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2-05-21
——《大拐点》选载之五
如果经济高速增长真的离我们而去，那么，即将到来的很可能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个速度更低但质量更高的时代，而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对于经济危机，很多人都喜欢盯住泡沫破裂，银行倒闭之类的极端事件，虽然这类事件最夺人眼目，但它毕竟只是历史大戏中的一幕，甚至只是短短一瞬。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那些隐藏于重要事件之下的强大潜流。这些潜流，总是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不断壮大，并推动历史一幕幕展开。犹如一位深藏于幕后的导演。
在未来的若干年之中，有几个强大的潜在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它们可能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因而也理解中国未来的关键线索。在我看来，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成本不断上升的趋势。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过往的超低成本优势——这造就了中国超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远远不止是劳动力的低成本，而是囊括了所有影响企业利润的一系列因素，包括环境、土地、税收、利率、基础资源、水电、汇率等等。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之中，完全没有被计入企业损益表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社会资本，被挥霍殆尽。我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合作效率的那种隐形文化力量，比如普遍的信任关系。它是一种独立于政府与企业之外的一种社会自组织能力。政府与市场的运转皆受惠于这种隐性的基础设施，任何交易都离不开它，但却从未将其计入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作为一种要素，社会资本代表的是，一个社会的合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就像水与空气一样，我们虽然对社会资本熟视无睹，但它却渗入并润滑了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历史的吊诡在于：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成立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必须对社会施以最大限度和最为严厉的抑制。与此同时，中国大量企业也通过欺诈、蒙骗、造假等等手段普遍滥用和挥霍了这种资本。这种滥用与挥霍甚至成为很多中国企业一种普遍的盈利模式。结果是，一场高速经济增长下来， 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中国社会却已经奄奄一息。社会资本是经过代代相传的美德和文化逐渐积累起来的，如果它必须重建，我们将付出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代价，有时候，这甚至是不可能的。作为一种隐性坏账，我们或许很快就会看到中国将必须为此付出巨额拨备。事实上，中国不断攀升的维稳经费，就是对中国社会资本严重匮乏的一种补偿。我相信，只有当政府与市场双双陷入危机而孤苦无助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社会资本是何等珍贵，而它在中国又是何等稀缺。
总而言之，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成本不断上升的时期。与前面数十年中国成本所受到的严重压抑相反，社会的觉醒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反向运动，构成了这种成本上升的内在历史动力。虽然抢夺仍然随处可见，但抢夺的成本将会骤然上升，偷窃虽然还会不断发生，但偷窃却会变得越来越难。所有这一切都将提高经济活动的各种成本。显然，这是对前面数十年中国转移各种成本的一种反推和补偿。而这种历史周期一旦开启，将不会在短期内终止。这种历史的转向，远远不是一个所谓“刘易斯拐点”所能概括，它有着远为丰富的历史内涵，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学与社会学意义。因此，这种成本上升将超越所谓需求与供给的简单经济学分析框架，而成为一种非常独立的历史变量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个趋势是长期的而非一次性的，经常还是跳跃性的。它不会因为经济增速的下降而下降，也不会因为政府和企业所得减少而终止。在相当程度上，这种成本上升是零和博弈的。它意味强势集团对其他集团的无条件让利。简而言之，这种成本上升是独立于货币发行问题的一种自主的历史趋势。其目的在于：保护社会不会被分化所撕裂。历史缓慢而又巨大的钟摆，正在向另外一个方向摆动。
社会反向运动所造成成本上升（包括人力成本、环境成本等等），对于社会整体福利分配是正向的，其本质是迫使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在更高的文明底线上运行。换句话说，它迫使政府与企业以更高的文明标准来组织经济及市场活动。这其实是中国这一轮转型最为重要的意义所在。或者我们干脆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如果这种成本上升被强势利益集团通过通货膨胀这种逆分配模式重新转嫁给社会广大民众，那么，成本上升所形成的正分配效果将全部丧失。中国的转型也将归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