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当年整刘少奇，汪东兴也很卖劲。并得到毛的赞扬。但整林彪时汪故伎重演却达不到目的。由于自己有把柄在江青手里，汪鼓动华逮捕她。
看守人员按照江青的要求，把她要看的书给她送来后，她从崭新的《毛泽东选集》里找到一张毛泽东照片，恭恭敬敬地挂在了墙上。
“江青，把毛主席的照片摘下来！”看守干部大声命令她。
江青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似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那个看守员进了监房，亲自动手去摘照片，江青制上了：“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挂主席的照片？主席是我的丈夫！”
“不让你挂，我们正是出于对主席的热爱。你很明白，进里是监狱，不是你当中央领导人时候的办公室。我们不能允许把主席的照片挂在监狱里！”
江青冷笑着说：“看来他们是很尊敬主席，这倒使我更加明白了什么是‘大奸似忠，大诈似信’。修正主义分子的表面现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能证明阶级斗争的复杂和变化莫测。”
为此，她连续几天没有吃好饭。但是，没有什么人过来问她。一个女看守悄悄地对她说：“你不吃饭正合了有些人的心思，他们巴不得叫你死呢。你应该活着，而且要活得比在外面还要好才是对他们的打击。”
这番话，再一次启发了江青。她开始注意锻炼身体了。
不知怎么回事，她现在想研究佛家的说教了。她想起毛泽东十年前给她讲过的话：“所谓的佛，其实都是人。释迦牟尼本是一个王国的王子，只是为了所谓解脱人生的痛苦，便放弃了王子的荣华富贵，毅然出家修行寻求解脱之道，历经千险万苦终于成佛。佛祖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五六五年，是古代印度北部迦妣罗卫国国王净饭王和王后摩耶的太子。他幼年沉默寡言，二十九岁时离开宫廷修行。三十五岁在一棵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而成佛。我们这些共产党人也应该大彻大悟，那就是一心一意为了人民。所以，不经过受苦受难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的。”
有了这种精神准备，江青的心情比原来好多了。
每天早晨，她都要大声地读一会儿毛泽东的书和马列的著作，有时还要唱几段京戏。她故意放开嗓门唱《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戴铁镣里铁链，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江青，不许你在这里大喊大叫！”看守警卫干涉她了。
江青微微笑道：“这就是革命文艺的力量。它不但可以鼓舞我的斗争勇气，而且还能够震撼修正主义者们的胆量。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有时候，江青在监房里朗读革命导师的语录：“我们已经讲过，马克思是想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炸毁全部的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斯坦看来，似乎马克思说这句话是警告工人阶级不要在夺取政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不能想象还有比这种曲解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
她还冲着铁窗唱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江青的性格和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和远景计划，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为之奋斗不息。
一九三九年底，毛泽东和江青谈了许多个晚上后，决定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著作。于是，开始了她的调查研究工作。江青当然认为，这是她义不容辞的工作。
江青对毛泽东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泽东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江青记得毛泽东一开头写得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认为，现在的形势，比起当年来，何其相似乃尔！
就是在这本书里，毛泽东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这样，就把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阴谋都粉碎了。江青这样想。她知道，到了延安以后，周扬，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说他们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她对毛泽东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再一个，不客气地说，是我……”
毛泽东点点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匕首和利剑。”
“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急先锋。”江青说，“主席，你看到过我写的悼念鲁迅的文章吗？”
不等毛泽东回答，她就从她的皮包里找出一卷旧报纸，从里面拣起一本题为《绸缪》的杂志，她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着一篇署名“蓝苹”的文章《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说：“这是我含着眼泪写的，是怀着对那伙反动派的深仇大恨而写的。”
毛泽东仔细地推敲了江青的那篇文章，忍不住拍案叫绝！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上海，其精神和勇气更令人敬佩。毛泽东说：“通过这篇文章，我更加喜欢你了！”
他用红铅笔在江青的文章上划了记号：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后面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光。”
想到这里，江青的眼前闪现出汪东兴的脸谱。几十年前，他显得纯洁、精干、忠诚而又那么善解人意。他在江青面前，从来没有顶过嘴。他曾经激动地说：“江青同志，你和鲁迅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旗手。我最爱看你演的戏。”
一九六三年，汪东兴奉命陪着刘少奇访问了东南亚几个国家，其中就有印度尼西亚。
他回来后，当着江青的面说：“刘主席的老婆王光美，简直不像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人的夫人。她在印尼的九天。处处都是资产阶级的老爷和糜烂的生活。他们在访问中闭口不谈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而处处突出他们自己。当王光美看到悬挂刘少奇的画像，听到有人喊刘少奇万岁时，微笑着鼓掌，洋洋自得。王光美还拉着封建豪阀日若苏丹和特务头子警察总署在一起照相，说：‘有你们在，我们就保险了。’她比起江青同志来，差远了。江青同志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呢。”
汪东兴还在中央警卫局和中央办公厅的大会上讲话时说：“从一九六三年后半年起，江青同志受毛主席的委托，大抓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的改革，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她深入到北京京剧一团蹲点，亲自指导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疯狂抵制，百般破坏并恶意中伤江青同志，但是她毫不理会，坚持革命，取得了成果。江青同志还亲自指导排演了我国第一个革命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周扬、林默涵之流也破坏。江青同志同他们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为粉碎资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统治，创建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她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就在汪东兴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也和林彪进行着联系。林彪很关心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汪东兴就经常向他作这方面的汇报。甚至毛泽东得了感冒和气管炎发作，他也及时地汇报，引起了江青和张春桥对他的不满。他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配合林彪活动，并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的问题败露后，使他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开始调查一九七〇年八月庐山会议的问题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彪和叶群一伙尽可能地缩小范围并开始采取新的反攻。林彪他们相信，只要给他们一定的时间，他们就可以打倒毛泽东的力量或取得政权。林彪认为，大多数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势力都讨厌在鼓吹继续革命理论的那些秀才们掌权的政权里工作，尽管他们还在那里应付着，他们希望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现在时机到了。
汪东兴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站在中央办公厅的房间里，身材魁梧而又仪表堂堂，张春桥又瘦又矮。汪东兴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向张春桥作检查时，张春桥似乎缩成一团，看上去像个坨子。
“我从来没有看见主席发这么大的火，”张春桥听了汪东兴的检查后，清了清嗓子才说，“你能认识到陈伯达和他的幕后策划者的阴谋是好的，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席已经讲过了，改了就好，谁也不要再揪住不放了。”
张春桥说的这些，正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对他和江青等人已经布置了：“汪东兴这个人和林彪、陈伯达及他的四大金刚们不同，他对我还有用，你们出面对他保护，这有好处。一九六六年底，他给过我一份刘少奇的材料，现在他又揭发林彪了，我看他还是想跟我走的。”
毛泽东指的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央解决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工作会议开过以后，汪东兴自己组织几个人整理了一份刘少奇的材料。毛泽东从这份材料中，进一步信任了他。
材料写道：“刘少奇早在一九四二年主持新四军的工作时，就和邓子恢（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新四军副政委）、黄克诚（保卫以刘少奇为首的军部的第三师师长）、叶飞（新四军一师一旅旅长）、刘震（新四军二师四旅旅长）、饶漱石及地方上的周小舟、陈少敏、舒同、陈丕显、曹荻秋和周扬、夏衍等人勾结到了一起。那时，他的秘书是赖奎。”
“一九四五年八月，刘少奇在延安不听毛主席的告诫，大作‘和平梦’。毛主席、周恩来和王若飞于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一日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刘少奇在延安主持中央的工作。他乘此机会，把彭真、伍修权、叶季壮等人派到东北。彭真把晋察冀的大权交给了罗瑞卿。彭真到了东北后，马上伙同高岗、陈云、安子文大反林总，搞得林总无法正常工作。刘少奇还帮助高岗修改了几篇类似《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企图组织他的势力，毛主席回到延安后，才陆续开始纠正他的错误。”
“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的政协会议以后，刘少奇曾经指示全党：‘政协会议付诸实现，中国就走向和平的阶段。’这是典型的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年七月，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到苏联留学，他亲自写信给他的儿子说：‘你要安心学习，不要过问国内的事，要把苏联的经验学到手，回国参加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当前只有苏联独此一家。其他国家都要走苏联的道路，因此不仅要学技术，还要学管理方法，把苏联的一切经验搬回来，再加上苏联给予我们的无私的援助，我们的建设就不要那么长时间，不要费那么大的劲了。’这也说明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由来已久的。”毛泽东看了汪东兴整理的这个材料，满意地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江青也看了那份《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她最感兴趣的是另一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人能比上的。’”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
江青也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表示：“汪东兴同志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同志，他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的。”她把那份材料亲手交给了姚文元，让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文章批判刘少奇。
不等姚文元动笔，戚本禹来了个捷足先登，根据中央文革的精神写起了文章。
戚本禹抚弄着脑袋上那坚硬的头发，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汪东兴暗忖，真奇怪，戚本禹并不见得比姚文元差多少，为什么江青独自喜欢那个姚篷子的儿子呢？当然，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希望戚本禹应比姚文元强一些。
戚本禹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时，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之一。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等负责人提意见，说他“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见领导拍马屁，在下级面前压制打击”等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杨尚昆反映后，杨尚昆说：“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还要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毛泽东很快从几个方面掌握了情况，气得拍了桌子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汪东兴重新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在各种场合都是支持戚本禹等人的，他和戚本禹的关系搞得很好。他当然希望戚本禹远远地超过姚文元。
戚本禹看材料十分仔细，他在好几段内容上都划了红杠杠：
“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天津讲话中，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开道！”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汪主任的水平相当高，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整理出来的，没有对毛主席思想的精确理解和熟练的掌握，是根本搞不出这样的文件的。”
汪东兴尝到了动动笔杆子的甜头。
所以，这一回江青也原谅了汪东兴，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对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一分为二的好。有的人是真心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比如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他的整个历史看，他是毛主席的人。”
这一回，汪东兴也故伎重演，很快地拿出一份揭发报告来，报告说：
“通过这次上当受骗，我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更认识到：林彪、陈伯达他们在庐山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让人查了一下，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苏修的反华文章急剧增加，他们的文章中开始不点林彪的名。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党中央能够引起注意。”
毛泽东看了他的材料后，又专门和他谈了一次活。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再当一次杨子荣，钻到林彪的圈子里去，和他们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
汪东兴奉命而去。这时，他想起了一九六七年和刘少奇的谈话，当时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去的，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应取的。”
那天，汪东兴带着戚本禹和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他的家里。
刘少奇用低沉的声音问：“东兴同志，我很想听听毛主席对我的问题的态度和指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之外，谁也无可奈何。”他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着你挨批挨斗吗？”
刘少奇脸色惨白，半站着接过汪东兴手里的《勒令书》，双唇颤抖地说：“好，好，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认识我的错误。”几天后，他通过中央办公厅交出了一份他的《检查书》，其中说：
“中南海大队的同志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在五月一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一九六二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责主要责任……”
汪东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慷慨陈词：“早已落水的疯狗刘少奇，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四面围剿中被迫交出了另一份所谓的检查书。这份所谓检查书，更加恶毒地和更加露骨地，更加狗胆包天，更加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为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翻案，妄图全面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刘少奇贼心不死，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把千仇万恨，化为无穷的力量，誓把刘少奇揪出来，坚决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他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
现在，再让他到林彪面前扮演同样的角色，他感到有点为难。但是，他还是去了。
林彪在毛家湾他的住地正看从香港进来的电视录像，身旁坐着叶群。
“我们谁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麻烦，”汪东兴说，“怎么办呢？”
“慢着。东兴同志，”叶群说：“这不是我们的麻烦，是江青、张春桥那些人捣乱，我们是在违心地作着检查。我听说主席对你的检查还比较满意，是吗？”
“闭嘴，叶群，”林彪吼道，“你根本不了解情况，插什么话？让东兴讲！”
汪东兴是第一次见到林彪如此粗暴地对待他的老婆。叶群自己也吓了一跳，手中的茶水也撒了一些。
林彪站了起来，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吟。他伸手摸自己的秃脑袋，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他说：“我到现在已经无法和黄总长他们保持正常的联系了，其中当然包括和你的联系，为的是怕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又在主席面前告黑状。我经常收到一些来自各地的揭发材料和原始证据，都是他们的丑闻的。我无法想象，为什么毛主席会听信他们的谗言！东兴同志，你跟随主席多年，你说呢？”
叶群着急地向汪东兴耳语，汪东兴不慌不忙地说：“我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在这种形势下林副主席为了主动，还是向主席写个检查比较好些。”
林彪冷笑道：“你是想让我授人以柄吗？我要写了检查，主席肯定要批发全党，那就等于我在全党全国面前承认了所谓我的错误，不，我不会上那几个笔杆子们的当的，我没有什么错误，我也不会违心地写什么检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都写了，结果还不是照批不误！”
“那，我们该怎么收场呢？”汪东兴故意问道，“总不能这样拖下去吧？”
林彪说：“我没有理由回答这个问题，这是毛主席考虑的事情。还有叶群及其他的部队同志们应结束审查，我们的历史是无可怀疑的。一切让主席决定吧，我从来相信他的领导和英明、果断。”
林彪讲完这些后，就闭上了眼睛。汪东兴又和叶群说了几句，退了出来。
毛泽东听了他的汇报，微微笑道：“看来人家对你已经不信任了。林彪在我身边待了几十年，我对他的性格和做法很了解，他是不会写检查的。他从来不做自我批评。”
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意思，专门找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谈了一次话：
“我看，林彪、叶群以及他们那几个人对主席的批评和挽救，毫无悔改之意。我劝你们还是有所准备比较好。就是黄永胜他们也是在等待时机，恐怕他们要闹事的。不管在任何时候，我是要坚决听从主席和你们的指示的。这点，我早已考虑好了。”
那些日子里，汪东兴每天独自看毛泽东给那几个在庐山犯了错误的人的检查的批示，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他从这些批示中体味着下一步的政治风云：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吴法宪在检查中提到“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批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第二天，即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又在叶群的检查上批道：“你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时，毛泽东批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你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是上当者都适用。”
汪东兴决心一切按毛泽东的意图行事了。但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些人还是时刻把汪东兴的这些问题当作把柄抓在手中，时不时地给他敲警钟，更加使他反感和痛恨他们。这次，他鼓励华国锋下决心逮捕江青一伙，正是为了报仇雪耻和往上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