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试论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对朝政策
——以劝导朝美立约为中心
刘 晓 敏
“以夷制夷”，又称“以夷伐夷”或“以夷攻夷”，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在处理与外族关系时采用的一种策略。进入到近代以后，西方列强依靠炮舰政策打开了中国大门，严重地冲击着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而很多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依然闭目塞听、妄自尊大，并将此时的列强跟历史上落后的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依然称之为“夷狄”。然而，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以后，清政府对列强的凶狠残暴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封建统治阶级中普遍存在着消极抵抗情绪。而此时清朝的藩属国朝鲜正面临被列强侵略的危机，为解燃眉之急，一批晚清官员主张将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结合近代均势理论加以引申，提出了具有一定近代意义的“以夷制夷”策略。这一政策最积极的倡导者就是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同时，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他还将其运用到处理朝鲜问题的具体实践当中，例如：1882年《朝美通商修好条约》（下简称为《朝美条约》）的签订就是李鸿章在朝鲜半岛推行“以夷制夷”策略的首次尝试。针对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对朝政策，学术界褒贬比不一、分歧很大。笔者认为，对李鸿章“以夷制夷”策的评价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应当综合分析李鸿章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阶级属性、个人阅历和知识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研究，方能得出较为客观、公允的结论。
一、李鸿章“以夷制夷”思想的发端
1、“以夷制夷”策“复出”的时代背景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一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使他们迫切地寻找更为广阔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强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他们掀起了新一轮的殖民竞争。由于当时美洲、非洲已经基本被分割完毕，因而列强争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朝鲜。另外，在工业革命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的发展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从而被后起的美、德所赶超。在经济实力上占有优势的美、德不断向英、法挑战，提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重新洗牌的要求。同时，列强侵略阵营中又增加了沙俄、日本两大侵略成员，他们也渴求在世界资本主义侵略狂潮席卷世界的过程中获得利益。实际上，西方列强的侵略阵营中也是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列强间激烈的殖民竞争大大加深了被侵略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化、半殖民化程度。可以说，近代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将沉重的苦难加诸到了被侵略民族和人民的身上。
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发迹史正是东方传统封建帝国的衰落史。正当西方国家探索新航路、进行宗教改革、发起资产阶级革命为发展资本主义扫除障碍的时候，东亚的大清帝国正在想方设法地采取种种手段加强封建专制，遏制江南等少数地方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时至大清帝国的乾隆年间，封建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表面看来，封建统治秩序井井有条，但这并不能改变此时的封建制度已经丧失活力、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宿命。从乾隆后期开始，大清帝国的国力便日渐衰落，加之，康雍乾三代之后的帝王缺乏前人的文治武功，致使朝政日益荒废，封建营垒中潜伏的各种危机纷纷呈现。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与东方传统封建体制的首次交锋。面对强悍的列强军队，清政府的绿营和八旗军队很快败下阵来，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的首次冲锋就显示了其势不可挡的锐气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形态的强大的活力。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严重激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为加诸于中国人民身上的两座大山，不堪重负的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和各种反抗斗争，约有110次之多。1851年1月11日，规模空前、震撼中外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正式爆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历时14载，席卷18个省，攻克600多座城市，沉重地打击了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可以说，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如何挽救危机，守护国家的根基就成为封建官僚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李鸿章就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剧烈震荡的时代。社会形势的巨大变迁迫使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封建官僚不得不转变思维，重新审视传统的治国方略，这就为李鸿章等人的内政外交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2、李鸿章的对外思想和朝鲜政策
李鸿章的对外思想实际上代表了晚清社会里一批较为开明的地主阶层在近代社会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时局观和对外观，而此后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正是以此为基调引申和发展来的。
在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随着列强与清政府的频繁接触，双方在相互认识上都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一方面，列强领教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他们逐渐意识到：要征服这样一个富于反抗精神和革命传统的民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他们改变了最初的依靠武力的侵略方式，宁愿保存和扶持那个对它屈服了的清政府，通过这个政府来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清朝统治者对西方列强的态度也由疑忌转变为依赖。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列强已经占领的北京，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但在清政府答应与其立约之后便撤退了军队，因此，很多清政府官员误认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只是为了缔约通商而并不想灭亡中国，只要清政府能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游戏法则与其交涉是有可能对其进行笼络的。加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列强不仅没有趁“乱军”起义之机颠覆清王朝的统治，反而在南方各省出现了列强军队帮助镇压农民军的现象，这更使晚清官员确信列强侵略中国的意图并非是灭亡中国。对此，李鸿章所见略同，他指出：“洋人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也”，[1]所以，他建议今后定要“联外援而敦永好”。[2]
可以说，李鸿章对外思想观念的形成跟其从政经历有紧密的联系。李鸿章早年曾参加过与列强联合剿灭农民军的活动。在长期与列强接触的过程中，李鸿章获得了许多对西方的感性认识，也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日后对外观念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期间，由于中央掌控的八旗和绿营军队基本丧失了战斗力，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和列强军队进行联合剿灭。以此为契机，晚清统治阶层得以大换血，昔日不受重视的地方势力和汉族地主阶层逐渐被启用，李鸿章亦是借此时机得以平步青云的，被委任为直隶总督，不久，更兼北洋大臣，晚清很多外交活动都是经李鸿章之手完成的。李鸿章为官生涯的巅峰时期适逢“朝鲜问题”日渐突出之际，李鸿章通过对国际局势，晚清国力和朝鲜国内情况进行综合性审视之后，提出了“以夷制夷”的对朝政策，具体而言，通过介绍对领土要求较小的美国首先与朝鲜缔结通商修好条约，致使其后要求与朝鲜交往的西方国家以此为蓝本与朝鲜缔结同样性质的条约，以确保西方列强在朝鲜半岛形成均势局面，目的是防止日俄独霸朝鲜，巩固和加强中朝宗藩关系。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实际上一种新旧杂糅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反映了李鸿章处在晚清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之下，作为一名封建官僚，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理念为基础，吸收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而形成的具有一定近代意义的外交思想，其思想内涵中具有如下几个典型的特点：
第一，李鸿章思想观念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能正视现实。李鸿章指出中国正面临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3]而带来中国社会巨大影响的西方列强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4]李鸿章的时局观和由此而产生的忧患意识是李鸿章政治主张的出发点和提出各项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第二，李鸿章主张对列强进行笼络，保持中外“和局”。针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以及清政府传统的驭夷之道破产，李鸿章主张“外修和好，内图富强”[5]。这就是晚清时人津津乐道的“和戎外交”。李鸿章维持中外“和局”的外交活动无疑是当时清政府的既定方针。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皆认为列强是“可以信义笼络的”。李鸿章着重强调与列强维持“和局”的前提就是“惟有谨守约章”，并将其视为中外交涉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显示了李鸿章对近代条约制度的法律效力已经有了朦胧的认识。西方强行赋予中国的条约制度无疑是西方近代外交体系中的内容，李鸿章对此的重视反应出他在当时已经接触了一些近代国际外交知识。
第三，近代国际外交理论知识的朦胧认识。近代以来，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状态逐渐被打破，被强行拖入了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体系。在西方，随着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逐渐形成了近代国家的主权观念和以国家主权为基础的近代国家关系。1648年，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不仅标志着一个实际的国际社会的存在，而且标志着近代国际法的产生。但是，在近代国家舞台上，完全拥有主权和能进行平等外交的，只有资本主义列强，而对于被强权瓜分的国家，传统的国际法主权被严重践踏，因而被排除在正常的近代国际体系之外。
当李鸿章接触外交工作时，中国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存在，中西间的不平等地位已经形成，而清政府对国际外交尚处在启蒙的状态。他通过与洋人接触，深感学习西方，包括学习西方外交的重要，因而，通过日积月累掌握了一些近代国际外交方面的知识。通过学习，他已经认识到以往与西方签订了一些条约中，有些规定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并对鸦片战后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原因进行了反思。正因为如此，李鸿章主持外交以后对清政府的外交工作提出了一些改进的措施，并且，在一定情况之下，试图通过外交斗争维护国家主权。
可见，李鸿章以封建官僚的身份出任外交，对近代国际外交理论知识有了一些了解，但总体来说，其近代国家主权观念和国际法知识还是不完善的，其外交思想也只能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外交思想范畴。“以夷制夷”策略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李鸿章主持外交以后，在处理国际纠纷的过程中都曾多次运用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方略，并取得了一些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李鸿章过分迷信于“以夷制夷”策的效力。
二、李鸿章“以夷制夷”对朝政策的推行
19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可以说，在各藩属国当中，清政府最为重视的就是朝鲜，若朝鲜有失，不仅大清龙兴之地东北屏障尽失，而且京师还会遭到来自于海陆两方面的夹击。当时的清王朝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国力消耗殆尽，整个国家积贫积弱，正是内忧不休，外患迭起。同时，为了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和应付连续边疆危机，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日渐捉襟见肘，再也无力在朝鲜问题上应付一场战事。因此，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主张转而采用外交手段来应付朝鲜半岛出现的紧张局面，以此为契机，“以夷制夷”的策略被用于处理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中。
1、“朝鲜问题”日渐突出
朝鲜地处东亚一隅，“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东亚的初期，朝鲜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家。它除和中国存有宗藩关系，和日本、琉球保有交邻通信关系外，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处于隔绝状态”。[6]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当时亚洲最强大的大清帝国一败涂地，中国的壁垒被攻破，朝鲜便完全暴露在西方列强面前。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东北亚国际形势对朝鲜的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首先，法国为传教、美国为通商先后到朝鲜叩关。另外，沙俄通过1856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共从中国割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后果是，沙俄将边界线延伸到朝鲜的图们江口。侵略成性的沙俄成为其朝鲜的近邻预示着此后的朝鲜边界将难以安宁了。
对朝鲜而言，最为危险的侵略因素来自于一水之隔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抛出了旨在称霸亚洲的“大陆政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就是征服朝鲜。为此，日本政府密切注意着朝鲜的国内形势。
1873年，朝鲜宫廷哗变，高宗宣布亲政，实权由原来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手里转到王后闵氏后党集团的控制下。注视到朝鲜国内出现的突然变故，日本决定趁朝鲜政局不稳之时发动对朝鲜的侵略。1875年6月20日，日本军舰“云扬号”侵入朝鲜沿海，并烧毁了沿海地区的朝鲜守军炮台，制造了江华岛事件。1876年，朝日之间签定了《江华条约》。日本还特意在条约的第一条写上了“朝鲜为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同等之权”，意在割断历史上形成的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为日后进一步独霸朝鲜打下基础。
《江华岛条约》标志着朝鲜开始被迫开国。条约的签订改变了中朝日三国之间的传统关系格局。日本通过条约向朝鲜倾销商品，垄断朝鲜的对外贸易，在朝鲜政府中培植亲日派，进而企图控制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并排挤中国在朝鲜的势力。
可以说，日本作为东亚唯一一个摆脱殖民危机的国家，不仅没有成为东亚各国民主独立运动的领军者，反而在其强大后不久就迅速加入到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阵营中，日后，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日本逐步发展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最危险的因素。
2、李鸿章对朝鲜立约通商的劝导
“以夷制夷”对朝策略的最初是由清廷办理台湾事务钦差大臣沈保桢在日本发动侵台战争的过程中提出的。他致函总理衙门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据洋将日意格云：日本尚有五千并在长崎，台湾退兵后将从事高丽。法、美与高丽前隙未解，必以兵船助之，高丽不足以敌三国。若中国能令高丽与法、美立约通商，则日本势孤不敢动兵，高丽人民得以保全。即使日本妄动，高丽力亦足矣。”可见，当时清政府当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已经对朝鲜的安全以及中朝之间的传统关系造成威胁和挑战。
但当时，鉴于李鸿章受到1870年日本派使臣来华主动要求缔结友好条约的迷惑，误以为日本暂时对清王朝还构不成威胁，反而认为当时对其威胁最大的是沙俄，因此，李鸿章遂起了“联日制俄”之心。为此，李鸿章对日本是极力地加以笼络，不愿轻易触动日本。当李鸿章接到沈葆桢的函电的时候，并未对其建议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同年7月7日，李鸿章复函沈保桢：“高丽国小而全，熏赫不懂，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东洋平秀吉昔以全力伐之，师老财殚而退，兹故惮于发难。若得志于台，保不纵情再往。惟高丽地势险、人心齐，即三国之力未必能操全胜。况美无远略，法多内患，实不暇此。”但是，总理衙门的看法与李不同。7月13日，总理事务衙门上奏同治帝：“查日本觊觎朝鲜，匪伊朝夕。外国新闻纸屡言之，且亦非独日本也。此次日意格所言未必无因。若日本果然逞志朝鲜，兼有法、美相助，势难漠视。至与法美立约通商之说，从前各国屡有此意，历经臣衙门婉转阻止。今既有所闻，谊应从实告之。”该上奏立即被批准。清廷发布上谕，令礼部将此意咨朝鲜。然而，朝鲜政府拒绝接受此建议。清廷首次提出的“以夷制夷”建议，无果而终。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令晚清朝野震惊的大事，就是“江华岛事件”。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奕等官员鉴于中朝传统的礼制未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加以干涉，酿成了朝鲜被迫对日开放以及日本势力在朝鲜急剧膨胀的恶果。这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1879年总理衙门大臣丁汝昌建议朝鲜应与各国订约,以牵制日本，因为“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将来两国启衅，有约之国皆得起而议其非，日本不敢无所忌惮”。[7]当时朝鲜频频发生拘禁法国传教士事件，引起法国公使向总理衙门喋喋不休的交涉，同时，英国为防止俄国南下，也企图挤进朝鲜。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频频给总理衙门施加影响，声称：“朝鲜若不与各国交通，必为琉球之续。”[8]受到这两个因素的促动，总理衙门感到朝鲜对西方开放问题，已是大势所趋，于是请饬李鸿章设法将丁日昌的意见转致朝鲜。
同年8月李鸿章遂致书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建议他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以牵制日本。他写到：“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李鸿章还提到不久前俄土战争中英国的有效干预挽救了土耳其的命运以及比利时、丹麦等弱小国家受到国际公法的保护而维持了国家的独立。否则,“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9]。李鸿章的这封信,表明“以夷制夷”已正式成为清朝政府的官方政策，并被介绍给中国的藩属——朝鲜。1880夏，朝鲜修信使金弘集访问东京，中国驻日使节何如璋和黄遵宪与他会晤，希望朝鲜采取“以夷制夷”政策，与西方列强签定条约，以便在朝鲜创立均势，避免日本或俄国独占朝鲜。黄遵宪还为金氏撰写了《朝鲜策略》一文，提出如果朝鲜与美国订约，英、德、法、意将亦步其后尘；那时俄国即使攻击朝鲜，由于其他西方大国不会允许，它的野心将无法实现。在李鸿章等清政府官员的推动之下，朝鲜国王高宗最后决定推行“决意外交”，接受与列强缔约通商的建议。1882年5月22日,在李鸿章的调护之下，朝鲜与美国签定了《朝美通商条约》。
李鸿章认为，与美国立约是朝鲜与西方的首例，若不在此条约中挑明中朝宗藩关系，“将来各国效尤，久之将不知朝鲜为我属土，后患甚长”[10]。经过中、朝、美三方议定，“由朝鲜国王另备照会，于未经立约之前先行声明”[11]。
朝美签约的同时，朝鲜以 国王名义提交一件照会，其文为：“大朝鲜国君主为照会事。窃照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打朝鲜国君主自主。今大朝鲜国、大美国彼此立约，俱属平等相待，大朝鲜国君主明允将约内各款须按自主公例认真照办。至大朝鲜国为中国属邦，其分内一切应行各节，均与大美国毫无干涉。除派员议立条约外，相应备文照会。”[12]所署时间为光绪八年三月二十八即公历1882年5月15日，看上去似乎早于条约签字七天。
不久,英、德、意、俄、法等也援例,与朝鲜签定了类似的条约。
《朝美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朝鲜正式向西方国家开放，各国势力纷纷涌入，为了在朝鲜半岛获得优势地位，各国在朝鲜半岛展开了激烈的殖民竞争，结果大大加深了朝鲜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三、李鸿章“以夷制夷”对朝政策的再认识
李鸿章以介绍西方各国与朝鲜订约的方式推行的“以夷制夷”对朝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尚不失为明智之举。对朝鲜来说，它避免了日后因西方列强强行与之通商可能引起的武装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苛刻条件。朝美条约尽管是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它相对来说条件不那么苛刻，所以被大多数西方国家抨击为是“草率的条约”。正因为如此，以其为蓝本的朝英、朝德条约才未能得到英、德两国政府的批准。另外，中国通过介绍西方国家与朝鲜订约，对朝宗主权有所加强。英国历史学者季南写道：“有人曾认为，薛菲尔挫败了李鸿章要他明白承认中国有宗主权的要求，可是单凭他在天津进行谈判这件事，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这一点。”[13]西方列强口头上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但是一切定约事宜均由中国主持，签字时又由中国派员监视，各国均接收了朝鲜声明为中国属邦的照会未予退回，条约后使用中国纪年，都说明了这些国家在事实上承认了朝鲜为中国属邦。
表面上看，李鸿章通过主持《朝美条约》签约达到了遏制日俄，巩固中朝宗藩关系的目的，但是，由于将列强势力引入到朝鲜半岛却导致了自身在朝鲜的势力受到排挤，最终在甲午战争以后正式退出朝鲜半岛。
造成上述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思想认识方面，在于李鸿章不能审时度势。中国是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侵华列强虽相互争夺而由矛盾，但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以致各国协以谋我。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前的数十年，他们都不愿打破均势，慎于改变在远东的利益分配现状。
西方各国的职业外交官和驻华使节老练而狡狯，他们洞悉清政府的情况，察知李鸿章举动的意向，不仅不会为李鸿章所用，有时还会将他玩于股掌之中。
李鸿章的“以夷制夷”策略之所以不能达到他预想的目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思想上存在的致命弱点，即严重的依赖性。可以说，“以夷制夷”策略的理论本质具有很大的合理性，在世界外交史上，包括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都采用过这一策略，并取得了成功，它符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但这一策略的实施是在积极正确的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着眼于依靠自己的力量，牢固地掌握外交自主权，才能灵活运用，进退自如。否则，只能被敌人和他人所轻视，而给他们可乘之机。正因为清政府缺乏雄厚国家实力作为支撑，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往往以国家主权和利益做交易。当然，如果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得较大的利益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但事实上却是，李鸿章往往投其所好，而收到的却是恶果，导致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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