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 “右倾”
黄是1959年7月17日上庐山的，此时的背景是，彭德怀的信已被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标题印发。黄对彭信的看法是，有漏洞，有问题，还有刺；照实际情况，还可以说得更严重一些，但这话不能对彭德怀说。之所以不能对彭讲，因为这样可能会使彭的态度更加激烈。可见，黄对实际情况的判断与彭一样，但他较有策略。只是黄的“策略”没有使他丧失原则，据李逸民说：“总理通知黄克诚上山，并跟他谈了话，不要乱发言。黄克诚同志是绝对忠诚于党的事业的，他早就看到‘左’的问题，所以没有听总理的劝告，一上山就开口了。总理批评他：‘你吃了狗肉来的吧！劲头这么大！”（李逸民，1986：191）
黄了解彭与毛过去的恩恩怨怨，知道毛对彭信的态度,也明白通知他上山的目的，就是林彪对8月1日最后一批上山的人说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一批援兵。”（李锐，1999：258）但还是在19日的小组会上讲了真话，支持彭的意见，以至于被说成是“彭德怀的走狗”。可以说，黄是自投罗网。
内部斗争风云变幻，官员命运起伏无端，很多人都没有一贯的人格个性和政治立场。相对而言，从早期到庐山，黄一直是敢于说真话的“右派”。比较重要的几次是：
１、1928年初湘南暴动前：
邝振兴主张立即暴动，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我不赞成立即暴动，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邝振兴立即指责我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
２、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领导左得很，大烧大杀，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15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理由是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这种烧杀政策使民众不得安生，很不得人心。黄的哥哥是同情革命的农民，就对黄说：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给穷人住嘛。在永兴县委会上，黄坚决反对房子。
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
差不多与此同时，永兴县处决了一个地主，肃反委员会决定把他的几个未年的儿子一起杀掉，以斩草除根。“我向肃反委员会建议不要杀未成年的小孩子。他们认为我右倾，我又同他们争执起来。”
3、1930年，三军团打下平江后，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黄在会上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我讲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认为我目前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宜担任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了原要我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
４、1932年，第二次打“ＡＢ团”时，黄拒绝执行，被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以调动工作为名撤销三师政委的职务，并准备处死。彭德怀纠正了这一处理，不久恢复了黄的职务。
５、1932年1月，三军团打赣州，黄提出撤围的建议，未被采纳，敌反攻时，未接命令就主动撤走，由于处置恰当，未被追究。不久三军团召开田村会议，批评黄的右倾机会主义，虽未撤职,但黄一直受批。10月中央局宁都会议后，三军团召开广昌会议，撤销师政委的职务。
６、1935年2月红军再克遵义后，黄从报上知道方志敏等被俘或牺牲，中央苏区红军损失严重。黄即找一位领导谈心，认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等等。
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这次我同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
７、1935年红军出草地后，中央派李富春等人到三军团工作，由于彭德怀塑造了三军团的艰苦朴素的作风，所以战士们对这几位领导同志的特殊化（如经常聚在一起吃好的）就有意见。“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是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黄克诚，1989：240─241）黄反对这种做法，提了意见后，领导认为他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俄界会议后整编，原拟任黄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的考虑也就作罢。
８、1935年9月，红军在哈达铺的休息时间太短，战士体力消耗未能恢复，行军途中一路有人掉队。政治保卫机关怀疑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怀疑掉队的的人会投敌，就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
我当时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认为这种情况情有可原，不应处死，恰巧碰到政治部门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边这点小事情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处死。
黄的行为引起反感。一位领导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慨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到这个评语，我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跟着部队走，生怕掉队而被处死。”
９、1940年11月，新四军发起了打韩德勤的曹甸战役，黄认为无论上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宜打。后来果然没有打好，但“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从黄的经验看，所谓“右倾”说到底就是对困难看得多一些，谨慎一些。事实证明，只有“右”一点，成功的把握才会大一点。1928年湘南农军从井冈山下来后，队伍被打散，黄和李卜成躲在山上：
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山下晒太阳，还没有上山，我弟弟就送饭来了。我对李卜成说：“这几天风声很紧，我们还是把饭拿到山上去吃稳当些。”李卜成还想多晒一会儿太阳，他不以为然地说：“你怕什么？难道吃顿饭的功夫，敌人就会来吗？”我没有跟他多说，端起饭就往山上走。他无法，只好跟着我走。就在我俩刚刚爬上山坡，尚未进入树木之中时，山下的村子已突然被民团包围起来。
1945年黄率新四军三师赴东北。行前上级说东北武器装备很多，要他们把武器和装备留下交给地方，到东北后就可拿到新武器、新装备。
我历来考虑问题，总是把不利的因素尽量想得多一点，以便有备无患。我想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将怎么打仗？而且千里行军，路上遇到情况，没有武器又怎么行？所以我坚持部队现有的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上路。……尽管当时受到到一些责难。
这一担心不是多余的。伍修权当时负责与东北的苏军联系，苏方说沈阳附近有一个存有十多万支枪的武器仓库，可以就移交给我军。伍修权报告了中央，中央马上命令山东和黄克诚部队，把原有的武器留在关内，迅速徒手出关到沈阳接受这批新武器。“两周以后，奉命接受武器的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东北，我们正要苏军实践诺言，却意外地得到他们内容相反的通知，说是由于国际上的种种原因，那批日军武器要另行处理，不能按原计划给我们了。这一弄得我们非常被动。出关的部队已将原来的武器留在关内，预定得到的新武器却一件也到不了手，成了一群徒手士兵，部队上下都在埋怨。”
1952年的“三反”意在整肃党和政府内的贪污腐化分子，中央向各地下达了数字指标，“试行几天后，我就感到有问题。”“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搞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而所谓“左倾”，不但给革命带来极大危害，左派分子本人也往往不是坚定的革命者。比如邝振兴：
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这时他却躺倒不干了躲在家里不肯出来。我就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动员他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仍犹豫.
李一鼎更是一个逃兵。上井冈山后他任陈毅第12师36团的党代表，下山后不久就托辞到衡阳找特委而一去不回，离开了革命。
2 群众
黄的一惯“右倾”，不仅因为他生性谨慎，也在于他对革命的主要方式即群众运动有自己的认识。1951年湖南镇反，开始时，有人从宽大方面考虑问题，对镇反想不通，不想杀人。在黄的督促下，湖南开了杀戒，但3月下旬，黄即下令收缩范围，停止大捕杀。
可是收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杀戒已开，又有点停不住了。惯性是客观规律；物质运动还能精确计算，群众运动则是很多人的运动，人又不同于物，各有各的主观能动性。所以领导者就更得认真、仔细地，注意观察及掌握运动的发展、变化；及时地给予指导和控制。否则就会出现推不动、展不开，或展开后收缩不住、控制不了、造成扩大化的情况。湖南省委决定停杀，已严令下达，还是过了个把星期才完全停了下；那还是我们下力气狠抓的结果。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刹住了车。（黄克诚，1994：227─228）
群众运动有其非理性的情绪性特质，一旦发动就不那么容易停止，多次出现的过火、过极、扩大化等等，除了“矫枉必过正”的思维方式外，主要原因就是很多官员对群众运动的惯性认识不清，不是推不动、展不开，就是收缩不住、控制不了。由于总的说是左的倾向占统治地位，所以更多的情形是杀戒一开，就难以收拾、难以刹车。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兴县公安局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有“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样的观点。（王年一，1996：71）“此后，斗打、乱杀事件日益严重，由开始时斗打个别‘表现不好’的‘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的‘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开始时打杀‘四类分子’本人，发展到乱杀家属子女和有一般问题的人，最后发展到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又如在‘文革’中，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之下脔割肢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最野蛮暴行。仅在广西武宣县，被吃者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１人，挖心肝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全部吃光（连脚底板都被吃光）的18人，活割生剖的7人。在武宣县武宣中学，甚至出现了大批学生斗完老师、校长后，在校园内就架起简易炉灶，将他们剖腹脔割、煮熟分食的惨剧。吴树芳老师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王毅，1998）
身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肯定不会同意或批准像大兴、武宣这样的屠杀，他只不过开了一下口子，“不要勉强”就成了“支持鼓励”，群众中蕴藏着的狂热就喷涌而出，酿成难以收拾的惨剧。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连从来“不怕乱”的毛泽东也提问：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其实还差得多，到1976年毛辞世，文革也没有结束。原因很多，运动起来手群众不好控制是其中一条。从土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