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一、叶剑英简介
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加过长征，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等指挥过一些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持华南、中南地区工作。1954年回北京担任军事领导工作。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73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对粉碎“四人帮”集团、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发挥了突出作用。从1978年3月到1983年6月间，担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986年在北京病逝。
二、叶剑英的故事
1.知人善用 唯才是举——叶剑英用人故事
叶剑英元帅戎马一生，是一位久负盛誉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他长期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党和军队发展的关键时刻，叶剑英多次救了党，救了军队，救了人民。最为突出的有两次：一次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叶剑英及时发现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另一次是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挺身而出，运筹帷幄，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阴谋。这都是盖世之功，永载史册。毛泽东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还多次赞扬叶剑英；有一次，他老人家摸着自己的脑袋，对杨成武等人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脑壳）。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叶剑英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选贤任能、选拔接班人等方面，身体力行，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2.两次力荐邓小平
现代人才学十分强调人才的任职经历，认为经历就是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历就是能力。但是，用人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是对领导者智慧能力的检验，而且是领导者综合素质的体现，所以，现代领导学对领导者的用人能力要求比较高，认为不会用人就不是合格领导者。叶剑英长期身居高职要职，阅历非常丰富，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懂得人才对于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不仅有一双识人的慧眼，而且有用人的胆略，敢用能人，敢用英才，不怕超越，甘为人梯，愿当伯乐。叶剑英曾反复强调对人才要知人善用，要做有心人。他说：“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有知人之明。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在选拔接班人问题上，叶剑英更是日思夜想，忧心如焚。他指出：“要造就和培养一大批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摆在全党全国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为了让年轻人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工作，他以身作则，带头退位让贤，并先后五次要求退出领导岗位。叶剑英先后两次力荐邓小平，充分说明了其用人能力和胆识。叶剑英与小平同志很早就相识，但他们之间真正的友谊，主要表现在“文革”时期及其以后，是患难中的真情、战斗中的友谊。“文革”中小平同志被打倒，叶剑英大声疾呼：“中国可以没有叶剑英，不可以没有邓小平！”为了邓小平同志的第二次复出，叶剑英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迅速改善邓小平的境况，恢复他的工作。1973年2月，小平被解除“流放”，从江西回到北京，叶剑英就上门看望，为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创造工作条件，还特意去找毛泽东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主持军委的工作。”后又给毛主席写信推荐小平。毛泽东接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恢复了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并让他参加政治局和军委工作，同年12月任命小平为总参谋长，1975年1月又任命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后又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应该说小平受命于危难之时，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全面担负起党、政、军的领导重任。小平同志因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再一次被打倒后，叶剑英既要坚持与“四人帮”进行斗争，还要竭力保护小平。“四人帮”垮台后，叶剑英为了让小平第三次尽快复出，多次向华国锋提议，赶快让小平出来工作，恢复他原来的职务。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把小平同志请出来。”后来他排除阻力，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让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十届三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小平同志再一次回到了党、政、军重要领导岗位。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有了新的局面，国家才开始逐步富强。这个首功，要归于叶剑英。
3.给习仲勋挑重担
古人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作为领导者不仅要重视培养人才，而且要善于培养人才，这也是用人能力的重要方面。从历史经验来看，培养人才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大胆选拔，放手使用，让人才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许多优秀人才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叶剑英早年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红军时期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解放初，担任南方大学校长，是我军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历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如何培养干部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培养干部是‘百年树人’的工作，如果不培养储备大量的干部，那么即使将来国家供给我们最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是无法掌握的。”他认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干部训练是一个重要环节。叶剑英培养干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尤其重视言传身教，在实践中使干部得到培养，叶剑英建议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委书记,就是在工作中培养干部的成功典型。习仲勋也是老字号的革命家，他们在延安就相识相知，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一案，习仲勋被打成反党分子，流放外地，1978年才彻底平反,回到北京。一天,叶剑英在百忙中接见了习仲勋，见到习仲勋身体还很健康，非常高兴,紧紧握着老朋友的双手，再三鼓励他要向前看，以后要为党多做工作，要准备挑重担子。两个月后,在叶剑英的建议下，中央任命习仲勋为广东省委书记。不久,叶剑英到广东考察，习仲勋在汇报工作的同时，也流露出怕干不好的思想。叶剑英听完汇报，非常亲切地说：“我赠你六句话:深入调查研究，稳妥制定计划；及时报告中央，按步执行实施；分清轻重缓急，注意保密安全。”习仲勋心悦诚服，忧虑消去了一大半。1979年6月，叶剑英又一次到广东视察，他在接见地、市、县委书记时，非常严肃地说：“广东搞好了,可以推动全国，促进全国。搞不好，也会搞乱全国的。所以,这很重要，同志们要努力带个好头。”习仲勋遵照叶剑英的指示，与省委其他同志一道，认真研究和制定了广东的发展蓝图，数年后，广东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令世人瞩目。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叶剑英的用人胆略和水平。
4.救国救民投身革命
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雁洋堡一户小商人家庭。父母都是老实、厚道、勤恳的劳动者。叶剑英七岁入私塾，以后又进了三堡学堂。梅县有些留学归国的学生，办刊物、搞教育、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抨击国暗的封建势力。这些，对少年时代的叶剑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叶剑英学习用功，成绩优等，同时，接受进步思想。
1912年，叶剑英入梅县务本中学读书，他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投身到反封建反压迫的斗争之中。叶剑英少有大志，他发奋读书，健身自强，准备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叶剑英在校期间，因品学兼优且有很高的群众威信被推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
叶剑英中学毕业后，随父下南洋谋生，他们来到马来西来恬保求职谋生，屡遭富人鄙视，这种境遇更增强了叶剑英发奋图强的意识。1919年，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充实自己的部队，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剑英不愿再受资本家的白眼，毅然回国进入讲武堂就学。
在讲武堂受训期间，叶剑英不仅对新知识充满兴趣，而且注意练武，他认为军人没有知识不行，没有功夫也不行。当时讲武堂有个日本教官，精于劈刀技术，他自认为全校无敌，气焰嚣张。叶剑英对此愤愤不平，他也练就了一手精湛娴熟的劈刀技术，邀日本人比武，经过激烈的较量，终于击败了日本教官。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毕业之后，一心想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仰慕孙中山，追随孙中山。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叶剑英成了孙中山的随员，被任命为海军陆战队营长。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叶剑英率部掩护孙中山夫妇逃离险境。在孙中山遇险期间，叶剑英一直率兵护卫。
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再度兴起。为了抓军队，他在广州筹办起黄埔军校，叶剑英受命负责招生及选拔教员等项工作。在讨伐陈炯明的斗争中，叶剑英但任粤军第二师参谋长。他率领的部队是战斗最坚决的队伍之一。
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叶剑英任革命军第一军总预备队的参谋长。后来受蒋介石委任，担任新编第二师师长。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队伍中，叶剑英的仕途是顺利的。仅用六年的时间，他就由一个刚出讲武堂的学生升任为师长。
5.举义反蒋组织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右派势力极其猖獗。在历史发生重大转折之时，深得蒋介石赏识的叶剑英，如果追随蒋介石，可以升大官；如果反蒋，有可能掉头。然而，在革命与反动的选择中，叶剑英不计个人私利，毅然选择了反蒋的道路，他公开通电反蒋。究其根由，他是“一生只为百姓谋，不爱乌纱不要钱。”就在反革命分子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全国笼罩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充满血腥气的时刻，叶剑英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1927年7月上旬，党组织正式批准叶剑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主要原因之一是没有抓住枪杆子。党中央决定组织革命暴动，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共产党暗中活动的同时，反动势力也在积极活动，妄图一网把共产党人打尽。当汪精卫策划除掉叶挺和贺龙并围歼其部队时，叶剑英及时得到了消息并立即通知叶、贺，保证了这两支部队参加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向广东、福建方向转移时，张发奎率部紧追不舍，叶剑英当时任张发奎部队的参谋长，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尚未暴露。叶剑英机智地劝阻张发奎，使其放弃了对起义军的“追剿”，使这支新生的革命军免于腹背受敌。
1927年9月，叶剑英响应党的号召，到广州准备武装起义。此时，叶剑英执行我党“八七”会议的指示，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正秘密组织起义力量。不久，张发奎率兵进驻广州，他见到叶剑英时仍然对其信任如故，任命他继续担任第四军参谋长。为了利用合法的身份组织暴动，叶剑英接受了这一职务。
叶剑英利用职务之便，掩护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他还利用张发奎想加强广州防务的机会，促成了扩编警卫团，并由中共地下党员担任团长，安排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军官，还将参加省港大罢工的数百名工人吸收进来编成一个营，1927年12月11日晨，叶剑英、张太雷等组织了广州暴动，起义部队攻占了广州公安局，起义军在广州城内坚持战斗，但由于反革命势力过于强大，数日之后起义失败了。起义军的一部分撤出广州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叶剑英则潜入香港。为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学习革命的经验，他到苏联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6.大智大勇危时立功
1930年下半年，叶剑英从苏联回国，奉命到中央苏区工作。他协助毛泽东指挥并取得了第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合作中确立了他对毛泽东的尊敬和信任。1931年底，叶剑英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在他的领导下，红军总参谋部建立起作战、交通、动员、侦察等机关。后来，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全面推行，叶剑英被调离总参谋部，任红军军政学校校长兼政委。
在长征中，叶剑英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在广西境内遭敌机扫射，他身负重伤，大衣被打出几十个洞，但他忍着伤痛，坐在担架上继续指挥作战。遵义会议之后，叶剑英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会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北上，创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不同意中央的这一决定，他采取拖延手段，破坏中央的作战部署，挑拨部队之间的关系，破坏团结，企图阻止部队北上。中央领导进行了说服工作，并让其担任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北上，但仍然，各怀鬼胎，走走停停。他凭借自己兵多，想寻机要挟党中央，使中央服从他的意志。为了阻止张国焘的阴谋，中央决定采取组织手段，以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叶剑英坚决执行中央北上的指示，坚持团结红四军的同志。但陈昌浩却对张国焘惟命是从。为了争取陈昌浩，毛泽东亲自出面做陈的工作，试图促使他以大局为重，服从中央，率部北上。1935年9月8日，张国焘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国焘，详细说明南下的危害，促其北上。但张国焘不仅不从，反而电令陈昌浩率部南下。电报送达叶剑英手中时，陈昌浩正在讲话，叶剑英见到电报后知道事关重大，使以上厕所为名立即把电报送给毛泽东看，嘱其立即离开此地，迅速到红三军团去。毛泽东见到电报后，知道势态已经非常严重，当即与王稼祥、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并果断地决定，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叶剑英的这一机智行动，使党中央及时脱离险境。毛泽东深知此事的利害，他曾风趣地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周恩来也说过：“那是一个惊险场面，在关键时刻才显出是同志嘛。
7.团结抗日统战有方
红军到达陕北后，东北军和西北军奉蒋介石之命对红军实施“围剿”。此时日本人已经侵占了我东北全境。为了促成团结抗日局面的形成，党中央派叶剑英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他深入两军接触的前沿，经过多方接触和积极宣传，使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从敌人变为友军。
西安事变发生后，叶剑英随周恩来赴西安谈判。我党我会，发表了《对日作战与磨擦问题》的讲话，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恶劣行径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对顽固派的反共言论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董必武称叶剑英的这次发言是“舌战群儒”。皖南事变发生后，叶剑英连夜组织赶写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印制成传单，广为散发，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抗日爱国力量的罪行，使我党进一步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名声狼籍。
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叶剑英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到任之后，他一方面抓参谋机关的政治、思想、军事、作风等方面的建设，另一方面积极为中央军委的战略和战役决策及时提供材料并提出有可靠根据的意见或建议。
总之，在抗日战争期间，不管是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还是主持参谋机关的工作，叶剑英都运用全部聪明才智，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8.运筹帷幄制胜千里
全面内战爆发后，叶剑英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军委是解放战争的最高指挥机关。叶剑英领导总参谋部为中央军委的战争决策提供情报，负责通讯联络，传达军委的作战命令，汇总各战区的战况和形势报告，提出必要的建议和意见，制定作战计划、方案等等。正是由于总参谋部机关的高效率的工作，才使置身于后方山沟中的中央军委耳目灵通，情报准确及时，军在西方设立“红军联络处”之后，叶剑英在此担任领导工作。他积极开展团结抗日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贡献了力量。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党中央通电全国，呼吁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日。迫于压力，蒋介石同意抗日，并邀请朱、毛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叶剑英根据蒋介石的品行，果断地急电中央，提出“毛不必去，朱必须去”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后，叶剑英随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参加会议，在会上，叶剑英作了“政略与战略”问题的讲话。
“八一三”事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全国抗战。经双方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叶剑英受命出任八路军总参谋长。
全面抗战的局面形成之后，叶剑英奉命任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他利用各种机会，同周恩来一起解救了被国民党关押的一大批干革命同志。为了发展我党的抗日力量，叶剑英促成了以南方八省区红军游击队为骨干的新四军的成立，并请叶挺出任军长。叶剑英利用合法的身份，先后在武汉、长沙、桂林等地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尽一切可能争取更多的抗日力量。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叶剑英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掌握时机，坚决予以回击。1940年3月，他利用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参谋长会议的机会对全国战局了如指掌，作战决策符合实际，作战命令下达及时。所有这些都是叶剑英领导总参机关创造出的成绩。
随着我军由战略退却向战略反攻的转变，我军人员急剧增加，干部的培养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1948年夏天，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到石家庄创办了华北军政大学，他任校长兼政委。他亲自选调教员。在教员奇缺的情况下，大胆地聘用那些从敌人营垒中过来的有真才实学且愿意为共产党效力的人任教官。在战争环境下，教材缺乏是个很现实的问题，他亲自组织教员，收集一切能够找到的国内外军事教育的材料，结合我军实际，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就编出了五十多种教材。在叶剑英的领导下，华北军政大学很快就担负起为解放军输送人才的任务。
平津战役打响之后，叶剑英奉命调任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他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领导了接管北平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繁重工作。
当北平的工作步入正规，党中央已开始筹备建国事宜时，叶剑英受命担任新成立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奉命南下，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准备解放广东及南海诸岛。从1949年9月底开始，在叶剑英、陈赓等将领的统率下，开始了解放两广的战役，10月14日解放了广州。随后进军广西，剿灭了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在陆地基本解放之后，叶剑英又参与组织指挥了海南岛登陆作战，解放了海南岛，扫除了沿海地区的反动武装。
9.注意教育建设国防
1954年后，叶剑英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等职。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这一时期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之中。
早在1956年叶剑英就明确地提出了在“原子武器条件下军队行动特点和军队夜间战斗的训练”等重大问题。叶剑英亲自组织领导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演习中进行模拟使用原子武器和化学武器条件下的抗登陆战役。
叶剑英注重军事教育，1956年夏主持召开了全军院校工作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军队和平时期的中心工作是训练，训练的重点是干部的思想。提出了军队院校实行“三级制”，强调晋升军官必须经过相应的院校培养。
叶剑英尤其注意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工作。1963年秋，他在一份“军训简报”上见到了郭兴福教学法。12月份，他亲赴南京军区，观看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看完表演之后，他不仅给予了高度评价，还亲自进行总结，使郭兴福的教学法更加系统化、条理化。他提出的把兵练得“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的意见，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在叶剑英的努力下，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办法的运动，不久，一个全军性的群众练兵热潮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叶剑英为我军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开创了新时期军事教育和训练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那种极端特殊的环境下，只要让他主持工作，他就尽最大努力把工作干好。为了维护正义，他不顾个人的安危，敢与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地斗争。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叶剑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叶剑英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他的论著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著作已收入《叶剑英选集》。他文武双全，人称儒将，精通诗词，尤工七律，1983年出版有《叶剑英诗词选集》。
1957年11月2日，以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时，还组成多个不同性质的代表团，其中有以彭德怀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随同毛泽东一起抵达莫斯科，而叶剑英則率领粟裕、谭政等团员和翻译随员，于5日启程，6日抵达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和其他一系列访问活动。12月3日，彭德怀、叶剑英一行由伯力乘飞机回到北京。这是一次动人的外交诗歌之旅
10.飞机上的诗兴
在叶剑英一行从北京飞往莫斯科途中，因天气原因在伊尔库次克停留时，同机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成员的钱俊瑞、田汉很有诗兴。首先是钱俊瑞填词《忆王孙》:晴空万里飞将来，四十周年齐畅怀，汹涌城边雪花开。恨天爷，底事元情恁安排。曾于1949年和钱俊瑞去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并归途经西伯利亚的田汉，接着作《忆王孙·伊城候机和钱俊瑞》:名城结伴又重来，万里风雷惬壮怀，莫京今夜百花开。愿未乖，党人常把万难排。上了飞机后，叶剑英看到他们唱和之作，也即兴和作《忆王孙·赴莫斯科途中》:喷气排云庆祝来，列宁如在慰胸怀，斗争又向月球开。不须猜，西方世界苦安排。
11.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叶剑英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参观访问。11月7日，参加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观礼。11月16日下午，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苏联国防部拜会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晚间，马帅设宴招待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重来世界红都，叶帅抚今思昔，愈加怀念十月革命和革命领袖，于是作短诗《在莫斯科》以表达此情此景:四十年前旧版图，山河人物占先区。仙乡欲到沿河路，指出十月革命途。晚宴后，彭德怀、叶剑英率代表团乘火车到十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访问。在列宁格勒期间，有两件事即出席冬宫宴会和参观海军学院值得一提。
根据东道主的安排，代表团参观了被誉为苏联海军将帅的摇篮的苏联海军最高学府克雷洛夫海军学院。参观访问那天，头上是湛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普照着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该院出面迎接代表团的是该院院长安德烈耶夫海军上将，以及全院的教职员工和将校级高级班学员。那天，他们像过盛大节日一样，都穿着笔挺的海军礼服，挂上了海军将校军所特有的精美佩剑，整齐列队，夹道欢迎。这座海军学院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尼古拉耶夫岛上，校园内到处是苍松翠柏，百花争奇斗妍。一进入校园，便驶上一条打扫得格外整洁、没有一点积雪的宽阔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学院的主楼。它是一座独具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
代表团在该院院长安德列耶夫海军上将的陪同下，走过欢迎的人群，步入布置得充满节日气氛的会议大厅。宾主落座后，安德列耶夫海军上将透过明亮的楼窗，遥指施密特中尉桥(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下令恢复沙皇时代的名称“尼古拉耶夫大桥”)，向叶帅等人介绍说:“记得十月革命前夜，被我们地下司令部控制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根据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驶向这座尼古拉耶夫大桥，并从那里炮击冬宫，开创了新纪元，永远载入光荣史册。后来，为了纪念该舰起义时牺牲的施密特中尉，经列宁同志批准，将这座大桥改名为施密特中尉桥……”然后院长向代表团简短地介绍了建院史。
接着，院长陪同去参观教学楼、各种实验室，拥有数十万册书刊杂志的大型图书馆，院史陈列室，俄国海军史和苏联海军史的陈列室。这是对学员进行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叶帅对待参观访问都特别认真，一丝不苟，不时提出一些问题，有的放矢地了解苏联建院的具体经验，同时，更感兴趣的是从他们初期走过的弯路中吸取有益的教训。院长还介绍该院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培训学员的情况，并着重提到中国海军学员时，强调指出:“中国学员纪律严明，学习钻研刻苦，成绩优秀，受到教员的普遍好评……”叶帅插话说:“应该感谢贵院教职员工，为我们海军建设培训了骨干，使我们很快地创建了海军院校体系。”叶帅有惊人的记忆力，对中国海军情况了如指掌，不仅使苏联朋友感到震惊，连代表团成员海军司令萧劲光也十分敬佩。
叶帅对身边的萧劲光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批就是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带队，一行9人；第二批，就以刘华清为首的10人进入贵院本科班学习；1955年两批人来这里进入特别速成班，总之，从1954年到1957年，我们共派六批指挥干部来贵院学习，这些人都成为人民海军高级指挥岗位上的中坚力量，比如方强同志就是从这里速成班毕业，回国组建中国海军学院，成为第一任院长的……”
叶帅握着院长的手，真诚地说:“让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不会这样迅速地建立起海军！”院长也紧紧地握住叶帅的手，并表示:“我们是相互帮助的，中国海军派来的高级指挥学员，个个都是模范和表率，他们纪律严明，刻苦学习，艰苦朴素，严格要求自己，帮助我院树立了良好的学风，给我院教职员工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参观结束后，叶帅代表我军事友好代表团向该院院长赠送纪念品:中国著名画家徐悲鸿的《奔马图》，由荣宝斋水印复制并精心裱糊。制作之精美，足以乱真。
访问列宁格勒，叶帅感慨万千地写下了《在列宁格勒》(二首):游学苏联万里行，霄征前到列宁城。友人好客殷切甚，深夜清晨远送迎。十月革命一声炮，炮声响自列宁城。低回留之不能去，参拜先师故宅情。
叶帅在1928年底游学苏联，曾到过列宁城，时过30年，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今天又去重访这座名城，参拜导师故居，回忆往事，百感交集，不忍离去。
12.明斯克会“铁帅”
代表团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列宁格勒，到达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访问。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铁木辛克元帅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铁帅是苏联国内战争中的传奇英雄。铁木辛克担任苏军总参谋长，战后，他到白俄罗斯明斯克任职时，这里到处是瓦砾，一片废墟。战时这座城里进行过残酷的战斗，死伤惨重，法西斯德国撤退前还惨无人道地炸毀了整个城市。铁帅向叶帅和代表团介绍战时明斯克遭受的破坏时，拿出当时现场拍下的照片，展示了惨不忍睹的场面和城市仅留的断墙残壁。战后，人民重返家园，不到十年的光景；又重建起一座崭新的花园般的城市。
叶帅听过铁帅介绍，看过照片再和眼前目睹的现实对比，感触万千，随即欣然命笔，写下了七言绝句《在明斯克》(之一):无存片瓦明斯克，十度春风庆再生，取得睦邻边警少，繁荣到处踏歌声。
叶帅热烈赞扬白俄罗斯人民重建家园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同时也歌颂了铁帅领导有方，使白俄罗斯部队镇守南部边陲，并与波兰人民友好相处，成为睦邻友好之邦。铁帅听罢非常高兴，说叶帅是文武双全的儒将。当晚两位元帅促膝谈心到夜半三更。交谈中提起朱可夫元帅最近被罢官一事，铁帅感叹地说:“很可惜啊，朱可夫是位帅才，战时他在我们骑兵军里是个出色的团长，我很了解他。后来打过许多漂亮仗，建立了不少功勋……”话题转过来，他向叶帅表示:“我非常尊敬你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位著名将领，你们都谦虚谨慎，虚怀若谷，能团结一致，具有优秀的军政素质。你们解放军真称得上保卫中国人民的坚不可摧的万里长城。”
在明斯克访问期间，铁帅为表达对叶帅的情谊，把自己专用的“吉斯－110”高档轿车让出来，供叶帅使用，他却以坐骑代车。叶帅感到很为难，推辞不肯接受。铁帅执意不让，叶帅只好客从主便，他告诉叶帅，他爱马，虽已进城多年，仍保持着骑兵的老传统。
本来代表团访问日程表上没有安排访问军官家庭，是铁帅建议到下层看看的，叶帅欣然同意。在铁帅亲自陪同下，步行到家属区走访了几户军官家庭。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军官子女都称铁木辛克为“老爷爷”，并争先恐后上前与“老爷爷”握手。铁木辛克幽默地对叶帅说:“你看，我多幸福，有这么多的孙男孙女，是的，我爱他们，我也爱这块土地。白俄罗斯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一草一木也都认识我这个铁木辛克。”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欢腾，他谈笑风生，和人民乳水相融。
叶帅看到此情此景又提笔写了《在明斯克》(之二)，赞颂这位令人尊重的老元帅:铁木辛克旧知名，矍铄还疑髀肉生，健步健谈还健饭，尚堪为战夺金城。
13.基辅赠诗“崔帅”
11月19日，代表团前往基辅访问。当代表团搭乘的“图－104”客机在基辅机场徐徐降落时，叶帅透过舷窗焦急地向外张望，因为他急于见到分別16年的老朋友！飞机在候机楼前停稳。叶帅走出机舱，一眼望到一位身着苏联元帅服、胸前佩满勋章的人，手持一束鲜花健步向舷梯走来。此时叶帅一面兴奋地自言自语说“就是他”，一面精神抖擞地快步走下舷梯，与献花的苏联元帅热情地拥抱在一起。这位苏联元帅就是此次出面接待代表团的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崔可夫。当晚，代表团在“军官之家”出席了乌克兰军区司令员崔可夫元帅举行的宴会。在宴会上，叶帅与崔帅款叙往事，出口成诗《第聂河畔会故友》:
别梦依稀十六年，拨云破雾见青天。第聂河畔会故友，纵论古今无尽言。《在基辅》(之一)
斯大林城崔可夫，孤军背水不愁孤。漫谈重庆当年事，省悟艰难统战殊。
“别梦依稀十六年”，叶帅与崔帅16年前在重庆分别后，世界时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939年夏至1941年春，叶帅在重庆南方局协助周恩来领导统战工作，那时崔可夫也在重庆担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武官，两人经常来往，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如今16年过去了，仿佛一场大梦。“拨云破雾见青天”，一个“雾”字寓意深刻。叶帅特意交代译员孙维韬一定要把那个“雾”字翻好，说:“这可是一语三关哪！”这“雾”字一是说明叶帅和崔可夫元帅是在雾都重庆相识，以“雾”来寓意地点，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东方巨人从此站立起来，“雾”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象征中国人民的胜利，反映中国的政治气候是“破雾见晴天”，第三层意思是说明国际政治气候的，这次各国共产党在莫斯科聚会，解决了由于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给国际共运带来的冲击和混乱，大家统一了思想，国际共运呈现出一派祥和明朗的气氛。崔帅听罢，表示非常钦佩叶帅的才华，并称赞汉语表现力强，简直是妙趣横生。
崔帅可谓是中国通了，1926年，他作为外交信使首次来中国，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汉语。他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27年。当时他在国民革命军叶挺部队中担任军事顾问，与当时任独立团团长的叶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后来，因蒋介石搞“四一二”大屠杀，叛变革命，援华顾问纷纷回国，崔可夫也同时撤离。1929年，崔可夫第三次来中国，作为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全权代表，到中国东北满洲里，同东北军张学良进行谈判。他第四次来中国，就是前面讲过的是1940年12月至1942年3月，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就是在此时，崔可夫认识了叶帅，并与叶帅结下深厚的友谊。“第聂河畔会故友，纵论古今无尽言。”崔帅满含深情地对叶帅说:“那一阶段工作不容易，我们就是在那种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而建立起这永恒友谊的。”这就是“漫谈重庆当年事，省悟艰难统战殊”的本事。
参观了英雄纪念碑后，叶帅又作《在基辅》(之二)，歌颂古都新貌，缅怀烈士:聂伯河边访古都，康衢广厦展新模。更深拜谒英雄墓，篝火长明旦复晡。
崔帅仰慕叶帅的诗才，珍惜他们的友情。临别时，崔帅特地赠送叶帅一柄精制的佩剑和特制的马卡洛夫卡手枪作为纪念。在剑柄和枪柄上镶嵌着有崔可夫签名手迹的不锈钢板，上面刻着“赠给老朋友叶剑英元帅留念，崔可夫敬赠”。如今，这些珍贵的礼物依然完好地保存在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代表团回国途中经过伯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口东岸)作短暂停留。叶帅作诗《在伯力》以怀念苏联友人加伦将军:不见加伦三十年，东征北伐费支援。我来伯力多怀旧，欲到红河认爪痕。
叶帅与加伦在中国革命策源地广州相识于30年前，两人在黄埔军官学校，东征北伐战争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流血事件，加伦将军于1927年8月离开中国返回苏联，曾任苏联远东军区司令。1929年第三国际东方部组建远东工人游击队，营地设在离伯力18里远的红河。当时叶帅留学苏联，也到远东去练兵，受命担任布留赫尔营营长。远东军区司令加伦将军因熟知叶剑英的军事才能，一见到他，即留他在远东军区司令部工作。后经叶帅一再要求，加伦才同意他去红河，与刘伯承一起训练部队。1930年，叶帅从苏联返回中国后再未见过加伦将军。
12月3日，代表团回国。叶帅又作《由伯力返回北京》:天空海阔驾机回，万里山河入酒杯。指点长城关竞海，思归人亦笑颜开。（《传记文学》2008年第2期发表袁小伦的文章，讲述了叶剑英元帅诗词和外交的生动故事。本文摘编自该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4.与日本教官比武“不爱财”的师长
1917年夏，叶剑英回国，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即云南讲武堂)。
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勤学苦练，成绩优良，除学好炮兵课程外，还练就一手精湛的劈刀技术。当时，讲武堂有一名日本教官，常找人比试劈刀，取胜之后，便目中无人，得意忘形。为了给中国人争口气，叶剑英决心打败这个骄矜的日本人，他和一个名叫金至顺的朝鲜人，天天提前半小时起床，两个对劈练习，一直坚持了半年。一天，他和日本教官比武。叶剑英娴熟的刀法，使日本教官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连说：“不要太重！不要太重！”承认比输了。事后，这位教官还将比武时使用的指挥刀送给了叶剑英。
国民革命军北伐，打下南昌以后，蒋介石十分欣赏叶剑英的才干，在自己的官邸，亲自接见他，并许诺他当嫡系的第一师师长。叶剑英由于没有弄清蒋介石的面目，婉言谢绝了。后来，蒋介石还是任命他当新编二师的代理师长。按照当时委任经理制的规定，一个师的军费每月15万块，除去开销，每月节余3万多块，这样两三年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但叶剑英作为一师之长，克勤克俭，从不克扣军费，从不喝“兵血”。他告诫军需处长不能贪污，每月发完饷，要清理帐目，向他报告。他关心部属疾苦，经常用节余的钱和自己薪俸接济有困难的人。有些老同学、老同事、老下级，这个结婚，那个报丧，每来一信，他都寄给几十元、上百元，毫不吝惜。大家说他是个“不爱财”的师长。
15.甘棠湖献计
192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北伐半途而废，革命转入低潮，各种力量重新组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开始进行你死我活的较量。在历史的这一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这个时候的叶剑英毅然辞去蒋介石委任的师长职务，只身来到武汉，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出任张发奎属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这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安放在敌人的首脑指挥系统中。
盛夏的九江，炎热如火。江面上过往的兵船鱼贯而行，城内外驻扎的军队整装待发，处处充满了火药味，本来就热得难受的天气这时更叫人透不过气来。共产党秘密活动的某种迹象和贺龙、叶挺部队的行动，已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汪精卫在“七一五”以后又在与张发奎等人酝酿一个新的阴谋。他们先以“东征讨蒋”的名义，命令贺龙的二十军和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为先锋，将其调离武汉，移至九江，接着又在庐山秘密策划，妄图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诱骗贺龙、叶挺上山“开会”、“避暑”，借以解除其兵权。与此同时，将贺、叶指挥的部队迅速集结于九江与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并拟用3个军的兵力将其包围，以防万一。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这个阴谋很快被叶剑英得知。
军情紧急。叶剑英机智敏捷地找到叶挺商议，由叶挺立即通知贺龙到九江第四军驻地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会面。叶剑英、贺龙、叶挺等人乘坐的小划子荡漾在碧波之中，他们以划船赏景为掩护，听取叶剑英所掌握的有关情况，并共商对策，作出具体的行动方案。
7月26日，叶挺、贺龙的部队依次向南昌方向开进，其间，张发奎几次电催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并严令其限期将所属部队撤回九江，均遭贺、叶拒绝。贺龙、叶挺坚持兵进南昌，举行起义。汪精卫不甘罢休，下令催促第二方面军各部队立即“清共”，阴谋加害一些共产党人。叶剑英在庐山会议上直接得知这一内情后，立即派人转告有关人员迅速离开九江，赶赴南昌。随后，张发奎下令将在九江的教导团缴械，这个团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而成的，此时，正要准备执行共产党赋予的特殊任务。叶剑英眼看这支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有被敌人摧垮的危险，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他利用自己同张发奎等人的老交情，设法把这支队伍重新武装起来，保留下来，并亲自兼任团长，在复杂的斗争中，他把这个团一直带到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主要骨干力量。
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夜空，震撼着中国，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时候。叶剑英甘棠湖献计，密商对策，史称“小划子会议”，它对在紧要关头保证有关领导者脱险，并将部队及时带到南昌，以及在低潮时期保留革命的火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16.潘州镇化险
潘州，地处川北巴西，是明代的一个古镇。红军长征路过此地时，曾出现过惊险的一幕。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党中央在两河口会议上确定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随后将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路军，北上通过大草地，于8月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地区。这时，在左路指挥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与党中央就“红军战略方向的选择”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公开打出分裂的旗帜。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要他率领左路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命令，以及在甘南创建根据地的指示，借口涨水、缺粮，不仅在阿坝按兵不动，而且提出要红军主力南下川康。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的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右路军继续北上，于8月底攻占包座之后，进驻潘州。党中央及军委纵队随右路军行动，驻地离前敌指挥部不远。
这时，陈昌浩对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明显地消极，迟疑起来，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多次劝其改变态度，陈仍止步不前，坚持要等张国焘电示。9月8日、9日，党中央接连两次致电张国焘，认为红军正处在最紧要关头，并具体分析说明左路军向南行动极端不利，指出其电令右路军南下完全不适宜之后，强调红军北上的方针不可改变。张国焘不仅不听，而且给徐向前、陈昌浩发出专电，要右路军暂停前进，立即做好南下的准备。
南下与北上，尖锐对立，必取其一。就在9日中央致电张国焘这天，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陈昌浩作报告。突然，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参谋长叶剑英。叶见是张国焘发来的，而且语气很强硬，企图分裂、危害党中央和红军，觉得事关重大，必须马上去找毛泽东，报告中央。这时，叶剑英虽然很着急，但表面上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自然地把电报装进口袋里，在陈昌浩讲得正起劲时，他悄悄走出去，朝军委纵队驻地跑去。毛泽东看完电报后，迅速用铅笔将内容记在一张卷烟纸上，然后对叶剑英说：“你赶快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叶剑英赶回来，会还未散，陈昌浩还在讲话。
此时，党中央那边，毛泽东当即与张闻天、周恩来等领导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张国焘既然已背着中央搞分裂活动，如果还在此地继续说服、等待他率部队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于是便一起赶到彭德怀指挥的三军团开会研究，并决定立即率领三军团迅速脱离危险地区。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在前往三军团之前，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为由，迅速离开前敌指挥部。叶剑英这边，最要紧的是如何将中央直属队带走。他考虑到大家的安全，毅然决定自己先留下来。他利用张国焘的电报，在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同意后，以备粮南下为名，要各单位于次日凌晨两点出去打粮，借机将直属队带走。
在东边天空出现鱼肚色的时候，叶剑英率领直属队赶上三军团，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见到叶剑英，这才松了一口气。队伍到齐后，又朝俄界进发，与一军团会合，踏上继续北进的征途。
17.怀仁堂除害
1976年，是个不幸之年，京津唐发生大地震，河南发生大水灾，开国元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但又是个有幸之年，作乱多年的“四人帮”被粉碎。9月、10月，原是北京的金秋季节，但这一年的9月、10月，北京乌云密布，形势异常。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哀痛，但江青反革命集团却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此时此刻，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还处于被打击迫害的境地，受到“四人帮”的严密监视；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一时又难以断然处置“四人帮”。叶剑英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工作，成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同时他又是正义一方的中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几位老帅及其他老同志无不对他抱着殷切的期望。叶剑英自己也充分意识到，在同“四人帮”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身负党和人民之托，责任重大，于是，他勇敢机智地置身于惊涛骇浪的斗争漩涡之中，毅然挑起历史赋予的重担。
在斗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叶剑英密切地注视着“四人帮”阴谋活动的动向，不论是公开的还是暗地里的，都一次又一次地识破了他们的诡计，一回又一回地顶住了他们的要挟，使其计谋一次又一次落空。这当然也引起了“四人帮”对他的进一步仇恨和恐惧。为了监视叶剑英，王洪文特地搬到西山紧挨叶帅的住处住下。叶帅心里明白，处之泰然，表面上照旧“闲庭信步”，优哉游哉，但也知西山不可久留，几天之后，他便搬到了新的住处。王洪文跟踪不成，无可奈何。
9月下旬，斗争趋于白热化。不是中央政治局党委的江青，居然要求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并无理提出不让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党委叶剑英参加，而不是常委的姚文元、毛远新必须列席会议。张春桥在北京接见徐景贤等人，专门听取他们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上海搞40万民兵，还提出要用大炮武装民兵。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和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上想要她当党中央的主席。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及许多老同志同“四人帮”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除在会上针锋相对地舌战外，叶剑英还经常与华国锋接触交谈，取得共识，并继续同一些老同志保持联系，随时听取他们的建议，周密思考斗争的策略。他认为，“四人帮”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中央政治局同他们的斗争，已经超出了党内斗争的范围。他与华国锋等领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适当时机，用断然处置的方式，先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再召开政治局会议，然后向中央全会报告，揭批他们的反革命罪行。
国庆节后，双方准备就绪。这边，除害决心已下定，关键时刻，武装控制重要舆论工具等措施，叶帅也已具体部署落实。那边，“四人帮”已将国务院部长以上名单内定，政变得手后的告人民书已拟好，10月7、8、9日将有特大新闻的信息正在散布，上海已开始争购“准备庆祝胜利”的鞭炮和红纸。10月4日，《光明日报》署名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发出了“四人帮”要政变的信号。叶剑英看后，果断决策：“以快打慢”，提前行动。
10月6日晚间，怀仁堂似乎与往常不一样，灯光好像特别明亮，气氛显得格外肃穆。根据中央办公厅的通知，8点将要在这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8点未到，叶帅和华国锋就事先来到。叶剑英这位战争年代长期在统帅部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的“参座”，此刻，好像一名法官在怀仁堂正厅端坐，就像要传唤被告到庭受审似的。先来的是王洪文，接着是张春桥，姚文元可能是因为列席的原因，故意来得晚一些。他们都是从怀仁堂正厅东侧门进入“会场”的，进门时，一一被警卫人员带至叶帅面前，由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宣布他们的罪状和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来到江青的住处，向她宣布了中央对她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就这样，前后不到一小时，没有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清除了“四害”，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内乱，使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粉碎“四人帮”，山河换新貌。叶剑英这位年届80的老帅，又一次在历史危急关头为党为人民立下了新功。
18.为荣毅仁的“中信”题名
1979年初，邓小平、叶剑英和王震交谈，说到荣毅仁等过运河的实业人士有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海外联系又十分广泛，应当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做到人尽其才，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以其雷厉风行的作风随即找到荣毅仁征询意见，希望他在吸收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管理方面发挥作用。
荣毅仁十分高兴，表示要尽快拿出方案。为了筹办此事，荣毅仁几次到叶剑英那里请教交谈，听取他的意见。叶剑英对荣毅仁比较了解，也十分器重，曾提议他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荣毅仁这次筹办国际信托投资事业非常关心和支持，极力促进其早日成功。
荣毅仁不负邓小平、叶剑英之厚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创办了中信公司，在召开第一次董事会时，叶剑英亲自到会表示祝贺并题写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十个大家。中国各式各样的公司不知有多少，共和国元帅亲自光临，又有几人能获此殊荣！荣毅仁及其同仁喜不自胜。
这是邓小平、叶剑英共同培育、托起的一朵含苞待放的经济花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