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金才张立鸿《彭祖与老子》

朱金才张立鸿《彭祖与老子》

身历两朝的老子是末代彭祖老彭(张立鸿)

提要: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是我国经书著名的代表作。可是老子其人,一直扑朔迷离;老子其事,一直繁乱纷杂;老子其书,一直争论不休。其根源在于,一直没有能够抓住实质。本人从老子是“一系列人”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分别论述各位老子其人、其事、其年代,其经历等。本文则是根据文献记载,逐点论述“身历两朝”的老子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的人。生于商王武丁年间,身历商、周两个朝代。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他两次西游终南山,于周昭王年间第二次西游终南山之时,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以述代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在归家途中无疾而终。至少活了一百六十余岁,也有可能活了二百余岁,因为他“修道而养寿”的缘故,最后是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一、前言

老子其人历来是一个争论很多的话题。诸如:老子的姓氏、名字、美称、谥号、年代、故里、享寿、仕隐、出关,著书等事,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甚至引发出了三次较大的争论。例如:老子究竟是姓老还是姓李?究竟是名耳还是名聃?究竟是字聃还是字伯阳?究竟是楚国苦县、陈国相人、宋国之沛、宋之相人、河南鹿邑,还是安徽涡阳之人?究竟是商朝、西周、春秋,还是战国时人?究竟是先仕后隐,还是先隐后仕?究竟是西出函谷关、大散关、玉门关,还是周至关(盩厔关)?究竟是“述而不作”的“语之道德五千言”,还是“刀削剑刻”的“著书上下篇”?究竟是活了百有六十余岁,还是活了二百余岁?等等,经过几番争论,一个也未曾能够给予解决。其尤甚者,近年来有一些所谓的研究,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非但没有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却额外的数次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出版商编者,错误地删改《史记》之文字。例如:清初康熙年间,牟相廷引《史记》之文:“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盩厔关)”。近人罗根泽不懂得“周至关”三字是关名,因而在他的《诸子考索》书中将上述文字错误的句读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将本来是连读的“周至关”关名,分解成为“老子离开周朝,去到一个不知什么名字的关”。而一些不明真相的出版商编者,认为连用三个“周”字,词义重叠,不合句法,干脆就删去第三个“周”字,将上述文字改印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这样一来,就使《史记》的文字含义不清。殊不知“周至关”三字是关名,不能分割开,更不能删去此周字,否则就会造成词义混乱。

还有,《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文心雕龙•诸子篇》说:“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爰序道德,以冠百氏”。这说明梁时的《史记》原文是:“老子字伯阳,谥曰聃”的。可是,近人蒋伯潜在他的《诸子通考》书中认为:“伯阳谥曰”四字衍,加以删去。因而使今本《史记》将上述文字改印为:“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聃”。错误的将老耳老子和老聃老子混为同一个人。以致使老子其人变得更为扑朔迷离,老子其事更为繁杂纷乱。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长时间的研究老子,却始终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其关键的核心就在于混许多位老子为同一个人,将许多位老子的事迹集中于同一个人身上,当作同一个人的事迹来看待。以致是这里说对了,那里又出错,始终是矛盾百出,不能摆平。其实,老子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系列人”。即有许多位老子。就象周公是“一系列人”,召公也是“一系列人”一样。西周共和行政之时的周公和召公,决不是周武王之时的周公和召公。但是,他们各自都是被称为周公和召公的。老子之称也同此义。这是因为我国古代爵位世袭的缘故。只要人们改变那种认为:“老子是一个人”的错误观点,则老子研究的一切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关于老子系列,按照顺序,已知名字的老子依次为:1、身历两朝的老子老祖老子;2、见周之衰的老子老耳老子;3、孔子问礼的老子老聃老子;4、犹龙之赞的老子老莱老子;5、过关入秦的老子老儋老子。本文论述头代老子即身历两朝的老子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

二、头代老子其人

头代老子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要知道头代老子的身世,就得从末代彭祖老彭说起。

1、商殷彭祖的逃走

《彭祖经》说:“彭祖自帝喾时佐尧,历夏至殷为大夫”。帝喾时候佐尧的彭祖是始彭祖篯铿,禹夏时候的彭祖叫彭寿,商殷时候的彭祖叫彭考,他们各自都是在朝廷中做“大夫”官的人。按照古制,大夫有采,即有食邑封地,也就是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彭祖的爵位是伯,所以禹夏彭祖姓彭名寿称彭伯寿,简称彭伯。商殷彭祖姓彭名考,是遗腹子,即遗腹而生,三岁之时又遭母丧,由他的祖母抚养长大。正是由于他自幼失去双亲,因而就使他在少年之时就性好恬静,不衅世务。成年之后,殷王以为大夫。而他常称疾闭居,不与政事,唯以养生治身为事,善于补导之术。尤其是擅长于导引炼形和房中闭气之术,有益于身心健康和延年益寿等事。但是,却也因此而遭受到殷王的迫害。《神仙传》说:“彭祖善于补导之术,殷王自往问讯,不告。殷王乃令采女乘輜輧,往问道于彭祖。彭祖曰: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为。但知房中闭气,节其思虑,适饮食,则得道也。采女具受诸要以告王,王试之有验。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乃下令国中,有传祖之道者,诛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至。其后七十余年,门人于流沙之国西见之。后有黄山君者,修彭祖之术。彭祖既去,乃追论其言以为《彭祖经》”。殷王喜爱彭祖之术,亲自前去求教,可谓天大的面子。而彭祖不衅世务,当面拒绝,这就不免要遭到殷王的迫害,而逃到流沙之国西的北印度去了。

2、末代彭祖的继位

商殷彭祖彭考逃走之后,大彭氏国一时乏主,于是就由大彭氏国的储君太子继位,担任大彭国君。

①在商为守藏史:我国古代,诸侯国君大都在天子朝廷中担任官职,大彭国君也不例外。而大彭国君称为彭祖。所以,历代彭祖也都在各自的朝廷中做事。始彭祖篯铿帝喾时佐尧,帮助尧帝治理国家大事,其余彭祖历夏至殷为大夫。所以《彭祖经》说:“彭祖自帝喾时佐尧,历夏至殷为大夫”。商殷彭祖彭考之后的彭祖,也是这样。在商朝为守藏史官,进入周朝以后,他又为柱下史官。所以,《世本》及《经典释文》均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这指的就是彭考之后的彭祖。

②成为商贤大夫:接替彭考彭祖担任大彭国君的彭祖在殷王朝中继续为大夫,任守藏史官,是御史大夫。吸取了前任彭祖彭考不衅世务而得罪殷王,遭受迫害的经验教训,在殷王朝中事事谨慎,处处小心,勤奋有加,努力工作,因而被世人称为商贤大夫。关于此事,《武夷山志》有记载:“商贤大夫彭祖,即所谓老彭者,隐居此山”。那么,商贤大夫彭祖,为什么会被称为老彭的呢?这就牵涉到大彭国的被灭亡有关。

3、王师灭大彭国

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的彭祖,由于他的小心谨慎,勤勉工作而被称为商贤大夫,可算是功成名就了。然而好景不长,也遭危难。到了商王武丁中期,彭祖氏族又遭受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不但灭了国,而且散了族。《竹书纪年》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国”。《史记•楚世家》说:“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王师灭大彭国之后,此时的彭祖就成为最后一位彭祖,也就是末代彭祖。我国古代末了称老,末代彭祖也称老彭祖,简称老彭。由于老彭在商朝时候为守藏史官,进入周朝以后,他又为柱下史官。所以,《论语•述而》的《疏》说:“老彭,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

4、彭宅村安家

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国之时,作为当时的大彭国君彭祖见势不妙,在荒乱之中就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和亲人逃出了彭城(今之江苏省徐州市),不敢向西、向北走,而是向南经安徽,逃到了浙江省安吉县报福镇附近五里之处的乡间停了下来,在那里建房造屋,安顿家宅,住了下来,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村庄。由于这个村庄是从彭祖家宅发展形成的,所以人们就称该村为彭宅村,而称村边的小溪为彭溪。

5、为人民保福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在彭宅村地方安居下来之后,并没有隐藏躲避,而是游玩于青山绿水之间,经常去东、西两个天目山游玩。因为他喜爱山水,叫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既是仁者,又是智者。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到相距五里之处的小集镇上去做些好事,为民保福,受到人民的喜爱,思欲有所图报。

6、再一次逃走

由于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喜爱山水,经常游玩于天目山的青山绿水之间,并且到小集镇上去做好事,不拘形迹,没有注意躲藏,他的行踪很快就被殷王知道了,派人前来追捕。当地人民为了报答老彭的保福,就向老彭报信。老彭得到人民的报信后,来不及考虑,就连忙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再一次逃走了。老彭逃离彭宅村之后,小集镇附近的居民,为了纪念末代彭祖老彭祖在该地为民保福的功绩,就将该地称为报福乡,将小集镇称为报福镇,以报答老彭的为民保福。并在彭宅村附近建了彭祖祠和彭祖衣冠塚,以表示纪念。安吉县也称孝丰县,报福乡也称广苕乡。广苕乡有老彭衣冠塚。《孝丰县志》说:“商贤大夫老彭墓在广苕乡”。但此老彭墓是老彭衣冠塚,并不是老彭死葬于此。北宋诗人苏辙对此有《老彭墓传》诗说:“猖狂战国古神仙,曳尾泥涂老更安;厌世乘云人不见,空坟聊复葬衣冠”。

7、武夷山隐居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在得知殷王武丁已经知道他的行踪之后,来不及考虑,就立即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再一次逃走了,往南逃到福建省北部的武夷山中密林深处躲藏了起来,并在那里隐居。这是他吸取了彭宅村安居不加隐藏而暴露行踪的经验教训而采取的行为方式。《武夷山志》说:“商贤大夫彭祖,即所谓老彭者,隐居此山”。老彭在武夷山中隐居,尽量不出门,但是不能没有吃喝,一些日常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还须从山下采办。因此,老彭的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并没有在山中隐居,而是在武夷山南边的赤石附近地方建房居住,人们称该处为武夷宫,即彭武和彭夷居住的宫房。彭武和彭夷经常要给他们的父亲老彭送东西,并嘘寒问暖,探望看视,因而时常进出老彭所隐居的山岭。人们见彭武和彭夷经常出入该山,因而就称该山为武夷山,这就是武夷山名称的由来。其原因是基于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的隐居和彭武、彭夷的经常出入该山而得名。

8、隐而复出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在武夷山隐居了一段时间之后,商殷王朝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商殷王朝已经不是武丁时代,而是商纣王帝辛在位。由于商纣王无道,周武王伐商,消灭了商王朝而建立了周王朝。周王朝建立之后,也有王言国事要记录,也有礼仪典制要执掌,所有这些都属史官之职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御史大夫兼管礼仪典制和图籍秘书,需要有专门知识和精湛技能的人来执掌。找谁好呢?于是就想到在商朝 时候担任过守藏史官而后来逃走了的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请他出来担任周王朝的史官一职,这是最好的人选。于是,周武王就派人到处寻找,寻找最合适的史官人选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老彭祖应周武王之请,隐而复出,并没有终老在武夷山。

9、在周为柱下史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应周武王之请,隐而复出,担任周王朝的第一代史官之职,为御史大夫。由于他所掌(执掌图籍秘书)及侍立(记录王言国事),恒在殿柱之下,故为柱下史,也就是守藏史的另一种称谓。因为他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既在商朝做过守藏史官,又在周朝做过柱下史官。所以,《世本》及《经典释文》均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这是指彭祖名称而言的。而《论语•述而》的《疏》则说:“老彭,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这是指老彭名称而言的。

10、改称老祖氏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在商王朝中是伯爵,有彭城封地,指国称彭伯。王师灭大彭国之后,老彭祖已经不再有彭城封地了,也不再有伯爵之位了,再称彭伯已经不合适了。于是老彭祖就去彭字,改称老祖氏。老彭祖之称的老字是末了的意思,并不是年老,也不是姓氏。改称老祖氏之后,此老字已不是末了的意思,也不是年老的意思,而是以老为姓,以祖为名,合称老祖氏。其原因就在于老彭祖之失国。

11、领有子爵衔

末代彭祖老彭祖进入周朝以后,不再有彭封国,于是就去彭字改称老祖氏,在周王朝作柱下史官,为御史大夫。按照周制,大夫有采,即:有食邑封地,也就是有爵位。那么,作为周王朝的首任柱下史官的御史大夫老祖氏在周王朝中有什么爵位?有多大封地呢?《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卿如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之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其田视三公,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视者,比照也,即相对应。作为周王朝的柱下史老祖氏为御史大夫,是天子之大夫,对应的爵位是子男。子男同等,不可以并称,故著子去男,称其尊者。则老祖氏的爵位是子爵,封地大小为方五十里,其地点在今之安徽省涡阳县北五公里处的郑店村。具体地点系从其后代老耳老子的故里而获知之。

12、改称为老子

在商朝时候,彭祖为守藏史官,爵位为伯爵,封国在彭城,指国称彭伯。彭是国名,伯是爵位。进入周朝以后,老祖为柱下史官,为御史大夫,领有子爵衔,另有小封地,不能再称国,指爵应称子,加姓氏以别之,老姓加子爵,故称为老子。这是我国有老子之称的第一人,是为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其后还有老耳老子,老聃老子,老莱老子,老儋老子等人。所以,老子也不是只有一人,而是有许多人,即有许多位老子。由于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在商朝时候为守藏史官,而在周朝时候为柱下史官。所以,《太平广记》及《中华文化源流》均说:“老子,文王时(在商朝)为守藏史,武王时(在周朝)为柱下史”。结合以前的引文,《世本》和《经典释文》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论语•述而》的《疏》说:“老彭,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而《太平广记》和《中华文化源流》说:“老子,文王时(在商朝)为守藏史,武王时(在周朝)为柱下史”。表面看来,似乎是三个不同的人,于同一时间内在相同的王朝中,做相同性质的官,其实不是的。因为,综观上文,知上述引文所说的彭祖、老彭、老子,实际上所指的是同一个人,即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他在进入周朝以后,又被改称为老子了。彭祖、老彭、老子,三名实为一人。

13、末代彭祖老彭祖最后所有的全部称号

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他在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国之前,是大彭国君。大彭国君称彭祖,他是彭祖。封在彭城地方,领有伯爵头衔,指国称彭伯。王师灭大彭国之后,他是大彭国的最后一位国君和最后一位彭祖。我国古代最后称老,他是老君和老彭祖,简称老彭。我国民间最后的或最小的称老。例如:最小的叔父称老叔,最小的姑妈称老姑,最小的舅舅称老舅,最小的姨妈称老姨等。老君、老彭之称,亦同此义。进入周朝以后,他早已失去了大彭氏封国,也没有彭城封地了。此时再称老彭祖,已与事实不相符。于是,他就去彭字,改称老祖氏。此老字,是以老为姓氏,而不再是最后的意思了。老祖氏在周朝任柱下史官,为御史大夫,领有子爵衔,按例皆称子,加姓氏以别之,老姓加子爵,故称为老子,是为头代老子老祖老子。所以,老彭祖在进入周朝任柱下史之后,又有了新的称号,即:老祖和老子。也正是由于老彭祖在周朝有了新的称号“老子”之称以后,他在商朝成为大彭国的末代国君“老君”,就变为“上一个”称号了。“上一个”称“太上”,是相对于“其次”而言的。如果没有“其次”,就不能称“太上”。例如皇帝,没有“新皇帝”,就不能称“太上皇”。基于这一原理,末代彭祖老彭祖,他是大彭氏国的末代国君,称为“老君”。在他没有新的称号“老子”之前,他只能被称为“老君”。而在他有了新的称号“老子”之后,他的前一称号“老君”,就被改称为“太上老君”了。加上“太上”二字,是相对于新的称号“老子”之称而言的。“太上老君”之称亦同此义。没有“老子”之称的新称号,就不能将前一个“老君”之称的旧称号改为“太上老君”之称号。根据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只有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一人,他既可以被称为“老子”,又可以被称为“老君”和“太上老君”。其余任何一位老子,例如:老耳老子,老聃老子,老莱老子,老儋老子等人,都不能被称为“老君”或“太上老君”。因为他们都不曾有过封国国君和末代国君的称号。没有“旧称”就不能称“太上”。现在有人将老聃老子称为“太上老君”,这显然是错的。老聃老子没有担任过末代国君,连“老君”都称不上,更不用说称“太上老君”了。

归结起来: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也就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其人,前后共计所有的全部称号为:彭祖,彭伯,老彭祖,老彭,老君,太上老君,老祖,老子等。只有老祖老子一人能够被称为老君和太上老君。其余任何一位老子,例如:老耳老子,老聃老子,老莱老子,老儋老子等,都不能被称为老君和太上老君。因为他们都没有做过诸侯国的国君,更不是末代国君。所以不能称为老君和太上老君。

三、老祖老子的著《道德经》

《列仙传》说:“老子生于殷时,任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生于殷时的老子,那当然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了,其他任何一位老子都不可能生于殷时。

1、两次西游终南山

末代彭祖老彭喜欢游山玩水,他在彭宅村安家时,曾多次游玩天目山。他在武夷山隐居时,更是深处此山中。因而使他对山有着特殊的感情,成为仁人。仁者乐山么。他在进入周朝担任柱下史官成为老子之后,是为头代老子老祖老子,还是忘不了山。《太平广记》和《中华文化源流》等书均说,老子于周成王和周昭王时二次西游终南山。能够于周成王和周昭王时西游终南山的老子,必定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其余老子均在周昭王之后数百年才出生,决不可能于周昭王时西游终南山。终南山古称太乙山,是整个南山的终端,南山终止于此,故称终南山。南山起源于新疆的于阗,而终止于西安的南面。其在西安市西面的周至县到西安市南面的这一端山脉,就是终南山。终南山是旅游胜地,有南山湫、金华洞、玉泉洞、日月岩等名胜古迹,自古有终南绝景之美称。老祖老子因为爱山,故两次西游终南山。

2、语之道德五千言

《太平广记》说:“老子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执弟子之礼,敬请教诫。老子语之道德五千言。关令尹聆而书之,名曰《道德经》。”这里,首先要问的是哪位老子西出关的?要回答此问题,可以从引文“老子语之道德五千言,关令尹聆而书之,名曰《道德经》而知之。”这里,老子对关令尹是“语之”,而不是“著书”。什么是“语之”呢?《周礼·大司乐·注》说:“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即:提出问题叫言,回答问题叫语。有人发问,有人作答。《诗·大雅·疏》说:“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答。”语是答别人之所问。即一问一答。既然老子对关令尹是“语之”,则就是老子答关令尹之所“问”。即:先由关令尹提出问题(发端),再由老子进行回答(答述),然后由关令尹进行记录,成为《道德经》之书。这部《道德经》之书是由老子作讲述。叫做“述而不作”,或者叫做“以述代作”。那么,在我国历史上是谁“述而不作”的呢?《论语·述而第七》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夫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种做法是我暗中学老彭的样。据此知,老彭是我国历史上“述而不作”的第一人。孔夫子正是学了老彭的样,也采取由他讲述,而由弟子作记录,“述而不作”,或者叫做“以述代作”的方式著成《论语》之书。这是孔夫子自己告诉我们的,因此可信。既然老彭是我国历史上“述而不作”的第一人,而老彭就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则为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的老子应该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而不是其他老子如:老耳老子、老聃老子等人。

3、首部《道德经》

头代老子老祖老子“西出关”,为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而由关令尹“聆而书之”的“述而不作”,“以述代作”所著成的《道德经》之书,这是首部《道德经》,其著成年代是在周昭王之时,属于西周时候。因为,在周襄王之时,还有老祖老子的后代老耳老子,为关令尹“刀削剑刻”、“漆涂墨书”的“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第二部《道德经》,其著成年代是在周襄王之时,属于春秋时候。所以,《道德经》之书,实际上存在着两种版本。一个是老祖老子所述,一个是老耳老子所作。老祖老子所述的《道德经》,由周昭王大夫护送,保存在周守藏室之内。为历代老子所观看。老耳老子所著的《道德经》,由周襄王大夫所保管,留存在关令尹家中,为历代关令尹家人所研读。

4、孔子所窃比的内容

孔子窃比于我老彭的内容,除上述的“述而不作”,“以述代作”,因而著《论语》之外,还有“信而好古”的求学问,也是学老彭的样。孔子学识的来源,来自于他的“好古敏求”。《论语·述而第七》说:“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论语》中,“好古”是和“信”连在一起说的,叫做“信而好古”。孔子自己说他的“信而好古”也是学老彭的样。即:“窃比于我老彭”。除孔子自己说之外,在刘歆《遂初赋》中也说:“求仁得仁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这里,“求仁得仁”是指孔子学老祖老子和老聃老子之事。老祖老子爱山,孔子说:“仁者乐山”。老祖老子是仁者。《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与鲁南宫敬叔俱适周,问礼,见(老聃)老子。辞去,(老聃)老子曰: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仁人是老聃老子的自比之词,也是老聃老子的为仁精神。而孔子从学于老聃老子,问礼、求仁,助葬、闻道。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谈仁,以表达他的为仁精神,因而创孔子仁学之精义。“守信保己”刘歆已经在《遂初赋》中明确说了是“比老彭兮”。即:学老彭的“信守古训”,“好古敏求”的样,以保持自己的观点,不随世谷而变。这个“信而好古”,“守信保己”的做法,孔子自己和刘歆都说是“比老彭”。因而知孔子一生,事事都是以老彭为榜样,以老彭为偶像。这样,孔子“述而不作”的著《论语》,“信而好古”的求知识,“守信保己”的坚信念,都是孔子窃比于老彭的。即效学老彭的著书、治学、为人之精神。不仅如此,孔子在著书之后,也想效法老彭的做法,“欲西藏书于周室”。我国古代书藏王官,为守藏室之史所保管。末代彭祖老彭即头代老子老祖,他在“西出关”为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而由关令尹“聆听”记录成为卷册,“述而不作”、“以述代作”,形成首部《道德经》。关令尹不敢私自藏书,而是将此卷册送往周守藏室保管。这一点也为孔子所效学,他在“述而不作”、“以述代作”著《论语》之后,也“欲西藏书于周室”而无有门路,想请老聃老子帮忙,而老聃老子不允许所请。因为此时老聃老子已经告老还乡,不在其位。《庄子·天道篇》说:“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即子路)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可见,孔子欲藏书于周室,也是想效学老彭的做法。

5、老子所西出的关

《太平广记》说:“老子西出关”。前已述及这位西出关的老子是头代老子老祖,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他曾于周成王时和周昭王时两次西游终南山。终南山的西端风景优美,其地在周至县境内。周至县古称盩厔关。盩音周(zhōu),是山峦弯曲的地方。厔音至(zhī),是水流弯曲的地方。盩厔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山峦和水流都弯曲的地方,是为二曲。所以,盩厔城关也叫二曲。盩厔二字不太通俗,许多人不认得,后来改为“周至”。其地在西安市西面二百余里处,是我国古代由西域进入镐京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什么要在这里设立关隘呢?

西周初年之时,我国西部地方的少数民族玁狁(也称猃狁或犬戎),时常向东侵犯,进行掠夺。成王之时,东平淮夷,西逐犬戎,在盩厔地方,设立关隘,以防戎患。理由是“先王耀德不观兵”。与其观兵以示威,不如设关以防患。于是,成康之际,天下太平,人不犯法,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其原因就在于周至关隘之建立。周至关在渭河平原的西南部,南依秦岭,北滨渭河,地势十分重要。所以,成康之际,在此设立关隘,以防戎患。老祖老子西出的关,就是此周至关。周至关在镐京的西面,老子自镐京出发向西行,故为西出关。

6、老子西出关的目的

头代老子老祖老子西出关的目的,《太平广记》说是“以升昆仑”,实际上就是游山玩景。也就是西游终南山。因为,周至关的终南山上,有一处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叫“楼观台”,它是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自古有“终南绝景”的美称。

A、关令尹之名称:成康之际,在周至地方,设立关隘,以防戎患。康王之时,关建成后,周康王委派一名大夫,去管理周至关的事务。这位管理周至关事务的正职官员,就称关令尹。这里,“关”指周至关,“令”是官长的意思,“尹”则是指正职,副职叫丞。正职官员叫令尹,副职官员叫令丞。关于“令”字,《集韵》说:“令,官署之长。”即官长的意思。关于“尹”字,《传》说:“尹,正也。众正官之长。”尹是正官。令尹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官署之中,众正官之长。正职称令尹,副职称令丞。尹官,在商朝和西周时候是辅弼之官。尹也是管事、治理的意思。《说文》说:“尹,治也。握事者也。”《左传·定公四年》说:“以尹天下”,也就是管理天下。尹官也称相。应劭说:“天子之相称师尹,诸侯之相称令尹。”天子是全国之君,诸侯是地方之君。在中央管事的相称师尹,在地方管事的官(相)叫令尹。所以,尹有师尹和令尹之分。周至关的“众正官之长”,是地方上的管事之官,不是天子身边的相,当然称不上“师尹”。但是,他是周康王大夫,大夫称卿,叫卿大夫。薛瓒说:“诸侯之卿,惟楚称令尹,余国称相。”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是地方上的天子之卿,其地位比诸侯之卿要高,虽然称不上“师尹”,但是,称“令尹”却是绰绰有余的。这里,“令尹”之称,是相对于“师尹”之称而言的,并不是由于“楚国之卿称令尹”的缘故。可是,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却说:“关尹,守关之吏。令尹,楚官。此非楚地,令字衍。”这是蒋伯潜错误地理解薛瓒的说法。薛瓒只是说“诸侯之卿,惟楚称令尹,其余称相”,并没有说“诸侯之卿,惟楚称令尹,天子之卿就不称令尹”了。周康王大夫是天子之卿,为什么就不能称令尹呢?要知道地方之官卿大夫相当于诸侯之地位,并且是地方管事者,其正职官员称令尹是理所当然之事。更何况“令尹”之称,是相对于“师尹”之称而言。没有“师尹”和“令尹”的分别,则“天子之相”只称“尹”就可以了为什么又要在“尹”之前加上一个“师”字呢?这说明在“师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尹”,这另外一个“什么尹”,那就是“令尹”。它是天子所派的地方事务管理者。即:师尹、令尹都是周王朝的官名。并不是楚国发明的官名叫令尹。楚国也是周王朝的诸侯国,诸侯国管理其所封之地的事务。这和天子所任命的地方官管理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属于同一性质,都用天子所命的官名。蒋伯潜认为“令尹”是楚国发明的官名,天子之卿的地方官都不能叫令尹,这显然是错的。

B、楼观台的缘起:在周至地方,终南山上,有“终南绝景”楼观台。这个楼观台是因何而有的呢?《楼观本起传》说:“楼观者,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其结草为楼,观望星气,因以名楼观。”这里,一方面得知,“关令尹”这一名称,在周康王时就已经有了。从周康王之时,一直到周襄王时,周至关的“众正官之长”,都是称为“关令尹”的。另一方面得知,楼观台是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建成于周康王之时。其作用是关令尹于公余之暇,在楼观台上“观望星气”之用。换句话说,楼观台是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之私人天文观象台。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业余天文观象学家。更由于楼观台是老子弟子关令尹之家宅住处,因而后来道家弟子之住处,即以“观”来命名,称为道观其原因即基于此。

C、首部《道德经》的特点:周昭王之时,末代彭祖老彭,也就是头代老子老祖,在周至关的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关令尹“述说道德之经义”、“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以述代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有如下几个特色:

a、全书尊重女权:头代老子老祖老子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他的先世自始彭祖篯铿开始,于帝喾时佐尧,而被尧帝所任用,形成彭祖氏族。其后代自夏至殷为大夫,直至殷之末世灭彭祖氏,末代彭祖老彭祖,进入周朝为柱下史,领有子爵衔,加姓氏以别之,老姓加子爵,故称为老子,是为头代老子。他在周至关所著的首部《道德经》,实际上是集历代彭祖经验之大成。其中也有尧帝时代、舜禹时代、夏商时代和周初时代各位彭祖之经验。而尧、舜、禹、夏时代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尊重女权这是自然之事。首部《道德经》尊重女权也就不足怪了。

b、西周语言特色:头代老子老祖老子是周武王时为柱下史的,其第二次西游终南山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是在周昭王之时。周武王和周昭都是西周之时。西周时候著成的首部《道德经》,其所用语言应该是西周语言。更何况作记录的是周康王大夫,他是西周时候人,用西周语言作记录,更是理所当然之事。所以《道德经》多三、四言韵语,这是西周语言。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用三、四韵语来否定《道德经》为老子所作,这显然是错的。

c、特殊的语录格言形式:老祖老子的《道德经》和孔子的《论语》,虽然都是采用“述而不作”,“以述代作”的形式著成的。但是,《道德经》始终是语录格言形式,而《论语》则是一问一答形式,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主要是“语之”的内容不一样所决定的。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在周至关的终南山之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其内容是“集历代彭祖经验之总结。”其过程是由关令尹发问(提出要求)开其端,而由老祖老子作回答叙其事,再由关令尹执刀作记录。由于发问者只是关令尹自己一个人,不必记录是谁发问的。更由于是由发问者作记录,问语自知。所以,就只记录老祖老子之答言,不必记录关令尹之问语。因而就形成《道德经》之书这种独特的,一段一段的,语录格言形式的著作形式而且是历

代彭祖经验之语录格言。这是《道德经》所独具的著作特色,为其他著作所没有。孔子虽然“窍比于我老彭”,也用“述而不作”的方式著《论语》。但是,孔子的弟子有很多人。私塾蒙学习字粉板上说:“上古大人,孔氏乙己,化及三千,七十二时,佳哉作仁,可知礼也”。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问话,答语,记录等,都是由不同的人进行的。因此,必须记明是谁发问的,问什么话,孔子的答语等。所以,就必须时刻记上如:“子路问仁,子曰:”等等。这是由于孔子的弟子很多,所问的范围很广才这样的。虽然同样都是“述而不作”,但孔子的《论语》和老子的《道德经》在形式上是不一样的。这是由于各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不同而决定的,不能强求一致。

四、老祖老子的反周礼

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他的前半生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论语·述而》说老彭是“信而好古”的。即:信守古训,爱好古制。古代治事的规范制度是什么呢?是遵循自然规律,也就是遵道。用《道德经》的话说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规律。舜、禹之前是用“道”治。《尚书·大禹谟》说:“禹曰: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大禹说:顺道则吉,从逆则凶,感应迅捷,如影随形,如响应声。舜、禹之时是用“德”治。《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对舜说:“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大禹对舜帝说:德治在于善政,善政在于养民。正德、利用、厚生三者谐和,就政通民和,上下通达,国乃得治。《尚书·益稷》说:“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舜对皋陶说,我的德政得到推行,都是你所建议的功劳所实现的。舜自己亦说他是德治。

大禹之时也是“德”治。《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对诸侯说:“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禹帝对诸侯说,苗人轻侮傲慢,反道败德,君子被排斥在民间,小人被重用居上位,人民被弃置而不去保护,上天就会降罪要惩治这些苗人。

商汤之治则是从德政到仁政。《尚书·伊训》说:“惟我商王,布昭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伊尹说:商王成汤,用宽厚仁德代替暴虐凶残,现在的君王继承他的德政,树立仁爱对亲人做起,树立恭敬对尊长开始。从家邦做起,推行于四海。仁者爱人。成汤时连旱七年,汤王剪发求雨,可谓爱民。把人民摆在首位,这是仁政。

什么是仁?为什么要行仁政呢?仁的对象是人,仁的含义是爱、是亲。《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说文·人部》说:“仁,亲也。”《论语·学而》说:“泛爱众,而亲人。”仁是古代善政的标准。《论语·子路》说:“如有王者,必进而后仁。”《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政者王。”《滕文公上》说:“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要得人心,必行仁政。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汤时久旱,故汤求雨爱民,是为仁政。

商朝前期多干旱,而后期则多水涝。因此,商朝都城经常迁徙。例如:商朝第十代君王盘庚就多次迁都。先是自庇迁都于奄,此后又自奄迁都于殷。《竹书纪年》说:“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奄,古都邑名,也称奄阝或盖,其地在今之山东省曲阜县旧城东。商王盘庚曾以此为都城,而后迁都于殷。殷,也是古都邑名,其地在今之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通称殷墟。正是由于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所以商朝后期也称殷朝,或称商殷、殷商等。盘庚在奄地之时,对奄人极为爱护,所行之政事均对奄人有利,奄人极表欢迎,相处得非常好。因而在盘庚迁都于殷时,奄人恋恋不舍,曾有大批奄人跟随,一起迁到殷地居住。这批迁到殷地居住的奄人,称为殷地奄人。还有一些奄人留在奄地居住。这些留在奄地居住的奄人,称为奄地奄人,或称曲阜奄人。

由于自盘庚开始的殷王(商王),一直对奄人有利,便宜行事。所以,奄人对殷王也就始终很忠心,有义气。甚至,像商纣王帝辛这样的无道昏君,奄人对他也还是一片忠心。在周武王灭商之时,殷地奄人还是与商纣王一起,奋力抵抗周武王军队。直到商纣王自杀失国,商朝灭亡之后,殷地奄人的抵抗还不停止,而被周武王军队追杀,向我国东北地方逃窜,越过白令海峡,逃到北美洲地方,后来发展成为美洲的“印地安人”(英文记音的再转译)。

为什么殷地奄人对商王这样的忠心讲义气呢?主要是由于自盘庚开始,商王对奄人实行义政,有利于奄人之故。什么是义?就是利人,行事之宜。《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源道》说:“行而宜之谓之义。”义也是利人。《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孝经》唐明皇《注》说:“利物为义。”由于殷王利奄,所以奄人忠心保商。正如《孟子·台子上》所说:“舍生而取义者也。”不仅如此,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曾封受(商纣王帝辛)的儿子武庚为殷君。以继殷祀。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即位。殷君武庚见周成王年幼,以为有机可乘,连合东方夷族淮夷起兵反周。奄地奄人(曲阜奄人)也随同武庚造反,以表示对商殷忠心。成王时周召二公辅政,周公派军队平定了武庚之乱,灭了奄人,而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地,是为鲁国。从殷地奄人和奄地奄人前后帮助商王殷君,可见奄人对商殷的忠心。其原因就在于殷王盘庚的利奄政策,也就是实行了义治义政。

上面所述,道、德、仁、义四个方面,道与德是相关连系的,仁与义是相关连系的。道为德之本,德为道之舍;仁为义之行,义为仁之实。道德仁义互相关连。道学家认为道德仁义为自然本性,理学家认为仁义礼智是天命之性。

治国要以古为鑑,叫做“师古”,《尚书·说命下》记载傅说对商王说:“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建立功业要师法古训,不师古训要永存于世,这傅说不曾听说过。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他是商朝时候大彭国的国君,从小接受的就是“师古”的教育,以古为准则,是他不变的信念,即治国要施行道、德、仁、义之治。可是,后来他又进入周朝为柱下史。周朝的治国方略是什么呢?是礼治。周武王灭商之后,杀商纣王帝辛,立其子武庚为殷君,以续殷祀。《尚书·洪范》说:“武王胜殷,杀受(纣王),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死后,成王立,殷君武庚联合东方夷族淮夷谋反,周公扶保成王派兵平定了武庚之乱。《尚书·周官》说:“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以后,思考如何治理国家,认为道德仁义之大道已经隐没,一切为已之私心已经盛行,在此情况下要想治理得当,必须用礼来定亲疏,明是非,别异同,决嫌疑。上下有序,品位等级。叫做:“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说:“齐之以礼。”朱熹《注》说:“礼,谓制度品级也。”《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辨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官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私,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必需要“以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即:以礼治国。有鉴于此,所以周公制礼,作为社会之规范,道德之规范,用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品位。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等安于名位,遵守礼治,不得潜越,以统治人民。即:礼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也是统治平民百姓的约束工具。

道治、德治、仁治、义治等,都是遵从自然规律,对人民宽容、爱护,即:相亲,相爱。而礼治则是定出许多准则,要人民遵守,照办。即:约束、管制。末代彭祖老彭祖,也就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他从小受的教育是道治、德治、仁治、义治。进到周朝以后,周公要他接受礼治,老祖老子认为礼治不好。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如有约束,即有反弹,人就产生逆反心理,从而走向反面,导致动乱。即:礼是动乱的根源。所以,他在《道德经》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祖老子根据他的先祖历代彭祖所经历而得出家传世授的语录格言,以及他自己当时在周朝所经历的礼治之本质是约束人民,而不是出自本心的忠信。没有忠信,约束得越严,反抗得越厉害,从而导致动乱。所以说“礼是乱之首”。这一点从老祖老子的后代老耳老子的经历中得到证实。老耳老子姓老名耳字伯阳,加美称甫字人称伯阳甫。伯阳甫是周幽王时代的史官,他用阴阳失衡的原理预言西周之将亡。周幽王失国之后,周平王继位,迁都洛邑,是为东周春秋之时。《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政不由王出,而是由诸侯出。”政不由王出,对诸侯来说还有什么忠信之可言?因而导致诸侯争斗,岂不是动乱!所以,老耳老子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也还是保留了老祖老子原来的说法,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到了老聃老子之时,周朝的动乱就更甚了。可是,老聃老子没有认识到礼治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道理。反而认为礼是治乱的根本,并将他的这种对礼的认识传给了向他问礼的孔丘孔子。

孔子全面接受了老聃老子对礼的认识,并进一步传给他自己的弟子。因而形成孔子儒家礼治学派,认为礼是治国和治乱的根本。《礼记·经解》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修身篇》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又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要人民遵礼而行,不能让他们知道等级制度的不合理。这样就可以防止动乱的发生。所以,礼是防止动乱的根本,叫做礼防。《礼记·经解》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坊是堤坝)止水之所由来也。”陆德明《释文》说:“坊,本又作防。”礼治是孔子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对礼的认识上来说,周公制礼,老祖老子和老耳老子是反礼,老聃老子和孔丘孔子是倡礼。可是,事实与孔子倡礼的愿望相反。从周公制礼之后,先是周厉王的不信于民,周幽王的失信,导致春秋时候的政不由周王出而是由诸侯出,争权夺利,形成动乱。经过孔子倡礼之后,非但没有能够防止动乱,周朝反而进入到战国时候了。诸侯国之间这样厉害的互相征战,这在中国历史上的战国之前和战国之后,是绝无仅有的事。另一方面,西汉之时,董仲舒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礼治是孔子儒家的政治思想。孔子儒家自孔子开始,即提倡礼治,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遵守礼制,不得潜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而更有效的统治人民百姓。结果是造成东汉末期的三国鼎立,互相征战。最后,以三国归于晋而熄火。这些战国互斗,三国鼎立之事例,都是缺少仁爱义行因而也就无忠信之可言。可见,老祖老子对礼治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反礼言论没有错。

五、老祖老子的政治理念

从老祖老子赞赏的是道德仁义,反对的是礼这个观点来看,知老祖老子的政治理念是道德仁义。即:君王遵从事物规律,对百姓施行德政,亲民、爱民,实行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不能苛政待民,用礼来约束群众的手脚言行。在君王道德仁义政策的感召下,人民受到感化,投桃报李,就会自觉遵守正确的做法,忠而有信。这就是老祖老子的政治理念。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说:“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这是司马迁对老祖老子和老耳老子政治理念所下的结论。老耳老子字伯阳,加美称人称伯阳甫。伯阳甫是西周幽王时候的史官,他曾用阴阳失衡的原理预言西周之将亡。同时,他又经历过周幽王宠爱褒姒的峰火台事件而失信于民,最后导致西周的灭亡而进入到东周春秋时期。东周春秋时期“政不由王出”而是由诸侯出。证明了君王没有亲民、爱民、利民的思想,就不会有臣子的忠信,因而导致臣子的不忠于国家。

六、老祖老子的升仙

老祖老子于周昭王之时,第二次西游终南山,在终南山的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时而述说,时而游览,不觉已经到了次年的春天,书已著成了,山也游够了。这一天是四月二十八日,天气回暖,老祖老子觉得身体有点疲劳,提不上劲来,于是就想回到镐京去。关令尹一再挽留,老祖老子执意要去。关令尹送了一程,老祖老子不让再送。关令尹回去之后,老祖老子一人独行。也许是由于年岁太大,再加之连日游山,不停地著书,劳累过度,走到终南山西山坡的半山腰处,就得道升仙,与世长辞了。每年的四月二十八日,当地的百姓为了纪念老祖老子的亲民爱民,都去祭拜这位有道之人。

七、老祖老子的墓葬

老祖老子从终南山楼观台回镐京的归途中,走到终南山的西山坡,由于疲劳过度,就在该处成道升仙了,其肉身就葬在周至关终南山西山坡的半山腰处。《水经注》有关于槐里老子墓葬的记载。

八、老祖老子的享寿

要知道老祖老子的享寿,必须知道老祖老子的生年和卒年。老祖老子的卒年,只知道是在周昭王之时,具体年份不知道。而老祖老子的生年,书上记载有几种说法。《列仙传》说:“老子生于殷时,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生于殷时的老子那当然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了。是他“文王时(在商朝)为守藏史,武王时(在周朝)为柱下史。”并且“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那已经是周昭王之时了。其他的任何一位老子,例如:老耳老子、老聃老子等,都不能生于殷时,也不能“文王时(在商朝)为守藏史,武王时(在周朝)为柱下史”。只有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他是末代彭祖老彭祖,既可以生于殷时,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也可以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所以,《世本》及《经典释文》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论语·述而》的《疏》说:“老彭,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太平广记》及《中华文化源流》说:“老子(头代老子老祖老子),文王时为守藏史,武王时为柱下史。”因为彭祖(末代彭祖老彭祖)、老彭、老子(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三名本是一人。是他生于殷时,在商为守藏史,并且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那么,头代老子老祖老子生于殷时何年呢?《道教与养生》引文说:“老子,生于商王武丁九年。”《中华文化源流》说:“老子,生于武丁二十四祀庚辰。”商朝的祀就是年。关于此,夏朝年称岁,商朝年称祀,周朝年称年。武丁二十四祀就是武丁二十四年。从商王武丁年间到周武王之时约为160余年。这就是说头代老子老祖老子至少活了160余岁。而他再“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则老祖老子也有可能是活了二百余岁。所以,《史记·老子列传》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史记》说老子的长寿,是因为“修道养寿”的缘故。当然,这固然是老子长寿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遗传因子的作用。因为,老祖老子的前半生是老彭,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彭祖是我国长寿人物典型代表。所以,老子长寿也就不足为怪了。

论见周之衰的老子是伯阳甫(张立鸿)

关于老子系列,按照顺序,已知名字的老子依次为:一、身历两朝的老子老祖老子;二、见周之衰的老子老耳老子;三、孔子问礼的老子老聃老子;四、犹龙之赞的老子老莱老子;五、过关入秦的老子老儋老子。本文论述“见周之衰”的老子是伯阳甫(前言与一,略)。

二、名耳老子其人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蒋伯潜认为名耳的老子字聃,而不是字伯阳。那么,名耳的老子究竟是字聃还是字伯阳呢?

1、名耳的老子不字聃

《韵会》说:“男子二十加冠”,《礼•曲礼》说:“男子二十冠而字”。《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君父之前称名,他人则称其字也”。我国古代称字的含义是尊其人而称其字。含有尊敬、客气的意思。称名和称字是有区别的。长辈对小辈或者上级对下级,例如:君父对臣子,可以直呼其名,不会称其字。在君父之前自称,也是称名,不能称字。因为称字是尊其人,君父不会尊称臣子,自己也不能自尊自称。而他人称呼别人则是称其字,以表示尊敬。《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称字是表其德,故称表字。如果按照蒋伯潜的说法,名耳的老子字聃,聃字的含义根据许慎《说文解字》说:“聃,耳曼也”,即耳的周边。耳是主体,聃是周边。别人这样不称主体,而称周边,舍本逐末的称呼名耳的老子,这是表其德呢?还是讥其人呢?所以,名耳的老子只能字伯阳,决不能字聃。

2、名耳老子的美称和尊称

我国古代称呼别人,有称名、称字、称排行之分。《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即:幼称名,冠称字,五十称排行。除君父长辈可以直呼其名外,其他人称呼别人,则是称其字。而且,根据被称呼人的身份高低,爵位贵显,官衔等级、职务轻重等的差别,还有称“且字”和称“正字”的不同。并且用“美称”和“尊称”来表示其区分。一般地说对于年龄不大,身份不高的人,称其“且字”,而对于年龄较大,身份贵显的人,则是称其“正字”。那么什么是“且字”,什么是“正字”呢?“且字”是在被称呼人的“字”之后加一美称“甫”或“父”字。“正字”则是在被称呼人的“字”之前加一尊称。例如:称职、称爵、称官衔、称职位等。美称是泛称,对一般人都可以用。而尊称是专指,只有对与其身份相当的人才可以用。还有,根据被呼称人的年龄大小,有称其“排行”者。即在被称呼人的“字”之前,加上表示其排行顺序的“伯仲叔季”之字样。这是因为我国古代对年长的男子,不是单纯的称其名字,而是称其排行,以表示尊敬的意思。《杂记•疏》说:“甫,且也。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时曰某甫,是且字,言且为之立字也”。意思是说,除二十岁之前称其名之外,二十岁之时立字是“且字”,在“字”之后加上美称“甫”或“父”字。例如:孔子称尼甫,管仲称仲甫等。五十岁之时称人的“正字”,即在其“字”之前加上表示其排行顺序的“伯仲叔季”之字样。例如:三国时候,东吴孙坚生有四子。长子名策,字伯符;次子名权,字仲谋;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字后加甫是“且字”,字前加排行(即加“伯仲叔季”之字样)是“正字”。那么,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又是怎么一个称法呢?那就是既在“字”之后加上美称“甫”或“父”字,又在“字”之前加上表示其排行顺序的“伯仲叔季”之字样。例如:伯阳甫、仲山甫等,以表示这是两头靠的意思。

关于“甫”字,“甫”音“府”(fǔ),是我国古代对男子的美称。《说文》说:“甫,男子美称也”。而《仪礼•士冠礼》说:“承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注》说:“甫是丈夫(即男子)之美称。孔子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意思是说承继袭职,保持爵位的人是排行老大(即长子),称伯某甫,而其弟弟们则按照排行顺序“仲叔季”称他们所应当称呼的字样。

弄清楚了我国古代称名,称字,称排行的规则之后,现在再来看名耳老子的美称和尊称。《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名耳,字伯阳,周守藏室之史也”。既然,名耳的老子字伯阳,则他的“且字”美称为伯阳甫。守藏室之史简称藏室史或守藏史,也称柱下史。其官为御史,称御史大夫。《史记索隐》说:“藏室史乃周藏书室之史也”。《张苍传》说:“老子为柱下史,盖即藏室之柱下,因以为官名”。《张汤传》说:“老子为柱下史者,盖朝会之时,位居柱下,执简记事”。《张丞相列传》说:“柱下史为御史,主柱下方书”。《集解》说:“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史记索隐》又说:“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柱下史”。可见,柱下史为御史。《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则御史称大夫,掌理副丞相之职,管理图籍秘书。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而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亦皆总揽全局,与他官之专司一事者不同。藏室史、守藏史、柱下史,是同一性质官的不同名称。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史官,史官称太史。则名耳老子的“正字”尊称为“周太史伯阳”。而史官又是御史大夫,则名耳老子的“正字”尊称也可以称为“周大夫伯阳”。归结起来,名耳老子的且字美称为伯阳甫,正字尊称为周太史伯阳或周大夫伯阳。当然,也可以称为老子伯阳。

三、伯阳甫是谁

既然名耳的老子且字伯阳甫,正字周太史伯阳或周大夫伯阳。那么,伯阳甫是何许人也呢?《史记•周本记》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之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三年,幽王嬖爱褒姒,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当幽王三年,竟废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太史伯阳曰:祸成矣,无可奈何”!伯阳甫是周太史伯阳。

上述伯阳甫用阴阳二气失去平衡的原理,来解释三川地震发生的原因,这一段文字在《国语•周语》书中也有记载。《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地方发生地震,周大夫伯阳父解释原因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这里除了个别字如“填”为“镇”不同之外,《国语•周语上》称周太史为周大夫,称伯阳甫为伯阳父。太史是史官,为御史大夫,称官衔和称职称是一样的,都是尊称。至于“父”字,父音府(fǔ),与甫同音同义,也是对男子的美称。《释名》说:“父,甫也”。《集韵》说:“父,同甫”。《释文》说:“有父字者皆同甫”。《广韵》说:“父,男子之美称。管仲称仲父,孔子称尼父,范增称亚父,皆仿此”。伯阳父就是伯阳甫,他是周幽王时候的太史,则名耳的老子也就是周幽王时候的太史大夫周守藏室之史伯阳甫。

四、名耳老子的年代

要知道名耳老子的年代,首先是知道名耳老子年代的上限,然后再弄清名耳老子年代的下限。

1、名耳老子年代的上限

怎么知道名耳老子年代的上限呢?根据上面所述,被《史记》称为“名耳,字伯阳,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他的“且字”是“伯阳甫”,“正字”是“周太史伯阳”或“周大夫伯阳”,甚至是介于“且字”和“正字”之间,而被《国语•周语》称为“周大夫伯阳父”。这说明在周幽王二年或周幽王三年之时,名耳的老子既不是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青年,也不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年。而是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偏于较高一端的中年。也就是说,在周幽王二年或周幽王三年之时,名耳,字伯阳的老子,他的年龄是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其年代是在周宣王年间,或者略早于此的周共和行政之时。这就是名耳老子所处年代的上限。那么,名耳老子所处年代的下限是什么时候呢?要了解下限,可从名耳老子的“见周之衰”而获知之。

2、名耳老子的“见周之衰”

清初康熙年间牟相廷所引《史记》之文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这里,引起老子乃遂去周至关的“见周之衰”,见的是什么时候的“周之衰”呢?回观历史,《史记•周本纪》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之时,王道衰微,乃命伯冏申诫太仆国之政,作《冏命》,复宁。宣王之时,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这一段时间,周室未衰。即使“穆王之时,王道衰微。”但是,旋即复宁,不是久衰。在此期间,没有久衰给人看到。至周幽王之时,幽王以虢(虢音国guó)石父为卿。虢石父为人奸佞,善谀好利,其用事,国人皆怨,而王用之。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西周三川皆震。幽王三年(公元前779年),幽王嬖爱褒姒,竟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西夷犬戎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脚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出,而不是由周王出。至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年)冬,王弟叔带勾结翟人攻伐周襄王,襄王出奔郑。周襄王十七年(公元前635年),晋文公纳襄王而诛叔带。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年)冬,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河阳。书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关于“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这一系列事件,从公元前780年到公元前632年,前后相延达150余年之久,都是周之衰,可谓久衰。而此久衰,正是在名耳老子的年段范围之内。则名耳老子所见的“周之久衰”,就是此周幽王到周襄王之时的“周之衰”。据此知,名耳老子所处年代的下限是周襄王二十年左右。

3、名耳老子所处的年代

知道了名耳老子所处年代的上限是周宣王初年之时,同时又知道了名耳老子所处年代的下限是周襄王中期之时,则名耳老子所处的年代,大致是在周宣王到周襄王之时。

五、名耳老子的故里

1、名耳老子的故里是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

关于名耳老子的故里在什么地方,《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名耳,字伯阳,楚苦县(苦音咕gǔ,不是音枯kǔ),厉乡(厉音赖lài,不是音利lì),曲仁里人也”。可是,《史记》之文,历代被人篡改过。单是在唐朝就被篡改过达五、六次之多,更不用说加上以后的篡改了。所以,关于名耳老子的故里有许多说法。例如:唐代孔颖达在《礼记•曾子问》的《疏》中说:“《史记•老子传》记老子故里为: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人也”。唐代陆德明说:他所看到的《史记》说老子故里为:“陈国相人”。《庄子•天运篇》讲到老子时,《经典释文》引晋司马彪的《注》说:“老子是陈国相人”。关于名耳老子的故里,除了不同版本的《史记》有不同的说法之外,还有不同的书籍和不同的文章也有不的说法。例如:《后汉书•郡国志》说:“老子,陈国相人”。《注》说:“苦,春秋时曰相”。《隶释》引东汉边韶《老子铭》说:“老子,楚国相人”。释法琳在《广弘明集•十喻篇》中说:“老子,楚国相人”。姚鼐在《庄子章义序》中说:“老子者,宋国沛人也”。马叙伦在《老子考》中说:“老子者,宋之相人也”。谭戒甫在《二老研究》中说:“老子是相人”。并且认为相就是现在安徽省濉溪县北面的相山。《史记索隐》说:“苦县本属陈,春秋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史记正义》说:“厉音赖。《晋太康地记》云:苦县城东有赖乡祠,老子所生地也。”根据上述,则老子故里异说颇多。那么,老子的故里究竟是楚国苦县,陈国相人、还是宋国之沛,宋之相人呢?其实,上述种种说法大多数都不对,只有一种说法对。因为,名耳的老子字伯阳,他的“且字”是伯阳甫,“正字”是周太史伯阳或周大夫伯阳。而《史记•周本纪》于周幽王二年称他的“且字”是伯阳甫(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于周幽王三年称他的“正字”是周太史伯阳和周大夫伯阳(五十岁以上)。相隔一年,年龄不可能变化这么大。根据《国语•周语》的称呼为“周大夫伯阳父”,则名耳老子于周幽王二年之时的年龄大约是四十岁左右,则名耳的老子大约是生于公元前820年的周宣王八年之时。周宣王八年之时,原厉国已被周武王改为厉乡,划归陈国之相所管辖,并未被楚国所属有,也未曾属于宋国,怎么会称楚国苦县,宋国之沛,宋之相人呢?因此,老耳老子的故里,既不是楚国苦县,也不是宋国之沛,宋之相人,而是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人。

关于厉国,历史上有二支,其一,头代炎帝神农氏的后代有四支。其中,有一支是以“烧山种田”(刀耕火种)为生的,发展农业,称列山氏,即“烧山种田的氏族”,居于山西介休之烈山。商朝时候,立国于今之河南省鹿邑东的A地,称为厉国。《姓氏考略》说:“厉,商朝国名,为周所灭”。关于周灭商朝厉国事,周武王伐商之时,连带地攻伐厉国。于是厉国向南(实际上是向西南)迁到河南省商城南的B地,还是称为厉国。而河南鹿邑东的A地,则被周武王改称为厉乡,划归陈国之相所管辖。春秋之时商城南的厉国被楚国强迁至湖北随州的C地(今之湖北省随县北40里处),而改河南商城南的B地为南厉乡,并将湖北随州的C地称为北厉乡。在我国古代,由于厉、赖、濑三个字同音,常被互用。因而,河南鹿邑东的厉乡,就被后人称为赖乡,而河南商城南的南厉乡,也被后人称为南赖乡。至于湖北随州的北厉乡,则一直被人们称为北厉乡,并未被改为北赖乡。这是炎帝后代这一支的厉国。至于另外一个赖国,则是由周武王所封。武王克商,分封诸侯,兼治天下,爵五品(公侯伯子男)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者为附庸,立七十一国。封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周之子孙,不狂惑者即为诸侯,以及他姓的亲朋好友,功臣贤士等,共封国达千八百国。其中,周武王封他的弟弟叔颖于河南褒信(今河南省息县包信镇),位于息县城东北35公里(70里)处,为子爵,称赖子国。这个赖子国的所在地,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被人们称为赖地。我国的赖姓,就是因为赖子国而有的。鲁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赖子国为楚灵王所灭,赖子国君的子孙即以赖为姓。《左传•昭公四年》对楚国灭赖有明确的记载。楚灵王灭赖子国后,迁赖于鄢(在今河南鄢陵西北)。这里的赖是指河南褒信镇的赖,并不是指河南鹿邑东的赖(厉),也不是指河南商城南的赖(厉)。由于这个赖子国的赖地与名耳老子故里厉乡不是同一回事,故不再提它。

名耳的老子生于周宣王之时,此时河南鹿邑东的原厉国,已被周武王改为陈国之相的厉乡了。所以,名耳老子的故里应该是“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人也”。而不是什么楚国苦县,宋国之沛,宋之相人。因而也就不需要《史记索隐》解释说什么:“苦县本属陈,春秋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了。知道了名耳老子的故里是河南鹿邑东的“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因而,就不存在属楚,属宋的国籍之争了,当然也就不存在苦县,相县、沛县、相山的县籍之争了。只要考虑河南鹿邑东的古“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的确切地点就行。其地在河南鹿邑东的“厉乡”之“曲仁里”地方。为什么称“里”呢?我国古代,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也就是乡中的集镇。

2、名耳老子故里的确切地点

关于名耳老子的故里,东汉王阜《老子圣母碑》说:“老子生于曲涡间”。即生于曲仁里与涡水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则老子故里靠近涡水。而涡水很长,老子故里在涡水的哪一段呢?

关于涡水,《水经注•阴沟水》说:“阴沟水出河南阳武县浪荡渠,东南至沛为涡水”。又说:“涡水又东,经苦县(苦音姑gū,在今之河南省鹿邑县以东10里处)西南,分为两支。支流注于东北赖城入谷水,谓之死涡。主涡水又南,东屈,经苦县古城南。《郡国志》曰:春秋之相也(今之河南首鹿邑县东15里处),王莽更之为赖陵。涡水又东而北屈,至赖乡,谷水注之。谷水经苦县古城中,向东,经赖乡城南,自此东入涡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庙东院中有九井焉。又北,经涡水之侧,又有老母庙,庙在老子庙北。庙前有老母冢,冢东有老母碑。碑云:老子,楚相县人也。相县虚荒,今属苦县,故城犹在,在赖游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即此城也。涡水又东,经谯县故城北,又东南,经城父县故城,又东,经下城父聚(即现今之安徽省涡阳县城)北。《郡国志》曰:山桑县有下城父聚者也。又东屈,经下城父聚之郎山西。”上面的文字说明老子庙中有九井,据此,确定名耳老子的故里。

1992年5月初,安徽省新闻媒体报道说:“我国哲学界和历史学界许多专家教授,通过新发现的碑文,与历史文献互为参证,以确凿证据论证先秦伟大的哲学家老子故里在我省涡阳县城郊的郑店村。郑店村现有天进宫和天齐庙遗迹。在天进宫遗址下,挖掘出大量的先秦和汉代以后的珍贵文物。其中,元代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张启彦撰文的残碑,记载了唐高宗(公元650∽683年在位),宋真宗(公元998年∽1022年在位)来此谒拜祭祀老子的盛况。还有古流星石额一块,古井九眼,与古传老子故里有九龙井相合”。根据上述报道,从考古发掘和分析研究得知老耳老子的故里曲涡间的确切地点在现在的安徽省涡阳县城北五公里处的郑店村。该地南绕涡谷二水,北枕龙山之麓,环境清幽,风景宜人。而且与周宣王时的陈国厉乡之地理位置相符合。

六、名耳老子的姓氏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姓李氏,名耳,字伯阳。”民间有一副对联也说:“骑青牛,出函谷,老子姓李;斩白蛇,入武关,高祖氏刘”。都是说老子姓李的。那么,名耳的老子是否真的姓李呢?

1、老子不姓李

老子姓李氏历来是一个争论很多的问题。因为,我国春秋之时及其以前有老姓而无李姓。虽然争论很多,但是都没有抓住实质。所以,长期以来,关于老子的姓氏问题,一直都未获解决。《史记索隐》说:“老子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则老子的李姓,是因他生而指李树而来,并不是沿袭他父亲家族的姓氏。但是,我为国古代的姓氏,一般都是严格的遵从父姓子延的习俗,没有特殊的原因,通常是不会改变的。名耳的老子是周朝史官,我国古代史官世袭,子承父职。老耳老子应该有他家族世延的姓,而不会因为生而指李树而改姓。更何况我国学术界公认,春秋之时及其以前,我国有老姓而没有李姓。所以,老耳老子不能因此而姓李。

葛玄云:“老子,李母所生,因母姓也”。这更没有道理。一方面我国春秋之时及其以前有老姓而无李姓,不可能有李姓之母。另一方面,我国夏朝之时女权已经不盛,不再是母系氏族社会。《礼记•祭法篇》说:“严父配天,实始于禹”。夏禹之时,已经帝位子承了,更何况周朝之时爵位世袭呢!作为袭职继爵的周守藏室之史老耳老子,他字伯阳,说明他是长房长子。我国古代长子不出祧,作为承继袭职的长房长子老耳,他能无缘无故的放弃父姓而改为“因母姓”吗?所以,“因母姓”之说也不能成立。

姚鼐在《老子章义序》中说:“沛为宋地,然则,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为李,语转而然”。魏源说:“《庄子》称老子居沛。沛者,宋地,而宋国有老氏。然则老子其沛人子姓耶?子之转为李,犹姒之转为弋欤?”都是说老子的李姓是“转称”,是子转为李。因为宋国的开国君主微子启及其后代姓子。既然老子姓子氏转为李姓,为什么不称他为李子,而要称他为老子呢?可见,“语转而然”的说法也不能成立。老子姓老不姓李。

2、老子之称的含义

老子之称的含义,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说:“子者,犹云先生也。老子云者,犹今人称老先生也。为泛称而非专名”。显然,蒋伯潜的说法是错的。他既不懂“老”字的含义,也不懂“子”字的含义,更不懂我国古代对别人称谓的用法。老子之称是“爵位”加“姓氏”,并不是老先生的意思。

(1)先说子字。关于“子”字的含义,王肃说:“子者,有德有爵之通称。”《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疏》说:“子者,奉恩宣德。”汪中《述学•释夫子》说:“古者,孤卿大夫皆称子。子者五等之爵也(即公侯伯子男中的子爵)”。《周礼•典命》说:“公之孤四命,眡小国之君”。《大行人》说:“大国之孤,眡小国之君”。《春秋传》说:“列国之卿,当小国之君。小国之君,则子男也。”子男同等,不可以并称,故著子去男,从其尊者”。根据上面所述,子是称孤卿大夫的,其含义是五等之爵中的子爵,而不是什么“先生”的意思。名耳,字伯阳,人称伯阳甫的周守藏室之史老子,是周太史,为御史大夫。大夫有采地(食地),也称“食采”,领有子爵,按例称子。

(2)再说老字。按照蒋伯潜的说法,老是年老的意思,子是先生。可是,根据上述,子是五等之爵中的子爵,用以称孤卿大夫的,并不是先生的意思。子已经是子爵了,再在子爵前加上“年老”一词,则老子变成年老的子爵,这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老”字不能作年老来理解。那么,这个“老”字是什么意思呢?魏源说:“宋国有老氏”,我国学术界公认,春秋之时及其以前,有老姓而无李姓。则这个“老”字应该是姓氏,而不是其他。

(3)子转为李是多此一举。魏源说:“沛者,宋地。而宋国有老氏。然则老子其沛人子姓耶?子之转为李,犹姒之转为弋欤?。”既然,宋国有老氏,为什么老子不是姓老,而要莫明奇妙的将老子归为宋国微子启的后代来一个子姓,还要再多此一举的子姓转为李姓呢?可见,说老子不姓老的一切说法都是错误的。

(4)老子之称是姓氏加子爵。我国古代称呼别人,根据被称呼人的身份地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称呼。有称其泛称者,也有称其尊称者。称其泛称就是在被称呼人的姓或字之后,加上美称父或甫字。称其尊称则是在被称呼人的字之前,加上其官衔、爵位、职务、职称等。例如爵位,称:周公、夏侯、彭伯、老子等,这里,周公、夏侯、彭伯等,都是指国称爵位,只有老子是加姓称子爵。因为,周朝自武王克商,分封诸侯,立千八百国,爵五品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里者为附庸。根据封地的大小,而称呼有所不同。公侯地大,往往称都、称邑;伯地中等,往往称邑、称城;子男地小,只能称乡、称里。称都、邑、城,往往都是诸侯国,是指国称爵位。乡、里称不上国,只能加姓称爵位。例如老子之称,就是老姓加子爵,故称老子。

再从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室之史来说,他是史官,为御史大夫,大夫有采(有食邑封地,也就是有爵位),按例称子,加姓氏以别之,老姓加子爵,故称老子。所以,老子之称的含义是姓氏加爵位,即老姓加子爵的意思。老子姓老不姓李。

3、老子姓李氏说法的由来

既然老子不姓李,为什么会有老子姓李氏这一说法呢?这还是因为老子姓老氏的缘故,并且还和老子故里的方言有关系。我国古代称呼别人,根据被称呼人身份的不同,有称其“且字”者,有称其“正字”者。称其“且字”就是在被称呼人的“姓”或“字”之后,加上美称“甫”或“父”字;称其“正字”,则是在被称呼人的“字”之前,加上尊称如:官衔、职位、职务、爵位等。这个美称“甫”或“父”字,可以放在“字”之后,也可以放在“姓”之后。但是,不会放在名之后。因为,名是谦称,君父之前称名。例如:现在对别人的通称“先生”二字,用来称呼张良和诸葛亮。张良字子房,可以称他为张先生或子房先生,但是没有人称他为良先生的。诸葛亮字孔明,可以称他为诸葛先生或孔明先生,但是不会称他为亮先生。因为,名是谦称,君父之前称名,他人不会称其名。老子的美称甫或父,放在字之后称伯阳甫或伯阳父。放在姓之后称老甫或老父。正是因为老子的美称叫老父,所以,“老子”一词,就被用作父亲的代义词了,父亲称老子,由此而来。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说:“予在南郑,见西倕俚俗谓父曰老子”。这一称谓,一直沿用至今,并且不限于南郑西倕。老子的美称叫老父,在名耳老子的故里陈国厉乡曲仁里一带地方,当地的方言“老”字的发音近似于“李”。因而将老虎称作“李父”,也有称作“李耳”的。《扬子•方言》说:“老虎,陈、魏、宋、楚之间,或谓之李父;江淮、南徐之间,或谓之李耳”。关于老虎称作李耳,《博雅》说:“李耳,虎也”。除《扬子•方言》和《博雅》说老虎叫李耳之外,唐代名医孙思邈也在他的《千金要方•禁虎法》中将老虎称作李耳的。他说:“闭气三十五息,祝曰:李耳,李耳,图汝非李耳耶?汝盗黄帝之犬,黄帝叫我问汝,汝答之云何?祝毕便行,一山虎走,不能得见。”为什么老虎会被称作李耳的呢?这是由于俗称的缘故。方以智在《通雅》卷46中解释说:“虎,或曰狸儿,转为李耳”。这样,周守藏室之史的老子,因为他姓老,被人美称为老父,音转而为李父,俗称而为李耳,就是因为老和李的音转,父和虎的音近之缘故。老父称作李父是音转,老虎称作李耳是俗称,在音转和俗称的联合作用之下,姓老的周太史大夫伯阳甫,就被别人称作李耳了。老子被称作李耳,由此而来。这里应该强调说明的是,字伯阳,人称伯阳甫的老子,虽然被别人称他“李耳”,但是他并不姓李。正好相反,老子之所以被人称作李耳,正是因为他姓老的缘故。这就是说,见周之衰的老子周太史伯阳甫,他只是姓老,字伯阳,人称伯阳甫,他并不是姓李。说老子姓李氏,这是讹传,不足为信。老子本姓老,即:老子不姓李。

4、名耳老子的后代姓李

虽然名耳的老子姓老不姓李,然而,我国的李姓却是因老耳老子而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老耳老子的后代姓李。《风俗通》说:“李姓,伯阳之后”。“伯阳”就是名耳的老子周太史伯阳甫。“之后”者,他的后代也。这就是说,老耳老子本人不姓李,他的后代姓李。那么,老耳老子的后代为什么会是姓李的呢?这还得从老耳老子的“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说起。

老耳老子周太史伯阳甫,自周宣王时任周守藏室之史,为御史大夫,历经周幽王,周平王和周襄王之时的周之衰。幽王二年,三川地震。幽王十一年,西夷犬戎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脚下,诸侯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平王之时,周室衰徽,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出,而不是自周王出。周襄王十六年冬,襄王之弟叔带勾结翟人攻伐周襄王,襄王出奔郑。郑文公居襄王于汜。周王天子都已经逃走了,作为纪录王言国事的柱下史官老耳老子也就无所事事了。周襄王十七年,晋文公纳襄王而诛叔带。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河阳。书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狩者,出猎也。明明是被召,却云是出猎,此是违心之笔。《说文》说:“史,记事者也。”史官记事是秉笔直书,不能违背事实。作为周守藏室之史的周太史伯阳,人称伯阳甫的老耳老子,要他出此违心之笔,岂不是觉得太窝囊了,心里能够好受吗?一气之下,于是就想到效法他的先世祖先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去“周至关”的做法,去“周至关”的终南山,到“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楼观台去观星望气(观望星气),看看周朝的气数如何。因为伯阳甫相信“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如果周朝的气数还好,他就再回来作他的守藏史官。如果周朝的气数已尽,他就隐去。在他临去“周至关”之前,嘱咐他的儿子们说,史官世袭,通常都是由同一家族之人所为。我走了之后,朝廷就会派人来找你们去做守藏史官的。可是,周室已衰,你们就不要去做这窝囊的守藏史官了。在我走后你们就改姓换名,躲藏起来。改什么姓好呢?人们不是称我为李耳吗!那就改姓李吧。于是,老耳老子的后代就改姓李了。从此以后,我国也就有了李姓。所以,《风俗通》说:“李姓,伯阳之后”。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李姓是因老耳老子而有,与理徵和利贞无关。

老耳老子走了之后,周王朝的守藏史官一职暂时无人,找老耳老子的直系后代又找不到。于是就改由老耳老子的旁系后代去担任。因为老耳老子字伯阳,在他的“字”中有表示其排行顺序为老大的“伯”字在。这说明老耳老子还有他的弟弟们,如老二仲和老三叔平,老四季阴等人。既然老耳老子已经走了,而他的直系后代又找不到。于是就由他的旁系后代“孔子问礼”的老子老聃老子接替他担任周守藏室之史一职。老聃老子是老耳老子去了之后的老子,《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者,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关于谥字,《逸周书•谥法解》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车服者,位之章也”。谥是人逝去之后的称号。而逝字的含义,通常作死亡来理解,例如逝世。可是,逝字的本意是往、去的意思。《论语•子罕》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因此,“谥曰聃”也可以理解为老耳老子去了之后的老子称号曰聃。关于聃字,《说文》说:“聃,耳曼也”。即耳的周边。表明老聃老子是老耳老子的外围之人,不是他的直系后代。

七、老耳老子的著书

《史记•老子列传》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1、老耳老子的出走

前已述及,西周末期,周室衰微,东周初期,更是每况愈下。记录王言国事的周太史大夫,姓老名耳字伯阳,人称伯阳甫的守藏史官老耳老子,先是经历了幽王二年的三川地震,接着经历了幽王十一年的犬戎犯周。还经历了平王之时的王室衰微,诸侯强并弱,政由方伯出,而不是由周王出。更经历了襄王十六年的王弟叔带勾结翟人攻襄王,襄王出奔郑。天子都逃走了,史官还有什么王言国事可记录呢?尤其甚者,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召周襄王会于河阳。而史书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明明是周襄王被召,而史书却要写成天王出狩,违言事实,这是违心之笔。身为柱下史官的周太史大夫伯阳甫老耳老子,处此情况之下,心中能好受吗?这究竟是天命如此呢,还是周王朝的气数殆尽呢?相信“数之纪也”的伯阳甫很想知道个究竟。于是他就想到“去周至关”的终南山,到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楼观台去观星望气(观望星气),看看周朝的气数如何。如果周朝的气数还好,他就再回来。如果周朝的气数已尽,他就隐去。

2、老耳老子所去的关

老耳老子所去的关,由于《史记》之文字被人改动过,一般认为是函谷关,或者是大散关,甚至是玉门关。可是,清朝康熙年间牟相廷所引用的《史记》之文却是:“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明明说是去“周至关”的。周至关就是现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南面的周至县,古称盩厔关,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改称为盩厔县。盩厔二字不太通俗,许多人不认得,后来改为“周至”。其地在西安市西面二百余里处,是我国古代由西域进入镐京的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为什么要在那里设立关隘呢?

西周初年之时,我国西部地方的少数民族玁狁(也称猃狁或犬戎),时常向东侵犯,进行掠夺。成王之时,东平淮夷,西逐犬戎,在盩厔地方,设立关隘,以防戎患。理由是“先王耀德不观兵”。与其观兵以示威,不如设关以防患。于是,成康之际,天下太平,人不犯法,刑措四十余年不用。那么,什么叫盩厔呢?所谓盩厔,盩音周(zhōu),是山峦弯曲的地方。厔音至(zhī),是水流弯曲的地方。《正字通》说:“山曲曰盩,水曲曰厔”。盩厔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山峦和水流都弯曲的地方。所以,盩厔城关,也叫二曲。盩厔关在渭河平原的西南部,南依秦岭,北滨渭河,地势十分重要。所以,成康之际,在此设关,以防戎患。老耳老子所去的关就是此盩厔关,也叫周至关。

3、老耳老子所著的书

老耳老子去周至关的本意是到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终南山的楼观台去“观星望气”(观望星气)的。周至关的终南山上,有一处风景最为优美的地方叫“楼观台”,它是周至关的关令尹之家宅,自古有“终南绝景”的美称。

(1)关令尹之名称。成康之际,在周至地方,设置关隘,以防戎患。康王之时,关建成后,周康王就委派一名大夫,去管理周至关的事务,这名管理周至关事务的正职官员就叫关令尹。关于“令”字,《集韵》说:“令,官署之长”。它是官长的意思。关于“尹”字,《传》说:“尹,正也。众正官之长”。令尹二字连在一起,就是“官署之中,众正官之长”。正职称“令尹”,副职叫“令丞”。尹是管事的意思。《说文》说“尹,治也,握事者也。”也就是相。商朝初年,为了管理王公百官,朝中设有“尹”官,帮助商王料理朝政。《应劭》说:“天子之相称师尹,诸侯之相称令尹”,即:尹有“师尹”和“令尹”之分。《姓氏考略》说:“师尹,三公官也”。尹姓家谱记载,唐尧时候,有位名叫“寺”的人,担任过“师尹”之官,帮助唐尧料理大事。但是,诸侯之相称令尹的不多。《薛瓒》说:“诸侯之卿惟楚称令尹,余国称相。”卿是大夫,叫卿大夫。周至关的“众正官之长”,不是“天子身边的相”,当然称不上“师尹”。但是,他是周康王大夫,大夫叫卿,而关是地方,地方上的“天子之卿”,其地位比“诸侯之卿”还高,虽然称不上“师尹”,而称“令尹”却是绰绰有余的。这里,“令尹”之称,是相对于“师尹”之称而言的,并不是由于“楚国之卿称令尹”的缘故。只是因为“地方之卿称令尹”,只限于具有“周王大夫”之人。其地位相当于子爵的小诸侯,比“诸侯之卿”的地位还高。因而,具有“地方之卿”而被称为“令尹”的地方之官不多。所以,在周王朝称地方官为“令尹”的不多。蒋伯潜在《诸子通考》中说:“关尹,守关之吏。令尹,楚官。此非楚地,令字衍”。这是蒋伯潜不知道“令尹”是与“师尹”相对而言的,并不是楚国发明的官名叫令尹。可是,蒋伯潜却是认为令尹是楚国发明的官名,其他诸侯国甚至天子之卿的地方官都不能叫令尹,这显然是错的。“师尹”、“令尹”都是周王朝的官名,楚国也是周王朝的诸侯国。

(2)楼观台的缘起。在周至地方,终南山上,有“楼观台”。《楼观本起传》说:“楼观者,周康王大夫关令尹之故宅也。以其结草为楼,观望星气,因以名楼观。”这里,一方面得知,“关令尹”这一名称,是在周康王时就已经被命名的。从周康王之时,一直到周襄王时,周至关的“众正官之长”,都是称为“关令尹”的。另一方面得知,“楼观台”是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之私人天文观象台。其作用是“关令尹”于公余之暇,在楼观台上“观望星气”之用。据此得知,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位业余天文观象学家。

(3)首部《道德经》。周康王之后,周昭王之时,老耳老子的始祖,头代老子老祖老子第二次西游终南山,在终南山的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述说道德之经义”、“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以述代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之书。《太平广记》说:“老子(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末代称老)将去,而西出关,以升昆仑。关令尹执弟子礼,老子语之道德五千言”。这里,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对关令尹是“语之”,而不是“著书”。即是“述”,而不是“作”。关于“语”字,《周礼•大司乐•注》说:“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即有人发问,有人作答,答述称语。《诗•大雅•疏》说:“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答”。即:一问一答。老祖老子既然是“语之道德五千言”,则就是他“答”关令尹之“问”。先由关令尹提出问题(发端),再由老祖老子进行“答述”,然后由关令尹进行记录。成为首部《道德经》之书。根据老祖老子是“语之”一词,得知首部《道德经》之书,是由关令尹作记录而著成的,并不是老祖老子自著书。叫做“述而不作”,或者叫做“以述代作”。由于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末了称老,所以,老祖老子的“述而不作”,也就是老彭的“述而不作”。

(4)孔子窃比于老彭。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的“述而不作”,曾为孔子所称道,而要暗中“窃比于”。《论语•述而第七》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所以,孔子采用“答弟子问”的方式著《论语》,也是“述而不作”,或者叫做“以述代作”。这完全是学老彭的样,并且是孔子亲自承认的。孔子不但“述而不作”的著《论语》是学老彭的样,他“信而好古”的求学问,也是学老彭的样。孔子学识的来源,来自于他的“好古”。《论语•述而第七》说:“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论语》中,“好古”是和“信”连在一起说的,叫做“信而好古”。这个“信”也是学老彭的样,除孔子自述之外,在《刘歆遂初赋》中也说:“求仁得仁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这里,“求仁得仁”是指孔子学老聃老子之事。《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与鲁南宫敬叔俱适周,问礼,见(老聃)老子。辞去,(老聃)老子曰: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仁人是老聃老子的自比之词,也是老聃老子的求仁精神。而孔子从学于老聃老子,问礼,求仁,助葬,闻道。所以,孔子在《论语》中多处谈仁,以表达他的求仁精神,因而创孔子“仁学”之精义。“守信保己”刘歆已经明确说是“比老彭兮”,这是指孔子学老祖老子之事。因为老祖老子就是老彭。那么老彭的“守信保己”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指老彭为了避免殷王对他的迫害。《抱朴子•极言》引《彭祖经》说:“殷王传彭祖之术,屡欲秘之,又欲害祖以绝之,祖知之乃去”。先是在浙江省安吉县的彭宅村安家,后又到福建省的武夷山隐居。《武夷山志》说:“商贤大夫彭祖,即所谓老彭者,隐居此山。”这个“守信保己”的避祸害,也是孔子所要窃比的。这样,孔子“述而不作”的著《论语》,“信而好古”的求知识,“守信保己”的避祸害,都是孔子窃比于老彭的。即效学老彭著书、治学、为人之精神。不仅如此,孔子在著书之后,也想效法老彭的做法,“欲西藏书于周室”。我国古代书藏王官,为守藏室之史所保管。末代彭祖老彭即头代老子老祖,在周至关的终南山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述而不作”的“语之道德五千言”,而由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记录成为卷册,形成首部《道血经》之书。关令尹不敢掠美将之占为己有,而是派人将此卷册送往周守藏室保管。这一点也为孔子所效学,他在“述而不作”著《论语》之后,也欲西藏书于周室,想请老聃老子帮忙,而老聃不许。《庄子•天道篇》说:“孔子欲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这也是孔子想效法老彭的事例。

(5)第二部《道德经》。老祖老子于周昭王之时,在终南山的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的著成《道德经》,保存在周守藏室内,为历代老子所研读,这是首部《道德经》。而老耳老子于周襄王之时,在周至关为周襄王大夫关令尹“述说道德之经义”,刀削剑刻的著成《道德经》,保存在关令尹家中,为历代关令尹所观看,这是第二部《道德经》。所以《道德经》之书,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版本。

4、几个方面的特点

老子《道德经》之书,包括首部《道德经》和二部《道德经》,有几个方面的特点:一、全书尊重女权;二、西周语言特色;三、语录格言形式。

(1)全书尊重女权。由于首部《道德经》是由头代老子老祖老子所著成,而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老彭祖的先世始彭祖,姓篯,名铿。自帝喾时佐尧,而被尧帝所举用,封于彭城,为大彭国始祖,故称彭祖。彭祖氏族,自夏至殷为大夫,直至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史记•楚世家》说:“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竹书纪年》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国”。王师灭大彭国之后,最后一位彭祖就成为末代彭祖。末了称老,末代彭祖就被称为老彭祖,简称老彭。进入周朝以后,老彭祖出任周之柱下史,不再有彭城封地。去彭字改称老祖氏,为御史大夫,领有子爵衔,按例称子,加姓氏以别之,故称老子,是为头代老子。《世本》及《经典释文》均说:“彭祖,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论语•疏》说:“老彭,在商为守藏史,在周为柱下史”。《太平广记》及《中国文化源流》均说:“老子,文王时为守藏史,武王时为柱下史。”既然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也就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为老彭者,“述而不作”“以述代作”著成的首部《道德经》,实际上是集历代彭祖经验之大成。其中也有尧帝时代和舜禹时代彭祖之经验。而尧帝时代和舜、禹时代,尚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之时,母系氏族社会尊重女权。首部《道德经》,实际上是集历代彭祖传留下来的经验之记录。

(2)西周语言特色。《列仙传》说:“老子生于殷时,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生于殷时的老子,那当然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了。是他文王时为守藏史,武王时为柱下史。并且“为周之柱下史积八十余年”,那已经是周昭王之时了,并于周昭王时第二次西游终南山,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著成首部《道德经》。这部《道德经》是在西周时候著成的,其所用语言当然是西周语言了。更何况是由关令尹作记录,关令尹是周康王大夫,就是西周时候的人,其记录所用语言,更应该是西周语言了。所以,《道德经》书中,多三、四言韵语,这是西周语言。有人用“三、四言韵语”来否定《道德经》为老子所作,这显然是错的。

(3)特殊的语录格言形式。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在终南山的楼观台,为周康王大夫周至关的关令尹“语之道德五千言”,“述而不作”的著成首部《道德经》。其内容是集历代彭祖经验之总结,而其形式则是先由关令尹发问开其端,再由老祖老子作答叙其事,并由关令尹执刀作记录。由于问者只是一个人,不必记录是谁发问的。更由于是发问的人作记录,问语自知。所以,就只记录老祖老子之答言,而不记录关令尹之问语。因而也就不必每句话都记上“子曰”之类表明发言人是谁的话。这样,就形成首部《道德经》之书这种独特的一段一段的,语录格言形式的著作方式。没有问话,只有答语。而且是历代彭祖经验之语录格言。这是《道德经》之书所独有的著作方式。由于孔子要“窃比于我老彭”这种“述而不作”的著书形式,他在“述而不作”著《论语》之书时,也是采用由弟子发问,孔子作答,完全模仿老子著《道德经》的做法。但是,孔子的弟子有很多人。私塾蒙学习字粉板上说:“上古大人,孔氏乙己,化及三千,七十二时,佳哉作仁,可知礼也。”三千徒弟子,七十二贤人。问话、答语、记录,都是由不同的人进行的,必须表明是谁发问的,问什么话,哪一句是孔子的答语等等,所以就必须时刻记上如:“子路问仁。子曰”等等。这是由于孔子的弟子由不同的人发问,不同的人作记录,所以才这样做的。虽然同样是“述而不作”,但是,孔子之《论语》和老子之《道德经》,在形式上略有不同。

老祖老子所著的首部《道德经》,保存在周守藏室内,后任的历代老子都加以研读和背记。所以,老耳老子在周至关为周襄王大夫关令尹“刀削剑刻”的著成第二部《道德经》,只是照抄老祖老子“述而不作”所著成的首部《道德经》。虽然加上老耳老子本人经历所概括成的很少一部分之内容。但其本质未变,形式相同,还是语录格言形式。

5、《道德经》不是老聃老子所作

现在,一般人都认为老子就是老聃,并且认为《道德经》是老聃老子所作。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道德经》不是老聃老子所作。

(1)老祖老子的反礼。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他的前半生是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老彭的为人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第七》说:“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窍比于我老彭”。即:老彭信守古训,爱好古制。古代治事的制度是什么呢?是遵循自然规律。用《道德经》的话说,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自然规律。舜、禹之前是用道治,舜、禹之时是用德治。《尚书•大禹谟》记载禹对舜说:“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商汤之时则是从德政到仁政。什么是仁?为什么要行仁政呢?仁的对象是人,仁的含义是爱,是亲。《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说文•人部》说:“仁,亲也”。《论语•学而》说:“泛爱众,而亲人”。仁是古代善政的标准。《论语•子路》说:“如有王者,必进而后仁”。《孟子•公孙丑上》说:“以德行仁政者王”。《滕文公上》说:“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要得人心,必行仁政。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汤时久旱,故汤求雨爱民,是为仁政。商朝前期多干旱,而后期则多水涝。因而商朝都城经常迁徙。商王盘庚在奄地之时,对奄人极为爱护,所行之政事均对奄人有利。所以,奄人对商王也就始终很忠心,有义气。为什么奄人对商王这样的忠心讲义气呢?主要是自盘庚开始,商王对奄人实行义政,有利于奄人之故。什么是义,就是利人,行事之宜。《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韩愈《源道》说:“行而宜之谓之义”。义也就是利人。《墨子•经上》说:“义,利也”。《孝经》唐明皇《注》说:“利物为义”。由于殷王利奄,所以奄人忠心保商。正如《孟子•台子上》所说的:“舍生而取义者也”。其原因就在于商王盘庚的利奄政策,实行了义治和义政。

上面所述,道、德、仁、义四个方面,道与德是相关连系的,仁与义是相关连系的。道为德之本,德为道之舍;仁为义之行,义为仁之实。道德仁义互相关连。道学家认为道德仁义自然本性,理学家认为仁义礼智是天命之性。这些道治、德治、仁治、义治都是古制。

治国要以古为鉴,叫做“师古”。《尚书•说命下》记载傅说对商王说:“王,人求多闻,时维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意即:建立功业要师法古训。不师古训要永存于世,傅说不曾听说过。末代彭祖老彭祖简称老彭者,他是大彭国君,并且是商朝时候的守藏史官,从小接受的就是“师古”的教育,以古为准则,这是他不变的信念。即治国要施行道、德、仁、义之治。可是,后来他又进入周朝为柱下史,成为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周朝时候的治国方略是什么呢?是礼治。周武王灭商之后,杀商纣王帝辛,立其子武庚为殷君,以续殷祀。《尚书•洪范》说:“武王胜殷,杀受(商纣王),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武王死后,成王立,殷君武庚联合东方淮夷谋反,周公扶保成王派兵平定了武庚之乱。《尚书•周官》说:“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还归在丰”。周公平定武庚之乱以后,思考如何治理国家,认为道德仁义之大道已经隐没,一切为己之私心已经盛行,在此情况下,要想治理得当,必须用礼来定亲疏,明是非,别异同,决嫌疑。上下有序,品位等级。叫做:“齐之以礼”。《论语•为政》:“齐之以礼”。朱熹《注》说:“礼,谓制度品级”。《礼记•曲礼上》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辨是非也”。又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官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名子其子,货力为私,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必需要“以礼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即:“以礼治国”。有鉴于此,所以周公制礼,作为社会之规范,道德之规范,用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品位等级。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民等安于名位,遵守礼治,不得潜越,以统治人民。即:礼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也是统治平民百姓的约束工具。

道治、德治、仁治、义治,都是遵从自然规律,对人民宽容、爱护。即:相亲,相爱。而礼治则是定出许多准则,要人民遵守,照办。即:约束,管制。末代彭祖老彭,也就是头代老子老祖老子,他从小受的教育是道治、德治、仁治、义治。进到周朝以后,周公要他遵守礼治。老祖老子认为礼治不好。因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同时存在的。如有约束,即有反抗,人就产生逆反心理,从而走向反面,导致动乱。即:礼治是动乱的根源。所以,头代老子老祖老子就在首部《道德经》中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老祖老子根据他的先世祖先历代彭祖所经历而得出的家传世授的语录格言,以及他自己在周朝所经历的礼治之本质是约束人民,约束得越严,反抗得越厉害,从而使人民对政府失去忠信,导致动乱。所以老祖老子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一点就从老祖老子的后代老耳老子的经历中得到证实。老耳老子伯阳甫,他是周幽王至周襄王时代的史官。周幽王失国之后,周平王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春秋之时,《史记•周本纪》说:“平王之时,政不由王出,而是由方伯出”。方伯即诸侯。既然政不由王出,则就是诸侯无忠信。因而导致诸侯争斗,造成动乱。所以,老耳老子在他所著的《道德经》中,也是继承老祖老子原来的说法“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

(2)老聃老子的遵礼。老耳老子之后,老聃老子继任周守藏室之史,因为老聃老子不是老耳老子的直系后代,没有接触过老祖老子和老耳老子的反礼思想,而是认为礼是治乱的根本,全面的遵礼重礼。并将他的遵礼重礼思想传授给了向他问礼的孔丘孔子。孔子全面接受了老聃老子的遵礼思想,再进一步传授给他自己的弟子。因而形成孔子儒家遵礼学派,认为礼是治国治乱的根本。《礼记•经解》说:“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荀子•修身篇》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并且认为礼是防止动乱的根本,叫做礼防。《礼记•经解》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坊是堤坝)止水之所由来也”。礼治是孔子儒家的政治思想。从对礼的认识上来说,周公制礼,老祖老子和老耳老子是反礼,老聃老子和孔丘孔子是倡礼。可是,事实与孔子倡礼的愿望相反。从周公制礼之后,先是周厉王的不信于民,周幽王的失信于民,导致春秋时候的“政不由王出,而是由方伯出”。争权夺利,形成动乱。经过孔子倡礼之后,非但没有能够防止动乱,周朝反而进入到战国时候了,动乱更甚。战国时候各诸侯国之间这样厉害的互相争战,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西汉之时,董仲舒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儒术就是礼治,遵礼,重礼。自孔子提倡礼治开始,要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统治者,都安于名位,遵守礼制,不得潜越,以便于巩固统治阶级内部而更有效的统治人民百姓。结果是造成东汉末期时的三国鼎立,互相争战。这些战国互斗,三国鼎立之事例,都是因为缺少仁爱义行之结果。可见,老祖老子和老耳老子的反礼思想是正确的,老聃老子和孔丘孔子的遵礼思想是错误的。根据《道德经》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而老聃老子遵礼、重礼,知《道德经》决不可能是老聃老子所作。

八、老耳老子的而去

《史记•老子列传》说:“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说是不晓得他到哪里去了。可是我国古代却有人说他是到天竺国化胡去了,因而引起后人的许多的争论。至于老耳老子是否真的去了天竺国,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它。但是《道德经》说:“道冲而用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二者之间曰冲,也就是中的意思。“道冲而用之”这个道就是“中用之道”,简称“中道”。“中道”是我国哲学的传统思想,在时间顺序及发展历程上,老子创中道,释迦悟中道,孔子倡中道。孔子从学于老聃老子,释迦是否也受到过老耳老子的思想影响呢?或许有此可能。否则,为什么会如此的巧合呢?

九、老耳老子的享寿

老子是彭祖的后代,彭祖是我国长寿人物的典型代表,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老子应该也具有长寿的遗传因子。老耳老子在周幽王二年之时,《史记》称他为伯阳甫,这是“且字”。根据立字规则,假定老耳老子此时为二十岁,他应该是生于周宣王二十八年的公元前800年,至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他去周至关著书之时,他至少活了168岁。另一方面,周幽王三年,《史记》又称他为周太史伯阳,这是“正字”。根据立字规则,假定老耳老子此时为五十岁,则他应该是生于西周共和行政十三年(公元前829年),至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他去周至关著书之时,已经过去了197年。而此时老耳老子还只是“而去”,并不是“仙逝”。则老耳老子也有可能活了二百余岁。他这样的高寿,一方面是和他家族的遗传因子有关。另一方面也和他个人的养生锻炼有关。所以,《史记•老子列传》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其寿也”。

十、结论

老耳老子姓老名耳字伯阳,人称伯阳甫,陈国相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其后代姓李,我国的李姓,因老耳老子而有,与理徵和利贞无关。老耳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周至关。为周至关的关令尹周襄王大夫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作者张立鸿系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中华文明其实就是印度文明

一、甲骨文来自印度:甲骨文承传于古代克里特岛上的线形文字A,而线形文字A是经印度传入中国的,详情可见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6603365《甲骨文来自于米诺斯帝国的线形文字A》。

二、有考古证据的商朝文明是来自印度:目前在河南的偃师市、郑州市、安阳市都发现了城市规模的遗址,在信阳市、温县、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还发现大量商朝文化遗存。这些遗址中都有雅利安人的遗骨,商是由来自印度雅利安人建立的。另外从后来发现的三星堆文明程度越超中原文明,这也说明了中花文明是由印度扩散来的。
三、易经等远古文献其实是古梵文、古巴利文:由于后人不认识古梵文、古巴利文以为易经是什么卦,季羡林等国学大师只研究古印度文明,更说明研究古印度文明就是研究古中华文明。
四、中国古代制造技术、工艺来自印度:国学大师季羡林用一生精力写的《中华蔗糖史》说明不仅仅制糖技术来自印度,造纸、纺织等技术其实也是来自印度。
五、中国古代宗教来自印度:佛教来自印度,中国寺庙中拜的是印度偶像。
六、中国古代建筑来自印度:从寺庙到其它建筑全是来自印度。
七、现代所谓中华文明圈其实是印度文明圈:日本、朝鲜寺庙中拜的是印度偶像;新加波其实是用英语做为国语的,而印度现代的国语是英语,新加波人其实认同的是印度。

八、十二属相其实是印度的十二属相:印度的十二属相来自十二星座,传入咱这叫十二属相。

九、中国古代体育来自印度:中国古代唯一算得上的体育是武操,武操一开始是印度和尚锻炼身体的体操,但国人经拜印度偶像的少林寺等和尚忽悠成了武术,变成打人的技术。

十、中医、中药来自印度传入的《海药本草》:本草纲目就是抄自《海药本草》,古中医家华佗其实是印度高医,陈寅恪等早就指出华佗、曹冲成像等故事就是印度故事。

十一、造纸、刻版印刷也是来自印度:印度人为了给古代中国传输拜印度偶像的佛教,用时传入了印刷拜印度偶像的经书的造纸、刻版印刷技术。

十二、全世界都认为藏汉语系属于印欧语系,其实藏汉语系就是印度语系支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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