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各位同事，大家上午好！很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做交流，谈谈城市的公共安全问题，我觉得这个题目在当下的确非常值得大家学习和讨论。
一、公共安全是群众路线教育的应有之义
（一）公共安全形势严峻
当前全国都在积极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和教育活动，我自己的理解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的执政者关心群众、热爱群众、保护群众，所以公共安全就成为群众路线教育的应有之义。公共安全是我们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逐渐深化的，公共安全的体系建设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逐渐提出来的。这些年我们在公共安全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是还面临着很多新问题。我们在谈到公共安全的时候常用的一个词是什么？就是形势严峻。之所以形势严峻，主要是由于各类的事故灾难和突发事件频繁出现。一方面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造成很大危害；另一方面影响到了我们的执政能力，影响到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这些事件在发生之后都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我们需要反省的是什么？这些事件本来是可以完全预防的。有的事件即使发生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也不至于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二）公共安全事故
吉林化工厂爆炸事故。我们从图上看几个事件，大家看这张照片上所描绘的情景发生在哪里？这是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化工厂双苯胺车间发生的一次火灾爆炸事故，现场一片火海，爆炸还在不断发生，这些建筑物被炸的东倒西歪。我们想想除了战争还有什么事故能这样惨烈呢?但它不是战争，它就是我们司空见惯的工业事故。类似这样的事故，每年至少发生10起以上。同志们，我们国家正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危害最大的不是战争，不是恐怖袭击，而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各类公共安全事件。
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火灾。这个照片大家从网上都见过，这个事故发生在今年6月3号，宝源丰禽业公司的一个突发火灾事件。这个火灾就其危害性而言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为什么一个工厂厂房的火灾会死这么多人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经典的情景，就是当火灾发生之后，抢险队进入现场进行应急抢险的时候，他们发现二车间的大门被紧紧的锁死了，挂一个锁头，他们无法进入这个车间进行灭火和抢险。我们知道火灾有时候的确难以避免，问题是火灾发生之后是否能及时的进行抢险救援，是否做好了应急准备。是什么点燃了这个厂房?我们看到厂房使用的是易燃可燃物质，大家看采钢板房中间保温层使用的是聚氨酯泡沫塑料，里边的衬板是苯板，都是可燃物质。大家知道我们的安全法规明确规定：公共聚集场所和生产作业场所严禁使用易燃可燃物质。工厂开工4年没有进行过检查吗？没有发现这个车间是用可燃易燃物质建造的吗？如果发现了，我们做了什么。大家无法想象火灾发生之后，火势有多凶猛，扑救非常困难。但是真正造成工人死亡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应急准备不够。第一，车间里没有火灾报警系统。没有及时向车间的工人发出警报，当烈火和浓烟扑进车间的时候，工人才四散奔逃。第二，车间里没有紧急照明和逃生指示。一个封闭的车间一旦没有了电，一片黑暗，工人根本不知道从那里逃生。第三，没有预设消防通道和逃生通道。车间一共有6个大门，其中4个大门被紧紧的锁死，工人经常出入的通道全部被锁死了，只有最北面的一个冷藏库的入口是打开的。这次事故引起的反省是非常深刻的。
“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地方在发展经济、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忽略了安全问题。为了使开发商能够在自己的行政区内投项目，对他们一味的退让妥协，这就使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公众的权利受到了伤害。这个事件我想大家也都比较清楚，“7.23”甬温铁路线列车追尾事故，这是这些年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故。我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事件？铁路追尾事故，这些年发生了一些，但是“7.23”这个事故引起公众的反映最大。公众的反映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就是我们在应急响应阶段对节点事件的处理不够得体、不合人心。我们知道铁路追尾之后就进入了应急响应阶段。应急管理分四个阶段：预防、准备、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那么铁路追尾之后列车进入第三个阶段，应急响应，有的叫应急处置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最原则的要求就是救人，救人在应急响应阶段具有优先级和重要度，这是不容怀疑、不能动摇的。在追尾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中午，事故的主管部门突然对外宣布说工程抢险基本告一段落，我们下一段主要的任务是要恢复通车，而且争取在当天晚上18点恢复通车。这样一个决定，立即在媒体和公众之间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现场遇难者的家属和乘客之间引起了愤怒的情绪。所以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时刻不要忘记无论发生什么类型的突发事件，最核心目标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所以这些年我们遇到的突发事件的时候，引起了公众那么大的关注甚至不满，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事件的严重程度，而在于我们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一是公共安全事件频发，给人民群众造成很大的伤害，二是要求我们各级政府要提高突发事件的预防能力和处置水平，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两个主要内容。
二、新时期安全形势与挑战
（一）新时期的安全形势严峻
我们常常讲新时期安全形势严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我以安全生产事故为例来说明公共安全形势严峻的特点。
1.安全生产事故总量依然很大。
这是建国60多年来我们国家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变化的曲线，我们从这个曲线看得很清楚，是波动式的，但是上升的，从2004年以来我们国家事故死亡人数开始下降。我们看一看在中国安全的历史上，安全事故曾经多次下降过，但是后来还是升上去了。我们现在的下降趋势，没有理由说就此天下太平了；即使降到现在的水平，我们的总量依然很大。大家知道各类公共安全事件，包括生产的、交通的、火灾的、自然灾害的等等，现在每年平均死20万人。你们想一想一年20万，我们改革开放30年了，一年20万人，30年死了多少人？这形势不严峻吗？
2.重大事故频繁发生
重大事故发生的频率。那么这张图反映的是建国60年来我们国家重大事故发生的频率，我们看总体上是什么样一个趋势。这张图是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的时候我给领导做的一张图，当时我是主讲教师之一，用这张图说明我们国家重大事故这样一个态势。我把这些数划分为三个最好时期、四次事故高峰七个数，加上一个平均数，一共八个数。这张图所反映的情景应该说是具有震撼力的。我们国家这些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社会发展形势很好，但是我们看到重大事故发生的频率依然在高风险之中，这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不能接受的。我们知道，人民群众对于事故也是有耐受限度的。一般来说对于特别重大事故，公众的耐受限度大概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耐受。就是偶尔发生一两次事故，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也就罢了，就是耐受了。第二个阶段叫容忍。如果这样的事故反复发生，政府处理的比较好，这个时候公众虽然不满意，但尚能容忍。第三阶段叫爆发。造成严重伤害的特别重大事故频繁发生，而且我们又不能有效的应对，就超出了公众的容忍界限，超出了社会的承载力，公众就会表现为不满，甚至爆发。习近平总书记讲，公共安全事故已经触及国家安全红线。今年两会以来，连续发生多起特别重大事故、突发事件。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非常关心公共安全问题，最近国务院乃至政治局专门听了关于安全工作的汇报。
重大事故发生的原因。为什么重大事故的风险这样高呢？它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对于综合治理的工作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们看看这张图，图里边有两条曲线，我们看看这条曲线是60年来我们国家GDP增长幅度的曲线，这条曲线是60年来同一历史时期，死亡人数变化的曲线。我们把两条曲线叠加再一个坐标上就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两条曲线的分布规律，它的趋势完全一致，甚至一个小的波峰的变化都是同步的。分析证明两条曲线的相关性为0.86，它们的抽样误差小于0.0001，几乎没有抽样误差。分析证明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越高的时候，因事故死的人就越多，当GDP下降的时候，死亡的人数也随之下降。统计分析显示，当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在7%以下，不超过8%的时候，死亡人数是可以下来的。20世纪60年代的下降曾经有3次，下降的水平比现在还要好，那就是GDP当时不高，当GDP增长超过9%，但是不过10%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的死亡人数会出现高风险波动，就是说不下降了，抬起来了，但是没有剧烈的上升。当我们的GDP超过10%，甚至接近13%到15%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现象是GDP越高死的人就越多。我们要反省的是过高的经济建设速度要使我们付出多大的代价？我们知道总量是20万。我们这样的代价能维持多久，年年这样吗？我们已经设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又提出了美丽中国和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我们想一想，这样的死亡速率和重大事故发生的风险对我们这些宏伟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障碍吗？人民能够接受这样的中国梦吗？所以说安全生产问题包括各类的公共安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公共安全的治理问题。除了生产安全，我们的环境安全和社会治安也令人堪忧。有一年我陪几个日本专家在中国访问，当时我陪他们看了鸟巢，他们非常震惊，他们想不到中国人能有这样伟大的建筑。在我们离开鸟巢回宾馆的路上，他们看到了一个情景，在一个建筑物的两旁，站着两名类似武警这样的人，戴着钢盔、穿着迷彩服、拿着警棍，在一个院子的门口。日本人问我，这是什么地方？我告诉他说这是一所小学，他不敢相信，他说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怎么会派这样的人守卫，我无言以对。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连孩子的安全都不能保障，我们还能保障谁。所以说公共安全的治理问题，我们对它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公共安全的治理问题，我们对它怎么讲都不为过，因为这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当地的干部说我们这个城市有150口水井，我们的水务局只有几十个人，没有办法照看到每一口水井。当时主持节目的是王小丫，她问我你的办法是什么？我对她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小城市，它有4套班子，党委、政府、政协、人大，至少有2000人，一个人看一个不就解决了。我的个意思并不是真要它们这样做，而是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对于人民的生命安全应该完全负责任。大家知道今年防汛任务很重，郭金龙书记、王安顺市长要求很简单，你们说什么、做什么那是基层政府的事，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死人。在这个期间哪个地方死人了，我们不必讨论组织部免职了，你自动走人就是了，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下雨就可以死人吗？地震就一定要死人吗？为什么有的地方下了雨没死人，有的国家地震了也没有死人。我们难道不应该反省吗？
公共安全进入历史拐点。我们现在的公共安全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非常的艰难。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国外也经历过。我们看这张图，横向坐标是100多年来的时间坐标，竖向坐标是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这里有三条曲线，英国的、美国的和日本的，这三条曲线都是一个抛物线。大量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过程中，经济速度发展的越快，规模扩张的越大，事故死的人数就越多。这个判断有根据吗？你可以怀疑。马克思讲过：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为工业革命和进步所付出的代价。马克思的话你不信吗？好了，恩格斯说这叫自然的惩罚。两个都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革命导师，都做出这样的判断。当实现基本工业化之后，安全事故就会在高风险波动，这是最艰难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重要的特点是重大事故频发，重大的突发事件频发，然后开始下降，进入拐点，公共安全事件逐渐下降。下降的动力来源于什么？来源于工业化的进步和社会管理职能的强化，死亡人数越来越少，最后进入安全稳定时期。中国处在哪个历史阶段，我们乐观的估计应该处在高峰的末端和开始下降的起点，就是拐点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和各级领导干部共同努力渡过这个难关，就会开始下降。如果我们稍有疏忽，这个阶段还可能延续5年、8年、甚至10年。我们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强调平安中国建设，意义非常重大。如果没有平安中国建设这种思想的指导，我们放松了对于安全问题的警惕性，后果将不堪设想。在座的同志们都是综合治理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我们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是非常大的。我们要对人民负责，要对党的事业负责，我们必须做好公共安全工作。我们看这是日本公共安全事件死亡人数的变化曲线，它的拐点是在1972年。1972年为什么出现了这样大的一个拐点？三个主要因素：第一，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第二，政府对于公共安全管理做了巨大的投入和强大的干预。政府立法、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干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不进行干预是不作为和失职。第三，公众的安全意识普遍提高。中国的公共安全是否进入拐点了？我们看到2003年以后，死亡人数开始下降，开始进入拐点。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过了3000美元，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安全方面的法规，包括《安全生产法》、《食品卫生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而且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
3.人民群众对于安全的要求明显提高
人民群众对于政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大家想一想，20年前有向政府投诉的吗？有批评政府对于公共安全管理不妥的吗？现在遍地都是，就是公众的意识明显提高了。中国进入了拐点，我们新时期的公共安全政策管理理念也应随之发生变革，这就是新时期安全管理模式的一种革命。我们知道过去的安全管理靠的是事故推动，事故多了、突发事件多了，政府的干预就加强，安全状况就会好转。一旦好转了，我们又放松了工作，最后还是导致事故发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模式，那就不是事故推动，叫目标拉动。就是我们设定了一个公共安全的目标，无论我们的形势当时如何，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持续有效的增加政府的干预力度，强化综合治理、社会安全各方面的工作，使我们的努力接近和达到我们设定的目标。这个目标非常清晰准确，这个目标从宏观上讲就是中国梦、美丽中国、两个百年目标和我们常讲的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的公共安全必须遵循着这样一个要求来设定我们的工作力度，而不是根据事件发生的频度来设定。
（二）城市公共安全的突出问题
当前中国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给我们的公共安全管理，尤其给我们综合治理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压力和巨大的挑战。这些城市公共安全问题过去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超大型社区。社区管理是非常的复杂的，过去的社区都是固定的居民，现在的社区里面各种行业、各种职业的人都有，而且社区规模很大。像北京回龙观这样大的社区居住着20-30万人，鱼龙混杂，管理非常困难。
密集的高层与超高层建筑。我们东城区这样的建筑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几百个会有吧。大家知道高层建筑安全问题和我们的平面建筑是完全不同的。火灾的传播有两种特性，一个特性叫平面传播，也叫水平传播。如果我们过去住的平房发生了火灾，它是水平传播的，虽然也能火烧联营，但是它的传播速度较慢。另一个特性叫垂直传播。高层建筑火灾的传播速度叫垂直传播，高层建筑造成垂直传播的原因是烟筒效应，从底层着火之后，火灾迅速的传播到顶层。经过计算，垂直传播的速度是水平传播速度的10到20倍，速度取决于当时的风向、燃烧的楼层和楼内的条件。在垂直传播过程中会产生轰燃现象。什么叫轰燃？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在热量上升的过程中，整个大楼被烤到燃点的温度，可能在瞬间发生轰燃，整体燃烧。上海“11.15”火灾事故就是这样的结果。预防垂直传播和轰燃现象，对于高层建筑来说最重要的是防火，在第一时间扑灭。要迅速的组织公众逃生，所以高层建筑里的逃生装置至关重要。要有安全有效的火灾报警，一定要做入户报警，而且要有安全可靠的疏散通道，要对公众进行培训演练。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火灾发生之后就难以应对。
复杂的交通网络与生命线系统。我们大家知道北京的地铁网，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而且北京的地铁网是全世界运载数量最大的，高峰的时候24小时要走1000万人，在最高峰的瞬间地底下可能否有300万人。很多地铁枢纽站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按照王安顺市长的指示，我们正在给北京市做一个情景构建，就是要解决地铁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如何应对的问题。而且北京的生命线系统也是非常脆弱的，北京的水、电、气全部靠外地输入。如果南水北调或者是进京的天然气管道发生问题，北京是什么后果？难以想象。所以一个超大城市的安全问题和一个中小城市的安全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地带”与高风险人群。国外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第三地带。第一地带叫城市，第二地带叫农村，第三地带叫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往往形成特殊的人群，这些人生活在最底层，他们的工资最低，劳动最辛苦，住宅条件最艰辛。北京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已经进入我们市核心区的一些社区。这样的人群流动量大、成分复杂，他们的爆发能力很强，一旦发生事故，我们很难处理。
难以预控的超大型活动。北京不但有自己的大型活动，而且还有外地来的大型活动。这些大的活动动辄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这样就给安全管理、风险的管控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一些重大的庆祝活动，北京市政府都是全力以赴，各级人民政府也是全力以赴。
日益频繁的国际化交流。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就是日益频繁的国际化交流，包括元首来访、国际会议和国际交流，现在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就会伤害到非常复杂的群体，甚至导致国际性事件。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风险
转型与高速发展时期的特征——社会风险期理论。我们讲城市化，尤其大城市的问题，是具有特点的，是突出的。我们现在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也会带来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利益集团的分裂和对立。工业化过程中，不仅是在中国，而且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主要的问题是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在城市中，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所带来的利益集团发生了分裂和剥离，这也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我们有500强吗？没有这样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有人动辄就花几千万元、几亿元买豪宅，一出手可以买下50套、100套房子，有些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安身之地，这种现象就产生了不公平的感觉。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有利益成果，这个成果应该平均分配，有一点差别倒可以，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差别较大。另一个就是风险的共担，现在有些人成果分不到，但是他们承担着很大的风险。这些人就会产生不满，对社会制度和他们的经济现状表示不满，这就进入了高风险期。为什么现在上访的问题这么多？风险这样高？就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高风险期。高风险期也是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若干年前，大家都吃不饱，没有好房子住，我们主要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能吃大米饭、能喝酒、能吃肉。现在都有了，大家就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要民主、要法制、要环境、要安全、要卫生，都来了。在这样新的形势下，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应对公众这种需求，就会和公众的期望值背离，就会给政府的公信力带来风险。我们处在高风险期，如果公众关心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我们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样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会削弱我们执政的合法性。安全问题解决不了，对于合法性的威胁最大。人民群众会说连我的生命安全和卫生安全都不能保障，你有什么资格执政？我们现在处于高风险期，如果我们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同心同德，以民为本解决这些问题，这个时期就可以过去。大家知道共产党执政的苏联就是民心这一关口没有过去。
事件爆发——“社会燃烧”。工业化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现象呢？工业化的问题主要是以事件爆发的，就是社会燃烧理论。什么是燃烧理论？燃烧是一个物理化学现象，燃烧需要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可然物质，得有火柴、煤和木头这类的物质。第二要有空气供应，有氧气。第三要有火源。我们在社会事务管理过程中，如果有些政策公众不满意，他们有怨言，我们没有及时解决，就会累积下来。一个政策不对也就罢了，如果接二连三的伤害公众利益，这些不满就会累积成为一种能量。这些能量就是能够燃烧的可然物质煤或者木柴了，而且堆积在一起了。第二需要氧气供应，就是气候条件。如果在这种不满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不利于我们执政和管理的气象条件，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灾难、一些突发的事件、一些党内干部的腐败问题频频爆发，尤其是公共安全事件，这种氛围就有了。那剩的就差怕一把火了，一点即燃。对于突发事件，当政府和公众出现冲突的时候，最主要的办法是冷却，而不是激化。激化的结果最终受害的每次都是政府，而政府又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事件变异转化——“触酶”。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网络传播。网络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它改变了我们政府的管理理念。过去一个东西从上传到下怎么也得三天两天，网络5分钟就够了，5分钟的点击率可以达到20万甚至100万。我们的文件传达系统能有这样的速度吗？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在我们还没有研究具体对策的时候，已经引起轩然大波，已经铺天盖地了。这就是造成一个事件的“触酶”。四川什邡事件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事件扩大——“涟漪效应”。什么叫涟漪？我们知道一块平静的水，把一块石头扔进去，石头激破水面落到水底，它没事了，它一动不动。但是它撞击水面形成的波浪会不断的绵延，直到覆盖整个的水面。现在有些事件，由于网络传播，由于各种复杂的背景和条件，使一个很小的事件，迅速能传遍全国、传遍全世界。所以一些小的负面事件造成了强大的破坏力，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这个事件本身。这是在工业化和信息化过程中我们遇到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我们现在看到城管的问题、环保的问题全部是有图片的，甚至有整个录像过程的，这就把我们政府所有的工作，包括综合治理的工作置于千百万公众的直接监视之下，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对于我们自己所有的工作，一言一行都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认真，对于自己要求要非常的严格。
三、现代安全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
（一）实现从传统安全管理向现代风险管理转变
安全管理理念的变化。我觉得对于综合治理这项工作而言，没有比风险管理更重要的手段和思想了。我们在第一线接触的问题都是一些风险的苗头，如果处理得不好，就可能造成事件。怎么来处理这些风险呢？管理理念要发生改变。传统的安全管理它的理念是什么？以结果为核心。就是要求我们的管理不出事，我们的环境别污染、事故别爆炸、公众别聚集、上访要减少，就是处理结果。它是以结果为中心的。如果出了事故，没有控制住，我们就开始调过头来追究责任。我们是不是这样一套方法？现代的风险管理完全是背离这样一套思想，它首先强调过程控制，强调事先的预防，强调苗头的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区是不是安全不在于它出了多少事，关键是看他的风险有多大。有的地方虽然这些年、这几个月没有出事，但是只要孕育着风险，出事、出大事是迟早的事。所以说安全是风险的度。风险还有度吗？有。风险的度就是一个突发事件，一个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当各类事件都不发生时，概率为0；当事件已经发生时，概率为1。那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它的概率处在什么位置上呢？在0和1之间，不可能是零。有的地方一点风险没有吗？不可能。那么也不可能是1，你见过哪个地方天天出事的。有这样的地方吗？都在0和1之间。当我们所管辖的地区，发生事件的概率越来越逼近1的时候，我们说越来越危险。当我们发生事件的概率越来越逼近0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地区越来越安全。那我们综合治理包括所有的公共安全管理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发生各类事件的概率慢慢的逼近零，这就是进步。零风险、零事故、零死亡、零事件我们能不能做到？能。为什么？刚才不讲是零是理论极端值吗？0是目标，它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坚信共产主义事业一定成功，它是我们的目标，它是我们为之奋斗，甚至为之牺牲的目标。概率为0是目标，它不是指标。所以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都可以以0为目标。那么怎么去实现0的目标，后面我会继续介绍的。
事故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事故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什么叫事故呢？它是离散、随机、小概率事件。什么叫离散和随机？我们知道事件是具有偶然性的，任何人没有办法判断。在我们东城区这地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什么样一个事件，无法预测，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它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事件还有一个特性叫小概率。什么叫小概率？就是事件的发生具有绝对性和必然性。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事社会管理，只要是社区中有大量的人群从事各种活动，就必然有发生各类事件的风险，这就叫小概率事件。但是它是小概率的，不是天天发生，这是必然的。那么必然的事件我们怎么预防？以0为目标，使它的概率不断下降，使它的风险水平不断降低。从这个意义上讲，事件它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发生的必然性。必然性可以通过风险来控制，是可以预防和控制的。
控制事故的步骤。如何去控制事件的危险？就是要有一整套风险管理的思想和程序。我个人以为，对于综合治理部门对风险管理的思想的理解、贯彻和实际应用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们直接接触各类的危险，他们是控制和保安的第一线。如何去控制呢？风险管理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危害识别。什么叫危害识别？从综合治理的角度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所管辖的社区有没有危险源，包括高危险的人群、高危险的设施、高危险的物质。有危险源，才可能产生危险。危险源能不能造成事件发生，我们要进行评价，当我们确认确有发生事件的可能性的时候，概率比较高时，我们必须制定风险控制计划。各种各样不同的危害，应该估计到，必须对它进行控制。控制风险分四个步骤：第一是根除危害。就是把这种危险源彻底解决了。比如说社区里有一个作业场所或者有一个危险场所，那就请它搬迁，遇到其他一些危险源要彻底的从社区里根除，不要有任何怜悯和疏忽之心。但是有些情况下，受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所限，我们不能根除所有的危害，必须和它共存而且要共安。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做管理的第二步，叫过程控制。第二是过程控制。要安全准入，时刻不能放松警惕之心，不达到安全条件绝不放松、绝不纵容、绝不让它从事活动。即使准入了，对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必须制定严密的监控计划。第三步是培训。使我们每个公民、每一个工作人员必须了解这种危害和危险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进行预防？就是提高素质。什么叫素质？意识加能力就叫素质。对于我们综合治理人员来讲，什么叫素质？就是什么叫意识？就是风险感知力，你得知道你管理的对象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你能感觉到，你能分析清楚。第二步是能力。就是从事综合治理的基本技能、基本方法。意识加能力就叫素质。我们现在安全生产、安全管理过程中，之所以出现了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一部分的基层干部的素质没有达到目标要求。第三步是应急。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态发展，叫第一响应。我们如果做到这些了，事件就是可以预防的、可以控制的。
（二）脆弱性是事故灾难发生的最本质原因和唯一可控因素
我们刚才讲了提到了上海“11.15”火灾事件。这是现场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非常耐人寻味。你们看看，大楼整体燃烧。火灾现场我去过两次，旁边那个照片是我在现场调查的一个照片。火灾的原因是四个电焊工在11楼进行电焊作业，焊渣溅落在第10层引起大火，火是从10层以上开始燃烧的。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消防队喷射的水枪和水炮水柱打向的却是第9层，我们感到很迷惑，是由于设备能力不够吗？是由于现场的消防战士素质不高吗？都不是。我去过现场，看看这张照片你就知道了，三座社区大楼同时装修，里边搭满了脚手架，从1层一直搭到28层，没有预留消防通道，没有设置消防广场。火灾发生之后去了124辆消防车，没有一辆能开进这个社区。开进去也没有用，云梯支不起来。最后他们在南边的一个建筑工地强行进入，但是在消防车和燃烧的大楼之间还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两层楼建筑，是当地社区的配电房。所以喷水的水枪是隔着一个二层楼的打过来的，在它下落的过程中才浇到这个楼的第9层。当天下午这个楼里一共有160个人，但是死亡了48个，重伤了72个。一个居民楼里的火灾为什么有这样严重的后果？我刚才讲过，高层建筑火灾问题极其特殊，就是它的垂直传播和轰燃效应。第一，这个社区建设之前没有进行风险评价和安全评估，没有估计到火灾产生的风险。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它大楼外边包的保温材料是聚氨酯泡沫，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风险，没有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第二，现场没有设置安全监控和警报系统。所以火灾发生之后，没有办法通知大楼180户居民，也不知道哪一家有人，哪一家有什么样的人都不知道，没有入户报警，也没法通知居民。第三，居民事先没有风险告知和应急培训演练。对于火灾的危险性全然不知，而且也没有学会应急疏散的能力。一场火灾事故暴露的是什么问题？系统脆弱性。我们要克服的是系统上的脆弱性，哪个环节都不能疏忽。
（三）安全文化是安全工作的基础和先导
另一个我们特别强调安全文化，尤其从综合治理这个角度，文化的作用更加突出。吉林石化"11.13"爆炸事故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安全意识薄弱造成的。我们一般谈到的文化往往认为就是意识、思想意识问题和宣传教育问题。安全文化的概念最先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于1986年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的，过去没有安全文化。安全文化主要通过行为来体现。安全文化包括五个核心要素：第一，决策能力。就是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中，重大安全问题的上决策能力。我们的区委书记、区长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有清晰的决策能力，我们综合治理的领导还有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对于基本情况的判断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第二，发展理念。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发展规模是什么样才是最合理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安全和公众的满意度，而不是GDP数值。第三，价值观认同。在一个社区里，我们的领导、管理干部到公众都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安全第一和以人为本，要有这样的价值观。第四，法制环境。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区，法律的观念、执法的能力是否能够达到目标要求。第五，公众素质。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五个才叫安全文化。我们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社会管理明显落后，社会管理落后于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差距在在文化上。所以我们讲综合治理要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文化要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同步。
（四）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准备能力建设
重庆开县井喷事故。这些年发生的很多突发事件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能力上。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件，我们看到右上角这个事件暴露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这是“12.23”重庆开县井喷事故，这个事件造成243人死亡。造成人员死亡的原因是井喷当中大量的硫化氢，硫化氢是致死性神经毒气，是可以做化学武器使用的。但是这个气体有一种特性，就是可以燃烧。国外对于这样的事故最基本的处理原则就是在第一时间把井喷的井点燃，因为硫化氢燃烧之后就变成了二氧化硫，它就变成了一种环境污染物，但是没有即刻致死性，相对安全。国外的法律里面规定得很清楚，井喷后15分钟内必须点火成功。2003年12月23号晚上10点47分，重庆开县罗家寨二号井突然井喷失控。当时的钻井队队长叫吴坚经过努力奋斗之后，仍然无法控制井喷，他就想到了点火。当时石油化工安全操作规程里面讲的是井喷失控可以考虑点火，叫“可以考虑”，没有规定什么程序来决定，谁来拍板，用什么点、谁去点都没有设置。他知道最好的办法是点火，但是他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决定，他向领导报告。他们的公司经理接到电话说我同意点火，但是我没权决定，他向省局的领导报告。省局领导在凌晨一点的时候接到电话，说我同意点火，但是我也没有权利，我要报告，然后报告到北京。消息传到北京，中石油总部值班的是一位副总经理，他说你们现在不要点，我没权利决定，我要向我的领导报告。凌晨4点他才把马富才同志叫醒，他当时是中石油的总经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但是他知道他也没有权利决定，早晨7点召开党组会，研究处置方案，有的人说点了就安全了，但是有的人不同意，说这口矿井的设备是从美国进口的，价值240万，一把火点光了谁负责任。当天下午3点搜索队进入现场，就是这张照片，在第一时间里发现了96具尸体，消息传到北京，震惊全国。马富才同志立即下决心点火，18个小时后点火成功。但是事后的分析证明，243个人中90%以上是在井喷后1小时之内死亡的，18个小时后的点火既不能救这些人的性命，也把一个10几亿的国家财产付之一炬。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没有第一响应的制度化设计，就是当出现危机事件的时候，不能在第一时间采取果断措施处理问题。
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在应急管理方面，有些基本的原则是要遵循的。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救人第一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比如说应急响应第一响应的原则等。第一响应必须做制度化设计。我们的综合治理，我们下边的基层干部能处理哪些事件，应该在制度上明确规定。让它充满自信的、果断坚决的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处理好，而不是层层汇报、层层研究、层层布置，等事件形成燎原之势就晚了。另一个应急管理是一定要做事先的沟通和准备。这是典型的PX事件。PX有多大危害，它是一个危害比较轻的化学物质，而且没有确认有致癌性，但是公众对它的反对态度非常激烈。首先政府对这个项目做了大量的投入，企图引进这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涉及到几百亿的GDP，政府热衷这个项目，但是没有和公众沟通。当所有的规划、论证报告、合同都签署之后，在网上公示，开始征求公众意见。第二个阶段是向群众公示。公众听到消息反映非常激烈，一致性表示不同意在我们的城市建这样的项目。第三步，政府进行安抚和处理，企图化解矛盾。第四步，公众不接受，以更激烈的方式，甚至上街游行来反对。第五步，政府刚开始企图用强制威胁的办法，甚至动用警力来强力压制，反而激起了公众更加激烈的反抗。第六步，政府全线崩溃，彻底退让，不但不建了，而且永远不建了。大家知道这样一个项目，从论证到申报都是符合法律程序的，而且由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凭什么说不建就要不建了。严格意义上说，地方政府没这样的权利，但是现在不都这样了吗？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政府的公信力下降，你说没害他都不信。他信谁？信网络，信那些意见领袖的话。所以这个东西应该引起我们深思，我们要改变思想观念。过去我们的急预案主要是事件发生之后如何处理，现在的应急管理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工作不再事件之后，而在事件之前。所以一个社区、一个部门，尤其像我们综合治理这样的部门，面临着繁重的公共安全工作；为了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要做好应急准备，编制一个灵活、有效的应急预案。
四、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安全发展，建设平安中国
平安中国是习近平同志在江苏召开维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他提出平安中国的思想迅速在党内传播开来，而且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于安全的理解，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在建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认为安全是什么？就是阶级敌人的破坏，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那时候的思想思路和政治路线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是哪个时候的安全概念。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高速发展，那么稳定又成为首要的任务，所以这时候党中央提出维稳的问题，维稳的目标是维护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十八大以后，习主席提出平安中国的理念，平安中国要什么？就是要坚持安全发展，以人为本。习主席讲过，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建设和发展都不能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尊重、保护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所以平安中国就是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发展。这一思想反映在我们对于一些重要法规的修改中。我举个例子，比如《安全生产法》第一章的立法宗旨第三句讲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那么这条法规给人造成了误解，就是安全工作包括保护财产，主要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在现在的修改过程中，安全生产法可能要修改为保证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和财产”三个字没有了。另外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安全发展，就是安全的工作不完全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在当前的管理形势下，我们要逐渐的弱化，乃至最后取消各级政府业绩考核的指标。大家知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单位，GDP的变动幅度对一个执政党、对一届政府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性的。那么对于一个执政党和一个国家命运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人心所向，是民意所在，这才真正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在民心和民意里面，公共安全首当其冲。民之不安、国可安乎？我们知道安全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由每一个人组成的，我们的国家是什么？就是由13亿人组成一个国家，那每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就是国家受到了伤害。只有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健康，我们才能本固邦宁，才能真正的实行长治久安。所以总书记讲实现平安中国战略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也是基本国策。这样的目标是使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如果人民群众没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我们设定的中国梦、美丽中国、两个百年目标和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毫无疑义。人民想要安居乐业，社会必须平安稳定，这就对我们综合治理的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人民安居乐业了，社会平安了，国家自然就会长治久安。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给人民群众创造安定的环境，我们就会受到人民的拥戴，我们的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在这一点上，我们综合治理干部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非常神圣的、也是非常光荣的。
今天我能来到东城区和综治办的同志们一起学习，就是缘分。我也是东城区的子民，我家住在和平里六区，也在你们管辖之内。我不但自己要做一个守法的良民，而且我也愿意支持你们的工作。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尽管分咐，我一定保证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后即走。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信仰是崇高的，我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和安全健康。我们做好了这件工作，实现了平安中国的理念，就尽到了一个公务员的职责。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