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本报记者 张彤
提起航母“瓦良格”号，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要说起当年是谁把它从乌克兰买回来的，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说来你也许不信，当年买回“瓦良格”的那位香港商人，其实是咱们土生土长的山东人，他出生在烟台，在潍坊长大，参军来到济南，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广州军区体工队转业后移居香港。而这次购买航母，他还是从咱们济南踏上的征程他的名字叫徐增平。
9月初，在上海的一次朋友聚会上，记者见到了徐增平先生。这位部队篮球运动员出身，年近六旬的全国政协委员，高高大大、热情豪爽，言谈举止间明显打着山东人的印记。提起购回航母的事情，眼前的徐增平却变得非常低调，只是惜字如金地说了句：“这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短短的话语，让人体会出了当年他毅然挺身而出的那份侠肝义胆。徐增平的几位朋友谈起了当年他购买“瓦良格”号的惊险、曲折、艰辛以及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上篇
曲折艰辛“航母梦”
说起“瓦良格”号航母，人们知道是香港创律集团1997年着手投标买回的。其实早在1991年，乌克兰就曾想高价出售过“瓦良格”，而且还向中国抛出过“橄榄枝”。
原名曾叫“里加”号
1991年底，曾经辉煌的苏联轰然倒塌，庞大的家业由参与独联体的15个加盟共和国来瓜分。前苏联的第二艘航空母舰“里加”号(以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命名，也就是后来的“瓦良格”号)在解体前只完成了70%的工程。解体后该舰归乌克兰所有，而乌克兰无力完成它，俄罗斯又不需要它，也无力提供资金造完。在费了一番争执和相互推诿后，乌克兰终于打出高价出售的招牌。
曾喊出20亿美元高价
一开始乌克兰叫价4亿美元，可不久又提价到20亿美元，并承诺造完它。转眼6年过去了，“里加”号改名“瓦良格”号(苏联为纪念在日俄战争中沉没的“瓦良格”号巡洋舰)，乌克兰既没有造完它，也无人再去关心它，“瓦良格”号就一直停放在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的船台上，任凭风吹日晒，直至整个船体锈迹斑斑。世人的目光再也难以聚焦在它的身上，它好像变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原先动辄数亿美元的要价，似乎再也难以提起。
首次谈判秘密进行
1997年10月下旬，身为香港创律集团董事会主席的徐增平看到一则路透社的消息：《乌克兰拟出售一艘未竣工的航母》，报道称“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就履行苏联时期合同的谈判宣告失败，前苏联领导曾向这个项目投入了5亿美元的资金，但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这个项目就搁浅了。由于俄罗斯缺钱，乌克兰只好被迫寻找外国买主。”
得知消息的徐增平马上赶赴乌克兰，声称要将其改造成一个大型海上综合旅游设施包括舞厅、旅馆和博彩设施等，日后将其停泊在澳门附近海域。
购航母需满足四个条件
徐增平初步搜集到乌克兰对购买“瓦良格”号提出四个条件：首先要提供由一流银行开出的资信证明，证明公司在银行有5000万美金以上的存款，而创律集团当时的银行存款只有大约3000万港币；其次必须证明购买这艘航母不做军事用途；同时这个商业项目要获得国家级批准，并且还要获得目的港所在国家签发的进口许可证。
兵分四路做购舰准备
了解清楚这些，徐增平迅速作出决策，公司人员兵分四路马上开展工作：第一路马上派手下赴乌克兰进行初步接触；第二路寻求多种可能，满足乌克兰方面提出的有进口许可证等方面的条件；第三路利用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保证资信证明符合要求；第四路在北京设立临时办事机构，沟通多种关系，搜集各个方面的信息。
回忆起那段时间的情况，徐增平曾向朋友感慨：筹集资金的工作虽然艰难，总算能一笔一笔地不断落实，而满足招标条件的工作却比想象的更加艰难，也更有戏剧性，几乎像一场赌博。
澳门“豪赌”买手续
根据当时澳门的特定情况，徐增平制定了一个颇为有效的战略：找一个在澳门各方面都“走得通”的人，花钱把各种手续办下来。
他很快找到了这样一个人。坐下来一谈，那人开价就要1000万港币。徐增平还价到500万，先后谈了10多次，最后以600万成交，商定手续两个月完成，徐增平先付一半定金，双方只有承诺，没有合同。最终，这场“豪赌”成功了。1997年12月底，那位商人把有澳门政府确认的项目批准证书、进口许可证正本交到了徐增平手中。
买航母从济南踏上征程
1998年1月24日，农历除夕，创律集团筹集的资金全部到位，香港汇丰银行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存款证明。这时离2月1日乌克兰要求的最后日期只有一周时间了。这一天，徐增平带着200万美金现钞，先飞回山东老家陪父母过年。大年初一又从济南飞到北京，年初三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再转机飞基辅。
中篇
竞拍航母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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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瓦良格”坚定购舰决心
1998年1月27日，徐增平从基辅登上了开往尼古拉黑海造船厂的火车。来到船厂后，在厂长陪同下徐增平和助手登上“瓦良格”号，考察了全船。“瓦良格”号簇新完整的舰体，精密的结构布局，每一样都让徐增平购舰的决心更加坚定。尤其是那四个巨型发动机，每个造价就要2000万美元。接下来四天时间，徐增平的时间都被两样东西占据着：一是说话，二是喝酒。朋友说，后来徐增平曾经告诉他们，那四天他是泡在伏特加中的，一顿饭十来个人，一喝就是几十瓶伏特加，感觉每个毛孔排出的汗水都是伏特加。零下20多度严寒中，开着门窗，还满身大汗。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徐增平赢得乌克兰所有官员的信任和好感。其中一位负责人私下对徐增平交了底：“我们一定给你最优惠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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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带造船图纸一块买进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初步定价在1800万美元，乌方不负责“瓦良格”号出港后的任何事情。可当徐增平又提出需要航空母舰的设计图纸用于改造成旅游设施时，乌方代表坚决不同意了，说这是国家最高军事机密，需要报请国防部批准。徐增平说，我们回去要改装成娱乐城，没有图纸怎么行？我宁肯多出点钱，也要把图纸带走。
乌方几个代表低声商量了一会儿，坚决地说那就2000万美元。徐增平装作与助手商量后很不情愿地说：“2000万我们认了，但图纸不能少一张，而且从现在开始，请你们派兵保证航空母舰安全，不允许任何人未经许可登上该舰。”
朋友介绍说，徐增平当时与乌方谈判承诺以现金交易，先交200万定金，余款由中国银行以电汇形式分期还清。这对当时的乌克兰很有吸引力，因为他们迫切需要大量现金，卖航母那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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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跟踪遭遇节外生枝
之后几天，徐增平满以为事情差不多了，就跟公司几个随行人员打算一起去欣赏一下基辅的美丽风光，放松一下心情。临行时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再叮嘱他们不能走得太远。还郑重提醒他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当时的乌克兰是各国特工的乐园。
果然不出所料，后来徐增平他们在去基辅大教堂游览时，就发现了问题，两个经常在黑海造船厂门口转悠、明显不是东欧人的游客，老是在他们身边不远处跟着。徐增平分析，看来他和乌克兰的这桩秘密交易已经引起某些国家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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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方突然提出公开拍卖
事情随后果然变得不太顺利。随后几天，乌克兰方面一直没有任何消息。直到第10天，乌方才打来电话通知见面会谈。他们通知徐增平，由于某些原因，“瓦良格”号将在三天后通过公开拍卖的形式正式拍卖，请中国朋友做好准备。
听到这个消息，徐增平火了，质问对方定好的协议为什么轻易就变卦？乌方有关人员当时只是微笑没做任何回答。
在乌克兰方面随后举办的答谢会上，乌方一位负责人悄悄透露了实情：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给乌克兰发了外交照会，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法国、韩国、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都对这次购买航母提出质疑。
另外，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反对私下交易，要求将“瓦良格”号公开拍卖。
乌方解释说，他们既要尊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要求，又要照顾到与徐总的谈判实际，所以才决定三天后公开拍卖。因为在这么短时间内，别人绝对来不及准备，只有中方能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自然也只有中国人也就是徐总的公司能中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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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会上的较量
三天后，在基辅市最著名的佳士得拍卖行，“瓦良格”号航母拍卖会正式开场。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参拍人需要提供资质证明、国际信用证明、用途规划、专家论证报告等一大堆材料。现场果然只有创律公司准备的材料齐全充足，符合乌方所有要求。
展示完各种材料，就是公开竞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叫到1400万美元就没有了声音。韩国又叫了1500万美元，日本叫了1700万美元，韩国又叫了1800万美元，这时徐增平举牌叫了2000万美元。主拍人连叫三声无人再叫，拍垂落下，拍卖成功。徐增平当场办理了拍卖成交的有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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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有直升机降落舰上
就在徐增平成功拍得“瓦良格”号的当晚，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船厂厂长接到报告，“瓦良格”号上有架直升机降落。徐增平听说后马上找到厂长，请他立即安排夜间警卫人员，而且还要求增加警卫人数，费用完全由中方负责。后来徐增平得到消息，当晚的直升机是乌克兰最重要邦交国的武官随员租用的乌克兰民用飞机公司的直升机，时间是六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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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资料有20吨重
直升机降落事件发生后，徐增平担心有啥闪失，觉得事不宜迟，第二天一早，他就和助手以及造船厂厂长一同乘飞机由基辅赶往黑海造船厂。徐增平和厂长两人在飞机上就航母设计图纸移交一事进行了探讨。
厂长告诉徐增平，那些资料起码有近20吨重，他们用了两个大资料库来放它。如果中方运回去再翻译的话，仅专业翻译就要一百人干两年，还要数十名其他技术人员再去核对校准，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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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神秘航母资料库
来到船厂，经过一番仔细验证审核后，在警卫军官跟随下，徐增平和船厂总工程师来到六楼的航空母舰专用资料库。徐增平注意到，资料库内每层楼都有有线电视监控系统和红外线报警装置，还有两人组成的巡逻队定时逐层巡逻检查。
来到六楼后，只见保管员和警卫军官各取出一把钥匙，两人各自插入上下的锁眼，然后各自旋转密码盘核对密码，同时分别用右手放在两个电脑触摸屏上，不一会儿电脑发出声音：“密码正确，掌纹无误，欢迎进入第x资料库。”
一进资料库，徐增平就感受到这个资料库的宽大和标准：每个资料柜都是铁制的，整齐地分行排列着，柜上用俄文标注着物品名单，窗户都用厚厚的窗帘遮挡着，室内温度适宜，柔和的日光灯管发出轻轻的嗡嗡声，房间内几乎一尘不染。保管员随手打开一个柜子，只见柜内整整齐齐排放着纸质封皮的资料档案。
徐增平问“不知资料都还齐全吗？”总工程师自豪而有把握地说：“凡是我们乌克兰掌握的资料都在内，我保证，因为这是我们的国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保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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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纸资料装满八辆卡车
让徐增平难忘的是，当天等到所有的资料柜都装上车，由海关的人封固好车厢后，只见刚才还面无表情的警卫军官们，突然一声号令，立刻所有警卫人员都从楼里跑了出来，列队在卡车前。随着又一声口令，所有的人都严肃地向卡车敬礼，船厂厂长和海关商检人员也都不由自主地举起右手行礼。徐增平当时看到身旁的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等人的眼眶慢慢红了，流出了大颗大颗泪珠。
这些图纸资料加上铁箱子总重量约有四五十吨，当天运走时整整转满了8辆大卡车。8辆卡车当晚直奔基辅机场，资料连夜运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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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去乌克兰交涉图纸
这些图纸运回来后，经过仔细查对，发现30多万张设计图纸中，有部分关键部位的图纸缺失。
后来徐增平经过多重渠道了解得知，原来在徐增平他们到船厂之前，乌克兰国防部和俄罗斯的情报人员已取走了那部分关键图纸。
后来，徐增平再赴乌克兰，通过私人关系，终于说服了黑海造船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将船厂工艺室保存的另一套完整的图纸拿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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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走了整整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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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起程受阻一年半
1999年7月，创律公司雇佣拖船，拖着“瓦良格”号开始了漫长的航程。不料，当该船驶抵土耳其北部黑海水域，准备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在第三国的提醒下，土耳其政府加以拦阻，强行命令“瓦良格”号退回黑海。土耳其方面以“瓦良格”号船体过大，一旦出现意外，可能会撞上伊斯坦布尔大桥，阻塞海峡为由拦住了它。8月，“瓦良格”号又试图通过海峡，再次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拦阻。“瓦良格”号被阻挡在黑海中，飘荡了很长时间后又返回原海港。中国与土耳其从此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谈判。“瓦良格”受困黑海期间，创律公司每天向拖船公司支付8500美元，每个月必须向乌克兰港口当局支付1.7万美元的停泊费。朋友们回忆，那时的徐增平可称得上是内外交困，因为当时正是金融风暴之后，筹款非常艰难，他们公司迫于无奈曾先后两次向乌克兰申请延期付款，付出的代价就是罚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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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国籍直升机再降甲板
黑海受阻期间，在2001年3月还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架不明国籍的直升机降落在“瓦良格”号的飞行甲板上。从直升机上跳下几个人进行了一番测绘后，在拖船船员来驱赶时又驾机飞走了，临走前还用粉笔在甲板上用法文写下“法国人到此一游”，不知是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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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20项放行安全条件
2001年8月25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让“瓦良格”号通过其海峡。另一方面，土耳其海洋署向中方提出“瓦良格”号通行海峡时必须具备的20项安全条件：
1、10亿美元的“风险保证金”；2、中国官方提供书面保证；3、必须由国际认可的保险公司担保；4、护航“瓦良格”号通行海峡拖船数量必须增加一倍(即由中国最先提升出的8艘增加为16艘，并且必须有高马力拖船)；5、通行海峡时，全舰四周必须灯火通明；6、舰上必须配置锚链及拖揽收放机械组及人力组以备必要；7、舰上必须安置发电机启动机械照明；8、舰上必须建立无线电通讯以保持安全联系；9、在通行海峡前，土方派技术监督小组至舰上检查安全条件是否齐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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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出博斯普鲁斯海峡
“瓦良格”号原定10月25日起航通过土耳其海峡，不料风浪突起，拖带“瓦良格”号的拖船缆绳也因风浪太大而断裂。“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海峡的第一关博斯普鲁斯海峡，自24日起也阵雨不断，视野狭窄的坎德里弯角，弯度80度，暗流汹涌，不适应庞大且无动力的“瓦良格”号通行。
土耳其海洋署下令停航，等待天气好时再说。为了确保“瓦良格”号在“最低危险程度”下通过海峡，中方多次组织拖船在黑海口演习拖带“瓦良格”号的作业。
11月1日，土耳其天气晴朗，博斯普鲁斯海峡风平浪静。土耳其有关部门从凌晨起关闭了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的海峡，以便让“瓦良格”号航空母舰船体通过。
上午8时，晨雾散尽，这艘没有动力的庞然大物在11艘拖船拖行和12艘救难、消防船的前呼后拥、护航托带下进入曲折狭长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瓦良格”号以4节航速缓缓前进，到下午2：30，终于安全驶过海峡最后一个危险的弯角，顺利通过了这一狭窄的水道，进入宽广的马尔马拉海。船队继续在夜晚中航行，11月2日早晨进入狭长但曲折较少的达达尼尔海峡，当天下午进入爱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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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中遭遇强风暴
11月3日，由6艘拖船拖曳的“瓦良格”号在爱琴海斯基罗斯岛附近的国际海域遭遇前所未有的风暴，它与拖船连接的拖缆扣相继被刮断。这个庞然大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海上失去了控制，横冲直撞。“瓦良格”号脱离拖船之后飘向埃维亚岛，距该岛岸边只有80公里。
不过希腊商业海运部表示，这艘航母并无沉没或搁浅的危险。救援人员竭尽全力拯救，花费了很长时间基本控制了航母。一架希腊救援直升机在航母甲板上着陆，把船上的7名船员送到雅典以西的一个军用机场。经体检，医生证明他们情况良好。11月7日，3艘拖船和1艘希腊船只用拖缆固定“瓦良格”号，最终将其控制住。“瓦良格”号从风暴中脱险后，经地中海，穿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不允许其通过)，出大西洋，经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2001年12月11日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莫桑比克的马普托，2002年2月5日通过马六甲海峡。2002年2月11日晚抵达新加坡外海，2月12日进入南中国海，2月20日进入中 国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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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抵达大连
2002年3月3日，历尽艰险的“瓦良格”号终于抵达大连。早晨5时许，它在六艘拖轮拖行及一艘引水船的带领下，离开了大连港外锚区，徐徐向内港进发，这六艘拖船前三后三排列，使得“瓦良格”保持平衡。在此期间，海面上的交通受到管制，任何船只都不能进出。
上午9时许，“瓦良格”抵达内港。中午12时，“瓦良格”号安全靠泊在大连港内港西区4号散货码头，结束了航程15200海里、耗时四个月(123天)的艰难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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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路走了整整四年
向“红色资本家”徐增平致敬
记者在网上看到，有人称徐增平是“红色资本家”，还有人称他是瓦良格’的再生父母”。更有成百上千的军迷在此表达对徐增平的敬意。那么现实中的徐增平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在创律公司的简介上，有这样一段他的简历：徐增平出生于1952年4月。1971年参军到济南空军，1973年到广州军区体工大队。现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创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
徐增平的朋友告诉记者，徐增平1983年从广州军区退伍，从商经营电器、地毯及农副产品贸易。1988年，他已经身家千万。这一年他携妻子前中国女篮主力刘克先一起移居香港。他们在香港创办了创律集团，主要经营房地产、建筑设计、酒店投资管理、石材工业、国际贸易、金融投资、文化演艺等。
相信许多人还记得：1997年6月1日，柯受良驾驶着那辆喷涂着“创律集团”字样的轿车从壶口瀑布上空飞越黄河，就是由徐增平的创律集团赞助的。
1998年11月11日，新华社香港分社曾以《徐增平表示购买前苏联航母服务国家》为题刊发消息，文中说：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向记者表示，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购买这艘航母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在宏大的历史潮流中，每个人的作用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就是由于这微不足道的作用，却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人正是凭着一腔热情和无畏的勇气，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英雄。从这一点上看，徐增平的义举，大大推动了中国航母的建设进程。
让记者感到机缘巧合的是，曾发出“不搞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最早呼吁中国要建航母的中共中央常委、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1994年到2000年期间曾担任香港航天科技的副总裁。香港航天科技曾与徐增平在地产业务上有过多次合作，1997年还扩大了和徐增平公司的合作规模。记者去年在刘华清副主席去世后曾经采访过刘超英。29日记者电话联系上刘超英，刘超英介绍，她跟徐增平是在他购买“瓦良格”后认识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国企干部、军人的后代，刘超英对徐增平替国人把握历史机遇，不顾个人安危，不惜损失个人商业利益，倾其家产，大胆拼搏的义举十分佩服。“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学习徐增平这种国家利益至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中国的国防建设将会更加持久强大。”刘超英说。
如今，“瓦良格”号已经成功下水试航，并已改建为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倾其家产为国家买下“瓦良格”号航母的创律集团董事长徐增平和“瓦良格”的第一买家已经不存在了的澳门创律公司的名字将留在中国航母的发展史上，因为他们曾为祖国国防事业立了大功。
购买瓦良格号背后：中国放弃购买 港商筹钱“代购
核心提示：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本文来源：《南方周末》网站，作者：叶飙，原题：《论争航母：曲线航行四十年》
“从航母工程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经历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认真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相比“慢船”瓦良格号，中国航母工程俨然是艘更“慢”的“船”，历经四十余年，一路摇摆前行。
从1970年刘华清组织首次专题论证开始，对航母项目的推动与争论就从未停止。多位亲历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次往往被描述为“不了了之”的论证曾正式确定了工程的代号，吸引了数百人参与其中，但突发的“九一三事件”赋予反对者能量，令这段初始论证搁浅。
1980年代，航母工程再度被提上日程，却最终于1990年代被否决。即使在意外收获瓦良格号后，摇摆仍在继续。
“对海军的建设，（不支持者）有认识不够的问题。但整个来看，航母项目的起起伏伏，正说明了中央的决策从偏重于个别领导人的集中统一意志，更多地转向民主化、科学化决策。”看到由瓦良格号改建的“辽宁舰”终于交付海军，经历了大部分“摇摆”过程的海军原装备技术部部长郑明少将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从“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开始
2005年4月26日，瓦良格号在大批拖轮护航下，被缓缓拖入大连造船厂。2003年建成的30万吨船坞，改建启动。此时，距离这艘苏联时代巨舰抵华，已过去三年。
很快有海军人士在探望老领导刘华清时透露了这一消息。“来的人说，航母开始建造了，他很高兴，紧接着说，‘但晚了10年，而且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一段时间’。”刘华清女儿刘超英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没人比刘华清更有资格下这一判断。从1970年担任船办主任、奉命组织首次论证，到1990年代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航母项目的进程。
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对航母的最初了解，来自一本现已泛黄的手工小册子。当现已退休的七院714所教授级研究员于瀛在首都北四环外的中国舰船研究院（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简称“七院”）旧楼里再度掏出这本小册子时，时间已过去了42年。
“1970年4月下旬，就在这个楼二楼东头的大会议室，我们被喊去开会。会议绝密，领导不准带秘书，我们不准带笔和笔记本，连会议主题都不知道”，于瀛回忆说，“由岳英副院长宣读上级命令，根据海军的情况，中央决定我国要发展航空母舰，责成海军组建论证研究队伍。我们所干什么呢？搜集、汇报世界航母的过去、现在、未来以及作战使用情况，限期一个月。”
5月初，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开了会，正式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时受到冲击、调任小组办公室（简称“船办”）主任的刘华清成为论证的组织者。
命令来得突然。当时中苏交恶、美国无人机常掠过中国领海，而中国在武器研制上正经历一番小高潮——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常规动力舰艇和潜艇都开始批量制造、首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毛泽东更强调，“要早打、大打、打核大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论证发展航母的命令似乎也并不意外。
于瀛当时在714所从事世界水面舰艇总体发展研究，任务落在了张日明副所长和他等人身上。忙碌了半个月，他们不仅要在极为有限的图文资料中寻找有关航母的点滴，还要接待络绎不绝的相关单位来索要材料。
5月中旬，他们带着日夜赶制的一叠板子，来到海军机关大楼西配楼2楼会议室，向刘华清做汇报。
“那时没幻灯片，我们就把三合板一划为二，用砂纸磨光，涂上海军蓝的油漆，再把照片放到最大尺寸，一张张粘上，报告时候讲到哪张就拿出来摆，像是‘拉洋片’。”于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刘华清是七院的首任院长，与张日明等老部下非常熟悉，直言不讳，“胖子（张日明的绰号），你讲了这么多，我一下子也记不住，你能不能给我出一个小手册，我给领导汇报的时候可以看？”
这本如今泛黄的“美帝苏修航空母舰图册”应运而生。手册约两巴掌大小，做了约15本，罗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航母照片，并一一介绍其参数指标。
刘华清翻阅时或许不会想到，十多年后，他将登上手册里的“小鹰号”航母，编织更为具体的中国航母构想。
“我父亲有个特点，不管职位高还是低，他坚持他的信念，船办主任是个最小的官，但他觉得自己的职责就是让国防强大，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刘超英认为父亲开始对航母工程投注精力并非偶然，“对于航母，他的意识也会超前些。毕竟1954年到1958年就在苏联海军学院学习、后来又在七院做院长，对舰船的战术、技术都很熟悉。”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刘华清未对这段过往花费太多笔墨，“早在1970年，我还在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时，就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的方案”；然而，在亲历者口中，这段最初的论证展现出更丰满的一面。
被“913”事件中断的航母论证
随着5月5日中央命令正式下达，七院成立了班子，大楼的灯火开始日夜不灭；5月16日，由刘华清领衔完成的报告已上送。
“本地的、外地的，从各个研究所调人来，集中几十个人灯火通明地搞论证工作，”当时在第六机械工业部军管会任委员的郑明回忆说，“到了5月27日，刘华清同志受委托、在海军主持了一场航空母舰论证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护航航母、二是反潜航母，重点是护航航母和舰载飞机的论证，就在这个会上，酝酿提出了航母工程的代号，707工程，这是个历史性时刻。”
会议把任务落实到了各院——七院（当时为中国舰船研究院）负责航母总体论证，六院（曾是中国航空研究院）负责两型舰载飞机的论证，包括歼击机和反潜机，三院（当时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负责舰载导弹系统的研制，主要工作集中在七院。
“1970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研制队伍，第一次会议就在我们院7楼大厅，领导讲话后，我们所张日明副主任给他们上课，各团队技术骨干、领导都来了，当时人们对航母的概念不清楚，讲课从什么是航母讲起，讲到它的作用、未来发展方向。”于瀛介绍说。
航母工程迅速从“‘嘴’上谈兵”进入了“纸上”操作。当时，经国务院批准，由海军造船工业科研领导小组和第六机械工业部等共同召开了一次五型舰艇会，代号“7075”会议，涉及333个单位、729名代表，参会的包括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周希汉、刘华清、钱学森，还有余秋里、李如洪等。会议分为5组同时进行，讨论5型获得国务院正式认可的舰艇，包括核潜艇、航空母舰等。
令郑明印象深刻的是，在周希汉副司令员的建议下，全体会议代表统一乘坐火车专列去往大连造船厂。
“周希汉非常英明果断，当时造的驱逐舰能下水了，他就决定要让大家了解海军的情况，有些代表没看过船、不知道军舰什么样，到大连造船厂一看就知道了，对推动研制5型舰艇、大连造船厂的生产都起了很大作用。”郑明说。
这一细节从一个侧面说明，不少在陆战中成长起来、又为建立新中国做出过卓越贡献的领导干部对海军的认识、了解相当有限。这也反映在大会的707工程分会上。
“周希汉、刘华清已经定了调子（5月16日上送报告中已确定），希望造3万吨级的，但当时文革，有‘左’的思潮，海军司令部的造反派反对，说要搞航母就要赶英超美。他们讲的东西很过头，李作鹏也不是糊涂的人，还是支持周希汉、刘华清的观点，”郑明回忆说，“同时也有右的影响，有人说搞不出来，安排不了任务。”
亲历者们透露，还有一种主要的反对声认为，航母是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我们又不侵略别人，搞什么航空母舰？”
回过头看，郑明认为，会议试图排除“左”和“右”的影响，坚持往前走；但影响很难完全排除，因为“不仅下面有，上面也有”，论证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继续。
9月下旬，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确定707工程的各主要工程设备都开展研制；当时提出时间期限——“（航空母舰）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末期建造出来”——留给研制单位的仅有5年时间，这显然脱离了实际情况。
到了年末，领导小组上报了一份《造船科研四五规划》，明确了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第三位是护航航空母舰，排在了大中小型导弹舰、导弹艇、鱼雷艇前边。
“并不是说要搞航母就冲昏了头脑，而是相当清醒地积极部署这件事，”郑明分析说，“包括周希汉、刘华清在内，参与决策的领导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同时补充，1971年4月，领导小组又发过文件，再次明确核潜艇是当年重点，航母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5个月后，“9·13事件”突发，让正缓步前行的“707工程”搁浅。
“据我了解，‘707工程’被转化为政治问题了，被有些反对者将之上升为路线问题了，尽管一些专家、基层领导并没有完全停止对航母的研究，但也难有作为。”郑明透露。
“全军好高骛远典型”
今年81岁的于国栋从1964年起参与海军装备规划，退休前是海军装备技术部办公室主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世纪70年代，为确定海军新的发展方针，他在船办工作，曾与海军规划编制小组的同志搜集各方意见，经过多番推敲后，提出了“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积极发展海军专用飞机”的建设方针，并基本上得到了上级的认可。
他解释说，“海军专用飞机”包含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在内。由于军方高层一部分人对海军建设主张“小炮艇万岁”，认为航母项目好高骛远，只能通过这样的形式赋予航母保持研究的机会；同时经过与七院磋商达成默契，把有关航母的一些重要课题，如舰载飞机起飞、降落技术的研究等，隐秘地列入预研任务。
郑明补充说，1960年代海军曾筹备研制驱逐舰，被军方高层在当时一次全国军工的2000人大会上批为“全军好高骛远典型”，“驱逐舰都好高骛远了，那航母是什么呢？这些事的影响很深。”
这样的态势俨然已影响到海军的进一步发展。1975年，毛泽东在一个月内连续对海军作了两次指示，海军很快编制了《海军舰艇十年发展规划》，刻意将正受政治审查的刘华清排除在参与研究、编制人员之外。看到这份保守的规划时，刘华清非常失望。
“老一辈人不一样，我们这辈人可能觉得，既然被排除在外，就不关我事，可他非常着急，几夜没睡着觉，亲自写了份汇报，写的时候痔疮犯了，他找工人来在椅子上挖个洞，忍着疼痛一气呵成，他觉得，如果10年以后海军还是这样子，不等于浪费国家的财富吗？”刘超英透露。
刘华清向邓小平递交了汇报，并抄送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提出规划的八个问题，认为在近海歼敌的同时，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等问题，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航母”。
刘华清超前地认识到，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后，掩护海洋交通、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必将繁重，中国又不能去外国建设基地，执行任务离不开去远海，因此“可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出来搞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不一定搞8万吨、10万吨的”。
他直言不讳地与“小炮艇万岁”理论发起交锋，称“建设强大的海军，其重点绝不能放在搞小艇上，将它搞得再多，敌人也不怕，必须解决关键性的作战舰艇”。
在刘超英看来，父亲有这些想法，与1974年参与西沙海战后的设防与调研有密切关系，“海战虽然赢了，但他发现在远离大陆的海域我们不仅缺少制海权，更没有制空权，打不了持久战，不仅西沙，还有南沙，没有强有力的能夺取制海、制空权的舰队，没有办法守卫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和1。8万公里海岸线。所以西沙海战后，这个事他一直放在心上。”
刘华清又分别给邓小平、苏振华写信，说明写汇报的原因，邓小平当即批复，“振华同志：请你考虑一下，我看有些意见值得重视。”然而，汇报终未能使规划调整，707工程继续留守冷宫。
刘华清的坚持
1980年，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随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期间，登上了美国海军“小鹰”号航母、“突击者”号两栖攻击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一位多年研究刘华清海军战略思想的海军不愿具名人士分析说，“从那时候开始，航母在他心里的地位就不一样了。”
实现航母构想的机会出现在1982年，刘华清被任命为海军司令员，这一次，他采取了不同以往的办法。
上述不具名人士回忆说，早在1983年，刘华清就把调整海军战略定为海军改革的“纲”，但较正式提出海军战略却已是1985年。
“这中间他干了些什么呢？除了大力推进海军体制编制、军事训练、战场建设、后勤保障、装备发展、人才培养的改革外，还搞了海军旗、海军节、海军军歌、军服，宣传海洋观等，这些基础性的东西，那时候他写文章也很多，这之前、之后都没人写那么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到处发表，按现在来说，就是做舆论准备了。刘华清为官很低调，不愿意宣传自己，但这时候为了宣传和建设海军，他打了个伏笔”，他表示，“1985年，他正式提出了海军战略，把‘近岸防御’改成了‘近海防御’，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自1866年以来海洋防务观念的里程碑，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军种战略。一字之差，就引起了整个海军思想观念、装备建设、战场建设、人才储备的一系列变化。”
与此同时，三次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陆续举行，航母被反复提及，刘华清的态度不断明朗——1984年第一次会议时，他表态“现在国力还不行，要等一段时间”；1985年第二次会议后不久，已担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的郑明向刘司令汇报海军装备发展15年设想，提到要启动航母论证，刘华清说，“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发展航母，可以先不提上型号，而先搞预研”；到了1987年1月，第三次会议上，刘华清明确表示，“现在，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我们搞难处多一些，财力、技术都有一定困难，但从长远考虑，还是需要的。十年内不搞、十年之后再搞，也还会有困难。因此我要求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然而，1987年3月，总参谋部牵头，高层开了关于八五规划的汇报会，在着重调整军队规模的背景下，定下的发展优先顺序是陆军、空军、二炮、海军，海军排末尾，航母更没得到重视、核潜艇维持原状。
媒体还报道了一条消息：中央一位领导在与外宾讲到中国海军建设时坦言：中国不对外侵略，也不准备搞航空母舰。
此前，在召开海军战略研讨会后，海军装备论证中心已搞过两次航母论证，向总部以上汇报过发展构想，如今看，当时有些高层人士的认识却与之相差甚远。
那段时期，吸取了马岛海战的经验，由七院在青岛召开了航母学术研讨会。与会者在航母的重要性、中国发展航母的必要性、尽早发展航母的可能性、研制指导思想、设想的航母战术技术状态以及论证开路、预研先行等6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许多观点、见解上的冲突。
相关人士表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上世纪80年代，经费成为航母反对者的重要理由之一。1985年中国军费总投入才192亿元，还不够买一艘美国大型核动力航母。
鉴于这些不同看法，刘华清与原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沟通，两人在发展航母的迫切性上非常一致。很快，萧劲光接受刘华清的建议，写成《建设现代化的强大海军》一文，发表在《海军杂志》上，强调航母必不可少；刘华清则决定再向上做一次汇报。
“刘华清的性格特点是这样，他不为自己讲话，但涉及国家利益，他必须要讲，1975年给小平上书是这样，这次同样。”前述不具名海军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1987年3月31日，总部首长没有来，派装备计划部、作战部的领导来到海军，刘华清亲自汇报、开宗明义，表示自己并非要跟上级唱对台戏，海军坚决执行军委决策，但要向军委首长说明我们的真实想法、意图。“他说，海军战略涉及海军建设的顶层设计，发展有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二是核潜艇，”郑明在怀念刘华清的文章中提及，对这次汇报印象很深，“他当时讲了句关键的话，‘这两项装备，不仅是为了战，平时也是为了看，看就是威慑’，点出了航母有战略威慑的作用。作为一个老红军，能讲出这种语言，中国不多。”
刘华清代表海军的这次亲自汇报，据说并没有得到正式批示与答复，但在军方上层、特别是总参谋部、装备部和国防科工委等领导机关里引起了反响和关注。国防科工委丁衡高、科技委朱光亚、聂力、叶正大等领导同志集中各方面意见，下决心正式把《我国发展航空母舰及舰载机系统可行性研究》列入国防科工委1989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并于1989年1月发文成立课题组，郑明和聂力都是课题组顾问。
课题组在1990年7月完成研究报告。1990年8月，海湾危机和战争相继发生，又根据形势追加了后续研究任务，1991年9月终于完成补充报告。全部报告包含有百余份、数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份报告上报后，在军界、军工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传闻已久的“891论证”。
郑明表示，当时各方面都在思考，如何再进一步走下去；就在这时候，瓦良格号进入了中国军方的视野。
考察瓦良格
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军方看到了机会，刘华清亲自担任中俄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中方主席，从1992年到1997年，参加了6次会议，推动引进俄罗斯技术，瓦良格号几乎是这块“蛋糕”上的“樱桃”。
上世纪80年代，瓦良格号开建，属苏联第三代航母，1988年下水。苏联解体时，这艘巨舰的建造率达68%，归乌克兰所有，后者却无力将其造完，希望寻找买家兑现。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瓦良格号停工的消息最早于1991年底或1992年初传来，一位中国院校的老师与乌克兰造船学院的同行交流联系时，对方提及自己国家的航母造不下去了，就放在学校附近，邀请其有空过来看看。从乌克兰回来之后，这位老师马上向上级汇报了此事。
一支来自中国的航母考察团很快莅临乌克兰城市尼古拉耶夫，成员由造船技术专家和军方代表组成，希望了解船的性能和乌克兰方面的意向。他们看到，船上还有好多设备没有安装，动力装置只是放在底座，没有上螺丝——有的因为设备还未交付，有的则是没钱安装。
前海军副司令员张序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样的考察团派遣了多次。海军当时的思路，一是买个半成品，另一个是自行研制，“前一种更适合起步”。
这也符合刘华清的思路。刘超英透露，父亲当时就提出，“我们要使用科学的方式逐步发展，逐年拨款，逐步投入完成”；建航母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一下子需要很多钱，有了航母，也可以节省一部分机场的建设。
老人在回忆录中提及，自己“先后批准海军和工业部门的专家，去法国、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考察过航空母舰”。
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理事长黄平涛正是当时被派出去的人之一。1995年，他担任中船重工集团总经理，1995年5月正要去乌克兰出差，出发前一天收到了刘华清交给的新任务，他后来在《忆刘副主席二三事》一文中回忆了这段经历。
“在京西宾馆，部队的曹刚川同志和贺鹏飞同志向我传达了刘副主席的指示，增加一项任务：到黑海船厂考察瓦良格号航母，看看有没有购买的价值。我们接受这个任务后非常兴奋，刘副主席想造航空母舰了，造船人多年的梦想有可能实现了，”黄平涛写道，“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仔细考察航母，我决定不乘舒适的中国民航，改乘乌克兰民航，经停新西伯利亚城直飞基辅，往返可多出一天多的工作时间。我组织出国人员进行了讨论和分工，列出了考察提纲，有摄像、照相和记录。黑海船厂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们对瓦良格的保护也十分尽心，即使在工厂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也有人在航母上值班站岗。为了我们上船考察，还临时拉了电线照明。”
事实上，有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买来了瓦良格号的专用补给舰，并在其基础上建造了远洋综合补给船“南运953”，购买瓦良格号看上去是水到渠成之事。
黄平涛回忆说，自己回国后就向曹刚川、贺鹏飞作了汇报，但到了年末，消息传来，参与者们被要求：“今后不要再打报告要求造航母了”。
这显然与高层决策有关。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航母》一书在谈及这段历史时称，政府高层当时在一份关于航母的报告上批示：“本届政府不考虑这个问题。”
该书认为，1997年前后，中国此前面临的安全压力消失，因此采取“和善”的“新安全观”，航母工程自然被暂时搁置。也有消息称，相关方面研究了改造航母的成本，选择放弃这一计划。
有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确认，当时最高层进行了讨论，最终决定不搞航母。中国航母之路再度蒙上阴影。
曲线买船
正是在这时候，香港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与中国航母的命运交汇到一起。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购买瓦良格号的提议被最高层否定后，军方仍未放弃对这艘巨舰的兴趣，故而开始寻觅合适的买家，希望能先把船买回来，再考虑下一步办法。
“当时想从香港选择，最早找了两位香港的著名商人，他们都因为各种原因婉拒，最后这个任务就落到了徐增平头上，”知情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商人既不能太小，又要肯做这件事，徐增平原来当过兵，对军队有感情，但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操作，他的账上只有3000万港币，而乌克兰方面对账上资金的最低要求是5000万美元，他就开始筹钱，得到了很多有心人的帮助，借够了买船的钱。”
《中国航母》一书称，徐增平在内地、香港两边筹资，共筹到约2亿元人民币，其中一笔数千万元的资金来自华夏证券。
“买船是1998年以后的事，我父亲1997年已经退了，但他在任上推行的策略和指导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全国人民也都希望有航母，瓦良格号又确实是个百年不遇的机会，如果被其他国家买走了，力量对比就会对中国很不利，”刘超英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我们谈论爱国，还是要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徐增平当时的能力，和前边找的几位商人没法比，但关键时刻，他敢于冲上去，把这件事做成，他替国人把握了这样一个机会。”
时隔14年，网络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徐增平买船的故事。有徐增平早先接受媒体专访时的说法，也有自称国防科工委工程师所撰写的亲历回忆，然而随着“辽宁舰”入列，无论是徐增平，还是当初作为总裁助理飞赴乌克兰洽谈买船事宜的香港观塘区议会议员姚柏良，都不愿再谈论这段经历。
《中国航母》一书披露的一篇稿件为历史做了注脚。稿件来源于1998年11月新华社记者，创律方面当时正欲将瓦良格号运回中国，徐增平对记者表示，购买这艘航空母舰的目的是“以商业行为之名，行服务国家之实”，“希望对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所贡献”。
徐增平透露，1997年上半年，他听中央领导曾经探讨过购买这艘航母的问题，但最后决定放弃投标购买，自己因此陷入长时间思考，认为中国因为种种考虑不买这艘航母当然可以理解，但一定不能让它落入其他国家尤其是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手中。
他当时对记者表示，“从目前看，中国当然不会马上装备航空母舰，但从长远看装备航空母舰是迟早的事情，那么，创律拥有瓦良格号后，一旦中央认为时机成熟需要装备，就随时可以利用现成的母舰船身，或者加以改装和全面装备，或者用拆船等方式了解航空母舰的制造技术。这样的话，等于无形中为中国海军装备航空母舰做好了基础准备，也赢得了时间和技术。”
徐增平表态，“一旦国家需要，我和创律将毫不犹豫地向国家献出这艘航空母舰，为国家服务。这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事实上，相关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创律集团的资金很快出了问题，创律方面一度想把船卖给别的国家，消息传出后，中船重工方面接手了这艘巨舰；国家动用全部力量，历经艰险，才将它运抵大连。
直到瓦良格号被拖入大连港，围绕航母工程的争论仍未停息。迫于美国等国的压力，乌克兰方面曾拆除过船上一些关键设备，改造这艘船几乎和新建一艘航空母舰一样复杂。据《国际先驱导报》报道，“将巨额资金投入到一艘几乎‘报废’状态的苏联时期‘二手航母’，还是集中力量研制新型航母，在这一点上，国内军地有关单位曾存在很大分歧。”
回顾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摇摆，郑明表示，对航母的决策，存在一个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领袖都不是神仙，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理解，航母是个典型的大工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策从偏重领导人、比较集中的统一意志逐渐迈向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现在，经历过这段过程的人一个个在离世，希望有关部门能组织一个正式课题，对航母发展的过程进行认真挖掘、回顾、梳理，抢救一点资料，对后世是个重大借鉴。”
2012年9月，命运多舛的瓦良格号终于突破了四十多年的摇摆，变身“辽宁舰”入列，成为我国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
刘华清于2011年1月14日去世，没能看到他期待已久的这一幕。
2013年04月12日 08:38
来源：南方周末网站 作者：叶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