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唐代帝王书法之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597~649年），陇西成纪（今属甘肃省）人，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太宗文皇帝，在位统治时间627~649。二十一岁时劝父亲李渊起兵，统一天下也是武功最大。建国后，李渊立长子建成为皇太子，而世民的功劳、声望、才能远远超过他的哥哥建成，而且天下俊杰都归附与他，因此引起了建成的不安，与三弟元吉合谋杀世民。后被世民觉察，先下手为强，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建成与元吉，迫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是年八月高祖李渊传位给世民，自称太上皇。627年，太宗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约二十年，国内的政治昌明、经济也出现空前发展，并通过对外战争，消除了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原的威胁，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旧唐书》评价他聪明神武，去私心而用人才。正因为如此才建立了大唐王朝三百年的基业，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开国之君是这台庞大机器能否顺畅运转的关键人物，赋予“李家天下”以合法地位。
太宗重视学术，在门下省设置弘文馆，在东宫设置崇文馆等，招揽学者编修史书或进行研究著述。太宗本人也是在“万机之暇”，以鉴赏书法、游艺笔墨为乐。太宗皇帝早年即喜爱王羲之的书法，贞观初年，更是刻意购募民间存世王书，几乎网罗殆尽。据唐《叙书录》载，“贞观六年（632）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钟繇）、王（王羲之、王献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可见收藏之丰。太宗皇帝“万机之暇，游息文艺”，常跟臣下讨论书法秘笈，受到虞世南、欧阳询等善书的近臣们的影响。传太宗皇帝常病戈法难精，乃作“戬”字空其右而命虞世南填之，以示魏征曰：“朕学虞世南似尽其法？”魏征说：“惟戬字戈法颇逼真。”太宗叹服。
唐《叙书录》记载：“至（贞观）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之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直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从中可见虞世南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段文中说太宗为了检验褚遂良的能力，将搜集来的二王杂帖交于他辨别、整理，史书记载“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这句话应该是指褚遂良在大量的鉴赏经验和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品评标准，如果只是一家之标准，又何来“一无舛误”之说？而对王羲之的作品的真假之辨，早就存在，著名的像梁武帝与陶隐居在通信中就提到《乐毅论》等作品的真伪问题，梁武帝说：“《乐毅论》乃微粗健，恐非真迹”。“陶隐居又启《乐毅论》，愚心近深疑是摹，而不敢轻言。今旨以为非真，窃自信颇涉有悟。”这些疑虑在智永《题右军〈乐毅论〉后》有回应：“梁世模出，天下珍之。”定为是梁代模写而成。因此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第一即为《乐毅论》是符合一贯的标准的。而文献中所谓的“无一错漏”是有些不知所云的。这也是中国文人在鉴赏中所经常出现的问题。鉴赏哪里有什么“无一错漏”的可能，现在很多博物馆随便的将很多被某些鉴赏家认为是赝品的文物，随便的丢在仓库里，其实就是这一状况的流毒。时代如此久远，而即使是真正大鉴赏家有时也会有局限性的，再说赝品或者假文物，有时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赝品不代表就是劣品。
太宗皇帝推崇王羲之，抑王献之，除了自身王羲之书法艺术的喜好之外，也体现了其建立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唐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帝国基础上，融合南北文化，建立统一的文化标准的问题，因而确立书家楷模事关重大。唐太宗在欧阳询、虞世南等人的影响下，从历代名家中遴选了兼蓄南北书风、集古今之变的王羲之为书坛之楷模。其书论中将王羲之宣扬为尽善尽美的楷模。并亲自撰写《晋书·王羲之传赞》，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罕见的。在文章中太宗皇帝如是赞叹：“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馆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揽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可见太宗为建立王羲之的楷模地位用心至深。再加上欧、虞二人作为书家代表充分领悟太宗的意图所做的发挥，使得王羲之的地位由地域性的个人喜好式的推崇，变成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书圣地位得以确立。
太宗皇帝在王羲之书法作品中，尤其喜欢行书《兰亭序》。关于太宗皇帝与《兰亭序》，在书法史上还有一段为后人一直争论不休的故事。唐代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载有唐何延之《兰亭记》，详细叙说了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的过程。现在还有传为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图画《萧翼计赚兰亭序》流传。
太宗皇帝即位之初锐意搜求王羲之作品，购募备尽，唯独缺少《兰亭序》，后来寻访得知在辩才处。辩才是王羲之七代孙智永之弟子。王羲之微熏之际写《兰亭序》，醒后不能复为之，于是右军自己也非常珍视这件作品，将其作为家传至宝。兰亭序七传到释智永，智永和尚将近百岁才去逝，圆 寂前，将兰亭序交给弟子辩才和尚，嘱咐妥善保管。辩才把它当做至宝，在方丈屋的梁上，凿了一个大洞，来收藏兰亭序，世人难得见到。辩才俗姓袁氏，梁司空昂之玄孙，博学工文，琴棋书画皆有所成。太宗闻说《兰亭序》已久，思慕得之。于是将辩才接入宫内道场供养，给予很优厚的待遇。一段时间后，当太宗委婉地问到《兰亭序》时，辩才却回答说，智永禅师在时确实见过，但是禅师死后，散乱佚失，不知所在。太宗毫无所获，不得不让辩才回去。但是后来再三推究，应该还是在辩才处。于是又再次敕追辩才入内，追问《兰亭序》的下落。如此三次，辩才坚持说《兰亭序》散佚不见，固不交出。对此太宗毫无办法，问诸大臣寻找智谋之士，以计谋取之。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就向太宗推荐时任监察御史的萧翼，认为他负才艺，多权谋，定能完成任务。萧翼梁元帝之曾孙也。于是太宗皇帝召见萧翼。萧翼领命，向太宗皇帝借二王杂帖数件备用。萧翼扮作山东客商来到永欣寺，“巧遇”辩才，煮酒话诗，棋逢对手，琴瑟和鸣，使得辩才如遇知音。在取得辩才的信任之后，萧翼开始逐步进入正题。他首先向辩才出示其曾祖梁元帝自画的《职贡图》，辩才赞赏有加，于是将话题专指向书法。提到自己家学右军楷法，并拿出二王杂帖示辩才。辩才仔细把玩之后，对萧说这些法贴虽为真迹，但不是最好的，我这里有一真迹，是特别好的。萧问是何帖。辩才说是《兰亭序》，萧故做不相信，说数经离乱，真迹肯定不存了。一定是响拓本。如此一说，反而激起了辩才的好胜心。第二天便亲自从屋梁上槛内取出。萧翼看到之后，故意随口指摘瑕眦，并坚称这件是响拓本，从而消除了辩才和尚的疑虑。而辩才也不在将《兰亭序》放到屋梁上了，而是与萧翼带去的杂帖一起放到书案上，每日临学，时年八十多岁的辩才好书如此。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萧翼往来频繁，禅师弟子等都习以为常，不怀戒心。后来有一天辩才外出，萧翼便以遗落物件为由，骗弟子开辩才房门，取《兰亭序》及二王杂帖，直奔永安驿，出示身份。辩才闻知此事，昏到在地，很久才苏醒过来。于是萧翼回见太宗，恩赏有加。太宗本来十分恼怒辩才欺骗他的做法，想降罪于他，后来想到其人年势已高，不于追究，并加以厚赏。辩才不敢私用，回建三层宝塔。但是辩才由于惊吓过重，不能强饭，只能食粥，年余就去世了。太宗得到《兰亭》后，命令御用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皇太子、诸王近臣，引起时人学王书的热潮。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临终时，嘱托高宗将《兰亭序》作为自己的陪葬品入昭陵。
盛唐时何延之所记载的这个故事非常富于戏剧性，正因为如此，也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个故事的说法，认为这种类于小说传奇式的记载并不可靠。虽然在《兰亭记》中，何延之还说他所记载的这个故事是有根据的，是出自辩才弟子玄素之口。南宋桑世昌《兰亭考》则记载了关于《兰亭集序》的另一种传闻：萧梁末年大乱，《兰亭集序》墨迹流出内府，陈朝天嘉中为僧人所得，至大建中献给陈宣帝。隋朝灭陈，有人将其献给晋王杨广，杨广不加重视。后来僧智果从杨广处借出摹拓，杨广即位之后也没有索要。智果去世后，为其弟子僧言所得。唐太宗为秦王时，见到了《兰亭集序》的拓本，非常喜爱，欲高价收购而不可得。后来听说在辩才处，就派欧阳询到越州求得之。武德四年，入于秦王府。贞观十年，乃拓十本以赐近臣。唐太宗崩，中书令褚遂良奏《兰亭集序》乃先帝所重，本不可留。遂秘于昭陵。倾向于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唐太宗以帝王之尊，不大可能采取行骗的方式取得《兰亭》。桑世昌在《兰亭考》中又引《南部新书》云“武德四年，秦王俾欧阳询诈求得之，遂入秦府。麻道嵩拓二本，一与辩才，一王自收。尝留肘腋间，后从褚遂良所请，殉葬昭陵。”宋人姜夔也曾经加以辩论，而倾向于这种说法。
总之，《兰亭序》在唐太宗去世之后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谜题。首先是《兰亭序》墨迹真本的去向。我们上面提到的两个版本的说法，都说《兰亭序》墨迹原本在唐太宗去世后被埋进了昭陵。唐玄宗时人何延之《兰亭记》载太宗在临去世前要求唐高宗将他珍爱的《兰亭序》墨迹原本随葬。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唐高宗听了褚遂良的建议，将《兰亭序》墨迹原本葬入昭陵。宋人周越也有同样的观点。唐人韦述在《集贤记》中也说《兰亭序》相传已入昭陵玄宫。这样看来《兰亭序》墨迹原本被葬入昭陵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后来又有后人续说，在唐末，割据关中的军阀温韬曾经大肆盗掘唐代诸陵，其中包括昭陵。据《旧五代史·温韬传》，当年温韬将唐太宗昭陵掘开之后，获得大量随葬的珍宝古玩，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兰亭集序》墨迹原本。五代之后，《兰亭集序》墨迹遂失所在。到了南宋桑世昌在《兰亭考》中引宋人张舜民《画墁集》记载宋神宗元丰末年，有人自浙江带着《兰亭集序》入京师准备进献给宋神宗，行至太康县，赶上神宗去世，无法进献，便质钱于民间而去，从此再无消息。这个故事也仅仅是一个传说而已。
至于这些传说是真是假，现在还无从考证。就我的看法来说，之所以传说不断，更多的是因为兰亭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的缘故。而此种地位的确立与太宗皇帝好王书有着很大关系。《兰亭序》墨迹原本是否葬入昭陵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个传说给人们了无限的遐想和激励，失传的《兰亭序》与王羲之一起已经演变成为人们心目中艺术理想，人人心中有一篇“兰亭序”。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的真迹以后，就请内廷供奉汤澈、冯承禧、诸葛贞、赵模等人各临数本，颁送给皇太子、各亲王及亲近的大臣。流传下来的有冯承素的临本，被称为“神龙本”，被大部分书家认为是最为精妙的，唐朝的大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和欧阳询，也都有临本；可是他们自成一派，不拘泥点画。后世称褚遂良临的叫“唐绢本”，欧阳询临的叫“定武本”（因北宋时发现于定武，今河北真定县而得名），二本都刻成石碑，存留在皇宫内苑里，民间的拓本很少；在当时每种拓本已值好几万钱，非常难得。这也促进当时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蔚然成风，流传出来的拓本被一再的临摹转拓，层出不穷，贞观间至宋之间版本之繁不可胜计。到南宋，理宗收集《兰亭序贴》拓本达170余种，南宋丞相游似收百余种，分干支每字10种排次，每种装为一卷并亲写题跋，即为游相藏本（此本又称“开皇本”），可见影响之深远。
冯承素摹本为墨迹本。亦称《神龙兰亭》，唐人摹本（传冯承素摹）。白麻纸本。元人评“书法秀逸，墨彩艳发，厅丽超绝，动心骇目，下真迹一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虞世南临兰亭序
虞世南（558～638），越州余姚人。初仕陈、隋，终入唐。太宗引为秦王府参军，贞观七年授秘书监。书承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传授。为唐初四大书家之一。
传为欧阳询据右军真迹临摹上石的《定武兰亭》。因北宋时发现于定武（今河北真定县），故名。此刻浑朴、敦厚，为诸刻之冠。
褚遂良临兰亭序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
太宗皇帝有三部书论传世：《笔法诀》、《论书》、《指意》。其中《笔法诀》的首段与《指意》一篇，文字基本与虞世南的《笔髓论》相同，应该是在虞论的基础上敷衍而成，借用帝王之影响力来宣传虞世南的思想，以引导世风所向。
其传世书法作品多为行书作品，应该与他钟爱王羲之的《兰亭序》以及日常公务书体有关。其御书碑刻开以行书刻碑之先河，飞白撰写碑额亦是首创。关于飞白书，还传有太宗与群臣之间的一段雅事：据传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在玄武门，赐宴款待三品已上大臣们，宴会之余唐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竞取，其中时任散骑常侍的官员刘洎，忘情之下竟脚踏龙床，将其抢到。脚踏龙床是违反君臣大纪的行为，因此其他大臣一致要求太宗降罪于他。太宗却并没有追究，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待登床。”可见太宗将艺术与政治还是分得开的，因此才能够营造初唐书法艺术发展的兴盛局面。这种以书艺会友的胸怀，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难得的。
唐《叙书录》记载太宗用战争中观敌阵的比喻来谈书法学习：（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频遭阵敌。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自指挥。观其阵，即知其强弱。每取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反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制胜，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及得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然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其中“时或留心，犹胜弃日。”的说法也为现代很多书家所认同和提倡，认为学书贵在坚持，每天半个小时，比一周单独拿出一天或两天的时间来练习的效果都要好。这也是太宗能够在书法上取得如此成就的基础吧。毛泽东在书法的学习上也是如此，贺子珍与他结婚时，曾经给他专门做过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盛放文房四宝的挎包。这样就使得他在当时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也能够有空就练习书法。至于建国后随时练习书法的趣闻就更多了。这应该是戎马天下的领袖能够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必然之路吧。
唐张怀瓘《书断》说：“太宗书受之于史陵，工隶书飞白，行草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宋朱长文《续书断》：“翰墨所挥，遒劲妍媚，鸾凤飞翔，虬龙腾空，妙之最也。”《张丑管见》：文皇书法“清远绝伦”。
其传世作品有《晋祠之铭并序》、《温泉铭》、《屏风书》、行书《两度帖》、楷书《五言秋日效庾信体诗帖》等。
行书作为日常书体，应该是最常用的，但用行书来刻碑确是只有豪迈不羁的太宗皇帝才想得出来。自古以来，如果是碑刻的话，先是使用篆书、隶书来写，后来又隶书、楷书并用，用行草书来写碑石的做法从来没有过。太宗皇帝开了以行书刻碑的先河。后有则天女皇开以草书刻碑，后世才逐渐出现了行书碑和草书碑。可能这些所谓的正式书体是二十几岁就开始戎马生涯的太宗皇帝来说无暇顾及的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对自己的行书过于自信的缘故。正因为这样索性这通碑的碑额也用极为擅长的“飞白”书来写。这种传说起源于东汉蔡邕的书体，原来常用于题榜，将其作为书写碑额之用则以此碑为最早。
从该碑的拓本看来，太宗皇帝的书法独具风神，从中可以感受到是受王羲之《兰亭序》的影响。清代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集字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慕手追乎右军者深矣！”。如果怀仁《集字圣教序》作为对比，自然又比它更上一层楼，因为展现了太宗皇帝个人的独特风格，这是于集字而成的《集字圣教序》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在这一点上来说，太宗皇帝的书法艺术是“妙之最也。”明代赵崡、清代杨宾等都认为此碑是太宗学王书之得意作品。《大瓢偶笔》：“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让人惋惜的是此碑被剜洗过，精神散失。
太宗李世民的另一件刻石作品是《温泉铭》，原石早已佚失，幸而原初拓本尚在。原初拓本发现还有一番离奇的传说呢。
《温泉铭》：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原石久佚。关于此拓本被发现的经：一说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国维于甘肃敦煌鸣沙山千佛洞石室发现唐拓孤本后被法国人伯希和得到；一说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石室发现。今藏法国巴黎图书馆。（清晰完整图片见黄苗子386、387页），前半部分残损，存行书四十八行。这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千古名作。文中自称为朕、世民，笔法酷似《晋祠铭》。温泉是在长安附近临潼县的郦山温泉，这个铭述说温泉的景色和效能。太宗亲撰并书。当时太宗五十一岁，是书法艺术成熟的时候。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拗。笔致奔放有虬龙腾越之势。此拓本锋棱清晰，笔画生动传神，应该是在石碑刻完以后很快拓就的。这件作品刻工精细，作为真正的唐代拓本，这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能够为我们反映出唐代以前用笔法的秘密。这件作品到是像上文所提到的清代钱大昕所说的与怀仁《集字圣教序》有些相似。如果以《集字圣教序》作为王羲之的书风标准的话，应该说太宗皇帝并没有忠实地学习到王羲之的书风，但无疑结体、用笔都受到王羲之的影响。这件拓本表现出来的用笔更奔放，结体更飘动，少了些厚重文雅，多了些率意挥斥，得其骨而遗其形。从太宗行书书风的率意飘动看来，反而更接近于王献之惊急之势，然骨力过之，妍媚之势逊之。由此，似乎可以印证传说中，太宗皇帝为了“尊羲抑献”，曾经篡改献之的书法作品到王羲之名下。看来太宗皇帝之好王羲之书法，更多的是处于政治目的。行书立碑，飞白书题额，显现其非圉于古法的开创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引领好书之社会风尚，确立尚文社会规范而已，在这方面起到了一个帝王应该起到的作用，作为权力和国家意义的象征，以身垂范是非常重要的。上文提到唐《叙书录》中有记载太宗说：“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可见其重笔法而轻结体，随性之所至而已。当然这也使很难把握字体的结构，不能得其形，但勤学不辍外加天纵神机，使得他的作品见心见性，独具一格。
《屏风书》：《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可见此作书于640年，且是用正书和草书二体写成的，但是楷书写的没有传下来。草书的真迹一直传到南宋时代，嘉泰四年（1204）王允初在浙江省余杭县刻石。后世的集帖像董其昌的《戏鸿堂帖》和陈息园刻的《玉烟堂帖》就是从这里来的。其实看时间这件作品在前。是他43周岁时写的，正值壮年，也是这一年削平了高昌割据政权，是战功赫赫，唐王朝国力日隆的时期。因此此一作品写的很豪迈遒劲。仔细观察，能从中找到部分字的运笔和结构还是与上面两件作品相似的。但整体来看与前两者相比，书风差距还是很大的。可能是因为后人翻刻上石，风神有损。
《两度帖》：行书。为唐太宗的一通尺牍。属于日常的来往书信。但是章法严谨，字与字之间相互映带；点画顿挫有致，提按急徐一丝不苟，笔笔送到。整个感觉是厚重而不失清新。
《五言秋日效庾信体诗帖》：这是一件很难得的楷书作品。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中提到：“李世民与李元昌、褚遂良等皆受法于史陵。”史陵，隋代书家。工正书，笔法精妙，不减欧虞。盖当时名笔也。可惜的是史陵这个人物生卒年月不详，书迹亦未见。（褚遂良长李世民一岁，一个钱塘（浙江杭州）人，一个陇西成纪（今属甘肃省）人。怎个受法？存疑。）因此这件作品就成为我们解读太宗真书的重要资料。是一首仿效六朝名诗人庾信体裁而做的一首咏秋五言古诗。看到此帖的第一感觉是异常古朴清新，细观则见骨力峻拔，有虞世南之风格蕴籍，因此说受法史陵，而史陵笔法又不减欧虞，尚属可信，只是不知道此贴的确切书写日期，无从考证是不是后来受到了虞世南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太宗皇帝作为开国之君，其本身的书法造诣还是很高的。虽然几近戎马一生，却笃好书法，因此流传的行书作品，使我们看到了高超的笔墨驾御能力和极强的个人风格，达到有所创建的水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自己注重书法修养，水平高超，并积极推进书法艺术的发展，因此作为一代帝王，对于书法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开天辟地的，他对王羲之的推崇，改变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混乱局面，为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确定了我国书法艺术发展主流路线——由唐入晋。当然这也成为后来人们所诟病的地方，就是书法艺术作为一门艺术，是不能确立标准的。而认为王羲之这一标准的确立，在后来造成了后来书法艺术发展的极大局限，像“馆阁体”的出现等等都归罪于王羲之地位的确立。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书法在古代很大程度上是跟实用有关的，他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人们的日常使用，而“馆阁体”的出现只是皇家实用书体的具体体现，一种高度的标准化和审美符号化的可识读的面貌，是显示皇家气象和便于传播的工具书体。而之所以选择王羲之，并且能够得到当时的大部分书家的应和，不是单单的帝王的身份那么简单，更多的应该是王书本身的艺术水平决定的，这些我们从传世的一些摹本中也能够感受的到。而且，任何一们艺术种类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帝王的提倡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也必然要有一种相对主流的艺术形式存在，那样便于统治思想的体现。当然封建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全面展开，造成了书法学习的独木桥想象也是再所难免的。还有一条就是对于儒家学说中经世致用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来说，书法只是末技，造成士大夫阶层很大一部分有天赋的人满足于实用，即使有所追求，也是自娱自乐而已。因此，书法艺术的衰落是很多原因造成的，是时代和传统文化发展的必然，因此不能就此抹杀唐太宗李世民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无论从书法的创作上，还是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上。
注：
本文出自《中国历代帝王书法》 周小儒著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