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北宋名臣。他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名垂史册,其戏剧舞台上的忠廉形象一直深印人心;然而,张咏感慨道:“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宋史》评价他:“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他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
《梦溪笔谈》云:景德年间,河北有战事,皇上欲御驾亲征檀渊,朝廷内外的意见不一致,惟独寇准赞成皇上的主张。皇上的车驾刚渡过黄河,辽国的骑兵遍地都是,直抵檀渊城下,人心惶惶。皇上派人暗中观察寇准是什么反应,而寇准这时正在中书酣睡,鼾声如雷。人们认为他是能让这个时代镇定的人物,把他比作谢安。
这与史实有些出入。事实是,景德元年,在辽国大军进犯中原,打破数州直逼京都之时,宋廷朝野震动,真宗吓得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在重臣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的撺掇下,真宗意欲迁都南逃或南下避战,但宰相寇准、毕士安力排众议,坚决主张抗敌,促成了御驾亲征,振奋了军心,又由于寇准指挥若定,战场形势发生了积极变化。与此同时,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被宋军伏弩射杀,辽兵失倚,士气低落,又有腹背受敌之虞,故辽主有罢兵议和之意,而真宗也希望花钱买太平,尽快结束战事,遂签订了檀渊之盟。千百年来,人们对檀渊之盟的利弊争论不休,但寇准的大忠大勇却一直为人赞颂。如果没有寇准的大忠大勇,没有毕士安对真宗苦口婆心的劝导,真宗非南逃不可,大宋军民也会因此而丧失抗战的决心和勇气,一败涂地,那么,北宋末年的悲剧就可能提前上演。
寇准忠勇可嘉,政绩显著,是社稷之臣,这是公认的。但他也有许多缺点,倔强偏执,修养不足,不谙成己成物之道,从政为官还显得青涩。
《梦溪笔谈》云:寇准被任命为宰相的诏书,是杨亿起草的,其间四句说:“能断大事,不拘小节。有干将之器,不露锋芒。怀照物之明,而能包纳。”寇准看过诏书后非常高兴,说:“正得我胸中事。”在规定的润笔之外,他又另外赠给杨亿一百两银子。
此诏书其间四句放大了寇准的品德、韬略、才干,连一带而过的缺点、不足都没有,实属笔墨夸饰。
寇准任性,在朝廷上动辄与人争辩不休,不依不饶,甚至相互揭短,斯文扫地,以至于皇上怒而罢之。史载:“准与知院张逊数争事上前。他日,与温仲舒偕行,道逢狂人迎马呼万岁,判左金吾王宾与逊雅相善,逊嗾上其事。准引仲舒为证,逊令宾独奏,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此等事情,王宾独奏又如何,犯得上“其辞颇厉,且互斥其短“吗?涵养和包容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得理不让人和无理辩三分,都是缺少修养的表现,因而令人生厌。在皇上看来,狂人迎马呼万岁,虽属大不敬,但狂人神经错乱,已不是正常人,尚可隐忍,而朝廷命官在宫廷之上如此不懂礼数,行事乖张,藐视皇威,则不可饶恕。这也是“帝怒,谪逊,准亦罢知青州”的缘故。人言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白鹤壮志凌云,不狃于方寸之地,不与燕雀争喙尘埃之粟,燕雀之网焉能罗捕。
至道二年,因官衔排序问题,寇准与冯拯发生争执,又有人上疏说吕端等人因种种原因姑息寇准,使得寇准任意而为,擅权行事,扰乱法纪。太宗大怒,召见吕端等人责问。端曰:“准性刚自任,臣等不欲数争,虑伤国体。”因再拜请罪。及准入对,帝语及冯拯事,自辩。帝曰:“若廷辩,失执政体。”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因叹曰:“鼠雀尚知人,况人乎?”遂罢准知邓州。皇上罢免寇准的官职,并不是因为寇准理屈,而是因为寇准不听皇上的劝诫,依然激辩不已,鼠雀不如。有时咄咄逼人的气势,比无理狡辩更让人不能容忍。一个官员如果缺乏政治素养,动辄卷入杯水风波,谁还能指望他去搏击大海的风浪,赶出朝廷也罢。
寇准心胸狭隘,汲汲于功名。宰相王旦心思缜密,为人谦和,处事低调,工作尽责,皇上非常信任倚重他。寇准嫉妒王旦,屡次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短处,而王旦却专门在真宗面前称赞寇准的长处,让真宗觉得寇准人品有问题。天禧元年,王旦病重。真宗探视时问:“爱卿之后天下事应当托付给谁呢?”宽宏大量的王旦坚持推荐寇准为相,帝谓旦曰:“卿虽称其美,彼专谈卿恶。”旦曰:“理固当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阙失必多。准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此臣所以重准也。”上由是益贤太尉。王旦深知,由于皇上好名夸功,佞臣心怀鬼胎,极尽怂恿,一场轰轰烈烈的封禅、造天书、寻祥瑞运动,使国家出现了财政和政治危机,朝廷迫切需要大忠之人为相,铲除弊政,重振朝纲。因此,王旦看中了有荦荦过人之才,而无区区自守之善的寇准。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王旦的忠厚、大度、包容,是寇准所不具备的,真宗对待寇准始终没有像对待王旦那样信任、放权,于此不无关系。
寇准做事简单、偏执,但是大忠之人,所以,得到了以江山社稷为重的毕士安、王旦的包容和鼎力支持,成就了他的功名。一个人因机缘偶合,可能一时幸运,但不可能永远幸运。真宗在病重时,经过几番犹豫,反复权衡,最终意向是,自己归天后,由刘皇后辅佐幼主,寇准以相位制约刘皇后,而寇准希望自己单独辅佐幼主,并有积极表现。寇准“学术不足”,意识不到刘皇后的谋略、能力不在他之下,意识不到满朝文武对他不买账者大有人在,意识不到想借机蹿升者已经把他视为眼中钉,而自己已陷入危险之境地。由于寇准密令杨亿起草太子监国奏章一事泄露,刘皇后和丁谓借机向真宗进谗言,寇准被罢相;后又因周怀政等人欲阴谋杀死丁谓等人,再让寇准当宰相,尊奉宋真宗为太上皇,传位给太子,废黜刘皇后,被人告发,寇准因受牵连,被降为太常卿、相州知州,之后寇准被一贬再贬,直至客死雷州。
史书说,寇准少即得富贵,性情豪爽奢侈,喜欢喝大酒,每次宴请宾客,多关闭门扇解下骖马。他的家中未曾燃油灯,即使厨房厕所这些地方,一定要燃着大蜡烛。他任宰相,“多召两制会饮私第,酒酣气盛,必闭关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谨者甚惮焉。宗谔尝预会,日既夕矣,而关不可启,遂于门扉下窃出得马以走”。寇准强拉大臣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必关闭大门不让人回家,逼人与己通宵或彻夜宴饮,大臣只得从门底下偷偷跑掉。寇准恋酒且霸道,放荡不羁,难为百官之型范。
寇准不仅是酒徒,还是舞迷,每次在府中聚会都离不开妓女作乐。《梦溪笔谈》云:寇准喜好《柘枝》舞,与客人集会时必定要舞《柘枝》,况每舞一次必定是一整天,当时的人称他是“柘枝颠”。今天在凤翔有一老尼姑,是寇准当年的柘枝伎,她说:“当时的《柘枝》曲还有几十遍,今日所舞的《柘枝》,和当时的相比,遍数不到十分之二三。”老尼姑还能歌当时的曲子,有闲情逸致的人往往传唱她的曲子。又云:蜀地人魏野,隐居不出来做官,擅长写诗,以诗著名。他为人处世很潇洒,有很多当地的显贵人物和他交往,寇准尤其欣赏他。寇准镇守北都时,把魏野招至门下。北都有个妓女,虽然貌美但举止生硬,士人称他为“生张八”。府中聚会的时候,寇准让她向魏野求诗,魏野赠诗于她,诗云:“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无笑语,半生半熟未相谙。”
寇准纵情欢乐,挥金如土。一次,他从相府出发去镇守北门,歌妓到庭下送行,寇准用金质酒杯一边独饮,一边令歌妓吟歌跳舞,每唱一曲赠送绫罗绸缎一束,但歌妓仍显不足。侍妾蒨桃窥之,赋诗二首规劝寇准不要过于奢侈。其一: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其二:风劲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但寇准并不这样认为,在《和蒨桃》的诗中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这些故事说明寇准确有其固执、褊狭、奢侈、佻挞的一面,人文教养和政治素养不足,也可证“不拘小节”“不露锋芒”“能包纳”之伪。寇准好虚荣,自然对夸大其词的任命诏书满心欢喜,为了感谢起草诏书的杨亿,寇准在规定的润笔之外,他又另外赠给杨亿一百两银子,全无“宠辱不惊”的君子之风。
有人说,寇准一生为官不止“三起三落”,最后客死雷州,皆因其不“正”而导致。张咏曾对自己的僚属感慨地说:“寇公奇材,惜学术不足尔。”张咏承认寇准是个奇才,但又怜惜寇准人情不够练达,自身修养不足,并屡为所累。人情练达,首在秉持中庸之道,包容四海,善于成己成物。章士钊说:“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为有容?曰:不好同恶异。”庸者好同恶异,智者求同存异,圣者化异为同。好同恶异,睚眦必报,是心胸褊狭、极端自我的表现,不仅不能成己成物,而且还会遭致不满、怨恨,被人排挤、陷害。真宗认为寇准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教训是“寇准之居相位,多致人言。”嗟夫!君才虽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也。
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说:“凡前有墙、后有垣的地方,没有一处不闹阋墙与明争暗斗的勾当。”皇宫历来是高层争权夺利的险地,随时都会有大臣被人 抓住把柄扳倒在地,作为朝臣本应涤除玄览,洁身自好,如履薄冰,而寇准却奢侈、放荡,自毁形象,授人口实,注定他在官场上不会软着陆。何况,寇准还不懂官场运作之道。
仕途坎坷的柳宗元晚年感悟道:“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者。固若轮焉,非待于可进,亦可退也。”轮为载车之器,必为圆形,因为滚动摩擦阻力最小。为人处世应外圆内方,内方者,不失原则也,外圆者,进退自如也。外圆内方,是有傲骨而无傲气,是合群而不迷失自我,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是仁、智、勇兼备的君子言行规范,而不是奉行束身寡过主义的曲士贱儒的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