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
武一平
农业集体化的继续深入，促进了农村人民公社的诞生。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联合组成的更大规模、集体化程度更高的组织形式，它不仅是组织领导农业生产，而且领导管理全公社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全部工作。是国家政权中最基层的“政社合一”组织。这是硬搬苏联集体农庄为样板的产物。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5年8月28日，黎川县开始分别在潭溪、宏村两地，进行人民公社组建试点工作。经过思想发动，组织申请，处理高级合作社合并中有关经济政策和具体问题，搞好组织建设及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建社工作后，分别在同年9月17日，正式成立了潭溪人民公社和宏村人民公社。
公社化运动发展之速度，始料未及。至1958年9月20日，黎川全县普遍建起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全县由原来的116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组成为潭溪、城关镇、熊村、湖坊、龙安、中田、茶亭、资福、上际、德胜、社苹、宏村、西城等13年人民公社。随后，又将这13个公社合并成潭溪、城关镇、熊村、宏村、茶亭、龙安、德胜等7个人民公社。入社群众达28083户，社员共105142人。公社下辖104个大队，652个生产队。
实现公社化后，农村全部耕地归公社集体所有，生产资料和劳力由集体统一调配使用；在劳动产品分配上，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贯彻“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方针。全县人民公社，还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办起了敬老院26个，幼儿园64个，托儿所634个，公共食堂702个。
根据国家规定，生产队还分配给公社员部分自留地，供社员家庭经营，产品和收入归社员自己支配，可栽种杂粮、蔬菜、或家畜饮料作物。对自留地，国家不征收农业税，不计入统购计划。分给社员的自留地总面积一般只占生产队部全耕地面积的5%到7%。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本队土地情况，专门拨给社员适当的饮料基地，但尽可能不用耕地，而利用闲散的或零星荒、旱地。自留地和饮料地总和，一般只占本生产队耕地总面积的5%到10%。
由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进程过于急躁冒进，集体化规模过于庞大。在经营管理上“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生产坟墓的强迫命令官僚风，大造声势的形式风，虚报产量的浮夸风，违反科学的瞎指挥风等，逐步盛行，严重脱离了实际，脱离群众，直接或间接损害了群众利益，挫伤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也降低了社员们对公社化优越性的信任度。各生产队或大队相互之间也产生了互相猜疑的矛盾冲突。
因此，社员们劳动态度受到了影响。在生产队里，虽然有广播嗽传达命令，以敲钟、敲钢板、吹口哨出工的劳力调配形式，但却出出“出工一条龙，做事一窝蜂，干活不使劲，赛过磨洋工”的现象。群众干活时，弄不清是谁少劳多得，谁多劳少得，甚至劳了不得。
办公共食堂期间，号召社员们把自己家的锅砸破当铁卖，支援“大闹锅铁”，家家户户不起火烟，全部去食堂吃“大锅饭”，一个生产队（或一个自然村）办一个食堂分桌上菜，大曾盛饭，“吃人民公社”的。粮食紧张时，则根据每人定量标准，用各自的饭筒、饭盒盛好米，统一蒸饭，常有端错别人饭筒的事发生。有个别地方，还有利用公共食堂不让就餐或减发粮食作为惩罚社员的手段，造成严重后果。
在生产指挥上，盲目根据上级规定和参照其他地方“经验”施行。比方插秧的行距株距问题，已往传统插秧，是肥沃的田里插得稀疏些，因为它分蘖多，能充分吸收阳光养分，亩产高。过去作田人有“稀稀栽禾单单吊，耘禾啼，割禾笑”的顺口溜。所以插秧行距株距都在一市尺左右。瘦田（即贫瘠田）则要插密些，它每株分蘖少，但株数多。它的行距株距一般在七八市雨左右。公社化时期，不知信了哪位“专家”的计算，说是插得越密，每亩田株数越多，便总产量越高，于是有了“小株密植”的经验，每株间的距离小到两寸甚至一寸。结合由于栽得太密，既不通风又不易耘禾，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也开展了“斗私批修”，把公社分配给社员的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不但将自留地统统收归集体所有，不让社员种植经营，基本将自留地里正在生长的蔬菜瓜果一律强行拔除。连社员家里饲养的家畜家禽，也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被取缔。
“大兵团作战”是公社化时期大搞形式主义的表现形式。有的生产大队，为了显露威望，大造声势，不根据实际需要，从多个生产队调集数十以至数百劳动力，集中到一块地方劳动。田段上，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口哨声阵阵。公社领导亲自带领其他大队或兄弟公社代表，前来观摩，造成劳动力的浪费。在思想影响上，体现了形式主义的泛滥。
“浮夸风”是伴随人民公社化进程的负面副产品，其主要表现在农产品产量的虚报浮夸上。当时，虽然正逐步推广种植双季稻，但水稻矮秆良种尚未全面 推广，更未出现杂交水稻，每亩稻谷平均产量只在120公斤左右（1960年全县平均亩产仅96.5公斤），而在“浮夸风”的影响下，竟虚报成每亩超千斤。由此引起的后果是县内粮食储备量的过度夸大，城乡居民的粮食供应量紧缩，甚至一些地方口粮供应严重不足，导致饿死人事件的发生。
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1961年1月17—25日，黎川县召开了有1230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即县、公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大会，贯彻《十二条》精神，批判“五风”（即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瞎指挥风），安排好全县人民生活、夺取农村丰收。
1961年3月，中央讨论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以后，发出了《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全党同志的信》。同年4月，本县在全县共产员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中开展了传达讨论，并将全县原设的7个人民公社调整划分为24个。同年6月下旬，根据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首先在全县范围内解散了公共食堂，实行了“多劳多吃，多产多留”的粮食分配原则。
1961年11月下旬到1962年2月，将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从大队下放到生产队。1962年6月，全县农村121个大队，将生产资料所有权、使用权和分配权下放到1051个生产队。同时，废除了生活资料“供给制”，生产上实行了“三包”、“一奖”，实行现金全奖全赔。并且，归还了被收回的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得到逐步发展；对先前平调的物资也进行了退赔。通过贯彻《六十条》，全县农村经济渐次好转。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造反”、“夺权”的影响，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1969年—1970年间，曾全面推行过大寨式的“统一派工”、“政治评分”，强调政治条件，不讲生产技能与劳动力强度，凭“自报公议”定出底分后，出勤一天记一天的工分，造成出勤不出力。
1971年—1972年，通过整顿农村基层组织，恢复了底分活评制度，但分配制度仍然没有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
1975年下半年，中共黎川县委先后召开全县三级和四级干部会，贯彻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提出了“三年粮食上纲要，五年实现大寨县”的目标。为此，县委组织了15000多名骨干投入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通过“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制止劳力外流、副业单干、乱砍乱伐、毁林毁田烧窑和严禁一、二类物资地入市场。并组织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在1976年春建成稳产高产田10万亩，改造冷浸性低产田5万亩，完成改土活水土石方443万立方米（平均每个劳动力90立方米）。要求以大队为单位（工程大的是以公社甚至跨公社），按照农业机构化的需要，组织劳力物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要求干一丘成一丘，干一片成一片，跳出修修补补、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圈圈。同时要求公社、]大队建立专业队伍，固定领导、人员，坚持长年施工。提倡“先治坡，后治窝”，县、公社、大队在几年内不准盖办公大楼、礼堂、招待所，把资金、材料用到农田基本建设上。要求全县各行各业，把“农业学大寨”放在第一位，大力支援农业。
1977年1月节有4000余人参加的大会，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这次会议主要内容是：以揭批“四人帮”为重点，在总结前阶段农业学大寨经验的基础上，用比以往更大的声势、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干劲，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会上提出了本县到1980年的奋斗目标，要求“全党全民齐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大干苦干二、三年，林牧副渔齐兴旺。大建高产稳产田，三大指标跨过纲，四年建成大寨县，誓将山河换新装”。
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贯彻，对促进全县农田基本建设，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在生产关系上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急于过渡，生产指标也脱离实际，要求过高，因此未能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2月25日到27日，中共黎川县委召开了全县四级干部大会，学习和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即新六十条）。中心任务是解决以下问题：
一、尊重自主权。生产队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有权决定经营方法，有权分配自己的产品和现金，有权抵制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瞎指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背党的政策，把社员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当作自己的家产随便摆弄，不得无偿平调生产队的物资、资金和劳力，不得搞瞎指挥、一刀切，要按照客观规律和群众利益办事，充分调动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
二、进一步贯彻按劳分配政策，建立和健全明确的生产责任制，使干部和群众从物质利益上关心生产成果，凡能搞定额的，定可能推行劳动定额。生产队可根据群众自愿，划分季节性或长年作业组。为了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要联系产量计划报酬，有奖有赔，不能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
三、落实党的各种农副产品奖售政策，活跃农村经济，多方面给予农民物质利益。分给社员的自留地、饮料地以及饮料粮，要按规定留足。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增加个人收入。在完成国家统购和收购计划后，农村社队或社员个人可以集市上出售各种农副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更不准当作所谓“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宣传贯彻提高粮食征购价格以及超购再加价的政策（销价一律不动），同时不购过头粮。宣传征购指标长期不变，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用工业品销售价格的政策，取信于民，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1979年，贯彻两个文件后，全县农村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按人口、劳力平均承包到户、到人，联产计酬谢，土地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本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经历了建立——发展——完善的过程，不少地方由不联产到联产，由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劳、联产到户；由“小而全”发展到“小而专”。1979年，全县有830个生产队划分了固定作业组，实行了“四定三包一奖赔”；有66个生产计划分了临时作业组，实行了农活小包工，提高了劳动效率和农活质量。到1981年9月，全县1291个生产队中，包干到户的有1152个，联产到组的有98年，小段包工的有37个队，包产到户的有4个队。
黎川县农业生产责任制曾经出现的主要形式和特点有如下几种：
一、包干到户责任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种带个体经营性质的责任制形式。其特点是土地仍归生产队所有，分户使用，产量和征购任务由责任户包干，不进行以队分配，但必须提交一定比例的公共积累。
二、包产到户责任制：是以户为单位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其特点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生产队统一领导，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将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经营，包产户交给定产部分，由队分配，超产部分归包产户。
三、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责任制：是介于专业承包和包产到户之间的一种管理形式，它是以生产统一经营为前提，按照确定的生产项目和生产任务，由生产队或作业组直接落实到每个劳动力，超产者给予奖励，减产照赔。
四、包产到组定额计酬责任制：是在生产队“五统一”前提下，根据生产需要，按自然条件、居住状况，划分若干常年作业组，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四定”（定劳力、土地、耕牛、农具）、“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一奖赔”（产奖产全奖全赔）。
五、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是在生产人统一经营下，根据需要设立专业组、专业户、、承包生产任务，分配联系产量（产值）计算报酬。
1982年，本县全部实行了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1年到1982年间，全县进行了两次林业“三定”工作（即在农村定山权、定林权、定砍伐），将20%——30%的稀疏林地和残次林地分配给农作作自留山。自留山由农民分户经营，谁造林归谁所有，长期不变，并发给了山林权证。农民在自留山上所营造的林木，归农民个人所有。原集体所造林木，一次作价，分期归还；新造林（包括更新林）归农民个人。另外，将有林山包给个人作责任山，分户管理，实行产值分成，或承包上交产值，期限视情况而定。
1983年，按照中共中央《当前农村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黎川县在原实行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承包项目，对各地适宜承包的部分山林和水面，也承包到户或联户。1984年，向全县农民签发了土地长期使用合同书，使已经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更加稳定和完善。
实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克服了配合上的平均主义，有利于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简化了生产队（后改称村民小组）的财务管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使了农民主动地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促进了农牧到渔各业的发展；适应手工业劳动和分散作业的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同时，加速了全县农业生产商品化、专业化的进程，各类专业户和经济隘事体不断出现。
1984年4月，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黎川全县公社改为乡建制，原公社所辖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为乡（镇）所辖行政村及村民小组。至此，黎川县的人民公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