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记忆搜索所得，似乎只是经常在中国戏曲比如京剧里听到这句话。当下中国很多的所谓文化人，喜欢在老外面前把京剧当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来展示或者炫耀，在我看来，这只是个笑话，一个很冷却不好笑的笑话。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上没把京剧弄上去耀武扬威一番，而是摆出了昆曲。光这一点就让我对他的反感程度从-90%一下减少到了接近0的程度。京剧究竟到底有多少文化可言？如果要在中国的戏曲中找出一个能够代表中国文化的剧中，那至少也是昆曲而不是京剧。
上世纪30年代，梅兰芳在美国获得艺术大奖，在鲁迅的文章中，写出了所谓中国的艺术，就是男人演小脚女人的艺术.鲁迅要扁的是梅兰芳还是京剧，还是其他的什么，大家还在讨论之中。但是至少鲁迅有一点似乎跟我是一致的：不太喜欢把京剧当成所谓的艺术。
窃以为，如果京剧没有那些个把人脸画得不像人脸的那些个脸谱，而这些脸谱又不是那么容易的被那些个没文化的老老外当成是跟非洲、南美洲那些原始部落刺在脸上和身上的纹身的一样的图腾，并且因为这种文化的原始与蒙昧而产生文化上的优越感的话，老外还会喜欢看京剧吗，这些所谓的中国的文化人还会因为把京剧与意大利歌剧硬扯在一起而自豪吗。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底是谁说的，上网google了一把，发现跟我有同样疑惑的人有很多。综合各种说法，大致可以肯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说法最早也只不过是出现在清朝。300年相对于5000年，自然可知，所谓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代表不了中国文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说法的出现直至妇孺皆知，只不过是奴才们为讨好主子欢心，卖力宣扬的结果。这其中就有京剧的很大功劳。当年安徽的草头班子上京，奴才给主子拜寿，因为讨得了一个老女人的欢心，徽剧摇身一变成了京剧，继续忽悠的结果，最终变成了国剧。这300年的清史，着实令人生厌。以前对康熙、雍正还有点好感，自此一点都没了。
身为一个中国人，至少要知道一点什么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不然天天说好，或者说天天在骂，到不知道在骂些什么赞些什么，更别说什么教育子女，谈什么文化的传承。因为有感于此，最近才找了些有关的文章转贴在这，也算尽一份心意。
以下是照抄的别人的文章。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直被人说成是儒学教义，常常被某些人义愤填膺的用以揭批宋明理学，当作讨伐孔孟儒学的把柄。但是查遍儒家经典、朱熹理学著作，并没有此话的出处，孔子、孟子更没有说过。后来才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句戏文。
那么在先秦时，人们到底如何看待君臣关系呢？以下是《左传》记载的真实事件。题目是：“晏子不死君难。”。
（齐国大夫）崔武子见棠姜而美之,遂取之。庄公通焉,崔子弑之。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 吾亡也。」曰:「归乎」曰:「君死安归 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将庸何归 ”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
《左传》是儒家经典教材，儒家对于“君难”的看法是：“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就是说国君为了社稷国家去死，死得其所，我们就应该与之共同赴难，如果是为自己的私利而死，死的就不得其所。那么大臣们又不是他的奴才，谁该去死呢？
这就是儒家对于君臣生死问题的态度。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怎么会有“君让臣死，臣就必须遵守臣道去死呢？”
《孟子·万章上》说：“盛德之士，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按儒家的看法，在君权之上，还应该有“道”。对那些德高望重的得道贤人，君主应该恭敬如师，不能以臣子对待。君权并非至高无上。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也不是儒家教义。
《孔子家语·六本》篇里记载这样一件事情，曾子犯了小过，曾子的父亲曾皙一怒之下用锄柄将曾子打昏了。曾子苏醒后向父亲赔罪：“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之后 回房弹琴而歌，好让父亲听见，表示他挨打后没有不适。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孔子教育曾子说：“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殪死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天子之民也，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可见“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并非孔子主张，父母有服从“天下大义”的义务，对父母的错误儿女有责任纠正。更何况父母的子女还是天子之民，非父母之私有，父并没权力要求子亡。“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若说是孔子的主张，简直是对孔子的羞辱。
《孝经》中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
孔子回答说：“是何言与？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这段显然是说“孝”是有原则的，有约束的，不能推到极端。这是对所谓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说法的不攻之击。
还有一句常被歪曲引用的儒学经典，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已经成了某些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实行封建专制家有天下的铁证。常常被“清遗分子”引用来批判中国封建社会专制悠远流长，替满清开脱。
实际上这句诗出自《诗经·北山》，应该结合上下文来读，是表达一个小官吏对王事繁多的抱怨。
孟子解释道“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但是还是有古人违背孟子儒家教义，歪曲引用，以迎合统治者家天下、奴役百姓的思想要求。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用以迎合汉武帝“阴法阳儒”的“大一统”学说。但这层意思与儒家正统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在明代，王夫之就说：土地非王者私有。“若夫土则天地之固有矣。王者代兴代废，而山川不改其旧，其生百谷以养人，王者亦待养焉，无所待于王者也，而王者固不得而擅之。”(《读通鉴论》)。
天下和君王的关系，儒家主张的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这点明代君臣也是有共识的。樊玉衡曾上疏万历提醒道：“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儒家民本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
那么两段话流传至今，被广泛误解又是怎么回事？
满清入关后，为了维护其满清部族统治，奴隶制残余，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毫无顾忌的肆意歪曲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为其所用。康熙自称：“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他自封是圣人在世：“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东华录》卷五十一）。从此满清皇帝成为活着的圣人，传统儒家在君权之上的道统被其彻底颠覆，满清皇帝在政治上合理合法为所欲为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成为“教主”。皇权在手，真理也就在手，权力就是真理，彻底败坏了儒学思想。
于是晏子所说的大臣不是君主私人的奴才，就不再是事实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仅仅成为臣下不得不执行的命令，而且还源于起码的伦理道德要求，要心甘情愿，要感激涕零的去死。奴性成为整个社会的共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要求也就不奇怪了。
满清皇帝在把持了儒学语言解释权之后，满清“家有天下”、全面专制的观念也发展到了顶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了更新的内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他把这句诗、把大一统歪曲到这种程度，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很明显满清皇帝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儒家“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说，满清皇帝既是教主，出言成“经”，从此儒学被阉割成了“奴学”。
满清王朝康雍乾之世“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实际上是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凡是这种政权都是封闭的、保守的，极力压制任何异端思想的，这和文明进步是背道而驰，同历代中华政权有根本性的不同。
当代满遗尤为可恨的是：为了给满清开脱，把“满清奴学”强按到历代中华政权，强加到传统文化，栽赃到儒学，将儒学当作满清黑暗统治万恶之源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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