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1913年11月7日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城，父亲在1914年大战时阵亡，随母亲移居阿尔及尔贫民区外祖母家，过着极为艰难的生活；加缪靠奖学金读完中学，1933年起以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阿尔及尔大学攻读哲学，1936年以题为《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思想》的论文毕业，但因肺病而未能参加大学任教资格考试；加缪从1932年起即发表作品，1935年开始从事戏剧活动，曾创办过剧团，写过剧本，当过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并一度加入法共，后退出；大战爆发时加缪担任《共和晚报》主编，后在巴黎任《巴黎晚报》编辑部秘书，德军侵法后参加地下抵抗组织，负责《战斗报》的出版工作；1942年因发表中篇小说《异乡人》（又译为《局外人》）而成名，同年发表的哲学论文集《西西弗斯的神话》在欧美产生巨大影响；1944年法国解放后，加缪出任《战斗报》主编，写了不少著名的论文，194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鼠疫》更是得到一致好评，获法国批评奖；1951年的《反抗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他和萨特等左派知识分子的决裂，加缪的哲学思想在于从精神上反抗不可避免的荒诞，着重强调苦难之中的幸福；1957年10月17日“因为他的重要文学创作以明彻的认真态度阐明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良知的问题”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法国当时第九位也是最年轻的获奖者；1960年1月4日加缪不幸英年早逝，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年仅46岁；主要作品有：哲学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1942）；剧本《误会》（1944）、《卡利古拉》（1945）、《戒严》（1948）和《正义》（1949）等；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堕落》（1956）和短篇小说集《流放和王国》（1957）等。
加缪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我以深深的谢意来接受贵学院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荣誉，尤其是当我认识到，这份奖励远远高于我个人的成绩的时候。
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肯定，艺术家更是如此，我也同样。只有将你们的决定和它对我产生的震动加以比较，我才能深刻领会其意义。对于一个仍旧年轻、唯一的财富就是怀疑精神的人，一个作品尚未成熟、惯于在工作中孤独地生活的人，一个回避友情的人，当他突然在孤单与沉思中被置于荣誉的耀眼光芒之中，他怎么能够不感到恐慌？而当欧洲其他的作家，包括那些最伟大的作家，被勒令沉默，甚至在他们的祖国遭受不幸之际仍被迫缄口，在这种时候，他的内心之复杂，是可以相见的。我就感到了这种震惊与慌乱。为了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我只能接受这份幸运。
尽管我的成就远远配不上这份荣誉，但我发现，我唯一的支柱就是那终生支持我，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都未曾抛弃我的信念，这信念就是我对艺术和作家作用的看法。让我怀着感激与友好的心情，向各位尽可能简短地表达这些看法。
对我来说，没有艺术便无法生活。但我从不把它置于一切之上。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我无法把艺术和我的同胞分开，因为正是艺术，允许我这样一个人和我的同胞生活在一起。艺术是一种手段，能使我让同胞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他们生活的真实处境，激励他们去奋斗。它使艺术家和同胞们结为一体，并遵从最朴素与最普通的真理与事实。那些自认为与众不同而选择艺术为终身职业的人，不久就会明白，除非他承认自己与别人一样，否则，他便不能保持他的艺术，也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之处。一个艺术家，在他感受到他所不曾有的美感，他所无法摆脱的人际关系时，它便将自己和他人融为一体了。
真正的艺术家是不能轻视任何东西的；他们的责任与其是论断，而不如说是去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他们必须站在某一边时，他们或许只能站在尼采所说的、由创造者而不是由法官来统治的社会，不论这创造者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一名作家具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正因为他是一名作家，在当今这个时代，他就不能去为那些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只能去为那些忍受历史的人服务，否则，他将陷于孤独，它的艺术也将被剥夺。即使他紧跟暴君，而且越是他紧跟暴君，它的孤立地位就越不可挽回，这是任何强权与暴力都无法改变的事实。而在世界的另一端，一个默默无言的囚犯的沉默，却足以把他从这种放逐中解救出来，最起码，当他享有自由的时候，努力不去忘记这沉默并用艺术把它传达出来，这就能使他摆脱孤立。虽然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自诩能独自承担这一任务，但是，在人生的各种环境中，无论在短暂的声望的顶峰，还是在专制者的监牢中，或是在言论自由的时刻，作家只有全身心地为真理和为自由奋斗，它的作品才能因此而伟大，才能获得亿万民众的心，赢得他们的承认。作家的职责，就是团结大多数人民。他的艺术不应屈服于一切谎言和奴役；因为无论谎言和奴役如何占据统治地位，终将陷于孤立。不论我们有多少弱点，但我们的作品的崇高之处，我们作品的价值，永远植根于两项艰巨的誓言：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努力反抗压迫。
在近20多年的疯狂的历史中，在时代巨大的变化面前，和同代人一样陷于绝望迷惘境地的我，却一直受到一种源于内心深处的信念的支撑：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写作，是一种光荣，因为写作是一种誓言，一种不仅仅是为了写作的誓言。面对我个人的力量和我的存在，我认识到，写作，是一种和我共同经历过同一历史时期的人们，一起忍受我们相同的悲惨和希望的誓言。这些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来到这个世界上，在希特勒上台和第一次革命浪潮初起时正值青春年少；在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遍布酷刑、拷打和集中营的时代，完成了他们的教育。正是这些人，在今天，必须在一个面临核武器威胁的世界里生儿育女，从事创作。对于这样一些人，没人能强求他们成为乐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我们应该去理解那些在极端绝望中陷于堕落和倾向虚无主义的人们。然而事实上，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在我的国家或整个欧洲，投身于对人类正义的追求。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生活在这个灾难的时代所必需的艺术，给我们再生的力量，并且坦然地和那在我们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死亡的本能，作不懈的斗争。
毫无疑问，每一代人都有改造世界的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则更为艰巨，我们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阻止世界的毁灭。我们继承的是个腐败的历史，这历史混合了堕落的革命、误入歧途的科技、死亡的幽灵、陈旧的意识形态；人自身的力量已足以把一切摧毁，却不知道如何说服他人；人的智慧已堕落为仇恨和压迫的工具。作为这个腐败历史的继承人，我们这一代必须从否定自我出发，在内心与外部世界重新建立起生命与死亡的尊严。在这个濒临分崩离析、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境的世界中，我们这一代人应该知道，当我们与时间疯狂的赛跑的时候，应该重新调和劳动与文化，并跟世界上所有的人携起手来，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共同遵守的誓约。这一代人能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尚难确定，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许多人起来为真理和自由而战，并随时准备为之献身。对于这种斗争，尤其是这种牺牲，无论何时何地，都值得我们为之致敬和支持。我愿将今天颁给我的这项荣誉，转赠给我们这一代人，相信大家会赞成的。
同时，在谈论过作家所从事的艺术的高尚之处以后，我们有必要还作家本来面目。除了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所共同的东西以外，它没有任何别的权利。他很脆弱，却又顽固；他不公正，却又热切地寻求公正；他默默地从事着自己的劳动，既不以为耻，又不以为傲；他在无休止的痛苦与美的冲突中被撕裂，最后，他努力在毁灭的历史中树立起永恒的不朽之作。在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我们怎能要求他具有完美的道德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永远需要我们去把握。自由是危险的，它固然令人鼓舞，但同样令人感到难以驾驭。我们必须向着这两个目标前进，虽然面临痛苦，但依然坚定不移，做好在这漫长征途上迎接挫折的准备。
现在，哪一个作家敢于坦然地以美德的布道者自居？至于我，我必须再一次申明，我不够这个资格。我从来没能摆脱过伴随我成长的光明，生活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情绪固然可能导致我犯很多错误，但无疑它也帮助了我，是我能对自己的艺术有更深的了解。现在，它更帮助我支持和理解那些默默承受命运的人们，他们之所以能承受一切不幸，能够活下去，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记住往日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现在，在我原原本本地坦白了我的浅薄、我得益于他人之处和我的艰难处境之后，我可以比较坦然地说：我之所以接受各位如此宽厚的赠与我的荣誉，是因为，我把这荣誉当作对我们这一代所有那些进行同样战斗却没有任何权利，而只遭受到不幸与迫害的人们的致敬。我从内心深处感谢各位，并向各位说出那自古以来每个真诚的艺术家每天向自己发出的诺言，这便是：忠实。
1957年12月14日加缪获奖后在瑞典乌普萨尔大学的演说节选——艺术家及其时代：
"大约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里，这种社会甚至连金钱（金钱可以引起有血有肉的情欲）社会都不是，而只是一种金钱的抽象象征的社会。商人社会可以定义为：事物为了符号的利益而消失的社会。当一个领导阶级不再用地亩和金条而用与某种数量的交换活动确切相应的数字来衡量其财富的时候，它就同时把某种类型的神秘化置于它的经验和它的世界的中心了。一个建立在符号之上的社会在本质上被神秘化了。于是，这个社会选择了一种其原则徒具形式的道德作为它的宗教，既可以在它的监狱又可在它的金融庙堂上写下自由和平等的字样，就不令人感到惊讶了。——原则上的自由，为一种事实上的压迫服务。"
"为了做一盘好的摊鸡蛋，不必打破成千上万个鸡蛋，我觉得不能根据碎蛋壳的数量来判定厨师的质量。"
"天才像一切人，而没有人像他"（巴尔扎克）
"最上乘的作品永远是那种使真实和人针对这真实而提出的拒绝获得平衡的作品，它们使对方在一种不断的喷涌中活跃起来，而这种喷涌正是快乐而痛苦的生活的喷涌。于是渐渐出现一个新世界，与日常的世界不同，却仍然是用一个世界，既特殊又普遍，充满了无邪的不安全感，它是由天才的力量和不满一时地产生出来的。是这样，又不是这样，世界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这就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双重的不断的呼声，这呼声使他站立，总是睁大双眼渐渐地为那些处在沉睡地世界中心地人们唤醒一种现实的转眼即逝、瞬息万般的形象，这形象我们认识却从未遇见过。"
"美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不能为任何政党服务。它只能在或遥远或邻近的日子里为人的痛苦和自由服务。"
"人们今日就像逃避苛求的自由一样逃避这种冒险，以便拥向各式各样的奴役，这至少可以获得灵魂的舒适。"
"只有自由才能使人摆脱孤独，而孤独只能飞翔在孤独的人们的头上。"
"是成千上万的孤独者激起、活跃、保持了这希望，他们的行动和作品每日都在否定历史的边界及其最粗俗的表象，以便让始终受到威胁的真理在一瞬间闪出光辉，而这真理是每个人为了大家树立在各自的痛苦和欢乐之上的。"
加谬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欣赏：
诸神处罚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荷马说，西西弗斯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但另有传说说他屈从于强盗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各种说法的分歧在于是否要赋予这地狱中的无效劳动者的行为动机以价值。人们首先是以某种轻率的态度把他与诸神放在一起进行谴责，并历数他们的隐私。阿索玻斯的女儿埃癸娜被朱庇特劫走。父亲对女儿的失踪大为震惊并且怪罪于西西弗斯，深知内情的西西弗斯对阿索玻斯说，他可以告诉他女儿的消息，但必须以给柯兰特城堡供水为条件，他宁愿得到水的圣浴，而不是天火雷电。他因此被罚下地狱，荷马告诉我们西西弗斯曾经扼往过死神的喉咙。普洛托忍受不了地狱王国的荒凉寂寞，他催促战神把死神从其战胜者手中解放出来。
还有人说，西西弗斯在临死前冒失地要检验他妻子对他的爱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尸体扔在广场中央。不举行任何仪式。于是西西弗斯重堕地狱。他在地狱里对那恣意践踏人类之爱的行径十分愤慨。他获得普洛托的允诺重返人间以惩罚他的妻子。但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大地的面貌，重新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重新触摸那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了。冥王的诏令、气愤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对起伏的山峦，奔腾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诸神于是进行干涉。墨丘利跑来揪住这冒犯者的领子，把他从欢乐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强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狱，在那里，为惩罚他而设的巨石已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并没有谈到西西弗斯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人的想象使西西弗斯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士、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士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士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为这种回复、停歇，我对西西弗斯产生了兴趣。这一张饱经磨难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自己化成了石头！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它的到来与西西弗斯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
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那里呢？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西弗斯的命运荒谬。但是，这种命运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斯，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斯痛 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
如果西西弗斯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斯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斯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
我把西西弗斯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斯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士。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