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晚和同学们一起看了《IceAge4》（《冰河时代4》），我们是两个班计1和农2的孩子一起，音响效果很好，有剧院效果。这部八九十分钟的电影真好，想不到动画片也这样有大片的风采，有情节，主题鲜明，关于爱的主题，家庭之爱，团队之爱，朋友之爱，也有很多幽默的元素，让人很震撼。我们也看了富于励志色彩的《生命的十字架》（大约五分钟）和悲伤的“乡愁”——柴静主持的《看见·归去来兮》（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我们的本意是半期考试过后，学生处于读一个月书的中间时段，有点难熬，我们放松调节一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嘛。本来，半期过后，班级宜开展一些活动，让班级中途加点“油”。今天的阳光很好，很暖和明媚，上午第三节课下课，两个班长唐明和张依代表全班同学来申请下午去晒太阳，去爬山之类的，反正是出去放松透下气。其实这也是我们正考虑的，但想到这是在补课期间，而且安排的都是正课，一个班出去，就个一个老师和大家同乐，不好，同时，未考虑准备成熟，仓促出行，也不好。第四节课时，我给大伙儿讲了一下想法，同学们都有点泄气，但我同时对大家说，我们一起会考虑的，本来我就在思考了，因为这是涉及到团体的东西。
从上午三节开始，一直六节都是计1的语文课，因为爱人（专业课老师）要去参加同事举行的满月酒宴，明天，我也必须去姑父的生日宴会，就调了一下课，这样一来，加农2的课，我是从早自习要一直上到明天上午第二节下课，16节课。一味的做语文，学生写读，我讲解，学生吃不消，我也很疲累，我很想找间多媒体教室来放部电影啊。前几天无意中看到帮松电脑里新下了部《IceAge4》，是一部动画片，英文声音中英文字幕，画面很美。我想起和学生闲聊时，得知很多高中孩子很喜欢看动画片，而且也可以听点英语，看点英语，是一个goodidea。但放假之前没计划要用优课室，就没去借钥匙，心里有点遗憾，只得咬着牙按平时上着呗。下午第一节，得知魏哥有补课，我想这下找到办法了吧，魏哥是教导处的一个主任，我就到教导处拿多媒体（阶梯）教室的钥匙，以前，这个教室的投影仪效果很差，前不久换了灯泡，我抽第二节下课时间去试了一下，有彩色，画面效果比原来好多了。第一节课学生做未做完的试卷，《3+X》上的现代文，做半期考试的纠错和积累，我则在黑板上板书《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我有意写得很正，影响一下学生，平时很多孩子的书写很不好，写正字这一点在名句填空方面很重要，必须一笔一画产交待清楚。第二节课鉴赏刘禹锡的那首诗歌。第三节学生交换号昨天做的《游褒禅山记》的试卷，绝大多数是选择题（3分一个），另有十二个拼音（1分一个），共98分，大多数同学得的五六十分，而后，我们迅速讲评纠正，有的题出得很不清晰。第四节课我让计1的同学到阶梯教室，很多同学在欢呼，意味这意味着有新鲜的东西可以看，比在教室里上要，感觉要好很多。科代表聂霞说她刚才还在想好久没到多媒体上课了，可能要去了吧，想不到就真的就去多媒体室。由于时间关系，我给同学们看了《生命的十字架》，这以前上班会课讲过，这儿另采用的视频，而后看的《看见·归去来兮》，上学期在期末考试前，我看到柴静的博文《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很震撼，曾给两个班的学生读过文字版的，当时我读得很累，很匆忙，学生感受体悟不深。我已看过几遍了，看这遍时仍忍不住要流泪，将心比心，人的感情都是相通的，把自己放到那个环境，那个时空，真是情何以堪，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看的时候，教室里安静极了，我分明听得刘念念的抽泣声，其他同学也有些泪眼婆娑，我没有看同学们，害怕他们难为情，我想此时此刻，同学们一定在想妈妈，因为我也在想我的妈妈——
“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而后，我问大家明白余光中的《乡愁》了吗？答案不言而喻。我给同学们谈起了爱人的姑爷爷，我们叫的是爷爷。爷爷是27年生人，一生过得很苦。十岁左右，他的父亲离世，他的母亲迫于生活，走了另外一家，就只剩十多岁的爷爷独自生活，靠给地主家打长工短工过活，后来参了军，他从没对家里人讲过那时作战的情况，可能那是多么难以回首的往事，当兵时，骑着高大的军马回老家娶了长辫子的漂亮的婆婆，后来转业到了油矿，日子相对好过一点，爷爷就把他的母亲接到身边。听婆婆说，从没听到他叫一声妈，他是以孩子的口吻喊的“婆婆”，前几年，年届八十的爷爷得了前列腺癌，患病五六年，他以顽强的意志和强壮的身体和病魔斗争，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在迷幻中，他叫得最多的是“妈妈”。我知道，坚强的爷爷此时和小孩子一样，他回到了婴幼儿状态，回到了生命的起初，他多想补偿回小时候缺失的母爱，他多想依恋妈妈，寻求妈妈的保护啊！那一声“妈妈”让人心酸无助。——这就是人啊！
我也给同学们谈到了以前我们在学《乡愁》时发的补充材料，宋楚渝的演讲。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要求大家六点半到阶梯教室，说是上作文课，我这是给同学虚晃了一枪，并且，给农2上第四节的廖老师打电话，请他通知学生下午六点半也到阶梯教室上课。六点过点，我调试好设备，下午放时，只有一个音箱有声，原来是音频线的问题，幸好，我备了一根新线，这下几个音箱都有声了，效果好，但投影仪的遥控板不灵敏，离上课只有十分钟，同学们都开始来了，我只得手动开投影仪，站到桌上够不着，让高个儿的唐明借助一个矿泉水瓶也够不着，唐明到处去找棍子，我在不停的按遥控板，没想到一下子又打开了。课前我给大家（两个班）放了这个时期（第一轮复习）用的歌曲《蜗牛》，让大家背了两遍《乡愁》。看《冰河时代》前三四十分钟，同学们笑声不断，后来，感到了一种灾难的严肃的东西，没有开始那样“轻浮”。八十多分钟放完，刚下第一节自习，我们按惯例夜跑，不同的是今晚我给班上的同学照相和第二次录音（跑步的声音），这两天有一个我带的初中03级女孩刘玉清辗转与我联系，我今天找他们那个班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我在这个暑假翻拍的这个班当时开中秋晚会的几张照片，已很模糊了，好多同学我已想不起了，有好多和其他学生混淆了，所以，我从08级学生开始，有意识地在记录他们的成长。跑步前，我给同学们放了9月17号夜跑时的录音，同学们很震撼振奋，我告诉同学们，我们现在坚持跑五圈是有好处的，我们是一个集体，大家都要加入跑步的队列当中来。前几天，总有十个左右的同学不跑，女生特殊情况，男生脚疼。昨晚上，我问了几个女老师，女老师说，在特殊时期，女生跑得，只是运动强度不要过大。对于三个脚疼的男生，我一个一个地找来谈话，第一个找的朱二娃，他是个汗脚，我让他脱了鞋 子我看看脚，刚开始没闻到味儿，一下闻到了，差点臭死。他的脚长大，脚底都泡白了，看着怪可怜的。我询问了他的鞋子透气不，袜子和鞋垫的情况，让他多准备几双。他说，脚痛主要是因为剪脚趾甲，把边脚指夹伤了点，我把他脚放到我腿上看了看。确实。肖易，前几天和他谈了话，他的逆反对立情绪好多了，我害怕再闻臭，就没看他脚，他说他脚要开口，跑着时疼，旁边在办公室上机操作题的龚雪说她们原来寝室好几个同学的脚也要开口，她也要，去买了什么“脚黄金”来搽就好多了，我们就脚的问题聊了好一阵子。林俊威，我常叫他“小胖子”，我说我是“大胖子”，他脚短短的肥肥的，他足弓可能不明显，他说跑个三圈脚就有点痛，他一般就不跑了，另外，他的左脚从小到大已崴了四五次，跑久点，脚腕处痛。我同意他们三个可以不跑，和平时一样，就站边上守望。当然，龚雪从开校就同意她不跑，因她脚跑起有声音，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原来是让她在教室里，后来，夜跑时在教室的同学多了，不像那“一家人”了，我就强制要求都要到操场，不跑站在外边透口气也好，背点东西也她，换个空间。这段时间，她偶尔跑一下。这样一来，我原以为这些同学都会不跑，没想到他们每个人都参与了跑步，这真让我感动。今晚跑得好，人齐了，跑着也感觉带劲，我们不孤单，整齐有气势，真做到了我到了我们要求的“沉默而匀速”的奔跑。
跑完步后，计1的同学回教室上英语，农2的同学继续看《生命的十字架》和《看见》，同样，很多同学哭了。
后两节课，同学们在教室里上自习，鸦雀无声，都在默默地做事，表现得特别好。
第二排两个男生：朱俊与林俊威
最后穿黄衣只照了半个身位的乖乖女就是龚雪
第二排现了半个身子穿茶色夹克的是肖易
第二排两个男生：朱俊与林俊威
穿牛仔裤茶色夹克（他小子网购的，不错）的是肖易你能找到龚雪吗？
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http://jishi.cntv.cn/kanjian/classpage/video/20120423/100030.shtml
柴静
1登船
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按照当时台湾《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6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8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3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4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别离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3活着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4望乡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3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4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1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十多万人在金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一艘能装一万人。他13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6个月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2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高秉涵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荷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五月石榴刚熟，外婆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功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77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3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泳池。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六个省，2000多里路，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个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上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天气很冷，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就往边上一躺就睡了。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在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4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他能够生存，是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5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的墓前，大哭一场。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归去来兮》，主编范铭，编导郭小龙，策划余阿水，导视天舒，音频谢薇婧:片中《乡愁四韵》的大提琴和钢琴的变奏出自她手。）陸海空軍刑法》第九十七條，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是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这名逃兵把十几年前买的药交给了高秉涵，希望有一天他能带给自己的母亲，如果不能，就把药装进瓶子里，写上“郑贺氏”漂去海上，也许能够漂到家乡。这些药片已经几乎已成粉末，高秉翰拿着药回到家中，忍不住痛哭流涕。“我变成是一个……我是杀死一个回家探母想妈妈的人的刽子手。”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我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平静下来之后，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
6家书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35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个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有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为他做过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7乡愁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15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里，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荷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呀何止七壶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是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28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8回家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柱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最终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我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竟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我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他能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的时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他只有四十四公斤体重，一年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的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骨灰四五十坛，日渐无法安置，他就放在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9皈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亲人，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轩，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荷，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个小狗，来了一个新的，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个狗他要去他原来的狗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10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粉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全文)
2005年05月11日10:43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5月11日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日(11日)上午在北京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演讲实录如下：
尊敬的顾校长、中台办的陈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听到顾校长刚刚的一番赞美之辞，套一句北京人所说的话，听到以后，特可心。
昨天还有天气预报说可能今天有一些雷阵雨，但是今天到清华大学来，看到不仅是风和日丽，而且是拨云见日，这不就象征两岸关系雨过天晴、拨云见日，这种期待是我们大家共同的。
在今天楚瑜跟我们亲民党的大陆访问团特别到清华大学来，是因为明儿个楚瑜要跟清华大学出身的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在明儿个跟他见面之前，(我)要亲自来目睹这个执中国科技牛耳的清华大学，看看所谓国之英才的摇篮。我们亲民党所有成员要向这边的老师同学致上无限的感佩之意。
刚刚顾校长特别提到，在台湾有两位政党的主席，就是中国国民党的连战先生和楚瑜分别在“五四”的前后来到大陆，又分别的在北大和清大来演讲，这是一项非常别具深厚意义的安排。因为“五四”先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中国人自省自强的开始，我们两个人分别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本营来演讲，正代表两岸人民共同的期待，炎黄子孙出人头地的共同愿望。
走进清华的校园，楚瑜内心有无限的感佩，清华大学在民族的衰败当中立校，在战乱的废墟中重新再生，以科学和学术来强国雪耻，造就了像胡锦涛先生和许许多多将近300位以上的副部长的这些党政要员，跟众多的文、法、商、科技精英，持续地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清华确实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骄傲。
不只是在北京，同样的清华1955年在台湾复校，50多年来，台湾的清华也培养了超过35000位精英，他们不但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上扮演一些积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在亚洲在台湾称之为“矽谷”——在大陆称之为“硅谷”的新竹科技园区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所以两岸的清华近年来的交流更使“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清华校训成为两岸推动改革发展的人民共同信仰的核心价值。所以不论是在大陆或者是在台湾，清华的校史正是中华民族百年以来否极泰来的民族成长史，也是迎头赶上的创造史。所以清华这个学校我们用16个字来形容，叫做“一块招牌、两间店面、殊途同归、自强不息”。
清华的经验就是中西和解再生的经验。西方科学的务实的态度跟中华文明的人本精神巧妙地在清华结合。在这边既有像王国维先生、朱自清先生一流的国学大师，也有像杨振宁、李政道先生两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基于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我们彻底认识了现实，彻底了解了世界的趋势，彻底的自我检讨，然后兼容并蓄地开始成长，迎头赶上，开始超越。
这是一个从和解、和平到和谐、合作的一个成长过程，我们成长的方法是从消除误解到了解，从了解产生谅解，然后从谅解找出方法来化解，由化解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没有吃亏，反而成长，从中找到我们的自我定位，重新取得民族的自尊。所以清华的经验就是全中国人最好的经验。
(我)从抵达北京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就是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而不应该是一条绳子，镜子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作为，看到前人的教训，而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绳子则是一种纠缠，让过去的冤孽影响到现在人理性的思考。两岸的历史和未来千丝万缕、千头万绪，正考验着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台湾和大陆的同胞们，能够有更大的智慧，让中国人来共同处理我们自己中国人的问题。
我们要读通历史，就应该看清世界的大势，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一系列改变的开端，经济全球化、区域整合化和和平基础化，随之而来的全世界无可抵挡的是要走向一个相互依存的“地球村”，对立和战争逐渐丧失了它绝对性的地位，和平是唯一合理的选择，也是一切成长和繁荣的基础。世界大同已经不只是梦想，而是必然的一个趋势，没有任何人能够抵挡我们中国人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两岸自己的问题。
另外，一个全球必须面对的必然趋势，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就在两天之前，5月9日这一期的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来做封面报道，报道了中国近年来突飞猛进的成就。
报道上说，改革开放的25年以来，中国成功的让超过13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脱离了贫穷。而去年美国最大的超市，就是沃尔玛，它是美国贡献20DP的首富的公司。在它6000多个供应商里面有5000个来自于中国，占所有供应商的80%。现在美国人学中文急切的程度超过去学法文。以往我们讲电影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但是现在中国的电影和明星去向美国输出，在大陆有张艺谋，在台湾有李安，章子怡更是大家所认识。
所有的数据和事实都说明，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15年以前，美国认为浦东的开发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现在却是亚洲金融的中心。欧美的经济学者都认为，以这种干劲和快速发展的程度，中国经济的实力在2015年将超过日本，而且在2039年会超越美国，这是了不起的愿景跟共同的成就。
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崛起是既羡慕又害怕的，其实外国人所不了解的，中国人一向讲求王道，富国的目的是为了利民。中华民族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之害，所以强盛之后不但不会霸道，之后会更加的谦恭。而柔于克刚，王道负重，这才是我们富强之后多向外国人展现中国人东方文化的特质。
全世界都在等待中国这条巨龙能够腾云而起，但是两岸的中国人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话的一个主题。现在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繁荣富足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最关键的时刻。
因此，两岸真正的敌人不是兄弟彼此，而是束缚了中国数百年来的落后跟贫穷，让所有中国人能够挣脱落后和贫穷，成为一个均富的社会，才是这个时代我们海峡两岸所要共同追求的目标。事实上，50年以前，台湾就认清了贫穷才是发展最根本的障碍，因此开始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系于同时维持“一高、两低”，“一高”就是持续的高经济成长，“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率。同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准和充分的就业，最后通过税制跟教育，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
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的，一方面要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正如培根所说的，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
举例来说，蒋经国先生执政的16年当中，就是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每一位公民所得从482元美金成长到5829元美金，增长了11倍，但是最高所得的家庭五分之一和最低的五分之一，当中的差距一直维持在4到5倍以下的水准。
现在台湾有21项IT产品居于全球龙头地位，去年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生产了4500万台的笔记型电脑，占全世界的71%。即使现在经济状况有所起伏，但是台湾每一个人的“国民所得”一直能够保持在12000元到14000元这个水准。
台湾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全球布局营运管理的能力和提供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近50年来的台湾跟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成功地能够从贫穷翻身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那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专业和尊重制度。
前任的WTO也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秘书长、做过泰国副总理的素帕猜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亚洲各国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制度的竞争，谁能够在制度的改革上做得越快越好，才是真正的赢家。而在可见的未来，两岸在制度的调整上还有许许多多可以互通、互补的空间。
如同两岸共同维护的在台湾称之为智慧财产权，大陆称之为知识财产权来保障社会创新的功能一起融入到国际，都是两岸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科目。
我特别在这边要提到一位先生，就是温世仁先生，这位在台湾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他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是一位慈善家。消灭贫穷才是最大的商机。他描写他第一次到祁连山山下黄杨川，那是一个拍古装片都不需要搭背景的地方，但是他带领工程师一起努力，现在已经把黄杨川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会议中心。他过世一周年的时候，有上万人排队去吊祭。他的事例说明两岸合作就是要能够取长补短，分享经验，相互帮忙，解决我们内在问题，面对国际的挑战，我们不止是要有医院和学校，更要把医院和学校带到农村去，带到内地去。
前几天楚瑜到南京，在夫子庙前面有一位老先生穿过重重的警戒跑到我们团员面前说了一句南京话，他说，“宋先生，我们不需要打仗”。这说明了和平正是两岸人民共同的心声，我们应该一起共同的努力，使两岸成为世界的工厂和繁荣的市场，而不是要变成一个战场。不论是基于人本的精神、商业的需求还是民族的发展，一个均富的中国大陆，一个稳定、开放、进步、和平的中国是符合世界全球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
趋势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条政治的黑水沟横在我们海峡两岸之间，使得我们双方的交流不能这么样的顺畅。我们必须要从历史来理解这条黑水沟的形成才能够搭起和解和合作的桥梁。在历史上，台湾常常被视为化外之地，许多的福建、广东的移民为了生存冒险来到台湾，那种艰难的过程一般人很难以想象。在台湾里，民间流传着在清朝的一条叫渡台悲歌。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劝君莫要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
甲午海战以后，台湾就像一个家道中落而被卖出去的养女，一个不争气的朝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则把台湾当作殖民地50年。1949年，国民党的部队和家属几百万人撤退到台湾，楚瑜跟随父亲就在这个时候登上了这块土地，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落地生根，努力打拼，自己才深深体会出来“千万个人去无人转，自生自死谁知难”的那个含义。
那种既怀念原乡，又扎根于现在家庭的一种心境。两边都是我们的家，一边有我们的祖先，一边有我们的子孙，没有人会要去争取一边的认同而去放弃另外一边，这就是各位大陆的乡亲，您慢慢去体会，为什么甚至于连蒋经国先生都说“我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道理就在此。
其实，大多数的台湾人既不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也信仰着大陆上面来的妈祖和关公，还有更多的神明来自于大陆。但是400年的疏离，100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尤其是两岸发展出来的不同制度让台湾和大陆的隔阂越来越深。台湾人很恐惧，他们几十年来打拼，会不会因为现状的改变而化为乌有，因而形成了那个高度的自我保护的所谓“台湾意识”。
请各位同学、大陆的乡亲不要把“台湾意识”跟“台独”划上等号。“台湾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人跟地的一种情感，“台独”是要把台湾与中国大陆彻底的去割裂的一种企图。不可否认，“台湾意识”曾经被“台独”所操纵，但是这种政治挂帅的手法反而混淆了台湾真正的心声。例如为了“台独”而认同日本人，不仅扭曲了历史，也否定了台湾人，这是一小部分人狭隘的个人经验，既丢了“根”，又抛了“本”，所以是根本不对。
拿我们亲民党来说，我们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政党，但是却有着非常强烈的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是“台湾意识”，而不是“台独”选项。我们也有着浓厚的华夏情怀，我们从头到尾坚决反对“台独”，我们一贯所强调的是：“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而“台独”也从来不是我们亲民党和台湾应该有的选项。
两岸的未来必须奠基这种深入的相互了解，台湾人要多了解大陆的改变，而在同时我们也期盼大陆的同胞多了解台湾同胞的想法。两岸应该要异中求同，从了解、谅解，然后去化解，最后和解来产生我们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共生共荣的一个新的契机。
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我们在夏朝之初那个治水的故事，您还记得鲧用围堵治水无功，而大禹用疏导使得水患不再。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以，宋楚瑜要在这里诚恳的呼吁，两岸没有必要再纠缠在历史的恩怨中，两岸已经疏离了几百年而开始密集的交往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我们用一句闽南话讲，吃饭吃得太快会把碗咬破了。而且应该用耐心，用了解、用谅解诚实的来面对历史，务实地来策应未来，才能够让我们两岸共享一个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关键的时刻就看我们在这一个月以来所做的天翻地覆的两岸重大变化，让我们有所期待。
简单的讲，两岸的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既不是喊话，也不是武器，而是双方的政治精英不愿意见到人民生灵涂炭，不愿意让过去两岸分别在几十年当中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那一颗仁民爱物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共同的期盼，两岸只有把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才能倾全力找出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用一句我们清华这些学科学的数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找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我们有智慧找出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从和解到再生的过程，绝对不会是短暂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李白有一首诗叫做《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崎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想两岸的和平进程会起起伏伏，但是我们方案正确，我们抓紧脚步，我们有信念和信心，我们也有这个坚持，一定会像我刚刚到清华校园来的时候所讲的，我们两岸一定会拨云见日。
大家都不会怀疑道路为何如此坎坷、艰难、多变，宋楚瑜跟好多关心两岸包括亲民党在内要提着脑袋去做，就是许多像宋楚瑜这样的人，曾经不是亲身的经历过战争的战火洗礼，也是体会了那些骨肉离别、离散的痛苦，或者是听到父母在告诉他们子女这些过程的一些艰苦，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告诉他们的下一代去讲述这些血淋淋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义无反顾地要致力于两岸和平的原因。
最后，楚瑜愿用八个字来形容楚瑜今天的心情，那就是“丰碑无语，行胜于言”。那个丰硕很大的碑上面不一定要刻任何的字，而在清华的校园里面，大家都看到的，就是在日晷上面刻的四个字：行胜于言。这不但是清华人的信念，也是所有中国人应该奉行的一个价值，它更是两岸双方在未来检视对方诚意和善意的基础。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宋楚瑜要套用美国过去一位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一句话，不要光看我在大陆说了什么，要看我们在台湾做了什么。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历史，楚瑜深信，让我们一起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宏观地看我们两岸合作未来的愿景。楚瑜把今天讲话的题目就定在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机会，携手同心，脚踏实地，迎接一个为我们两岸中国人(而)来的未来——21世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就是中国人未来共同的愿景，让我们携手同心，一起来努力。我们不会让历史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不会让他们失望，我们会加倍努力。谢谢非常大家。(根据电视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