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玲
中国现代文字史上的双子星座。因缘际会，在临汾会合。她和她1938年相遇，萧红二十六岁，丁玲三十三岁。都是女人生命中的最好华年。
丁玲与萧红有一张珍贵的合影。那张照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丁玲那个几年前还是又苍白又小资写过《莎菲女士日记》的作家，此刻是个革命战士，是被伟人称赞为“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照片中萧红一袭黑色长裙，白色围巾，黑漆方口皮鞋，温婉典雅，席地而坐，此时与端木情感渐稳憧憬在幸福中的萧红，打扮得已经与众不同，而丁玲则头戴军帽，身披军大衣，穿着粗布的宽大的军裤，如果不是认真看，无法看出是个女性。
二人相识后，在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但萧红的文字中从来没有提过丁玲，而丁玲写过一篇追忆萧红的文章《风雨中忆萧红》。
在这篇文章中，丁玲这样回忆同萧红相识的情况：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
丁玲和萧红相互认识在1938年春天。从年谱中可知道．丁玲在1936年冲破国民党监视来到解放区。次年9月．作为“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带领团员奔赴山西省各地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她们都是敏感而才华出众的女性，按说两个月相处亦可以结为好友，但萧红显然没有把丁玲纳入自己的朋友圈，并且也许她从丁玲那不男不女的打扮与作派上，更加坚定了她不去延安的决心——女性的思维首先取决于直觉，延安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就是取消性别，取消个性之美，这在萧红是无法忍受的。此刻，萧红是个有着写作规划与野心的作家，她对于政治，政党天然有着疏离与警惕，一个作家，首先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这精神，而政党就意味着整齐划一，遵守纪律。
而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个有着火一样性情的新式女性。1936年5月她遇到曹靖华时表示：
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
尔后，她又悄悄地到上海，胡风帮她一步步与共产党组织联系。第三天她见到冯雪峰―――一个与自己“曾有过热烈的爱情”，参加长征后由陕北被派到上海领导文化界工作的共产党人。接着，她到了延安。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莎菲的浪漫气息已成枯死在书页间的昨日黄花，此间的丁玲，：“她是一个使你想起乔治?桑和乔治利亚特那些别的伟大女作家的女子――一个女性而非女子气的女人”。生活是能改变人的，尤其能改变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再过三、四年，到1944年夏天，赵超构先生见到的丁玲，“她大眼、浓眉、粗糙的皮肤、矮胖的身材、灰色的军服，声音洪亮，‘有一点象女人’”。“她豪 饮，健谈，难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烟抽得很密，大口的吸进，大口的吐出，似乎有意显示她的豪放气质”。
萧军的小说《侧面——从临汾到延安》里有一位似乎是以丁玲为模特儿写的人物段女士。她曾这样讲述自己的心理：
我如今……什么也不想……我避免着我的灵魂底苏醒……我有孩子，也有妈妈……但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想工作，工作，工作……从工作里捞得我所需要的……。我没有家，没有朋友……什么也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有的只是我的同志……我们的“党”……我怕回复文学工作……这使我忍受不了那寂寞的折磨……
《侧面》这篇小说记实性地描写了萧军与萧红分手的过程。段女士的形象塑造得非常生动，这些话很具有真实性，令人感到不会是萧军的凭空创作。
这样的一个丁玲，一定与萧红是有隔膜的，两个人价值观与世界观此刻已经是两条道上的车，是无法交集的。丁玲坦率地写道：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
萧红显然没有把丁玲看成是朋友，在她们相聚的两个月里，萧红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与萧军分手，怀孕，与端木相爱。面对一个比自己大七岁，而且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萧红没有敞开心扉向丁玲求救。而丁玲此刻也有着自己的苦闷，但这些苦闷是无法说出口的，对政治的追求，远离了文学，这让丁玲内心惶恐不安。两个女性各有自己的苦恼与心事，但这苦恼是如此不同，就像鸡同鸭讲，无法引起共鸣，两个聪明而敏感的女性干脆用饮酒与唱歌代替倾诉。“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
在追忆萧红逝去时，丁玲痛切地感到自己对萧红了解太少，没有把她留在延安，延安干燥的气候也许会对她的健康有利。她自责地写“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日本的萧军研究学家平石淑子在采访端木，端木回忆，在西安与萧军邂逅时，萧军当着萧红和端木的面说：“萧红，你和端木结婚！我和丁玲结婚的。”这句话说的如此唐突，以致端木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回想的时候都无从解释这句话的真意。另外一个可以看出萧红反感丁玲的材料是池田。池田幸子是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妻子，同萧红从上海时代到重庆时代有过亲密交往。据池田幸子说，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她询问过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池田解释，那两人的性格实在太不一样，这使得纤细的萧红不能忍受了。
其实，根本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一种气息。一个是向往幽静田间的花朵，一个是向往革命的小白杨。她们虽然都是女作家，但相聚并没有接近彼此的距离，反而更觉得互不欣赏。但文字终究让两颗不同质地的心灵发出一样的和声，丁玲悲哀地发现，萧红的离去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寂寞，因为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