22年翻了65倍，约100万亿。那么，你现在的存款、现金和财产总和是否达到了当时的65倍！尽管这并不是一个很准确的评估方法，不过通过比较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究竟是富了还是更穷了。这只是关于私产的一块，下面还要说到人人有份的这一块。
在中国，更多的财富是被冠予人人共享的全民资产。这部分资产（国资和金融资产）据2012年数据达到140万亿（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发言），人均国有资产财富是10万元。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8%的速度增长，那么每个中国人的年收入就多8千元。也就是说，假如每户五人，那么每个家庭年收入就多了4万元！如果再将这些资产全部均分到个人，并让其全部资本化流动起来，按照美国在2002-2007年间产权的增速大约是GDP增速的3倍来计算，那么每个中国家庭仅财富收入就能年增12万元（人均2.4万元）。这个数字对百姓来说实在是个天大的惊喜，只是百姓们是否曾感受到这部分财富带来的享受？显然，事情又回到宗庆后所说的：“没有一个老百姓认为这个财富自己是有份的”。
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的是我们国家的性质问题，关系到我们誓言革命的目标问题。
财富全民化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一大法宝。翻开中国历史，除了史前原始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的平等社会之外，中国历史上的财富从来都是由极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的财富。中国革命把这样的现象叫做“剥削”，把这部分极少数人称为“剥削阶级”。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我们终于迎来历史上世代所幻想的绝对平均主义时代——毛泽东时代。不过我们很快发现，绝对平均主义主导下的中国社会依旧不是一个好的社会。1978年改革开放，所有的中国人重新开始排队。“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部分“能人”开始行动起来，人民之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开始得到释放。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让全世界瞠目结舌。当全球都在为欧债国家遭遇流动性瓶颈而四处奔忙的时候，中国却日益凸显钱“多”的苦恼。可是，当我们用平静的心态冷静思考以后，是否发现：中国虽然钱多，却与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无缘。据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至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其中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他们依 靠家庭背景权力，透过钱权交易垄断金融、能源、邮电、地产等领域，形成特殊利益集团进行非法获利。有85%到90%的高干子女分别在金融、证券、外贸、国土开发和大型工程5大领域中担任重要职务。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澳洲日报引用新华社文章指出，其中广东省12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上海市10家大地产商，有9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2家属于国企外，13家都是高干子弟。江苏省有22家大地产商、15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
另据《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披露：地厅级以上官员已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131万中国县团级以上官员及其家属占有全民财富的80%，至2010年6月底，全国个人储蓄存款达75200亿元，其中县、团、处级以上官员（包括离退休）及其家属的个人储蓄高于40000亿元。
又《人民政协报》报道，美国20%人掌握50%财富用了三百年，而中国0.4%的人掌握70%的财富只需30年，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中国财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每年平均12.3%的加速度在增长中，这个数字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中国已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改革开放是以纠正毛泽东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弊端为开始，而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极少数人的“权贵资本主义”集团，他们掌控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财富。就依据这一系列的数据，我们是否应该为一贯宣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汗颜，我们是否应该提起勇气深刻地审视一下，曾经把全民化作为目标的中国革命偏离方向否？
诚然，我们现在列举的都属私产财富，就此造成的二极分化也已经也让人深深地心痛，与国家和政府的期望无疑是相背离的。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刨去私产不说，毕竟30年来中国政府积累的国有资产达到了140万亿，这足以可证明国家不变的公有制性质。
其实大家都清楚，决定一个国家社会性质主要看的是人与人关系的事实，实际产权、分配制度的实施，而不是凭什么“真理”的宣称。
我们不妨打开国有资产的大门，首先来看看国资们是如何经营的。
根据财政部数据：1992年国有资产总量2.6万亿元，2002年11.8万亿。2011年是140万亿。2011年经营收入800亿，其中有700多亿以各种形式返还给了国有企业，最后上缴财政只有70亿。
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孙晓文坦言：中国国企占有绝对的垄断资源优势，包括资金、税收、人才、技术和市场等等，而对GDP的贡献率不足30%，解决了不到20%的就业，而每年拿走的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分配收入的60%以上。这些数据或许只是一个初略的判断，真实的数据外界无从得知。而国企的利润80%以上都来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联通、中移动、中电信等特大型的垄断企业，却是不争的事实。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给中国的企业分蛋糕，四万亿投资蛋糕被央企切走了98%的份额。
扬子晚报题为“央企22.2亿元催生南京新地王举牌美眉笑傲全场”报道，媒体连续披露央企在推出新地王中独占鳌头，只要愿意，在与众多的地产商的竞价中，最终总是能笑傲全场。这让我们从他们灿烂的笑脸上，看到了权力的傲慢，看到了垄断得无耻！人们不得不问道：我们养这么多国企干什么用？就为了助推房价暴涨吗？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曾经发布一份严肃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如果扣除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国企对外宣称的庞大利润实际上是亏损。报告指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国企成为打着“为公众（国家）赚钱”的旗号，运用国有资产为自身牟利的利益集团。课题组负责人、天则所所长盛洪尖锐地指出：所谓“国有企业”早就名实不符。“国有企业已经被内部人控制了，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结论。”
报告显示：与民营企业相比，2001年到2008年间，国企少缴付的利息共计2.85万亿元，土地款3.09万亿元，资源费5000多亿元，亏损补贴1198亿元。合计起来国企少付的必须成本是6.48万亿元，国企享有的上述特殊待遇，远大于同期国企账面累积利润总额4.92万亿元。
从上个世纪利改税特别是所得税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以后，国企就将巨额利润占为己有，成为内部分肥的一块私田。140万亿元的国有资产早已变成少数人任意挥霍敛财的工具。国企的高管们均享有罕见的高工资、高奖金和高福利，不仅加剧了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其财大气粗的资本扩张方式，也彻底挤压了中国民企的发展空间。
凭着央企的特权、凭着公务员的特权，1990年以来，公务员、事业单位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上涨了40倍到60倍，而农民工工资只上涨了4倍到5倍。央企7个垄断行业有2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就是中国公平公正的真实写照，这就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后的社会公平。
据《新闻晚报》报道：方大特钢董事长钟崇武2012年薪为1516.7万元，较上一年增长了6倍多。超过2011年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988万年薪(2007年马明哲年薪6600万)和万科董事长王石857万年薪。与高管年薪大涨不相称的是方大特钢公司业绩每股收益0.4元，较去年0.56元下降了28.75%。
根据刘植荣的《世界工资研究》文：中国的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准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同样为159位，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2010年）。一些官员到国外考察，回来只讲外国公务员工资如何之高、福利如何之好，只字不提当地百姓的工资是中国的40倍，百姓的福利比公务员多得多。中国官员忙着让自己的工资与国际接轨，却把百姓的工资远远甩在了后面。
刘植荣的研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世界平均为58%；中国最低工资是平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为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是2倍；中国国企高管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则是70%。他认为，中国工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工资制度，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工资，每次都没有经过人民的同意便悄悄涨薪。
从国有企业性质来看，国企利润应该全部上缴，应该用到每个公民身上，因为国企的股东本是每个公民，公民作为股东享受国企经营成果理所当然。国企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统分统销利润全额上缴，随着国企与其他企业一样上缴所得税收后，国企基本上就把全民股东甩在了一边。所谓全球最赚钱的银行、全球最赚钱的通讯公司、全球最大的石化企业，对于全体出资人来说，除了垄断形成的涨价风潮以及被掠夺之外，几乎没有给最大的股东任何回报。就连社会上普遍提议的大幅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用于补充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也遭到国企的反对。至于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待遇政策，更是遭到了各路国企高管的强烈反对，这是多么可悲的现实。
国有经济实体为何能够骑到民众头上作威作福？难道是政府故意与人民作对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国有经济实体已经完全成为权贵集团的私家后院，只不过挂着公有名义的羊头而已，如果说普通老百姓做公务员的机会很小，那么你想进入待遇丰厚的国有经济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员工则是更难，因为这个国有实体已经基本对老百姓关上大门，一个拒绝普通民众的国有企业难道还可以算是国有企业吗？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真实面目是拥有国有企业特殊权力的私有企业，通常称为权贵资本，我们的还加上有中国特色的权利，有了这样权利的权贵资本经济实体对于其拥有者来说那还不是生金蛋的母鸡吗？
当今国有经济实体还有一个恶劣的原罪，那就是残酷剥削“合同工”，如果你能做一个光荣的正式工，那你发达了，你可以躺在那里享受惊人的待遇，如果你只是公有经济实体里的合同工，那么“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你只是一头干活的驴子，从电信烟草到水电气交通等等各类公有企业都招募了巨量的合同制工人，给予其和正式工相比极低的薪水和待遇，剥削其劳动果实，可以说，国有垄断企业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润，和雇佣了很多只需要给予微薄待遇的合同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合同工，水电气交通等政府经营实体简直难以想象还要亏损到什么程度，是国有经济实体中合同工的汗水把正式工的钱包浇灌的无比丰厚，真是同处一片天地却是两重天，这是令人发指的残酷剥削，是完全违反人类基本道德准则的行为。
中国目前的国有制实际上是官权所有，国有制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现在的国企领导人，大都是由掌握权力的官员或官员的家属转换而来的，导致这些企业与权力之间形成了特殊利益连接，搞成了人们痛恨的所谓“利益集团”。在这种体制下，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
其次，国家的财政收支也是一项属于全民的财富。
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包括这样几部份：一是税收；二是土地收入；三是社保收入；四是彩票收入；五是国有企业上交的红利；六是政府的收费和罚款。财政收入仅仅是指税收以及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若后两者没纳入预算内管理，也不算财政收入。“依此计算出2007年中国政府的实际收入是多少：按直接法计算出的2007年中国政府的收入为10.16万亿元，包括税收收入47002亿元、预算内非税收入5691亿元、土地出让收入12763.5亿元、社保基金收入9656亿元、彩票公益金332.5亿元、预算外资金收入12331亿元、其他收入13824亿元。按间接法计算的中国政府的收入是10.28万亿元，按支出法则是10.86万亿元，三者相差都不大。根据计算结果，即使不考虑债务等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收入也超过了10万亿元，比财政部公布的5.1万亿元的财政收入要整整高出一倍。”（邓聿文）
经有关资料报道：美国政府的官僚们在行政方面的操作费用只花掉税收的1-2％，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40-50％。而中国政府的官僚花掉税收的40-50％，是美国的20-40倍。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8％，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钱哪里来，他相当一部分是从百姓的利益，因为是税收增长2倍甚至3倍于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二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政府帮你把钱化掉了，盖了漂亮的政府大楼，买了高级轿车了，虽然经济增长了，但你们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最近10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和非财政收入的比重大概为1∶1。这和邓聿文的计算基本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政府至少向公众隐瞒了一半的财政收入。那么被隐瞒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不言而喻，当然被政府和极少数富翁占有了。
30年来，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增加了100倍。据有关调研报告：全国党政机关系统违规违纪、挪用侵占、公款吃喝、休假旅游、出境出国、送礼滥发奖金福利，2006年度高达2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5％。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副省级以上干部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2004年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公款吃喝、旅游、境外观光、进修、读书、送礼、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补贴等共计1045亿元，2005年为1276亿元；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如今更盛，官方不敢公布实际数据。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
中组部原部长张全景说：政治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中国共有33个省级行政单位（扣除台湾），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那么全国就有一千多个省级干部，两三万个厅级干部，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干部，还有京城随手一抓就是一把的“京牌”官员们。
现在，作为一名百姓，应该清楚哪些人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主人”；“我们是否还拥有全民财富？”
中国崛起不能以牺牲人民利益为前提。中国崛起绝不能寄希望“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们！全民化才是方向，才是未来，才是中国崛起的目的。只有全民共享，才能有效地避免社会变革中的破坏性，才能最大化减少社会动乱的成本，才能增加社会的和谐度。
经济学家邹恒甫在其博客说，“资产股份的人均分配和所有方式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里论证的资本发展社会化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的主体（国产）本来就应该是十三亿人民人均平等所有。把它们按身份证人均所有或把它们的利润按身份证人均分配都是社会主义的最普通的常识”。也就是说，把本来属于全民的财产还给全民，符合社会主义初衷。
这就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所呼吁的国有资产的“民有化”。真正把国有股份、国有产权落实到每个公民手中，并以此改变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这样才能使中国老百姓变得有底气，并享受资产升值的财富效应。
因此，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黑箱化的财政制度、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中国才能进步，才能实现现代化，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
切不可认为这就是俄罗斯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是要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才是社会主义意义的“人民当家作主！”
2013.2.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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