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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云涛
利用参加“城市与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的机会，参观了位于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张骞墓。会议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11月2日会议结束，便从西安出发，赴城固。车向西南穿越秦岭山区，过汉水，至城固县。想到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途中吟诗一首：
秦岭秋色展画屏，绕山穿洞逶迤行。汉使皆称博望侯，凿空西域建奇功。
张骞故里在今汉中市城固县城南2公里处汉江之滨的博望镇西崖村，墓地在县城西2.3公里处饶家营村，现为张骞纪念馆，属陕西省人民政府1956年公布的首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张骞墓作为汉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马路两旁许多彩旗迎风招展，旗子上的文字告诉人们，当地正在组织张骞墓世界文化遗产申遗工作。1986年与1993年，在这里召开两届“张骞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城固县每年举办一次张骞文化艺术节。
张骞值得敬仰，他的历史功绩永留青史。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原定的任务都没有完成，第一次企图拉拢大月氏，夹击匈奴，大月氏没有应允；第二次拉拢乌孙，达到“断匈奴右臂”的目的，也没有实现。但对后来中西交通的开拓发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张骞出使西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在《早期中西交通与交流史稿》一书中做过论述，我概括为如下七个方面：
一、张骞出使西域，打破了由于匈奴强盛所造成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隔绝状态。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北游牧民族和绿州居民已经在开辟绿州之间的交通。由匈奴强盛而引发的大月氏、乌孙和塞人的西迁，其主要路线正是在绿州之路上。但是由于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阻塞了汉朝与西域的交往，隔绝了中原与西北各民族的联系。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北国始通于汉”，从而沟通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重新打开了由于匈奴的兴起而造成的中原与西域的隔绝状态，故《史记·大宛传》有“凿空”之说。裴骃《史记集解》引苏林云：“凿空，开通也”，“西域险远，本无道路，今凿空而通之也。”此后汉与西域各国的来往越来越频繁，除了文献上的大量记载之外，考古材料也有丰富内容加以说明。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敦煌汉悬泉置遗址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发掘，获得大量简牍和文物。所谓“置”，应劭《风俗通义》云：“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今吏邮督掾、府督掾掌此。”说明置乃为邮驿之所。据说简牍多达23000余枚，其中有明确纪年的就有1900枚，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的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简文中有不少有关中西交通的史料。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一文对这些简文进行了考释，他在全部悬泉汉简中检索出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360多条，皆为邮驿文书。当时汉与西域诸国使节往还，皆有遣使送客之通例，如《汉书·西域传》“罽宾”条引杜钦所说：“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这些邮驿文书记述了主客方使团行经沿途诸处食宿供应各方面的情况，这种内容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葱岭东西诸国的交往活动的认识。据张德芳的研究，这些简文涉及到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24国，还有乌弋山离、罽宾等，几乎一些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诸如祭越、钧耆、折垣等过去未曾知晓的国家。大部分是有关汉使与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于阗、疏勒、精绝、扜弥诸国使者往还的内容。据简文反映，彼此送往迎来，交往频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张骞通西域后汉与西域间外交往来的盛况。
二、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张骞第一次出使大月氏，虽然没有达到拉拢大月氏夹击匈奴的目的，但获得不少有关西域各国的知识，了解到西域各国都“利汉财物”，这为此后发展贸易关系打下了基础。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虽然主要是为了拉拢乌孙，“断匈奴右臂”，但其目的已经不如此单纯。他随行带那么多副使，而且派副使去大宛、康居、大夏、安息、身毒等国，不存在夹击匈奴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他第二次出使西域，除了谋求与乌孙建立反匈联盟的动机之外，招西域诸国以为外臣，发展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和经贸关系也是其重要目的。张骞出使西域之后，了解到西域各国对中国产品，特别是丝绸的喜爱和渴求，同时也了解到中国所需要的西域各国的一些物产，汉与西域的贸易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汉朝往西去的“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史记·大宛传》）据记载，汉武帝的使者曾到达奄蔡（在黑海之北）、条支（在今叙利亚）、犁靬（有人以为乃条支的一个港口，其地尚有争议）。这些汉使并非政治性使节，大多数则为商使或商队。
三、张骞及其副使交通西域诸国，将沟通欧亚大陆、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中西商道连接起来，为发展此后的国际贸易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汉通西域，丝路西部的开拓要早于东部。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波斯王大流士为了便于统治他的庞大帝国，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和收取各地信息，大力修筑驿道。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增修许多新的驿道，以帝国四个首都为中心，形成通向四面八方的驿道网。大流士修筑的驿道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从苏撒直达小亚以弗所城的“御道”；另一条自巴比伦而东至帝国边陲。后者横贯伊朗高原，经中亚各城而达大夏和印度。驿道沿途设驿站商馆，并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专备快马，信差传送急件逢站换骑，日夜兼程，可达古代最快的送信速度。从苏撒至以弗所城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公文日夜相传七日可到。为了保证驿道的畅通和安全，沿途各地险关要隘、大河流口与沙漠边缘，皆修筑防御工事，并派兵驻守。大流士修驿道主要为军政需要服务，但也便利了国际和国内商旅的流通，更使帝国境内各个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联接紧密，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希腊马其顿王死后在中亚、西亚立国的塞琉古王国曾经是一个幅员辽阔经济繁荣的大国，城镇林立，商业发达。塞琉古修筑和发展了波斯原有的驿道系统，使之成为重要的国际商道。其最重要的交通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地中海岸边的海港塞琉西亚经首都安条克而达巴比伦附近的塞琉西亚，以此为商货的最大集散地而北通里海和高加索，南连波斯湾、阿拉伯，西则经巴勒斯坦而入埃及。另一条则是向东经伊朗、安息、大夏而达远东的商道，从大夏向南可折向印度，往北可越过帕米尔而到达中国。公元前三世纪后半期，大夏的希腊总督据地自立，安息也建立了本民族的王国，塞琉古的疆域局限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一带，但它开辟的连贯东西的商道却并不因此而中断。关于这条商道，法国汉学家莫尼克·玛雅尔说：“在西方一侧，我们发现了奥古斯都（Auguste）时代的舆地学家斯特拉波（Strabon）的描述，或者是生活在公元2世纪时的一位亚历山大城的学者托勒密（Ptolémée）在其《舆地书》（按：一译《地理志》）中的论述。从西方延伸而来的道路经过伊朗之后，又要经过木鹿城（Merv）和大夏都巴特拉（Bactre），通过经由犍陀罗(Gan dhāra)那自印度出发的道路而汇合在一起。接着便是颇难翻越的帕米尔高原，越过此高原之后便是当地的重要喀什噶尔站，来自古康居(索格狄亚那，Sogdiane)和古大宛(费尔干纳，Ferghāna)的道路都要通达此城，也就是说位于萨马尔罕（Samarkand）和柘枝城（塔什干，Tachkent）等城市周围的富庶地区。”与中亚、西亚早就存在的驿道系统相呼应，至秦汉时，在遥远东方的中国也发展起了自己的交通网络。秦始皇为了巡行各地，大修驰道，蒙恬所修自九原至甘泉的驰道长1800里。所谓驰道，《史记集解》引应劭云：“天子道也。”汉初贾山在所著《至言》中讲到秦朝的交通，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代秦而起的西汉继续发展了交通事业，《史记·货殖列传》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中讲到武帝初的情形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贡献，羌棘贡献，东瓯入朝。”汉代的交通是以几个大都市如长安、洛阳、临淄、邯郸、蓟城、寿春、南阳、番禺等为中心，组成很繁密的交通网，全国各地四通八达。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东北与辽东、朝鲜及塞外诸民族交通贸易也很繁盛。而且汉时自京师至郡国，沿着主要的交通大道，都设有驿 传、邮亭，以保证交通的高效、通畅和安全。当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汉使足迹到达中亚和西亚，特别是到达大夏和安息，这条贯通东西的丝路主干道便东西连接起来，《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出使乌孙，“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遣之他旁国。”其副使所至之国为“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说明诸国皆“道可使使”，即有路可通。当汉使到达上述诸国，中国境内的交通网络通过自长安出发西行的路线与贯通中亚、西亚的古驿道系统便联接起来。这条路线被称为绿州之路，此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成为中西交通的主要商路。这条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地区，越葱岭进入中亚地区，经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从而和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进行交通。同时在丝路东端的长安和西端的罗马又向其周围扩散和辐射，从而将欧亚非三大洲各文明中心和商贸中心联接起来。
四、张骞及其他汉使在出使途中向西域各国传播了汉朝的信息，返汉后则向朝廷介绍了西域各国的政治状况和风物民俗，从而加深了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扩大了汉朝对西域的认识。《史记·大宛传》云：“大宛之迹，见自张骞。”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汉武帝因此了解到西域各国政治形势风俗物产，还了解到自西南至身毒、大夏当有路可通。张骞的报告被司迁收入《史记·大宛列传》，此传反映了张骞归来和李广利伐大宛后汉朝对西域的认识水平。张骞及其副使带来各国使节，使西域各国具体了解到汉朝大国的情况。由于汉朝扩大了对西域的认识，因此不久就产生了有关西域地理山川的舆图。《汉书·西域传》“渠犁”条，记载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大夫条奏轮台屯田事，有“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之语。屯田有图，则军事上必更有图。《三国志·乌桓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又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所谓旧图，当指汉代之西域图。此种图至鱼豢时尚能得见。而且据“出琦石”三字，又可知图上并注明各国各地物产，说明此种图乃有便利出使西域的汉使进行贸易的导行性质。《汉书·李陵传》记载：“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弱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同书《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语：“百闻不如一见，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因此学者推测，张骞，还有后来的班超、甘英等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绘成西亚、中亚的地图。
五、张骞出使西域扩大了反匈联盟，为最后击败匈奴创造了新的条件，汉乌和亲是张骞出使西域的直接成果之一。张骞从乌孙归汉，乌孙使节随张骞来到汉朝，他们了解到汉朝确是一个强大国家。乌孙使节回国后，乌孙向汉朝求婚，汉朝嫁江都王女儿刘细君入乌孙，汉朝与乌孙建立起牢固的联盟，在后来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乌孙使者归国，通告了汉朝的情况，乌孙终于与汉通好。武帝两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乌孙王，与乌孙建立了“和亲”关系，共击匈奴。宣帝立汉外孙元贵弥为大昆靡（王号），乌孙一直是汉朝的盟友，在进击匈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匈奴进攻乌孙，解忧公主与昆弥翁归靡遣使上书，热切盼望汉朝出兵以救乌孙。汉发兵15万骑，由五位将军率领分道并出，并遣校尉常惠持节助乌孙作战。至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常惠与乌孙兵大败匈奴，同年冬季，匈奴单于自率数万骑兵进攻乌孙。遇到天降大雪，一日深丈余，人、畜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公元前70～前69年，丁零、乌桓、乌孙乘机由北、东、西三面进攻匈奴，匈奴人民死亡十分之三，畜产损失二分之一，从此大见衰弱，属国瓦解。汉武帝派张骞联合乌孙“断匈奴右臂”的计划经过整整半个世纪的经营，终获成功。张骞出使乌孙，“当时虽未达目的，而至宣帝时，则大收效果也”（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民国丛书影印辅仁大学图书馆本，第13页）。乌孙的向背，对于西汉最终战胜匈奴至关紧要。张骞使乌孙虽不得要领，却收效于日后，筚路蓝缕之功，诚不可没。
六、张骞及其他汉使向沿途各国赠送了金帛，回来时又带回了西域各国赠送汉朝的礼品，带回了苜蓿、葡萄等种子在汉地种植。这些友好交往在汉朝和西域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史记·大宛列传》云：“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说明张骞以平等友好的态度对待西域人民，赢得了西域人民的好感。当汉武帝遣使至安息时，“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人民相属甚多。汉使还，而后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大）宛西小国驩潜、大益，宛东姑师、弥、苏薤之属，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后来为了取信西域各国人民，汉使皆以“博望侯”之号出使，“其后使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而且“人所赍操大仿博望侯”，也就是说像张骞一样携带赠送和礼品和交换的商品。张骞及其副使与西域各国人民建立的这种友好关系影响深远，直到东汉时，西域各国不堪忍受匈奴、莎车等国的欺压和奴役，都纷纷要求遣质子入汉。他们关心汉朝的动静，向往于臣属于汉。这与汉朝的友好政策和张骞等西汉以来的汉使给他们留下的良好印象有关。
七、张骞坚忍不拔的精神、热爱祖国的民族气节和勇于开拓的气魄鼓舞了后世的人们。东汉时为开拓西域、保证丝绸之路畅通做出巨大贡献的班超，早年投笔感叹：“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所仰慕和追求的就是张骞等人所建立的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