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阎瑞生：《一步之遥》里的花国奇案

　　《让子弹飞》后，姜文的另一部民国大片《一步之遥》也将于2014年末上映。据介绍，这部新片取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的一大真实案件，当时“花国总理”王莲英在其风光之时为人劫杀，案发后引起各界的一致关注，轰动一时。1921年，此案发生第二年，这个故事被搬上银幕，并以凶杀案主谋为片名，电影《阎瑞生》成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

　　麦田里的谋杀案

　　上海徐家汇一带如今早已是繁华之地，不过在一百多年前，除天主教堂、天文台等洋派建筑外，其周边还都是大片大片的农田。1920年6月15日凌晨，天色尚未大明，一位早起的农民走进自家麦田准备收割时，其惊恐地发现，田中竟赫然横陈着一个衣着光鲜、打扮时髦的女子，待他走到近前伸手一探，该女子早已气息全无，死去多时了。

　　报案后，上海检察厅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据事后报告，女尸仰面朝天，头发蓬乱，身穿纺绸衫裤，脚上鞋已脱落；从相貌上推测，死者大约二十余岁，其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但脖颈处留有麻绳缠勒的印迹，探员初步推定为劫财杀人。

　　而在这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也接到报案，说3年前当选为“花国总理”的名妓王莲英，其于6月9日与某嫖客乘1240号汽车外出游玩后，即再未回来。经过相关人等的现场确认，麦田里发现的女尸不是别人，正是失踪多日的王莲英。

　　汽车在当时的上海还是比较稀罕的，根据车牌号，租界侦探很快顺藤摸瓜地找到1240号车牌的车主——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子朱子昭。经盘问，朱子昭承认这部汽车是他所有，但自己与这桩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因为王莲英失踪当晚，车已被人借去，而借车的这个人，正是本次凶案的主谋阎瑞生。

　　阎瑞生是朱子昭的同学好友，因为有这层关系，后者才将汽车慷慨相借。不过，阎瑞生这个人却不是什么好人，其生性好赌，一贯胡闹，一向不为家人所喜。据说，阎瑞生13岁时参与蟋蟀赌博，其将家里给的十块大洋连同自己“朝夕饲养”的两只蟋蟀一起押上，“以博胜负”，孰料刚一交手，他的蟋蟀即落荒而逃，气得他当场“将所养蟋蟀两头一齐捏毙”。长大后的阎瑞生，倒是落得一表人才，不过还是劣性不改，其进入震旦学院读书后，虽“院中规则甚严”，但他仍不时“买醉于酒楼，寻芳于妓院”，或“于晚间休课时，与三五同学，同居寝室，掷骰以博胜负”。有意思的是，阎瑞生的骰子系用豆腐干自制，“既无声息，又无痕迹”，赌完还能“吞而食之”，因而他经常得意洋洋地称之为“绝妙之赌具”。

　　震旦学院肄业后，阎瑞生先后在华北银行、法租界电车公司等处供职。由于其能说会道、风度翩翩，加之每月收入不少，因而阎瑞生在十里洋场上很吃得开，其不但交了很多的狐朋狗友，而且在风月场及赌场上更是变本加厉，最终入不敷出，债台高垒。

　　1920年大概是阎瑞生走霉运的一年，他在这年不但连赌连输，而且因为名声不好而被电车公司开除。由于债主不断逼债，输红了眼而又急于翻本的阎瑞生从其相好、久安里妓女题红馆那里骗来一只钻戒，在当了600大洋后就跑到江湾跑马厅去赌马。但是，人倒霉时喝水都能塞牙，孤注一掷的阎瑞生将这笔钱全部押上，他本想借此发笔横财并趁机还清之前的欠债，但事与愿违的是，比赛一结束，其非但未能绝地反击、收复失地，反而连同这600元本金也输得一干二净。懊恼之余，阎瑞生就盯上了刚认识不久的王莲英。

　　阎瑞生劫财杀人

　　镜头拉回到三年前（1917年）。这年年末，上海花界热闹非凡，第一届“新世界群芳选举”揭晓，王莲英以“票数一万八千”当选为“花国总理”，位列第四。说起来，旧上海的“花界选举”其实就是花女选美，类似把戏古而有之，早在北宋熙宁年间，汴京就出现品评花女的“花榜”，而清末民初时的类似噱头更是风行一时，北京、上海、广州都曾有过类似的评选。

　　旧上海花业一向繁荣而又竞争激烈，要想从数万从业者中脱颖而出也非易事，花界选美正好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1917年底，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为扩大影响而创办“群芳选举大会”，有意思的是，主办者与时俱进，胜出者被冠以如下头衔：花国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等。按规则，每张选票须花费一块大洋，投票者才能为自己心仪的芳主投上一票。

　　花界选举是一场各取所需的游戏，主办方宣传了自己而又收益不菲，参与的妓女借此提高身价，笔杆文人们借以讽刺时弊，各大报纸提高了销量，看热闹的民众娱乐了自己，茶余饭后有了谈资。总而言之，皆大欢喜。

　　作为这次选美的第四名，王莲英无疑是这场闹剧的受益者。随着“花国总理”的金字匾额连同“莲钱出水千人选，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对联双双挂起，王莲英也就此走俏上海滩风月场，成为“花界红人”。为吸引更多的高档顾主，王莲英经常穿着高档衣物、佩戴名贵首饰招摇过市，这大概也是酿成杀身之祸的一大诱因。

　　三年后，阎瑞生在朱子昭家中初次邂逅王莲英，后又经过数次叫局，两人也就逐渐熟悉了起来。这一次，正当阎瑞生赌马惨败而走投无路之际，他立即想到了满身贵重饰物的王莲英而萌生抢劫杀人的念头（另一种说法是阎曾向王告贷而后者不许，因而含恨在心，必欲杀之而后快）。为此，阎瑞生先向朱子昭借了一辆汽车，然后假意邀请王莲英去“兜兜风”，借以行凶作案。

　　因为当时汽车还是个时髦物，王莲英也是个爱出风头的人，她没有怀疑就跟着阎瑞生上了车。这时，车上还有阎瑞生的两个同伙吴春芳与方日珊，一行四人说说笑笑就开出了南京路。等到开出市区，天色也近黄昏，阎瑞生将车停到一片麦田边，吴春芳与方日珊即拿出事前准备好的麻醉药水与棉絮猛然捂住王莲英的口鼻，后者一边挣扎一边哀求：“哥哥，你要钱，我给你钱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但这一切都已经晚了。为防止王莲英报案，阎瑞生三人在劫走一对镶钻手镯、两只钻戒、一枚钻石胸针及一块金表后用绳索将其勒死，随后又将之弃尸麦田。

　　三天后，阎瑞生在将抢来的首饰出手时遇到朱子昭，后者告诉他王莲英的老鸨正在找他，阎瑞生故做惊讶，说那天晚上大家就已分手，她去哪了我不知道，也管不着。朱子昭让他最好去一趟说说清楚，阎瑞生满口答 应，之后就跑到了更远的松江佘山某教堂躲藏。

　　待王莲英的尸体被发现后，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声讨凶手，上海地方检察厅与租界巡捕房也都发布通缉令，要求捉拿阎瑞生。眼见松江躲不下去，阎瑞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其乘夜雇船逃出上海，先跑到青岛，后又到济南，最终在徐州落网。被押解至沪后，阎瑞生及另一名同伙吴春芳被法庭判处死刑。行刑当日，围观者人山人海，众人皆拍手称快。

　　故事竟成热门题材

　　就在王莲英被谋杀的第二年，中国影戏研究社成员陈寿芝、施彬元、邵鹏等人即将此故事搬上银幕，并取名为《阎瑞生》。据报道，这部影片在票房上大获成功，“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拍摄于1921年的影片还是中国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当时用了十份拷贝，可放映两个小时。

　　影片《阎瑞生》的成功并非偶然。在昔日的“花国总理”被谋杀后，上海各大报刊争相报道，“附有当事人照片的《莲英被害记》、《莲英惨史》、《阎瑞生秘史》等应时书也纷纷出版”。在阎瑞生被枪决（11月23日）的次日，上海各大舞台就相继推出《莲英劫》、《莲英被难记》、《莲英告阴状》等相关剧目，其中既有海派京戏，又有时髦的文明戏。最热闹时，上海有五家剧场同时上演“莲英案”剧目，诚可谓“家家瑞生”、“户户莲英”。

　　在这场由报刊、图书、戏剧、电影等诸多媒介营造出的“文化盛宴”中，王莲英案实际上被演绎成“摩登风流命案”，而后者正是当时大众最津津乐道的。作为该案的两大主角，阎瑞生为洋行买办，王莲英为高级妓女，两人身份本就引人注目，兼之案发过程曲折离奇，演绎空间极大，这无疑契合了上海观众赶时髦、爱热闹的心理和习惯。

　　正因为这一整体的热潮与氛围，影片《阎瑞生》由此大放异彩，半年不衰。当然，这部影片也另有过人之处，据其编剧杨小仲回忆，扮演阎瑞生的主角由阎的好友陈寿芝担任，据说后者的面貌与阎瑞生非常相象，“陈的一些动作，也很能模拟阎的神情”；王莲英则“由一个妓院出身但已从良的小姊妹扮演，她的丈夫朱某亦在戏里扮演了阎的朋友、朱葆三的儿子朱老五；邵鹏是当时的足球名将，也在洋行供职，他扮演帮凶吴春芳。”

　　1938年，知名导演关文清在香港制作拍摄同名电影《阎瑞生》，主演包括叶弗弱、赵美娥、花影容、邝山笑、曹绮文等名演员，同样获得票房成功。时至今日，《枪毙阎瑞生》仍为知名相声演员郭德纲的表演曲目，加上这次的姜文新片《一步之遥》，“花国总理”遇害案或许还有更大的挖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