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逝世情况之分析 孙禄堂败于唐维禄

孙禄堂作为著名的武术家,功夫之高自不待言,但也应注意其时命之殊胜。孙禄堂晚年,正好是在举国弘扬武术的热潮中度过的,且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李景林。一个人如生能逢时,可以生的伟大。一个人如死能逢时,也能死得光荣。孙禄堂于1933年逝世,可谓死得恰当其时。若晚两年,由于华北危机,社会的注意力开始它移。再晚两年,则抗战开始,更是无暇旁顾。唯有在1933年之时,既是举国推广国术运动的高潮,更逢第二届国术国考之举办,媒体对武术热情洋溢,民众对武术家也兴趣浓厚。孙禄堂的逝世当然足以吸引当时公众之眼球。各大报纸均予以报道,有的报纸甚至刊载了他的一些传奇轶事。随后,诸多国术刊物也登载了他的传记。

因此,孙禄堂之逝世确实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可谓死的光荣。至今,孙禄堂传人都以此为荣。然而,大概是人多嘴杂吧,关于孙禄堂之逝世情况,说法颇多,莫衷一是。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综合各种说法,予以分析比较,或可窥见出当年真相。

关于孙禄堂逝世情况大概可分为两个时期、三种说法。两个时期是: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后。三种说法是:病故说、无病逝世说、接引说。

一、民国时期

孙禄堂逝世情况之分析 孙禄堂败于唐维禄
《世界日报》中的“病故”说。1934年1月31日,《世界日报》报道的《特讯》:“国术名家孙福全(禄堂)因技击功夫之精湛,遂名闻大江南北,而门墙桃李,亦遍及全国,实近代国术界中之栋梁,不幸于去岁十二月十六日卯时,病故于保定定县东任家疃原籍,享年七十四岁。噩耗传出,非惟国术界中人,伤悼异常,即他界人士,亦无不同声惋惜也。按孙氏自民国二十年辞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后,即来平隐居,习字课徒,为其日常生活。闲时更携其女公子,孙书庭女士,至西四牌楼大红罗厂名画家方鬘云处学习绘画。孙氏有三子二女,长子、三子,及四女,均早夭,现仅存次子孙存周,及五女孙书庭。存周、书庭,家学渊源,均精擅拳术。孙氏之夫人,闻亦擅技击,现犹健在。记者经方鬘云君之介绍,昨日于中国古法书画研究会中得晤孙书庭小姐,谈及孙氏生活历史,颇多有趣味材料,亟为此文志之,以供爱好国术者之一阅也。”

《京报》中的“无病逝世”说。1934年《京报》:“中国太极拳术惟一名手孙禄堂氏,技术精妙,已臻上乘。且对于奇门教学,亦均有相当之研究。不意去岁由平返完县原籍后,于去岁十二月二十五日,无病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诚为国术界之重大损失,一般友好,闻之莫不悼惜云。”

《大公报》中的“无病卒于里第”说。1934年1月29日《大公报》之【本市消息】:“名国术家孙福全字禄堂,蒲阳人,精太极形意八卦拳术,有名于时,著述甚夥。曾充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弟子遍海内,近在籍逝世,享年七十有五,生平轶事甚多,闻其高足龚仲衡君,刻正著手征集孙君传记,以垂久远,并拟编订蒲阳派同学录,兹将孙氏生平事纪觅录如次。”《孙福全传》:“孙氏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世居县之东任家疃。幼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从李魁元师读,师并授以技击。君少孤,乃弃读经商,以奉母。生平负气节,好任侠,复从郭云深习形意拳,技由是大进,中年走京师,更(师)程廷华、郝为真,习八卦、太极诸拳。清室意公慕君名,折节下交,君无一言请托,以是缙绅先生益重焉。东海徐鞠人督奉省,曾招君往,以功保知县。晚年一度为公府承宣官,授陆军少校。民十七年,江苏省国术馆聘君为副馆长。暇则临池,得钟王之似。于奇门、算术、周易诸书,靡不研究。君之论拳术也,不分派别,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乡有夫出数年,其妻贫不能守,君故托其夫之信,且予以金。其夫后果归,得免仳离。君之隐德类如此。岁癸酉十月,以无病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五,著有形意、八卦、太极、剑术、拳意述真等书。子存周能继其传。”

《完县新志》中的“无疾而终于里第”说。1934出版的《完县新志》:“孙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世居县之东任家疃。幼聪颖,读书过目成诵,从李魁元师读,师并授以技击。因母老家贫,乃弃读经商,以资奉养。素负气节,好任侠,访有志同道合者,非尊为师,即结为友。复从郭云深先生习形意拳,技由是大进。中年走京师,更师程廷华、郝为真,习八卦、太极诸拳。清室意公慕福全名,折节下交,福全每与意晤,除谈论拳术外,无一言请托,以是缙绅先生益重之。东海徐鞠人督奉省,曾招之往,以功保知县。晚年曾一度为公府承宣官,授陆军少校,六等文虎章。民国十七年,江苏省国术馆聘福全为副馆长。暇则临池,得钟王之似。于《奇门》、《算术》、《周易》诸书,靡不研究。其论拳术也,不分派别,合形意、八卦、太极三家,一以贯之,纯以神行,海内精技术者皆望风倾倒。为人重然诺,有古风粹然之气见于面背。乡有夫出数年,其妻贫不能守,福全知之,故托其夫之信,且予以金。其夫后果归,得免仳离。其隐德类如此。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县城各机关公务员曁各学校职员久欲师事福全,冀得拳术精意,尼其行,而福全亦眷念吾党小子无人指导,允其请。遂由教育局长刘如桐等集议组织国术研究社,得生徒一十八人,按时教授,备极勤恳。是年十月间,无疾而终于里第,年七十有五。著有形意、八卦、太极、剑术、拳意述真等书行于世。长子星一及三子焕敏早卒,次子存周能继其传。”

陈微明《孙禄堂先生传》中“接引”说。1934年8月《国术统一月刊》登载了陈微明撰写的《孙禄堂先生行状》,文中写道:“壬申九月,忽欲回乡里,家人留之不可。既归,每日书字练拳无间,惟不食者二旬,预知殁之日,临终见佛至接引,嘱家人诵佛号,勿哀哭,安坐而逝,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

以上五则史料都言及孙禄堂去世的情形。其中最详细最准确的无疑是《世界日报》的报道,如记载了孙禄堂去世的年月日时辰、原籍地址、孙禄堂辞去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的时间、孙禄堂子女的情况、孙禄堂夫人的情况等等。唯有将“完县”误作“定县”,这一不应该有的错误要么是记者的笔误,要么是排版印刷错误。其中最谬误的当是陈微明的《孙禄堂先生传》,居然把孙禄堂去世的年份都弄错了。其中最简略的则是《京报》的报道。

《完县新志》关于孙禄堂的传记与《大公报》所载《孙福全传》几乎雷同,可以判断是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大公报》明确写明了“兹将孙氏生平事纪觅录如次”,也就是说该报所载的《孙福全传》乃是记者得自某人,此人很可能是龚仲衡。龚仲衡,即龚剑堂,孙禄堂的弟子中,民国时声名最著者。他当时正在天津,而《大公报》也是在天津。记者说龚剑堂正“著手征集孙君传记,以垂久远,并拟编订蒲阳派同学录”,可惜后来全无音信。大概龚剑堂于1934年底拜师杜心五先生后,见到了山外之山、天外之天,就不以孙禄堂为念了。这篇文章明明是记者从他处抄来的,童旭东偏在《孙氏武学研究》中标出“《大公报》撰”字样,其篡改史料的恶习于此可见一斑。

《大公报》登载的《孙福全传》发表于1934年1月29日,孙禄堂去世仅月余。如此短的时间,孙禄堂的传记就撰写出来了?谁会如此积极?当然只有孙禄堂家人。根据内容,我们推测是孙存周。《完县新志》从1929年开始编纂,1932年定稿,1934年出版,为何能把1934年最新出的《孙福全传》收入书中?毫无疑问,孙禄堂弟子中,一个叫刘如桐的起了重要作用。刘如桐时任完县教育局长,《完县新志》的编辑之一。查《完县新志》,“人物”篇是由另一编辑马寿堂(长龄)所撰。故,此《孙福全传》应是孙存周提供材料请马寿堂所写,而刘如桐也参与其中。孙存周知道其父去世后,媒体会做相关报道,此时如有传记文章,无疑是个很好的宣传机会,文末“子存周能继其传”岂不大有深意?故孙存周拿到文章后,立即发送给亲友,天津的龚剑堂亦得了一份。《大公报》记者闻知孙禄堂死讯,前往龚剑堂处采访,抄得这一篇传记,去掉了一些内容后发表。

经过上面的分析,关于孙禄堂的情况,《大公报》、《完县新志》的信息之来源都是孙存周。而《京报》所报道的信息也应来源相同,不过间接得之,简略许多。这三则史料都说孙禄堂无病而卒,享年“七十五”岁。而孙剑云告诉《世界日报》记者的信息是:孙禄堂病故,“享年七十四岁”。这种关键信息,记者一定要打听清楚,被采访者也不会说法不一。

两兄妹都陪在孙禄堂身边,为何说法还有这多不同呢?1934年,孙剑云未满20岁,还在读书。而孙存周已41岁,早就以教拳为生了。孙禄堂一死,孙家的当家人,肯定是要儿子孙存周接班了。故,关于孙禄堂去世的信息,孙存周所透露出来的,占住了当时媒体报道的主流。唯有《世界日报》记者不辞辛苦,且因重量人物的介绍,才采访到了尚待字闺中的孙剑云。孙剑云此时还不能体会其兄的深意,故没有附和无病而卒的宣传口径,明白说出是“病故”。

至于“七十五岁”与“七十四岁”的差异,当然还是孙剑云所说精准。孙存周故意说成七十五岁,应该是为了好听一点。


陈微明所记载的“见佛至接引”故事,无疑也是闻自孙存周。孙存周长期在上海以教拳为生,并不出名,不过有口饭吃。他将孙禄堂宣传得越神化,他这个独子也就越有价值。陈微明并不了解孙禄堂去世的情况,当时又见不到孙剑云,只能对孙存周的说法信以为真。

纵观孙存周、孙剑云兄妹两种不同说法,其根源在于孙存周、孙剑云两人的不同年纪和身份。孙剑云因年少且涉世未深,故口出直言。孙存周因老于世故,故善作宣传。

二、改革开放后

到了九十年代,孙剑云已不再是当年的懵懂少年,也变成了一个以教拳为生的老“武术家”。关于孙禄堂去世情形,其说法也变了个样。

孙剑云1994年在《忆父亲孙禄堂》中描述:“老家有一个院子,父亲说:‘我出生在这个院,死也要在这个院。’至10月29日凌晨,我伴坐在父亲右侧,大嫂在左,二哥拿着钟在前,父亲喃喃地向我们讲述他的武术生涯。一会儿,问:‘几点钟?’二哥答后,父亲认为未到时辰,又复述平生。过一阵又问,如此三遍,当二哥答:‘6时零5分’时,只见父亲摇了摇头,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无病而逝,驾鹤西游。”

孙剑云此时终于理解了其兄孙存周的苦心,赞同了“无病而逝”的提法。其高徒童旭东则在陈微明“见佛至接引”的基础上,编造出“仙佛接引”的故事。当然,陈微明的常识显然比童旭东强多了,只说“见佛至接引”。哪里见过仙有接引之说?“仙佛接引”的名词都是童旭东杜撰的。


童旭东在《孙存周先生传》中描述:“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

《孙存周先生传》和《忆父亲孙禄堂》所描述的孙禄堂逝世情形,同者少而异者多。时间相同,都是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凌晨6点零5分。地点不同,一个说孙禄堂死在“屋中”,一个却说在“院子”里。过程不同,一说孙存周出去转圈、烧纸,一说孙存周拿着钟报时。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一个说“仙佛接引”,一个说“无病而逝”。

孙剑云回忆孙禄堂要死在院子里的理由颇为搞笑——“我出生在这个院,死也要在这个院”。这个院子也挺长寿,孙禄堂活了73年,其父早亡,显然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其寿命岂不得接近百余年?清末的泥砖房、茅草房的平均寿命有多长呢?孙禄堂祖父的家境必然不好,否则不至于其父一死就毫无照应。这等人家建造的房屋能经受近百年的风吹雨淋?另外,难道孙禄堂的母亲是在院子里把他生下来的?放着好好的屋子不用,偏要在院子里生?无法理解!孙禄堂死在院子里,也不好理解。北方大冬天的凌晨6点不到就起来在院子里坐着,岂不令人生疑?

应该说,即使是孙剑云的回忆,其史料价值也远不如民国时期她自己的说法。不过,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6点零5分”。民国史料没有讲得这么详细,1934年《世界日报》记者采访孙剑云后,只笼统写出“卯时”。孙剑云对这个时间的记忆应该是准确的。

那我们就从这个时间入手,看看孙剑云、童旭东所说是否可能发生。

根据日梭万年历可知:
1933年12月16日(农历10月29日)
河北保定
日出07:29:29日面上边缘与地平线相切
天亮(民用晨光始)07:00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6°

由此可以大概推算出:
航海晨光始约06:30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12°
天文晨光始约06:00太阳中心正好在地平以下18°

太阳中心在地平以下18°时,是真正的黑夜。这时,肉眼可见的最暗淡的星也已经开始显现,天空完全暗下来。孙禄堂去世时的6点零5分,太阳中心在地平下约17°,天文晨昏曚影刚刚开始。此时无论在室内或户外,光线极为暗弱,完全看不清东西。

因此,孙禄堂去世前,他及其家人的活动几乎全部都是在真正的黑夜中进行的。而关于孙禄堂逝世的所有的具体情形描述,都不可能发生在完全黑暗、寒冷的环境中。《孙存周先生传》所写孙存周到户外溜达数次,《忆父亲孙禄堂》所写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孙存周拿着钟多次报时,在那个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又极寒冷的时刻,都显得比较诡异难以置信。

根据这两篇文章,孙禄堂在逝世前,尚坐着等了许久。那么孙禄堂及其子女该什么时候起床呢?凌晨5点?这对于12月16日这天是否太早了一点?谁会没事起这么早啊?难道是孙禄堂把他们叫唤起来的?这样一来,倒有点象我们冬天去赶凌晨6点钟的火车似的,有点折腾。没有非常之事,他们定然不会有此非常之举。

而如果按照1934年1月30日孙剑云的“病故”说,一切疑团迎刃而解。唯有孙禄堂是病故的,由于先有异常反应,其家人才能在12月16日凌晨5点多就守候在身边。唯有孙禄堂是病故的,孙禄堂才不得不于凡事极不方便的凌晨6点零5分辞世。

三、总结

关于孙禄堂去世的情形,孙剑云在九十年代的说法,以及童旭东近几年的编造,都被他们透露出来的具体时间“12月16日6点零5分”所否定。而“12月16日6点零5分”这个时间点,反而非常有利于1934年孙剑云所讲述的“病故”说。

考民国时的史料,最详细准确的无疑是1934年的《世界日报》的“病故”报道,且作该报道的记者亲自采访了孙剑云。其它报道都没有确切的可以追溯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推断是来自孙存周。孙存周当时以教拳为生,美化一下孙禄堂的去世情形,既可维护孙禄堂谈玄好道的形象,也有利于他的教拳生涯。故还是孙剑云的“病故”说可靠。

何况,“12月16日6点零5分”结合“病故”非常容易理解,若与“预知时日”“接引”结合,将很难以置信。再有,孙禄堂生前曾被点穴重伤,陈健侯、叶大密、李玉琳都讲过,孙剑云也承认,观孙禄堂晚年照片,异常的衰老憔悴,明显有宿疾内伤缠身,他后来病故自在情理之中。另外,《完县新志》记载:“癸酉夏由北平旋里展墓,适中央国术馆举行国术考试,主试者聘福全为评判员。县城各机关公务员曁各学校职员久欲师事福全,冀得拳术精意,尼其行,而福全亦眷念吾党小子无人指导,允其请”,这显然已否定了所谓的“预知时日”的说法。

综上,关于孙禄堂去世的情形,还是1934年1月30日孙剑云的说法最为可靠,即孙禄堂病故于1933年12月16日6点零5分(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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