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丁玲作品在俄苏：译介、研究、评价
宋 绍 香
摘要丁玲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丰硕的创作成果，早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丁玲作品被译成
外文时间之早，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仅次于郭沫若（1922）和鲁迅（1924），而与茅盾作
品则同时被译成英文（1932）。俄苏的丁玲译介与研究则始于1933年。俄苏汉学家善于以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审视作家与作品；并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
创作的最高标准。所以，丁玲作品在俄苏受到了普遍欢迎，并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关键词 俄苏 丁玲 译介 研究评价
丁玲以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和丰硕的创作成果，早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远在20世纪30年代初（1932），丁玲作品就被移植到西方（《某夜》，[美]乔治·肯尼迪译）。20世纪的50年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译介和研究丁玲。据不完全统计，丁玲作品已被译成了英、俄、日、保、丹、罗、匈、波、朝、捷、德、巴（西）、法等二十几种文字。其主要作品，甚至文论、回忆录等几乎全部被译成了外文。世界丁玲作品译品约有一百五十多种；世界丁研成果约有三百多篇（部）。所以，我们说，丁玲不仅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同时也是世界著名的大作家。
本文的主旨是探讨俄苏对丁玲作品的译介、研究和评价。也许，从这一“国别汉学研究”的侧面，也能窥探出丁玲文学的意义、真谛和国际影响。
一 译介
丁玲作品被译成外文时间之早，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仅次于郭沫若（1922年日译）和鲁迅（1924年日译），而与茅盾作品则同时被译成英文（1932年，[美]乔治·肯尼迪翻译了茅盾的《戏剧》和丁玲的《某夜》）。俄苏对丁玲作品的译介，比西方仅仅晚了一年，始于1933年。
1933年，苏联《国际文学》第3期，发表了丁玲执笔撰写的《中国作家为恢复中苏两
国外交关系的致电》。从此，拉开了俄译丁玲作品的序幕。
接着，1934年，莫斯科国际出版社出版了[美]A·史沫特莱编《中国短篇小说选》（英
文版），其中选编了丁玲的《某夜》；1935年，苏联《国境线上》第11/12期，发表了Л·波
兹德涅耶娃翻译的丁玲作品《水》；1936年，苏联《青年文艺》第2期也刊登了斯坦贝尔格
译自英文的丁玲作品《某夜》；同年，苏联《青年无产者》第18期，又译载了丁玲的《某夜》；
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哈尔科夫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其中选译了丁玲的作品《从
夜晚到天明》；1937年，苏联《国境线上》第9期，发表了Ю·萨维丽耶娃译自英文的丁玲
作品《消息》；同年，苏联《外国文学》第11期，刊载了А·伊万娜翻译的丁玲作品《礼物》。
纵观俄苏汉学的译介史迹，俄苏对丁玲作品的译介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始时期（1933—1937）
这一时期共五年时间，俄苏共发表、出版了8种丁玲译品。这是俄苏译介丁玲作品的开
始阶段，我们称之为“初始时期”（1933—1937）。它之所以被称为“初始”时期，不只是因为刚刚“开始”，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的丁译势头不大，翻译作品不多。5年间仅翻译丁玲作品8种；而且，从所译作品来看，这一时期对丁玲的译介，实际上是对作为30年代现代作家的丁玲的译介，且非其代表性作品。对其某些早期作品（《某夜》、《消息》等）还不是直接从中文译出，而是从英文转译的。另外，再从译者方面来看，这一时期参与翻译的人员，只有如Л·波兹德涅耶娃等一二位著名的汉学家，形不成一支翻译队伍。而且，发表、出版译品的报刊、出版社也寥寥无几，形不成一定的译介气势，所以影响不大，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然而，从其发展的态势来看，这一阶段的前三年共发表或出版了3种丁玲译品，后两年则发表、出版了5种丁玲译品，其发展态势呈上升趋势。如果能照此发展下去，应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这期间人类遭受了战争的劫难：日本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但摧残、消灭人类的肉体，而且毁灭人类的文化和文明。这期间，世界的汉学研究受到了严重戕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苏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苏德战争的爆发，驱使大部分汉学家像全俄人民一样，纷纷走上了战场。致使俄苏的丁玲译介出现了从1938年至1948年10年的“空白”。这是战争给人类带来的一种灾难！
雨过天晴，俄苏的丁玲作品译介，终于迎来了辉煌的“繁盛时期”。
（二）繁盛时期（1949—1955）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值丁玲心情最佳状态，社会活动和写作均在旺盛时期，俄苏的丁玲作品译介也进入了高潮期。这一高潮期是从1949年开始的。一开始就来势汹涌。1949年苏联《旗帜》第5-7期，全文连载了Л·波兹德涅耶娃翻译的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接着，苏联《矿工小说报》第9-25期又全文译载了这部长篇小说。同年，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和玛加达苏维埃摇篮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两种俄译版本。这样，连同当时苏联报刊译载的丁玲其他文章，仅1949年这一年，苏联就出版（发表）了丁玲的包括长篇小说、论文、随笔等在内的14种译品。其中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出版了4种版本，俄译丁玲文学形成了一个“热潮”。
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50年代中期。除1950年仅出版了一种译品（《太阳照在桑干
河上》，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外，其余诸年，每年都以五六种译品面世的速度译介丁玲作品：1951年翻译出版、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Л·波兹德涅耶娃译）、《新中国的女英雄》等5种译品；1952年出版、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乌德摩尔梯语、维吾尔语文版，伊热夫斯克译）、《中国的春天》等6种；1953年出版、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哈萨克语、拉托维亚语、摩尔达维亚、乌兹别克语文版/节译本、阿塞尔拜疆语、阿美尼亚语、塔吉克语、土库曼语文版）、《消息》、《某夜》等12种；1954年出版、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俄罗斯语文版）、《丁玲选集》（Л·波兹德涅耶娃译）、《文学与作家》（Г·戈洛夫涅夫译）等5种；1955年出版、发表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格鲁吉亚语文版、蒙古语文版）、《梦珂》等6种。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55年的7年间，俄苏共出版（发表）丁玲译品49种，占44年（1933-1977）俄译丁玲总量的80%以上。其中，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出版了14种版本（其中8种少数民族语文版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国出版一书版本（语种）之多，在世界出版史上堪称“出版之最”。
这一时期的丁玲译介，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翻译队伍强悍：众多一流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入了丁玲作品的译介工作。
诸如Н·费德林、Л·波兹德涅耶娃、В·鲁德曼、В·帕钠秀克、М·施奈德、Н·帕霍莫夫、Я·亚舒拉文、В·斯拉勃诺夫、Т·茨维特科夫、В·戈洛夫涅夫等都为丁玲的译介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充分展示了俄苏对丁玲作品译介的极大重视和高度热情。
（二）出版社、期刊、报纸等齐上阵，形成了出版、发表丁玲作品的庞大阵容，造成了译介、传播丁玲作品的宏大气势。参与出版工作的主要出版社有：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白俄罗斯国家出版社、格鲁吉亚国家出版社、马加达苏维埃摇篮出版社、乌德摩尔梯图书出版社、阿拉木图“新生活”出版社、巴库出版社、蒙古语出版社等；发表丁玲作品的期刊和报纸有：苏联《文学报》、《小说报》、《苏联艺术》、《旗帜》、《苏维埃妇女》、《汽笛》、《火花》、《东方之星》、《新和平》、《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红星报》、《喀山真理报》、《东方真理报》、《莫斯科之夜报》等。它们都为丁玲作品在俄苏的迅速传播和普及，为加强和巩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做出了卓越的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当苏联汉学界对丁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方兴未艾之时，1957年丁玲被错划为右派，给俄苏汉学界劈头浇了一盆凉水，从此，俄苏汉学界对其缄默不语，几乎“窒息”了近二十年。
（三）复苏之“声”（1974之后）
俄苏的丁玲译介沉寂了几乎二十年，随着国际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变化，直到1974年，苏联才出版了《雨——中国20-30年代作家小说集》（Н·费德林编，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其中收录了丁玲的短篇小说《梦柯》。事过三年，即1977年，苏联《译丛》第8期又译载了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这两部丁译的出版，表明俄译丁玲有了新的转机，似乎向世界发出了“复苏”之声。友好的中国人民一直在期待着……
二研究
俄苏的丁玲研究与丁玲译介是同步进行的，也是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
1933年，莫斯科《国际文学》第3期刊发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丁潘被捕反对国
民党白色恐怖所发表的声明》，同期还刊发了《丁玲失踪》的消息和《丁玲小传》。这表明俄苏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左翼作家丁玲。
1936年，苏联《青年无产者》第18期发表了В·鲁德曼、霍夫合写的文章《中国革命
中的女作家》，开始向苏联读者介绍中国女作家丁玲。接着，1937年，苏联《外国文学》第11期又刊发了《丁玲》，将丁玲作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和平作家”，再次介绍给苏联读者。
纵观俄苏丁玲研究的史迹，基本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一般性介绍时期（1933—1937）
这一时期，时间不长(5年），是俄苏开始认识丁玲和一般性介绍时期。这一时期,俄苏共发表关于丁玲的文字5篇，大多是消息报道和一般性介绍。所以，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一般性介绍”时期。
然而，这一时期，不可轻觑。因为这一时期，系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引起了国际文学界和舆论界的极大关注，作为俄苏丁玲研究的“开头”，应该说，“开”得非常好——非常“悲壮”，非常令人关注，致使丁玲在俄苏很快就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便给后来学理的丁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兴隆繁盛时期（1949—1954）
解放初期，解放区作家备受重视，这是其一；其二，中国作为新生的大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苏友好正处于“蜜月”时期；其三，丁玲新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所以，俄苏的丁玲研究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兴隆繁盛时期。
这一时期的到来，是从1949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Л·波兹德涅耶娃译）在苏联《矿工小说报》（第9-25期）上发表为契机的。该长篇小说（俄译本）发表后，在俄苏读者、文学界、汉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苏联文学》、《新时代》、《远东》杂志等数十家报刊杂志，争相跟踪报道，发表消息，介绍作家，刊登读者来信，组织读者讨论会，发表读者和专家的评论文章。反响力度较大的第一篇论文是著名汉学家Л·艾德林发表在苏联《文学报》（1949.10.12.）上的著名论文《发展中的中国文学》。这篇论文一发表，于是便引发了苏联第一波的评论丁玲作品的热潮：
1949年10月22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М·谢苗诺夫《当太阳升起的时候》；10
月26日，苏联《文学报》发表了Р·基姆《伟大的转变——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0月31日，苏联《文化与生活报》第30期，发表了М·切察诺夫斯基《两本中国作家的书》（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李家庄的变迁》）；11月17日，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发表《会见中国女作家丁玲》；11月23日，苏联《文学报》刊登《在〈旗帜〉杂志编辑部会见中国女作家丁玲》；12月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苏联作家А·法捷耶夫《在自由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第19期，发表Н·费德林《论中国文学》；《火花》第26期，发表《中国文化活动的记述》（关于丁玲）；《新时代》第30期，发表С·乌克伦杰夫《描写中国农村的小说》。这一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共发表报道、评论丁玲的文章11篇。将丁玲评论形成了热潮。
这一“热潮”还在持续下去，《苏维埃军事》、《西伯利亚火花》、《加里宁格勒真理报》、
《远东》杂志等又先后发表了Е·苏尔科夫、В·托克马科夫、Н·彼特罗夫、Б·阿克辛斯基等撰写的6篇评论文章。继之，1952年又发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新成就》（苏联《文学报》社论）、《丁玲》（В·彼特罗夫）、《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П·阿尔奇米耶夫）、《丁玲及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И·叶尔马雪夫) 、《描写伟大改造的长篇小说》（Л·艾德林）等16篇，将这一评论“热潮”推向了高峰。一时间，中国女作家丁玲成了俄苏家喻户晓的外国作家。据苏联有关书目索引统计，这一时期在6年时间内共发表研究丁玲的论文近四十篇，占俄苏丁玲研究总量的77%。可见，这一时期是俄苏丁研的最佳时期——天时地利人和。
（三）“死而复生”时期（1972—1979）
然而，好花总是不常开。丁玲的命运总是那么不平坦。当俄苏开始研究丁玲时，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世界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继之苏德战争爆发，俄苏被迫出现了从1938—1948年10年“丁研空白”；当20世纪50年代中期前，俄苏丁玲研究正在蓬勃发展时期，中俄关系逐渐恶化，特别是1957年，丁玲被错划为右派，致使俄苏的丁玲研究处于“窒息”状态，从而导致了从1955—1971年15年的“丁研空白”。这不仅是丁玲命运的悲哀，也是人类文化史的不幸！
幸好，地球在照样运转，历史在照样前进，随着中国新时期的到来；随着中苏关系的不
断改善，俄苏的丁玲研究又开始复苏，进入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时期。1972年，苏联国
家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第8卷和第12卷（《中国文学》卷），在这两卷
书中都分别刊登了《丁玲》词条。这是俄苏“丁研”“死而复生”的信号。果然5年之后，
1977年，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Е·齐宾娜等著《现代东方文学·第五章左翼作家联盟
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比较深刻地评价了丁玲作品；同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И·勃
拉金斯基、В·谢苗诺夫等编《现代东方文学·（中国）左联时期和抗日民族解放斗争时期
的文学》（1917-1945），其中也重点探讨了丁玲文学；1978年，苏联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简明百科全书第九卷·补遗·丁玲》；1979年1月4日，苏联《文学报》发表了М·施
奈德的文章《一位作家的命运》（关于丁玲）。这种迹象表明：俄苏的丁玲研究在复苏，虽不
再见那“昔日的”辉煌，但却能嗅出那“死而复生”的气息：丁玲在“死而复生”；俄苏的
丁玲研究也在“死而复生”。
三评价
俄苏汉学家善于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美学观审视作家与作品；并以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创作的最高标准；加之，当年中苏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基本相同的价值观，所以，丁玲作品在俄苏受到了普遍欢迎，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俄苏汉学家对丁玲作品研究的重点是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篇小说《水》
和《莎菲女士的日记》。
俄苏著名汉学家Л·波兹德涅耶娃是丁玲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丁玲选
集》的译者，对丁玲有精深的研究。她撰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序言》（1949）
和《〈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1954）是两篇很精到的丁玲研究论文，对丁玲作品进行了
精细的，全方位的学理研究，对丁玲作品给予了公允的，具有权威性的评判。
Л·波兹德涅耶娃指出，中国女作家丁玲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奖金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中国农村暖水屯的土地改革。作品事件是在农村没收地主土地、分发地主余财、唤起群众阶级觉悟的最激烈的斗争时期展开的。“这部小说全面地而非简单化地反映了土改这一复杂进程”。其作品以大部分篇幅描写了解放区的新人、新的组织——农村党支部、农救会、学校等已经牢牢进入解放区农村日常生活的一切新生事物；同时，女作家也非常注意描写农村的反动势力，它们利用种种手段企图延缓其必然灭亡的命运。于是，“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以其全部的复杂性被展现在读者面前”。1
Л·波兹德涅耶娃认为，丁玲继承了中国近代长篇小说传统，对每个主要人物都写成一个单独的短篇，从而展示人物的经历。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一必要手法展现了主人公们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作为，因为“只有从可怕的旧社会去观照，才能彻底认识中国贫雇农生活的巨大转变——他们从千百年来的地主的奴隶，而今变成了土地的主人”。所以，她结论道：“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基本优点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人，就其全部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描写中国农村的活生生的人。”2波兹德涅耶娃将丁玲新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其旧作中篇小说《水》作过比照之后指出，如果说丁玲1931年写成的中篇小说《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初期阶段，那么，其194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所描写的则是经过多年不断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当年“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已变成了生活现实。所以说，“这部作品，就其艺术技巧，其展示形象和事件的现实主义手法而论，表明了女作家的长足进步”。3后来，在其《〈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1954）中，波兹德涅耶娃再次明确指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作品代表了女作家这一时期的创作规律。它表明了丁玲作为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巨大进步；表明她是一位不仅由斗争理论，而且由社会活动家的实际经验所武装起来的现实主义作家。”4而且,”必须承认，这部作品对创建新民主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5
Н·费德林是俄苏资深汉学家，在其《中国札记》（1955）和《中国文学》（1956）等大
著中，对丁玲都有精深研究。20世纪50年代他曾三次会见丁玲，对丁玲比较熟悉和了解，也很有感情。他曾说，“中国人说，丁玲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对此，丁玲是受之无愧的——她是一位女战士，是人民的忠诚无畏的女儿。”6他认为，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青年时代写的中篇小说《水》“在许多方面都是承接呼应的。如同《水》一样，小说在运动、斗争和伟力当中表现了人民”。7他对该作品描写人物之众多、反映事件之复杂、题材之宏巨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总的看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开头部分比后面写得更充实、宏伟，读者捧读起来就会想到，自己是在读一部史诗。”8但是，在其另一部著作中他又指出：这一长篇的史诗性内容，固然与它题材的宏巨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丁玲既不简单化也不夸大地反映了包涵着全部复杂性和多样化的生活真实。也许作家的才能在这里表现得最充分和多方面。这位语言艺术家所描写的暴风雨将临的情景是令人难忘的。”9作品之所以能达到如此的艺术效果，是因为题材的宏巨性与描写人物的细腻性和事件发展的真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
费德林很喜欢丁玲笔下的人物。他认为，“尤其富裕农民顾涌的形象更为生动。顾涌形
象的塑造是小说一大成功之笔。依我之见，描写顾涌疑虑重重，惴惴不安，在村里东奔西跑，想把多余的土地交给农会的那一章，写得很出色。这一章笔触凝练，绘声绘色，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小说最后几章斗争地主的场面，处理得情绪激昂，生动鲜明。”10他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丁玲描写“事件”的真实性。他说：“我在河北、湖南农村也目睹过斗争地主的场面，作家写得是相当真实的，我很钦佩。小说情节的发展做到了逐章深入，在斗争地主的场面中达到了高潮。如果将小说首尾相比较，这一特点尤为明显；篇首作家有意使情节缓缓展开，与缓缓进村的大车相应；篇末则展示了全书最为激烈的事件。我猜想，篇首缓缓叙写的手法是作家有意安排的，因为这种写法可以更充分地展现出情节的来龙去脉历史的发展。”11
俄苏研究家普遍认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达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水准，苏联文学评论家阿尼西莫夫指出，“在美学方面”，“有充分理由可将其列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成就”。他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问题，“已由人民民主国家的作家们和资本主义世界保卫世界利益的进步作家们深刻探讨并创造性地解决了”。12自然，中国女作家丁玲也在其内。
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周立波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同时获得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引起了苏联学界的震惊，他们在赞叹中国新文学飞速发展的同时，还在积极探索其发展的“原因”。他们大抵归结为三点：一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成果；二是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的结果；三是作家创作环境的改善。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史家В·索罗金、Л·艾德林在其合著的《中国文学简编》中指出，“延安文艺座谈会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历史已经证明，从五四运动，尤其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中国进步作家们的一切追求就是真实地描写中国革命发展的现实。“然而这在过去（国统区），总是办不到的”,“作家与人民群众的真正联系，只有在摆脱了国民党压迫的自由的解放区里才能得到实现”。所以，“许多当代优秀的作品在中国解放区诞生了”。13
除长篇小说外，波兹德涅耶娃对丁玲的短篇小说《奔》、中篇小说《水》和《莎菲女士
的日记》也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认为《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处女作《梦珂》的续篇，连同其后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这些作品的重心均是引起她注意的课题：寻找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波兹德涅耶娃同意中国批评家们对莎菲的评价，称“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4她特别欣赏短篇小说《奔》，称丁玲“以高超的艺术技巧，透过初次流入城市的农民的印象之棱镜，表现了上海工人的生活与斗争”。她认为中篇小说《水》（1931）反映了中国土地革命的高潮，“表明了作为艺术家的丁玲的进步”。她强调说，“丁玲的每一部新作都是她在艺术思想和艺术技巧方面向前迈出的新的一步”。15
进而，波兹德涅耶娃指出，丁玲在不断进步，她总是“面向未来，胜过过去”，所以才“经历了一条思想—艺术发展的复杂而坎坷的道路”16。她认为，这条道路，概括起来，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27—1929），是对旧中国不自觉的个人反抗时期，这一时期的创作方法是批评现实主义的；第二时期（1930—1933），是左联时期，创作了大量作品和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写了不少理论文章。这一时期，其艺术技巧臻于成熟；第三时期（始于1937年），参与解放区的实际工作，是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转变的时期。“在其创作生涯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很大作用。在其后几年里，她的作品达到了最成熟状态”。17
Л·波兹德涅耶娃，对丁玲作品的评析，可谓条分缕析、客观公允。须知，她的“丁玲观”，在俄苏汉学界很有“市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
注释：
1Л·波兹德涅耶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第二版序言》，原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Л·波
兹德涅耶娃译），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译文载宋绍香译/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1页。
2同1，第32—33页。
3同1，第36页。
4同1，第52页。
5同1，第37页。
6Н·费德林《丁玲印象记》，原载Н·费德林《中国札记》，苏联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译文载孙瑞珍、
王中忱编《丁玲研究在国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7页。
7同6，第399页。
8同6，第400页。
9Н·费德林《中国文学》，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
1011同6，第401页。
12[俄]阿尼西莫夫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真理报》，1952年3月19日。
13В·索罗金、Л·艾德林：《中国文学简编》，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8页。
14Л·波兹德涅耶娃：《〈丁玲选集〉俄译本序言》，原载《丁玲选集》俄译本（Л·波兹德涅耶娃译），莫
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译文载宋绍香译/编《中国解放区文学俄文版序跋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第42—43页。
15同14，第47页。
16同14，第42页。
17同14，第51—52页。
联系方式：电话：0538—8510233 ；E-mail:songsx3651@sina.com
作者简介 ：请参见宋绍香著《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2012）卷首。
2013-05-03于岱宗书屋
原载《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