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文删改版载《朱子文化》2012年第3期（总第三十七期）第53-56页，感谢编辑老师的精心斧正！
【摘要】《朱子文化大典》是第一部在现代视野下阐释理学精髓的朱子文化研究大全，是一部有较强可读性的普及性典籍。该书作者老中青结合，重点阐述朱子文化思想源流及其传承发展，介绍朱子文化承传和海内外研究成果，推介“重走朱子之路”的做法，为朱熹高尚人格辩护，荟萃朱熹研究书籍、论文等资料。
【关键词】《朱子文化大典》；理学；重走朱子之路
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经典作品的普及性与学术性的有机结合，是当前值得大力探索和积极实践的新课题。由全国30多位从事朱子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撰稿，福建南平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福建环球标志文化中心编辑，2011年9月由海风出版社出版的《朱子文化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朱子学研究重镇之一的福建献给读者的一份厚礼。
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福建省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世界朱氏联合会顾问朱清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朱子文化大典》是“一部以展示中华理学思想为主旨的大型朱子文化全书”、“第一部在现代视野下阐释理学精髓的朱子文化研究大全”。
《朱子文化大典》全书150万字，卷帙浩大，是一部极具资料性、可读性、普及性、严肃性的大型朱子学读物。
一、 视野宏阔，老中青协作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重点保护和发展“朱子文化”等特色文化。此即朱清所谓“现代视野”。《朱子文化大典》的编撰、出版、发行可谓落实《意见》的一个有力举措。
《朱子文化大典》16开本852页。全书内容由序、正文（五大卷）、附录、后记组成。本书内容丰富，文化底蕴深厚，集海内外朱子文化研究成果之精粹。书中附有珍贵罕见的图片（约92幅），许多属于独家刊发，如“朱子之路”、朱松、李侗画像，武夷精舍遗址、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等图片，每页眉中部印制微型朱熹头像，图文并茂。
第一卷《朱熹生平事迹》、第二卷《朱子文化源流》、第三卷《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四卷《朱子经典文化通览》、第五卷《朱子文化与传播机构》。此书为亟欲了解朱熹的生平、思想以及理学源流的读者提供了全景“导航仪”。
本书纵横捭阖，经纬交织。纵的方面，如作为朱熹生平事迹的生命活动轨迹，从出生到晚年，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子文化》主编方彦寿分别介绍了朱子世系源流与从学经历,讲学论道、仕途政绩与晚年，师友与门人；既追溯、阐释了先秦两汉到隋唐五代、北宋、南宋的主流意识形态走势，又梳理、勾勒了朱子后学至清朝对朱子学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横的方面，介绍了朱子文化源流、朱子经典文化通览、朱子文化研究与传播机 构，突出重点，如朱熹的论道，突出朱张会讲、鹅湖论辩、朱陈之辩。朱熹与张栻在长沙岳麓书院两个多月的会讲，开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学术讨论的先河（《大典》p35）。鹅湖论辩则为不同学派之间平等地开展论争树立了典范（《大典》p41）。朱陈之辩则是属于儒学阵营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论争（《大典》p45）。
在朱熹的家学方面，点明其父朱松师从杨时的弟子萧顗、罗从彦，与李侗、胡宪、刘子翚、刘勉之、范如圭结为好友。而杨时又师从二程。朱熹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子翚、刘勉之），之后逃禅归儒，师事李侗，体会“理一分殊”、“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后又从程颐处以“敬”代“静”（其实还有“仁”）。书院是传播儒学的良好载体。朱子一生创建了四所书院：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武夷精舍、考亭沧州精舍，并分别叙述朱熹教学特色，介绍朱熹的“读书六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教学方法有升堂讲学、个别辅导、集体讨论等。
该书由方彦寿负责拟定全书目录和统稿工作。老学者如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高令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蔡方鹿、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韩钟文，中年学者多为学有所长的资深学者，青年学者为博士、硕博士研究生。这种阵容带来了学术团队的多元化、学术素养的多级化、学术视野的开放性、学术成果的多样性，
二、为朱熹高尚的人格辩护
历史上有人通过小说或“戏说”攻击朱熹，当代也有刘湘如创作的历史小说《风尘误——朱熹和严蕊》诬蔑、攻击朱熹的人格和官品。朱熹本是嫉恶如仇，却被视作挟嫌报复；本是打击奸佞，反背陷为“争闲气”、“争女人”；严蕊本是官妓，却被美化为“出污泥而不染”、“仗义抗暴”的侠女；本是别人的词作，被移花接木扮作‘女词人佳作’。
对此种种颠倒黑白之举，当今学界如何正面回应？以第一卷《朱熹生平事迹》为例，该卷由方彦寿执笔，他在文中实事求是地考辨了这桩历史冤案。方彦寿为朱子学研究方家，著有《武夷山冲佑观》、《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专著、《朱熹的援儒入佛与严羽的以禅喻诗》、《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等论文数十篇。以如此厚重的理论和学术功底，方彦寿得以在《朱熹生平事迹》中运用材料和行文时驾轻就熟、切中要害。在第二章《讲学论道、仕途政绩与晚年》中，针对权奸韩侂胄指使胡竑、沈继祖炮制、捏造的所谓朱熹“十大罪状”，他一一予以驳斥：（《大典》p74-75）如以朱熹“家故贫”、“箪瓢屡空”、经常食用豆饭藜羮甚至借贷于人，驳“不孝其亲”之罪名，并指出，所谓的“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也是精心罗织、渲染陷害之辞。同时以文学、史学相结合考辨出朱熹《九曲棹歌》中“除是人间别有天”是描写自然风光的诗句，并非和储用（建阳知县）的诗作。迁移原在地处市嚣、遇洪涝即致浮桥断绝阻碍学子的建阳县学至城中护国寺，是知县储用召集朱熹和邑中士子议定之事，蔡元定并不知情，再者，朱熹欲占县学旧址为私家之用等皆属莫须有罪名，不符合历史事实。刘珙之女婚事乃刘珙于淳熙五年逝世前托付朱熹，其时朱熹既无“汝愚援引之恩”可报，也无“奄有身后百万之财”之实。关于“诱引”尼姑之事，方研究员指出，朱熹从未纳妾，而在当时，士大夫可三妻四妾也很正常，朱熹如要纳妾，本属情理，况在朱熹夫人刘氏于淳熙三年（1176）逝世后，大可光明正大再娶，何须“诱引”尼姑？这种诬词却恰证朱熹在南宋污风浊气中，是一位能洁身自好的圣贤。朱熹之母祝夫人葬在建阳崇泰里寒泉坞，而不在崇安县，故所谓朱熹“掘父坟以葬母”实在不值一驳。
方文对朱熹父朱松（1097-1143）、母祝氏（1100-1169）的拮据家境作了考证，指出朱松于宣和五年为赴任福建建州政和县尉，家无余资，故将祖上百亩田产抵予同邑张敦颐换取盘。(《大典》p4)。“朱熹的妻子刘清四（1133-1176年），系其师刘勉之长女。刘夫人作为书香世家闺秀，辅助夫君，勤教子女，至1176年11月去世，葬在建阳黄坑大林谷……朱熹与其夫人感情甚笃，夫人逝世，朱熹年方47岁，但他坚持不续弦，死后与夫人同葬一处。”(《大典》p5)与第二章《讲学论道、仕途政绩与晚年》当彰显朱熹高尚人格之力证。
通过考辨，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胡竑、沈继祖之所以编造了朱熹如此多的罪行，是要把朱熹涂抹成一个‘大奸大憝’之人，其目的是为了奏请‘将朱熹褫职罢革’、‘将储用镌官’、将蔡元定‘送别州编管’”的政治阴谋。作者通过辨析材料、揭露群小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朱熹“从知南康、提举浙东、帅长沙，到知漳州，无不以兴教化、戢吏奸、恤民隐、行荒政、劝农事为其职事”的推行仁政的儒者情怀（《大典》p74-75）。并也说明：“惟惜囿于篇幅，未克详论，后可作专题，以雪千古之冤”。
三、 重点阐述朱子文化思想源流及其传承发展
对朱子理学思想进行“音乐复调式”的阐述，是本书的又一特点。如方彦寿在介绍朱子家学时，指出其父朱松的师承：以二程弟子杨时的高足浦城萧顗和延平罗从彦为师，与李侗、胡宪、刘子翚、刘勉之、范如圭等结为好友，思想当源自河洛二程之学。又述朱熹先后师从杨由义、武夷三先生、道谦禅师，在李侗的指教下逃禅归儒。厦门大学教授高令印、高秀华在第二卷第一章《朱子文化思想源流》中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朱子的思想渊源，指出孔孟创立儒学，历经断续，韩愈、李翱、北宋五子等倡复道统，北宋杨时、游酢程门立雪，师事程颐，创立“道南学派”。杨时弟子1000多人，作者指出“道南”一脉应重视游酢。这是对游酢思想和地位的肯定。这些论述表明，朱熹思想由来有自，上承孔孟，中接北宋五子、下开闽学。（《大典》p122）分析朱子的居敬存养包含内在的心性存养和对天理的体认，行文笃实，结论中肯。
四川师大蔡方鹿教授著有《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蔡方鹿说：“程朱理学经学观的特性集中体现在‘由经穷理’、我注‘四书’方面。”（《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第1版，p346）蔡教授、青强博士在第二卷第二章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评述注重思辨。在“天理论”中，指出朱熹天理论哲学的“理范畴是宇宙本体，是形而上的精神实体，是仁义礼智的总称。”（《大典》p139）“心性论”引用朱熹原话：“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大典》p141）“格物致知论”中指出朱熹在“知”的前提下，“十分重视践履”。（《大典》p149）
曲阜师范大学韩钟文教授撰写第四节《教育思想概述》。韩钟文曾与傅永聚主编《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撰写《中国儒学史·宋元卷）、《朱熹教育思想研究》等。朱子一生成就的事业主要有教育、著述和从政三方面，以教育的成就最为卓著。朱子的教育思想核心观念是《易传》的“生生”和孔子的“仁”，是“生生”与“仁”的精神在教育领域的贯彻与落实。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人格完善。（《大典》p193-194）朱子以“整全的人”的教育理论去培养“整全的人”，以“六艺”、“四书”、“史传”为教。以“学贵有志”、“学贵践行”、“学贵自得”、“上学而下达”、“博文约礼”等为学习方法，与涵养德性，格物穷理、理一分殊内在联系起来。
上海师大博士生王蕾、汤勤福教授探讨了朱熹史学思想，指出朱熹接受其父历史观的影响，养成直笔的良史作风和爱国主义情怀（《大典》p216）。强调朱熹历史哲学是会归天理纲常的历史决定论，最高范畴是“理”，“势”在“理”的规定下，“心术”受“理”节制，赞成明道正谊的治史功利说，反对说利道霸的治史功利说，是一种德性历史观（《大典》p216-221）。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给后世影响犹巨。本节指出朱熹有关“势”、“机”观点、史体互补、注重实证的治史方法、功过不掩的人物评价方法，应引起重视。
方彦寿在《政治思想概述》里，对朱熹的政治思想，提出了“正君心、黜邪佞、主抗金、革弊政、守理法”五个方面。上书要求孝宗、宁宗正心诚意，亲贤人，远小人，力主抗金，体现朱熹是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者，为政以德，修身奉法。福建师大朱人求教授等对朱熹经济思想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义中自有利”的义利观、爱民养民的恤民论、“仿井田之意的‘正经界’”、首创民间储粮和社会救济的社仓制度，朱熹推行土地经界制度，把农业视为“天理”，农事之本在人，亲身实践，传授经验，推广耕桑技术。（《大典》p244-259）厦门大学刘泽亮教授、博士生苏军敬阐释朱熹的宗教思想，提出朱熹“和会诸教”，对佛道的批评与反省，担当正道，将制度化的宗教思想转换成新儒学构建的思想源泉与理论动力。（《大典》p259-273）
浙大教授潘立勇梳理了朱熹的美学思想，是其理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指出朱熹艺术哲学思想的系统性、矛盾性、伦理性，强调人格修养、人品和文品的统一。朱熹更欣赏阳刚的山水形态，其山水美学与艺术哲学都是人格化的山水美学和人格化的艺术哲学。人格美是朱子美学追求的最高美。人格美属于本体，审美教育属于工夫。人格境界有才人（功力）、贤人（道德）、君子（全德）、圣人（天地）境界，分别体现能力之美、德性之美、和谐之美、浑成之美。审美教育途径是诗教、乐教、礼教、艺教、山水之教，以“学文”、“践履”、“涵养”为审美教育方式。（《大典》p273-286）
上饶师范学院吴长庚教授评述了朱熹的文学思想。吴曾著《朱熹文学思想论》、《朱陆学术考辨五种》等。指出朱熹的文道论，道文一贯、道本文末、学文之道，根本在修身学道，把德性人格的完善视为人生最高境界，以节操论作品的价值。（《大典》p286-292）。
厦大乐爱国教授《自然科学思想概述》肯定了朱熹重视自然研究、深入科学探索的精神，简述他在天文、地理、律历、气象，提出“天有九重”的猜想。（《大典》p292-316）。
四、 全面介绍朱子文化的古今传承与海内外发展
在《大典》第三卷《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杭州师大何俊教授与浙大博士生朱广龙介绍了朱子亲炙弟子与再传弟子对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何教授列表比较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陈傅良、吕祖谦、张栻的弟子及再传弟子。他们第一代弟子人数分别为：438、47、16、18、18、49、32；第二代93（朱熹）、42（陆九渊）、1（陈亮）、8（吕祖谦）；第三代：76（朱熹）、10（陆九渊）、1（陈亮）、1（吕祖谦）；第四代：48,（朱熹）、1（陆九渊）；第五代：47（朱熹）。吸收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宋元学案》等研究成果，主要介绍了朱门嫡传黄榦、陈淳等，朱门续传真德秀、魏了翁等，之后对朱子思想学术化做出贡献的王柏、金履祥、黄震、王应麟等也作了评介。（《大典》p318-360）。
上海师大方旭东教授对元代学者对朱子文化的传承和贡献作了概述。主要介绍了北方“朱子之后一人”许衡，他创立了鲁斋学派，以朱子为宗，重视致用，知行并进。其弟子姚燧、耶律有尚。静修学派为刘因。南方有草庐学派吴澄，30多弟子中杰出的有元明善、虞集、贡师泰、揭傒斯等。北山学派有何基、许谦等（《大典》p360-382）。
高令印、高秀华就明清学者对朱子文化的传承做了厘清。明儒陈真晟，得程朱理学真传，视程朱之学为治心之学，认为考德比考文重要。其弟子周瑛提出以民为主，批评陈献章的心学是禅学，学术不正。他坚持主敬、读书、慎行。蔡清修《白鹿洞学规》，作《易学蒙引》、《四书蒙引》。其学说实为朱子学。陈琛以求仁释理，张岳始终坚持朱子学，批判王阳明心学。之后有薛瑄、罗钦顺、王夫之。王夫之气论实学思想占主导地位，走向朱子学的对立面（《大典》p382-407）。清代朱子学家有陆陇其、陆世仪、陈庚焕、孟超然、李光地、蓝调元、童能灵、刘存仁、张履祥、李颙、张伯行等。指出李光地虽主程朱，但能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持比较客观、公允的态度。（《大典》p407-434）
第三卷第二章《朱熹历史地位的确立与朱子文化传播》。第一节到第四节由四川师大蔡方鹿教授、青强博士执笔。宋元时期程朱理学历史地位定为一尊。概述了宋元时期朱子后学对朱学的表彰和宣扬情况，主要叙述了魏了翁和真德秀的政治和学术活动，重点阐释真德秀《大学衍义》、元代赵复、许衡对元代理学的传播，指出朱熹思想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论述了朱熹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总结出朱子理学思想倡导的人文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回顾了近当代对朱熹思想的误读和歪曲，文革对朱熹思想的全盘否定和批判，是为政治目的抹杀朱熹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南平市台办助理研究员、《朱子文化》杂志编辑部主任罗小平撰写第五节《闽台朱子文化渊源》，从朱子文化角度梳理了闽台渊源。闽北人杨朝栋随郑成功入台，“横经讲学”；陈永华奠定台湾官方的汉化教育，建言郑经倡办“全台首学”——台南孔庙。介绍力倡朱子文化的陈镔、蓝调元两名臣以及台湾创办的众多书院，以海东、仰山、文开书院与福建福州书院渊源最深，榕台、文石、凤阁、龙门、萃文、凤仪、蓝田、振文、兴贤、英才、道东、明志等书院，建了朱子祠。他们通过讲学、藏书、祭祀等传播朱子文化，并得出了“朱子文化通过明郑、清廷所设的教育机构和治理实践向台湾全面传播，构筑起闽台朱子文化的深厚渊源。”（《大典》p486-502）
武夷学院程利田副教授在第六节概述了朱子文化在世界各地的传播情况，亚洲主要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传播，在伊斯兰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朱子学在12世纪末由日本僧人荣西传入日本，日本当代朱子学者岛田屿次指出，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在欧美国家如法、德、英、俄、美、西班牙传播。朱子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社会张力，朱子学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朱子学13世纪传入朝鲜。李成桂设成均馆，攻读朱子学，李滉独尊朱熹理本论，创立退溪学派，被誉为“朝鲜的朱子”；李珥创立栗谷学派。宋丙洛《韩国经济论》说“韩国是世界第一的儒教国家。”洪元植《关于儒家资本主义论的评价》谓：“韩国是只有通过朱子学才能解释的国家。”朱子学在13世纪传入越南，阮朝治国中独尊朱子学不动摇。朱子学传入新加坡在1819年之后，新加坡政府推崇儒家中庸哲学和朱子学“和”的精神。（《大典》p502-525）
湘潭大学博士生董俊娜在第七节中评述了海外新儒家与朱子学的研究。主要论及牟宗三、钱穆、刘述先、杜维明、陈荣捷、成中英、余英时、唐君毅等对儒学、朱子学的观点和态度，指出牟宗三虽然批评朱子的“别子为宗”说，但其理论尤其“良知坎陷”说仍受朱子思想影响。钱穆心目中，朱子是“近古”以来儒学的正宗，论述了朱子与象山心学之异。董俊娜认为钱穆“简单地用朱子学涵盖和抹杀象山学，在理论上难以讲通，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刘述先从形上学、践履论、宇宙论、知识论、政治论思考和论述朱子哲学的现代意义。杜维明提出儒学三期说，指出儒家“超越而内在”，认为儒家文化可复兴。陈荣捷晚年对朱子“道统”观念的研究，排除汉唐诸儒、特尊二程，全面研究朱子思想。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余英时的“内在超越的中国文化”、唐君毅的“心本论”，均对儒家文化尤其朱子文化作了深刻阐述。（《大典》p525-540）
五、 重走朱子路的创举
“重走朱子之路”是朱子研究和朱子文化传播独创，是文献研究与田野实证的有机融合，是研究、传播与践行合一的好做法。正如台湾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所言，“朱子之路”不但拉近两岸文化与教育之间的交流距离，更为日后两岸以人文教育为基础的合作新模式立下基础。（《大典》P607）。“重走朱子之路”每年举办一次，由世界朱氏之路联合会、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台湾朱熹思想研究会发起，由来自海峡两岸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教授，率领一批在读博士生、硕士生，跨越海峡，来到福建，在朱熹出生、成长、求学、讲学和终老的地方，寻访朱子的足迹，探讨朱子的思想。2008年8月2日至6日，2009年8月7日至13日，2010年8月6日至11日，海峡两岸有关高校教授、硕博士学生合作参与了三届重走“朱子之路”活动（“朱子之路研习培训课程”），在福建尤溪、建阳、武夷山、福州、江西鹅湖等地拜谒、研讨。杨儒宾称之为“精神修炼”之路。（《大典》P602-617）
六、荟萃文献，按目索文
第三卷第三章《当代朱子文化研究交流活动》第一节由高令印、高秀华执笔，介绍了当代朱子学学术会议，从1981年10月杭州全国宋明理学学术会议，1982年7月夏威夷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到2007年10月武夷山朱子文化节。国内外各种有关理学、朱熹思想等学术会议均记录在案。方彦寿在第三节《朱子学与两岸文化互动》中回顾了两岸朱子学学术会议，从2006年起至2009年主要共举办了五届两岸学术论坛，2010年两岸开展共同纪念朱子诞辰880周年系列活动。王治伟、朱人求在第五节《现当代朱子学研究著作》里介绍了20世纪以来朱子学研究重要著作、学术论文集等成果。
第四卷《朱子经典文化》第一章《朱熹经典著作通览》，介绍了朱熹主要著作35种，编著、编校书；后人所编朱熹著作；历代朱子学研究著作；第五卷《朱子文化研究与传播机构》记录了世界朱氏联合会对传播朱子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活动。附录有《历朝对朱熹的褒扬》、《朱熹与从祀孔庙的福建理学家》、《朱子年谱简编》、《朱熹门人名录》、《研究朱熹著作目录》、《研究朱熹的重要著作论文目录》等。
总之，《朱子文化大典》无论于专家学者，还是对领导干部、普通读者都有提纲挈领之用，为更好地普及朱子文化，倡导德性人生，陶冶读者的道德情操，提供了很好的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