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学爱情
下面是经济学解释信息不对称的一个经典例子，并且还有一个很浪漫的名字——经济学爱情。不过这种爱情是不搀杂任何感情成分的，否则也就不叫“经济学爱情”了。
如果一个男生向心爱的女孩表达爱意，他会采取什么方式？
直接表白：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要和你过一辈子。很明显，男生如果采取这种方法，女孩肯定不会接受他，因为他没花什么成本就得到她，岂不太便宜他了。
买一束玫瑰花，并向女孩示意：我希望能和你过一辈子。这种做法是会引起女孩的主意的，因为毕竟他付出了一定成本。
买一个名贵的钻石戒，并向女孩求婚：嫁给我吧！这时候女孩多半会同意。因为，按照正常收入水平衡量，一枚钻戒，几乎是男人的全部家当中的一半，而且那一半还是“期货”的。现在他等于倾囊相赠，所以女孩应该会同意的。
还有第四种方式,那就是男生说：我喜欢你，如果你不嫁给我，我就自杀。这种做法会让女孩很为难，因为如果她选择不嫁给他，他就会自杀，那时虽然她知道了他的心意，但是人已经不存在了；如果她选择嫁给他，那么她又如何知道他是否真心呢。
所以，只有第四种做法是最聪明的，因为它充分利用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在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阶段提出的。这三位经济学家还因这一理论获得了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
具体地说，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买卖主体不可能完全占有对方的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必定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更发达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但是通过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不对称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经济中，它几乎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股市、楼市、保险、货款、人才市场、法律、招投标、谈判以及诈骗、腐败、偷工减料、虚假广告、假药品等等，都可以看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子。
要买二手车的人为什么不求助于私人售车者，而是职业经济商？明明知道红利应缴税高于资本利得税，企业为什么还要支付红利？为什么保险公司提供给每个人的保费、保额和未保险额组合各不相同？为什么地主与佃户签约时不愿意承担庄稼收成的全部风险？……
有生活阅历的人都会发现这些问题是很有共同之处的，那就是这些现象都属于信息不对称：售车者比购车者更掌握车子的质量；保单持有人比保险公司更知道自己事故发生的风险；佃户与地主相比更了解劳动努力程度和庄稼收成状况。这些现象的共同点是：合作双方一方比另一方知道的信息一定多。
我们在举一个和爱情相关的例子。台湾女剧作家陈玉慧小姐，因为想结婚就在报纸上登载了一个征婚小广告。她先后与42个男人相亲，竟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信息不对称，因为在她与应征的第一个男性见面并开始记录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很明显地表露出了她的有所保留。
如果用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爱情错位”，人们就不会认为是上天弄人了，就因为信息的不对称，才使这世上多了那么多的旷男怨女，才有了“知音难求”的千古一叹。经济学家还给“爱情错位”下了个很有趣的结论：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人们都能在婚姻市场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伴侣，实现效用最大化。
确实是经济学爱情，处处都透着理性和理智，真不知道恋爱中的经济学家会是什么样子，真的不会有意乱情迷的时候吗？想必不会！
阿克尔洛夫的贡献
在信息经济学诞生之前，阿罗·德布鲁定理已经深深植根于人们的观念中。在信息不对称理论诞生前20年中，人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只要消费者的偏好和生产者的技术具有某些合理的特性，那么，一定有一套价值体系能使社会的资源达到最有效的使用状态。这个观点无疑是说市场的价格机能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资源。
但是在不断的实践中人们发现，这个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就是信息是完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拥有充分的信息。可事实并非如此，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往往是不完整的。这成了阿罗·德布鲁定理的一个盲点，就是这个盲点，激发了乔治·阿克尔洛夫的热情，她立志要找到那些遗失的信息，探究清楚那些隐藏的信息的重要价值。
到了20世纪70年代，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斯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学理论。这套理论用途广泛，既适用于对传统的农业市场的分析研究，也适用于对现代金融市场的分析研究，不但解释了厂商、工人和消费者的行为，还奠定了信息经济学基础，构成了现代信息经济的核心。乔治·阿克尔洛夫还发表了一片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成为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最经典文献之一，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的先河。
柠檬在美国俚语中是“残次品”或“不中用的东西”。柠檬市场是次品市场，是乔治·阿克尔洛夫为分析信息不对称首次提出的。乔治·阿克尔洛夫在论文中使用柠檬市场这一隐喻，旨在说明：市场中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这时，人们就会做出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又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市场失灵。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印度信贷市场，当地农村的放贷者索要的利率比大城市利率高出2倍，有些中间商就试图在这两个市场之间套利。但是他们不了解当地农村借款者的信用风险，也就是说当地农村的那些借款者都是信用状况比较差的人，结果，那些中间商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乔治·阿克尔洛夫通过这篇论文透彻地揭示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的影响——促使人们进行逆向选择，以及在逆向选择的影响下，出现的劣币驱逐良币的严重的不健康现象。
关于逆向选择和劣币驱逐良币，在《格雷欣法则》一节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仅着重论述针对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逆向选择，人们所应采取的猜略——信号传递和信息甄别。
斯宾塞的信号传递
和阿克罗夫一样，阿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对于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他除了参与提出信息不对称理论，还提出了信号传递模型。他的信号传递模型源于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一个观察：很多MBA的学生在进哈佛之前很普通，但经过几年哈佛的教育再出去，就能比教授多挣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钱。这不禁引起了斯宾塞的疑问：哈佛的教育难道真有这么厉害吗？
于是，斯宾塞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结果：教育不仅仅具有生产性，更重要的是教育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这个判断，不仅解答了斯宾塞心中的疑问，也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一些人愿意花重资上名牌大学，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明知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还要去争取一个文凭甚至伪造文凭。原因当然是名牌大学和高学历都可以作为将来找工作时向雇主传递高能力的信号。
斯宾塞的结论为我们解决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方法。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信号具有减少或消除不确定性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决策。尤其是在信不对称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主动发送信号的方法，以“显示”自己的特征，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使自己在质量参差不齐的市场上脱颖而出，进而提供自己的效用。比如在商品市场上，拥有高质量商 品的卖主，为了使自己的产品与劣质品区分开来，就可以选择适当的信号，如质量保证和承诺、创名牌保名牌、广告等，向消费者传递自己的产品是优质品的信息，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减少逆向选择的不利影响。
在人才市场上也是一样，为了避免逆向选择，无论是高能者，还是低能者，都会积极地向雇主传达自己能力很高的信息，尤其是低能者要想方设法把自己伪装成一个高能者。这时候，教育程度就几乎是惟一可信的传递信号的工具。因为，一般人都会认为名牌大学毕业的人肯定要比普通学校毕业的人更聪明、勤奋，也更具自制力，这也就成了雇主进行选择的惟一依据。
可见，真正的“优胜劣汰”规则只适用于信息完整，竞争充分的环境，而现实生活中有根本不存在这种完美的竞争环境，所以，面对不可回避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只好依赖各种信号来进行选择了，尽管这些信号又真夜游假。
善于甄别信息
在注意传递信息的同时，也要善于甄别信息。与信号传递不同，信息甄别是通过一定的手段，比如，差别定价方式，差别合同等，来确定客户信息的真正价值，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是减少逆向选择的有一种途径。
比如，在商品市场上，买者处于利益的考虑，经常会有意隐藏自己的私人信息，从而造成买者信息在买卖双方分布不对称的情况。以软件产品为例，一般地，针对同一种产品，不同的用户因为需求不同通常具有不同的需求信息：对软件的最新版本需求大的用户，那么他所愿意承担的最高价格就会比需求低的用户所愿意承受的最高价格高。可是，高需求用户为了以更低的价格成交，往往会隐藏“高需求”信息，从而让卖主无法判断。这时，作为卖者，就可以采用差别定价方式甄别出不同需求程度的用户，也就是说对于高需求用户以较高的价格成交，对于低需求用户以较低的价格成交，这样就可以保证卖者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一点，电信服务商就很有智慧。他们通常为手机用户设计两种收费标准（两种合同）：一种是单位时间通话费用较低但需交纳一定的月租费，另一种是单位时间通话费用较高但不需交纳月租费。根据用户的选择，服务商就可以轻松地区分出用户是高频率用户还是低频率用户。
现在是信息经济时代，谁掌握更多的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当然是那种指被少数人掌握的有价值的信息），谁就具备了致富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谁掌握了全面准确的信息，谁就具备了决胜商场的有力武器。可是，俗话说，商场如战场，既然是战场，当然就有利用信息蒙骗对手的可能，所以，善于甄别信息还应该包括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要有对信息进行严格理性地分析的能力，如果把对手抛出的错误信息看作有效信息采纳，就等于完全中了对方的圈套。当年许多投资者之所以失利于“银广夏”，就是因为受到了“银广夏”虚假信息的误导。
美国福特公司曾经闹过这样一个笑话，公司得到情报说市场上需要一种大型的华丽汽车，“驾驶室”要造型奇特，招人喜爱，于是公司很快推出了这样的产品，结果销售情况非常糟糕，这个“情报”事实上完全是人臆造出来的。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两大笔业——占领高档市场的派克和占领低档市场的克罗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他们各自在商业情报间谍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著名的就是克罗斯在乘派克新任总裁彼特森上任的机会，使了一个反间计，他们通过咨询公司向派克公司建议开发低档市场，此计正中派克新总裁的下怀，然后克罗斯公司装作知道后惊惶失措，紧急开会，并和派克公司谈判，提出井水不犯河水，制造了一种假象使派克坚定了执行错误决策的信念，而当派克大量投入低档市场时，克罗克便乘机扑向空虚的高档市场，事实上派克开发低档市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但是派克之所以中计，是因为一切都看起来很合理。
由此可见，明辨信息的真假，是非常重要的，即使非常精明的人也往往反应过敏，以至于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所以，处理信息要特别注意到信息的真假性、时效性、片面性，切忌反应迟钝、草率或者起哄。
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恰当地保持某方面的信息缺失，也是创造财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赢得竞争的一种很好的方法。
掌握信息就是掌握财富
任何“信息”，都不可避免地有两种命运：被人知道和不被人知道。而信息的价值恰恰就是由被人知道和不被人知道决定的。不被人知道的信息，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还有待被人发现。而别人知道的信息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只被一些人知道和被所有人知道。只被一些人知道的信息，应该是最具市场“价值”的；而被所有人知道的信息，虽然不具备市场交换价值，但使用价值依然存在。
说了这么多拗口的话，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了解什么样的信息最有价值。很显然，就是那只被少数人知道的信息最有市场价值，因为它正处于不对称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知道信息的那一部分人可以说完全占据了主动，自然就有了从不知道信息那部分人手中获取暴利的机会。
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了保护美元的声明，在这一声明发表之前，美国的犹太人已经从美国与日本政府首脑的多次会谈中得出了日元将要升值的结论。于是，这些犹太商人和金融家在日本人还尚未觉察之前，开展了大规模的“卖钱”活动，即把大量的美元卖给日本。到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的前后，这些犹太人“卖”美元的活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仅1971年8月份，日本的外汇储备额一下子增加了46亿美元，不明原由的还以为日本经济形势大好特好，正在此时，日元大幅度升值了。
针对这一事件，日本金融界还专门算了一笔账：美国犹太人在这段时间每出1美元，便可买到360日元，而日元升值后，1美元只能买到308日元，也就是说，日本从美国犹太人手里每买进1美元，犹太人就赚了52日元，而日本则亏掉了52日元。而在整个“卖钱”的过程中，美国犹太人赚了20多亿美元。
在现代社会，信息已经变成了一种资源，谁拥有了它，谁就掌握了主动权。不依靠信息的蛮干，只会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财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索罗斯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投资者，在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它的金融操作实质就是对现有的经济信息进行分析后进行的投资活动。在这场投资中，他充分利用了人们对有关信息的缺乏，从而大肆牟利。
捕捉信息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有一次，我国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曾以指甲钳业为例，要求国家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就是这么一个在一般人眼中毫不起眼的信息却被一个敏锐的小商人捕捉到了，他就是后来投资创办“圣雅伦”的梁伯强。他发现了市场，并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他从质量和价格两方面入手，精心打造了“圣雅伦”这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在进入市场后销量就一举超过了韩国同类产品。
在中国，“问题奶粉”事件引起了整个奶粉行业的震动。大量假货被清除出市场，使农村市场暂时出现了“真空”地带，无限的商机将成为婴幼儿奶粉企业重新洗牌、再次竞争的焦点，成为不可多得的营销机会，但是中国的众多奶粉厂商却似乎没有发现其中隐藏的巨大机会，没有企业抓住机会进行公关。
核心理念：信息不对称导致信息拥有方为谋取自身利益而使另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
应用要诀：要注重捕捉信息，辨别信息和使用信息。
应用领域：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企业经营、组织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