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族和泰国的关系资料收集 傣族和泰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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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出版

　　稿件来源：广西日报


　　３月２８日，记者从广西民族研究所了解到，由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秦圣敏主编、中泰两国专家共同研究撰写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中文版）已于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完毕。


　　为了加深壮族和泰族相互间的了解，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广西民族研究所课题组和泰国艺术大学课题组的专家们便携手合作，经过１０年努力，撰写了这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专著，共５卷。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统建筑、社会结构等１５个方面对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全面反映了壮、泰民族文化的风貌。之前虽然也有不少专家对壮泰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但这次中国广西学者和泰国学者携手合作，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据了解，此书将于５月份在桂林展出，并在南博会期间销售。（记者虞珊珊实习生高岩）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本）内容提要

　　稿件来源：广西人民出版社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本）/广西人民出版社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出版

　　稿件来源：广西日报


　　３月２８日，记者从广西民族研究所了解到，由广西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秦圣敏主编、中泰两国专家共同研究撰写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中文版）已于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完毕。


　　为了加深壮族和泰族相互间的了解，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广西民族研究所课题组和泰国艺术大学课题组的专家们便携手合作，经过１０年努力，撰写了这本《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专著，共５卷。从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传统建筑、社会结构等１５个方面对中国壮族和泰国泰族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比较研究，全面反映了壮、泰民族文化的风貌。之前虽然也有不少专家对壮泰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但这次中国广西学者和泰国学者携手合作，其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员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据了解，此书将于５月份在桂林展出，并在南博会期间销售。（记者虞珊珊实习生高岩）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本）内容提要

　　稿件来源：广西人民出版社
《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5卷本）是中国广西民族研究学会与泰国艺术大学的合作成果，由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覃圣敏先生主编，包括中泰双方课题组的领导、成员55人，其中中方23人，泰方32人。


　　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据1990年统计已有1600多万。他们主要聚居在中国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贵州、重庆、四川、湖南、广东、海南等省（市）亦有分布。泰族是泰国的主体民族，人口5000多万，在泰国73个府中都有分布。广西和泰国之间隔着千山万水，在地理并不直接相连，但壮族和泰族在文化上却有诸多共同或相近之处。这种相同相近的情况，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陆续从民族语言、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等角度作过一些比较，并出版了若干专著，但是，还没有人对这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全面的比较研究。为了弥补这一历史缺憾，壮族学者覃圣敏研究员在1988年首次访泰回国后，即拟出了“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详细纲目，试图从地理环境、优质特征、考古文化、语言文字、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宗教信仰、伦理首、习惯法规、社会结构、文化艺术、文化教育、民间科技等15个方面来展示壮泰两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加以比较，找出共同点和相异点。这个纲目经过中泰双方有关学者的反复论证，一致同意从1991年元月起分为三步开始实施。实施的第一步，是双方学者分别到对方农村进行考察，以增加双方学者对壮族和泰族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这一阶段是1991年——1993年完成。实施的第二步，是中、泰学者按照15个方向的纲目分别写出壮族和泰族的传统文化，然后交付对方翻译成本国文字。这一阶段于1994年——1996年完成。第三步是对15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分别进行比较。这步工作于1996年——2001年完成。像这样大规模地对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比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双方文稿全面完成的基础上，本书在编排上采用了“篇、章、节”的结构，即将原来的15个方面编成15篇，每篇之下各自分为4章：第一章是壮族的有关材料，第二章是泰族的有关材料，第三章是中方学者的比较研究，第四章是泰方学者的比较研究。例如：第一篇为“壮族泰族分布区的地理环境”，第一章为“壮族分布区的地理环境”，第二章为“泰族分布区的地理环境”，第三章为“壮泰民族分布区的自然环境比较”，第四章为“泰壮民族分布区的自然环境比较”。其余各篇依此类推。每篇的第三、第四章尽管在内容上有所重复，但中、泰学者比较研究的方法不尽相同，认识也并非完全一致，如此分章至少有助于双方学者的相互了解，对加强学术交流有其积极的意义。
由于中国的泰国是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因而双方学者对许多社会科学理论问题的认识是不可能一致。例如对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就有差异。本书不强求双方学者对这些基本概念的认识上的一致性，但在“导论”中表述了中方学者的看法，例如“民族”的概念，英语中就有nationality,ethnic　group,nation,minority,ethnos等不同词汇，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有鉴于此，“导论”建议将“民族”分为“支系民族”（nationalminority）,“传统民族”（ethnicgroup）和“国家民族”（nationnationality,statenationationality）三个层次，并申明我们主要是在“传统民族”的层次上对壮族和泰族进行比较的。


　　又如“文化”，这也是一个很难统一认识的概念。有人统计，全世界约有260多种关于“文化”的不同定义，要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因而“导论”指出，我们是从广义上来理解“文化”含义的，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本书的15篇即包含了这三类文化。但是，本书却没有按照这三类来划分篇章，为了保持每种具体文化的连续完整性和相对独立性，因而以各种具体文化的具体内容来单独构成各篇各章。


　　通过比较，可将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的异同简述如下：

　　（1）在地理环境方面，虽然壮族分布区和泰族分布区的经纬度不同，但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相近；虽然广西多山而泰国多平地，但都适合种植水稻。

　　（2）在体质特征方面，壮族和泰族都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但也有所区别，如泰族的上门牙舌面的铲型结构不很明显，波形头发的出版率较高等。
3）在考古学文化方面，广西、泰国旧石器时代的砾石文化比较相似，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文化则显出较大差异；青铜器如铜矛、铜鼓有所相类，但广西常见的铜剑、铜戈、铜鼎在泰国罕见；岩画虽然广西、泰国都有发现，而且作画颜料基本相同，某些图像也相类似，但总体面貌不同。

　　（4）在语言方面，壮、泰语的元音、辅音基本相同；基本词汇也大多相同或相近，在1000个较古老的基本词汇中占75%以上，在M?Swades列举的公认为人类语言中最为稳定的200个核心词中占67.5%（其中，在第一个百词中占79%，在第二个百词中占56%）。在语法结构上，壮、泰语完全相同。壮语地名和泰语地名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例如以“板”、“那”[na]、“岜[pa,pja]”、“雷[do:i]”、“念[na:m]”、“叫[keu]”、“布[bo]”、“汪[wa?]”、“弄[lu?、ru?、lum]”、“通[do?]”、“垌[tho]”等词冠首的地名，在广西和泰国都不难找到。在文字方面，壮文和泰文虽然形体迥异，但它们的产生，都是借鉴于外来文化的结果，壮文主要受汉文的影响，而泰文则主要受巴利文化、梵文的影响。

　　（5）在生产习俗方面，壮、泰都是稻作农业民族，都是依靠种植水稻为生。两个民族中与稻作有关的耕作、收藏、加工的工具，不仅形体相近，甚至名词、动词也相同相近，相前的习俗也近似，不同的仅是种植的品种和季节不尽相同而已。与渔猎、家禽家畜的养殖以及在纺织、编织、榨蔗熬糖以及冶铸等手工业相关的工具的形体、相关的名称乃至相关的习俗，也多相同或相近。

　　（6）在传统建筑方面，壮、泰民族都喜居干栏，房屋的结构及其名称乃至居住习俗也基本相同，仅是屋顶形式和装饰以及屋内布局有所差异而已。这同的是宗教建筑，泰族地区普遍都有佛塔和寺院，而壮族地区则很少，即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佛塔，形体也与泰族地区的不同。

（7）在生活习俗方面，壮、泰民族的服饰虽然五彩缤纷，但基调则互相接近，如都喜爱以靛蓝色染色，宽衣宽裙，童帽也颇多相类。在饮食方面，两个民族都以大米为主食，而且喜食糯米饭，就连在野外烧制的竹筒饭也相同。表面上差别较大的是岁时节日，节期和形式往往不同，但从性质上看，则都是多与稻作农耕有关。

　　（8）在人生礼仪方面，壮、泰民族的生育观念基本相同，但壮族受“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较深；都盛行自然恋爱，择日成婚，但壮族多为“男娶女嫁”，而泰族则多为男子到妇方落户；人死后壮族兴土葬、二次葬，而泰族则兴火葬，但在入殓、停殡、送葬方面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9）在宗教信仰方面，泰族主要信奉佛教，而壮族则主要信奉麽教、道教。这是两个民族最大的不同点。但底层的原始宗教，如崇拜稻神、水神、土地神等，则壮、泰民族大致相同。

　　（10）伦理道德方面，家庭、社会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壮、泰民族差别不大，如父严母兹、子孙孝顺，在外尊敬长辈，义利观、幸福观等大致相似，就连亲属称谓也基本相同，全壮族的宗族观念似比泰族浓厚。

　　（11）在习惯法规方面，壮族民间多是不成文的习惯法，而且形成的时间早，延续的时间长；泰族民间的不成文习惯法形成的时间也许比壮族晚，但成文习惯法和地方法的形成却比壮族早，而且比较严密、完整。在具体的内容上，如婚姻关系、人际关系、财产关系、社会治安、山林水土的占有与使用、诉讼的审理和处罚等方面，壮、泰习惯法中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12）在社会结构方面，壮族、泰族都以核心家庭为主，其他类型的家庭战胜一定比例，但壮族中多代同堂的扩大家庭，比例比泰族高。壮族家庭是父系单轨制，泰族家庭则是父系母系双轨制，因此，壮族的宗族结构和宗族关系远比泰族紧密。壮族的村落，有单一宗族构成和由2个以上的多宗族构成两种情况，泰族村落则不可能由单一宗族构成。有多宗族构成的村落中村长通常中有人数多影响力大的宗族的族长担任，这是壮族泰族所共同的。
（13）在文化艺术方面，壮族和泰族的创世神话都与葫芦有关；有关牛、谷种的来源，都有多种传说，虽然故事的具体情节不一样，但都植根于水稻种植的基础之上。壮、泰民间传统的音乐、舞蹈都很丰富多彩，一些民歌的主旋律也很接近，乐器也有许多相似的。但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似乎壮族更偏重于歌而泰族则更偏重于舞。壮泰民族的戏剧的起源都比较晚，所受的文化影响也不同，所以差别较大。而民间的娱乐活动和体育则有所相似，如儿童游戏中的抓石子、老鹰抓鸡仔等完全相同。民间流行的武术，动作要求也相同，但壮族的习武者多为业余，而泰族的职业武师则较多。在审美观上，壮泰民族都比较喜爱赭红色和靛蓝色，都崇尚黄色。

　　（14）在教育方面，壮泰民族的家庭教育的内容基本相同，即注重于基本文化知识、伦理道德、礼仪等方面的教育；社会教育也都注重于生产技能和社会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传承教育。但学校教育则有本质区别，泰族的学校教育是与泰族的传统文化紧密结合的，而壮族的学校教育则是传授汉文化，与壮族的传统文化根本脱节。

　　（15）科学技术从古到今在壮泰民族的生产、生活中都有广泛应用，其中包含着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学科的科学原理。例如，壮泰民族共有的犁、耙、磨、碓、筒车、龙骨车、榨糖机、纺纱机、织布机、干栏建筑等，都包含着力学机械学的原理；两个民族共同的原始的长度、面积计量方法和计量单位是，也包含有数学原理；两个民族的青铜冶炼和铸造，以及染织中都体现了物理、化学的原理，铜鼓鼓面的太阳纹更包含着“黄金分割律”，如此等等。壮泰学者理解的角度不同，因而未能很好的进行比较。本书仅从农业、手工业、建筑和医药等方面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简单的比较，较少涉及科学技术本身。这是一个缺憾。由以上15个方面的比较研究来看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确有很多相同相近之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这么多的共同点，说明这两个民族原本是生活在一起的。这就涉及壮、泰民族的起源问题。但这个问题在前面15篇中都不便展开分析，因而本书在最后另辟了第16篇“归纳与讨论”，分为2章，分别为中、泰双方课题组的总结意见。关于壮、泰的起源问题，中方从语言学入手，以考古学、历史学、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材料来印证，认为壮、泰民族应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简称瓯骆），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五岭以南直至今越南红河以北地区。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时间，主要在公元3世纪上半叶之前；他们分离的时间，主要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他们迁徙的路线，除了中国云南以外，还可能经过今越南北部、老挝而到达今泰国北部；到达今泰国后，由于受到不同的文化影响，才逐渐形成了壮族和泰族两个不同的民族。所以，壮、泰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说是“同源异流”。正因为“同源”，才可能在文化上形成那么多共同点；又由于“异流”，致使壮、泰传统文化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文化上的许多相异点。泰方学者也同意“同源异流”的观点，也认为壮、泰民族共同起源于西瓯、骆越，但没有展开分析。


　　对于壮、泰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异同，中方还着重从发生形式、存在形式和传承形式来加以分析。


　　从发生形式来看，壮、泰民族的传统文化分别属于原发型和移植型，但都带有激发型文化的一些特征。由于两个民族原来在一起共同生活，后来才分离，因而泰族所移植的文化与壮族的原发型文化相似；又由于两个民族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不同——壮族主要受到汉族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泰族则主要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因而壮、泰民族传统文化中带有激发型特征的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别。
从存在形式看，在壮泰民族分离之前，其传统文化都属于兼容型；分离之后，壮族的传统文化依然是兼容型，而泰族的传统文化虽然也有兼容的成分，但在性质上应属于独立型，与壮族传统文化有别。


　　从传承形式来看，壮、泰民族传统文化都属于连贯——重组型，连贯的内容基本相同，但重组的内容则明显有异。这是由于两具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的缘故。在传承的方式上，二、泰民族也有明显差别：壮族主要依靠社会教育（包括家庭教育），而泰族则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包括寺庙教育）；壮族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脱节，而泰族的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则紧密相连。
http://www.nnlib.com/dm/dmwh/zt.htm
覃圣敏结缘壮泰民族文化比较研究，始于16年前的一次泰国之旅。
1988年11月8日，由自治区副主席张声震率领的广西民族文化代表团赴泰国访问。当时还是广西民族“研究”所业务人员的覃圣敏，被张声震点为团员。其实，张声震看中覃圣敏是有原因的。
1969年覃圣敏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原在广西博物馆工作，上世纪80年代调到广西民族研究所后，受命主持广西崖壁画的野外调查工作。不久，由他主编的《广西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正式出版，并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随后，左江流域崖壁画考察与研究成果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不小的轰动，这也是广西第一次在北京大规模展出壮学研究成果。
第一次到泰国，覃圣敏对一切都感到好奇。他有点纳闷，怎么曼谷街头泰国人说话的语调，竟很像广西壮语南部方言?
晚上，泰方在饭店盛情款待广西代表团一行。泰国孔敬大学的一位教授与覃圣敏共席。广西代表团只带了一名翻译，由于双方交谈甚欢，翻译忙得不可开交。覃圣敏一时插不上嘴，只好干坐着。忽然，那位泰国教授笑吟吟地招呼他：
“阿詹覃，斤阿斤阿！”（泰语：覃老师，吃啊吃啊。）
覃圣敏楞了一下，随即用壮语南部方言答道：“乜斤僚，音像。”（壮语：不吃了，饱了。）他当时只是想用壮语“试音”，没想到对方居然听懂了。
泰国教授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问翻译：“阿詹覃”是什么时候学泰语的，讲得这么正宗？翻译也很奇怪。覃圣敏只好如实“交代”，他刚才讲的不是泰语，而是广西的壮语。
泰国教授感到不可思议，他撇开翻译，指着桌上的一碟红烧鱼问：这个叫什么？覃圣敏用壮语说出一个词，对方也用泰语说出一个词。两人都惊住了：读音几乎完全相同！泰国教授接着一一指点桌上的牛肉、猪肉、螃蟹、虾、壅菜，问“这个叫什么”，覃圣敏一一回答。两人再次惊呼：怎么读音是一样的？
泰国教授干脆站起来，用手指点着自己的脑袋、耳朵、鼻子、嘴巴、牙齿、舌头……从上面一直指到脚趾头，覃圣敏也用壮语把自己身上的“零件”名称逐个念了一遍，结果读音跟对方基本相同。两人哈哈大笑，张开手臂拥抱在一起，几乎同时喊出了两个字：“比侬！”（壮语泰语都是“兄弟”的意思）。

“没有中泰两国40多位专家的的共同努力，我就是再耗上两个13年，也无法完 成这么庞大的工程。”覃圣敏抚摩着沙发上那五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感慨地说。
中方参与研究并执笔的专家有18位，其中大多数是壮族，他们要从15个方面对壮、泰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涉及的学科之多、工作量之大，在广西的社科研究上是史无前例的。
课题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运用体质人类学对壮、泰两个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比较。当时，覃圣敏委托广西中医学院的专家来搞这个子课题。在此之前，有人曾对武鸣县的壮族进行过活体测量，因为武鸣县大部分人口都是壮族，而且该县的壮话被定为标准壮语。但覃圣敏认为，武鸣县靠近南宁，南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商贸交易的重镇，与外来人口接触、通婚的机率很高，与之相邻的武鸣难免会受到民族交融的影响。因此，单在武鸣采集

样本，显然缺乏学术上的“典型意义”。
为此，覃圣敏提出，在广西北边的龙胜各族自治县、南边的大新县、中间的马山县，各选一个交通封闭、民族杂居较少的壮族村庄，对十几代都是壮族的村民进行调查。他的建议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随后，专家们深入这三个县，采集了数百例活体体质特征的测量数据和血液、毛发、唾液等样本，为日后开展壮泰民族的体质特征比较研究，提供了可靠了第一手资料。
对广西、云南壮族聚居地的调查，也充分发挥了课题组“兵团作战”的优势。专家们分为4个组，沿着左、右江和红河流域，对广西的12个县、云南的4个县的壮族山村开展调查，历时3个多月，收集了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涉及地理环境、体质特征、考古文化、语言文字、生产习俗、传统建筑等15个方面，其中，对后来破译壮泰同源“密码”起到关键作用的2000个古老壮语词汇，就是这次调查的重要成果。

破译壮泰同源“密码”



根据协议的约定，1991年至1993年，中泰双方的课题组专家每年都要互访一次，分别到泰族和壮族农村考察，每次访问的时间为20天左右。覃圣敏和广西课题组成员利用访问泰国的机会，在农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泰国的许多城市“西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只有在农村，仍保留了许多从古代遗留下来的人生礼仪和生活习俗，而这些礼仪和习俗与壮族的相似性、相近性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比如：壮族农村有上面住人、下圈家畜的干栏式建筑，泰族也有；壮族农村有碓、竹篾泥磨，泰族也有；壮族有舂糯米糍粑的习俗，泰族同样有；壮族有壮锦，泰族有泰锦；壮族婚礼中有“拦门歌”，泰族婚礼中有“拦路竿”；更奇的是，壮族有竹编的捕鱼工具“森”和“塞”，泰族也有，而且叫法和形状几乎完全相同。难怪中方专家在泰国农村拍到这些照片时，连喊“太珍贵，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学考古的覃圣敏非常清醒，仅有工具、建筑、习俗上的相似性，还不足以证明壮泰同源，因为这些东西的相似性也可以是由接触的经验造成的，而同源的前提则必须是共同生活过，其中最关键的是语言系统中最稳定词语的相似性，这些词语主要有“天”、“地”、“你”、“我”、“吃”、“走”、“生”、“死”以及各种农作物和家禽家畜的名称。
语言学界早就认为壮语和泰语同属一个语支，也就是说二者不仅同源，而且亲缘很近。但亲近到什么程度，语言界并没有做过详细对比。课题组收集了2000个壮族古老、常用的生活词汇，然后从中挑选出1000个词汇，跟泰族对应的词汇进行比较，结果相同相近率
达到70％以上。这么高的比例，不可能是通过接触和交往形成，而应该是两个民族原本就在一起共同生活过的缘故。

但覃圣敏还是不满足，也不太放心。于是，他又运用语言学家、北京大学博士陈保亚先生最新提出的“联盟树”理论，对壮泰民族的通用词汇进行推演。“联盟树”理论，创造了一种区分两种语言之间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的新方法。利用这一方法，覃圣敏推演出壮泰语言是同源关系。
语言是民族历史的“活化石”，壮语泰语中读音相同相近的词，是两个民族在一起共同生活时形成的，而读音不同的词汇，则表明两个民族分离后，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那么，壮泰民族何时分离呢?
覃圣敏创造性地把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运用到语言研究上，他首先选出一些读音相同相近又具有时代意义的词，并挑选出时代最晚的，从中寻找壮泰民族共同生活的最后时段。例如“犁田”，这应该是牛耕普及后才产生的词。据考古发现，广西的牛耕是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又如“金”、“银”、“买”、“卖”、“昂贵”、“便宜”，应是货币交易盛行后才会形成的商业词汇，而据考古发现，广西从西汉时起才开始使用货币。这些词汇在壮语和泰语中读音相同相近，说明壮泰民族的祖先在东汉时还生活在一起。
另外，他又选出一些读音不同但有时代意义的词，从中寻找出壮泰民族已经不再共同生活的时段。例如“桥”、“水车”、“龙骨车”，这些物品在中原出现是在东汉至南朝时期，传到广西应稍晚。而这几个词在壮语和泰语中的读音已经不同，说明两个民族的祖先已经分离。
“断代”之后，覃圣敏再运用考古、历史、文化等学科材料进行印证，最后得出研究结果：壮、泰民族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和骆越，他们原来共同生活的区域，主要在五岭以南到现在越南红河以北地区。他们共同生活的时间大致延续到东汉时期；他们分离的时间，大致在东汉以后至唐代以前这段时间，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其中的一部分辗转迁徙到现在的泰国北部。大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建立起素可泰王朝。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最终逐渐形成了壮族和泰族两个不同的民族。
泰方学者在课题研究总结中也认为，台语民族共同起源于古代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骆越，后来台语民族往西、往南迁徙，与生活在湄公河、湄南河流域以及东南亚沿海河口平原的孟族、高棉族和掸族产生血缘关系，演变成今天的泰族。

再过几个月，首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要在南宁举行，《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的出版对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了解和交往，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覃圣敏应自治区文化厅之邀，正在加紧编写一本介绍壮泰民族历史的宣传册《比侬情深》，他希望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能再次见到泰国的老朋友们。覃圣敏对记者笑道：“到时候，如果在南宁街头遇上泰国人，你亲切地叫上一声‘比侬'，他们一定会很高兴！”

泰国学者首次认同壮泰民族同源异流

(www.gxradio.com广西人民广播电台2004年09月20日09:52:22)
　
　　　
　泰国学者首次承认了壮泰民族“同源异流”的观点，这标志着关于泰族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壮学专家、广西社科院研究员潘其旭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经过４０多位中泰专家的历时１３年研究，“同源异流”学说终于突破了滞留几十年的局限，泰国学者首次承认泰族与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壮族同源异流，并著书证明了这一观点。在中泰专家编撰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泰国学者认为，壮、泰民族本是“同源”，后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各自特色，产生并行发展的“异流”，并最终成为了两个民族。他们明确指出：“台语民族（注：包括壮族和泰族）共同起源于百越民族集团中的西瓯、骆越。这些地方包括：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越南北部红河口三角洲。”

早在上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我国专家就对壮泰渊源开始了比较分析。但“同源异流”一说，中泰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共识，只是我国专家单方面观点。关于泰族的起源问题在泰国也众说纷纭。

潘其旭说：“与过去只进行语言研究不同，这次研究涉及了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文化艺术、建筑学、科学技术和教育学等１５个学科。通过这种多领域，综合学科的研究，为同源异流理论提供了更为详实的依据。学者们还第一次得出了珠江流域原住民族之间具有公共体性的结论。”

布洛陀是壮族先民远古时代信奉的创世神和人文始祖。在此次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在珠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中，除了壮族，布依族，水族甚至东亚的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布洛陀的传说，且都把其尊称始祖神。布洛陀不仅是壮族的人文始祖，而且是整个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始祖。这一发现，把壮族文化和整个珠江流域的文化体系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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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在我国西双版纳、德宏两州及耿马县最为集中。在境外广泛分布于越南、老挝、泰国、缅甸及印度阿萨姆邦。越南称之为泰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中越边境西段沿线地段。老挝则将其定为佬族、卢族和泰族，其中佬族是老挝的主体民族。缅甸称禅族，主要聚居在禅邦。是属于壮泰语族的民族，源出于中国南方的“百越”系统，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演变成为壮族、傣族、泰族、佬族、掸族等各支系。掸族曾于公元初在缅甸北部建立了掸国，向汉朝遣使通好。佬族在公元十四世纪中叶，于现在的老挝建立了统一和独立的南掌王国。泰族在公元五至八世纪期间，把属于孟·高棉语系的民族排挤到山区之后，便定居在湄南河流域。从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泰族已于泰国的南部、上缅甸和阿萨姆建立了几个小王国(30)。直到1238年，泰族在吴哥帝国的北部建立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素可泰王国。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原为“百越”的一支，属雒（骆或貉）越。于新石器时代便定居在北越红河三角洲地区，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雒越人在红河中下游种植雒田（水稻田），称为雒民。后来雒越人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越族，并于公元969年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大瞿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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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同族 ，中国的傣族和泰国的第二大民族掸越族才是同一个民族，不过掸越族和泰族在文化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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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Dai）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和老挝的傣族ThaiLue为同一分支，都是泰民族(Thai，泰国主体民族)的一个分支。傣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与泰国主体民族非常接近。傣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部分地区，人口115万余人。主要聚居地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和耿马、孟连、新平、元江等县，小部分居住在景谷、景东、金平、双江等县。泰国目前人口约5885万人，其中以傣族为主。泰国人民曾经历多次的民族迁徙，据推测他们的祖先居住于印尼等南洋群岛，后来渡海到中国南部和西南沿海区，再迁移到泰国北部，于13世纪建立最早的泰国王朝。根据泰人迁移的历史来看，是傣族由中国南部，沿着肥沃的河谷向南迁移：由中国南部的红河谷到布拉玛普得拉河谷rahmaputra,雅鲁藏布江下游)，到湄公河谷等。而13世纪中叶，在中国北方蒙古族的压迫下血度往南迁徒。傣族在迁移的过程里，不断地与当地的民族融合，包括蒙—高棉族（Mon-Khmers）族、藏—缅族(Tibeto-Burmans)等。根据目前出土的资料显示，傣族能够和平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吸收当地文化，可能是因为迁往的地区已有少数傣族定居，所以他们容易以合作而非武力的形式与当地人民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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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傣族是云南省的古老居民，但傣族族称“傣”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依其自称“tai2”而正式定名的。在历史上，傣族族称不断变化。在汉晋时期称为“滇越”或“掸”，也有史书称作“僚”、“鸠僚”或“骆”。到唐宋时期，樊绰《蛮书》等史籍称之为“金齿”、“银齿”、“黑齿”、“绣脚”、“绣面”或“茫蛮”、“白衣”。元明时期仍称“金齿”、“白衣”，也写作“白夷”、“伯夷”，有的史书写作“●夷”，此名称常与白族先民“●人”混淆。到清代以后，则称为“摆夷”、“摆衣”。这些名称除“越”字应是本族自称之外，其他都是他称，常常是外人根据其形体装饰或服饰特点称呼的，这多少带有一点民族隔阂和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痕迹。如今以本民族的自称来命名，正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

　　傣族先民“滇越”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与当时福建的闽越，广州的南越，广西及越南北部的西瓯越和骆越，两广的扬越，皖南及赣湘东部的山越，浙江的大越、于越和瓯越，同称“百越”或“百粤”。滇越作为古越人的一支，与其他越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种水稻，习水性，烧制印纹陶器，住干栏式建筑，有断发文身之俗等，这些都为后代傣族所继承。但滇越还有一点是其他越人所没有的，那就是其地产象。

　　到东汉时期，出现有“掸”人的称呼，在《后汉书》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皆有记载，其中所记的“掸国”，也就是滇越。不过，掸人当时分布区域很广，而且在其中心地区已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被东汉王朝承认为一个王国，其经济文化也已相当发达。这些东汉时代的掸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我国傣族的先民。东汉之后，滇越或掸等族名不再见于史乘，魏晋以来有关云南之“僚”、“鸠僚”、“骆”、“濮”等记载，大体上都是滇越或掸人的后裔，也就是今天傣族的先民。在东汉至唐宋之间700-800年，史书上对僚人的记载十分丰富，其习俗如以长幼次第称呼所生男女，住干栏，以长者为王，不能远相统摄，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嚼食，鼻饮，铸铜为器等等，至今仍多遗留于傣族生活之中。凡此种种说明，秦汉之后的数百年间，傣族先民被冠以僚、骆及其他族名，作为滇越的后裔，继续繁衍生息，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