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衡水中学作者:华夏教师杂志
平凡的极致:浪尖上的衡水中学
文/叶水涛
“2014年高考成绩揭晓,我校学子勇夺河北省文科总分第一名,并获得河北省文、理科状元,以绝对优势蝉联河北省十五连冠。9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10名,6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10名,67人进入河北省文科前100名,51人进入河北省理科前100名。103名学生考进清华、北大。”
这是网上的一份喜报。一所地级市的高中学校,何以成为河北省高考的半壁江山?一所本该平凡的高中学校,却创下近乎神话的高考业绩。河北省衡水中学再一次被推至风口浪尖。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对话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以衡水中学为话题,评说全民追捧高考状元,媒体热炒高考状元的现象。
白岩松认为,社会过渡关注“状元”,媒体一年一度炒作状元,对应试教育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应该降温。他对衡水中学这种高考牛校的成绩表示感慨,认为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你不能不承认衡水中学教育的成功和办学的成就,但对衡中现象是否能导向于素质教育的方向表示担忧。
熊丙奇则以较为激烈的口气,批评衡水中学所代表的哪些“超级学校”,批评的理由及改革的设想大体三点:其一,这是唯考分为评价标准所导致的结果,其根本出路在改革教育评价体系和手段,降低考分对学生素质评价的权重,逐步以综合素质评定取代现今的一考定终生、以考分论英雄的高考招生制度。其二,衡水中学这样的超级学校,以应试为目标进行教学与训练,所取得的成绩并不值得肯定和赞扬。因为学校教育中有更为重要的生命教育、人格教育等影响学生终生发展的重要教育内容没有得到体现。这些因素在高考试卷中也无法呈现。其三,教育部早在几年前就明令禁止,不允许学校以考分排名次,不允许宣传炒作高考状元。熊丙奇认为教育部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是因为没有动真格查处违规的个人和单位。熊丙奇建议教育部要重申纪律,加强督察,严肃查处违规单位与人员,以儆效尤。
透过白岩松和熊丙奇的对话,可以看到全社会对衡中现象的关注,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真实的衡水中学,希望对衡水中学为代表的“超级中学”有一个恰当的评价。他们更希望通过专家的剖析能理解衡水中学这类所谓超级学校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它们从哪里来,它们今天的得失是否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它们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进而,他们希望了解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学校。回应社会的关注,涉及到两个基本的问题:1.怎样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看待高考制度。2. 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衡水中学——这不仅仅是对一所学校功过是非的评价。
考试制度是当今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手段,考试当然地包含评价,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评价,而是负有选择使命的评价,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任何一种制度都天然地带有某种缺陷,人们之所以选择考试制度,并不是这种制度完美无缺,而是没有比它更好的、更为客观公正的制度。中国历史上曾经试行过人才的举荐制度,但是失败了。民谣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高第良将怯如鸡,寒素清白浊如泥。”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是历史的进步,这种制度沿袭至今越千年,尽管内容和性质有了根本的不同,但在形式上仍有许多相通之处。
考试制度的沿革是民族文化的革新与传承。考试作为高等院校选拔学生的手段,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高考制度先天地带有缺陷,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它必须与时俱进地做出各种改革,但迄今为止,所有改革的尝试依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朝一日,以一种理想化的评价制度来取代现今的考试制度,起码现在还看不到有任何可能。现今所作各种加分的尝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考试制度,倒是产生了许多新的弊端、新的麻烦。况且,各种“加分”依然是一种量化的手段,它的科学性、公正性和成熟度一再受到质疑。
没有任何理由不承认高考制度、遵循高考规则。高考既然是一种选拔性考试,就必然有人胜出,有人淘汰,地区与地区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怎样让学生更好地适应高考,考出高分,不能简单地视为“应试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竞争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按规则进行的竞争都应视为公平的竞争,获胜者自然赢得赞扬和敬佩,这并无不妥。人类社会不能没有合作,也不能没有竞争,一定程度上说,竞争也是一种合作,它培养社会的规则意识和奋发向上的拼搏精神,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成长。
考试制度既是社会历史的文化选择,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高考制度是所有考试制度中最为严密、完整与公平的制度,尽管它有许多缺点,它也不断地在改革中,但作为国家制度,每个公民都要有足够的尊重,认真的执行,学者更不应有理性缺失的轻薄议论。你可以批评它,但必须承认,你现在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来取代它。如果接受了考试制度,又对这种制度产生的结果表示不满,横加指责,似乎考得好便是应试的有效,属于应试教育;考得不好应该得到赞扬,因为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嫌疑。这在现实中是很荒唐的,在理论上是混乱的。通过偷换概念和转移论题以贬低高考制度,通过臆想中的推断来妖魔化高考成绩优秀的学校,这起码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公正的。
评价高考制度即使去除所有社会功利性的色彩,纯粹从智力游戏的角度看,它依然要遵循游戏规则,体现“追求卓越、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的奥林匹克精神。享誉全球的奥运会及奥林匹克精神所收获的也并非全是赞扬和称誉,人们对现代奥运会一项常见的指责是:对奥林匹克运动员的培养无助于体育锻炼,优秀运动员的训练不仅与全民体育锻炼无关,而且对运动员而言是体质的损害而非促进。奥林匹克源自古希腊人追求身体的健美和身心的全面完善,但实情却未必理想,高强度的日常训练难免损害运动员的健康。奥林匹克理念可以包含各种东西,但不包含“健康长寿”这类概念,用是否增进身体健康来评价奥运会便属于文不对题。可见,任何一种制度都有特定的适用范围和价值指向,各种越界的批评指责,貌似公正,实则偏颇。让选拔性的高考招生制度承担教育的普惠性,去除其竞争性,这是强人所难的苛求。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质的规定性,不能主观地、泛化地诠释。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它适用的范围和自身的缺陷,不能对它求全责备。所有社会现象都是一种文化,体现了历史的必然,呼应现实需要,并不能随意地对它进行改造或轻易地将它消灭。高考制度是高等学校选拔人才的手段,不能无限地放大它的功能和效应。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教育关乎人类千秋万代的文化传承,推动人类历史的文明进步。教育问题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与期望,关系年轻一代的生命成长与精神发育。教育问题自然会受到全社会的特别关注。然而,社会的问题决不全然是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都能解决的。教育的问题也并非因为高考制度的问题,不是考试制度所能解决的。将所有的不满归咎于教育,归咎于考试制度,将所有的希望寄托于教育,寄托于考试,这种超负荷、超功能的期望都不是理性的思维,不合情理也无济于事。
民众的情绪是急切的,也是善良的,正唯如此,需得到专家的引导。但可惜的是,一些专家常常迎合大众的情绪,误导社会舆论。衡水中学这样的所谓“超级学校”在现有的高考制度下有出色的发挥,体现了一种卓越的精神,他们所取得的成绩是难能的,也是可贵的。衡水中学之所以受到地方政府的信任,受到父老乡亲的称赞,之所以能吸引到优秀的生源,正是社会各界对它办学理念的认可,对它卓越成就的认可。而不是如我们专家端坐在象牙塔里臆想的那样,似乎认可赞同衡水中学是一种缺少文化和理论修养的盲目行为,似乎青少年在这所学校将会受到精神的摧残,以致终生受到伤害。
至于用一种新的测评体系取代高考制度,从而解放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考生,这宏愿当然令人神往,此项成就大概能得诺贝尔奖,我们期待着。但在没有实现之前,不要先行吹嘘,并以此假想作为衡量学校优劣的标准。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铁床匪”,将经过的路人放到他的床上,长的截短,短的拉长。鲁迅先生说,拎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是不可能的,决不是因为旁边看的人摇了摇头的缘故。专家的玄想不能实现,绝不是因为衡水中学这类“超级学校”的存在。“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打破”。特定社会的各种制度必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高考制度及围绕高考制度产生的各种议论也是如此。
衡水市只是河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并非省会城市,也不是经济特区,并不占所谓“天时”。衡水市不是交通要津,经济重镇,也不占“地利”。衡水中学不是传统的历史名校,并不以师资阵容壮大和生源出色而著称。它似乎也没什么人脉,没听说受到什么特殊的照顾或刻意的打造,即使从《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也只是看到地方政府投资,将一所原来破破烂烂的学校建成一所功能配套的、合于建筑标准的学校而已。相对许多省会城市的学校,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豪华学校,衡水中学还属于寒酸的。有专家说:“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倾一方之力,用特殊政策打造一两所名校并不困难。”他认为衡水中学便是地方政府倾力打造出来的,是靠特殊政策组建教师队伍并招到优秀生源而造就的。衡水中学被简化为:钱+特殊政策。将办好一所学校看得很方便,视若儿戏,“不困难”便是他们的论断,但事实到底如何呢?
衡水中学建校于1951年,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依然默默无闻,窘迫而艰难。但在九十年代末,衡水中学异军突起,在高考中取得傲人的成绩,从此以后,衡水中学的成绩越来越好,声名鹊起,渐渐发展为如今的所谓“超级学校”,成为全国最牛的高考神校。其间,衡水中学并未享有所谓的特殊政策。衡水中学的发展,它的崭露头角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质量逐渐提升的过程。衡中的腾飞,起码是一个由屌丝到土豪的励志故事,而不是灰姑娘遇到王子的童话故事。它的脱颖而出,决不是金钱的奇迹,政策的庇佑,这是不争的事实。
专家说:“超级中学取得的高考成就并不令人钦佩。因为通过掐尖招来的学生,即使在其他学校也能考上清华北大,是优秀学生成就了名校,而不是名校成就了学生。”这话说得实在太武断,违背事实,不合逻辑,也不通情理。看得出,这位专家非常轻视中学校长,似乎他们都是些酒囊饭袋,百无一用,全靠优质生源支撑门面,混日子。似乎掐得了优质生源就万事大吉,学校的管理,教师的教育引导都不值得一提。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还要学校干什么呢?要教师干什么呢?学校与学校之间根本就没有管理水平的高低之分,教师与教师之间也没有教学水平的高低之分,那还有什么教育研究的必要呢?既然如此,要你们这些教育专家干什么呢?优秀的初中学生居然可以自动地生长,不管搁哪里都必然能考进清华北大。这是专家的高论,立此存照。
衡水中学的高考奇迹,完全是靠“【】掐尖”的吗?其一,衡水中学凭什么能“掐尖”?尤其是当年名不见经传时怎么能掐到尖呢?然而,他们在高考中却能脱颖而出。其二,河北省只有衡水中学这一所中学“掐尖”吗?其他学校何以没有创造出如此奇迹呢?其三,有统计数据支持和相关文件证明吗?事实上河北省各市中考尖子生也并非全由衡水中学优先录取。对于衡水中学,你可以否认它的价值,但不可歪曲基本的事实。优秀生与名校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形而上学的谁决定谁的从属关系。任何人都不能否定教育对人身心发展的教化作用,不能否定学校文化对个体生命的熏陶感染作用,不能否定教师对学生的教诲、引导与人格影响。由情绪化地攻击所谓“超级学校”走向对学校的否定,对教育的否定,对教师的否定,这是理论的失败与专家的悲哀。那么多学生选择衡水中学,那么多家长自愿将孩子送到衡水中学,这决不是他们犯傻,衡水中学担得起他们的重托与厚望。教育的选择权属基本的人权,现有种种划地区招生的规定是不得已而为之,并不天然地具有普遍伦理的价值。
“问题是这种将优秀教师、优秀学生集中到一两所学校的做法,破坏了地区整体的教育形态。‘竖起一杆旗,倒掉一大片’,甚至由此出现‘县中沦陷’现象。”这便是专家们所说的“黑洞”现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中国幅员广大,区域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平差距很大,这是客观的现实。人们可以努力争取缩小差距,但并不能完全消灭差距。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各地教育投资的策略是有区别的,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某地区的一两所学校得到较多的关注和投资,也无可厚非。地方财力不可能平均使用力量,让办得好的学校得到更多的投入,优质资源优先扩张,以产生更好的示范效应和整体带动效应,这本来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也是行政决策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不是傻瓜,对他们而言,为什么要刻意地厚此薄彼呢?当年的京剧《龙江颂》有句台词说:“手心手背都是贫下中农的肉,山前山后都是人民公社的田。”让一杆旗竖起,让一大片倒下,这是地方政府希望看到的现象、所能容忍的现象吗?高中教育不是义务教育,不能一刀切地强调普惠性,将教育均衡发展诠释为平均发展,这是对均衡的歪曲。无差别、无个性、无特色的教育不是均衡教育,起码,不是均衡教育提出的初衷。凡事都有一个“度”,有一个分寸的问题,过分刻意地打造一两所学校当然不可取,但对所有高中学校都做到资金投入一个样,设施配备一个样,师资水平、生源质量无差别,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必要的。
“幸福的家庭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凡是办得不好的高中,那些“沦陷”的高中,都有自身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附近有一所“超级中学”影响了它的风水。向媒体诉苦,抑制“超级中学”,寄希望专家主持公道,指望行政干预来改变自己边缘化的处境和命运,这些高中学校是否真的能从“沦陷”走向“腾飞”?毛泽东同志说:鸡蛋能孵出小鸡,石子却孵不出小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对许多边缘化的学校而言,穷则思变,奋发图强,才是正途,祥林嫂似的诉苦可以博得同情,但不能改变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衡水奇迹具有榜样的作用,虚心学习它的长处——既不是复制,也不是诋毁。
专家的所谓教育“黑洞”说,似乎只是一种想当然。江苏省曾有几所重点高中在全省试点优先招生,似乎并没有产生衡中现象,也没有造成所谓“县中沦陷”。江苏至今尚有几个地级市让某所学校在本地区优先录取部分学生,似乎也没有如衡中这样特别冒尖,所在市的其它县中也安然无恙。江苏省南通市是闻名全国的教育之乡,南通市教育局直管的八所市县高中,高考成绩多年来一直在全省名列前茅。其它县管的乡镇高中大多高考业绩不凡,未曾有什么“沦陷”,也从来没有学校抱怨什么“沦陷”或不公之类。南通市的启东中学是一所县中,也是闻名全国的高考牛校,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大户。南通市的海门中学也是县中,但高考的各项指标均在全省遥遥领先。南通市海安的县中及乡镇高中,几年来三次问鼎江苏省高考状元。南通,这个地级市高中教育高位均衡,既未刻意打造,也无“沦陷”。这说明什么呢?是依赖优秀生成就了这许多名校吗?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上岗中学、南通市如皋白蒲中学都是乡镇高中,因为高考出色,他们的校长一再被省会城市与经济发达地区挖走。县中就必然无可奈何地“沦陷”吗?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的海头中学是三流生源的高中,他们学习借鉴衡水中学的经验,改革创新学校的管理模式与教学模式,这所地处偏僻的乡镇高中无论高考成绩,还是学生社团活动、学生个性发展,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均有整版的报道。可见“掐尖”说、“沦陷”说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既无认真的调查研究,又无严密的论证推导,煞有介事、信口开河是一些专家的痼疾。
回顾衡水中学的发展史,奠基创业、发端定调、将美丽的梦想变为腾飞的现实,李金池校长有开创之功。继往开来,拓展创新,将喜人的业绩演绎为生命的传奇和教育的神话,张文茂校长主政的衡中如日中天、名震全国。李金池校长、张文茂校长都是将教育理想人格化的校长,是将教育理想践行化的校长。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理念,这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也要受到最好的教育。他们坚信,每个孩子都能成才,他们主张每一个孩子都应得到适切的发展。要教师做到的,他们率先做到,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他们带出了一支以教书育人为天职的教师队伍,爱心、责任、奉献成为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追求卓越”成为永恒的人生目标。
名校不是政策照顾出来的,县中不是必然“沦陷”的。学校的发展需要钱,但所有的名校都不是钱堆出来的。衡水中学是全国高考最牛的学校,但并不是经费投入最多的学校。学校的发展需要政府的关注,需要政策的扶持,但没有一所名校是领导宠出来的。在物的因素之外,是人的因素,是内在的因素。“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一所学校至关重要的人物是校长,校长是学校的灵魂。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能风雨兼程。
将别人视为“黑洞”是因为自身质量太小,将别人视为巨人是因为自己跪着。专家指导的责任是大喝一声,让他们站起来,而不是廉价地同情与安慰,更不是对先行者的挑剔与打击。要知道每个人都在既定历史下创造历史。所谓“生态”,意味生物的多样性,生长的自主性,发展的关联性,选择的适切性和竞争的必然性。所谓“生态”,最重要的理念是尊重自然,敬畏生命,警惕理性的狂妄与人类的自大。生态理念要破除人类中心论,生态教育要破除专家中心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衡水中学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表,准军事化、标准化的管理,最让专家诟病,也最让大众猜疑。“炼狱”“考试集中营”是对衡水中学的贬称,然而,这恰恰是衡水中学区别于其他学校的“衡水模式”。从管理文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这种模式的利弊进行不同层面的剖析。
首先,时间管理的精细化是否必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轴是一个方向的,时间不断地从我们身边流失,生命是由点点滴滴的时间组成的,珍惜时间就是珍惜生命,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鲁迅先生甚至说,浪费别人的时间就是谋财害命。马克思说,所有的节省,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省。中国古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勤奋时”。说的都是时间的宝贵,管理时间的重要。朱熹有一首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未可轻;不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感叹青少年时代不能很好地珍惜和管理好自己的时间,以致学业荒疏。因此,在学校教育中,帮助和指导学生安排好时间,精细化管理时间并没有什么不妥。
其次,怎样精细化管理时间。这主要涉及效率与公平、权利和义务。每天24小时,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然而,单位时间的利用率因人而异,即以读书做学问而言,有人虚度年华,有人著作等身。对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如何提高时间的利用率,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学校的各种制度,就其实质即是时间如何分割和支配,学校管理就其本质而言便是时间的管理,学校文化的精致无不表现为时间安排的精心与恰当。学校不能没有管理,学校管理就是对学生在校时间进行管理,而不是放任自流。学生必须让度出自由支配的时间,这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常识,也是学校管理的基本要求,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统一管理。学校当然不能完全剥夺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这里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即什么性质的时间给学生自由支配,需要多少时间给学生支配,怎样支配等等。给予学生支配的时间学校要不要监督和指导,怎样监督和指导等。学生来到学校就意味着与学校有了契约,就要放弃自己的完全自由,遵守制度,维护大局,听从教师教导,这都是题中之义。毛泽东同志说:“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他认为既要有个人的心情舒畅,又要有统一意志。
再次,时间管理精细化的意义在哪里。“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这种古训常常为现代教育专家所不屑。然而,它包含了许多过来人的反思和觉悟。中学生自觉程度不高,自控能力不强,时间观念不明确,这是普遍的现象。学校教育要管理时间,并在管理中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和自控能力。学会自由支配时间,科学合理地分配时间、利用时间,这一习惯的养成将使学生受益终生。这正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学生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在特定时间做规定的事,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完成既定的学习任务,这同时也在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松松垮垮,随随便便,三心二意,百无聊赖等懒汉二流子的作风不能以“自由”的名义使其蔓延。专家们不是奢谈什么“生命教育”“人格教育”吗?殊不知这些就是很具体的生命和人格的教育,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与人格教育。
鲁迅先生说:“我哪里是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写作上。”听者无不佩服。衡水中学将学生活动的时间安排得紧凑一些,于是就有道德君子来主持正义,为学生抱不平,居然赢得一片喝彩。这世界真叫人看不懂。高中学校中熄灯钟敲响以后,学生在宿舍依然兴奋地交谈八卦新闻者不在少数,熄灯以后就着手电筒看书的、看手机的也不在少数,甚至有县中的学生晚上翻墙外出打游戏。没有严格统一时间管理的情况下,学生自我支配时间常常不够科学,既影响学习效率,也影响身体健康。学生的在校时间并非不管就好,少管就好,自由支配更好,这种民粹主义的主张、这种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实在是误人子弟。
当然,如何让衡水中学的时间管理变得更为有效,更为人性化,这的确可以研究。然而,夸大其词丑化衡水中学的时间管理,从而将精细化管理消解为粗疏放任的管理,这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因为学校时间管理精细化,所以学生生活节奏快,学习负担重,精神紧张,疲于奔命,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专家们想象中衡水中学学生的生活状态。事实到底如何呢?到过衡水中学的人无不感叹这所学校学生精神之饱满、神情之乐观。人之区别于动物,在于可以承受苦难,但不能失去意义,陷于无聊。衡水中学的学生有其理想,有奋斗目标,有社团活动的爱好,有个性创造展示的天地,有结伴而行的老师和同学,有精神宣泄的渠道,有生理睡眠、运动、营养的基本保证,有吃苦耐劳、受挫折的心理预期,有家庭社会所给予的鼓励期盼,有竞争胜出的积极愿望。总之,这里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有正能量的价值导向,这些跟时间表结合在一起,构成乐观进取、拼搏奋斗的学校文化。
毛泽东同志曾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制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被简称为“三八”作风。我认为衡水中学的学校管理近乎“三八作风”,而专家学者外域搬来的一些一知半解,食而不化的理论,倒是有点儿像清末八旗子弟的作风——没有理想,不负责任,无所事事。托鸟笼,泡茶馆,捧戏子,唱二簧,吟诗作画,的确“闲适”,是谓“风雅”,大概颇为合于专家们的“素质教育”之要旨。
鞋子合适与否只有脚知道。幸福与否是一种感觉,学生最有发言权。衡水中学的学生是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盼星星、盼月亮,盼着专家来援手解放?说来真叫人丧气,专家自己也认为“一些来自‘超级中学’的学生,他们对学校的感恩真诚而朴实,认为这样严酷的应试训练固然又苦又累,但增加了农村学生的升学机会,有何不好?”这十数年,伴随着衡水中学的腾飞,数以万计的学生考进大学、进入社会,毕业生中没有埋怨、更无攻击学校的,这本身便是奇迹。“鱼游水中冷暖自知”,既然当事者本身对学校“感恩”,且“真诚而朴实”,专家怎么就感觉到了学生没有感觉到的痛苦呢?专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否有点儿越俎代庖且自作多情?
学习是一种艰苦的脑力劳动,伴随着苦累与烦恼,学习的快乐正是穿越苦与累,增长知识才干、磨炼意志品质,收获精神的愉悦和成功的快乐。学习,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永远不可能是一种惬意的享受,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认为衡水中学“塑造吃苦精神,严格要求,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本身就是在进行素质教育。对此,专家表示极大的反感,但又实在给不出反驳的理由,只能泛泛而谈一些“生动活泼,个性发展”的套话。“生动活泼”必然排斥“吃苦精神”吗?“追求卓越”就不能发展个性吗?专家这套形而上的咒语貌似振振有词,却实在空洞苍白、无病呻吟、牛头不对马嘴。
衡水中学的学生苦吗?当然苦。累吗?当然累。但学生情愿,且不损害身心健康,这是事实。同学戏称学校为“炼狱”,于是专家们很兴奋,以为是非人道之明证。殊不知,“炼狱”出于坦丁《神曲》,它介于地狱与天堂之间,从比喻意义上说,学校大概既不能称之为天堂,也不是地狱!况且,专家们所热衷的天堂在哪里?“有仙山琼阁”“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要经受艰苦的磨炼而成长,只是艰苦的内涵有不同。战争年代炮火连天,一批批热血青年为救国救民效命疆场,苦不苦,累不累?且不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的红小鬼。“文革”中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浩浩荡荡奔赴边疆的那一代人,耕田劳作之艰苦,挣工分养活自己的艰辛。这些被称为知青的都是些初高中学生,他们苦不苦,累不累?放眼现实社会,哪一阶层劳作不辛苦?虚张声势宣传当下高中生的不幸和痛苦,这既不客观也不公正,这于年青一代的精神成长并无好处。一方面有专家提倡所谓“挫折教育”,一方面又哀叹高中生的不幸,这是理论的混乱。“人格教育”呀,“生命教育”呀,这是专家喜欢念叨的名词,似乎一考得好便是魔鬼训练,一重视知识教学就意味放弃人格教育和生命教育。赫尔巴特说:一切教学都是教育。学校中人格、生命诸种教育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与各科教学紧紧关联,也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交织在一起。高考的拼搏本身便是生命的教育,遵照规则、公平竞争,便是人格的教育。人的实际生活就是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让现实的人如其所是地出场,撇开一切教条主义和一切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前提,这就是马克思的现象学的还原的方法。这才是具体的人、人性、人格、生命等。
一方面是诅咒高考,一方面还是考试思维。高中教育的改革,其一是职教与普教的分离,加强职业教育。其二是普通高中的特色化发展,而不是盯住高考,在摊平师资与生源上不断做文章。高考制度是有用的,它可以检测与评价学生最为基本的素质与素养,诸如知识与智力的水平、意志品质和行为能力等。但它的作用又是有限的,因为人的内在素质尤其丰富性、独特性,以及在实践中的社会发展性,任何一种检测手段都不可能全面地、准确无误地评价一个人的素质。高考制度更不可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诸如:态度情感价值观的教育很重要,但很难在试卷上呈现。教育要养成德性,德性怎么考?教育要培育人格,人格怎么考?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创新怎么考?想到什么重要就考什么,就要去折腾考试,让他扩容,结果是考试制度不堪负担。高考说到底主要是检测学生知识掌握的程度和接受能力,看他是否能适应未来的大学教育。高考并不能检测该生能否成为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等等。高考成绩出色,日后发展不良,并不能证明高考的无效。某人生病但长寿,某人平素健康但猝死,于是得出结论,生病可以长寿,生病也不必吃药,这是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病人去医院挂号问诊,进行各种检测,是为查出毛病,倘医生坐堂,只是泛泛谈健康之要诀,长寿之意义,这是治病吗?某些教育学者类若此等庸医。高考改革说到底是要让高等学校能如其所愿地挑选它所需要的学生,而不是一味地折腾高中学校。政府的父母之命、专家的媒妁之言都要退场,让高校与学生自由恋爱。不必费心于拉郎配,发明什么一劳永逸的让各种高校遵照执行的考试或评价的方式。高考制度的改革要指向于学生自愿、高校自主、政府指导、社会监督的范式。
高考制度当然也可视作一种人类社会的游戏,它教人体会荣誉的价值并培养人对更高境界的追求。追求胜利和卓越,追求荣誉和杰出。高考制度既培养读书上进的风气,也传递公平竞争的精神,同时它保证了社会阶层的变迁,避免出身门第对人的制约,造成社会的板结。人们仰慕“状元”,是对优胜者由衷的敬佩,也寄托着对改变自身命运地位的期盼。因此,“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成为传统戏剧话本永恒的话题,所寄托的是下层人士良善的愿望,它有利宣泄情绪,平衡社会心理与社会生态。读书改变命运而不是造反有理,这有利社会稳定。激进的道德家大概视此为保守,视为欺骗和麻痹群众,视为封建意识。社会尊重高考“状元”,热议高考“状元”,教育专家非常愤怒,但小品演员丑化残疾人,他们倒以为当然;影视剧歌颂皇帝,他们认为当然;各种文化讲坛津津乐道历史上种种计权谋变,他们也认为当然。独独社会上于某一时段热议高考“状元”——这些平民的孩子,称赞他们的聪敏与勤奋,专家便义愤填膺,认为封建意识,在狠批打倒之列,呼吁政府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不得宽恕。民间素朴的愿望,怎么就犯了天条呢?
号称公知的学者,居然以霸道的口气、声色俱厉地责问说,谁将高考状元的分数泄露出去的?否则媒体怎么知道谁是“状元”,哪个学校考得好?一定要严肃查处!学生、家长、教师、学校理应享有本人、本校、本地区高考情况的知情权,这大概属于基本的人权吧。高考的分数也要对民众保密,而且不许媒体议论,否则便是炒作,要查处。封锁消息,钳制舆论,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作为吗?鲁迅先生当年说:“秀才想造反,中了举人就打官话。”看来,某些学者一旦垄断了话语权,其专横的程度绝不下于一般的官僚。今天许多有学问有良知的学者,埋头于学问或身体力行于教学改革的实验,公众不太了解他们。那些频频露脸于媒体,好作惊人之谈,语惊四座的人于是成为“明星”和大师。这是教育学界的幸还是不幸?
“鸳鸯绣出任人看”,无论赞美或者批评,衡水中学都应虚心接受。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衡水中学并不尽善尽美,它大概也并不自命为中国基础教育的典范,但衡水中学佐助学生生命成长的不凡业绩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衡水中学校长与教师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与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理应得到全社会的钦佩与赞扬。
将平凡做到极致便是卓越,走自己的路且行且思。自信人生二百年,便当水击三千里。事在人为。
作者简介:
叶水涛,现任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基础教育中心主任,《语文世界·教师之窗》主编,《写作》副主编。曾先后担任江苏省海门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书记,江苏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江苏省小学教师培训学会会长,江苏省教育学会秘书长。曾主持规划江苏省小学教师自学考试课程设置,主编《教育学》、《心理学》、《写作》、《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等教材和著作,专著有《小学语文教学与儿童学习心理》、《语文世界探索者》等,曾先后主编《小学教师培训》、《教育现代化探索》、《教师教育》、《江苏教学》、《民办教育》、《校长》及《考试·中考版》等杂志,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文章500多篇。现主要研究当下中国基础教育有影响的教育家及教育流派,侧重于新教育实验研究与情境教育研究。
——本文刊登于《华夏教师》杂志2014年第10期,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