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说文解字》之开篇：文字是上天垂示的一种迹象
中国文字是中华文明的根脉，也是上天垂示的一种迹象，因为中国字源于象形字，是对世间一切规律的描摹，至今为止流传了数万年。其实所有民族的字都是从象形文字来的，只是后来其他国家很不幸地把自己的文字变成了拼写字母的词组，所以唯独中国是有字、词、句、章、节的，其他不管是希腊语也好，还是罗马语也好，都是只有词而没有字，就是因为在起初的时候就少了关键的一环。而且在英语的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地造词，但是中国古人只要把两个简单的字连在一起就成了新词，比如说“电脑”，这是新的词组，在古代没有，但是我们现在的所有东西，都不是现代人所发明的说法，只是把古人的字稍微组合一下就成了。所以中国字能够代表天地中间万物的影像。但是欧洲人看到一些新东西时，看到古代没有，就必须要新造出来，这就是智慧与智慧点的不同。
字的来源是根据八卦符号，也就是说中国汉字的形成，源于世间最神妙的一种符号体，所以每个字都代表了它特定的表性，无论是形容词也好，还是量词也好，都是这样。我们经常讲一条鱼、一头驴、一头猪、一个人，现在管“条、头”之类的叫量词，其实是大谬之谬，它明显是形容词，绝对没有人说一头鱼的，因为无论怎么样，鱼都是长条状的，前面一定有个形容词界定它，所以中国古人发明的所有字都具备先天的神性，而这个神性永远不会消亡，只要你能够完整地认识它。每个字都有五行属性，一旦把字的意义和五行属性弄懂了，就可以随口给别人讲他一生的荣辱休咎了。
许慎集结《说文解字》的时候，一共有9353个中国字，而现代据初步估计，一个人如果会450个字，交流就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不管是大学文史科的教授也好，还是专家也好，真正能够认识两千个字的人，几乎是零，这里的认识是指形、声、字、意、本义、延伸义全部都懂，而不是只会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比例，中国古人耗费心血、历经万年，研究出来了这一门东西，如果它没有用的话，早就被淹没掉了，为什么它代代传承，一直到了今天还在用?比如说港台地区就依然在用，证明它有绝对的真理性。只有中国繁体字写好了，才有资格读古籍。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浮躁、越来越猖狂、越来越没有规矩?原因是心手不一，中医讲十个指头上有十个重要的穴位，叫十宣，十宣穴代表心火可以外泄的地方，但是现代人用手的几率太少了，大部分都是打电脑，其实这种敲击式是根本没有用的，只有在手进行攥、握、曲、拳的活动时，十宣穴才会起作用，会按在劳宫穴上，这些全部都是解人骄蛮的穴。中国古代的人一直在用毛笔写，也是用这两种穴位，所以古人能够淡薄和清明，这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巨大的关系。而且在写的时候，每个字里都有转折，尤其在篆书里面，每一笔基本都是平衡、匀细的,写或画的时候一直在慢慢地旋转、推，令笔锋万毫齐发，这样笔尖就不会裂，这样做了之后，对十宣穴有一个非常好的按摩作用。
传统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讲规矩，因为没有规矩的人，不管他再厉害，都是一无是处的。中国古人在清代以前，每朝每代出的大师数不胜数，但是自从学过了西方教育之后，将近百年我们国家内没有一个大师出现，如果讲教育成果的话，请问谁更辉煌一些?所以人一旦没有规矩和规范的时候，肯定一无是处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清楚。【汉字的灵魂、汉字是一个生命体、汉字：神传的生命音符、中国字是有神性的】
- 《说文解字》161章：所有的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来的
历史确实很有意思，但是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讲起，因为它太庞杂了，太多元化了，涵盖面太广了。历史就是人类发展史，按照有记载的开始讲，中国的历史是最有讲头的，因为它记载的时间最长，资料最丰富。中国的历史得益于中国发明的文字，四大文明的其他三国也有文字，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读了。比如早期的佉卢文，从文学价值上来讲，现在去研究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历史上非常辉煌的国度，为什么一瞬间就没有了呢?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所有的文字都是从象形文字来的，但是实际上能够坚持这条路走下来的，只有中国人。其他国家都把它改成符号、拼音、字母型文字了。只有中国人一直保持着字最原始的神圣性。就是因为这些神圣的文字，所以中国的历史才得以有效地保存下来。在众多学科里面，尤其是中国传统国学里面，文字是除了易经之外最重要的。易经是智慧的最高层，中国文字是所有层面的记载。汉字的存在，有效地保存了中华文明传承到今天。
今天中国的文字被一而再、再而三的简化，无异于民族文化自行阉割。搞政治就是政治家，做生意就是商人，打仗就是军人，耍流氓一定去找流氓。要想把文化弄清楚，还得是专业的文化人来做。一个人不可能代表所有行业里高标准的东西。文字的最大功用就是可以让人非常迅速地了解真实意义。佛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机制，是女皇武则天写的，其中有一句话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刚开始不知道是谁写的，后来一个大师告诉我，这是武则天写的。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个女人不一般。一个人的成就，如果没有非常高的综合素质，是根本达不到的。
今天经过规范的普通话，对语言的发展，尤其是等于中华文明语言的多样性是具有重大杀伤的。很多的字音经过声母、韵母的加工之下，它的原意已经消失了。比如“畦、洼、娃”，后面两个字发音差不多，它们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莅”和“位”，同样一个字根，为什么却差那么多呢？我们对平时一些很常见的事物视而不见了。结婚久了，双方看到的都是缺点，相互追求的时候看的都是优点，只要一结婚看到的全是缺点。人没变，是什么变了？你审视的角度和高度变了。当人一旦改变自己本位的思想，所有的事物都会随之改变。
文字只是其中的一个表象，其实学文字很简单，不用去学拼音、声母韵母，更不用去学语法。语法是欧洲人缺乏逻辑的语言体系中出来的东西，我问过学英文翻译的高手。问他翻译过程中有什么样的重点，他说一段文字中必须得有一个中心句，否则就说不清楚了。我当时很迷茫，因为中国文化里面没有这种说法，，那句话都是中心。比如“道可道，非常道”哪个是中心句呢?当我们用欧洲人的文化去衡量自己的文化时，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界。我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但是现在其他国家的文明跟中华文明在一起相比的，地球上目前还没有。 - 《说文解字》之“一”字的起源
- “一”字，大家从上小学就开始学，但是肯定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般教小孩的时候会从教一到十，那么“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的解释是“惟初，太始道立。”韩愈《师说》里面讲“句读不分，意之不解也”，所以我们把标点符号都给点出来了，古书里面的标点符号只有两种，一种是圈，一种是点，圈叫句，点叫读，如果断错了的话，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读古书不是认了字就能读了，你连句、读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意思就完全反了。
“惟初，太始道立。”一读完意思就很明确了，它告诉你：还没有天地之前，就是最原始的道立起来的时候，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是从“一”分开的天地。这说的是一个典故，就是盘古氏开天辟地，用一把大斧一划，天地造分，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于地，这一划就是“一”字。所谓“一”就是天地相交的地平线，“旦”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所以“一”就是天地分开的那一划、阴阳形成的那一瞬。
阴阳鱼有不下二十种画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最规矩的，还有直线分割的，用360条线分割出来，一度叫一分，每一分都是一，所以说古人讲周天360。所谓周天就是360度的一个圆，大、小周天同为一体，在“一”里面已经把它说得非常清楚了。只要能够判一，阴阳就立分了，否则大、小周天不会起作用，因为《易经》上讲“动静生吉凶，不动不静吉凶未卜”，如果周天分不出来的话，吉凶根本就未卜，练到死也是白练。“于一造分天地”，分天地之后，化成万物，所以你才会知道天地由一而分阴阳，阴阳而分四象，四象而分八卦，八卦再衍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衍生天地万物。《道德经》里面说的那句话更简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后面有个小字备注，“凡一之属，皆从一”，“从一”的意思就是属于一，你们看到的“一”是部首，但是现在列的偏旁、部首有一大半都是杂说、邪说，有这个形状就行。所以现在大家查“有”字，查横、撇或者查月都能查到，但是在古代，你查这两个部首都查不到，所以现在问“有”字是什么意思，大家都不知道。在《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里，“有”应该查肉字部，它是单手持肉的意思，是祭天地的牺牲之礼。古代祭礼就是用三牲，“太牢、少牢”，太牢就是猪牛样俱全的，如果少一样或者少两样就是少牢，即是小祭，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偏旁的重要性。
从“一”开始，一直到“下”，全部都是在“一”字部里面的，但是现在查“旁、帝”字的话，查方字边和巾字边都能查到，意义也就消失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旁”字现在怎么解？就是边上的、边缘的、旁门左道的，其实“旁门左道”的实际含义是大道的分支，因为“旁”的实际意思是溥，就是巨大的意思，它并不是骂人的话，现代人全部理解歪了。所以只要是归属在“一”字划里面的，全部都是大的意思。
“一”的切音，是于悉切，“yi”是几个根本音当中的第一个，尤其河南话会说“咦”，就是开头的发语词，最开始的东西，而且它又是开口之相，嘴在开口之前是一横，它是拟形，所以古人讲“嘴是福祸之门”，就是因为它是最重要的地方，一定要三缄其口，别说错话，否则会贻害无穷，这是“一”的根本含义。大家如果把“一”学会了，就知道天地间什么最重要了，这是道的根本。
“元”，我们刚才讲到“旦”，“元旦”这个词不是我们学了欧洲的历法之后才有的，而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元旦”的日子指每一年开始的第一天，“旦”指早晨、太阳初升的意思，“元”指开始的意思。辛亥革命之后变成了欧洲历法，现在讲公元多少年，其实那时叫西元。“元”的实际意思是始也，开始的时候，它的下半部是“兀”字，《阿房宫赋》里写“阿房出而蜀山兀”，就是阿房宫建成了，山都秃了，一点都不柔和，“兀”字本身来讲有高大、凸显之意，“元”虽然意思解作开始，实际上它是“一”和“兀”的合体，就代表了高大且突起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大”的意思是自始至终都在的。【“一”字的意思及含义】 - 《说文解字》124章：“一”发gen音与原始的“根”是通字
“玉”的部首终于讲完了，我们持续讲了很久了。今天可以往下讲新的了，所有的笔划都是字，无论是横撇竖捺，都是字。来看单个的一个竖读什么？读“一”。你说的是阿拉伯数字，不是汉字。这个字本身是有音的，而且是作为字的部首出现的。切一下音，古本切，应该是发gen的音，它与原始的“根”是通字。
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读起来就是骂人的话，发“滚”的音。大家一直认为“滚”应该是轱辘出去的，其实它是一个抛物线的形状。一竖表上下相连，上下相通。后来我们采取了很多的字根，比如“艮”字，它是一个字符，也算一个字根。它的左边加的偏旁不同，它就会读不同的音。比如加个“木”就是“根”，加个走字边就读“退”。一个字根加了不同的偏旁，它的音就会变化，意也会变化。
一竖这个字的意思是上下通也，它取“艮”的意思，也取“根”的意思。就像一个东西立起来，立直的意思。引申为引而上行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从下往上走。它还有一个ru的音，也就是“如”字。因为从下往上，看到的是顶。它引申了两种意思，一种是从下往上，还有从上往下的意思。我们知道的很多字的字义，都是它的引申意，而它的本意现在已经消失了。在书法上它是竖，这个竖叫悬针竖，因为它的下面是尖的，就像针尖一样。
另外还有一种顿笔的写法，最后一笔没有提笔，而是顿下去了。最后一笔是圆的，叫垂露，就好像一滴露水往下滚动一样。一个竖在书法名词里面有不同的名称，它分的很细微，当我们把它分的很清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迷糊了。佛教中有个词叫“法喜充满”，翻译成白话就是没理由的快乐。越小的小孩，越能法喜充满，因为他没有什么不快乐的。没有因有的高兴，怎么能够得到呢？
大家把所有细微的事情搞清楚，再也没有能难倒你的事情，你就能法喜充满了。比如，你叫张三，“张”是什么意思，“三”是什么意思，你全都知道。在你不懂的状况下去做，才是陷入琐碎。如果你懂的话，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做了。有的活，有的人三年也干不完，但是有的人一天就干完了，为什么?因为前者毁于琐碎，后者成于理智。
我们应该听过一个小故事：上学的时候，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让小孩从1加到100，算结果。其他孩子都很乖，1+2+3+4+5，一个一个算。但是有一个小孩，很快就算出来了。老师一看他算的结果是5050，他很惊讶，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竟然算的这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通理了，所以他不繁琐，很快就算出来了。人生也是如此，如果理不通的话，整个人生都是繁琐的。
今天你面临很多很苦恼的事情，搞不懂，因为你不懂情和道理，说白了，因为你是不论理的人。那个孩子把其中的理弄清楚了，他发现1+100=101，2+99=101，3+98=101，一直到50+51还是101，一共有50组101，直接一乘就是5050。当一个人理通了，他一天就能干别人一生做不完的事，尤其是在思想范畴内。有的人理不通，一辈子下来还是没有任何成就。当我们把所有字根、字部弄清楚之后，我们面临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所有文化，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有苦恼了，因为一切事情你都能了如指掌，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都在其中。如果你能用这个高度学易经的话，你就能成为大师了。
今天学字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有人快，有人慢罢了。因为有的人不下这个功夫，他不去想这个问题，这是最可怕的。一个竖就有悬针和垂露之分，虽然我们都是人，感情都不一样，为什么你喜欢这，他喜欢那?这里面都是有因果关系的。今天我们不是在刨根求底，而是让事情件件明了，这样我们才会活的很轻松、快乐。有些学问可能一生都用不到，但是学了这些东西的最大好处，就是你一生都不会问它困惑了。
当初学物理的时候，我搞清楚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带电的东西，不要徒手去摸，这一点就令我受益终生。很多人把那些很复杂的方程式都背会了，结果安灯泡的时候被电了。今天我们学的东西像一个公式一样，比如字根、字符、偏旁，但是我们不是要去记忆这个公式，而是要记它的特性。比如一竖的这个字字根，它有上下相通的意思。后面有一句话，凡gen字之属，皆从gen，凡是一竖下来的字，都与之有贯通的意思。
“以数为纪”是口头语言方式的新证据
2011年6月16日，我与同事一起陪宋镇豪、宫长为二位先生参观了正定的临济寺。临济寺是临济宗的祖庭，当初义玄法师接引、教诲弟子时有“三句”、“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等方式方法。这些方式方法的具体含义，后世的解释较为含混模糊，但可以肯定，句式是“以数为纪”。以数为纪是华夏民族的口头语言方式，见拙作《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临济宗主张不读佛经、不立文字，而是当头棒喝、心心相印，因此义玄法师这些用以教诲弟子的“以数为纪”，也应该是口头语言。如此一来，笔者的主张增添了一个新证据。下面所引是网上对临济宗的简介：
临济宗，禅宗南宗五个主要流派之一，自洪州宗门下分出，始于临济义玄（？－867年）大师。义玄（？－867年）从黄蘗希运禅师学法33年，之后往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广为弘扬希运禅师所倡启“般若为本、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的禅宗新法。这种禅宗新法因义玄在临济院举一家宗风而大张天下，后世遂称之为“临济宗”，而黄蘗禅寺也因之成为临济宗祖庭。……
希运所倡立的禅宗新学主旨是无心，即“无心说”。对此，希运曾这样解释：“无心者，无一切心也。如如之体，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外如虚空，不塞不碍。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又说：“但能无心，便是究竟”。因此，他称自己的禅法是教外别传心法。希运继承了马祖道一“即心即佛”的思想，力倡“心即是佛”之说。“性即是心，心即是佛，佛即是法”，表明了希运心佛一如的思想。他从这一思想出发，主张“心即是法，法即是心”、“以心印心，心心不异”，后世故有“心心相印”一说。
希运不主张读佛经，而主张读“公案”(即禅祖行止记述及语录)；不主张苦苦修行，而注重顿悟。他接引信徒的方式单刀直入，机锋峻烈，常以手启或警句使人悟省。凡是向希运问法的人，入门之前必遭当头一棒，能对棒击领悟者，方纳为弟子。义玄曾三度向希运求问禅义，三度被希运当头棒打，只得离开黄檗。经大愚禅师指点，义玄得省悟，又重返黄檗，终得师从希运。后来义玄在临济院接引僧徒，也袭用希运“当头一棒”的接引法，同时伴之一声大喝，后世故又有“当头棒喝”之语。……
义玄按照自己的禅法思想接引、教诲弟子和来自各地的参禅者，有一套独特的方式方法，禅宗史书称之为“临济施设”、“临济门庭”。自从临济法系的宋代风穴延沼、首山省念 和汾阳善昭在传法中大力举扬义玄当年提出的所谓“四料简、三句、四宾主”和“三玄三要”等以后，禅宗界几乎将这些传授禅法的方式方法当成了临济禅法的主要特色了。
南宋临济宗杨岐派禅僧智昭所著《人天眼目》六卷，编录禅门五宗创始人及其后著名禅师的语录、偈颂，介绍禅门五宗各自的禅法思想和传法的独特风格。其中在介绍临济宗的部分，着重介绍义玄的所谓“四料拣（简）、三句”和“三玄三要”等等，在题为＜临济门庭＞的部分对临济宗的禅风作了如下概述：
临济宗者，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转天关，斡地轴，负冲天意气，用格外提持，卷舒擒纵，杀活自在。是故示三玄、三要、四宾主、四料拣、金刚王宝剑、踞地师子、探竿影草；一喝不作一喝用，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大约临济宗风，不过如此。要识临济么？青天轰霹雳，陆地起波涛。
前一部分是说临济禅法非凡绝妙，蕴含巨大禅机（禅智、机锋，具有巧妙昭示解脱之道的功能），可以适应情况不拘一格地运用各种语言、动作等来传递佛法信息，与学人交流思想、悟境（所谓“大用”）；灵活自如，具有断除执著、迷误和烦恼的无限威力。后一部分是讲义玄接引学人，传授禅法采取过的方式方法，即所谓“临济门庭”。这一部分成为此书的主要内容。这样编写虽可作为此书的特色，但却会误导读者认为临济禅法不过如此。实际上，所谓“临济门庭”或“临济施设”只不过是临济义玄为传授自己的禅法所采用的一些具体做法罢了。
后世禅宗经常引述的“三句、三玄三要、四料简、四照用、四宾主”等，到底具有怎样的具体含义？当初义玄并没有作出解释。后世的很多引述者一般也只是用笼统的语言进行发挥，回避具体解释。这大概是认为用越抽象，越使人捉摸不透的语言说禅才是所谓“活句”，否则就是“死句”的缘故吧。（2011/6/19张怀通摘自《百度百科》）
[大大乐]中华古文字源流
不论是羽笔还是毛笔所能保存的时间实在有限，只能根据古陶之上所存的笔迹来推断，古陶上的画的部分多用毛笔类的工具，有粗有细，还有大面积的渲染，而符号性的部分，都是粗细一致的效果，明显使用的工具不同。另外从中国古彝人的书写工具的历史来看，也是羽笔用于书写，而毛笔用于绘画，这个历史是相当的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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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产生尽管和上述各种需求有关，但仅仅靠这些需求的自发拉动是不可能产生文字的。个别、局部的文字符号的产生尽管可以承担部分文字交流的功能，但严格地讲还不能称之为文字。文字作为一种超越家庭、部族、地区等局限性的书写工具，其产生是一定要依赖于凌架于部族、地区性之上的权威力量加以约定和强制性地推动。因此，一种古文字流通使用的范围和受众的多少，是和当时的社会统治力量控制范围成正比例关系的。单从中国夏商时期甲骨文字的使用范围看，当时社会的统一范围和融合不同文化的能力，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关于中国古文字的产生，早就有一个仓颉造字的传说。和外国文字的起源全然摸不着头脑不同，中国的传说总能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遗憾的是学界并没把这个传说当回事。更有一些专家认为，古文字的产生不可能依赖于个人之力，而是民众长期约定俗成中发展而来。因而所谓仓颉者，只不过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代名词而已。这种观点流传很广，影响很深，从根本上否认个人在文字产生之初的决定性助推力量。但实际上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民众经常使用的一些书写符号，不经过某个组织或个人集中加以整理和规范，再辅助以强有力的统治力量加以推广，文字就不可能得以交流和使用。靠约定俗成是不可能自发形成标准化的文字体系的，而跨民族、地区性、习惯性的文字使用差别，也是不可能由民间文字的自身力量加以弥合。文化的背后推动力量，向来都是政治实体的强制力量，当然，这种强制的力量是以综合的文化自身发达程度和物质经济力量为基础的。
中国古文字的生成来源从结构上的生成专家有六书说、三书说等，依我看，主要是依以下三个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合成而来：
一是直观描绘。中国古文字是象形字体系，因此文字的绝大多数都是对客观事物的直观描绘，让人一看就一目了然。太阳、月亮、水、木、鸟、虎等等古汉字，都非常直观。这种象形字的产生年代最为古老，为世界上各古老文明最先采用。古埃及、苏美尔、中国都是最早使用象形字，前两个后来演化为契形字，中国却保持到今。
二是联想。凡各种助、动、介词之类多用此种方法。如手举某物、人跪某处、鱼置何器等等，便会造出相应的词汇。如一个“监”字，就是一人跪于水器皿傍，注目水中自己的影子。但是古人造字在最早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因造字有限，因此联想的功能被放大到了极致。一个字往往有太多的含义，这些含义按今日的理解有时甚致是全不讲理的方式。一会可以发音相通，也可以义相通，这个义的范围也往往出当代文字所能使用的含义范围。如，古人将蝮蛇的黄色花纹，在当“黄色”理解时，凡是和黄沾边的的情况都能使用，如金色、黄金等；而按古人的生命创生理论来理解，蛇又是合成生命的一个要素，也能当尊贵、皇权等义意的使用。最原始的本义指为蝮蛇的金黄花纹，讲最古老的动物归类时又会因都是卵生并长足的而划入鸟虫类，鸟为小虫，而将蛇视为长虫。古人在造字时的原则和我们当代人的想法并不一样，因而不能以当代人的想法代替古人的想法，这是研究古文字时最不能犯下的错误。
三是特别约定。凡各种不能直观表达和容易产生联想的的字词，往往就用特别的约定。当中没有道理可讲，或借用一个符号，或主观规划一个符号强制使用。如数码字五到九，就是如此办理的。但是脱离形象和联想全靠约定的文字，一般年代都晚许多，都是因为人类具有了较为丰富的抽象认知能力以及社会实行了较为完备的约定成俗的各种规范。因为要建立起完整的不依联想、形象、直观等容易学习的原则而制定特别的文字体系，没有超强的专家和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力是不可能实现的。不仅如此，创建这种体系的指导原则一般都并不出于为大众服务的宗旨，专门化和特权化以及神圣化的许多具体构想所营造出来的文字体系，不为广泛的社会大众所认知，必然导致这一类文字体系没有多少生命力。如后世的西夏文、巴斯巴文等，就流于这样的命运。
从中国文字的三个来源看，最初个别的、私人的祭师所创造的文字符号可能只供个人等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还不能成为丰富完备的文字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出现的年代可能相当久远。而超越这些狭小范围为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的不同人群所使用，形成相当完备的文字体系，还非有权威的政治强制力量介入不可。古代传说中的仓颉造字一事，自有其流传至今的道理。传说中，仓颉为黄帝的史官，受黄帝之命而造字。有了黄帝的权威，文字的使用推广当有了坚实的后盾。但我看仓颉可能更象是黄帝时期那位叫昌意的人物，或是当时的祭师大臣。河北、河南交界处昌意故里也正是仓颉的故里。这个造字的前提肯定是有前人所创的基础，而仓颉则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将古文字体系规范工作，这个文字体系所保存的主要介质也是当时的主流书写介质之上，却因为时间的原因造成损毁，但绝大多数还是通过分散的、多地点、多渠道的不同方式流传了下来。和主流专家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古陶器上的刻划符号、甲骨文字、金文等刻划文字并不是古文字的主流，更不是古文字产生的初级阶段。因为其介质材料的特性，造成书写的不便，使许多古文字在刻划成甲骨文和金文时，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如一些圆弧类曲线的笔划全都变得方直，也有许多文字因刻划的不便故又变成缺笔和省略。这也正是从甲骨文到毛笔书写的古文字之间始终找不到中间过渡状态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从时间上看，因黄帝之际已能建立大一统的政治联盟，而由昌意开始推行规范后的统一性文字，到也顺理成章。从黄帝当时统治的范围看，相当广阔，在这样大的范围之内通行统一的文字，不花大力气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个推广应用的基础，是以高度有力的政治强权为后盾，才能跨越部族、习惯等分化的力量制约。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获取了十二片有刻划文字的陶器残片，在年代上要早于殷虚发现的文字遗物。这个地区也正是古代仓颉、昌意活动的区域。最早的古文字创造出来以后，肯定是主要书写于木、竹、皮等易于保存和使用的介质之上，而在陶、铜等硬质介质上并不是主要的载体。这也是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些零星的在硬质材料上得以保存下来的文字的原因。由仓颉造字这个传说我们也大体能够了解所谓的黄帝时代并不是中国远古文明最初的历史时期，因为当时社会所具有的相当完备的具有能够产生统一规范文字的大环境这一客观条件，不可能是刚从原始社会后期分离后一进入文明时代就能达到这样的条件。我认为黄帝时代就是西周的文王、武王、成王时期，具体的理由另文讲述。
中国的古文字符号的来源，都是一个共同的来源，因为不论考古发现的古文字符号不论南北东西，其造字的总体原则都是一致的，都是一种象形文字。这个同一的来源后来随着族群的分化和迁移，从地域上划分，可分为南北两大体系或是东西两大体系。大体上以黄河、淮河一线为北方体系，而以长江一线为南方体系；而要论东西方的划分，应以甘、陕、川为西方的体系，而以晋、豫、鄂、冀为东方的体系。最早期的文字符号产生于北方或是西方的体系之中，并有一个明显的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流转过程。在甘陕川一带形成了一个中心，古文字第一个原始的体系正是在这个区域内形成。以此为中心，又进一步分化，一部分向西南发展而进入滇藏尼泊尔印度，一部分东进入河南等中原之地，一部分向西北进入中亚。中原等北方体系的特点是在原始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将文字细化，造出更多的专门化特指字，依然多追求形象而具象，并开始将文字进行归类化的统一规范，如偏傍的使用等。而南方体系则较多地保持了原始的风格，依然按照最为古老的原则造字，没有进行细化和规范的改造，相反增加了更多抽象的符号使用。而进入西北中亚的那支也曾一度占据当地古文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刻划象形文字一度成为主流文字，后则因族群规模不大及当外族进入渐占上风，古象形文字体系被挤占，演化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所以会有以上的推论，主要是从甲骨文字当中的一些特别用字如色彩用字的起源地点来加以判断的。
夏周商之际蔚为大观的甲骨文字体系在向金文的演变过程中，能看出有一个南北文化分化和交融的明显印迹，因为更多地介入到中南甚至更南的地区，当时的中原的语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表现在文字上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又一次规范，从而奠定了汉字的方块化基础，并在这一过程中使汉字复杂化。凡具象而生动的字符，大多是早期的体系所创，而抽象的、难以形象化的字符，多由后期的专门化规范时所创造。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实体的分立和对峙，表现在金文的创作上出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也意味着社会职业化的文人阶层占据了文字使用领域的主导地位，文字的书写美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字的笔划复杂化成为当时文人强调文字使用是一种社会专属权力的具体表现。这个时期的古文字读音和字形因为引入了许多南方的因素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也正是在研究古文字的过程中按金文往前追溯寻找甲骨文字的对应关系时，往往找不到原始的对象了，中间的这个断层，就出现在这个大的历史时期。
尽管早期的古文字一定不是出现在古陶器之上的，但因为没有其它保留下来的其它介质上的古文字，所以探讨古文字还是要从古陶器、甲骨上入手，但是必须要有不同介质之下古文字书体、字型会发生变异的认识。这一点在过去的古文字研究中是无人提及的，是个不足。如，以圆形、弧线、波浪线等构成的古文字，在硬质材料上的刻划效果，肯定不如在软质材料上书写的效果，往往会发生变形，变得方直刻板。如，圆圈之中加一个点，下边还有一弯眉，本是和眼睛有关的文字，可是刻划后往往变成了一个口中加一横，成了一个“旦”字，而旦字和眼睛所见就毫不相关了。这就是古文字演进变化中因为介质的不同而造成异化的事例。过去很少有人关注这一点，以为古文字一出生就刻划在陶器上，这个错误的认识一定要纠正。
古陶器上的刻符，也不见得都是正规的文字，那怕是当时已经有了成体系的文字系统，也是不能一概以文字来论。因为这种介质毕竞不是主流的书写介质，所书的随意性很大。甲骨上的刻划字也是如此。长期以来专家都认为甲骨文就是主流文字，这个认识有偏差。甲骨文字就是用来占卜的文字，不是当时社会上主要用以记录人们社会生活重大事件的文字，这两者间是有差别的。在硬质的甲骨上刻写远没有在其它材质上用笔书写方便快捷和流利，因此甲骨文多有省略和缺笔。如，在大汶口文化中陶器符号中有一个“”的造型，专家多从古代祀礼仪活动中寻求答案。有人说是“南”字的原生态，有人说是祭地母时植树活动的摹写。这个字也许要和远古时期的葬仪相联系来考证。直观上看上去就是一个土坛上种有一棵树。而中国人是早有在坟上种树这样一种习惯的。至少在孔子的时代还是靠坟上的树来找寻祖先的坟。在古印度早期石雕刻艺术图像中，就有大量这样的场景。坟上种树，妇女带领儿童在这样的坟前举行怀念先祖的仪式。以形象的摹写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活动，这样的造字原则是构成中国古汉字的最基本的方法。当代的专家解读为“青”字，也有的说成是祭祀的坛。我却认为这个符号就是古人制作明器时的一个符号，意为坟中用器。这个符号并不能算成一个正式的文字，许多古陶器上的符号都不能算作是正式的文字。尽管这些古陶器制作的年代我认为早已经开始大量使用规范的正式用字了，但陶器上的符号却不一定就是正规的文字。我们不能简单地要从陶器上有规范的正式用字来判断古文字产生的年代，试图从中找到时间上的对应关系。要知道，从生活中方便使用文字的主流介质不是陶器等硬质材料的规律看，正规的文字一定产生于古陶器符号的使用之前。各地近年出土了一批记有刻划符号的古陶器，其中绝大部分都不能算作是成型的古文字，因此没有必要花大的精力进行什么破解。
研究古文字的重点，首先要以研究古人造字的依据和规律，而不是只注重能认识出来多少个古文字。没有掌握古人造字的依据和基本方法，靠撞大运的方法解读出来一些古文字来，其结果很可能是从根子上就错了，连带地一错错一片。迄今为止的古文字研究中，这是最为薄弱的一环。我对当代主流专家研究古文字的方法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他们最主要的方法就是一种“逻辑倒推寻迹法”，就是主要依据现今使用字的字形，对照找寻金文中相类似的字形，再进一步上推对比甲骨中相同或相似字形来确定古文字的本源和初义。如研究“北”字，专家们先是找到金文中北字的模样，再到甲骨文中找到类似的字样，于是就得出结论认为，古甲骨文中的北字，就是一个两人相背而坐的字型，从而认为本义为背对，演进后借指为北方之义。这种研究的方法完全脱离了古人造方位字时早有统一的文化原则，脱离了古人从当时的古星象知识体系出发来确定方位用字的事实，因此这种按图索式的研究没有丝毫的科学性。古人的方位用字是有内在规律性和造字原则的，通过研究找到这种规律和原则才能将成果的科学性大为提高，也能提高研究的效率，事半而功倍。研究这当中的规律主要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是在现有的甲骨文中特别是结合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同部首、同组成、相类型字的排比工作，找到其中的语言内容上和古文化上的共同特征，从而总结出古人造字的古老原则；二是一定要借用中国民族文字造字的古老原则，将其和甲骨文的古老原则相对比，从中发现这些文字本身和甲骨文之间的有机联系，找出古人造字的规律性来。这是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光明之路。
以往主流专家对民族文字没有了解，以为年代相对于甲骨文字太过于年轻，没有参考的价值，或认为不属同一个体系，于研究无益。这也实在是最大的缪误。中原地区的古文字其实是中华古文字当中的一个分支，而其它的民族文字是另一些分支，特别是古彝文，和甲骨文同根同源，其造字的古老原则和规律和甲骨文完全一样。这个真知灼见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由丁文江先生提出来了，可惜因为他的早逝以及他主要专业为地质专业的事实，造成后人少有人对他的主张进行认真而系统的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文人相轻”使得搞古文字研究的专家听不得他们眼中非专业人士的意见，这种恶习所造成的后果是学术研究进步的巨大损失和长期滞后，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这种风气至今还在中国的文史学界严重存在，那些所谓的一流专家和他们的弟子们，还满足于自我欣赏，热衷于学术霸权，争权夺利，而对于学术本身的进步却是少有关心，学术的科学性更是少有关心，或遇学术的质疑，动辄搞学术围攻和排挤打压。这种局面还要持续到何日？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前途全在于打破目前学术近亲繁殖的土围子，形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容纳百川，集思广义，广开思路，培养年轻的人才。而学习古民族文字，也是打破这个陈腐土围子的重要一环。可以说，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前提就是要学习古彝文，没有这个基础，就没有资格研究古文字。古彝文中所蕴含的中国古文字信息是一座异常丰富的宝矿，借用这条途径，不论是在中国古文字的字型、字义、古音，还是在古历史、科技、文化、民俗等诸多领域的研究上，都能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为中国文史学研究跨上一个新台阶作出重大贡献。搞古文字研究的人一定要知道，彝文也是中文，不是外文。彝文的历史实在是久远，并不比甲骨文字年轻。彝文和中原地区的文字同根同源，通过彝文，可以使我们研究甲骨文时获得大量极有价值的古文字、文化信息，提供极好的研究思路和便利。过去没有人将这个问题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也没有这样的认识，关键是搞古文字研究的主流专家过去不自觉地陷入到所谓的夷夏关系的陈腐认识之中，以为夷人的文化就是一种落后文化的代名词，是一种发展有限的低水平文化。这些专家中无人专门研究古彝文，对古彝文的造字原则、书写历史的演进、文化内核和中原地区的血肉联系，全都没有了解。囿于甲骨文字那一个小圈子，信息有限，难以突破，古文字研究成了名人的猜字游戏，谁的名头大，谁就说了算。而放在那里的一座中国古文字金矿，却没有人研究利用，这实在是时代的悲剧。这也正是我一再评价当代中国古文史研究领域中事实上“老师平庸而学生自大”的原因所在。
古彝文发展到今天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也是要有针对性地学习，尽可能地接触古史料，而对于彝文后人的规范因素一定要加以剔除。在学习中一定要注意古彝文在书写上和甲骨文相比经常会发生卧写的现象，也要注要规范后的彝文书写有省略的现象。下面以一些具体的事例介绍一下本人结合古彝文研究甲骨文的进程和收获。
先讲一下“田”字型的研究例子，从中寻找中国古人造字的规律和原则。甲骨文的田字型，搞古文字研究的专家都将其解读成“田土”之形之义，并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来识别其他的古文字。如，男字就为在田土中用力之人，是为男人。黄字因为土地为黄，故黄也从田。专家们所以将这个“田”型的符号认成为田土，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出在后人认定的田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又有井田制，字形也划成了方块，不是田土说不过去。这个古字型的研究是后人以后人的观念揣摸古人造字的一个常规思路的典型，然而结果却是极其错误的。用这个田土之义来解释这个字型，在解读其它古文字时就会遇到麻烦不通的情况。如，以此读“鱼”字，这个田土构成了鱼的那一部分？用以解“甫”字，这个田土在当中也说不通的。如此等等，以田土来解读田字不对，不科学，没有规律。但按照古彝文的造字原则来研究这个田字，则一通而百通了。
古彝文中的田字型古字是一个类似于字根的古字，和甲骨文中的田字作用地位相当。但彝文的田字型却并不是田土之义，含义很多，有以义相通的，也有以音相通的，使用的范围很广。其主要的字义有“麻、纹、没、不、末、无、难”等，而以这样的字根可以组合成许多字来，自有规律。按照这个古彝文的字型组合原则来考察中原地区的商代甲骨文，竟然也是字理通顺。如，以此来讲鱼字，就为水中一身带麻网花纹之物。以此来讲甫字，就是以手提着一纹面人头之义，所谓“捕刽”就是这种人物的职称。以此讲鬼字，是最初的本义也为指脸部溃烂的麻疯病人，形象让人恐怖，后才演变成为死鬼。这个麻字型在讲男字时，同样为男子种麻，以别女子蚕桑，并不是井田制下使劲劳动的男奴。要知道，井田制度的出现年代很晚，而古人造这个“田”型的麻字时，还没有形成井田制。讲雷、电两字更为形象，两块麻帛旋转磨擦就能生电，而人触电后的感觉也叫“麻”。有种小鸟也是因为胸脯的羽毛有黑灰的花纹，故取名就叫麻雀。可是这些字理通顺的解释要是换成了主流专家以往的意见，则全都不通了。因而田字的本义不为田土，而为麻等诸义。用这个本义来识别甲骨文，可以让我们读明白许多以往都不能理解的卜辞。如，甲骨文中以往许多有单独使用田字型的时候，本义可能并不是象原来所理解的“田猎”等义，而是有无、没、不、麻田等义，情况复杂得多，要视前后的文义，以新的义来理解使文义相通。如，“王令多圣田”，就不是开荒种地之义了，而是让多不要“圣”或是“圣麻”。看到和鬼字有关的卜辞，也不是片面地理解成人死变鬼或何以称一个部族为鬼方了。卜辞有“鬼疾”之句，不是讲鬼生病，而是专指问是不是得了麻疯病；鬼方所以叫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个部族有纹面的风俗，才称为鬼方。龟字的解读也是大体如此，尽管繁体字的龟要复杂许多，但其中间的部分还是依背上的复杂花纹而建立的，简化后的写法回归到这个田型，也正合田型的本义，指线条复杂的花纹。
古蜀文献中有记载说远古四川时曾有外来的羌人和当地的土著居民小个子“麻人”进行战争的事情，这些麻人应属南方族系的纹脸民族，武丁甲骨文中有许多有关和“麻人”的战事记载。当代湖北汉川、麻城等地的地名，都和这个古老的麻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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