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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曹禺看了她的戏后，曾对她说，马兰，为什么你在舞台上这么亮？！马兰，她是用自己的人生积累和全部的生命能量，来展现剧中人物的光彩，她在台上，就有了一种摄人心魄的亮度。后来，马兰离开安徽的黄梅戏剧院，离开她的舞台，观众们遗憾之余，将过错推到马兰最亲近的人们身上，怪安徽人没有留住马兰，怪余秋雨从舞台上带走了马兰，实在是一种无奈。马兰第一次知道余秋雨的名字，是一位老专家送给她一本余秋雨的理论著述《艺术创造工程》，并叮嘱她，艺术工作者一定要读读这本书。她翻开书，惊讶地发现，老专家在书的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地批注了很多字。马兰心想，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啊？
余秋雨初次和马兰相见的时候，已经40岁了。
1986年，马兰从安徽赴沪演出《遥指杏花村》，给在上海戏剧学院任教的余秋雨写了一封信，信中夹了一张戏剧说明书，希望他能来看戏。谢幕时，马兰四下张望，只见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健步登台嘹亮地招呼她：哎，马兰！我是余秋雨！
后来，马兰说过一句很令人回味的话，表达她刚刚见到余秋雨的感受：“没有见到余秋雨时，我以为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见到了他之后，才发现自己很苍白。”余秋雨的学问、智慧、幽默……都深深打动了她，这个“苍白”，就是马兰对于余秋雨厚重的文化底蕴的一种倾慕。马兰上台，余秋雨在台下看着她，余秋雨在台上，马兰在幕后默默地关注着。马兰对此做了个评价：“我们是相互站在背后关注对方的人。”这一对才子佳人因为互相倾慕而结合，当然就有了延续他们的幸福的基础。怪不得马兰会说，中年结合的他们却仿佛有了前世的因缘。经过几年的分居生活，两人一起定居在上海。现在他们人生的最后一站早已经超出了上海，已经没有了边界。在我问起马兰的时候，余秋雨说：“我们感情很深，感觉很好，思想同步，我们属于一见如故，从始至终关系都是非常的和谐和密切。”想不到，他一开口就用了密度这么高的语言，来表白他们的感情。难道还在蜜月中吗？非也——余秋雨说，“我和马兰在一起已经共同生活了十几年，我们的思维方式、人生观念和艺术观念已经成为了完全一致的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艺术伙伴，我们都非常尊重对方的父母，我的文化活动跟我的专业有关，也跟我太太的专业有关。”这是余秋雨眼中的马兰：“她非常优秀，非常忠实于艺术，人很善良、大气，作为一位女性，她关注的不是很琐碎的眼皮底下的事情，而是国际大事。她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迎合我的兴趣，她自己是真的感兴趣。”因为感情很深，哪怕最短暂的分别，俩人也会依依不舍。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余秋雨和马兰都会携手出席，这样，两颗星星发出的光芒比一颗星星更加灿烂。千禧之旅，马兰随电视报道组到了约旦，她止步了。余秋雨还要继续往前走，马兰很不放心他。余秋雨说，你先回去吧，为你的艺术想法，好好地做你的准备工作。马兰说好，你一路平安，别的也不知该说什么。车载着余秋雨开向伊拉克方向，他的手扶在车窗上，因为一路灰尘，车窗上留下一个很深的手印。
车载着马兰往相反的方向开回去，车一直在开。马兰实在忍不住，放声大哭。车上所有的人都跟着她嚎啕大哭。那些人都是堂堂男子汉啊！谁都知道余秋雨的前面是什么。马兰说，我当时想，这张脸、这只手，可能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了。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当时人人心中都隐隐地有这种感觉，但谁都不敢说。“我当时想，如果这辈子，这张脸再也不能活生生回到我眼前的话，我有了和他的十多年，我这一生也没有白过。后来我又想，我不能这么悲观，他一定会回来，一定能回来，所以我每天看电视，每天祈祷，希望他，希望所有的朋友在外面都能够平安。”
在伊拉克，节目组失踪了两天，完全断绝消息，那整整两天，马兰没有吃、没有喝、没有睡，为丈夫担心，为丈夫祈祷。在这样的情况下，余秋雨仍然每天在奔波，在考察，在做节目，还要写文章，往国内发送。“当时正在搬家。”马兰说，当我搬家的时候，120多箱书，还有大量的报纸、杂志，都是他的，仿佛还带着他的体温。那时候我只有一种感觉，我为丈夫感到骄傲，他在用自己的生命在走这条文化的路。我支持他这样做，我鼓励他这样做。有了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他，埋没不掉余秋雨。
余秋雨回国以后，给马兰说了一番话，他说，我愿意牺牲，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既然是男子汉，就必须承受这一切。别人说什么，让大家畅所欲言吧。马兰说，那对你不公平，余秋雨说没事，这样他会活得更“结实”一点。听了他这些话以后，马兰觉得，余秋雨真是男子汉，真是君子。她说：“我嫁给他，没有白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