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5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2)
图上战术每星期两次，分六个战术班（每班不超过二十人），在室内作业。
现地战术，第一、二学年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各约一个月。第十期第一学年秋季战术实施，在句容、镇江等地，春季在淞江、嘉兴、乍埔、杭州、莫干山等地举行。第二学年秋季在徐州、海州一带，春季在济南、青岛、淄博等地举行（在青岛还作了战史旅行，讲日德青岛之战）。出发前，按原战术班由教官发给想定并加说明，学员即结合好地图，标绘好情况在图上研究（考虑腹案），然后作认领乘马，整备图囊图板行装等准备工作，到现地即乘马侦察，对照地形，对照情况，在图板上作业。在一地完成一个科目后，又转移宿营地，在另一地形进行另一科目的演习，直到按计划完成各项预定科目为止。
不论图上战术或现地战术，都是令学员充当同一职务，作同一答案，交卷后，教员阅卷分案，讲评，颁发原案。如系连续想定，则根据原案构成补充情况，再令学员根据情况作出答案，照前法进行教学。这就是我军所说的集团作业。这种战术教育法比较呆板。
第三学年现地参谋旅行，春秋各一次，（第十期秋季在北平、宣化、张家口一带、春季在六合、扬州、镇江一带举行）与现地战术比较，想定结构，规模大，兵力多，作业范围广，除作战指挥有关作业外，还有运输及补充补给，前送后送等有关参谋业务，军务，后勤问题的作业。指导方法也不同，教员按想定分配学员不同职务，使按不同职务作不同作业，也都各有原案。下一情况，都按原案构成，进行推演。这种指导方法，蒋军称计划统裁。这种作业方法即我军今天的军事导演。
以上这些由中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都是单方面的。只有毕业前进行的一次“高等司令部勤务演习”（简称高司演习），即我军今日的“军师两级首长司令部演习”，是红蓝两军对抗，（蒋军及日、德各国，都以蓝色代表自己，而以红色代表敌人。对抗演习时，常称红蓝两军或称南北两军，东西两军）在室内用图上兵棋进行推演。杨耿光自任统裁（即我军总导演），张亮卿，何成璞分任东、西军统裁。由一些战术教官和第一期研究员任端末统裁（我军今日称端末导演）。记得我这次担任的演习职务是一个不重要的角色——骑兵旅长。这次演习也是计划统裁，按原案推演，而且主要目的是搞命令、计划、通报、情况要图、决心要图等（即我军今日所说的战斗文书），我主要搞的是骑兵搜索计划和命令。这次高司演习，战术构思不精，只是一个形式，参谋业务也只讲究格式，没有什么战术运用上的磨炼可言，胜负判定，不能使学员心服，学员搞得十分乏味。主要是由于战术素养低，不能让学员自由奔放，发挥战术才能，适时以情况诱导其按计划推演。所以，搞计划统裁，又生怕对抗演习中学员答案分歧，推演不下去，故情况设得简单，使学员一眼就明白该如何决心处置，以免脱出原案范围，说服费事。
教海军战术的姜鸿滋，讲了一些单纵阵，双纵阵等阵形，我未获什么教益。以后，一矮壮的德国教官教潜艇战，我印象也浅。现代战争，制海权重要，尽人皆知，我并非不重视，可能是由于海军知识少，不能深入理解。
陆大在北京时就聘请了德国教官。第十期由史培曼（Speman），顾德威（后由石达开Starke）教应用战术，林德曼（Lindeman）教炮兵战术，史太秋（Stvetiis）及另一希特勒空军的青年军官（不记其姓名了）教空军战术，皮尔纳教装甲兵战术，麦次纳（Metzner）教化学战，古稀（Gruse）教大军统帅、战史及阵地战，王恩瀚（Wangenheim）教参谋业务，编制装备，动员输送，列强军备。
这批德国教官都身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培曼、顾德威、石达开、古稀都是德国陆大毕业，战术素养较高。史培曼、顾德威初教我们团、旅战术。所以，当时称德国教官教的应用战术为小战术，以后，一直由师教到军，集团军，大军战术，参谋旅行。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班都一直称小战术班。他们的想定结构比较巧妙，很注意战术战略上的态势，地形影响及时间、空间关系（远、近、险、易、广、狭）。文字不多，没有什么格式框框，但深入研究，一换算时间、空间，考虑地形天气影响，就感觉意味深长，很费思考，才能作出答案。他们的指导方法也比较灵活。第二学年后，经常混用计划统裁和自由统裁（根据学员答案推演），交错进行集团作业和军事导演。例如：想定发下后，先令学员以军师长等指挥员身份作集团作业，然后，分配演习职务，进行军事导演，根据答案选两个不同方案的学员分任指挥员及参谋长，让他二人去辩论。这样，他不多费口舌而利害自明。接着，按指挥员的决心，指导下去，适时出情况诱导，使错误的方案，愈益显得不利。讲评时，从头到尾指出利弊得失，使学员心服口服，记忆深刻，受益较多。现地战术用自由统裁，如出现不利于按计划转移宿营地而出情况又诱导不过来时，就发补充情况，又令学员集团作业，选符合原计划的答案，更换指挥员，继续演习。
第16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3)
我们由德国教官指导的战术作业班，经常是五十三四人，人数太多，集团作业，展开辩论时，不易普遍发言，军事导演时，也难让学员轮流担任比较有意义的职务。因此，他们经常搞对抗的军事导演，将学员分成红蓝两军。这样一来，每一组便只有二十五六人了。参谋旅行组成两军，各一名教官。史太秋和古稀经常参加，充一方的指导，教官先发想定一般方略（我军现称一般情况）及蓝红两军特别方略（特别情况），令学员集团作业，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处置，教员先后分赴红蓝两军，根据答案指定学员演习职务。然后，根据红（蓝）军的决心处置等作为补充情况诱导蓝军（红军）推演，推演到一定阶段，又出情况，令书面作业。然后，利用蓝军书面作业时间，赴红军指导。将蓝军推演的结果，构成补充情况诱导红军。如此交错在红蓝两军间往来指导，红蓝两组都无空闲，直至完成预定科目。最后，由教官系统地报告战斗经过，评判胜负，讲评得失。
最有趣的是史培曼用同一想定指导研究院第一期研究员和第十期小战术第一班学员，但所得的结果（胜败和运用巧拙）完全两样，这种自由统裁的双方对抗的军事导演，教员不固执原案（腹案），两军胜负悉决于演习指挥员的战术决策，演习起来生动活泼。但指导很不容易，教员要脑筋灵活，点子多，见机生情，出情况诱导学员，而又不显现故意为难某方的情景。杨耿光主张只在第三学年参谋旅行时用这种方法实施，他认为此时学员的学力够了才能完成演习。但中国教官怕这样作，德国教官第二学年起即提早经常作。
德国教官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体现德国《军队指挥》一书（该书系《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修改后改称的），强调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坦克、大炮），彻底进攻，速战速决，注意利用制空权，高速度进攻的原则，但不硬啃条文。例如敌我对等兵力装备时，他们为了集中优势兵力，以多胜少，很注意行军态势，战略动机，以便先求得有利的战斗正面和有利的战略形势，一下就集中发挥所有力量，予敌打击，改变兵力对比，并一步步紧逼，不让敌方挽回颓势，一直“以优胜劣”打到底。
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进攻，不搞开进、展开那一套、而是直接就攻击准备位置并不总是对敌阵弱点业已了如指掌，一来就对敌弱点进攻，而总是在战斗中发现好机，投入决胜力量，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些都对我留下深刻的影响。
《军队指挥》除防御之外新增防支（持久抵抗）一章。我认为这是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东线战略防御，以攻为守，过早调动了西线兵力，致马恩河会战失败，因而强调次要方面避免决战，以空间换取时问，不硬性防御，以便重点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决战。持久抵抗就是次要方面避免硬顶，避免力不如人，死争一城一地，徒增伤亡的一种战法。虽不及“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高度机动、灵活、主动；不及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可致敌灭顶之灾的强大威力，但也终不失为劣势对优势采取持久战的一种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飞机坦克投入战场，高速度大纵深进攻，已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战争指导规律，但只要注意到防空降，防空，防集群坦克，打人民战争时亦可以持久抵抗战法作为参考。
有一年暑假前，杨耿光要德国教官指导我们一周的沙盘战术。他们认为沙盘的优点，在于显示地貌地物比地图有立体感，而地形缩小若干倍，又比在现地易于观察全部地形，了解纵深情况。但沙盘须二千分之一以上大比例尺，地貌地物才显示得清楚，最适宜于连营战术。团以上战术，正面纵深场较大，所需地域面积大，沙盘上比例尺小了，地形模糊，反不如地图上推演兵棋清楚，连以下战斗，所需地面不宽，现地战斗教练，比沙盘更有效果。但沙盘可以不拘真实地形如何，随心所欲，按教育课目的要求，显示地物地貌，又可以把堆成的地形推了，按另一课目的要求，重新再堆。这种沙盘教学最适宜于教员随心所欲地假设理想的地形和敌我情况，教军官学校初学战术的学生，深入理解战斗原则，灵活运用战斗原则。（恰似日本人所谓白纸战术的搞法）例如：史培曼设一横亘东西的马鞍形高地，一高一低。令南北两军的排长从等距离去争夺高地。北军排长全力以赴，争最高的高地。他却诱导南军排长以二个班赴最高的高地，而以一个班赴较低的高地，这个班当然先到达较低的高地的顶端，即以轻机枪侧射登高峰的北军，使其卧倒，南军另两个班就得以先到最高的高地。所以，沙盘仍不失为良好的战术教育的补助手段。这就是德国军官学校教沙盘战术，而陆大则不教的缘故。我认为他们对沙盘战术的看法颇有道理。
第17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4)
蒋军好搞电气沙盘，地形和情况（如显示炮兵和飞机轰炸弹着点），永远不变，这只能是模型，缺乏战术的意味，用于战后讲评，总结经验则可，用于磨练战术则很不足。实战中，仿敌阵地作现地沙盘，进行演习，使指挥员明了上级的意图、自身任务、行动方式方法，熟悉地形道路及敌人配备等，对战斗实施有很大帮助，是各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是应该推广的。
古稀讲大军统帅，只讲原则，未应用于作业。他在讲歼灭战略和持久战略、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等原则时，都举战例证明原则。他主张打歼灭战，并主张以歼灭战达持久之目的，他举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东普鲁士方面作战为例，说明以攻为守，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可达持久之目的，颇受学员欢迎，惜比较大而空。
林德曼教炮兵战术，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凡尔登战役和以后阵地战那一套战术，炮火准备长达一星期甚至半月、一月之久，时间太长，难收奇袭急袭之效。导进弹幕射击，阻止射击、逐次集中射击，破坏射击，交通遮断射击等，讲解亦尚清楚，可惜未搞炮兵战术作业，亦不如后来我看见苏联专家炮兵战术计划精密，也未与史培曼等教的战术联系。史培曼也是炮兵军官，他主要只注意野山炮或野战重炮（十加，十五榴）的杀伤半径，有效射程，遮蔽高，运动性等战术性能和放列阵地，观测所的选定以及完成效力射准备射的时间等，从不涉及集中射击，破坏射击等技术问题，亦不大注意防坦克炮的运用，部队防空注意到伪装，行军时取对空距离等，但未具体指导过高射炮运用，这些都是缺点。
史太秋等教的空军战术，强调进攻，赢得制空权，认为攻击为最好的防御；强调发展轰炸能力，重于发展驱逐（歼击）能力。例如，敌机来袭，他们认为驱逐机拦击次要，最好的办法是出动轰炸机炸毁炸沉敌机起飞的机场或航空母舰，或尾随回航敌机，一网打尽，主张对进攻之敌实行反火力准备，强调摧毁敌军需工业，交通枢纽，瘫痪敌人工业交通运输，他们强调飞机性能和航空工业后备能力，认为敌对双方宣战后第一线飞机首先接触，一星期内双方飞机和飞行员数量迅速下降，一月以后，双方空军力量的强弱，主要决定于飞机制造能力、所造飞机的性能和飞行员训练能力。因此，他们强调要搞民航，以保持空军的后备力量。他们称飞机是炮兵的长臂，即可以打击炮兵打不到的敌方深远纵深，从而认为空军的主要任务是：攻击在炮兵有效射程外的敌后方。攻击机应超低空飞行，以领导地面步坦兵冲击，其震骇作用多于杀伤作用。但当时还未强调空降，空运的作用，也还未明显显露出糅合《制空权论》和《机械化兵论》为一团的闪击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空战战术思想，当然是很不够的。
第十期所学装甲兵战术最差，教官皮尔纳不懂战术，讲些“的塞尔”发动机之类技术问题混时间。（以后，我入研究院第三期时，奈维格教机械化战术较好）
麦次纳讲化学战，战术技术结合，很受学员欢迎。他认为糜烂性毒气，障碍作用大，但无补于进攻。窒息性化学战剂初出现于战场，颇有震骇敌人的精神作用，但要大面积达到有害浓度不易，所以，战术上可收一些效果，战略上不大发生作用。这虽是第一次大战经验总结，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化学战剂确实没有被大量使用。现在，美苏都在研究化学战剂，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施用过，苏军也正用以对付阿富汗的游击战，但大量用于正规战，看来也不会有什么战略意义且为舆论所不容，在政治上处于被动。
古稀教的阵地战多是一些呆板的防御配备和进攻的方式，我觉得在战略战术上未给我什么印象。
白俄教官布尔宁教过战略学，他取材苏军条令、介绍了战略、战役法，战术的概念与我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所了解的大体相似。
战史也是陆大重视的课程。杨耿光常说战史是战术之母，熟读战史，不仅可以推敲战争双方的庙算谋议、战略决策，师法古名将用兵，也不仅可以找出一些战例，以证明战术原则，加深对原则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总结过去战争所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窥测出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找出指导未来战争的规律，制定战路战术原则，用以教育训练干部，作好未来战争的准备，以争取未来战争的胜利。所以，第十期时，战史课程相当多。龚浩讲拿破仑战史，黄家濂讲日俄战史，杨耿光自己讲北伐战史，德国教官古稀讲普奥、普法战史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的典令原则，都渊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又是战史中的重点。可惜古稀当时都是站在德国立场，着重研究国境会战、马恩河会战、坦仑堡会战、华沙会战、罗马尼亚会战等的战略得失。事实上，第一次大战中，飞机坦克已起重要作用，已是闪电战的滥觞。第十期在校期间，制空权论、机械化兵论都已甚嚣尘上，而古稀在这些领域毫未涉及，研究战史而不推想未来战争，这样研究用处不大。这点也可作为我们今天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殷鉴。
第18节：陆大的课程、训练、校风(5)
德国教官王恩瀚教的参谋业务，编制装备，邻邦军备、动员输送等，都很一般，不过汇集了一些资料而已。他讲动员也讲了工业动员，变平时生产为战时生产等，但对国防建设上如何发展工业，介绍得不够。当时，国民党几无工业，可能也是学员印象不深的原因。第十期毕业时，戴高翔、魏汝霖等编了一部《中国将校必读》，多取材于王恩瀚的讲授。
筑城先由中国教官马龙文讲，完全是照搬日本教材。以后，一德国工兵教官讲筑城，否定堑壕体系，主张注意伪装分散的据点式阵地。
其余课程，不一一介绍，只有三门不为人重视的课，我认为值得一提：
1.白俄教官布尔宁讲的谍报勤务，内容丰富，对于如何获取情报，传送情报，反谍，防谍，今日都尚有参考价值。
2.戴锡龄教官教的军队教育，既说明一些军队教育的原则，又详细说明每年度训练总监部如何下达训令、各军师如何作出指示，各团如何作出年度计划，期间计划，周间计划，每日计划。这一套虽然都取材于日本，但教育计划性强，对部队要求严格（都是全训），对搞部队教育，很有帮助，我认为今日也有参考价值（与我所见苏联顾问的《军队训练法》的教材有相似之处，也可以相互补充）。
3.马术，当时战马被誉为无言战士，是战场主要交通工具，也是现地战术、参谋旅行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我们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练马术。以后，杨耿光主张学摩托车和汽车驾驶，但未能实现。如今现代战争已经发展到运用电子技术实施指挥，但指挥员和参谋大都还要靠在飞机、汽车、摩托车甚至战马上实施指挥。因此，所有指挥员和参谋都应学会马术（山地交通不便地形，仍用得着），学会驾驶汽车，能驾驶飞机更好，不能空中驾驶，也应学会在空中目视侦察能力。
第十期曾于第二、三学年的暑假，两次去庐山五老峰下海会寺参加庐山训练。
1933年，庐山开办“北路剿×军官训练团”，陈诚任团长，杨耿光任教育长，所以，杨耿光弄我们去。先以为去任连排长教员，哪知到庐山后，把我们编为第十二连受训。
1934年，“庐山剿×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陆大第十期、十一期学生均前往受训。第十期中有少数同学任排长，我和多数同学还是学员。
这两次暑假训练都是为蒋军打气为主，而所谓军事训练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只搞一些诸如射击、筑城、爬山运动等士兵动作。1934年，德国总顾问巴德讲了一次初级战术，讲搜索，警戒、瞭望等七个问题。
每天朝会，每周纪念周，蒋介石、陈诚均要讲话，但无非是些“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之类呓语。张励生（当时似系行政院秘书长）则经常阿谀奉承蒋介石、陈诚，说他们讲话好极了，并对蒋、陈的讲话作些发挥，使人听了肉麻。受训完后，各发一柄短剑，上镌“军人魂”三字。这不仅仅是个装饰品或自卫武器，实际意味着蒋介石要求每个军官要“效忠党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意思。两次训练团受训对我来说，除在庐山避暑爬山外，一无所获。
因为陆大学员学的是联合兵种的指挥，所以要熟悉各兵种情况，日本陆大是把学员分到不同兵种的部队去队附学习，当时中国无较强的部队，所以杨耿光把队附勤务改为兵种学校参观见习。我们去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见习，看了战斗演习。详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步校现地沙盘，搞些泥人，我们戏呼之为阎王殿，但这只不过是调皮而已。我认为，现地沙盘，可在沙盘上显示情况，而令学习者在现地作各种战斗动作和决心处置，是一种好教育方法。另外，我们还参观了海军和空军，每人都作一次感受飞行。史培曼还组织参观了几次炮兵射击。
我们毕业后，学员曾分组赴军政部、军令部、铨叙厅见学一月。我分配在铨叙厅，厅长林蔚。这一个月见习是我难忘的一次学习。在这里，我们学习了“人事法规”，了解了任官、任职、退伍等手续。这一套人事法规，完全抄袭日本（日本《军队成规汇集》汇集了全部人事法规）。
平时军官分官组进行考核（尉官以联队为单位分组，校官以师为单位分组，将官全国范围内分组，以比较优劣）。
有停年和经历调任的规定。停年即每一级军官有一定的晋级时间，使其熟悉职务，不到规定时间，不得晋级。如少尉至少一年半才能升中尉，中尉三年才能升上尉，上尉四年才能升少校，如此等等。经历调任是为了培养军官的才能，当其任一职务，二三年后，即改任他职，如相等级别的参谋、教官、队职军官等职务对调。这些办法颇有可取。但蒋军并未认真执行。在用人上仍然是任人唯派、任人唯亲。文化好的终身参谋，政工人员终身卖狗皮膏药。军师长把持一个部队长久不放，压抑有才能的中青年军官晋升等现象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怎么能把军队建设好，军队哪会有战斗力？
第19节：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1)
第十期毕业后，曾选三个学员去学空中侦察，我是其中之一。1935年冬，我被派往杭州笕桥空军学校学习，时间六个月，在空中飞行共四十小时。学了空中照相、航空判读、目视侦察、炮兵射击指挥、空中射击等等。学习完后，还规定我每年须去空军服务一个月，但我以后未去过。现代战争，战场辽阔，指挥官参谋人员，常须空中视察、指挥，培养一些陆军人员具有空中知识，办法是好的。而且，现代战争，海、陆、空常须联合作战。所以最高统帅部、方面军等的指挥员、参谋，能具有海、陆、空三军知识最好。
由于杨耿光提倡上课记笔记，陆大十期学员，上课很少缺席，还专心记笔记。下课后，学员们不是作战术作业，就是整理笔记。早晚自习，常有许多人读外国语文，看参考书籍。翻译官们对我们说：“陆大在北平时，学员颇讲究交际，互呼‘学长’，校友观念很深，庆吊往还、请客送礼之外，还经常一下课就携带家属，或家属们互相邀约，看戏打牌。甚至还三三两两，狎娼宿妓。学习风气很薄弱，没有你们这样好学。”这些话可能是故意糟踏先期的同学以讨好十期学员，但陆大移南京后，风气有些小小转变也是真的。我记得1933年旧历初一，我们不放假，照常上课。学员到齐了，教官王恩瀚也到了，只邹编译官不到，经频频催促，才姗姗来迟，腼腆地说：“以前旧年新年没人上课，所以未准备来。”这就是一个例证。十期以前，学员拜把兄弟，以便在社会上互相拉扯的，可能也有，但未闻其详。十期毕业时，某几个同学攀龙附凤，同甘丽初拜把兄弟，结小团体，陆大十一期以后这种结小团体之风逐渐盛行起来。后来，蒋介石先生糅合黄埔同学会和四校同学会等为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处，原是为了“作之师”，（他兼各军事学校校长）殊凑合在一起，结果还是一盘散沙。各拉各的帮派。连蒋介石先生的蓝衣社（复兴社）也不例外（国民党、黄埔同学会都腐化失灵，蒋介石又想借此法宝作团结黄埔学生的中心）。蓝衣社的骨干十三太保如贺衷寒、曾扩情、康泽、刘咏尧、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滕杰、陈复等多为黄埔学生。所以，陆大十期学员中的黄埔学生除我一人外，都成为争取对象。星期日活动，正经得像煞有介事，实际这个法西斯组织与流氓集团青红帮无异。
我认为当时许多陆大学员，没有政治灵魂，某些人只知拉封建关系，把爱国主义、民族气节都置之脑后，学习只是为了加强个人本领，取得陆大文凭，提高个人社会地位，好升官发财而已。我知蒋介石也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换帖，拉封建关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这一反面教材，值得鉴戒。
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
1936年3月，我在杭州笕桥学习空中侦察告一段落后，返陆大复命，即拟返回原部队。杨耿光认为我这个多言好辩，会钻教官的空子、捣蛋调皮的门徒，是个讨厌的学员。我不特经常弄得教官下不了台，也出杨耿光的洋相。记得第三学年春季现地战术实施他在滁州亲自指导现地战术。一个学员作决战防御案，摆一个外八字阵地，前面设前进阵地，诱敌人一进攻，便缩回本阵地。他讲评时说：“这是乌龟的缩头战术。”弄得哄堂大笑，这个学员狼狈不堪。演习到镇江，他拿出一个渡江占领桥头堡固守待援的原案（这是仿照他在日本陆大毕业时御前战术作业的方案）。他抽问学员，一一评击。他批评完后、问道：“这原案有个缺点，你们看见否？”我应声而出说：“看见了，这成了瓮子里的乌龟，‘瓮中之鳖’。”大家听后又哄堂大笑。
他刚才说了人家乌龟战术，这时也不好生气，只说“郭汝瑰，你强辩，瞎扯。”
但是，这时，他认为我是一个对付好抬杠的学员的好教官、硬要留我任教。我执意不肯，并对杨杰说：“我见凡当教官的人都是终身潦倒，一事无成。”
杨说：“你的看法不对，你懂不懂得委员长是怎么搞上去的？”
我答：“不懂得。”
杨说：“委员长的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我们是师生、我不会害你。如果你在陆大教几年书，结交些师友门生，会对你一生事业有很大帮助。”
这时我内心也不愿到我堂兄郭汝栋部靠封建关系作官，“剿共”做帮凶，又想多学点军事学术，靠本领吃饭。经他这一说，我便决定留下来，并进了陆大研究院第三期。这期研究员，主要是陆大第十一期毕业学员。本期研究院主任是张亮清。
陆大研究院，并不研究比陆大学员所学知识更高深的军事理论和学术，也不研究未来战争和各国军备，而是提高当教官的本领。因此，研究院除照陆大正规班继续进行战术教育及先生讲学生听的方法，灌输些军事知识外，特别注重战术教育法。杨耿光曾要求我们一天要作出十个想定。我们虽不免粗制滥造，但总凑足数交了卷，这些磨炼，可增进教员迅速构成情况的能力，使教员能随机应变，以情况诱导学员作业，办法是未可厚非的。这里已没有中国战术教官，都是外国教官任教。指导我们应用战术的是石达开、奈维格。奈维格是一个机械化兵科军官，教机械化兵战术颇得研究员好感。他结构想定也比较巧妙，设想战略态势，计算时间、空间，都引人入胜。战术课目，仍是攻（包括遭遇战）、防（包括持久抵抗）、追、退，也同史培曼、石达开一样，一来就造成包围迂回有利态势，再局部形成优势，打敌人一个致命伤，然后，步步紧逼，不让敌人挽回颓势，直至全歼敌军为止，他也讲究攻弱点（攻瑕），灵活机动，向打得动的方向发展。所以，行军、展开，都讲究既一下就发挥出全部力量，又注重有灵活转移重点的余地，只是计算行军长径、行程、时间、距离换算等关系，与炮、坦完成进攻准备的时间不同而已。防空除大口径高射兵器分段跃进，小口径高射兵器在行进中掩护外，更注重夜间机动。但与空军联系不如苏联专家所搞的紧密。防坦克也未强调防集群坦克，不曾计算防坦克兵器密度，这当然是因受时代限制的缘故。
第20节：我任陆大研究员和教官(2)
研究院也由史太秋教空军战术。今天回忆起来，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意叙述之处。但有一事记忆犹新。一次，我们研究员乘马搞现地战术，见道旁伐倒一株大树，任其日晒雨淋。史太秋就喟然长叹说：“你们中国如此破坏自然，浪费木材，说明你们生产不发达，而又浪费资源。在德国，这种现象是要受法律制裁的。”这本不属于军事范围的事，然而，四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仍不免乱伐树木。我深有感慨，所以赘述于此。
研究院还有一名教永久筑城的白俄教官斯达维斯基，曾在法国某军事学院担任过教官。所讲内容过于陈旧。讲日俄战史的多马舍夫斯基，当时却颇受研究员欢迎。他站在沙俄立场，所讲与黄家濂据日本战史讲的大异其趣。他经常用“战胜者毋庸批评”一话来原谅俄军的错误，轻视某些日军战略决策的正确性。他没能以“古为今用”的精神探讨战术思想的发展规律。但他以“沙窝伊大将之骡，随大将身经数十战，但于军事思想无补”来讽刺那些经过实践，却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取得教益的人，是意味深长的。我以为这对学习战史，只讲史实，赞赏古代名将的一些决策而不寻求战争规律发展的人，也是辛辣的讽刺。解放后苏联专家韩切夫斯基在军事学院印发了一份军事发展史的图表解教材，但是言必称希腊罗马。我们中国三千年军事发展过程，至今还不曾看见系统研究的著作。太遗憾了！我希望能早日看见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军事史！
我没等到研究院毕业，就被推上了教学第一线，叫我担任战史教官。因十四期的欧洲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教官被学员赶下了台，要我在紧急情况下“伍间增加”。我在陆大学了三年德文，而陆大战史材料多为德文本，我想借此机会增进德文水平，而且认为教战术就是那一套原则，倒来倒去还是那一桶水，搞到一定水平，再搞也难进步，不如在战史宝库中苦心钻研，还可获较多教益，因此，欣然前往任教。
我认为古稀（我任教官时他已回国）教欧洲战史，在战略决策得失探讨和学术观点批判上，还是讲得不错的，为什么不受学员欢迎呢？原因在于唱“折子戏”，讲个别会战史，而未对整个战争经过、总的教训得失作出结论，东鳞西爪，贯穿不起来。而且中国人对外国地理不熟，外国人名地名难记，他采取注入式的教学方法，所以不能引导学员深入理解。因此，我糅合一本德文小册子《第一次大战经过》及张亮清在日本陆大学习时的《欧洲战史教材》。从老毛奇及史蒂芬国防计划一直讲到国境会战，小毛奇修改作战计划以及以后历次会战发生经过得失，介绍一个轮廓，然后，分别选择有战略价值的会战，详细讲授。把一些战争关键的经过情况，写成想定形式，令学员作业，然后，发表当时双方决策部署，再令学员批评得失。这样的教授方法逼迫学员深入了解情况，熟读地图，研究经验教训，教授法似稍有改进。但决策得失，经验教训，还是剽窃书本，人云亦云，并无创见。而且，我原计划的一整套，未写完就走了。
陆大在蒋军建军和作战中的作用
国民党建军并不始于黄埔。1924年，国民党改组前已有军队，如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稍后的第八军唐生智。虽然蒋介石从黄埔军校发展起来的第一军是骨干，各军都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仑将军的建议，设了党代表，但军队是由士官生、保定生、云南讲武堂学生按日本一套编制装备训练起来的，战术总是抄袭日本。以后德国顾问谢克特、法根豪生等来中国，参加中央军校及陆大教育，成立教导第一、第二、第三师（即以后的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十四师），教导总队，炮兵第二旅等。于是部分军队又采用德国装备，并按德国顾问建议，编制训练，战术也抄袭德国。中枢军事机构及大部分军队，都还是日本陆大学员、士官学生、保定学生等为骨干。
人事制度以及兵役制全都是抄袭日本的。陆大的战术思想、参谋业务也多未为军师长所接受，一直到全军溃灭时为止，作战指挥还是老一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陆大对蒋军建军影响不大。
不过，陆大学员个人在战场上仍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陆大八、九、特三期学员参加蒋军嫡系部队的不很多。十期学员毕业后，则多在蒋军中服役（在杂牌部队的少于嫡系部队）。开初，一般多担任军、师参谋长、参谋处长、作战科长及军事委员会的处、科长、参谋等职务。只有何宣、黎行恕、甘丽初、李及兰、何绍周、官慧民等少数人，任军、师、旅、团长。抗战前，在唐生智、张治中的准备对日作战秘密机构服务的陆大学员，对袭击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构筑淞沪、吴福、锡澄、沧石等防线既设阵地，多负计划指导责任。“七七”、“八一三”以后，布满蒋军军委，战区，集团军各军师的陆大九期、十期、及十一期特别班一、二期学员，在战场上颇发挥作用：第一，他们所学的搜集情报，判断情况，调制情况图，现地侦察、在图上定下决心，进行指挥这一套参谋业务（这以前，蒋军搞这一套的，简直是凤毛麟角），使各级指挥员作战指挥，心中有数得多。这不特对抗日作战有一定贡献，也因此而取得各军师的信任。第二，抗战初期，陆大毕业学员不多，无形中有个学派，电话上一呼“学长”，就分外亲热，上下左右，联系情况、交换意见，特别灵通。这样的联络工作，是一般军、师长所办不到的。因此，得到他们特别倚重。如我初到十四师任参谋长时，我的师长（以后任军长）霍揆彰并不倚重我，及到淞沪作战，我可以亲去第一线营连为他视察情况，建议决心处置，并在图上研究各项预案的利害，我俩人经常共铺一张图在桌案上，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应该如何处置，待到友邻下级电话一来，他便可立即处理，我接电话时，用红蓝铅笔在图上指预定方案，他一点头，我便可负责处置。于是，他常说：“你们陆大这一套，我以前全不懂。有这样一套进行指挥，方便而有把握多了。”我在战场上可以经常与上级友邻甚至遥远的友军联系。淞沪大溃退时，我们五十四军未得命令，不敢退却。我与六十六军叶肇的参谋处长同期同学郭永镳通话，抄下命令，了解我们五十四军十四师撤退时机、路线、到达位置等，最后才撤退。虽在安亭车站被日寇截断退路，全师仍绕道而还。从此以后，霍揆彰总劝各军、师长非用陆大学员作参谋长不可，不然联络不广，情况不明，打仗无把握。另外，部分任师、旅、团长的陆大学员，尚能顽强战斗，也使人不再议论陆大学员“开口兴登堡，闭口坦能堡”只会纸上谈兵了。所以，第十期学员，在各处都立住了脚，也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一些贡献。抗日战争中、后期，许多十期同学便任军师长和战区，集团军、军参谋长，这对作战指挥和改建军队都发挥了一些作用。
第21节：在抗日战争中(1)
1943年，我见杨耿光先生于重庆龙门浩。他任驻苏大使归来，思想较左，受特务监视，非常愤怒，经常咒骂蒋介石、何应钦无能，大有“老骥伏枥”之感。我安慰他说：“抗战以来，失地千里，丧师百万，但如果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胜利，仍然可期。这其中你的门墙桃李作了不少的工作，也挽救过多少局部失败。他们在抗战中所起的一点作用，全部是你熏陶之功所致，也可以自慰了。”这虽是安慰他的话，但对陆大学员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的概括，并不是虚构。不过，今天看来，“屡败屡战，纠缠敌人不放，最后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人民和共产党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中，陆大学员的官更大了，在蒋军中负的责任更重要了。但帮解放军忙的却很不少。当然，国内革命战争，政治进步与落后是胜败的主要关键。但军事上的原因则是他们那一套战术不适应没有固定战线的人民战争。他们不理解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弄不清情况、战场经验又远不如解放军。解放军机动性大，神出鬼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致使蒋军攻“不知其所攻”，守又“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总是遭伏击袭击。这样，在总兵力上，蒋军虽然占优势，而在决战关键时刻和地点上，则经常措手不及，兵处劣势。从而使蒋军在解放军包围和猛烈追击下，难逃被歼灭的命运。
六、在抗日战争中
（1937—1945年）
双十二事变前后
日本侵华，九一八就开始了，尽管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长城抗日第二十九军又抵抗了一阵，全国人民发出“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抗战歌声，但是全国性的抗日战争要双十二事变后才真正开始。这是因为蒋记国民党政权要“安内而后攘外”，对日本的进攻持不抵抗主义，在这一政策支配下，中国连年阋墙争斗，日寇就得寸进尺，侵略不已，虽全国舆论沸腾，总办不到“枪口向外”。西安事变蒋介石才被迫放弃了错误政策，一致抗日。
从1932年初到双十二这一段时间，我在蒋军陆军大学学习和任教，这时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但实际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的旧部——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所辖的二十九军，山东省长韩复榘所辖的第十二军（孙桐萱）、五十五军（曹福林）、被蒋介石调到江西“剿共”的孙连仲部、留陕西的杨虎城部、甘肃省的邓宝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独立状态。至于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广东的陈济棠（后余汉谋）、广西的李宗仁、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邓锡侯、刘文辉及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清、马守援等地方军阀都割据一方，表面上打着青天白日旗，但蒋介石并不能指挥调动，有的甚至公开对立。
蒋介石可以直接指挥的部队，一般人都说有嫡系、准嫡系、杂牌三种，但事实上也没明确的界限，大约可以这样说：
张宗昌余部徐源泉、孙传芳余部上官云相、郭松龄余部郝梦麟、云南出去的范石生、贵州出去的谢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栋、赖心辉等部都是归顺蒋介石的杂牌军队（当然从广义说东北军、西北军、桂系军队等也可称为杂牌），杂牌军队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纪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灭的可能。有时即使不撤销番号被改编掉，也得不到补充而日益弱小。他们知道“剿共”是借刀杀人，消耗了得不到补充，所以经常避免与共产党（当时一般这样称呼红军）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栋的四十三军任过无线电排长，他告诉我，有一次郭汝栋率部追击红军，前卫报告追上了红军，郭汝栋立即下令“埋锅造饭，吃饱了好打共产党”。汝瑚感觉奇怪就问道：“你天天喊追共产党，怎么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栋忙拉他到旁边小声对他说：“我一无补给场所，二无野战医院，打下来伤兵往哪里送？械弹向哪里去补充。”郭汝栋这一生动例子几乎可以代表所有杂牌部队的心理。
准嫡系军队最初是北伐时期的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第四军的一部分如陈铭枢部等，但以后黄埔学生毕业多了，他们奔赴各杂牌军，逐渐掌握权力，于是这些杂牌军也逐渐成为准嫡系。
嫡系部队，最初主要是北伐时期的第一军发展起来的，以后新成立的部队及吞并的杂牌军，凡主要干部都是黄埔学生的，都是嫡系部队。这些部队分别与何应钦、顾祝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有特殊关系，因而嫡系部队又形成许多派系。何应钦受蒋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张胆拉派系，但对顾祝同、刘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黄埔出身的将领，他都能指挥裕如。顾祝同对苏北的王敬久、韩德勤、方先觉等关系较深，陈诚掌握第十八军、胡宗南掌握第一军、汤恩伯掌握第十三军都自成一派。蒋介石经常制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借此以掌握军队，左右局势，殊知派系林立，终酿成离心离德的结果。
第22节：在抗日战争中(2)
双十二前夕，冯玉祥名义上是副委员长，但实际指挥不动军队。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静，我写讲义到深夜，睡得特别酣畅。13日我清晨起来去到黄泥岗买菜，见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队伍，全副武装如临大敌地开赴下关。我觉得情况有异平常，一打听才知昨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这些部队是准备在浦口搭火车开赴洛阳前线进攻张、杨的。我顿时觉得蒋介石不被杀掉也将长期被扣留。内战发生，兵连祸结，中国又不知道将闹成什么样子。随后听说冯玉祥主张讨伐，但当他发现他指挥不动军队时，声调就低了，何应钦在嫡系部队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调动部队，宣布徐庭瑶为前敌总指挥，并声称派飞机轰炸西安，一面电邀汪精卫返国主政（我听说汪返国途中曾去日本勾结）。隔两天又听说宋美龄、宋子文等主张不打，认为打就是置蒋介石于死地，随后听说蒋的美籍顾问端纳到了西安，继而宋美龄、宋子文于20日、22日相继去西安。12月25日晚十时左右，全南京城响起了一阵一阵的鞭炮，说蒋介石出来了。接着蒋介石到南京，把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关了起来，报上还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我当时地位低微，听到这一切，仿佛是读传奇小说一样，百思而不得其解的是：张杨何以会“纵虎归山”。以后才知是出于共产党调停，以便举国一致对日抗战。我们一般人当时也认识“安内必先攘外”。“枪口对外”，才可不打内战。例如1936年两广事变时，陆大教育长杨耿光以蒋桂双方实际情况为想定，要我们战术作业，定下决心，拟出作战计划。我们答案都是进攻，杨发表原案，却是大军压迫，政治解决，一致抗日。并讲评说，军事解决，不是“中央”胜，也不是两广胜，而是日本胜了，我们非常佩服杨的高明。但是共产党这次下这一着妙棋，我们做梦也未想到。我对这样快就解决了“攘外安内”的问题，急转直下就转入准备抗战，真是高兴得心花怒放。
蒋介石决定抗日事虽出于不得已，但也加紧了抗战准备。由于我们陆军大学第十期是1935年3月毕业，十一期是12月毕业，两期同学大多数走上了重要军事岗位，所以我们在陆大当教官的人，消息也颇灵通，对蒋介石的抗日准备，一鳞半爪，知道不少。我说蒋介石加紧了抗战准备，是说他这以前也略有准备，不过不积极罢了。我听说1935年何应钦认为：如对日开战，几个月后就会没有械弹装备补给，所以军政部在湖南株洲修建兵工被服等厂，在军实方面做准备。成文的国防计划，当然不可能目睹。但听说，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拟了一个国防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大意是对华北的防御准备，由唐生智在军事委员会内密设执行部主管其事。在海州、徐州、开封、洛阳一线构筑防御阵地，建了不少钢筋水泥的机枪掩体，以作阵地骨干，在沧州石家庄线也构筑了防线（陆大十期同学文小山、李荻秋在执行部任参谋，李还亲身侦察各线重机枪掩体位置，知之甚详，以上情况是他告诉我的）。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十期同学吴光朝任其参谋处长）负责南京近郊及镇江、句容等地国防工事。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主持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以东至淞沪等地国防事务（原因是一?二八他曾率第五军在淞沪协同十九路军对日作战），在青阳港西岸、吴（江）福（山镇）线及锡澄线构筑国防工事。张初先在中央军校设高级教官室为秘密办理国防事务的参谋处，由陆大十期同学童元亮以少将步兵科长名义主持业务，陆大十期同学史说、方传进、沈蕴存、陈保生都以战术教官担任参谋。1936年双十二以后，张治中在苏州成立京沪警备司令部，张任司令，以中央军校教育处长徐权兼参谋长，童元亮兼参谋处长，龙矫、史说相继任第一科（作战）科长，唐化南任参谋。他们都是我陆大十期同学，从他们口中我概略知道经蒋介石核准的张治中的作战计划，是先作所谓扫荡战，消灭日军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及杨树浦公大纱厂的日军部队，然后封锁长江，坚守海防。张治中集团的右翼由张发奎任苏浙边区司令，驻嘉兴，担任澉浦、乍浦、嘉兴地区国防工事的构筑。
与此同时蒋介石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释放了大批“政治犯”，当时称为爱国七君子的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被释放了。为了解除后患，蒋介石对一些可能叛变，供敌人利用的老军阀、政客，也分别情况，一一进行了处置。
老军阀孙传芳，自从他的部队被北伐军打垮以后，一直寄居天津，他是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与日本人一直有往来。蒋也恐他给日本人当傀儡，便由军统秘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去把他杀了。
第23节：在抗日战争中(3)
唐绍仪是一个老政客，他和孙中山是同一时代的人。唐自从被迫辞去袁世凯政府的总理职务以后，再没有重上舞台的良机，当见时机已到，便向日本帝国主义摇尾乞怜，这正合日本人的心意，实在是一拍即合，于是，他们便暗中勾结起来。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其影响之大，危害之烈不可估量。但蒋介石毕竟是一个老奸巨猾的人，对此早有预料，并派特务赵理君去把他杀了。
段祺瑞与日本军国主义关系颇深，蒋介石担心在全面抗战时，段可能被日本利用，于是便利用他曾在保定军校学习过几个月，段是保定军校监督的往事，与段拉师生关系，写信给段，称段为老师，问段还记得“蒋志清其人乎？”并说日本人快来了，特迎接老师到后方安全地方去。这就安定了段祺瑞，终未受日本人的利用。
蒋介石就是这样，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杀的就杀，必要时也可以拿钱收买，制服了一批人。
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的中央军事体制是仿照日本的，主要如下：
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蒋介石
下设
办公厅 主 任：朱培德
参谋本部 参谋总长：程潜
军政部 部 长：何应钦
训练总监部 部 长：李济深（唐生智？）
副部长：周亚卫
军事参议院 院 长：陈调元
兵站总监部 部 长：俞飞鹏
铨叙厅 厅 长：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兼
七七事变时庐山所见
我在陆军大学第十期颇受歧视，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是黄埔五期政治科在武汉毕业的，有共产嫌疑，思想恶化（当时把抽鸦片一类人称为腐化，把思想进步一点的人称为恶化）。因此，当时加入了蓝衣社的同学们不准吸收我，还监视我。第二嫌我调皮捣乱，不服管教，不好驾驭，其实我只是心直口快，好辩论，不看风色，有理的事要争到底，见不平的事好出来说话而已。我进校第一天，王泽民教育长点名，把我名点漏了，我就质问：“报告教官，为什么没点我的名？”“你看！就是你把秩序弄乱了！你叫什么名字？”他不喜欢我称他“教官”。“我叫郭汝瑰，不是我把秩序弄乱了。”他于是重新点名，点到我名字时，他又漏掉了，我于是抓住机会说：“报告教官，不是又把我点掉了吗？”于是引起了一阵笑声，有人就觉得这小家伙调皮、犯上。第三，我是从杂牌部队来的，我的中校参谋底缺（领薪的单位）在川军郭汝栋的第四十三军。
尽管如此，有的同学还是认为我能干，学术上有一套。我同班的一个同学曾粤汉，就认为我思想虽“不正常”，但很能干。
曾粤汉进陆大前是陈诚的下属，毕业后任十八军十四师的师参谋长，那时人们认为，带兵的职务比不带兵的职务要强些，因此，曾不愿任师参谋长，而愿调任四十二旅旅长。十四师缺师参谋长，要有人顶替他才能脱身，曾粤汉便将我介绍给十四师师长霍揆彰，霍向陈诚汇报说：“此人能干，只是有一点不好，思想左倾一点。”
陈说：“年轻人嘛，叫他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年轻人就是要思想左倾一点好嘛。”
曾粤汉这样告诉我，并约我于1937年3月专程去湖南岳阳部队驻地见了霍揆彰一面，我认为十八军标榜“不要钱”，可能是一支较好的抗日的军队，亦表示同意。5月，我就正式调离陆军大学，到常德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
我任职不到两个月，7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我又被派往“军官训练团”将官队学习，地点还是五老峰下的海会寺。这次训练中，没有再讲“剿匪”战术，而主要是宣传抗日了。蒋介石并且邀请学者名流，在庐山商谈国事，针对日军对平津的进逼发表谈话说：“如果日军进攻宋哲元的军队，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奋起全面抗战。但同时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也还抱有一定的幻想。所以，谈话也说：“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妄谈牺牲。”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发生，从而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消息传到庐山，蒋介石就下令李默庵的第十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助战，这时李默庵、关麟征恰好在庐山军官训练团，他们出发时，我们训练团召开欢送大会。关麟征上台慷慨激昂地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残杀我人民，现在又继续向华北侵略，令人忍无可忍，我誓遵委员长命令，与敌人血战到底。然后大家齐声高唱：
第24节：淞沪战役(1)
枪在我们的肩膀，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要捍卫祖国，我们齐赴疆场。
欢送大会，抗日气氛很浓。我也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热泪，心想当兵十余年，光打内战，这次能对外作战，总算不虚此生了。
因战争已打响，训练团不久就结束了。我同全师受训军官兼程奔回常德，8月初到武汉时得知十四师奉令开河北长辛店，部队已由常德出发，我们就在武昌等待部队到达，然后一同由汉口大智门车站登车北上。我的爱人方学兰同三弟郭汝玲送我上车，方学兰问：
“不知这战争哪年才能完啊？”
“像哥哥这样的军官死三百个就差不多可以结束了。”我三弟调皮地逗她。她眼泪像屋檐水一般滴了下来，我连忙叫他们走了。我从此踏上了抗日征程，开始了八年抗战生涯。
淞沪战役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运十四师的兵车，黑烟滚滚，昼夜飞驰，殊不知师部列车到达永年车站。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原车南下，开苏州待命”。于是我们掉转车头转津浦路向苏州急驶。车到南京我与师长霍揆彰一同进谒何应钦。何向我们说：“得情报日机今日首次袭击南京，你们要注意防空。”所以我们入暮才开车。到苏州第三战区前方指挥所，见到第九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作战科长史说及方传进、沈蕴存、唐化南等一批同学。经他们的介绍，我才清楚了全国的情况。
抗战开始，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大本营（以后又改称军事委员会），主要机构和人选如下：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副总长：白崇禧 程潜
参谋本部改为军令部 部长：徐永昌
军政部不变 部长：何应钦兼
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 部长：白崇禧兼
军事参议院不变 院长：陈调元
办公厅不变 主任：徐永昌（贺耀祖）
新成立一个政治部 部长：陈诚
副部长：周恩来
新成立一个军法执行总监部 部长：何成濬
铨叙厅不变 厅长：林蔚
兵战总监部改为后勤部 部长：俞飞鹏
委员长侍从室不变 主任：林蔚
（见附录《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表》）
八一三之前，因受一?二八战后所订淞沪协定的限制，安亭、太仓停战线以东，中国不得驻军，上海市仅保安队两个团，战斗力不强，不足以执行扫荡任务，于是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以黄杰的税警总团独立旅钟松部化装为上海保安团，进驻上海，蒋介石答应了。当夜何应钦与张治中一同由蒋介石处告辞出来时。何拍张治中的肩膀说：“文白，这是要出事的呀！”这个旅进入上海，一部进驻虹桥飞机场。日久果然日军微有所闻。8月7日，日虹口司令部派军曹大山勇夫（有人写资料误以大山勇夫为中尉，其实军曹相当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中士）乘机踏车到虹桥侦察。他蛮横无理，非要进入机场不可。当他强行闯入时，被化装的保安队士兵开枪击毙。事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童元亮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商量，将判死刑的犯人化装为保安队士兵枪毙后，陈尸于大山勇夫尸侧，通知日军，说大山勇夫先击毙我门哨，我战士还击，才将大山打死。日军要派租界法医验尸，我方坚持在中国境内应由中国法医验，争执不决，形势日趋紧张。8月11日晚，蒋介石下令，命张治中的八十七师由江阴、福山以汽车运送至杨树浦；八十八军由苏州开闸北、虹口；三十六师由无锡火车运输到江湾。与此同时蒋介石并准备沉船封锁江阴的长江航道。使日本长江以内舰艇，部队无法逃走而将其全部歼灭。殊不知汪精卫行政院的主任秘书黄某，将此消息密告日军。日军得此消息，一夜之间，即将江阴以上长江内舰艇及汉口日租界海军陆战队撤到上海，致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兵力增到四五千人之多。8月13日，我军未进攻而日军就先启战端了。8月14日我空军到沪轰炸，我军开始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坚固，我军未能突入，杨树浦方面攻到汇山码头，又被迫退了出来。新成立的杜聿明的装甲兵团的两个战车连，在这次战斗中，损失殆尽。日本国内增援部队迅即到达，于是双方陆续增加部队，而战争激烈展开。
（一）罗店之战
我所在的十四师之所以由平汉路方面开回上海，就是由于陈诚预定任淞沪战场左翼兵团总司令。他要集中使用他的基本部队的缘故。
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负责防守宝山、罗店、浏河口、白茆口、福山、太仓、嘉定、刘行、杨行地区，以保障张治中中央兵团侧背。这是鉴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白川大将便派兵从浏河口偷袭登陆，抄十九路军后路，从而迫使十九路军从上海撤退的惨痛教训，防止敌人抄袭而采取的步骤。所以我师一到达苏州，即奉命开赴常熟警戒白茆口到江阴一带江面，以防日本人登陆。
第25节：淞沪战役(2)
上海正面，张治中的中央兵团虽攻打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未克，但日军向我发起反攻时，中央兵团各师采取街市防御，敌我之间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彼此伤亡相当，日寇进展困难，于是，便迅速调兵增援，在川沙口偷袭登陆，直攻罗店。
罗店是左翼兵团十八军李树森的六十七师在那里驻守。李遭敌强烈炮火袭击，支撑不住，撤出罗店。战斗进行之中，我十四师奉命增援，十四师编制，有四十和四十二两旅，每一个旅有两个团。此时，四十旅的八十团，四十二旅的八十四团防守江岸，尚无部队接防不能撤。故我师只有七十九、八十三两个团由常熟出发，星夜兼程直奔罗店，到达嘉定城后，发现罗店虽被日军占领，但未继续进攻，六十七师部队仍在罗店南与敌对峙。师长霍揆彰同我研究作战方案，我讲：“我们虽然只有两个团。但右侧方是我们的六十七师，现在是晚上，敌人不知道我们增援上来了。因此，我们可乘日军立脚未稳之时，拿一个团正面进攻，另一个团迂回到敌背后，两团夹击，六十七师佯攻配合，定可夺回罗店。”师长对此作战方案表示赞同，乃命高魁元的八十三团由西向东正面进攻罗店，阙汉骞的七十九团迂回包围。六十七师协同我作战，在右侧方佯攻。
这时候，我刚到十四师任师参谋长不久，在官兵中尚无威信可言。因此，师下属个别军官对我的作战方案表示怀疑，阙汉骞就以要我给他划战斗地境线为借口，不愿接受命令。副师长凌兆尧听见后反驳阙说：“迂回部队就根本不划地境线嘛，两个团又不是并肩作战，要什么地境线？”阙无言对答，只好带着部队勉强地出发了。
高魁元接到命令后，带领全体官兵从正面向罗店发起了进攻。罗店的西侧横隔着一条小河，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八十三团正面河面上有一座桥，但早已被敌人轻重机枪火力所封锁。我军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均被敌人打退，死伤惨重，进攻顿挫。
这是由于那时，国民党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进攻战斗动作不行。同时，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激烈的战斗，士兵们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进攻又无炮兵支援，我血肉之躯，怎敌得过敌人无情的炮火，于是几百个士兵就在桥头作了壮烈的牺牲。
造成进攻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阙汉骞没有严格执行命令。阙在接受命令时就表现得不坚决，他的部队迂回到敌背后时，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但阙并没有立即带领所属三个营的兵力向敌人进攻，因罗店背面也隔有一条小河，他只命令第三营过去，其余两个营原地待命，第三营的士兵们找了一些桌子、门板、板凳搭了一个临时浮桥，就顺利地到达河对岸，敌人也未曾发觉。他们一举捣毁了敌人的清水司令部（可能是代号），并缴获了敌人大量的服装，背包、味精酱油，正宗酒等物品。但是正面枪声激烈，情况不明，不敢前进。于是，他们找了一块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到里面藏了起来。
十四师司令部设在嘉定城内，攻打罗店时，师指挥所推进到施相公庙，部队向罗店发起冲击，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师指挥所接到从嘉定城内打来的电话，说陈诚要上前线视察，师长叫我回去接他。
我回到嘉定城内，片刻，陈诚来了，我以香茶相待。陈问：“这儿离前线有好远，汽车能不能去？”
我答：“不远，汽车能去。”
我便同陈诚一道坐小车来到施相公庙。陈听到前线枪炮声十分猛烈，而司令部就在敌人的大炮射程之内，感觉有点震骇，急忙对师长说：“嵩山，你这个指挥所太靠前了，日本人的飞机厉害得很，一到天明，他飞机一炸，我们就会溃不成军，赶快撤下去。”说完就离开了指挥部。
陈诚来前线视察，不鼓励士兵们奋勇杀敌，反而叫部队撤退。师长霍揆彰听陈诚这么一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陈刚走，师长就立即给正面进攻的八十三团下达了撤退命令，而迂回的七十九团与师部电话老叫不通，命令不能下达。霍竟要丢下这个团不管就要走。我说：“整整一个团丢下不管怎么行？”霍不听，与副师长凌兆尧坐上小车就跑了。我一直等到把七十九团电话叫通，下达了撤退命令后，才离开指挥部。
当时，情况并不十分危急，师长竟置一个团的士兵生命于不顾，甚至连参谋长也不要了，实在是叫人哭笑不得。我离开指挥部后，步行了好几里，才到一条河边追上他们。他们大概认为这里比较安全了，又才停下来等我。天明前，我们回到嘉定城，打电话问前方情况，知道八十三团已撤退下来，牺牲了二百多人。七十九团两个营完完整整地撤退下来了，但第三营还未撤下来。傍午才知道，该团因第三营未接到撤退命令，在竹林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敌人用大炮，轻重机枪一齐向他们开火，并动用飞机对这一片竹林狂轰滥炸。在这片方圆不到两公里的竹林上，丢下了数十枚炸弹，部队立脚不住赶忙撤退。来到河边，原来搭的临时浮桥本来就不坚固，有些门板、桌子早已被水冲走，渡河困难，加之敌人在后面追赶，部队一片混乱，又有不少士兵被敌人打死，或负伤后掉入河中淹死了。第三营的李营长也在此阵亡，生还者不到半数。
第26节：南塘口之战(1)
时隔不久，日军又从宝山登陆，攻打宝山县城，周磊的第六师在宝山苦撑一周，伤亡殆尽奉命后撤。夏楚中的七十九师（属陈诚十八军系统）又在月浦一线与敌人交锋，夏与日军作战数日，伤亡很大，呼叫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请求增援。夏说：“我的人牺牲完了，没有人了。”罗说：“你是什么？难道你不是人？你就在那里给我顶住。”
（二）南塘口之战
此时，十四师已将罗店方面的防务交给十一师及六十七师。全师两个旅四个团，在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等候七十九师被消灭后，迎击日寇进攻，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食欲大减，夜不能眠，有些胆怯，不愿当旅长。师长怕他误事要副师长去代理，可副师长却说：“这种状况叫我去，我才不干呢。”师长问我愿意否？我说：“为国家打仗嘛，怕什么？我去。”我便同曾对调，曾粤汉当师参谋长，由我代理四十二旅旅长。当我率十四师四十二旅在南塘口一线布防时，夏楚中向我通话，埋怨罗卓英说：“我给罗卓英打电话，请求派兵增援，他派一个班的人来我也不嫌少，他却一个人不派，还问我是什么，妈的屄，我当然是人啰。”我听后将此事告诉了师长霍揆彰，并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乘日军进攻夏楚中时，派兵夜袭进攻月浦之敌的右侧背，去一个团，一个旅都行，我愿意带去。”师长不敢做主，叫我直接请示罗卓英。殊罗说：“你不明白现在是持久抗战，要一线一线地顶，以争取时间。”
我说：“以攻为守，一样可以争取时间，我们加一个部队上去，假如把日本人打垮了，他退下去了，我们实际上就争取了时间，即使不打垮，给他以很大的伤亡，他的进攻速度也就慢了，这与持久抗战并不矛盾。”
罗说：“你没有弄清楚上级的意图，不准你乱动，擅自行动要受军法制裁。”我的意见未被罗采纳，故只好死呆在南塘口、北塘口、顾家角一线，等日军来进攻了。
月浦离南塘口、北塘口仅十五里之地，夏楚中师被打垮后，我们就成了敌人进攻的目标。1937年9月13日（阴历八月初九），日军正式向我阵地发起进攻。这一天，正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我开玩笑说：“有这样多的日本人给我放炮做生，自感洪福不浅。”接着连日数十架敌机在我阵地上狂轰滥炸，我指挥所又在敌炮射程之内，炮声震耳欲聋，死神时刻在等待着我。一次，一颗炮弹正巧落在指挥所内爆炸，尘土飞扬，房上的瓦片稀里哗啦掉了下来，我等竟无一人伤亡，亦云幸哉。有人凑趣引八十三团团长王中柱的话说：“哎，这炮声这么凶，叫人什么名利心都没有了。”我拿起一个钢盔往头上一戴，也开玩笑地说：“我什么也不顾了，但是，我的头也还是要顾一下。”众人一听，一阵苦笑。敌人总是炮击后就要冲锋，我军如顶住了，就再进行炮击，然后又冲，战斗异常激烈。每到下级营、团长叫喊顶不住了，或一部溃退下来，我就出掩蔽部督战，指挥作战时，总急得我满头大汗，汗水变成水蒸气蒸发到钢盔上，然后又变成水顺着钢盔边沿流下来，如同下雨一般。由于我军只要坚持到薄暮，敌人就停止进攻。所以下午不断看表，望太阳落山，但每看表一次时间都不过过去五六分钟，真是度日如年。副师长凌兆尧一次上前线视察，见到这种情形，急忙要离开前线，他的卫士倒还想得很周到，特地给我带来了两个苹果。
在这次战斗中，我配备一个团正面与敌人作战，另一个团作预备队，若第一线团阵地失守，我就立即命预备队以一个营进行反冲击，复又将阵地夺回。但伤亡很大，一个团连冲三次就快搞光了。充预备队的八十四团一营营长宋一中，个子矮小，他带一个营反冲上去后又被日军打退，我即命士兵将宋绑起，送来枪毙。宋营长苦苦告求，我说：“那你就回去恢复阵地，丧失阵地的就杀头，没有第二个办法。”宋营长心想，丧失阵地是死，与敌人作战也是死，不如为国捐躯。他又带领士兵们冲了回去，果然把阵地从敌人手中夺了回来。伤亡仅几十人，他本人不但没有死，甚至连轻伤也未曾负，但几天以后，他却瘫了。当时战斗之激烈，可以想象。
战局危急之时，八十四团团长邹毓南力主退却，我说：“那怎么行。”立即拿出纸笔，给师长写信留下遗嘱。大意是：“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了，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也就战死在疆场。身膏野草，再无见面之期了，他日抗日战争胜利后，你为世界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我有两支钢笔，请给我两个弟弟一人一支，我那只手表就留给我妻子方学兰作纪念。”这位团长看了我的遗书后，无地自容，即返前线，我亦亲临前线督战。有一次，我见一个广东教导旅的干部临阵脱逃，拿出手枪正准备向他开枪，他急忙冲到我的面前，用手将我的手枪托起，跪在地上说：“我家还有老母啊！”
第27节：南塘口之战(2)
“混账！”我一边骂一边用力踢了他一脚，他顺势在地上一滚，爬起来就跑，我见他返回阵地，也就没有再向他开枪了。
一天，在我旅与四十旅战斗分界线顾家角南的四十旅防御阵地一侧，垮了一个缺口，敌人钻了进来，我向师长报告说：“右翼进来了一股敌人，好像是在四十旅的地境线内。”师长左袒阙汉骞，打电话给阙。问究竟是哪旅的正面被突破了？
“郭旅长，你没有查清楚，是谁的地境，怎么就往上报呢？阙汉骞认为我中伤了他，很不示弱地打电话质问我。
为弄清情况，以免引起内讧，我对一个姓刘的传令兵说：“你敢不敢上前线去，查明敌人是从哪个旅正面进来的？”
传令兵：“我敢”。
我又问：“到顾家角呢？”
传令兵：“我也敢。”
我继续问道：“那么到连部呢？”
传令兵：“敢”。他回答很坚决。
我说：“那好，你去吧！ ”
传令兵接受任务后，即刻出发，天还未亮便从前线返回来了。他不识字，画了一张草图给我，图上画有一座桥，桥的右侧方画了一个醒目的大箭头，而我旅与四十旅正以桥为界，桥左侧属我旅，桥右侧属四十旅。我将此情况报告给师长，并说：“我不是与阙旅长争输赢。敌人打到了我的正面，我也要垮下来。打他那边，坚持不住，也没有办法，补救就是了。”结果，四十旅丧失阵地的那个营长被革了职。
本来，阙汉骞的四十旅，在我右翼、六十七师胡琏旅在我左翼，连日战斗的结果，阵地逐渐后移，但旅部硬顶住不能退。于是他二人来到我的掩蔽部，三个旅长共用一个指挥所，指挥所设在郭家宅。
战争正激烈进行时，一天，六十七师前线的一个团长给胡琏打电话说：“我没有子弹了。”
胡琏说：“没子弹怎么？我还是没有子弹。”说完把电话丢了。
我在旁听见后，马上对胡琏说：“伯玉，不行啰，他借故说没有子弹了，退下来，你把他没有办法，将来这个账难得算。你赶快打电话给他，就说郭旅长的子弹运来了，大家分到用，快回来领。”我的子弹确实刚运到。其实，那个团长要子弹是假，借故是真。运了一些子弹上去，再没有借口，他又稳住了。从此，胡琏常常对人讲，在那么紧张的场合下，郭汝瑰能够想到这些，出乎他意料之外。
这一仗打得十分艰苦，国民党的部队与日军作战时，最不讲究做工事，战壕挖得既不深，又不坚固，同时也很暴露，敌人一眼就能看见我们战壕在什么地方。而日军训练有素，作战不慌不忙，首先对我阵地用炮猛烈炮击一二小时，战壕里的士兵多数被破片所伤，我下级官兵又缺乏战斗经验，凡遭敌强烈炮火袭击，不是往竹林里躲，就是到小山包里去藏，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敌人将所有的炮都对准竹林、小山包打，竹林、小山包就成了弹巢，往往伤亡很大。这时候，敌人开始冲锋了，往往一冲就垮，如冲不垮，他又退下去再炮击。敌人冲锋时，我方即用轻重机枪猛打，而敌人的“三七”平射炮又是专门对付机关枪的，很快就能瞄准，只听见“卡……孔”一声，机枪就完了，士兵们都叫它“卡孔”炮，确实很厉害。敌人实在太猖狂，可我师一个山炮营一共却只有八门大正六年式山炮。口径很小，射程又短，东一炮、西一炮，打得很不解恨。一天晚上，我命山炮营长将八门山炮集中“放列”。急袭射击三分钟，营长很害怕，但军令如山，他不敢违抗。八门山炮朝着敌人的阵地一齐开炮，仅五分钟就打了一百来发炮弹。敌人迅速用光测，双曲线交绘法，很快测出我炮兵阵地所在，几分钟后就行制压射击。敌人集中火力向我炮阵地开炮，下了四五分钟的炮弹雨，地都震动了。幸亏是夜间，敌人目标不准，我方仅伤亡十几人，山炮完好无损。但从此以后，山炮营就再也不敢集中射击了。师长知道后对我说：“你不要勉强，我们是劣式装备，两家伙打烂了，我们就没有了。”
9月17日（中秋节），我部接到撤退命令，我八千多人的旅，撤下时只有两千多人了，而且多是一些伤号和炊事员。36挺重机枪，都打坏了，把打坏的枪互相拼凑，亦只有4挺机枪还能用，其余概被敌人“三七”平射炮所打坏。唯有迫击炮连的炮，一门也没有坏，且伤亡很少，我问迫击炮连的张连长：“你是怎么打的？”
张说：“我把追击炮连阵地设在一片开阔的棉花地内，对敌人打炮时，不用炮架，而用手托起炮筒，连打几炮，就搬几十到一百公尺又打，敌人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我部下撤，交防给第四军，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很自负，还以北伐时的“铁军”自居，他用指责的口气对我说：“你们这个仗打笨了，应该进攻。”
第28节：守南翔
我说：“对，应该进攻，专守是一件笨事。”
后来，张德能果然进攻，但冲不动，垮了下来。张德能一垮，蒋军将领就说进攻不行了，要持久还是只有死守好，其实，并非张进攻有错，而是张进攻不得法。记得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人作战时，王每日夜袭都可搞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几个敌人，或捉一个把俘虏回来，王耀武师既能如此，若张德能部进攻得法又焉有不同之理？
张德能部打垮后，后一线的部队又与日军抗衡，同样，只知道死守。蒋军第一流部队一般只能硬顶七天，就牺牲殆尽，胡宗南部守刘行，只三天就溃不成军。唯西北军王修身部（杂牌）因工事坚固在刘行顶了九天，装备好的部队不如装备差而做工事能力强的部队。
阙汉骞最初老跟我过不去，我当师参谋长时，他就经常拿我在陆大时讲的欧洲战史来讥讽我，说：“参谋长，你开口兴登堡，闭口坦仑堡，”“参谋长，这前面你还敢来呀？”
我说：“为什么不敢来？”
南塘口这一仗，我与他同当旅长，曾经共用一个指挥所，他见我作战时将生死置之度外，敌人的炮弹打中了指挥所，我仍从容不迫，照常指挥，从此，他不小看我了，与我感情很好。
经过七天七夜的战斗之后，我的喉咙肿了，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拿电话筒的手痛得抬都抬不起来。中秋节晚上部队下撤时，皓月当空，我与阙汉骞骑马并肩而行。一路上，他兴致勃勃，问这问那，好像这时候他才刚认识我一样，而我却在马背上瞌睡矇眬，也不知与他谈了些什么。
在这激烈的战斗中，爱国团体组织了许多慰问团，宋庆龄、何香凝也专门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前线来慰问，并给前线士兵送来了白兰地酒和三炮台香烟等物。我本来不抽烟，但这时不断抽烟、喝酒、寻求刺激，何香凝还送给了我一件毛线衣（以后我珍藏很久）。亲人的慰问，更增添了我前线官兵杀敌的勇气和决心。
（三）守南翔
十四师在太仓经过一个月休整补充之后，又奉命守南翔，我又回任师参谋长。四十二旅旅长由罗广文接替担任。
十四师部队到了南翔，立刻占领阵地，这时天气已经有点冷了。当我们暗夜经过十五师的阵地时，流着汗拼命作工事的十五师战士问：“喂！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是你们的哥哥，怎么都不知道啊？”霍揆彰一边走，一边转过他那肥胖的身体回答，十五师的战士听了以后不很高兴，霍揆彰接着说：“我们十四师，你们十五师，怎么不是你们的哥哥？”
十五师的战士听后，一个个都大笑起来，一个人说：“这家伙是个大官！”
“哈哈……”又是一阵笑声，我们也就渐渐走远了。
我们在南翔严守阵地。敌主攻是由大场方向南下，所以十四师正面战斗并不激烈，这时罗卓英在广福镇指挥，一夜要我去开军事会议。罗卓英说：“副总参谋长白崇禧认为专守防御不是办法，主张广东部队到达，即进行反攻。辞公（指陈诚）要我们研究，如何反攻为好，以便向上级反映意见。”我们研究结果，认为正面应在苏州河坚决抵抗，侧面由南翔到罗店应全面反攻，重点应保持在广福镇方面，广东新锐到达，即应使用于广福镇地区，向大场方向冲击。七十九师师长夏楚中也参加了会议。他的部队正在广福镇正面，他认为这是向坚固阵地进攻，主张把部队分成几个波向前冲去，第一波到达指定线后，即构筑工事，巩固占领地区，然后第二波又向前冲击。如此各波交换向前直冲到敌炮兵阵地。他是想他的部队作有限目标的近距离进攻。
会后不久，广东部队一五九师、一六○师在南翔东发动反攻（实际是反突击），一夜之间，便垮了下来。广东战士确实勇敢，但战场纪律很差，溃退下来的士兵经过十四师防守地区时，成群向后乱闯，口头不断地用广东话叫：“冲啊！耶瓮构（一五九）耶落零（一六○）！”
在我们的阵地后，他们乱放枪，不论敌机高低远近，都轻重机枪，步枪齐鸣，初先我们不知道原因，误认为敌人插到了我们后方了，经查明才知广东部队打飞机。
这次是淞沪战场三个月战斗中的唯一的一次反突击，事后史说告诉我：“广东部队到上海时，士气很壮，白崇禧亲自到张治中司令部与张商量反攻，张治中与童元亮均不十分同意，白又问我，我力主夜间反攻，白同意，他亲自指挥。但部队不熟悉阵地进攻的方法，不知压制消灭敌人火力点，而只凭血肉之躯猛冲，故伤亡甚大而溃退下来。我们陆大同期同学官惠民团长、夏国璋旅长均在这次战斗中以身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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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青阳港战斗(1)
我认为这次反突击失败，战术战斗上都有错，但战略上的错误最大。如果不只在南翔以东正对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实施反突击，而是保持主要突击于广福镇、大场方向从南翔到罗店都放弃阵地全面反攻，敌人侧背到处有弱点，则给敌人一定的打击是可能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原来也准备由广福镇方面反击，但南翔以东正面坚持不住了，所以急急忙忙把一五九、一六○两师对着敌主攻方向反击。这是主力对主力的顶牛战术，不要说是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之敌作战，就是同等装备之敌作战，这样搞也会败下阵来。
淞沪一带，港叉纵横，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虽然遭受很大的伤亡，也给敌人进攻带来很大困难。日军在上海作战两月，进展缓慢，于是，敌人潜行到我防备最弱的金山卫登陆。金山卫属于右翼军张发奎的地境，这方面多是一些杂牌部队。注意力主要放在澉浦、乍浦、对金山卫疏于戒备，所以我驻金山卫的部队仓皇应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人亡，遂使金山卫落入敌手，张发奎即命部队堵塞突破口，终归徒劳。这时候，上海正面作战的朱绍良集团（接替张治中）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有被日军截断退路之危险，而蒋介石仍不实施战略退却，一心想再顶几天，坚持到九国公约在日内瓦开会，依赖九国公约强迫日军退兵。敌人登陆成功后，继续向前推进，几天以后，就占领了松江、青浦。蒋委员长这一下就慌了手脚，立刻下达撤退命令，一声令下，前线数十万军队，顿时如排山倒海似的退了下来。在一条铁道线上和一条公路上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加之敌机轰炸、人马践踏，秩序更乱。
不知何故，我师一直未接到撤退命令。此时，广东叶肇的六十六军在我左侧，离我师尚近，我便向六十六军参谋处长郭永镳（我陆大十期同学）通话，问：“撤退有我们没有？”郭说：“全部撤退，你们十四师经青羊港，昆山往下撤。”我将撤退命令记录下来，天黑时，我师亦开始撤退。
敌人占领青浦后，又派出一支小部队夜袭安亭，并捣毁了薛岳的军团部。薛岳泅水逃脱，我们撤退路过安亭时正与其相遇，见他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霍揆彰（进攻罗店时已任五十四军军长，但仍只指挥一个十四师，所以他仍在十四师），忙将自己大衣脱下给薛岳披上。
薛岳的司令部被敌人打垮后，士兵们不知敌人虚实，一个个闻风而逃，公路上的十几个师远远望见安亭起火，也以为敌人大部队至此，又都横朝铁路线上乱跑。简直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恰巧又遇一座铁路桥，一匹马四只脚落入枕木空隙里。既把它推不下河，又把它弄不起来。挑子、马匹全都过不去。后面的人又拼命往前挤，不少士兵便被挤下河去淹死了。
幸喜撤退部队中，有一个连长，来到安亭后，命他的部队侧击夜袭安亭之敌。事实上，这里只有敌人的侦察分队，所以很快将其打退，我们所有部队又才安全后撤。
（四）青阳港战斗
霍揆彰既任五十四军军长，十四师新任师长陈烈到任了，我仍任十四师师参谋长。次夜，我与陈烈带部队撤退到了青阳港公路桥时，见奉命在青阳港组织收容的八十七师的部队要过早地烧毁那座桥。如果公路桥被破坏，我师的四十旅，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万人就会因桥梁破坏，无法过河，而被日军歼灭。陈烈看见后，急忙上前制止。守桥部队的士兵问：“你是谁，不烧桥你能不能负责？”
陈说：“我是十四师师长，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
守桥士兵又说：“那你打电话请求我们上级，看意见如何？”陈烈便给在昆山指挥青阳港战略收容部队的吴奇伟打电话说：“我们还有一个旅的人没有过来，这个桥不忙烧，我把师工兵营调到这里来，把炸药安装好，另外派一个连的人在青阳港东岸，组成一个桥头堡，尽量掩护我们的人都过桥，到最后，说炸桥，一炸就行了。这样好些。”吴表示同意。
但守桥的士兵说：“这桥是你叫不烧的，那就由你们来负责防守。”
陈说：“负责就负责。”
陈烈一面令扑灭桥上的火，一面命工兵营聂营长装药，并派出一个连到青阳港彼岸桥头占领桥头阵地，收容我们的部队过桥，一直等了一天一夜，退却部队仍未过完，我师四十旅也还有一部分受伤士兵未到达，这时日军混在我退却士兵中，突然发起冲击，守桥头堡的连被冲垮了。“敌人来了！”负责警戒的士兵大叫，工兵营聂营长即令炸桥，但因电机点火装置出了毛病，炸药未能引爆。敌人一下子就冲过桥来，占领了桥头阵地。
本来安装炸药时应准备两套装置：电机点火而外还要安装导火索点火，以防万一，殊工兵聂营长考虑不周，竟酿成如此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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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青阳港战斗(2)
陈烈见桥被敌人占领，早已吓得语无伦次，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他说：“不要紧，我可以亲自上去组织人暗夜拿炸药到桥下去人工点火。”陈听了这话以后，同意我去组织工兵人工爆破，但我到达前线时敌火非常猛烈，桥头防守更严，无法接近。炸桥未遂，陈怕桥夺不回来，要受军法制裁，便不惜牺牲，命士兵硬冲，但多次向敌人发起冲锋，均被敌人强烈火力所击退。这时候，我又想起了山炮营。
山炮营自从在南塘口与敌人较量之后，再也不敢集中“射击”。山炮很笨重，撤退不便，丢又可惜。我叫山炮营长留下三门山炮及全部炮弹，其余撤走。并命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一齐开炮，炮弹打完为止，炮兵们一心想把炮弹打完了好往下撤，因而，一个个也都不怕死了。三门山炮对准公路桥拼命打了两个多钟头，几百发炮弹在公路桥周围开了花。虽山炮弹威力太小，桥未被炸断，然而却阻止了敌人进攻。敌人见公路桥方面不能进展，次日半夜又用几只铁舟在公路桥下游偷渡，又占领了一个新据点——朝霞村。为了阻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我师又在朝霞村附近与日军对垒，离朝霞村不远的河岸，国民党原修有一个水泥工事，我二十多个士兵带着一挺机枪进入工事，对准朝霞村猛射，给敌人以很大的伤亡。但这种机枪掩体设计实在太差，工事高出地面一公尺多，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敌人用“三七”平射炮对准机枪孔连打了几发炮弹进去，工事里的士兵不炸死也震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进那样的机枪掩体了。
我师在青阳港与敌人作战数日，伤亡近七百人，包括七个营长。战斗激烈，仅次于南、北塘口。待到战略收容的目的已达到，部队又奉令乘黑夜撤退，经昆山来到苏州。
淞沪战争刚打响时，苏州的百姓认为，国民党军队将一触即溃，日军很快便可打到苏州城。因此，百姓们都纷纷逃亡，致使苏州市面萧条，形同死城。后见国民党的军队竟能在上海与日军抗衡达三月之久，苏州安全无恙。原逃亡在外的百姓又都陆续回到苏州城。各行其是，一到夜间，苏州城内外又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大开夜市起来。殊不知，兵败如山倒，百姓见前面部队已撤到苏州城，自然又都着了急，家家的妇孺老小，都急着离开这块危险之地。慌乱之中，大家乱成一团，什物散失满街，骨肉四方逃散。这时苏州不是天堂，而是人间地狱了。
我们撤退路过苏州城外护城河桥时，看见一个大约三四岁的男孩，躺在栏杆上睡着了，这小男孩长得又白又胖。一个老兵看见说：“这个娃儿真乖。”
霍军长说：“你把他背去嘛。”
老兵说：“我自己的枪都背不走，哪里还背得动这个小孩。”
苏州河上，逃难的船只，拉船的多是一些女子，她们的丈夫或兄弟大都先走了。苏州的女子，一个个长得都很娇嫩，平时很爱装饰，现在也不讲究了，她们把高跟鞋脱下来，搭在自己肩上，赤着双脚，在河岸上拉着纤绳艰难地行走，船上坐着她们的老小。一天很难走十里八里，看见这情景，真叫人伤感，我们这些当兵的，竟连老百姓的生存权利都不能给以保障，太可耻了。
一路上，尸体遍地，伤号叫苦连天，逃难的群众络绎不绝，到处都是一片凄凉的景象。部队行军休息时，偶遇一间房屋，进得门去，但见地上躺着三五具尸体，不得已，只好与死尸相伴休息，并自我安慰说：“打死的人是不会传染的。”
蒋委员长原想把淞沪退下来的部队导入吴（江）福（山镇）和（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再一线一线地顶。可是，部队残破百姓逃，保甲长跑，开永久工事门的钥匙，都找不到手，哪里还站得住脚。结果，这些工事门都尚未打开，钥匙还在保长、甲长手里，部队就又往下撤了。我师乃由无锡向西沿太湖到宜兴，又由宜兴到广德。刘湘第七战区的部队到广德后，十四师又再退誓节渡。正在这个时候，敌人开始向南京进犯了。
从1937年8月13日到11月12日，长达三月之久的淞沪抗战以上海失陷而告终。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在民族大义鼓舞下，牺牲精神很高，官兵们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海，陆、空联合进攻，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一定的打击，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骄横的侵略气焰，数十万下级军官和士兵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高度评价和永远纪念的。
第31节：南京失守
南京失守
淞沪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元气大伤，士气低落。日军在战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一部由太湖北侧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攻南京；主力由太湖南侧经吴兴、长兴，取道广德。又分兵一部继续西进，占领郎溪、芜湖以包围南京，主力则取溧阳、溧水、天王寺，句容，攻击南京。12月初，敌人便进抵南京城下。
蒋介石把他的精锐部队全部调到南京城，其中有：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叶肇的六十六军，以及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等。决心在南京死守，若能侥幸支持一两个月。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如打不赢日本人，败而后和，也可以堵国人之口。据说这是根据张群“抗战必亡，不战亦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的方针决定的。此时，德国大使陶德曼也奔走于日蒋之间，要两家不打，共同进攻苏联。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蒋介石命顾祝同为南京城防总司令全权指挥，他自己则准备退往武汉。南京城防总司令这个重要职务，要是在平时，谁也愿意干。可是现在实在是太担风险了。顾祝同心想：十有八九是活不出来了，他同他身边亲信，都留下遗嘱，安排好了后事，坐待死神的到来。
说也奇怪，这时候，唐生智跳出来要求担任南京城防总司令。
唐生智任职后，即在青龙山、紫金山各处层层设防，而以南京城为核心，构成环形防御背水阵。并封锁南京浦口间水上交通，把船只都集中北岸，以示必死。
12月5日，南京四郊战斗异常激烈，青龙山、紫金山、汤山等地相继失陷，十五万大军不得不退进南京，困守孤城。
12日，日军攻进南京城，国民党军队眼看有遭全军覆灭的危险，唐生智这才慌忙下达突围的命令，并给十五万官兵指定了不同的突围路线。于是一声令下，官兵们纷纷各自逃生，一齐拥向下关。
下关一带，到处都是溃退的士兵，大家都抱着要过江逃难的目的乱窜，会游泳的士兵到还好一点，不会游泳的人，有的拖一张桌子，有的拖一条板凳，有的抢一块木板，就往江北游。下关一带，哪里有供十多万人使用的桌子、板凳，他们往往为争一条板凳或一张桌子互相残杀。到达江心，许多桌子、木板翻了，士兵们纷纷落水，于是长江里到处漂着士兵们的尸体，真是惨绝人寰。
唯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带领两千士兵从陆上突围（其实，敌人并非处处设防，南京城很大，他哪有那么多兵力严密包围？），很容易就进入山林，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在当地老百姓的掩护下，白天躲、晚上走，全部安全转移。他们的遭遇倒还比向北边逃命的士兵好得多。
敌人攻打南京时，陈诚所属各部，胡宗南、周碞等部退往广德。川军刘湘所属各军则进出广德、泗安地区，我见刘湘部装备甚差，士兵们没有水壶，每人背一个竹筒筒，没有背包，每人背一个竹背夹。我认为他们尚能因陋就简，共赴国难，蒋介石将这样的部队，置于进攻南京日军的侧背，适时出击总还可以发生一些作用，但他们战斗力极弱，遇敌一触即溃，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只有一个等待整补的十四师）在誓节渡休息，前方广德的川军佟旅与日寇翼侧骑兵掩护支队接触。一下就被冲垮，十四师只得以残破的军队，坚守阵地，敌人终未越雷池一步。广德泗安的国民党军队坐视日寇大军西去，南京岌岌可危，无动于衷，蒋介石也不命这些部队侧击，甚至连扰乱性进攻也未采取。
如果说淞沪战役，没有适时诱导我国军队利用水网地带和多线国防工事逐次作持久抵抗，是置七八十万大军于日寇海陆空军火海中自己消耗的拙劣战略，不利于长期抗战的话，那么，使十余万大军背靠长江在南京作环形防御，就更是睁起眼睛把军队送给敌人歼灭的愚蠢战略（淞沪还使敌人付出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南京则一无所得）。所谓南京是国民政府首都，国父陵寝所在之地，不能不战而退的说法，从军事上看是不值一顾的。军事上“战”，只是为求有利于战胜敌人，明知要吃亏，只为争面子而战，不符合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原则，知兵之将是绝对不干的。如果军队有决战能力，以南京为据点吸引敌人进攻，而从广德、郎溪方面反击敌人侧背，当然不失为可行之一案。但精锐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也是不能执行这样战略的。就当时具体情况看，虚守南京，让敌人扑一个空，而我则侧击敌人，使其付出若干代价，而后退入天目山等地，与敌持久，则是可行的。
南京失守后，日蒋和谈气氛越来越浓，德国大使陶德曼亦出来斡旋，传说蒋恐桂系不干，征求白崇禧对和谈的意见，白说：“如果条件不苛刻还是可以谈。”但日本人的条件中，最主要一条是承认满洲国独立，这使蒋介石大伤脑筋，如要他默认成立一个满洲国还可以，但要他黑字写在白纸上，他又不干了，故使日蒋谈判告吹。
日蒋酝酿妥协和日寇攻徐州而推迟了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给了蒋介石喘息的机会，他在武汉又整补起来了五十万军队。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就是在这时整补起来的。这是日军战略上的失策。
第32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1)
南京失守后，我率十四师残部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景德镇到南昌、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武汉整补。
珞珈山干部训练团
武昌东湖的珞珈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每逢春暖花开时节，这里百花争艳，雀鸟齐鸣，夏季又为避暑之胜地。武汉会战以前，大约1938年5月至6月，蒋介石在这里举办了“珞珈山干部训练团”。这时十四师在武昌补充训练。我被派到训练团学习，这次训练没有什么特殊例外，主要是打气、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军事讲课内容均与日作战有关，周恩来同志时任政治部副部长，他曾来训练团给我们上课，讲的题目是“游击战”。那时候，抗战气氛很浓，训练团内，到处都贴满了宣传抗日的标语。在训练团的大门口，其中有一幅“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的横幅标语特别引人注目。可一天早晨，我起床后，发现这幅标语突然不见了，我感到奇怪，一打听，才知道有人说这是共产党提出来的。共产党提出这幅标语有暗示，意即：“你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就支持，你蒋委员长不抗战到底，我就反对。”共产党所持这种态度本无可非议，然蒋介石却做贼心虚，令人将标语取下，并规定，以后凡要写这类标语，就只能写“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二字不准再用。从这件事上，我已预感国共合作潜伏着危机，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要对日妥协并非谣传。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就曾对我说：“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我听有关方面说过。”他对我讲这话时很机密，并千嘱咐，万嘱咐要我绝对保密。郭忏是陈诚的参谋长，而陈诚则是蒋介石的亲信，这个话事出有因，自然是一目了然的。由此看来，武汉会战确实是抗日战争的转折点，是投降或再继续打下去的关键。
武汉战役
南京失守后，十四师徒步行军经宁国、歙县、祈门、景德镇到南昌，改乘火车到九江，再船运到武汉，就在十四师在武胜关整理补充期间，中日进行了徐州战役，我未参加这一战役，但台儿庄大捷、徐州突围和花园口黄河决堤等扣人心弦的大事，总是令人关注的。
台儿庄大捷，全国燃放鞭炮，这一仗，对于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鼓舞军队的士气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战术上也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据我了解：日华北派遣军与华中派遣军，初无配合打通津浦路的企图，华北的矶谷、板垣两师团，豕突狼奔，分别南下，孤军深入，又未相互很好配合，板垣师团在临沂受阻不前，矶谷师团单独进攻台儿庄。遇我孙连仲集团坚决抵抗，伤亡甚大，汤恩伯军团又从其侧背反击，因而不得不狼狈撤退。这说明敌人战略上犯了错误。我军装备虽劣而人数众多，常居外线作战地位，捕捉到敌人过失，发挥外线作战的优势，是可以击败敌人的。可惜抗战中国民党军队总爱正面专守防御，一点被突破，全线都退却，在敌人侧背上的部队，纵然居外线有利态势，怕惹火烧身，宁可作壁上观，而不敢侧击敌人，放弃有利的机会，助长日寇的疯狂，是很令人痛心的。
徐州附近地形平衍，童山濯濯，我五六十万大军，离心退却，竟没一个师遭敌人歼灭，且向敌后退却的部队，都如入无人之境，事后安全而归。足见敌人虽构成战略包围态势，然而地广兵稀，到处都是空隙。我军在国内作战，有人民协助，化整为零，随时可以安全脱险。所以在我国土内反抗入侵的敌人，可以不沿后方联络线退却，而且过多的侧背安全感，是不必要的。
1938年5月19日徐州撤退，6月5日开封陷落，为防敌人西进，蒋介石下令破坏花园口河堤（商震的二十集团军指挥黔军蒋在珍的新八师掘开的，当时陆大十期同学魏汝霖任二十集团军参谋处长，写了一篇掘堤经过和经验，说几次掘开未成功，最后挖成阶梯逐次下降，河堤崩土，才不堵塞水流了），造成黄泛区，使数百万泛区居民死亡枕藉，流离失所。历史惨剧的祸首当然是日本侵略者，但我不相信中国军队舍此残害同胞的下策，便无阻敌西进的方法，我也不相信日寇因此泛区就会改变它的战略方向。掘堤之举，智耶非耶？可以各有看法，但我觉得这是中国战史上可耻的一页。
德驻华大使陶德曼，斡旋中日和议，未得结果，打通津浦路又告一段落，日寇就决计调集队伍，溯江西上，进攻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企图进一步迫使国民政府投降。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继续西上，再陷马当要塞，突破长江封锁线，于25日攻占九江，于是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
国民党的军队经过整理补充，四十多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敌决战的架势，蒋并命他的亲信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保卫大武汉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陈诚指挥下，积极地进行。这时苏联支援的炮火和航空队也都到达了武汉，国民党军队元气，已大大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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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2)
霍揆彰在武昌成立五十四军军部后不久，我被任命为五十四军军参谋长。五十四军下辖十四、十八两师，这个军属陈诚嫡系部队，自然械弹补充都很优先，还派来一德国顾问韩里西斯Henrysis协助训练，部队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武汉保卫战又是搞的一个环形背水阵，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之教训。当时，陶德曼斡旋仍未死心，蒋介石也未堵死谈判投降的大门，所以在蒋军的德国顾问仍未撤走，他们对中国十分“友好”，手把手教中国军队构筑阵地，给中国士兵讲解修筑阵地要多大的纵深，怎么伪装，如何完成火网和障碍设施等，可谓细致入微。军事委员会德国顾问团还先后在汉口的横店和武昌的葛店构筑两个模范阵地，以供部队仿效。我所在的五十四军十四师就构筑葛店模范阵地，这个阵地选择在北依长江边的白浒山，南临豹子澥（梁子湖）的隘路上，两翼有依托，纵深有约一公里浅丘，似乎地形很好，（横店模范阵地也是两翼依托湖泊的丘陵地隘路）但它们是几十个师守卫的环形阵地之一部分，环形阵地一点被突破，几十个师就都有被压迫于水际而歼灭的危险。此时因我任军参谋长须经常前往葛店指挥，而指导构筑葛店模范阵地的德国顾问们就是我在陆大学习时的老师史培曼、石达开等，见面后很亲热，他们经常给统帅部汇报说：“葛店工事做得很好，郭参谋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我对德国顾问围绕武汉三镇修筑环形工事的做法深感怀疑，假如在陆大学习时，同学们做像这样的战略决策，做这样的作战计划非挨批评不可。然而武汉保卫战沿三镇外围修筑工事，明明是让中国军人去送死的下策，他们却毫无建议，岂非怪事。
自从陈诚的参谋长郭忏给我讲了“武汉失守后，抗战还打不打得下去就是一个问题了”的那一番话以后，我深感此次会战，非同寻常，抗战的前途，此一战关系很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还是为民分忧，为国效劳的时候，一定要为抗战尽自己的微薄的绵力。主意打定，我将湖北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贴在墙上，揣摩了两三天，一个初步的作战方案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
时隔不久，陈诚召开了有军长、师长、军参谋长等有关人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陈诚在会上向大家作了战前鼓动讲话之后，还鼓励各部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各地工事一律仿照横店、葛店模范阵地构筑，并尽先完成水泥钢骨轻重机枪掩体，最后还说：“望全军将士同心协力、破釜沉舟，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紧接着，陈诚又叫郭（忏）参谋长、刘（云瀚）参谋处长向大家宣布早已拟定好了的具体作战方案。在那次会议上，十四师师长陈烈，五十四军军长霍揆彰与我并排就座，当我听了郭忏、刘云瀚的作战方案以后，对他们说：“这又是要遭歼灭的样子。”他二人听后忙问：“你有什么高见，起来讲一讲。”我说：“我没有形成书面的东西，怎好信口开河。”
他二人怎愿意白白送死，又极力怂恿我发言。陈烈急忙写了一张内容为：“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对作战方案意见具申理由与指导要领口述”的条子，传给陈诚，陈诚看了条子以后说：“好哇，郭参谋长，你起来说一说。”
“那好吧！”我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一点不成熟的意见，同时也未形成文字，说出供大家参考。我认为这个作战方案，实际上是步南京战役之后尘，如果我们沿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阵地，一点突破，必将全军崩溃，同时，这又跟南京战役一样，背水立阵，一旦战争失利，我全军将士就有下河吃水的危险。我看武汉三镇地形，到武汉核心阵地就已经不好守了，最好，我们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我判断，敌人主力将海陆军配合沿江而上，两岸陆军迂回包围我沿江要塞，节节进展，今日寇已攻下马当要塞，长江南岸之敌必从长江南岸瑞昌地区登岸，进攻金鸡岭后，再向码头镇、富池口进攻。然后以一部兵力攻打黄石，并经鄂城进攻葛店，进迫武昌。这是因葛店南边是豹子澥（梁子湖），北边是长江，中间只有一公里多宽的丘陵地，不宜大兵团作战，因此，敌人必定只使用一部兵力，敌人主力必经阳新西侵，攻占州、三溪口、金牛，直趋贺胜桥、汀泗桥，截断粤汉路，以断武昌部队之退路。敌另一路陆军必从长江北岸龙坪地区登陆，并经田家镇、蕲春、浠水、黄陂，进迫汉口的北部，控制汉宜公路，截断我军的退路，以完成大包围武汉的计划。如我坚守武汉核心阵地，让敌人阴谋得逞，我军将士就将遭受歼灭，其惨景与南京战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武汉保卫战首先应利用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有利地形与敌作战，应先在长江南岸完成金鸡岭一带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码头镇、富池口、州、排市、三溪口、金牛等地区工事，长江北岸应先完成广济东北山地工事，然后顺次完成田家镇、团风、杨罗等地区工事。我军可利用山地寻机予敌以严重打击，最后在金牛地区若不能击破日军，则长江南岸守军应跳出圈子，免遭歼灭，长江北岸同样在黄陂不能击退敌人，也自行撤退。敌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突破武汉外围，也仅能获武汉空城，而我军则无重大伤亡。武汉撤退后，我军亦可凭借崇山峻岭之屏障，与敌人周旋，在此有利地势上，日军机械化部队，将无能为力，中国便可继续抗战，人莫予毒。日军也就永远不可能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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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珞珈山干部训练团(3)
参加会议的中央军和云南部队的人听了我这一番讲话之后，都纷纷表示赞同，陈诚听后也点头称是，并说：“那好，作战方案重新研究过。”他一边说一边在会议桌上顺手拿起一个信封，在上面写了参加制定作战计划会议人员名单：
参谋长：郭 忏
参谋处长：刘云瀚
……
五十四军参谋长：郭汝瑰
陈诚将此名单写好当众宣布后，作战会议也就到此休会。我与刘云瀚非常友好，我参加重新拟定武汉战役作战计划，他毫不介意，并基本上按我上述意见制定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把外围防御推进到幕阜山脉和大别山脉地区。及日寇进攻开始，蒋介石又以白崇禧指挥长江北岸、陈诚指挥长江南岸作战，我所在的五十四军担任码头镇、富池口一带江防。当时，五十四军仍只有十四、十八两师，战斗当中才又拨来荣誉（伤兵）师及展书堂的八十一师（原西北军韩复榘旧部，仅数千人），归五十四军指挥。码头镇以东，金鸡岭一线正面逐次由孙桐萱，汤恩伯，关麟征等部担任防御。我们江防部队和这一线部队均统归汤恩伯（兵团司令）指挥。
日军进攻路线不出我之所料，日寇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以一部从瑞昌境登陆，向我金鸡岭阵地进攻，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一个军伤亡殆尽，换上一个军在后面占领阵地又顶。关麟征初来时，不可一世，他以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自吹自擂，在我面前炫耀说：“日寇矶谷、坂垣的战术确实灵活，我的士兵同矶谷、坂垣打过硬仗，就怕他们瞧不起当面日寇，骄傲轻敌出事。”殊知关的部队与日军作战仅四天就败下阵来，调后方整补，经过五十四军军部时，口称“对不住，我来得迟，走得早。”我问关磷征：“当面日寇的战术能及矶谷、坂垣活泼否？”关不对而退。四天以前的神气劲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他不知台儿庄他担任侧击，打硬仗的是孙连仲部，这次他的部队正面顶，被动挨打。又无友军侧击敌人，所以很不容易支持。
码头镇由十四师四十二旅守备，仅加强独立炮兵××团的76.2野炮一个营，这些炮是苏联支援中国的。我看炮架是1916年制，不觉冷了半截，殊日舰驶入15000米射程内时，这个营一次奇袭射击，敌舰掉头就跑，原来苏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野炮炮管炮弹加以改造，射程加大了，且可穿甲，长江内航行的小舰艇是不敢与他硬碰的。展书堂的八十一师，人数少，武器差，士气低落，守备码头镇东三四里许的赤山湖与长江间的几百米宽的隘路，因在野炮营射程内，敌炮舰亦不敢进犯。
以后金鸡岭方面友军逐次后撤，敌人已进出码头镇侧背，四十二旅才放弃码头镇后撤，十四师两个旅及荣誉师利用山地，逐次抵抗，退到富池口附近。就在这退却途中，汤恩伯通知他所指挥的四个军的参谋长到兵团指挥部开会，我们四个军的参谋长骑着马，在离军团部十余里处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来了。半夜之时，突然天下大雨，行走十分不便，加之，一个个又都穿得十分单薄，偶尔一股寒风吹来，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大家都想休息，天亮再走，恰又前不挨村，后不靠店，无处安身，只好继续赶路。后来到一座桥头，见桥上有一凉亭，便进去栖身，也不知是谁，（大概与我们有同样遭遇的人吧），早已在里面“铺好了”稻草，我们四个人便都和衣而睡，把雨衣盖在身上，并又在上面铺一些稻草，到还觉得十分暖和，由于过度疲劳，我很快进入睡乡。第二天天亮，我们又策马上路。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军旅生涯十分有趣，这次与汤恩伯的见面，他用日语称我为同学，他是利用机会与我拉士官同学的关系。谈话中，使我难忘的是他再三叮咛我们要争取外线，谋求从翼侧打击敌人，我认为这是他在台儿庄尝到了甜头，得到了好经验，心中暗暗佩服，祝愿我们在他的指挥下，为祖国立大功。
富池口在富水入江的三角地区上，与长江北岸的田家镇遥遥相望，田家镇有旧炮台，富池口富水的南岸有一座山，名半璧山，靠江的一侧，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旧时，为防止上游的敌军沿江而下攻打南京，封建帝王们曾弄了一根铁索横江拦起，并在山的正前方刻上四个大字“铁锁横江”，这时仍清晰可见。但半璧山，只是高百多米，纵深不足一百米的孤立石山，又无树木隐蔽，在现代战争中没有什么价值。蒋介石却遥令五十四军十八师在左翼依托此山，背富水构成一扇形阵地，坚决死守。我认为背水作战，非常不利，即用军长霍揆彰名义，建议以扇形阵地为前进阵地，另于富水西岸构主阵地进行防御。但蒋介石在遥远的后方，硬干涉前方部队的局部战术动作，不采纳我的意见，要十八师死守以半璧山为依托的背水阵，结果使十八师在敌人海陆空强烈炮火轰击下，全师覆灭。富池口之战，分明属于指挥上的错误，却硬将十八师师长李芳邨押交军事法庭问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