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1896~1981)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我走过的道路》)。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辛亥革命爆发后,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有《衣食住》、《中国寓言》等。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 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 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4月底离开新疆,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9个月中,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6月,茅盾和香港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开香港,于1949年2月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 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长篇小说子夜 蚀三部曲 腐蚀 虹 锻炼 霜叶红似二月花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多角关系
短篇小说报施 创造 春蚕 大鼻子的故事 林家铺子 色盲 诗与散文 石碣 手的故事 水藻行 小巫 烟云 有志者 自杀
杂文青年苦闷的分析 欢迎古物 “自杀”与“被杀” 读《词的解放运动专号》后恭感 谈一件历史公案
散文集
卷一散文小品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暴 风 雨' 疲倦 严霜下的梦 叩门 卖豆腐的哨子 雾 虹 红叶 速写一 速写二 樱花
光明到来的时候 冬天 雷雨前 戽水 人造丝 全运会印象 车中一瞥 鞭炮声中 谈月亮 黄昏 沙滩上的脚迹
天窗 从半夜到天明 炮火的洗礼 风景谈 白杨礼赞 雾中偶记 大地山河 开荒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天安门的礼炮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 可爱的故乡
卷二乡镇写真
冥屋 故乡杂记 香市 乡村杂景 陌生人 大旱 桑树 旧帐簿
卷三 上海面面观
秋的公园 在公园里 上海 上海大年夜 上海——大都市之一 交易所速写 '佛诞节'所见
卷四 战时生活剪影
第二天 街头一瞥 苏嘉路上 记'孩子剧团' 追记一页 如是我见我闻 风雪华家岭 西京插曲 市场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拉拉车' 秦岭之夜 某镇 '雾重庆'拾零 最漂亮的生意 司机生活泼断 贵阳巡礼 归途杂拾
卷五 往事自叙
童年 长寿夫妇的悲剧 父亲的三年之病 祖母、陈粟香舅父 学生时代 中学时代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
我的婚姻 中山舰事件前后 创作生涯的开始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卷六 旅踪屐痕
海防风景 新疆风土杂忆 海参崴印象 古列巡礼 梯俾利斯的'地下印刷所' 斯德哥尔摩杂记
延边——塞外江南 海南杂忆 北京话旧 五十年前一个亡命客的回忆
卷七 关于鲁迅
写于悲痛中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我和鲁迅的接触
对《沉沦》和《阿Q正传》的讨论 读《呐喊》 鲁迅论 '阿Q相' 关于鲁迅的历史小说
也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一口咬住……' 学习鲁迅先生 研究和学习鲁迅 以实践'鲁迅精神'来纪念鲁迅先生
论鲁迅的《呐喊》和《彷徨》 '最理想的人性' 论鲁迅的小说 鲁迅谈写作
在鲁迅迁葬仪式上的讲话 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关于阿Q这个典型的一点看法
在鲁迅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 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
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
卷八 杂感随想
佩服与崇拜 恋爱与贞操的关系 恋爱与贞洁 擒,纵 猪仔与妓女 做官秘诀
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 '自杀'与'被杀' 血战后一周年 欢迎古物 时髦病 谈迷信之类
升学与就业 女人与装饰 苍蝇 论'健康的笑' 《娜拉》的纠纷 狂欢的解剖
知识饥荒 农村来的好音 事实摆在这里 不是恐怖手段所能慑伏的 无题 雨天杂写之一
雨天杂写之二 雨天杂写之三 谈鼠 时间,换取了什么? 闻笑有感 谈排队静候之类
一点回忆和感想 狼 森林中的绅士 偶然记下来的 杂谈 杂感(一) 杂感(二) 对于泰戈尔的希望
进一步退两步 现成的希望 作家和批评家 孩子们要求新鲜 力的表现 花与叶 '媒婆'与'处女'
论所谓'感伤' 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杂志'潮'里的浪花 关于'差不多' 想到 谨严第一
其他谈独立思考 盲从和“起哄”
书信
1981年3月14日致中共中央 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致周作人(1-9) 致郑振铎(1-2)
致张维祺 鲁迅先生均此
致汪敬熙(1-2) 致周赞襄 致陈德征 致周志伊 致王锴鸣 致黄绍衡 致陈友荀 致邵立人 致施蛰存 致伊罗生(1-3)
致赵家璧(1-2) 致马子华 致蔡元培 致许广平(1-2) 致戈宝权(1-6) 致孔另境 致楼适夷 致孔罗荪(1-2)
致张帆 致吕剑 致吴奔星 致麦硕 致聂继三 致B·特路静 致特米脱莱夫斯基 致中国青年报社编辑部 致马尔兹
致魏斯可普夫 致《文艺报》编辑部 致赫德利奇卡和赫德利奇柯娃 致教育部干部文化教育局语文编研组 致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室
致安烈 致陈吉辉 致毛丹、黄治正、施大鹏 致刘或 致郭殿兴 致叶子铭(1-7) 致郭小川 致拉·古尔巴扎尔 致沙战致袁宗铣
致朱身荣 致徐静昌 致王西彦 致延泽民(1-2) 致普实克 致楚马克 致人民文学编辑部 致阮文梅 致庄钟庆致敖德斯尔(1-2)致胡万春
致中学语文编辑室 致夏衍 致曾广灿 致鼎生 致李西亭 致臧克家(1-4) 致沈楚 致锡培(1-2) 致冯乃超 致陈漱渝 致陈瑜清致王亚平
致王德厚(1-2) 致周而复 致刘英 致袁良骏 致孙中田 致鲍祖宣 致柳尚彭 致陈铁健(1-2) 致钱钟书 致沙汀 致周红兴致中学语文教
材编写组 致赵朴初 致冯其庸 致聂华苓 致茹志鹃(1-2) 致方纪 致湖州中学 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致姚雪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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