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2009年7月16日下午在北航的雕刻时光，范立波老师与我、JX、PL、LX、CY和LF，一同阅读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当天，JX提交了他这篇读后感。征得JX的同意，我将这篇读后感发在这里。按照他的要求，用JX代替真名。转载请保留此按，并注明出处。如今，我们这些参加读书会的同学都各奔东西，但是那次美好的读书会给我们带来的，有关如何阅读、思考与写作的启发，深深影响了我们。我相信，这本书，连同这次读书会，会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昨日将书基本读完，因何书自十五章起，更多地谈及作者本人“‘学成’之后对史学知识的‘奉献’（contributive）时期”，间或穿插其对于史学界之论争的观点与评判，遂快速地浏览而过，后思忖着有必要写一点感想，一是因前封信中所言：“何先生书中所叙，撩开了脑海之中模糊的形貌与音容，那儿时曾略微碰触的精神与风貌尝为令我心驰神往的愿景”；二是恐见面时哽噎而说不出口或言不由衷，平日与人交谈，素知此一缺点，故对此不可不慎。于是附上一点感想，同时也是对这几年学习读书的个人体会。
据说钱钟书先生曾有言：“志气不大，但愿借毕生精力，做做学问。”我想将这句话作为开始，至少在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情况出现之前，我在心底现已是作着此番考虑的。说来原因有二：一是源于自幼心底之难以描摹的情结，现在想来只好姑且引用康德的那句星空与道德法则的传世名言，皆因这是以目前的我所能想到的许是最恰切的表述，尽管在我看来其已被过分地引用得以至于有点滥觞于世；二是源自大一接待当事人的情景，其实那种情景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因为这种意料，构成了我学习法律的最大动机，虽然在目前的大陆，在我看来，若要改变原先意料之中的景况，也许还有更直捷的路可走，但我想无论如何，在学生的时代，都需要专注甚至严肃地学一些真正的知识。
老师能够推荐这样的书，并指出其中需要着重研读的部分，我想老师对某些事定已有了自己的看法，想借何书所述作者之求学与治学的经历以启吾辈，因为这些部分多集中于何先生“个人学思历程中的‘承受'（receptive）阶段”，而如我之前所述，书中的某些章节清晰了往日的一些愿景，我素喜沉静，厌恶聒噪，自幼对清华有着无名的喜爱，五年前曾访清华园，其时尚小，后来知道清华强在理工，而时下于法学之社会科学领域，以专业排名之先后计，执牛耳者乃为北大，遂不得不改变努力方向，后屡历辗转蹉跎而至此，阅读间隙不免怅然而生爱上层楼之感，我亦不知是否应再为此刻身在此地而感到嗟惋，然念及不日即将离去，心便稍为平静。
总体而言，近两年所涉猎书籍，其所涵盖之科目远超过法学一门，而选修或旁听的课程亦然。先后接触西方哲学（史）、经济学、社会学、且之后的一个学期更预备在政治学上进一步“凿空”、加之自幼即较为喜好的文学在内，如此构成了近两年学习与阅读的主要内容，至于法学，则偏爱于中西法律思想、法制史、以及公法范畴内如宪法等科目，其余则兴味索然。不敢谓自己是有意识地在遵循着西方大学的通才教育，然而自己似乎本能地有一些好奇，且认为面对世间千头万绪的问题，绝不能以狭隘的视角加以阐释，甚至欲求武断地得到一劳永逸的答案或解决方案，窃谓若非对宇宙之浩瀚、生命之庄严有所了解，则不知应有所敬畏与审慎。在我看来，如此虽好，却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如梅贻琦校长所言：“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二则为自身知识结构的构建：在假定有必要的前提下，那么应如何从诸学科的丛莽中梳理并建立起自己的知识结构。韶光易逝，前者似乎关乎天资；而后者，则窃以为自己已经尝试、并且业已建立了自认为较合适妥当的结构。
至入学以来每有感慨，或许随着年岁渐长，对一些事本不愿多谈，偶与人闲聊，言辞常令对方不解，故每欲加劝勉，而我不免为自己辩护，遂不禁提起那些本已不想触碰的缘由，可自己终不愿做只牛氓，而更愿擎一盏灯，无论光明或晦暗，只要能发光，与其叮咬，不如照耀，如是而已；且关于今日之大学教育，有些问题早已见诸传媒，而之前的通信中也略有提及，所以就不愿赘言了。
何书中的文字屡次提及所谓的清华精神，并引梅贻琦校长“‘寻常教学方法所不及顾’者是学生的意志与情绪，而这两方面皆有赖‘教师之树立楷模’及‘学子之自谋修养’”之语，由此将清华精神分为二端，其一、即“为教师者果能于此二者均有相当之修养功夫，而于日常生活之中与以自然之流露，则从游之学子无形中有所取法”；其二、则为“个人修养之功，有恃于一己努力者固半，有赖于友朋之督励者亦半”。何于及冠之年入清华园，恰得此人和之二端，试看，自其入学最初两三个月内犹豫着转变专业之时，即得西洋通史之主讲刘寿民教授的引导，文中有“不避冒昧夜间就向他叩门请教，受到书目方面极好的指导”，并附述所读书目；又如，第二学年开课前两三周就选课向蒋廷黻先生请教时，“他极坦诚地对我说，（刘）寿民先生已经把我读西洋通史的经过和他谈过，他觉得我在二年级应该继续集中攻读刘先生欧洲19世纪史这门非常重要的课。不但要读大量的参考书，还要写专题报告，这样用功一年之后，才能对欧洲近代史打下坚实的基础”；此事令作者铭感之深，以至下文再次提起：“例如1935年夏季开学前初谒蒋廷黻师谈选课事，蒋师开始即说刘寿民先生和他已谈过我一年级的课业，因此特别精心为我计划二、三年级应选的主要课程。系主任对低年级学生的特殊关怀使我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激发我力争上游的决心”。作者坦言：“身受师友督励之惠甚多”，而除了受教于业师，其于文中还提及自己与徐毓楠、陈明翥、靳文翰、孙作云和李长植等几位“高班老大哥们”交谈专业与个人志趣等“同学间的互相砥砺”的情节，以此为证来阐述清华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以及“30年代文法教研之勃勃生机”所产生之背景与渊源，可溯诸于梅贻琦校长对大学教育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之“坚毅明通”，而具体到历史系，则与蒋廷黻先生在任期间的革新和发展密切相关，何书中已就此归纳了蒋革新的四项主要措施，于此不赘。而此外，关于清华三章，何书还提及叶企孙、林家翘先生的逸事，由此也愈使人加深了一点认识，即若求学（或治学）于一所文理兼顾、属于通识教育性质的学校所得以收获的较之一般专业院校所缺少的博大襟怀与气魄，此襟怀与气魄不仅源自求学（或治学）期间所受的各门学科的熏陶与濡染，更源自于求索者（在我看来，无论是正在治学的教师或是求学的学子，都可称为是探寻知识或真理道路上的求索者，不过前者较为先觉，上路较早且可能已摸索出正途，而后者较晚且可能昏昏了无经验，由先觉启后觉，即所谓星火相传，如是而已）自身的眼界与襟怀。作者在描述清华大学三章后，并附对雷海宗先生的专忆一则，至此，是时清华之风貌愈显丰盈，而愈令人神往。
若干年后作者在接受访问时亦自言：“回想起来，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只有清华的历史系，才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清华历史系的方针虽然比较高瞻远瞩，不急于求功，可是当时同学中并非人人都走这条大路。我自问是一直真正走这条道路的。”时隔近半个世纪而作此评价，由此可以看出30年代于清华园之求学经历于作者影响是至深且巨的。
以上是对于何书中所述作者于国内之“承受”（receptive）阶段的一些体会，行文至此，尚有一事未提，即作者的外语学习过程，此过程从作者就读于南中之时起，绵延直至其于哥大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后历经辗转而几未断绝。从何书中所述来看，彼时外文之学习与今日卓有不同，至少与我曾经所受之外文教学相较，则今日课堂之教学显得多少有些干瘪，而大学尤甚。试比较作者于清华大一英文读本，据书中所载，其“内容及大部分皆选自美国作家及早期演说家”。并且，“全书以美国散文及哲学家爱默生（RalphWaldo Emerson, 1803-1882）的‘自信心’（self-reliance）和英国牛津散文及宗教辩论家牛曼（JohnHenry Newman,1801-1890）论大学教育的性质与范畴二文为最精深”。且作者于大学期间所读之著作，即有不少为外文原著，如ModernLibrary Giants新印的Edward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著作，这是如今靠着一些良莠不齐的译著而接触西方学说的学生们所难企及的“先天优势”，而这亦受制于肇端于80年代外文大规模迻译的历史背景，因智识的有限，有些译著于今已颇受诟病，再以之作为打开西学的媒介，恐怕将横生误解。而我亦抱一想法，即对于西学，若于资源许可的情况下，尽量选读原著，并与较好的译著参照，而如今可能较为现实的是各高校已陆续刊出的影印版原著或者部分网站上提供的PDF格式的电子书。去年暑期曾读JamesJoyce的Ulysses，以其为英语文学中的抗鼎之作，且Joyce本人亦可谓20世纪英语文学界内无出其右的大师，料想读其著作定不会错，然巨著宏宏，因诸事搅扰，更由于意志不坚，未及一半而止，其后时光，间或地抽读泰戈尔的一些小诗，聊作正餐前的小菜，然其诗着实隽永幽美，亦不啻为另一番体验。记得何书中对外语有需“三分随便”之论，以如今之水准，恐怕还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至于作者于大学期间加读德文，以及哥大对不同专业博士研究生掌握外文的要求，尤以其所附之“第四届中英庚款英文试题”及“美国人文社科博士生外语考试制度述要”独具参考价值，因对于德语已略有接触，而法语以致拉丁语、意大利语，想来如将来行有余力，则是不免需要涉及的，可也只不过是“想来”而已。
对于作者的一些心态，我是不置可否的，然其自始已于序言里表明欲将“每一阶段的学思历程都原原本本、坦诚无忌、不亢不卑地忆述出来”，然而如此开诚布公、并且提供许多具有价值的资料，已经是弥足珍贵的了。而由书中的内容来看，作者本人最为难能可贵的一点，即在于对自己的资质及治学路径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下列的文字之中：“我一生治学‘保命’之源，在自始即有自知之明，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早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这里给了我一个提醒，一种扪心自问的审视，一种反思的需要，其一关乎前文所述，对于“韶光易逝，前者似乎关乎天资，而后者，在假定有必要的前提下，则我已经尝试、并且业已建立了自认为较合适的结构”的自我评价，其二则发自于对若干年来自身履历的审视以及对自我性格和志向的判断与期待，简而言之，即如文中所述：“发现‘自我’”。
我略去了作者于哥大听课的回忆以及对博士口试的叙述，并非因偷懒而跳过未读，其可从作者于书的卷后语里对自己“从刘崇鋐师打下欧洲近代史的基础，雷海宗师的宏观中国通史，陈寅恪师的隋唐史专题（另有课外的清史谈话），冯友兰师的常识、逻辑和幽默都对我大有启迪之功。我最获益的是在那优美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之中，培养出治史向‘大’处进军的宏愿，而这宏愿要到美国之后才能逐步实现”的总结中得到解释，在我看来，这段总结甚为精辟，而事实上，对于哥大的经历，如作者所言，“重要的并不全是知识和眼界的扩展，而是沉浸于史料之海的初度经验与感受”，其于国内求学时依循蒋廷黻先生之先读西洋史，采西学方法与观点之长，复运用于中国史之钻研的主张，我认为作者于赴美之前，治史之基本路径已然成形，既已上路，则赴美之学习更应视为深造，并无期待于基本的理念上有所转变，而此时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资料的丰富与否就愈显得更为重要。是以，文章紧接着比较中、美第一流大学之图书设备的差别，且坦言“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而美国图书馆之丰富馆藏、及其可供研究者自由翻检的种种便利，无疑大大地裨益于研究工作的开展。这涉及一个资源的问题，即对于一些资源同信息渠道的了解和使用，此为我们所不容忽视，并且也关乎近来我所想了解的一个之前我总以为自己尚且薄弱的方面：收集阅读（或者妄称为研究）资源的渠道。
最后，不得不提及西南联大，不知缘何，何书对此部分的描写令我印象极深，许是因联大创办的时代背景，更或许是因作者于文章中所描述的联大“新旧并包”、“中西兼容”的学风，是因为“‘旧大学’确是‘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道德水准’较高”，然而其确乎是航行于历史的湍流之中的，其由华北入蜀而至云贵，及至抗战胜利复而北归，恰如冯友兰先生所撰：“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本欲将冯先生所撰碑铭抄录于下，然为避凑字数之嫌，遂作罢，可不免令人唏嘘的是，恰如何书所言，“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