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载《领导者》2009年2月号，总第26期
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开了两个会议，一个是工作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触及和深入讨论了问题的不是三中全会，而是工作会议。
这里讲四个问题：第一，会议的背景；第二，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第三，若干相关史实；第四，简单的评论。
一、会议的背景
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年底召开的。两年前，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大事：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告别人世，1976年的10月“四人帮”被抓捕。两件大事对当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此，中国社会开始转型。所谓转型，既包括国家职能的转型，也包括社会的转型。
国家职能转型，就是从原来以统治职能为主，即以“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作为国家的主要职能，转向管理职能为主。粉碎“四人帮”后，虽然中共高层没有“国家职能转变”的概念，但事实上已经发生变化。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大陆转入以经济为重心的轨道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粉碎“四人帮”后这一进程就已经开始。
社会转型，即社会真正转向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两年间，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政治上的变化。在政治生活中，虽然还没有怀疑和批评毛泽东的错误，还没有放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继续维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政治实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关注的重心转向“四个现代化”。其次，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的某些政策。“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社会处于调整时期，当时的一些政策促使了经济复苏，教育、科学回复到有序轨道，文艺创作一度活跃。粉碎“四人帮”以后，过去积累的经验重新得到采用。再次，在社会方面，国民生活开始变得平稳。“文革”时期，整个社会被“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很紧，国民普遍怀有恐惧心理。粉碎“四人帮”之后，大多数国民的恐惧感有所减弱。
政治和社会氛围的变化带来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国民心理渐渐放松；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氛围的松动，给了人们以追求历史正义的空间，人们开始呼吁平反历史遗案。后者导致了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即“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真理标准讨论”实际上是针对“文革”以来甚至是“文革”以前的一些重大历史案件，即通常称之为“冤假错案”的历史问题展开的。许多历史案件不能得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又由此引发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场大讨论对于中国社会来讲，产生了巨大的思想松绑的作用。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对“真理标准讨论”，中共高层并没有一个集体的明确表态。在高层内部，有的人支持，有的人反对。支持的代表人物是邓小平，反对的代表人物是汪东兴。但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在1978年7、8、9月之后变得非常热闹。1978年下半年，针对历史疑案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应该平反。又比如，提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问题。此案牵涉面非常广，不仅当事人本身深受迫害，而且株连家属和当事人的一些社会关系。再比如，提出解决彭德怀、陶铸等人的问题。“真理标准讨论”由历史疑案不能平反引发，又推动了历史疑案的平反。
1977年特别是1978年，中共高层一再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扩大对外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规模。1978年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通过了《1976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按照这个《纲要》，20世纪的最后23年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头8年要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为后15年的发展奠定一个相当好的基础。这样一来，就使1978年的经济形势“热火朝天”，当时的说法叫“新长征”。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新跃进”，也有的人把它说成是“洋跃进”。不管这个评论是否恰当，总而言之，1978年的经济形势是鼓舞人的。
但这并不能掩盖长期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第一，农村政策问题，因为当时经济发展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农村。虽然农业在10年“文革”中受破坏的程度最少，但是农业的发展也最落后。农村虽然相对稳定，没有大乱，但是农业生产水平很低。产出水平低，技术水平低，国家投入水平也很低。第二，偏重重工业，在重工业方面的投入过大，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导致产业发展很不平衡。第三，工业生产和基础建设的技术水平和装备非常落后。第四、管理方法落后，长期实行行政管理的办法，而不是用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高层显然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希望加以改革。改革的动因不仅来自国内，也来自同外国尤其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对比。高层考虑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改进政策和体制。1978年中国派了许多代表团到国外、境外访问，如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和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工作者访问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考察组考察香港、澳门，谷牧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5国。访问回来后的信息，给高层强烈的刺激。谷牧率领的代表团是1978年6月6日回国的，准备了20多天后，向高层汇报。6月30日，中共高层集体听取了汇报。紧接着，7月至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讨论引进、改革和计划等问题。这次务虚会涉及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做了直接准备，工作会议设定的议题就是务虚会讨论的问题。
就笔者所见材料，最早提出召开工作会议的是华国锋。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华提到10月份准备召开一次各省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次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是1977年3月召开的。后来会议因故推迟到11月份召开。
二、与会者的构成和主要议题
高层最初考虑，中央工作会议开20来天。由于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且做了相当激烈的讨论，所以会期延长了。又由于会议提出了调整高层人事问题，所以决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始，22日结束，只开了5天。两个会议一共开了41天，所以人称这是“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
参加工作会议的一共有219人，包括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党员副委员长和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的党员副主席，高法院长，高检检察长；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和分管政府工作的书记（有的地方是第二书记和书记）；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中央直属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第一把手，中央军委各直属机关第一、二把手。219位与会者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8人，占与会者人数的26.4%，超过四分之一。除了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与会者的大多数也都是“文革”前的省部级官员，他们大都是“文革”时期被打倒的“走资派”。与会者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6人，占与会者人数的16.4%；其中只有20人是在中共九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也就是说，纯属“文革”中第一次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仅占与会者人数的9.1%.与会者的构成，“文革”时期的“下台派”占了相当的比重，这个群体对会议的走向起了决定性作用。相反，“文革”中的“上台派”比重大大萎缩了。
中央常委决定，25名中央委员不参加三中全会。这25人里，包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吴原是陕西西北国棉一厂的纺织工人，“文革”中担任陕西咸阳市革委会委员、陕西省革委会委员、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和书记。中共十大上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在四届人大上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未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原来职务最高的是她；但当时她已经不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副总理了，只保留了中央委员。还有辽宁的尉凤英。尉1960年代是闻名全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她本来是沈阳七二四厂的工人，当了车间工程师。“文革”中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在九大、十大、十一大上连续当选中央委员。还有河北的王国藩。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河北遵化县有一个23户的初级合作社，生产资料只有“三条驴腿”，人称“穷棒子社”，领头人就是王国藩。毛泽东在1955年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收录了报道这个初级社的一篇通讯，还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提到了王国藩的“穷棒子社”，称“穷棒子社”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王国藩和这个社由此出了名。“文革”中，王国藩担任了河北省遵化县革委会副主任、河北唐山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中共河北唐山地委书记、中共遵化县委第一书记。从九大到十一大，连续三届当选中央委员。还有吉林的冯占武，黑龙江的于洪亮，河南的耿起昌、杜学然、冀桂昕，福建的江礼银，云南的七林旺丹等，以及康生的夫人曹轶欧、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郭玉峰、邮电部原部长钟夫翔、中共天津市委原第一书记解学恭、中共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子厚、中共河南省委原第一书记刘建勋，也未允参加会议。
工作会议最初考虑讨论三个议题：第一，如何进一步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如前所述，因为农业非常落后，所以恢复和发展农业成为当务之急。高层决定提交两个文件由会议讨论，一个是《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讨论稿）》，一个是《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第二，商定1979年、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在开幕会上讲话，增加了一个议题：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议题大概是会前不久决定的，华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的一致看法。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哪次会议讨论的，如何讨论的，迄今不知其详。因此，工作会议的议题实际上是四个。
会议主要是开分组会。一共分了六个大组：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的与会者，都分到了六个大组。
工作会议只开过四次大会。第一次是11月10日开幕，华国锋在会上讲话；第二次是11月13日，由纪登奎对两个农业文件做说明；第三次是11月25日，华国锋作讲话，主要谈会议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第四次是12月13日闭幕，邓小平、叶剑英、华国锋先后讲话。其余时间都是分组讨论。工作会议13日闭幕后并没有结束，14日、15日又分组讨论了两天才散会。工作会议开得很热闹，虽然只开了四次大会，但是其间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得会议出现了很多新因素，会议因而没有完全按照原定议题召开，而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三中全会倒是比较简单，12月18日晚上开幕，华国锋做了简短讲话；22日这天通过了几个决议，决定和选举了新的高层人事和中纪委。全会实际上是履行程序性质的会议，确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
三、若干相关史实
1、华国锋没有对会议设定“框框”
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华国锋对工作会议设定了一个“框框”。所谓“框框”指的是华提出的三项议程（即两个农业文件、两年国民经济计划、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讲话），设定“框框”就是说华要把会议锁定在三项议程里面，不许突破。这种说法既不合事实，也不公道。会议讨论三个问题，是中央常委的集体决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华个人决定的。1978年高层高度关注引进、农业、经济速度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为此，中央常委考虑召开工作会议，为实施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铺垫认识基础。非要说三项议程就是“框框”，那也不是华设定的。
会议开始后，与会者超出原定议题，提出了解决历史遗案的要求，不仅华国锋没有预料到，恐怕其他常委也没有预料到。虽然未曾预料，华也没有用三项议程的“框框”去限制。迄今无人举出华设定“框框”压制的任何具体材料。事实上，华不仅没有用所谓“框框”限制，而且对与会者提出解决历史问题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据于光远说，华国锋在11月25日的大会讲话中，对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华的讲话谈了八个历史问题：即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案、陶铸案、杨尚昆案、康生和谢富治问题、地方性重大事件。讲话文本下发之后，华还加上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于光远称，华对上述问题“都做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可以肯定，华不是作个人讲话，而代表了中央常委的意见。同样可以肯定，他本人对解决这些问题是赞成的。按于光远的回忆，华讲话之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开展了”。所谓设定“框框”，没有什么根据。
还要看到，三个议题始终是会议讨论的内容，没有材料表明与会者对讨论三个议题有异议（至于对文件本身有意见，是另一回事）；会议也没有撇开原定议题而“另起炉灶”。
2、历史问题的提出和陈云发言的反响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提出解决六个问题：第一，“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第二，“文革”中错误定为叛徒的同志的问题；第三，陶铸、王鹤寿的问题；第四，彭德怀的问题；第五，天安门事件问题；第六，康生问题。陈云认为，中央对这六个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考虑和做出决定。许多著述都称陈云的发言“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说这个发言“打破了沉闷”，“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著述还说，陈云发言之后，会议便“突破”了原定议题，开始了对历史遗留问题的讨论。
这个说法恐怕与事实有出入。事实上，会议一开始讨论，与会者就提出了历史问题。据与会者于光远回忆，陈云发言的当天，别的分组有些同志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如西北组就提出了做好重点转移必须平反冤假错案，如解决“六十一人”不是叛徒的问题，要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等等，提出要把查清康生在延安整风和“文革”中的问题列入议题等。于说的还是陈云发言当天的情形，而《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提供的材料显示，陈云发言的前一天，李昌、陈再道、吕正操、傅崇碧等人就已经在各自分组会上提出了天安门事件问题。李昌肯定“天安门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是个伟大的革命行动”，高度评价“‘五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启蒙运动，也可以说天安门的群众悼念活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傅崇碧说：“我认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究竟是什么性质？要向群众讲清楚。”前不久发表的叶选基的文章也说到，工作会议分组讨论的第一天，即11月11日，谭震林、傅崇碧、李昌、陈再道就在发言中提出了平反天安门事件的问题；第二天，即11月12日，吕正操、陈国栋、金如柏、姚依林也提了同样的问题。叶文注明根据的是会议简报，应当说具有史料的权威性。这说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既不是陈云最早提出，也不是陈云一人提出。
当然，以陈的资历和地位，有的与会者对他的发言做了直接呼应。但是，关注历史遗案是与会的高层老干部的共同心理，他们在陈云发言之前或同时已经发出呼吁，陈云的发言自然不会令他们意外。“一石激起千层浪”、“爆炸性发言”等等说辞，恐怕只能说是一种过度形容。陈云后来有关经济工作的发言，倒是的确引起了与会者的较大反响。
3、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
工作会议开始后不到一周，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就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性质的平反。关于平反的经过，史实方面迄今有些不同说法。
从1976年到1978年，天安门事件问题的处理和性质的平反，可以大致归纳为四个步骤。四个步骤都包含社会呼声与高层对应的互动。第一步，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外出现平反天安门事件的舆论，高层开始松动。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消。”这种松动当然很有限度：其一，只限于“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当事人，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对不允许翻案”；其二，只解决当事人的个人问题，不涉及对整个事件的重新定性，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
第二步，1977年年初，党内和社会对维持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不满，以更加激烈的方式呼吁平反。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高层再次做了有限让步。华国锋在讲话中肯定绝大多数群众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是合乎情理的”，但还是继续维持了“反革命事件”的结论，称“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