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牟宗三在世时学界有关他的生平研究即已展开。在关于牟宗三生平及学思历程的研究成果中，作为牟宗三重要门人的蔡仁厚（1930-）的研究具有较大的影响。蔡仁厚将牟宗三一生依其“某一时期学思之着重点”[1]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叫作“直觉的解悟”，是指牟宗三三十岁以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时期；第二阶段叫作“架构的思辨”，是指牟宗三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研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Russell，1872-1970年）《数学原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时期；第三阶段叫作“客观的悲情与具体的解悟”，是指牟宗三四十岁至五十岁之间，这是牟宗三对民族文化命运作“悲情地了解”的阶段，也是其学问思想臻于成熟的阶段；第四阶段叫作“旧学商量加邃密”，时间是牟宗三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这是牟宗三对儒学传统心性之学作彻底疏解、整理的阶段；第五阶段叫作“新知培养转深沉”，此阶段是牟宗三六十岁以后的时期，这是其哲学进一步升华和体系化的阶段；第六个阶段叫作“学思的圆成”，时间是牟宗三七十岁以后，在此时期牟宗三之哲思达至融通与圆成之境。[2]
事实上，牟宗三对自己的生平和学思历程也有相关的记述和感怀。[3]牟宗三曾自言其为学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3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此期间主要从事逻辑学、认识论和康德的知性哲学研究；50年代为第二阶段，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上；60年代为第三阶段，又转而从头疏解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家之学，而尤重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这以后，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致力于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因此，牟宗三实际上将他的一生划分为四个阶段。在此需要强调的是，牟宗三的一生是学思的一生，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其学问和思想。因此，对牟宗三生平的研究应集中于其学思历程的研究。下面，笔者以蔡仁厚的研究和牟宗三本人的思想为参照，对历史上的牟宗三作一个大致的还原，期以此最大限度地复原牟宗三的历史“真面目”。
牟宗三，字离中，1909年6月12日生出于山东省栖霞县牟家疃。栖霞县的牟氏家族是明太祖洪武年间由湖北省迁来。经过了数百年的繁衍之后，牟宗家族竟成为了栖霞县内的最大族姓。其村名牟宗疃便是由牟氏的族姓而来。牟宗三一脉出自牟氏老八支中的第四支，此支世代以耕读为生相续。至牟宗三祖父之时，此支家道已变得极为衰微贫窘。[4]牟宗三的父亲名牟荫清，为人刚毅守正，在乡里有较好的声誉；母亲名杜氏，也因为其懿德而为人称道。牟宗三弟兄三人，长兄名为牟宗和，次兄名为牟宗德，牟宗三排行第三。牟宗三家最初承继祖业靠经营一个骡马店勉强度日，后来改营棉织业以副助农耕，加之克勤克俭，才得以过上稍足温饱的生活。1917年，牟宗三入私塾读书。1919年，改入新制小学学习。
尽管生活非常艰辛，但童年的生活给牟宗三还是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他说，在农村的环境里，自己简直就是“混饨畅亮中一个混沌的男孩”[5]。他回忆道：“我常伴着兄弟姊妹去采桑。也在沙滩上翻筋斗，或横卧着。阳光普照，万里无云，仰视天空飞鸟，喜不自胜。那是生命最畅亮最开放的时节。无任何拘束，无任何礼法。”[6]对于少时的这种“混沌畅亮”，牟宗三后来甚至感叹道：“我现在想，我只有一段少年孩童的生活。”[7]不过，作为在骡马店里成长的孩子，牟宗三有着与其他孩子不同的人生体会。他说：“人生总是西风、古道、瘦马，总是野店里求安息。这安息虽是一时的，也是永恒的。……当我看见那些为生活而忙迫的赶马者，进了野店，坐着吃酒，简单的菜肴，闲适的意味，说着天南地北，也好象是得着了永恒的安息，天路历程也不过如此。”[8]骡马店里不断的人来客往使牟宗三对暂时的休息与永恒的奔波有着特殊的体会。
牟宗三的父亲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牟宗三形容他的父亲“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为人“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9]让牟宗三印象更为深刻的一点是，他虽生于一个“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10]，但父亲却是“典型的中国文化陶养者。他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中国文化中的那些义理教训，在他身上是生了根的，由他在治家谋生的事业中生了根，在与乡村、农业、自然地理、风俗习惯那谐和的一套融而为一中生了根”[11]。虽不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虽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农夫，但牟宗三的父亲俨然是一个从旧学出来的人，传统文化的条理规范在他身上“像生了根”。他常常依其朴素的理解，以“义理教训之存在的见证者”[12]之身份，教育牟宗三要“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13]，对于牟宗三人生之乖离总是“立地把它笼罩住，赤手把它掌握住”[14]。少时所受的这种家庭文化熏陶，在牟宗三内心渐渐确立起养志立身、治学为人的道德准则和人格风范。
牟宗三十五岁（1923年）时考入栖霞县立中学，自此离开家乡到县城求学。此后，他便开始了一种“耗费生命的生活。在所追求或所扑着的一个对象上生活，不是在生命中生活”[15]，这也就是他所谓“生命之‘离其自己’”[16]的生活。1927年，牟宗三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读预科之时，牟宗三即打定主意要读哲学。1929年牟宗三如愿升入哲学系本科。在大学期间，牟宗三“一面随课程而接上罗素哲学、数理逻辑、新实在论等，一面自辟新途径，遍读易书与英哲怀悌海（即怀特海——引者注）之著作”[17]。牟宗三曾师从张申府（1893-1986年）和金岳霖（1896-1984年）读符号逻辑，两位先生对牟宗三产生了深刻影响。牟宗三对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年）、罗素、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的了解进而进入逻辑领域并取得一定成绩，都深深得益于他们的帮助。在当时中国学人中，能直登符号逻辑堂奥的人并不多，牟宗三读逻辑既能不象一般读逻辑的中国人那样被罗素“套住”，也颇能领悟怀特海的精髓，这的确不是一件易事。在大学毕业前，牟宗三依着其所掌握的逻辑方法完成了《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一书的初稿。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它的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使牟宗三“因了年轻生命的膨胀”掀起了“思想观念的泛滥和浪漫”[18]。此时，20世纪初“科玄论战”[19]中吴稚晖（1865-1953年）那篇《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深深打动了他，使他感到“浩瀚生命纵横才气的直接向外膨胀，没有简别，没有回环曲折，只是一个大气滔滔在那里滚”[20]。从此，牟宗三的思想文字均都受到吴稚晖的影响。然而，这种“生命的膨胀”却受到了父亲的严厉斥责。牟宗三记述道：假期回家时，父亲看到他的文字，“大为震怒，责斥何以如此。我当时极为羞愧，答以外面风气如何如何。先父则曰：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何以如此不分好歹？”父亲的一席话使牟宗三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沌”中醒悟过来：“心思顿觉凝聚，痛悔无地”，“大哉父言，一口范住吴氏的浩瀚和纵横，赤手搏住那奔驰的野马，使我顿时从漆黑一团的混饨中超拔”。[21]父亲的严辞教训使得牟宗三阻挡住了“飘蓬无根”的“向外膨胀”，从而开始了澄神默坐、埋头读书的学术生涯。
可见，父亲对于牟宗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就牟宗三一生的学思来看，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熊十力（1885-1968年）。牟宗三说，他年轻时曾梦想做一个“经济学研究者”，还想成为一位logician（逻辑学家）,甚至还对文学和数学发生过浓厚兴趣，[22]但最终还是转向了中国哲学。在这种转变中，熊十力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据牟宗三回忆，他正在读大学三年级时（1932年），在哲学系任教的邓高镜（）向他推荐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一书。这本书引起了牟宗三浓厚的兴趣。于是，在邓高镜的引荐下，他得到了与自杭州返北京大学讲学的熊十力见面的机会。那天，北大哲学系的巨子们约定在中央公园吃茶，牟宗三按约赴会。对于见到熊十力的情形，牟宗三感慨道：“始见了一个真人，始嗅到了学问与生命的意味。”[23]具有戏剧性的是，这次见面竟引发了牟宗三思想的巨大变化，也因此奠定了他以后的学术理路。之后，牟宗三一直追随熊十力。其中，他至少有七、八年亲炙于熊十力左右。因此，在为学方面熊十力对牟宗三产生了巨大感染。牟宗三说：“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猎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训。”[24]“从此，先生（牟宗三——引者）之学思工夫乃形成双线并行之历程：一是从美的欣趣与想象式的自觉解悟，转入如何为何之架构的思辨；……二是从外在化提升一步，而内转以正视生命，契入儒圣之学。”[25]正因为如此，牟宗三说：“我之得遇熊先生，是我生命中一件大事。”[26]牟宗三甚至还说过另外一句言之凿凿的肺腑之言：“生我者父母，教我者熊师。”[27]可见，作为牟宗三一生相契最深的老师，熊十力对他的影响是无可比拟也无可旁代的。
1932年，牟宗三与夫人王氏结婚。1933年，牟宗三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山东寿张乡村师范学校教书。当年秋天，牟宗三的母亲杜氏去世。次年，牟宗三离开山东奔赴天津，并由张东荪（1886-1973年）介绍加入了国家社会党[28]。在此期间，牟宗三参与了“唯物辩证法论战”，并发表了《逻辑与辩证逻辑》等一系列文章。1935年，《从周易方面研究中国之元学与道德哲学》一书自印出版。后来奔赴广州，开始任教于私立学海书院。此时期，发表了《亚里士多德论时间》等多篇论文。1936年，由于学海书院因故解散，牟宗三经熊十力介绍从广州赴山东在 梁漱溟（1893-1988年）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做短暂逗留。后转赴北京。1937年，牟宗三担任《再生》杂志主编，并为该杂志撰写了多篇时论文章。
“七七事变”后，日本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他们于是开始了流离失所、颠沛流离、在奔波中“落难”的生活。期间，牟宗三从北京出发，经天津、南京，转长沙，最后到达广西。1938年，牟宗三“生活艰困”，先后任教于广西梧州中学和南宁中学。当年秋天，“应友人张遵骝之邀，至昆明”。[29]在昆明逗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因厄于昆明，谋事不成”[30]，生活无着，“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费全由遵骝担负。”[31]张遵骝是张之洞（1837-1909年）的曾孙，“慷慨好义，彬彬有礼。家国天下之意识特强。”[32]在此期间，熊十力曾给西南联大的汤用彤（1893-1964年）写信推荐牟宗三，说：“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任其飘流失所乎？”[33]但熊十力的推荐由于胡适（1891-1962年）的原因未果。后来，牟宗三曾因生活之困难求助于张君劢（1887-1968年），也未果。牟宗三在此困顿中发愤撰写了《逻辑典范》一书。1939年秋，牟宗三转赴重庆。在张君劢的请托下再度主编《再生》杂志。1939年，牟宗三得与唐君毅（1909-1978年）晤面，“从此，二人遂成为学问上最大的知已。”[34]1940年至1941年，牟宗三在张君劢创办的“民族文化书院”任教。在此期间，《逻辑典范》一书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1941年，牟宗三的父亲牟荫清在山东栖霞县故里去世，享年70岁。12月，“民族文化书院”因故停办，牟宗三于是赴重庆北碚“勉仁书院”投奔乃师熊十力。1942年秋，由唐君毅介绍，牟宗三前往成都华西大学哲史系任讲师，这是牟宗三独立讲学生涯的开始。自此至1945年，牟宗三在华西大学执教期间，“时与友人唐君毅先生聚谈，最为相得”[35]。
对于这段时期的奔波生活，牟宗三感慨颇多，难以忘怀。他自述道：“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吾最困厄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36]抗战的艰苦生活把一直遨游于抽象领域中的牟宗三打落到世俗生活中，国家、民族以至个人生活都成为他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直接导致了他物质生活的困顿，时代的悲剧也直接酿就了他个人的悲剧。此时牟宗三应付世事的方式是：“人不理我，我不理人”[37]，“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38]很明显，这种处世方式为牟宗三应对“艰难时事”的权且之计。他还讲到：“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的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39]“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40]牟宗三在极力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时，也暴露出其“狂傲”性格下软弱的一面。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牟宗三的人格出现了“破裂”，“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牟宗三说：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41]
1945年，牟宗三自成都转到重庆，在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授，自此始与唐君毅共事。在此期间，牟宗三与唐君毅二人课余时间经常论学，交往渐深。1946年，牟宗三随中央大学自重庆迁回南京。当年秋天，牟宗三担任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1947年1月，牟宗三独立创办《历史与文化》月刊。后因经费困难，此刊在出刊四期后被迫停刊。1947年秋，牟宗三开始先后任教于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业。此时，唐君毅亦转任江南大学任教务长。1948年，牟宗三继续在金陵大学和江南大学任教。此期间，应程兆熊（1907-2001年）之请，特撰《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在此文中，牟宗三提出了著名的“儒学三期说”：自原始儒家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学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42]他认为：“第三期儒学之发扬”的文化使命为“三统并建”：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自此，“儒学三期说”和“第三期儒学之发扬”便成为牟宗三坚持一生的志帜和使命。是年秋天，牟宗三赴杭州任教于国立浙江大学哲学系。此时，熊十力已在浙江大学哲学系任教。1949年春天，牟宗三完成了《认识心之批判》的写作。
大陆解放在即之时，牟宗三只身渡海去了台湾。此时，唐君毅与钱穆（1895-1990年）、张丕介（1905-1970年）诸先生在香港筹建“新亚书院”；徐复观（1903-1982年）亦于香港创办《民主评论》，并在台北设有分社。牟宗三在初抵台湾时暂住在《民主评论》台北分社，后与徐复观交往颇多，且亦常住徐复观家中。1950年，牟宗三出版《理性的理想主义》。秋天，牟宗三开始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讲授逻辑学、哲学概论、先秦诸子及中国哲学史。1951年，牟宗三与台湾师大几位教授和一些从大陆来的学生组织“人文讲习会”，其宗旨是在师生之间相互切磋，以讨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后来，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该讲座发展为学校社团“人文学社”。但是，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成员也越来越杂而不纯。于是牟宗三便应部分同学之请舍去了原社，另成立了“人文友会”。该会于1954年举行首次聚会，并以后每两周举行一次，参加人数常在三十人左右，有时多达四十人。在牟宗三的主持下，“人文友会”渐渐成为学术磨砺和文化探讨的重要形式，当时的一些参加者日后成为了台湾学界的骨干力量。这些聚会讲习的内容后被整理为《人文讲习录》。
1952年，牟宗三完成了《历史哲学》的写作，并出版了《荀学大略》一书。1954年，牟宗三被台湾“教育部”聘为“学术审议委员会哲学组审议委员”。当年，其《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出版。1955年，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一书由强生出版社出版，《理则学》由正中书局出版。1956年，牟宗三转到东海大学任教，并任人文学科主任。至此，持续两年之久的台湾师大的“人文友会”不得不暂告结束。是年，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上册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后来，东海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一个类似“人文友会”的聚会，每周活动一次，参加者常在百人以上。由“人文讲习会”到“人文友会”再到东海大学的聚会，牟宗三在教导青年学生方面不遗余力之迹甚显。1957年，其《认识心之批判》下册出版。当年，应程兆熊之邀，牟宗三在台中农学院（后改为中兴大学）举办了三期“人文友会”的讲习。
人们常把此期间《历史哲学》等书的出版视为牟宗三真正走入现代新儒家一途的重要标志。然而，此时牟宗三却常常申明自己“惫矣”、“倦矣”、“病矣”。[43]据牟宗三讲，此中原因在于“良知”不能“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而不得不在“客观的外在的事上作干枯的表现”，不得不在“家国天下上、历史文化上”作表现。[44]这种情况用牟宗三的话说即是：“外在地就客观之事说，虽属良知之理，而内在地就个人生活之情说，全是情识之激荡。”[45]1958年1月，牟宗三与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先生联名在《民主评论》和《再生》二杂志发表了著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宣言》即是被学界所熟称的“现代新儒家宣言”。这一《宣言》的发表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正式形成的标志。《宣言》立足于深刻的危机意识主张文化自救，他们认为这种文化自救的意义不仅在于中国文化的复兴，而且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宣言》否定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和方法，而提倡怀着同情和敬意去体悟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并去巩固、弘扬和发展它的内在基础。因此，《宣言》广泛地论及了中国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义以及未来发展途径等多方面的问题。
牟宗三原配夫人王氏生有二子，长子牟伯璇，次子牟伯琏。下又有孙子四人和孙女五人。由于当时牟宗三只身渡海去了台湾，故王氏夫人所生之子嗣一直皆在山东老家。在台海两岸分离的情形下，1958年秋，牟宗三又与赵惠元女士结婚。二人生有一子牟元一，后留学美国，现寓居香港。1959年，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一书由东海大学出版社出版。1960年，牟宗三离开台湾转赴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主讲中国哲学。依牟宗三本人所述，在其五十岁而后，其生命“集中于往学之表述”[46]。从其一生的学思历程来看，牟宗三的学术造诣和义理规模主要由此时期的著作奠定。而且，从主体生命的自我展开来看，牟宗三在这个时期的著作中所表现的生命形态更为清澈、纯净，也更为理性而圆融。1961年，其《政道与治道》由台北广文书局出版。自此，代表牟宗三开拓“外王”事业的三书《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和《政道与治道》全部出齐。1962年，牟宗三与唐君毅共同发起成立“东方人文学会”。是年，牟宗三《魏晋玄学》一书由东海大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其《中国哲学的特质》和《才性与玄理》二书分别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出版。
1968年，应唐君毅之约，牟宗三又由香港大学转入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及新亚书院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康德哲学、认识论等课程。是年，其《心体与性体》第一册、第二册由台北正中书局出版。1969年，牟宗三接任新亚书院哲学系主任。当年，其《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出版。1970年，其《生命的学问》一书由台北三民书局出版。1971年，牟宗三《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1974年7月，牟宗三与唐君毅同时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10月，牟宗三又应聘到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主讲康德哲学。1975年，新亚研究所脱离香港中文大学独立后，牟宗三再度任教于新亚研究所，并担任哲学组导师至逝世前一年。此年，《现象与物自身》一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76年，牟宗三分别讲学于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中国文化大学、台湾师大国文研究所，并先后应聘为东海大学、中央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这以后三年中，牟宗三有相当多的时间往来于台湾和香港之间。1977年，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一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
现代新儒家的另两位大师唐君毅及徐复观先后于1978年、1982年去世。之后，牟宗三成了“新亚精神”的象征和现代新儒家“硕果仅存”的大师。于是，他不得不独自撑起中华民族“文化生命之大流”[47]。1979年，其《名家与荀子》一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82年，译著《康德的道德哲学》一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83年，牟宗三译著《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和著作《中国哲学十九讲》均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中国文化的省察》则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印行。1984年，牟宗三获台湾“行政院”颁发的“国家文化奖章”。是年，其《时代与感受》一书由鹅湖出版社印行。1985年，《圆善论》一书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87年，香港大学授予牟宗三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在“道德的形上学”以及中西哲学、认识论与逻辑学等多方面的学术成就。[48]是年，其《维特根什坦：名理论》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989年，牟宗三《五十自述》一书由台湾鹅湖出版社出版。1990年，其《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是年，台湾举办第一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牟宗三以名誉主席身份为大会作了主题演讲。1992年，译著《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上册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12月，牟宗三出席第二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1993年，译著《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下册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自此，牟宗三完成了对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译注。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的“三大《批判》”，二百年来，牟宗三可谓世界第一人。
1994年，牟宗三正式自新亚研究所退休，到台湾定居。12月25日，在台湾大学医院病床上牟宗三笔示弟子蔡仁厚、王邦雄（1941-）等：“我一生无少年运，无青年运，无中年运，只有一点老年运。无中年运，不能飞黄腾达，事业成功。教一辈子书，不能买一安身地。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你们必须努力，把中外学术主流讲明，融和起来。我作的融和，康德尚作不到。”[49]12月27日，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会议”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牟宗三为名誉会长。但由于身体原因，牟宗三未出席会议。1995年4月12日，走过了87年人生历程的牟宗三病逝于台北市台湾大学医院。
牟宗三一生刻苦勤谨，思想透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在《时代与感受》的序言中，牟宗三自我评论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以申展理性’之经过。”[50]在八十大寿时他亦尝云：从大学读书以来，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是即“反省中国之文化生命，以重开中国哲学之途径”[51]。他毕生致力于在哲学层面上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综观宗三一生，无论讲学论道，著书抒义，莫不念念光畅中国哲学之传统、昭苏民族文化之生命为宗趣。”[52]牟宗三在半个多世纪的忧患困顿中，动心忍性，砥砺学思，疏通了中国智慧之传统，并会通了中、西、印之哲学，针对中国乃至人类哲学之症结，写了许多学术专著。他一生共有论著500多篇（部），其中主要著作有《逻辑典范》、《道德的理想主义》、《历史哲学》、《佛性与般若》、《才性与玄理》、《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圆善论》、《现象与物自身》等28部，另有《康德的道德哲学》、《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康德判断力之批判》等3部译作。
牟宗三的哲学成就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发展的新水平，其影响力具有世界水平，其许多著作被译成英、韩、德等文字。1995年出版的《剑桥哲学词典》（Edited by Robert Audi.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的“中国哲学”的总词条中称：“牟先生是当代新儒一派他那一代中最富原创性与影响力的哲学家。”傅伟勋（1933-1996年）如此评价牟宗三：“牟先生是王阳明以后继承熊十力理路而足以代表近代到现代的中国哲学真正水平的第一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课题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论的艰巨任务。”[53]刘述先（1934-）则这样评价牟宗三：“我曾将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的地位比之于康德在西方哲学的地位：你可以超过他，却不可以绕过他。”[54]“当代新儒家哲学始于熊十力的形上学与宇宙论，这相当于濂溪之‘元’。唐君毅、牟宗三似二程，奠定了这一门学问的基础，或者可以说是‘亨’的阶段。”[55]对于牟宗三之人生，其弟子蔡仁厚以“气性高狂，才品俊逸，思想透辟，义理深彻”[56]四句话来加以概括与评价；而对于其学术贡献，则以六个方面加以具体而肯切的评价。他说：
（1）对“儒、道、佛”三教之义理系统，分别以专书作通盘之表述者，先生是古今第一人。（以《心体与性体》四大册讲儒家，以《才性与玄理》讲道家，以《佛性与般若》上、下册讲佛教。）（2）先生所著新外王三书（《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是真能贯彻晚明顾、黄、王三大儒之心愿遗志，而开出外王事功之新途径者。自古迄今，亦不作第二人想。（3）以一人之力，全译“康德三大批判”，先生乃二百年来世界第一人。其所加之译注，尤其慧识宏通。而又履及剑及，随译随消化：以《现象与物自身》消化《第一批判》，以《圆善论》消化《第二批判》，以“真善美之分别说与合一说”消化《第三批判》，此亦古今译书者所未能也。（4）先生对中西哲学会通之道路，亦达到前所未有之精透，亦持续从事基本之讲论与疏导。（见《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及《四因说演讲录》。）（5）对中国哲学所涵蕴之问题，进行全面而通贯之抉发与讨论（见《中国哲学十九讲》），使中国哲学得以真正进入世界哲学之林。此项工作，亦未见其匹。（6）先生于北大毕业之前，写成周易哲学书稿，至八十五岁而出版汉译《康德〈判断力之批判〉》下册，正式著述之岁月逾一甲子，此亦古今稀有者也。[57]
[1]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9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32），（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下同）。
[2]参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7-99页。
[3] 牟宗三本人曾写过《说“怀乡”》一文和一部自传体著作《五十自述》。
[4]蔡仁厚：《国史拟传》，第1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32），（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下同）。
[5]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32），（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下同）。
[6]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页。
[7]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7页。
[8]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1页。
[9]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2页。
[10]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下同）。
[11]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2页。
[12]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3页。
[13]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1页。
[14]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3页。
[15]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8页。
[16]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8页。
[17]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3页。
[18]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0页。
[19] 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一场学术争论，因其内容是围绕着科学与玄学来展开的，故称为“科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主要代表人物以丁文江等代表“科学”一方，张君劢等代表“玄学”一方。
[20]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0页。
[21]牟宗三：《五十自述》，第31页。
[2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02-103页。
[23]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07页。
[24]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0页。
[25]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4页。
[2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06页。
[27]牟宗三：《五十自述》，第90页。
[28] 简称“国社党”，前身是研究系，1932年筹建，1934年正式成立，代表人物是张君劢、张东荪等。1946年8月国社党与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社会民主党。
[2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1页。
[30]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5页。
[3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1页。
[32]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1页。
[33]参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8页。
[34]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页。
[35]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修订版序》，第3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9），（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下同）。
[36]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9页。
[37]牟宗三：《五十自述》，第90页。
[38]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6页。
[39]牟宗三：《生命的学问》，第116页。
[40]牟宗三：《五十自述》，第6页。
[41]牟宗三：《五十自述》，第90页。
[42]牟宗三：《江西铅山鹅湖书院缘起暨章则》，第14-15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26）。
[43]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18页。
[44]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36页。
[45]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36页。
[46]牟宗三：《五十自述·序》，第3页。
[47]牟宗三：《五十自述》，第105页。
[48]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69页。
[49]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2页。
[50]牟宗三：《时代与感受·序言》，第4页，载《牟宗三先生全集》（23），（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下同）。
[51]见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75页。
[52]蔡仁厚：《国史拟传》，第16页。
[53]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25-2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54]刘述先：《〈牟宗三先生全集〉出版在今日的意义》，载台湾2003年5月3日《联合报》（下同）。
[55]刘述先：《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第13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
[56]参见蔡仁厚：《国史拟传》，第16页。
[57] 蔡仁厚：《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第92-93页。
（本文为《牟宗三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绪论中的一部分，原文题目是“作为历史话语的牟宗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