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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定军山·溯源
当“国粹”被写入“遗产”
2010年11月16日，北京城一个普通的日子，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从这一天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上，多了一个以这座城市命名的一种古老戏曲的名字：京剧。京剧是国粹，这是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共识。然而，当“国粹”写入“遗产”，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真让人无从回答。
站在北京城南的永定门向北望去，200年前，从南方来的徽班也许就是从这里，陆续走进北京城，开始了辉煌之旅。就是这样一座宽广的城市，为百年来众多京剧艺人的粉墨登场，提供了最坚实的舞台。
位于北京南城的“中国戏曲学院”，是我国培养京剧专业人才的最高学府。教学楼的陈列室里，至今珍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一件清代宫廷赏赐的京剧戏服，它最初的主人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二任校长：王瑶卿。
100多年前的王瑶卿，是京剧舞台上的一位要角儿。他穿梭于重重宫门的紫禁城，立于富丽堂皇而又戒备森严的宫廷舞台，为一个行将死去的王朝载歌载舞。王瑶卿的身影其实并不孤独，京剧百年，曾经见证了太多粉墨登场的艺人无以掩饰的光荣或梦想、得意或失落。程长庚、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正是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名字，成就了一个王朝跨越世纪的欢娱，也成就了京剧自身的灿烂与辉煌。
徽班进京贺寿乾隆帝
1790年9月，是大清国当朝皇帝乾隆的八十寿典，各地戏班照例纷纷进京贺寿。史料记载，当年的北京城从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一带方圆几十里内，“每数十步间一戏台”，所谓“后部未歇，前部已迎”，盛大繁忙的景象，使古老的京城俨然成为一个偌大的戏园。
中国历朝历代，唱戏大概是最寻常不过的喜庆方式。据说世界戏剧史上存在着三种最古老的戏剧文化：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希腊的悲喜剧如今仅剩舞台遗迹，印度梵剧也早已中断失传，唯有中国传统戏曲，伴随着大小庆典，从遥远的古代一直演到了今天。
“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中国的皇帝自然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当年从紫禁城一直摆到颐和园的戏台，乾隆皇帝路过时，演员和观众都匍匐在地，乾隆肯定没机会看上戏，而这些戏台的存在就是为了与民同乐，因为在众多的演出队伍中，有皇帝喜爱的戏班。
进京贺寿的各地方戏班中，来自扬州的徽班“三庆班”当属风头最劲的一个。领衔三庆班的是个叫高朗亭的青年男子，据说舞台上的他男扮女装，“一颦一笑，一起一坐，描摹雌软神情，几乎化境”，既然有这样的评价，自然赚取了京城百姓最多的追捧。
四大徽班在京城声名鹊起
三庆班由一位名叫江春的扬州盐商组建。乾隆时期的扬州，其经济地位大概形同今日上海。便捷的漕运与盐业专营，催生了这里一个数量可观、富可敌国的徽籍盐商群体。而蓄养家里的戏班、角色斗艺，则是当时扬州盐商的普遍风气。
当时中国主要的声腔，有京腔、秦腔、徽调、昆腔、二黄调、罗罗腔，这样一些主要的声腔都聚集在扬州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操着各地口音的地方腔调，飘荡在扬州的大街小巷，造就了声腔的繁华。
乾隆一生六下江南，据清代野史记载，乾隆皇帝游扬州瘦西湖时，朝四面一看，感慨道：这里很像京城中的北海，可惜差一座白塔。当时接待皇帝的盐商听到后，赶忙依据京城白塔的形状，连夜建造。第二天，乾隆再游瘦西湖，忽然见到一座白塔巍然矗立在眼前，大为震惊。当得知扬州盐商连夜建塔之事，乾隆爷感叹道：盐商之财力伟哉！一夜造白塔的盐商，相传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春。
进京献礼结束后，一炮而红的三庆班搬进了位于北京城南的韩家潭胡同，从此索性扎根北京，演出求生。此后几年内，扬州徽班进京的势头有增无减，到了清嘉庆年间，其中的“三庆”、“四喜”、“和春”和“春台”四大徽班声名鹊起。多年以后徽班进京也被公认为京剧发展的最初源头。
新剧种“京剧”应世而生
18世纪末期的中国戏曲舞台，居于正统地位的还是昆曲。对徽调、秦腔之类的地方戏曲，有地位身份的人不屑一顾。1793年，一位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使臣来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乾隆招待马戛尔尼看戏，马戛尔尼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所坐厢位是彼此相连的长条坐席，坐我旁边的是几个大臣，看戏时，生怕我不懂戏的精彩，连连大声叫好，我不负盛情，只好勉强学了这句华语，连喊好啊、好啊以示回应。”有一点可以发现，朝廷正乐的昆曲已经盛极而衰，管弦悠扬伴随着吴音呢喃，演绎着“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才子中状元”的老套情节，即便是宫廷之内的王公贵胄，大概也开始有了审美疲劳。
在市井舞台，昆曲的这份疲软早已展现。史书记载，徽班进京前，京城百姓即已“闻昆曲轰然而散”，随着市井演出的活络，底层趣味的转换已成现实，以“四大徽班”为代表的徽调“二簧”腔与秦腔、京腔等地方声腔在演出实践中不断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19世纪40年代，一种融合了徽调、秦腔和京腔汉调等地方戏曲形式的崭新剧种“皮簧”，终于初步发育成型。1840年左右，一种融合了徽调、汉调、昆曲、秦腔、京高腔，并吸收各种民间俗曲的新剧种“京剧”诞生了，很快传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慈禧最善以戏曲诫喻教化
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一带，200年前为宫廷音乐管理机构——“南府”。道光七年，“南府”易名“升平署”。新生的“升平署”照例主持宫廷演出，却额外增加了召选宫外艺人进宫当差或充作教习宫内太监演戏的新鲜职能，与宫里太医的“内廷供奉”名称不同的是，这些社会地位低下的艺人被宫里唤作“供奉内廷”。作为一项来自官方的荣誉，这个头衔自然对戏曲艺人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6月，紫禁城漱芳斋戏台，终于迎来了第一位演唱皮簧的“供奉内廷”，他就是日后被称为“京剧鼻祖”的程长庚。程长庚是三庆班的第四任班主，与所有前辈相比，他粗通文墨，是梨园行中凤毛麟角的文化人。
地方戏生于乡野，演于民间，自古就凝聚着底层社会的道德伦理与价值取向。晚清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对戏曲固有的诫喻教化之功，运用得十分在行。生性多疑的慈禧惟恐臣下蒙蔽、内藏权奸，于是常常邀请大臣们看上一出《下河东》，每当演至戏中角色奸臣欧阳方竟然君前拔剑，总要当即传令把演奸臣的艺人按倒台上，重重打上四十大板。台上是演员声泪俱下的苦苦哀求，台下是看戏大臣的一脸尴尬，经国之道便在戏里戏外、台上台下不言而喻的微妙中尽得告白。
“三国”戏成为京城风潮
19世纪50年代，清帝国的大门已随鸦片战争的失败轰然开启，然而紫禁城内时时荡漾的，依然多是昆曲男欢女爱的委婉之音。王朝政治的昏聩腐朽与戏台上下的沉湎萎靡，促使程长庚开始将思考的目光转向舞台剧目的革新。一次偶然的机会，程长庚与一位常来“听蹭戏”、名为卢胜奎的进京赶考的学子走到了一起，并最终劝说卢胜奎放弃科举，转而“下海”入了梨园。以儒生的身份屈就梨园，卢胜奎大概是京剧史上第一人。
史料记载，三国故事被搬上舞台始于宋元，其剧目、剧本至今尚存40余种。而程长庚和卢胜奎为一改京都舞台的颓靡之势，合作成就了涵盖了三十六本的京戏长篇大轴：《三国》的问世。“三国”戏的演出一时成为京城舞台旷日持久的风潮，京剧终于在150年前开始展现出质朴的泥土气息之外从未有过的清新刚健和风雅底色。
清光绪年间，一位名叫沈容圃的戏迷画师依据喜好，把心目中13位皮簧艺人的舞台形象化入丹青，完成了史称“同光十三绝”的著名画卷。程长庚和卢胜奎分别以“三国”戏中的鲁肃、诸葛亮形象，赫然在列。
中国戏曲源自乡野，其原始声腔普遍具有高喉大嗓的特点，黄土高原上的人们，至今还把“唱秦腔”习称为“吼秦腔”。在进化途中，地方戏曲共有的这一质朴胎记，作为融合徽、汉、秦等地方声腔的皮簧演唱当然也有这一特点。古老的成见，到一位名叫谭鑫培的京剧老生红遍京城时，总算得到了彻底的改变。
谭鑫培终结“花雅之争”
19世纪50年代末，经年持续的太平天国起义已使大清帝国元气大伤，昔日的东南形胜之地扬州早已冷月无声，北上逃难谋生的艺人不绝如缕。1857年，跟随父亲唱湖北地方戏汉剧的谭鑫培流浪到了京城，33年后，谭鑫培以“供奉内廷”的身份首度登临宫廷舞台，一出京剧传统戏《卖马》过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的慈禧懿旨单独召见谭鑫培，加赐谭鑫培四品顶戴。这一年，谭鑫培43岁，正是京剧老生行的黄金年龄。
有人说，属于谭鑫培个人的重赏，同时也不啻为京剧“国剧”地位的一次正式加冕，中国戏曲史上花部乱弹与昆曲间的所谓百年“花雅之争”，终于因谭鑫培划上了一个令人悲喜交集的句号。也有人说，慈禧对谭鑫培的钟爱，爱的其实是他的声音，一种由前辈艺人程长庚最初冠名的“亡国之音”。
1870年，在京城舞台已小有名气的谭鑫培搭班程长庚的三庆班，几年后，年轻的谭鑫培向程长庚提出自己想转行唱老生的想法，不料却遭到程长庚的严词否定。当时已在病中的程长庚对谭鑫培说：“子声太甘，近乎柔靡，亡国之音也。”1880年程长庚病故，但甘甜柔靡的谭氏唱腔却越唱越红。
首部电影《定军山》试映
时至光绪十年的1884年，谭氏唱腔早已风靡京城，老生行由此从京剧众行当中脱颖而出。这一年，谭鑫培离开三庆班，开始组建属于自己的京剧戏班：“同春社”。
在他的班社里，挑班演出的班主，显然已是演出市场的最大卖点，从剧目的选择到角色的确立，都必须为“角儿”这一市场卖点最大化服务，京剧班社维系百年的明星制由此开始，谭鑫培因此也获得谭老板的尊称。
光绪五年，唱红京城的谭鑫培首次受邀来到上海演出。三年前的1876年，时尚的上海人刚刚完成对“京剧”的命名，当年3月2日的《申报》上，一篇名为《图绘伶伦》的文章这样写道：“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始能成班，俗呼为台柱子……”，京剧这个词始由上海人叫响，沪上戏迷也丝毫没有吝啬赞美声，“伶界大王”的崭新桂冠如期加临，这是京剧艺人从未有过的霸气头衔。
1905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迎来了京剧舞台首屈一指的“伶界大王”谭鑫培，刚刚从法国引进中国第一台摄影机的任庆泰将最初的镜头对准了他。很快，中国人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前门大观楼前的空场上首次试映，观影人潮蜂拥聚集，情至酣处，戏迷们齐声高歌，为银幕之上谭鑫培的无声演唱集体配唱。往后的一场大火，令人痛惜地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胶片化为灰烬，仅留下的穿越沧桑岁月的剧照。
时代风云如白云苍狗，一个孕育了一门不朽的戏曲艺术的老迈帝国，终于走到了尽头。京剧鼻祖程长庚“亡国之音”的预言一语成谶，帝国大厦的轰然倒塌中，它的准确与神秘，恍如咒语。
第二集宇宙锋·呐喊
“嗜戏薄伶”的境遇
位于上海市福州路701号的天蟾舞台，始建于民国初年，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当年“不进天蟾不成名”的梨园公论，到如今“看戏就到天蟾逸夫”的沪上常识，百年以来，这个舞台几乎见证了每一位京剧名角儿的动人身影。
2011年9月17日，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一台名为《梨园少将》的新编历史剧在此隆重首演。若时光倒转，100年前的夜晚，故事中的主角潘月樵本人，或许正站在同一个舞台、在来自相同方向的舞台灯光的照耀下，为戏迷载歌载舞。从伶人到少将，这样的身份跨越，唤醒了不止是关于一个京剧艺人的光荣记忆，更有古老的京剧演到100年前注定要上演的那出彷徨与呐喊、抗争与觉醒。
倡优并列，这是戏曲艺人在“嗜戏薄伶”的封建专制社会里无可摆脱的身份宿命。自打徽班进京起，即使是那些名动京师的要角儿，也只能与青楼歌妓为邻，偏居于北京南城前门以外的八大胡同一带。在世人口中，末等妓院有个“下处”的别称，而戏班聚居的地方则由此被人们称为“大下处”。
明朝嘉靖年以后，北京城分成内城和外城，从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这三个城门及城墙往南地区被称为外城。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建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统治者不愿意旗民沉溺娱乐，除了紫禁城内的戏台和王府内的私人戏台，内城不允许建大众戏园子，戏园大多建在前门外以南一带，并且在清中叶以前没有旗人当票友，也不允许八旗子弟和梨园行有所往来。
清嘉庆以降，朝廷颁诏严禁京城官员狎妓，蓄养“相公”之风悄然盛行。“相公”也称“像姑”，据传是从“像姑娘”衍化而来，梨园名伶除演戏之外，还要在自己的私寓接待客人，从事陪酒等有偿服务，俗称“堂子”。“像姑”是“堂子”里的主角，起初多为长相漂亮的男性童伶，每天“晨起以淡肉汁洗面，饮以蛋清汤”，三四月后，婉好如女，即由戏班师傅教戏三两折，开始从事陪酒等色情服务。京剧舞台上的重要行当——旦角，就在王公贵胄们的病态嗜好中，一路走到了20世纪的时代门槛前。
普天下人之大学堂
20世纪初年的上海，既是洋行买办的天堂，也是京剧艺人的乐园。据时人统计，当时的上海滩，仅从宝善街至四马路一带，就有茶楼戏院统共不下50家，京剧登临这座城市的舞台不过30年，即已成为最普遍的时尚和最通用的交际话语。人流密集的茶楼戏院，给当时越来越多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开展革命宣传提供了最好的场所。
最初的变革之声来自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等一批知识分子。1903年起，他们相继在《新民丛报》、《俄事警闻》等媒体发表文章，宣传戏曲改良主张，阐发戏曲之于社会的“高台教化”作用。他们宣称，戏曲作为 “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应为 “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伶人也不应是 “倡优并列”俗见中的“下九流”，而应为 “普天下人之大教师”。
1904年10月，一本名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戏曲专刊开始在沪上伶界广泛流传。刊物公然号召沪上伶界用戏曲的方式奋发民情，推翻大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当时的革命人士、南社诗人柳亚子在刊物《发刊词》中痛陈“张目四顾，河山如死”的现实时局，号召 “南都乐部”即上海伶界以戏曲改良为武器，率先在 “黑暗世界，灼放一线光明”。
与此同时，上海春仙茶园演出的一部名为《瓜种兰因》，抨击卖国通敌的新戏，引起了沪上媒体的关注。而这出新戏的编创、主演，即为《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人之一汪笑侬。当时的戏迷是这样评论汪笑侬心境的：“檀板一声，凄凉幽郁，茫茫大千，几无托足之地……将有心人一种深情和盘托出，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笑侬殆以歌场为痛苦之地者也。”
潘月樵被授予少将军衔
对于当时汪笑侬“借波兰亡国之恨，寓中国近世变乱之耻”的演出本意，沪保守势力却纷纷抓住《瓜种兰因》的外在形式不放，戏称汪笑侬为不懂戏曲的“旧剧界之维新派，新剧界之国粹派”。对此，当时有“儒伶”之誉的汪笑侬回应：“我之所以成为伶人，没有什么‘庄严’可说！我的志向不在于卖艺。我献身于舞台，只因这舞台是陶冶我性情之地。”《二十世纪大舞台》不久后被查禁，汪笑侬不得不流落天津。
时代的风云际会，很快将另一些有志于用戏曲表达自我、控诉现实的伶人知己聚合到一起。1907年底，一部最初由留日进步学生改编排演的话剧《黑奴吁天录》在上海租界兰心大戏院首演。当时，与汪笑侬同在上海丹桂茶园挂牌演出的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等京剧艺人和革命党人王钟声、刘艺舟走到了一起，他们共同参与了话剧的排演。这是京剧艺人首次参演西式话剧，也是话剧这一源自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与中国观众的首次见面，时人称其为“文明戏”。
在上海“新舞台”的新戏演出中，潘月樵等人打出的旗号是以“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对此，当时的报纸是这样描述的：“前晚初开锣，已人满为患，座客多叹息伤悲，甚至有泣下沾襟者”。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在湖北武昌爆发了，在攻打清朝统治象征的江南制造总局的战斗中，担任总突击队的队员全部是上海新舞台的京剧艺人，总队长是潘月樵和夏月珊。
上海光复后，京剧艺人潘月樵被授予少将军衔。孙中山批准成立上海伶界联合会，亲笔题赠“现身说法”的匾额一幅。夏月珊为首任会长，并且成立了上海伶界小学，以改变艺人不识字的生活现状。伴随着这段从梨园伶人到革命少将的梨园佳话的书写完成，京剧的另一个百年开始了。
伶界大王十里洋场黯然收场
1912年8月的京城依旧热闹，为了区别于妓院小班的称呼，京城“戏班”统一改称“戏社”，作为京剧艺人行会组织的“精忠庙”也更名为“正乐育化会”。这个类似于工会的组织，有专人处理有关艺人的生活福利事项，维护艺人在社会的权益。这年年底，“正乐育化会”首任会长、65岁的谭鑫培又一次来到上海演出。
民国元年的沪上舞台丰富多彩，20余家新型剧院相继建成开业，昔日的传统戏园几乎已无踪影。明亮如白昼的舞台灯光照耀下，传统戏曲舞台“一桌二椅”的摆设已孤单，取而代之的是新奇的舞台机关布景、真刀真枪的舞台交锋演绎着情节曲折的连台本戏，京剧的“听戏”时代，已率先在这座城市向“看戏”时代让渡。从“听戏”到“看戏”，一字之差带来的改变并非一个日益花哨的舞台，当时装新戏的热潮随革命的结束而快速引退，以动作丰富、“做打”见长的武生、架子花脸、刀马旦，也迅速取代一板一眼、擅长“唱念”的老生、青衣，而成为沪上戏迷的新宠，“海派京剧”的说法由此而来。
当讲究一招一式、有板有眼的“京派”首次遭遇新生的“海派”趣味，演出的效果或结局似乎可以料想。在刚刚兴建营业的“新新舞台”，伶界大王谭鑫培一出拿手的传统老生戏还没演完，沪上戏迷的满场倒彩已经此起彼伏。
谭鑫培此次沪上之行，终于不得不以提前中断演出合同而黯然收场。但仅仅几个月后，十里洋场的华丽舞台，迎来了又一位来自京城的京剧艺人，这个人就是年仅19岁的梅兰芳。
京师梨园排演时装新戏
鲜花和掌声，适时地开启了京剧旦角梅兰芳大红大紫的演艺人生，此次上海的演出以后，梅兰芳成为无数中国人爱上京剧、走进戏院的理由。从某种意义上说，谭鑫培和梅兰芳一前一后结局迥异的演出，构成了京剧发展史上又一个百年的真正起点。
京师梨园的戏曲改良与上海一样，也是以时装新戏的排演为开始，少了革命的激情，却多了一份捧角之士的陪伴和一份基于演出市场的平实和持久。从《孽海波澜》到《宦海潮》、从《一缕麻》到《邓霞姑》，回到北京后，在冯耿光等最初几位“梅党”的帮助下，梅兰芳很快投入到时装新戏的排演中，并迅速引领京师舞台的新戏演出蔚然成风，而一位真正改写梅兰芳演艺人生的男人由此走向前台和他的生活，这个人叫齐如山。
齐如山是中国受过系统旧式教育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年轻时曾游学欧洲考察戏剧，与梅兰芳相识时身为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女子文理学院的教授。1915年秋天，40岁的齐如山与22岁的梅兰芳在一次次书信往来后，第一次见面，见面的结果就是至今还在京剧舞台上传唱不绝的《嫦娥奔月》。在此后的近20年里，齐梅二人几乎朝夕与共，他们用一次又一次的演出轰动，书写了中国京剧史上一个又一个华彩瞬间。
新戏创编风潮空前炽热
1915年秋，因为拒绝袁世凯生日堂会的演出，68岁的伶界大王谭鑫培遭遇了生平第一次禁戏的处罚。戏迷趣味的转换、身体的日渐衰朽，让昔日的伶界大王明白舞台已不再属于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所做的唯一轰动梨园的事情，就是将长孙谭富英送进了京城著名的科班“富连成”。
1917年4月14日，金鱼胡同那家花园堂会，为了欢迎广西军阀陆荣廷进京，伶界大王谭鑫培不得不带病登台，“靡靡之音”已不复当年的深情绵邈气韵沉雄，演至悲愤处，71岁的老人早已老泪纵横，一口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雪白的髯口……当年5月10日，领袖群伦近30年的伶界大王彻底解脱，按照传统规矩，伶人尸骨不能还乡，谭鑫培被葬在今天的北京门头沟区永定镇栗园庄村。整整90年后，在他的故乡湖北武汉市江夏区矗立起“谭鑫培公园”，并且以谭鑫培这个名字命名了一条马路，这也许是中国唯一的以京剧艺人命名的大道。
谭鑫培去世10年后，京剧的《顺天时报》刊登了一则评选“五大名伶新剧夺魁”的启事，当时的京师第一名伶梅兰芳再夺头魁，而排在他后面的4个名字，竟全部属于旦角，“四大名旦”的说法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坊间话题。
1918年，梅兰芳在齐如山等人的帮助下相继推出《黛玉葬花》、《天女散花》等古装新戏，新戏创编和演出风潮空前炽热。是年5月，一场关于“旧剧”的论战随着名为《新青年》的期刊日益风行遽然开启，京剧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审判。
在文化批判中求生
在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和参与者这样评论京剧，胡适说“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等等，都是戏剧的‘遗形物’，就像男子的乳房”；傅斯年说“形式太嫌固定；意态动作粗鄙”；周作人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即‘旧戏应废’”……连篇累牍的批判，为京剧勾勒出一副妖魔化的容颜，京剧所有的不幸与原罪，仅仅因为其脱胎于一个刚刚挥别的专制王朝。
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在戏剧改良的发祥地上海，街头里弄的电台广播时时回荡的已是新“伶界大王”梅兰芳刚刚唱红的新编全本戏《宇宙锋》，人们或许已经不复想起在上海挽起“戏曲改良”大旗的人们。新剧第一人汪笑侬已寄情于烟土，1918年成为死于鸦片的“黑籍冤魂”；梨园少将潘月樵被上海军政府封为调查部长，但很快在官场排挤中辞职，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通缉，1928年孤苦病逝于常州。对推动着京剧不断前行的人们而言，现实的“旧垒”坚硬如旧，纵然手握锋利如“宇宙锋”的宝剑，除了方寸舞台，他们其实什么也劈不开、斩不断。
第三集借东风·传承
“打死勿论”的契约
相传，嗜喜歌舞的盛唐皇帝李隆基在都城长安独辟一园，遍植梨树，充作天下雅善歌舞之士传艺授业的教坊，李隆基也由此被奉为梨园行的“祖师爷”。自打京剧诞生起，倘要学戏不外两种途径：一为“拜师”，二为“坐科”。所谓“拜师”，是指学徒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专门投于某个师父门下；而“坐科”的学徒，则直接进入科班，由戏班管事指定师父授业传艺。无论“拜师”还是“坐科”，首先必须完成的一道手续，就是教学双方签订一纸契约，俗称“写字”。
按照约定，学戏弟子一旦入科，学艺期间的衣食住行样样花费，悉数皆由师父或科班单方承担，而学徒登台演出的所有收入，也全部交归师父或科班单方所有。倘能登台演出、甚至成名成角儿，教学双方自然皆大欢喜；若几年过去，学徒依然无法登台，科班和师父的心血也算彻底打了水漂。
梨园行有句老话，“要问够不够，先学三十六”，意思是学徒练功学艺，至少得学会三十六出戏，方可正式登台。旧时京剧艺人，不管师徒，大多为从未进过校门的文盲，唱念做打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学生死记硬背。在出科登台的压力之下，让多少艺人不堪回首的“打戏”也就在所难免。
坐科八年犹如十年大狱，这是梨园行的共识。演员要想成角儿，除了要有很好的天赋，还得有最初刻苦的训练，进了科班第一条规矩就是“打死勿论”。“打戏”是京剧艺人“教戏”的另一种说法，然而多年“打戏”之后，真正得偿所愿者终归寥寥。
“喜连成”一夜名动京城
公元1907年夏，紫禁城内的演出刚刚结束，照例是对参演艺人的一番恩赐加赏，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有幸获赏的不是“供奉内廷”，而是一群前来配戏跑龙套的科班弟子。从当朝皇上光绪亲笔手书的“乐善好施”牌匾，到慈禧太后坐过的两把椅子，厚重的封赏已足以让“喜连成”的科班和班主叶春善一夜间名动京城。
史料记载中的叶春善出身梨园世家，自幼入“小荣椿”科班学艺，出科后在京城戏班“四喜班”担纲专为要角儿配戏的二路老生。喜连成科班的东家，是个叫牛子厚的关东首富。京剧科班班主，大都为舞台上的名伶要角儿，籍籍无名的叶春善之所以独得牛子厚的青睐，是因为他厚道的为人。
叶春善的首批弟子是6名流浪京城的孤儿，叶春善甚至没敢动用东家给的288两白银创班经费，而是选择一边教戏、一边继续唱戏以维持生计。为了节约开支，他的妻子常常帮忙做些缝补浆洗的杂活儿，而拉煤、做饭等科班后勤之事，则多由叶春善和弟子包办。创班一年后，叶春善开始带着弟子到京师各大茶楼戏院跑跑龙套，或者在京城堂会演出中上演一些开场小戏，队伍渐渐壮大。到1906年，喜连成“喜”字科弟子已达70多人。
从梅喜群到梅兰芳
1908年秋天，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今天下伶人最为心寒的禁演期由此开始，京师科班或散班关门，或纷纷外出跑码头。叶春善也率领喜连成科班离开京城，前往关东一带演出，一个叫“梅喜群”的孩子渐渐唱红。很快，他与喜连成东家牛子厚见面了。此次见面，让“梅兰芳”这个名字在京剧舞台上出现。这时的梅兰芳年仅15岁，在“喜连成”带艺坐科已经一年。1912年，“喜连成”东家易主，科班转归一位叫沈玉昆的山西财主所有，社长依然是叶春善，班社更名“富连成”。
为了从小培养科班弟子严谨自爱的作风，叶春善与科班总教习萧长华共同制订了富连成“学规”，即“四要”与“四戒”，并以此时时检点各自学艺和做人，规定各科弟子每天早起练功时都得集体朗诵：“自古人生在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北京前门外的广和剧场，百年前称为“广和楼”，堪称京城最有名的戏楼，民国初年，富连成东家包下作为富连成科班对外演出的固定戏楼。戏楼前台旁，有一间侧对着舞台的账房，每逢科班演出，科班班主叶春善就会端坐在此，静静观摩，每当有让他眼前一亮的科班弟子，演出结束后，他都要特意叫人传唤到跟前，给小演员们送上一个红包以示奖勉，俗称“小份儿”。然而，也有的孩子一脸的沮丧，因为叶春善告诉他：“你倒仓了，不能再接着这样演下去，要另谋出路。”
倒仓后的马连良再入科
“倒仓”是指大多数人年少时的一段生理变声期，对于吃开口饭的京剧艺人而言，“倒仓”既是一道“鬼门关”，更不啻为一条命运分界线。京剧百年，从余叔岩到马连良、程砚秋，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倒仓”往事。位列京剧后四大须生之首的马连良，在17岁从富连成出科后不久就遇到倒仓。这位8岁入科、10岁即为谭鑫培等老生名角儿配戏的少年，当时已被不少京城戏迷冠以“神童”头衔。倒仓后的马连良只好远赴福州去唱戏，经过一年多的调理，在福州已经唱红的马连良竟然再次入科富连成。叶春善对他说：“我的学生出科，只有你这么一位愿意回来深造，我会对你倾囊相授。”
三年后当马连良第二次走出富连成的大门，以一出唱念、做功俱佳的《借东风》风靡茶楼戏院，也正是因倒仓期难得的苦练，往后的马连良才得以在谭鑫培之后，被大多数专家戏迷公认为京剧史上最为全面的老生大家。到上世纪20年代初，随着“喜”、“连”两科弟子相继出科，富连成“富”字辈和“盛”字辈入科人数即已开始大幅增长，科班整体不得不搬迁至北京虎坊桥一带。此时的富连成，已经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著名科班。
废“打戏”风潮遭逆转
古老的京剧没有为自己的代代传承独辟出一条终南捷径，时代的东风注定要把一所率先宣称告别“打戏”的戏校推至前台——1930年8月，百年京剧史上堪与富连成相颉颃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宣告成立，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硕秋担任董事。
主持中华戏校的校长是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焦菊隐，与当年大肆批判京剧的很多文人不同，焦菊隐认为：京剧的精华如明珠埋土，只待有志之士去挖掘洗涤，他开办戏校，只为培养“适合时代之戏剧人才”。戏校招生广告一经贴出，立即引来大量关注。凡年满10到13岁、具备初小文化的孩子，均可报考该校。不到一个月，中华戏校首批“德”字科学员40多人招收满额。王瑶卿、杨小楼、高庆奎等大批京师名伶相继被礼聘为中华戏校的专任教师，当年9月1日，中华戏校正式开学。
与传统科班相比，中华戏校令人耳目一新。除了男女同校，不用签订生死文书，戏曲专业教育之余还开设国文、外语、地理、算术等文化课程。同时，学校成立五大处室，竭力强调禁止“打戏”等不文明教学行为。学生生活、卫生设施更非传统科班所能比拟，并且学生们还成立了“中华戏校学生自治会”。
此时的富连成，已传到沈玉昆的小弟沈秀水手上。沈秀水建议叶春善告诫科班教习废除“打戏”，叶春善反对。于是，沈秀水主动邀请京城报界来到富连成，并当众宣布，将彻底废除“打戏”，他还为科班请来文化教员，在日常教学中增加小学语文与数学等课程。科班东家的这场“改革”，很快遭到了科班师生的普遍的懈怠，不到半年，富连成又回到了当初。
中华戏校同样如此，在戏校的一堂外文课上，一位名叫胡茜的英文老师因为体罚学生，竟遭到了一位“德”字科学员的还击，事情很快传到校长焦菊隐那里，一场至今尚为戏校学子记忆犹新的“打通堂”随之而来，即所有学生一起挨打，“德”字的打五板，“和”字的打四板，“金”字的打三板。从此往后，“打戏”之风逐渐在中华戏校全面盛行，新型戏校终归还是渐渐科班化了。
两大科班同城打擂
在创编新戏蔚然成风的年代，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保留剧目，常常是从科班到演员能否立足并真正叫响的关键。富连成素以行当齐全、阵容完整著称。结合这一优势特点，社长叶春善和总教习萧长华找来那部最初出自程长庚、卢胜奎之手的连本大轴《三国》，对照着《三国演义》，开始整理京剧传统戏《赤壁鏖兵》。从《借东风》到《群英会》，从《舌战群儒》到《龙凤呈祥》，这些如今早已为人熟知的经典剧目艰难问世，并很快呈现于舞台。
在中华戏校，创编新戏的事情显然要轻松许多。1935年，程硕秋担任中华戏校的副校长，戏校成立了戏曲改良委员会，时年26岁的著名剧作家翁偶虹被聘为主任委员，新戏创编也由此加速推进。
京师京剧舞台在上世纪30年代呈现的火热与兴盛，是由富连成和中华戏校共同书写的。在华乐楼和广和楼，两个科班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同城打擂，富连成演《群英会》，戏校演《火烧红莲寺》；富连成演《龙凤呈祥》，戏校演《平阳公主》……伴随着京城戏迷势均力敌的热烈追捧，京剧“科班戏”的说法应运而生。
科班戏的最大追捧者，据说是那些同样尚未成年的学生。在广和楼，一位年仅15岁的中学生，也加入到时髦的“捧角家”行列，每当演出结束，这位中学生总要将一位名叫刘盛莲的小演员领回家一起玩耍。这位小小捧角家，就是日后的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可惜天不假年，当年有“筱翠花第二”美誉的刘盛莲出科未久便因病早亡。几十年后，年少时朦胧而温馨的一幕，化为中国戏剧史上另一部经典《风雪夜归人》，在吴祖光自己看来，这是他一生最好的剧作。
叶春善誓言成真
1934年冬，白雪覆盖了古老的京城，富连成班主叶春善却突然得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富连成东家的万荣祥银号大掌柜卷款外逃，银号随即在挤兑风潮中倒闭。沈家所有财产被北平市政府查封，富连成全部资产也很快被法院查封拍卖，京师第一科班面临着就地散班的噩运。随后的几个月，将在科弟子悉数安置到其他私人科班后，叶春善拖着病体一次次前往法院跪辩。相传在此期间，无论天气阴晴，叶春善与萧长华每逢外出，必带一把布伞，意为“不散”。
1935年12月19日，蜚声梨园的叶春善因病逝世，在叶春善担任班主的30年里，富连成先后培养出喜、连、富、盛、世五科弟子，从生、旦、净、丑各行当，到场面、盔箱、梳头等幕后职员，为古老的京剧培养了总计超过800余专业人才，其中的雷喜福、侯喜瑞、梅兰芳（带艺入科）、周信芳（带艺入科）、马连良、于连泉、谭富英、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李世芳等人，无一不为京剧史上赫赫有名的名家要角儿。这让人回想起叶春善曾经的誓言：“二十年后，我要让全国的戏班没有我富连成子弟就开不了台。”
1940年11月，北京前门广德楼夜场，中华戏校的学员们上演了一出《十二堑》。然而，金钟荪等戏校领导却刚刚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为了抵制日伪企图接办戏校的阴谋，中华戏校宣布解散！一位叫李金鸿的戏校学员直冲学校会议室，取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是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最后的纪念。短短10年内，中华戏校相继培养出“德、和、金、玉、永”五科共计300余名学员。
第四集 大登殿·绽放
紫禁城中最后的堂会
齐如山在结识梅兰芳之前，曾经留学法国。他常和外国友人聊起京剧，外国人要么如听天书，要么不予置信，这样的交流很让这位学贯中西的“梅党”失望懊恼。齐如山曾说：“到民国十年前后，我就动过一次脑筋，想着把国剧搬到西洋去演演。但因事体关系极大，为难的地方也很多，不易实现，所以脑筋一动也就过去了。”
民国十年的北京，京剧还来不及登上异域的舞台，却已与一个逝去的王朝完成了最后的告别。1923年10月，以前清端康太妃五十寿庆的名义，梅兰芳、杨小楼等京中一众好角儿应邀在紫禁城漱芳斋连唱了3天堂会，这是京剧艺人最后一次登临宫廷舞台。这一天演了13个小时，赏银一共是7975块大洋，创下了赏银的最高纪录。
一年后，冯玉祥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革命军仅用了两个小时，就将溥仪赶出了紫禁城。革命军为了庆祝胜利，也唱了3天堂会。革命军的赏银远不及皇帝的多，时年8岁的宋宝罗从冯玉祥将军的夫人手里接过了两块大洋和一把花生，却得到了更多的掌声与笑声。“北京政变”后紫禁城易名“故宫”并向游人开放，古老的京剧彻底走出这座皇家宫殿，开始寻找自己的位置。
梅家每日至少两席
从皇家的犒赏到大众的宠儿，对大多数京剧名角儿而言算不上是什么坏事。相传上世纪20年代初紫禁城刚刚装上电话，年少好奇的逊帝溥仪随手拨出的两个号码，一个属于当年的北大教授胡适，另一个就是京剧名角儿杨小楼，可见名伶之地位。此时的京城，“四大名旦”的说法虽然尚未出现，但戏迷票友的广泛追捧已使二十几岁的梅兰芳成为梨园事实上的第一人。1922年，梅兰芳退出自己担纲头牌的崇林社，组建承华社。此时的梅兰芳，台上是高贵典雅的婀娜女子，台下是西装革履的谦谦君子，“梅大王”的说法由此不胫而走。
当时，梅兰芳的票价大概是一个小学老师工资的两倍，若100块现大洋可以买一个小四合院，那梅兰芳每次演出所得足可买一套小院，若是外地巡演则所得上千上万元不止。或因诚心捧梅，或因附庸风雅、联络演出，甚至仅想一睹梅大师芳容者，终日鞍马盈门，梅家为了接待络绎不绝的访客，每天至少得准备两席饭菜。这既让梅府当差的用人们多了些抱怨，却也留下了至今依然蜚声京城的私房菜“梅府家宴”。
当年常来常往于梅家大院的众多京城名士中，数十位核心成员被时人戏称为“梅党”。从政府大员李释戡到报界翘楚黄秋岳，从财力雄厚的银行家冯耿光到幕后代为操刀编戏的“戏口袋”齐如山，众星捧月中由来已久的“捧角儿”行为，其实已从最初的个人志趣开始向一种职业悄然演进。
向艺苑明星华丽转身
在齐如山等众多“梅党”的帮衬下，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为止，梅兰芳已经相继排演出《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霸王别姬》等新编剧目，红极一时。朝夕与共的日常排练中，齐如山将京剧的表演艺术归纳为“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八字箴言，在这一观念主导下，梅氏演唱逐渐形成雍容华贵、富丽典雅的风格，并率先在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时至今天依然绵延不绝的“梅派”。
梅兰芳的代表作《霸王别姬》，一段南梆子传唱至今。令众多的戏迷难以忘怀的，是梅式唱腔那温婉的吐字以及和美的嗓音，细腻的像是沉淀千年的美酒。今天的人们在评论梅派唱腔特点时惯以珠圆玉润形容梅派演唱的意境，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梅派的美学风格，在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中，最接近中国传统美学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有人说，中国京剧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逐渐呈现出“雅驯化”的迷人丰姿。这样的说法背后，是京剧在行走到一个以旦角为王的时代节点后，伶人与文人间合作风潮的盛行。正是在文人学士陪伴下，多少原本大字不识的京剧艺人开始舞文弄墨，感悟着京剧之外的艺术熏陶和滋养，而此时的梅兰芳在齐如山的指导下，已经率先向具有“民国范儿”的艺苑明星华丽转身。
泰戈尔写下赞美诗篇
1919年，曾经的“梅党”成员、年近花甲的罗瘿公领着一位少年走进了梅兰芳的居所。以一幅由徐悲鸿精心绘制、罗瘿公亲笔题诗的《天女散花图》为厚礼，这位少年从此拜师梅氏，有幸成为梅兰芳所收的第一位弟子，他就是之后“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在投师梅兰芳之前，罗瘿公对程砚秋的栽培已经整整3年，经“通天教主”王瑶卿指点，程砚秋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唱腔，人称“程腔”，敦厚的梅兰芳对此显然心知肚明。几个月后，他把自己的一出私房本戏《贵妃醉酒》的一招一式全部传于程砚秋，并在日后的演出中有意让程砚秋代为登台。靠着这出《贵妃醉酒》，程砚秋在京师戏园一炮打响，从此跻身名旦的行列。而在往后的演艺生涯中，梅兰芳也终于有了一位可堪匹敌的竞争对手。
1924年，梅兰芳迎来了他演艺生涯中最大的一位捧角家、印度著名诗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在看过梅兰芳演出的《洛神》后，泰戈尔写下这样的诗篇：“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盖着你的容颜/正像那遥望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峰峦。”
程砚秋红遍十里洋场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号称“东方巴黎”的上海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时尚之都。一种叫留声机的新鲜玩意儿在十里洋场出现，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铜管喇叭里传来的是让时髦的太太小姐们欲罢不能的京剧名角儿们动听的演唱。“听唱片”由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极为热衷的时尚，据说为了买到一张新近唱红的京剧唱片，英国谋得利洋行在上海开设的唱片销售店门前经常排着长龙。
1908年，一位叫乐浜生的法国人在上海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生财有道的法国人请来了谭鑫培、刘鸿声和汪笑侬等当时的京沪名角儿录音，然后寄回法国制成唱片返销中国，中国的唱片工业由此在法国人风生水起的唱片生意中正式起步。上海市衡山路811号，曾经是中国最早的唱片录制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的所在地。京剧大热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马连良、杨宝森等众多京城名角儿，都曾受邀在此录制唱片。一张小小的唱盘，不仅让当年的百代公司挣得盆满钵满，也让赶上好时候的京剧名角儿们在舞台演出外多了一个颇为可观的收入渠道。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0年，有过灌录唱片经历的京剧艺人已达100余位，截至1936年，据当年出版的《大戏考全集》记载，灌录唱片的京剧唱段已达1500多段。
1922年10月，程砚秋率领自己创立不久的和声社首次登临上海的舞台。在程砚秋开启沪上之行前，罗瘿公早已利用自己广泛的人脉，通过电话向上海、南京等地的好友介绍过北京旦行的后起之秀程砚秋。与此同时，中国银行的副总裁张嘉王敖则在罗瘿公的授意下，调动沪上大小媒体，为程砚秋的演出先行进行了一番密集的造势宣传，沪上戏迷早已翘首企盼，演出当天，戏园之外停放的汽车就达200余辆，马车则不计其数。
半个月后，百代唱片公司的录音棚里，迎来了刚刚红遍上海滩十里洋场的著名旦角程砚秋。伴随着徐徐转动的唱盘，“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留下了他演艺生涯中的第一张唱片《大登殿》。从此往后，程砚秋和梅兰芳这两个名字，开始被大江南北的戏迷票友习惯性地联系在一起。
齐如山和《中国剧之组织》
上世纪20年代末的京剧舞台，“四大名旦”的说法早已深入人心，所谓“梅兰芳的样、程砚秋的唱、尚小云的棒、荀慧生的浪”这样的坊间说法，呈现的其实仅是京剧本身的流派纷呈与众芳争艳。
1915年秋，梅兰芳在驻华美国人举办的一次晚会上演出，再度点燃了齐如山将京剧带出国门的多年夙愿。一出《嫦娥奔月》令在场观众无不倾倒，当年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宣称：“若欲中美国民感情愈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这对齐如山而言，不啻为一种召唤。事实上，在齐如山的策划下，梅兰芳已经先后两次赴日本成功演出，但在只有话剧传统的西方，偏重虚拟与程式化的京剧表演要被接受，还需要谨慎掂量和精心准备。
除了一如既往地为梅兰芳编写、排演新剧，齐如山开始为赴美演出紧张筹备。为了让美国观众对京剧及其表演常识有初步了解，他专门找来了一位姓孟的京城画师，先由自己将京剧表演细分为剧场、行头、脸谱、乐器、角色等15个大类，然后依类每天为孟画师开出单子，请他依据文字描述的内容描画插图。
看似简单的图文转换，在没有任何资料和经验可供参考的当年，绝非轻易。1928年底，全部书稿终于初步完成。司徒雷登应该是它的第一位读者，因为出版之前，正是在他的帮助组织下，燕京大学十几位精通英语的教授先后投入到书稿的翻译工作中。这部名为《中国剧之组织》的册子，成为中国京剧史上形象系统地介绍京剧艺术的开山之作。
来自美国的加急电报
在梅兰芳赴美的前两天，齐如山接连收到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急电，第一封电报说：“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封电报则说：“如来要多带钱，十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为了此次赴美演出，仅在置办演出服装、鞋帽等项目的花费上，梅兰芳个人投入的资金已高达5万元。梅兰芳听到电报内容后沉思了十来分钟，然后态度坚决地说：“欢送会开过了，船票已买，如突然变更，恐将成为笑柄。我决定如期出行，我必须冒这个险。”
1930年1月18日，在长达两年的紧张筹备后，梅兰芳赴美访问演出团24人从上海正式启程。2月17日，雪花飞扬的纽约百老汇第四十九街戏院，梅剧团在美首次正式亮相，当年好莱坞的摄影师们留下了《刺虎》的表演片段，这也是迄今为止能看到的梅兰芳最早的影像了。据史料记载，当晚的演出直到一阵锣声、台上绣幕忽然垂下大家才苏醒过来，之后便疯狂地鼓起掌来，人声嘈杂，戏院内顿时变成了棒球场，直至把梅兰芳逼出来谢场5次，人们才逐渐安定下来……第二天起，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期的美国演出市场，梅剧团演出一票难求，定价5美元的门票在黑市中很快被炒到18美元。从纽约到华盛顿、从芝加哥到洛杉矶、从旧金山到檀香山，总计72场、历时将近半年的巡演所到之处，一路相随的是鲜花掌声与合影留念，梅兰芳说：“兰芳所表演的是中国的古典戏曲，诸位此举，是对中国文化的赞美。”（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